貝恩公司、奧巴馬及就業
保羅•克魯格曼|ringohan翻譯
美國從經濟衰退中的復蘇速度太慢，看上去根本不像經濟復蘇的樣子，尤其在就業方面。因此，在一個比較理想的世界上，奧巴馬總統會面臨一個對其就業政策提出嚴重批評并提出認真替代方案的挑戰者。
然而，幾乎可以肯定地是，他面對的是米特•羅姆尼。
羅姆尼先生宣稱奧巴馬先生一直就是位破壞就業的人，而他自己則是一位創造就業的商人。譬如，他對福克斯新聞講：“這是一位自胡佛以來任期間內失業最多的總統。他失去了總統位子，就有200萬人就業。”他接著吹噓自己在擔任私人投資貝恩（Bain）公司期間的風光，“我對自己以前的生活感到非常高興；我們幫助創造了超過10萬個新的工作崗位。”
但是，他有關奧巴馬記錄的論點落在誠實不誠實的交界上，而有關自己過去記錄的言辭則遠遠超過誠實的界限。
我們先說說奧巴馬的記錄。沒錯，現在美國失業人數比奧巴馬上任時多了190萬人。然而，總統繼承的是一個自由下滑的經濟，他不應對在任頭幾個月里的失業負責，那時他自己的政策還沒有產生效果。那么，奧巴馬的失業增加有多少是在2009年上半年發生的？
答案是，超過了整個數字。從2009年元月到2009年6月，美國經濟損失了310萬個工作崗位，此后又恢復了120萬個。盡管這個數字還不足，當根本不是羅姆尼先生描述的就業損失情況。
順便要說的是，前一屆政府宣稱的就業增長根本不是從總統就職之日算起，而是從2003年8月算起，當時布什時代的就業下降到最低點。按照這個標準，奧巴馬先生可以說自從2010年2月份起，他已經創造了250萬個工作崗位。
所以，羅姆尼先生有關奧巴馬就業記錄的言論根本上是虛假的，但這些觀點卻具有深刻的誤導作用。不過，真正有趣的是我們看看羅姆尼有關自己的說法。創造10萬個工作崗位從何說起？
好了，《華盛頓郵報》的格林尼·凱賽爾從羅姆尼競選組織得到答案。那是羅姆尼先生“幫助創立或促進發展”的3家公司里工作崗位增加之和， 這3家公司分別是：Staples，體育威力（The Sports Authority）和Domino’s公司。
凱賽爾先生立刻指出這種算法存在的兩個問題。數字依據的是“當前的就業人數而非羅姆尼在貝恩公司工作那段時間的人數，”而且“沒有包括因貝因資本投資公司參與而引起的其它公司的就業崗位損失。”這兩個問題中任一個都會讓他們的說法成為一派胡言。
在使用現在就業數據方面，我們可以看看Staples公司，從1999年羅姆尼先生離開貝恩公司到現在，這家公司擁有的店數已經翻了一番多。難道能把過去12年來這家公司所有的好事都歸功于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羅姆尼先生離開商界很長時間后，該公司將重點從價格轉移到客戶服務（其口號是“那好辦”），難道這種成功轉型也歸功于羅姆尼先生？
然后，我們稍微說說這種只看貝恩公司相關公司增加就業崗位，不看那些減少就業或者破產的企業的觀點。嗨，如果只算加法不算減法，那么在老虎機玩上一天，所有人都發了！
不管怎么說，觀察一個公司用工量的變化，依此來衡量整個美國創造就業的情況是絲毫沒有道理的。
例如，假設你的辦公用品連鎖商店市場份額增加，而對手的份額卻減少了。你用的工人多了，你的對手用的少了。那么對于整個美國就業總體有什么影響？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比你的公司增加的人數要少得多。
更好的設想是，你擴大自己的實力，部分并不是靠打敗競爭對手，而是將他們收購過去。這樣他們的員工就成了你的員工。創造就業了嗎？
問題的關鍵是，如果羅姆尼先生誠實地使用這些數字，他宣稱的所謂創造就業者的說法就是胡說八道，然而他在說這些數字時并不誠實。
這里，有些讀者可能會問，難道說羅姆尼先生破壞了就業不同樣是錯誤的嗎？是的，這樣說也是錯誤的。對羅姆尼先生及其同事應該真正抱怨的并不是他們破壞了就業崗位，但是他們的確破壞了好的工作崗位。
貝因公司重組的公司規模縮小，或者就像經常發生的事情完全一樣，出現破產之后，塵埃落定，美國總的就業狀況也許跟本來在任何情況下的就業狀況沒有兩樣。但是與更換的工作崗位比，失去的工作崗位拿得薪金高，而且福利好。羅姆尼先生跟他這樣的人沒有破壞工作崗位，但是他們的確使自己發了財，而對消滅美國中產階級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當然現實是，所有這些關于創造就業的商人與破壞就業的民主黨人喋喋不休的廢話與誤導就是為了掩蓋。
歐羅巴神話
2012-01-09 01:51:251678瀏覽 ｜ 11評論
歐元危機其實無關貨幣，因為它根本是一個歐洲人捏造出來的謊言。
《外交政策》
BY GARETH HARDING | JAN/FEB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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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的最初幾年，看起來更象歐洲時刻。啟迪大西洋兩岸的政策專家們，興奮的關注著這個出現在全球舞臺上魅力四射的新生兒。在2004年的某一期《外交政策》雜志上，帕拉格.漢納將“時尚”的歐盟描繪為一個“超級強大的花樣美男”，而被這位荷爾蒙充沛的新貴輕松超越的美國，則更像是一個全球外交舞臺上的鄉巴佬。一年后，經濟學家杰里米.里夫金用了整整一本書（《歐洲夢：歐洲幻影怎樣在未來侵蝕美國夢》）的篇幅來贊揚他，而在此之前，《華盛頓郵報》記者T.R.里德還有一本不怎么暢銷的作品，《歐洲的美利堅：新興的超級大國和美國霸權的終結》。此后的2005年，外交政策專家馬克.雷納德專門著書解釋了《為什么是歐洲而不是美國將會主宰21世紀》。
令人驚奇的是，當專家們的話語言猶在耳時，隨著歐元瀕于崩潰，歐洲夢已經變成了許多人的夢魘，締造它的那個同盟也陷入了多重危機的打擊之中，可能即便不是數十年，也需要數年時間來化解。
首先，這是一場經濟災難。同美國一樣，歐洲正在經歷著自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失業率高企（在歡歌熱舞的西班牙，失業率已經超過20%）的同時增長幾乎消失，銀行業正在崩潰，債臺高筑的政府則幾乎彈盡糧絕。英國、希臘、愛爾蘭、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國內的整整一代人，可能都會面對艱苦的未來。
其次，在表面的經濟危機之外，歐盟面對的是最深刻的政治危機。締造共同貨幣，這個最野心勃勃的計劃如今有破滅的危險。作為另外一個歐盟締結的基石，人們自由遷徙的原則也正在變化，一些國家開始重新管制邊境。有遠見的領導人難得一見，在心懷不滿的選民推動下，政策正在轉向反對移民的民粹主義。在去年九月份的一次年度演講中，歐盟委員會主席約瑟.曼努埃爾.巴羅佐承認，“我們正在面臨這個同盟歷史上最大的挑戰”。一個月后，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形容，歐元的威脅是歐洲“自二戰以來的最大危機”。在二十年的布魯塞爾經歷中，我第一次感到，歐洲同盟的破裂將不再是科幻小說的情節，而是有著極為現實的可能。
歐洲同盟的根基建立在這樣一個神話之上，即我們都是有著共同命運的人民，一個“永遠親密的同盟”，此話出自1957年，曾締造了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羅馬條約》。但我們現在發現，地區與國家之間的差異如今并沒有因此得到緩解，而在各個歐洲國家之間，彼此的思想與行動仍然極為不同。在對政府作用的看法上，英國人與法國人完全不同。對于法律的定義，希臘人或拉丁人，又完全不同于丹麥或者瑞典人。在如何看待俄國人這個問題上，拉丁人與德國人相去甚遠。而愛爾蘭人的稅收，在丹麥和比利時人看來，則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團結的缺乏，是位于這個大洲的經濟和政治弊病之下的，最為深刻的第三個危機。關于歐盟在世界上的立場，關于是什么把它的人民聯系到一起，關于它從何處來，到哪里去，對于這些問題，絕大多數歐洲人知之甚少。在歐洲聯合超過六十年之后，雖然擁有超過二十萬頁法案，并締結了大量條約（目前仍在增加），但我們只是成功的建立了一個歐洲聯盟，而不是歐洲本身。
“的確如此，但歐洲本身指什么？”
對于學生提出的這個問題，我認為并不難回答。畢竟，我出生在威爾士，最近二十五年一直在歐洲大陸生活，從奧斯陸、布拉格，到布魯塞爾。除了馬耳他之外，我曾到歐盟的每個國家旅行。我會說幾種歐洲語言，并在大學研究歐洲歷史和政治。我曾為歐洲委員會和歐洲議會工作。我最好的朋友分別是荷蘭人、德國人、斯洛伐克人和瑞典人。我的伴侶是法國人，孩子可以說英法兩種語言。與最近幾任美國總統不同，我能分得清斯洛文尼亞和斯洛伐克。如果說，有一個人算得上歐洲人，或者至少了解歐洲的組成，我應該算一個。
然而我發現，一旦要回答這個問題時，我卻突然無話可說。我可以胡扯一些有關歐洲價值觀的段子，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諸如此類，但這些連我自己都無法說服，更別說讓我的學生們相信了。
“歐洲的基本價值觀是神圣的”，2004年，時任荷蘭首相的簡.彼得.巴爾科內德表示。然而，當談到如何實際定義這些價值觀時，他卻含糊其辭，并承認“這個問題已經討論了至少1200年，但我們仍然不得要領”。這就是問題所在：價值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正是它們把國家和人民聯系到一起。也正是它們，定一個一個社會應該贊成什么，反對什么。
在憲法的權利法案中，簡單明了的定義了美國的價值觀，而憲法是每個美國學齡少年必修的課程，也是一些議員隨身攜帶的讀物。另一方面，歐盟沒有憲法，它的《基本權利憲章》也只在2009年才得以確立。歐盟最近正在建立的一份文件，則是一個幾乎無法通過的陳舊條約，自從1957年締結羅馬條約以來，它已經經歷了六次修改。最近的歐盟規則手冊是2007年的《里斯本條約》，它承認同盟的一些價值觀，比如言論自由、民主和可持續發展。但這并不令人滿意，美國記者克利斯朵夫.卡德威爾就曾在2009年的暢銷書《歐洲革命回顧》中寫道，“就什么是歐洲價值觀而言，這并不是共識，甚至不是達成共識的開始”。
這是怎么回事？在二戰結束后的幾十年間，歐洲的立場顯然是：撫平戰爭帶來的創傷，從暴政下獲得自由（至少是西邊的那一半），結束長達幾個世紀的血腥戰亂以尋求和平。和平、繁榮和自由，這都是令人很難反駁的觀點，但除此之外還有什么？在2007年《展望》（Prospect）雜志的一篇論文中，英國人蒂莫西.加爾頓.埃希在清單中加入了法治、多樣性和團結。然而，這些都不是歐洲獨有的思想。而它們也掩蓋了歐盟各國之間眾多的差別。
比如法治，或許是加入歐盟的一個先決條件，但在一些國家，比如比利時和法國，召喚一部新法律要比遵守以前制定好的法律容易的多。而其他國家，比如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腐敗橫行，比如意大利的黑手黨，完全是對這個國家南部司法的嘲弄。
然而，談及多樣性和團結，卻是整個歐洲最難以言明的事務。多樣性曾讓歐盟引以為豪，雖然它曾打算用立法的方式令其消失。這個同盟的座右銘是“求同存異”，在地球的其他角落，很少有哪個地方能像歐洲那樣，有著如此燦爛又紛雜的文化、語言、自然景觀，而人民又在這么小的區域內和平共處。然而，多樣性不等于忍耐，“存異”也不意味著彼此接受，當歐洲逐漸陷入更深的危機，其成員國之間的關系逐漸趨于緊張時，這個現實表現的更加清晰。
2008年，荷蘭民粹主義政客吉特.維爾德曾建議佛蘭德斯（歐洲一伯爵領地，屬比利時，譯者注）并入荷蘭，當時一位佛蘭芒語報紙的讀者在網絡上張貼了自己的評語：“如果佛蘭德斯成為那些好事者、小流氓、少年犯和瘋子的同路人，我會毫不猶豫的加入反叛軍！和荷蘭站在同一個陣營，這是最壞的事情！”另外一個人則寫道：“同摩洛哥或蒙古結盟也比這個好一些，起碼他們不會對著教堂的外墻小便，也不會去吃自動售貨機里吐出來的炸丸子”。這些反應或許激烈，但卻很有代表性：盡管整個歐洲曾在一起親密接觸和交往了超過六十年，但陳舊的觀念依然生命力旺盛，深刻的偏見從來沒有消失，政黨很少提倡多樣性，更多的是倡導忍耐。最近，在法國、比利時、荷蘭、意大利、匈牙利，甚至更加進步的瑞典和芬蘭等國的選舉中，選民們表現出來的那種擔心和恐懼，已經完全走向了里夫金倡導的歐洲夢的反面。
如果真的曾經有一個歐洲夢存在的話，它的出發點應該是全部二十七個成員國之間的團結互助。但如果你嘗試把這一點告訴法國人，他們會抱怨傳說中的波蘭水管工在2005年導致歐洲憲法流產的那場大辯論中偷走了他們的工作機會。或者你告訴荷蘭人，他們不希望大量金錢流入這個同盟的窮國。或者德國、斯洛伐克和芬蘭人，他們一定會對為破產的希臘提供救生索大加抱怨。
1948年，在當時的歐洲會議中，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有句名言說道，“我們希望看到這樣一個歐洲，來自每個國家的每個人都會把歐洲看作自己的祖國，而且......這片寬廣土地上每個角落的人民......會由衷地認為，‘這里就是我的家園’”。
這只是希望而已。今天的歐洲，流動性并不比丘吉爾當年演講時好多少，如今只有大約百分之二歐洲人生活在母國之外的歐盟國家。1985年，西歐各國在盧森堡的申根城締約，旨在消除各國的邊界，但如今看上去他們并沒有做到這一點。法國最近在同意大利的邊境線上設立了邊界管制，為了阻止來自利比亞的難民潮，盡管他們曾為了解放那個國家而戰；丹麥則抱怨幾個鄰國，并撤銷了一些申根協定中設置的自由旅行條款。看上去，并不是所有的歐洲國家都為接納所有的歐洲人作好了準備。
在“歐羅巴合眾國”，里德寫道，新一代“E人類”正在浮現：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品嘗同樣的雞尾酒，為同一只足球隊加油，穿同樣的服裝，都在三月九日慶祝歐洲節，為歐洲電視網的歌唱比賽歡呼。“新歐洲的人民，尤其是E人類的成員，正逐漸走向一個共同的歐洲文化”，他寫道。
然而在輿論調查中，如今的受訪者表現出對國家的認同往往比對歐洲的認同多得多。正如前歐洲外交事務委員彭定康所言，“國家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加強.....或許，就令人民心甘情愿為之效忠這一點來sho，國家仍是最大的單位”。實際上，對許多歐洲人來說，即便許多單一民族國家也顯得太多了。于1988年相比，歐洲多出了十六個國家，這應歸功于一些人造國家的解體————蘇聯、南斯拉夫，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在比利時，這個比馬里蘭州還小的地方，由于佛蘭德斯和瓦隆尼亞之間的分歧，截至去年十二月份，這個國家已經超過五百天沒有政府，一個世界紀錄。
當然，一個人可以有多重身份。你可以既是加泰羅尼亞人也是西班牙人，以及歐洲人。他可以是個穆斯林，同時是個法國人。但身份無法人工創造；他們來自持久的鍛造。我在布魯塞爾生活的時間遠遠超過故鄉威爾士。盡管我擁有比利時的身份證和駕照，但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個“比利時人”。我的護照告訴我，我是一名歐盟公民，但這只是行政上的聯系，而不是感情的附屬物。湯鍋、橘子醬、板球、熱啤酒、斯諾克、飛鏢、令人尷尬的沉默、爛呼呼的沼澤、慢吞吞的火車、蒼白的面孔，這些屬于英國。我可以同它們聯系起來。是它們造就了我。奧斯坦德海灘、蝸牛、鰻魚、國王艾伯特二世、花邊窗簾、親吻男人的面頰、侏儒園丁、百分之五十五的稅率、賽鴿、姜餅，這些屬于比利時，我與它們無關。
或許我八歲的女兒（她曾宣稱自己是“一半比利時人”、“一半法國人”，和“一半威爾士人”）將會成為E人類的第一批成員。不過，到現在為止，即便在布魯塞爾，我也沒見過有人會為歐洲節慶祝。如果歐洲人穿上了同一款服裝，那很有可能是美國式的衣服。任何統一的歐洲文化都沒有普遍性，只存在于一小群精英之中：年輕的歐盟官員、歐洲之星的旅行常客，以及海外的留學生。
當然，歐洲人的確正以一些其它的方式緩慢走到一起。絕大多數歐洲人對歐洲足球冠軍聯賽決賽比分的關注多過歐洲議會的選舉。多虧瑞安航空和易捷航空提供的廉價航班，因此很多人可以只用一份外賣的價格橫穿大陸。對歐盟不太敢冒的英國人，可以為在為當地俱樂部效力的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足球明星歡呼之后，到酒館里要上一杯比利時或者德國啤酒。愛爾蘭人在自己的國家，可以聘請波蘭建筑商，后者則雇傭烏克蘭工人為前者建筑房屋。歐盟提供了信用，這一點打破了航空公司的壟斷，也結束了外籍球員的配額，歐洲人獲得了在任何成員國生活、工作以及選舉的權利。然而，最終統一歐洲的是歐洲人，而不是布魯塞爾的法令。實際上，歐洲結合的功勞屬于許多勇敢的企業家，比如易捷航空的哈吉艾奧安奴和瑞安航空的邁克爾.奧拉里，而不是羅伯特.舒曼和讓.莫內之類的政治家。
與美國、亞洲，或是非洲相比，不可否認的是，歐洲人有一些特定的共同點。正如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調查顯示，幾個世紀以來，他們一直生活在警惕戰爭的陰影之中。他們勉強接受高額的稅率，作為獲得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服務的代價。他們享受慷慨的假期和冗長的午休時間。他們期待良好的公共交通，并關注環境。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繼承了自希臘羅馬時代沿襲至今的基督教文明，以及啟蒙運動的忍耐和世俗主義價值觀，即便他們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在一篇發表于2002年的論文《歐洲是什么》中，英國小說家A.S.拜厄特曾經問德國作家漢斯.恩佐斯伯格認為自己是歐洲人還是德國人。他的回答是，不會有人認為自己是歐洲人。但經過短暫停頓之后，他接著說，“另一方面......如果我被放在一個熱氣球里，降落到任何一座歐洲城市，我都會知道自己在歐洲，我知道怎樣找到一家酒吧，怎樣找到火車站或是一家食品店”。這話頗有些道理。無論站在布拉格的查爾斯橋上，或是圣塞巴斯蒂安的貝殼灣海灘，或是早法國鄉間農場吃新鮮的山羊干酪，你都會感覺自己身處同一個大洲。我本人曾站在洛杉磯一條十二車道的高速公路旁，等待根本不存在的一班巴士，那是我一生中不多的幾次泛起歐洲思鄉病的時刻。
布拉格人、巴斯克人和勃艮第人如果不脫去自己的地方、地區或民族色彩，就很難迎來一個歐洲大同的時代。“不存在歐洲人這個概念”，黑特.馬克在他2007年的一部權威著作中表示。“這里沒有單一的語言，而是有幾十種。就‘國家’（state）這個詞而言，意大利語與瑞典語極為不同。這里仍然沒有真正的歐洲政黨，泛歐洲的報紙和電視臺仍然處于邊緣化地位。而且最終要的是，歐洲各國的歷史經歷沒有太多共同之處”。
這話說到了問題的核心。“為了把握命運，為了理解無法解釋的事物，人們需要故事”，馬克寫道。“單一的民族，有著自己的共同語言和相似的形象，他們總是能把個人經歷融入一個宏大的，有凝聚力的敘事。但歐洲做不到這一點。與美國不同，它仍然沒有共同的敘事”。
在美國，五十個州之間或許有著巨大的差別，但在勝利日，美國人都會感受到美國，并為之驕傲。當唱起《星條旗》或看到美國運動員奪取奧運會金牌時，他們的心跳會為之加速。許多人會為這個國家而在遙遠的國度戰死。絕大多數美國人知道他們的憲法，并至少大體了解他們的政治體系如何運作。他們說同一種語言，也沉迷于同樣的運動。
歐盟已經構建了共同的機構、法律甚至貨幣。它創造出所有民族國家的象征，包括將“歐洲聯盟”作為第一國籍的護照，以及一面國旗，即便只有在萊德杯高爾夫冠軍賽上才有人自愿揮舞。它曾有一首國歌：貝多芬的《歡樂頌》，雖然沒有歌詞，而且絕大多數歐洲人并不知曉。它所缺乏的是人民之間共有的文化、語言或敘事，再不濟，也要讓人們認同那些以他們的名義創造的政治架構。
“我們有了歐洲”，前波蘭外交部長布洛尼斯勞.吉雷梅克認為，“現在我們需要歐洲人”。但問題在于，你不能像玩具商那樣制造歐洲人，而強加于毫不相干的人民頭上的執政架構，也很少能得以善終。歐盟與奧匈帝國、奧斯曼土耳其、蘇聯和南斯拉夫的不同之處在于，它沒有使用武力強迫。但也有著相同點：對首都政治精英的憤怒、易碎的民族認同，以及對于“行省”自決權的渴望。
這里就是歐元區難產的癥結所在。1990年代早期，當共同貨幣的概念提出時，有一種天真的觀念認為，通過使用同一種貨幣，歐元區各國將會聚集在一起。總之，歐元會讓揮霍無度的希臘人變得更像節儉的德國人。但實際上，弱經濟體只是利用了歐元的長處，以低利率借入了大筆金錢以支持不可持續的福利體系，以及高漲到莫名其妙的住房市場。必要的改革，比如讓勞工更容易雇傭和解雇、抑制工資增長，和縮減膨脹的公共部門等，都被擱置到一邊。
歐洲聯盟是一種和平管理不同國家的手段，因此在布魯塞爾會議室中的敷衍妥協才會取代戰場上的刀兵相見。這么做無可厚非。不過，在食品包裝立法，以及黃瓜曲率法案上的妥協，完全不同于在邊境保護、防衛政策和稅收方面的妥協。英國人決不會接受比利時那種水平的稅率；法國人永遠不會同意歐盟取消豐厚的農業津貼；而且如果敵人采取軍事行動的話，沒有哪個國家會派出自己的兒女為歐洲價值觀而戰，德國在利比亞戰爭中的袖手旁觀就是例子。
“歐洲身份仍然是一個第二位的，冷門的身份”，加爾頓.埃希寫道。“當代歐洲人不會為了歐洲而死，我們中的絕大多數甚至不會為了歐洲而生”。這是問題的關鍵。如果歐盟仍然像1990年代初那樣，只是個類似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貿易集團，這倒沒什么大不了。擔當各國聚集在一起，締造了共同貨幣和共同規則，他們必須要彼此信任對方。而且當各國將國境控制權彼此移交時，就像歐洲人在申根的協定那樣，他們必須感受到其他成員國家也在完成這個任務。
普通公民的看法也很重要。一個貧窮的，住在公租房里的不列顛人有權利問為什么她要通過稅收來補貼富裕的法國農民。而如果德國勞工比希臘人晚退休五年，德國人也有權利質問，為什么她要拿出辛苦賺來的收入給希臘人，使后者能夠提前退休。實際上，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德國人激烈的反對支援希臘，這種心境反映在這個國家的報紙上。2010年，《圖片報》的頭條標題醒目的寫道：“希臘人想得到我們更多的錢！”而這還只是去年一系列成功營救行動之前的事。
問題在于，至少部分看來，這是一場信心的危機。荷蘭信不過讓保加利亞人和羅馬尼亞人守衛他們的邊境，因此他們拒絕簽署申根協定。德國人不相信希臘人會用適宜的方式運用金錢，因此把錢一點點交到對方手中。波蘭與波羅的海國家不相信歐盟會保護他們免遭來自東方的侵略，因此轉而依賴北約和美國人。而在英國人看來，除了時裝和廚藝，歐洲人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自己。
這也是一場合法性的危機。歐盟手中斂聚了非凡的權力，但它的作為多數沒有征求人民的意見，也缺少民主政府必須的安全閥。比如，從來沒有人問過德國人民，是否愿意放棄他們曾鐘愛的德國馬克。政府簡單的作出了決定，理由之一是共同貨幣將被嚴格的規則所捆綁（巴黎和柏林后來在這一點的看法上出現了分歧），另外一個理由則是貨幣聯盟不會導致財富從富國流向窮國（這一點后來被證明是虛假的）。
在絕大多數民主國家，如果不喜歡一個政府，你可以投票趕他們走。但在歐盟體系中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歐洲委員會還是歐洲總裁（還好歐盟有一個執行部門），都沒有經過選舉。歐洲委員會現任主席是比利時政治家赫爾曼.范龍佩，此人沒有經過民選便獲得了這個職位。歐盟的兩個立法機構，歐洲議會和歐盟委員會的大部分官員都經過選舉，但很少有歐洲人愿意投票。此外，改變本國代表也不大會影響二十七個成員國的總體政策。
或許最重要的，歐盟無法讓選民相信它會在一個全球化世界帶來附加值。在最近的民調中，只有不到一半受訪者認為歐盟吸收新成員是一件好事。百分之五十三歐洲人不認為他們的聲音會影響歐盟，而在2009年，即便剛剛經歷前一年的金融消溶，仍有百分之三十八受訪者對此深信不疑。
對于歐元的懷疑主義浪潮，歐盟的應對之策是要求更多權力，以治理各國的政治和經濟事務。在去年12月26日的歐盟27國峰會上，有26個成員國（英國被孤獨的撇在了一邊）參與簽署了一項財政協議，該協議將為國家赤字制定上限，并對超出上限者施以嚴懲，給予布魯塞爾更大權力以修補各國預算，并潛在的協調集團內部的稅率。這么做自有其道理。說到底，如今歐元的痛苦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決定，即追求一個貨幣同盟，而不是財政、經濟或政治同盟。這意味著歐元成員國同意使用共同利率、共同的通脹目標和債務水平，但可以自由決定向公民征收多少稅金，為他們提供什么福利和津貼，以及遵循怎樣的雇傭政策。或遲或早，這種體系的缺點會暴露出來，殘忍的市場會對此作出反應。如今，歐盟面對著一個艱難的抉擇：要么逐個國家采取措施以避免金融傳染病繼續擴散，要么建立一個歐羅巴合眾國式的國家，擁有統一的財政和經濟政策，并在布魯塞爾建立實際上的聯邦政府。
這兩個選擇都不會令人愉快。前者很可能會導致共同貨幣的崩盤，歐洲許多頂級銀行會就此消失，并引起歐洲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大衰退。后者或許可以拯救歐元，但會進一步疏遠歐盟和它所代表的人民。當然，還有營救的成本，這將需要納稅人為此付出數千億歐元的代價。
歐盟的支持者們常常將這個俱樂部同鯊魚相比較：如果它停止運動，就會下沉。各個國家和人民“永遠親密的聯盟”這個目標，甚至寫進了歐盟的奠基條約，就像這是一個歷史的必然。超過半個世紀以來，這個聯盟已經從最初的六個成員國增長到二十七個，它的成員自愿把更多權力交給布魯塞爾，而聯盟從來沒有停止過向前運動。經濟危機的結束可以加快這個結合的進程，但歐盟的長期合法性會為此付出代價嗎？
“隨著歐盟逐步升級，我們似乎正在失去歐洲的公民”，2005年時任歐盟委員的讓博格表示。如果這是真相的話，如今甚至比七年前更甚，因為技術官僚已經取代了民選官員，領導被危機折磨的希臘和意大利，而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員則在勸誘羅馬、馬德里和里斯本，引誘政治家接受痛苦的緊縮。
過去，歐盟領導人們很少擔心冗長的交易會招致公眾輿論。但如今已經好景不再。擴大聯盟的任何前景都將取決于奧地利和法蘭西的選民，在憲法約束下，兩國需要對這個問題進行公決，鑒于兩國對安卡拉的仇恨，土耳其加入這個集團的機會將被完全熄滅。與此同時，為了讓歐元區規則更加嚴格而對歐盟條約的修改可能觸發愛爾蘭的全民投票，而正是這些選民，過去曾兩次拒絕了修改條約的企圖。
2002年1月份，在歐元硬幣和鈔票啟動前不久，歐洲央行總裁杜伊森貝格曾認為，“歐元不僅僅只是一種貨幣，而是整個歐洲切實融合到一起的象征”。他是對的，不過不是以他希望的方式。十年過去了，歐元備受爭議的現狀已經完全概括了歐洲統一夢想的破滅。這種貨幣拓寬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鴻溝，而不是讓歐盟更加接近它的公民。它沒有開啟一個繁榮的新紀元，卻要讓千百萬歐洲人陷入數十年窘迫的生活。它也沒有把歐洲各國人民凝聚到一起，而是讓同盟瀕于破產。
沒有人明白的債務問題
保羅·克魯格曼
與2010年一樣，在2011年美國處于一次技術性的經濟恢復狀態，但卻一直遭受著災難般高失業率的打擊。與2010年一樣，在2011年的大部分時間里華盛頓的幾乎所有話題是另一件事情：減少財政赤字這種所謂緊急的問題。
這種錯置的關注焦點，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我們的政治文化，尤其說明國會遠離普通美國人所受的痛苦的程度。不過，也說明另一個問題：華盛頓的人們談論財政赤字與債務時，他們基本上不知道自己在談論的到底是什么——說的最多的人其實懂得的最少。
也許最為明顯的是，國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的經濟“專家”，在預算赤字的短期影響方面反復表現是為完全錯誤的。甚至自從奧巴馬入住白宮起，那些從傳統基金會之類組織獲得經濟分析的人一直在等待預算赤字將利率推的很高的地步。現在任何一天都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
然而，在他們等待的過程中，這些利率卻下跌到歷史低位。您也許以為這種情況會使政治家對自己選擇的專家發生懷疑，也就是說，如果您對我們的脫離事實的后現代政治一無所知，你也許會有這種看法。
然而，華盛頓不僅僅在短期問題上是糊里糊涂，在長期問題上也一樣糊涂。因為盡管債務可能是一個問題，但是我們的政客與專家認識債務的方式卻是完全錯誤的，這種認識方式夸大了問題的嚴重性。
擔憂赤字的人為我們描述了一個這樣的未來：因償還一直借貸著的金錢，我們將變得十分貧窮。他們將美國看作一個有著巨額抵押貸款的家庭，世事維艱，每月的開銷都難以應付。
然而，至少在兩個方面說明，這種觀點實在是一種糟糕的比擬。
首先，家庭必須償還自己的債務，而政府卻并非如此——政府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確保其債務增長速度低于其稅務基礎。2戰引起的債務從來沒有得到償還，只是隨著美國經濟的增長變得越來越無關要緊， 還有收入取決于稅收。
其次——這一點似乎沒有多少人明白——一個負債過重的家庭欠的是別人的錢，而美國的債務在很大程度上是欠我們自己的錢。
顯然，為了贏得二戰勝利所發生的債務就是這樣的情況。當時的債務占GDP的比例遠遠高于現在，納稅人陷入圈套；但是這些債務的債券人也同樣是納稅人，因為所有的人都購買了儲蓄債券。因此，債務并沒有讓戰后的美國變得更窮。尤其是，這些債務并沒有妨礙戰后一代人享受我們國家歷史上最大的收入增加與生活水平提高。
然而，難道現在的情況更過去還能一樣？回答是差異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大。
沒錯，外國人現在擁有美國大量的債務，包括相當數量的政府債務。但是我們欠外國人債務的每一美元當中，有89美分是外國人欠我們的。而且，由于外國人喜歡將他們的美元投資放在收益較低的安全資產上，實際上美國從這些資產賺的錢多于給支付給外國投資人的錢。如果您的印象是這個國家已經被中國人深深套牢的話，那一定你的信息錯誤。而且，我們并沒有迅速地朝那個方向前進。
不過，聯邦債務根本與美國未來的抵押貸款不同這一事實，并不意味著債務是無害的。必須征稅來支付利息，無需右翼理論家我們也承認，稅務給經濟施加了一些成本，如果不存在其它導致資源從生產活動分流道逃避稅收的事情的話。然而，這些成本根本沒有比擬成高負債家庭那樣嚴重的程度。
這就是有著穩定、負責任政府的國家——也就是那些愿意實施略高于實際需要稅收政策的政府——歷史上都能在較高的債務水平上生存的道理。他們的債務水平遠遠高于現在的常規智慧所讓您相信的水平。尤其是英國，在過去170年的歷史中，有81年其債務超過GDP的100%。當年凱恩斯論述需要利用開支走出經濟衰退時，英國的債務水平比今天除日本以外的任何先進國家都高。
當然，從這個意義上講，由于存在瘋狂的反稅收保守運動，美國可能沒有這樣負責任的政府。不過，在這種情況下，錯誤不在我們的債務，而在我們自己。
所以，沒錯，債務是重要的。然而現在，其它事情更為重要。我們需要增加而不是減少政府開支使我們走出失業的陷阱。然而，無知而錯誤地沉溺于債務問題阻擋著我們的道路。
當選總統沒幾天，奧巴馬就發出了警告：“我們面臨的經濟危機規模之大是史無前例的...我們面前的風險是陷入通貨緊縮惡性循環，這可能將使得我們的龐大的債務規模進一步擴大。”這番講話令人想起的不僅僅有“大蕭條”的恐怖回憶，還有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
雖然費雪一度是美國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但現在幾乎早已被大家淡忘。如果還有人記得他，通常也是因為他的“可能是史上最離譜的股市預言”：1929年10月，他宣稱，股市已經到了“永久性的高地” 。今天被大家反復提起、爭論、追隨的人物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是與費雪同時期的英國經濟學家。然而，是費雪奠定了現代貨幣經濟學的大部分基礎;凱恩斯自己有個關于貨幣因素如何影響實體經濟的理論，他卻稱費雪為該理論的“曾祖”。（他們第一次碰面是在1912年的倫敦，而且據說相談甚歡。）
隨著與1930年代相似的情景越來越多地重現，費雪又回到了人們的視線。和當年一樣，美國如今也是債臺高筑。盡管其中多數是“內部”或“國內”債務---欠債的是一些美國人，債主是另一些美國人。隨著基礎抵押品價值下降、收入縮減，債務的實際負擔增加了。 債務狀況惡化，給銀行帶來了沖擊，迫使資產被拋售并推動價格進一步下跌。費雪已經展示過，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是如何把小衰退變成大蕭條的。在1933年，他寫道：
過度投資和投機往往是很重要的<譯者注：前文是：在造成泡沫破滅的因素中>，但只要它們并非舉債進行，后果就遠不那么嚴重。因為擠“償”的群體效應，個人為減輕債務負擔做出的每分努力反而都會加重負擔 ...債務人還的越多，欠的也越多。經濟之舟越傾斜，就越容易傾斜。
雖然美國的決策者們很少想起費雪，但是現在他們正在應用他的理論。在學術界，現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曾試圖完善整理費雪的債務--通縮理論。他的研究方向也就決定了他應對危機的舉措。2008年3月他決定抒困貝爾斯登（Bear Stearns）部分原因是以防投資銀行的突然平倉觸發一個資產價格火速下跌與違約行為的惡性循環。事實上，有人說美聯儲從費雪那學得過頭了：從2001年至2004年，為遏制科技股崩潰帶來的通縮沖擊波，美聯儲把利率維持在一個低水平，從而吹起了一個新的泡沫---房地產。
加拿大布魯克大學的、深入研究費雪的經濟學家羅伯特·狄蒙德（Robert Dimand）說道，費雪如果還活著，“他會告訴我們必須避免通貨緊縮，并警惕所有的內部債務”。“理想的情況是避免這類情況。不幸的是，我們已經陷入其中了。”
費雪出生于1867年，并于1891年從耶魯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1898那年他差點死于結核，這使他成了節制飲食、新鮮空氣、禁酒和公眾健康方面的終身斗士。有一陣子，他還提倡優生學。他的奮斗目標，健康但另人反感，加上缺乏幽默感以及自負，他并沒有受到大眾歡迎。
給費雪寫傳的作家羅伯特·羅林·艾倫（Robert Loring Allen）寫道：在費雪1894年前往瑞士的一次旅途中，他從匯入山谷一池的瀑布里，悟出了“精確定義財富、資本、利息和收入之間關系”的一個方法：“流動的水，每分鐘有一定單位量的水流入池中，就是收入。池子，在某個特定的時刻容有一定量的水，就是資本。”在之后30年的時間里，他建立了金融經濟學中的許多重要概念。
1911年，在《貨幣購買力》（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一文中，費雪正式提出貨幣數量理論，即認為貨幣供應量乘以貨幣周轉率---美元在市場上的周轉速度，等于商品交易量乘以商品平均價格。也許更重要的是，他還說明了不斷變化的速度和價格可能導致實際利率與名義利率的偏離。通過這種方式，貨幣因素可以促成繁榮，也可以造成蕭條，盡管其對產出沒有長期影響。此外，費希爾認為，美元價格不應該與黃金而應該與一籃子商品掛鉤，這使他成為了所有以價格穩定為目標的現代中央銀行的精神之父。
在20世紀20年代，費雪因為發明和銷售卡片索引系統成了富翁。他用這筆錢做保證金購買股票，在1929年時，那些股票價值1000萬美元。他也是著名的金融權威。令人不勝唏噓的是，在他看到“高地”的兩個星期后，股市崩盤了。
吃了這么大的苦頭，隨著大蕭條的持續，他仍然保持樂觀。他失去了財產、家園，全靠他大姨子和耶魯大學的慷慨幫助才度過生活的難關。但他沒有停下工作。他是1930年請求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否決臭名昭著的史慕特郝雷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無功而返的1028位經濟學家之一的著名人物。隨后他提出了他的債務--通縮理論。他與人合作創辦了計量經濟學會，在1933年該學會出版的《計量經濟學會會刊》（Econometrica）上，他把債務通縮描述為這樣的多米諾骨牌：廉價拋售->資產價格下跌->實際利率上升->更多的廉價拋售->周轉速度下降->凈資產減少->更多破產->銀行擠兌->信貸萎縮->銀行拋售資產->信心越來越低迷->囤積現金。
圖1是他的：它顯示了通貨緊縮是如何增加債務負擔的。
費雪堅持認為，要結束通貨緊縮則必須放棄金本位，并一再懇求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這樣做。（凱恩斯也有類似的觀點。）羅斯福在1933年成為總統后不久就讓美元貶值了。那次貨幣貶值和銀行休假日為大蕭條底部做上了標記，盡管真正的復蘇仍然很遙遠。不過，對于羅斯福的這個決定，費雪充其量談得上產生了一丁點影響。他的聲望已經大跌了如此之多，以至于甚至連同僚學者們都忽略了他。
當時的批評家也對他的債務--通縮假設提出了一點質疑：實際債務的增加令債務人經濟更拮據，但使得債權人更富裕，所以最終總效應應該為零。上世紀80年代，伯南克在費雪的理論上補充說明了這點。“抵押品促進了信貸增長，”他在2007年6月危機真正開始之前說道，“然而，在20世紀30年代，產出下降和價格下跌（這增加了實際的債務負擔）導致了借款人普遍的財務困境并降低了他們抵押擔保的能力...借款人的現金流和流動性也受損，同樣這也增加了債權人的風險。”伯南克和紐約大學的馬克·哥特勒（Mark Gertler）稱此為“金融加速器”。
這種下跌螺旋甚至可以從通貨膨脹仍為正的時候開始---例如，當它出人意料地出現了下跌時。假設一個預計通貨膨脹率為2%的借款人以5%的利率貸了一筆款。如果通貨膨脹率反而下降到1％，實質利率則從3％上升至4％，增加了還款的負擔。
資產貶值的后果與之同理。如果房屋價格預計每年將上漲10％左右，買方愿意全額貸款購買，因為他的住房價格將很快就超過貸款額。債權人，出于同樣的原因也樂于貸款給他們。但是，如果價格反而下跌了10％，住房價格不久就將低于貸款額。房屋業主和債權人兩者都面臨著更大的破產風險。
一份金融研究雜志《銀行信貸分析》（Bank Credit Analyst）表明，美國除金融機構和聯邦政府以外的債務額約為GDP的190％，達到自1930年來的最高點（見圖表2）。現在和當時相比，有一些重要的區別。大蕭條剛開始時債務總量更低，為當時GDP的164％。那時抵押貸款相對房屋價值比較適度，價格也沒有出現過顯著上漲：顧問愛德華·平托（Edward Pinto）說，1929到1933年間價格跌了24%，因此實質價格大致不變。因為通縮和減產，債務負擔激增;名義GDP在1929到1933年間下跌了46％。
現在債務負擔這么重主要是因為非常多貸款都是最近剛剛發生的。下降的實際利率、低通貨膨脹、上升的資產價格和衰退發生頻率漸小，所有這一切都使得杠桿作用不那么危險，于是龐大的債務負擔就是從作為對這種經濟環境的合理反應開始的。但杠桿不斷增大最終帶來的結果是寬松信貸和被高估的住房價值。
即使沒有衰退，房價下跌也將足夠對抵押貸款債務造成損害從而撼動金融系統（見圖表3）。經濟衰退加強了那些活動;通貨緊縮可以帶來類似的破壞。2008年末，價格指數都出現了廣泛的下跌。當然，這部分是由于石油成本的一次性下跌；但美國的核心通貨膨脹率（扣除食品和能源因素），已從9月份的2.5％回落到1.8％。高盛認為在未來兩年內會下降到0.25 ％ 。
數據之低足以表明許多家庭的收入水平下降、許多企業的產品價格下跌。范圍更大、程度更深的通貨緊縮將意味著房地產價格會進一步下跌、重新回到與家庭收入相稱的水平上，這將創造新一輪的拖欠、違約和止贖。
解決辦法是什么呢？費雪寫道，“只需靠再次通貨膨脹來終止或防止這樣一個衰退---把價格抬高到未償債務合同簽訂時的平均水平，從經濟學上來說這是可行的。”可惜，通貨再膨脹并不那么簡單。盡管穩定名義房價將有助于阻止已經正進行中的債務--通縮運動，但任何企圖把房價維持在不切實際的高位（在許多城市房價仍然還處于這種高位）的努力都可能失敗。較高的通貨膨脹會降低實際房價，同時穩定名義房價，并降低實際的債務負擔。但是，創造通貨膨脹說起容易，做起來難：它需要通過貨幣政策或者財政政策來提高總需求，使之足以消化掉已現的經濟疲弱。
雖然美聯儲并不希望通貨緊縮出現，但上個月它確實說過，低于最佳水平的“通貨膨脹率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通過鼓勵人們對通貨膨脹有積極預期，美聯儲正在醞釀一個將降低通貨緊縮可能性的正式通膨目標。但它能用于預防通貨緊縮的工具是有限的。去年12月，其實際短期目標利率已為零。根據廣為流行的經驗法則---泰勒規則（Taylor rule），應該再低6個百分點。美聯儲正試圖通過購買按揭債券或者再加上國債，來推低長期利率。隨著傳統的貨幣政策已彈盡糧絕，財政政策就變得更為重要。
在2002年，伯南克提出，通過這樣的方式：美聯儲通過購買國債直接為大幅增加的政府支出出資，政府最終總是能夠創造通貨膨脹。《銀行信貸分析》的馬丁·巴恩斯認為這是不太可能的：“這樣就會使得美元資本外逃。除非每個國家都這樣做，或者采取資本管制，這種辦法才行之有效。”
1947年，在凱恩斯去世之后一年，費雪也長眠不起，而且至今仍無法擺脫凱恩斯的陰影。狄蒙德指出，費雪從來沒有像凱恩斯打造《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樣把自己的思想抽絲剝繭匯總并梳理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凱恩斯主張的積極財政政策克服了費雪對大蕭條的純貨幣政策拯救的局限性。
然而，費雪的見解仍是至關重要的。可能是在不知不覺中，這些見解已經滲入了當今決策者的思想里。奧巴馬的主要經濟顧問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2月8日呼吁迅速通過一項財政刺激計劃，該計劃旨在“遏止破壞性強、有通縮可能的一個惡性循環”。他這一意見在費雪和凱恩斯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梁。
希臘違約只是個時間問題了。愛爾蘭和葡萄牙也奄奄一息。我或許不知道哪個蘋果先熟，但這并不影響我知道蘋果最終都會掉下來。信用違約掉期——自掘墳墓的大殺器。故事變成了《華爾街主和七個小矮國》。未來遠比華爾街眾給你洗腦的那套要叵測得多。他的那些鎳幣在巨大的木制棧板上堆積如山。武器和黃金？哥們兒以為自己是趙公明嗎？
序
最大的空頭
此書實乃信手偶得，其時我正從事另一本書的創作（譯注：《大空頭》），該書講的是2008年，華爾街與美國金融危機之間的軼事。在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崩潰中，一小撮借機發家的投資者引起了我的興趣。早在2004年，華爾街的幾家大投行就煉出了那件自掘墳墓的大殺器——對次級抵押貸款的信用違約掉期。投資者可以通過信用違約掉期對任意一只入場交易的債券進行反向押注——對之“做空”。這基本上等同于一張保單，只是稍有區別：買方并不需要占有保險標的。你不能鳩占鵲巢地進行房產火災投保，那樣不合法；但是在金融市場里，你完全可以對屬于他人的投資進行違約投保。成百上千的投資客一度涉水信用違約掉期市場——顯而易見，由債務驅動的美國房地產繁榮將不具備可持續性——但只有大約15個猛人乾坤一擲，重倉押注美國金融業的這片沃土將會在劫難逃。這幫人大都在倫敦或紐約經營對沖基金；通常還會對公開媒體避之不及。時過境遷，他們對此話題倒是令人驚奇地言無不盡。在一個“眾人皆醉我獨醒”的世界里，他們都曾有過如同孤身蕩舟、默然坐看泰坦尼克號撞向冰山一樣的不和諧感受。
他們當中有那么幾個，脾氣秉性與索居、寡言等詞格格不入。試舉一枚，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有個對沖基金叫做海曼資本（Hayman Capital），其基金經理名喚凱爾•巴斯（Kyle•Bass）。年近不惑的巴斯乃是德克薩斯土著，職業生涯的頭若干年，他為華爾街的公司銷售債券，其中有七年是在貝爾斯登。2006年的晚些時候，他把華爾街生涯所積攢下的美元1,000萬元拿出一半，又動用自己的關系募集到了美元5億元，建立了他自己的對沖基金，隨即就在次級抵押貸款債券市場里押上了巨額空頭籌碼。其后，他又飛抵紐約告誡故人，列位已然在這場豪賭里押錯了大小。貝爾斯登的交易員們對他的危言聳聽不以為然。“咱們各自盯住自己籃子里的雞蛋就好。”其中一位如此說道。2008年年底，我去達拉斯市拜訪巴斯，那會兒次級抵押貸款債券市場已經崩潰，貝爾斯登也被卷了進去。彼時巴斯早就闊了起來，并且在投資圈里還小有名氣。做空次級抵押貸款債券已然令他得隴而望蜀，政府，成了他的下一個目標。美國政府彼時正忙著收拾貝爾斯登之流搞出來的一地次貸雞毛。美聯儲試圖用某種形式為將近美元2萬億元的不良證券提供最終擔保（譯注：由政府向債券買家提供85%的無追索權貸款）。其它發達國家的政府也紛紛效仿之：國庫和央行捏著鼻子，把那些供職于私營部門的高薪金融家搞出來的壞賬咽下去的怪象比比皆是。
在凱爾•巴斯看來，此次金融危機尚未圓滿。只是被闊綽的西方政府祭起“十足信用”鎮住而已。我花了一整天時間，列席他和同事的討論，云山霧罩地恭聽事態發展的各種可能。區區幾只債券崩盤何足掛齒，津津樂道國際體系分崩離析。
繼而他們的投資有了牛叉閃閃的新主題，其原理大致如下：從2002年起，闊綽的發達世界開始了一輪虛假繁榮。具體表現為用入不敷出的借貸行為來驅動經濟增長（譯注：寅吃卯糧）：據他們粗略估算，彼時全球公共和個人的債務的總和，已達到2002年的兩倍強，從美元84萬億元猛增至美元195萬億元。“如此負債累累是史無前例的。”說嚴重點兒，大型銀行由于信用過度擴張，已經不能被視為私營企業，而是等同于必救的地方政府了。那些闊綽國家在公共債務方面已然危如累卵，而他們應對危機的策略則是舉更多的債。這些國家要負擔的公共債務不僅僅來自政府，一旦再次發生危機，還得把銀行業體系的部分一并算上。“我們首先試圖搞清的是，和財政收入相比，這些銀行體系的規模到底有多大。”巴斯說，“我們花了差不多四個月時間去采集數據，沒找到現成兒的。”
結果加總出來的數字相當驚人：以愛爾蘭為例，赤字驚人且增長迅速，負債是其年度稅收的25倍強。法國和西班牙也各自欠了十屁股的債。歷史經驗表明，政府沿著高負債走下去就是違約倒閉。“這些國家只有一條道兒可走。”巴斯說，“可指望他們預算能有盈余？等尼瑪羊都上樹了有木有！（譯注：巴斯是德克薩斯人，因此他用英語表述的西班牙語俗語Cuando monos vuelven de mi culo）”
不過，他仍然疑心自己或有疏漏。“我想請教某些或者某位，熟知主權違約掌故的人。”他找到該課題的大拿，哈佛大學教授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Rogoff），后者恰巧正在與同仁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聯席撰寫《這次會不同：金融蠢行800年》，該書講的就是國家金融崩潰的歷史。“我們把那些數據給羅格夫看。”巴斯說，“他盯著看了好一會兒才坐回到椅子里說：‘真是難以置信！竟然有這么糟？’我驚道，‘慢來，你可是主權資產負債表方面的權威，主權困境的大拿，你與本•伯南克（Ben•Bernanke）在普林斯頓同期執教，又給拉里•薩默斯（Larry•Summers）二婚當的月老。連你都不知道，還有誰能知道？’我暗忖，這下大條了，就沒人關注這個嗎？”
因此，巴斯的投資新主題還可作如下補充：次級抵押貸款危機乃是疥癬之疾，危機的起源是更深層次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一旦投資者覺醒，他們將發現那些西方大國的政府實際上并非與風險絕緣，繼而就會索取更高的拆借利率。一旦利率上浮，這些政府將在債務泥沼里陷得更深，進而刺激利率飆得更高。尤其需要警惕的有希臘、愛爾蘭、日本，只要利率稍微上浮那么一點點，它們連償付利息的預算都沒有。“舉例來說，如果日本用法國的利率融資，光是負擔利息足以讓政府破產。”一旦市場發覺這點，投資者情緒旋即發生轉變，接踵而至的必然是違約。（“覆水難收，信用亦然。”）2008年金融危機能夠得到遏制，僅僅是由于投資者相信，政府能夠為銀行提供無限制的流動性，如果政府自身的信用都丟掉了，后果請諸位腦內自行補完吧。
還有一場更大的金融危機山雨欲來——關鍵是什么時候？2008年年底，凱爾•巴斯預計希臘將是推倒歐元的第一枚骨牌。他覺得這也許過不了兩年就會發生，但對期限也不太有譜。“也可能不是兩年而是五年，或者干脆是七年。”他說，“我是等到他們都翻白眼兒了再建倉呢，還是現在就建倉呢？還是現在就建倉呢？還是現在就建倉呢？當然是現在了，等到大家都知道‘國家也能違約’就晚了，等來等去等的就貴了。”
我去拜訪他的時候，他剛剛買入了最初的幾筆信用違約掉期（他的分析團隊認定償債無望的國家包括：希臘、愛爾蘭、意大利、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他直接和幾家不容倒閉的華爾街大公司——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做了對手交易。但是，由于懷疑它們能否挺過更嚴重的危機，他要求它們為逐日盯市提供抵押擔保。事后看來，違約保險的費率真是便宜得喪心病狂。舉例來說，希臘政府的違約保險只要11個基本點。這意味著，要對沖美元100萬元的希臘政府債券違約風險，海曼資本只需要每年支付保費美元1,100元。巴斯猜測，如果希臘不可救藥地違約，該國將被迫償付70%的債務——也就是說，每押上美元1,100元都能獲賠美元700,000元。（譯注：實際上，后來希臘無恥地減記了債務，只有少數散戶獲得了超過10,000個基點的贖回。）“我們生平從未見過發達國家違約，真是令人難以置信。”巴斯說，“而且，也沒人有興致關注這個，即便自家投資人也不例外。他們盯著我們，然后說：‘好吧，次貸那回算你得著了。你總是滿世界尋找這種極小概率事件，只因為你認為它們實際上是小概率事件。’但這并非我刻意為之，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既窮盡事物之理，金融慘劇猶可期，敢不未雨綢繆哉？“倒不必杞人憂天。”他說，“大部分人會賠得頭童齒豁，我們的目標是——沒有蛀牙！”
他的論述相當令人信服，他的論點卻讓人難以置信。哥們兒只不過坐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的辦公室里，怎么能像個半仙似的，運籌帷幄之中，指點世間之事？在他侃侃而談之際，我對這種觀其綽綽卻能言之鑿鑿的常見情形感到左右為難。右半邊跟著他的論述，開始擔心世界什么時候崩潰，左半邊則暗自懷疑，這哥們兒莫不是瘋了吧。“言之有理。”我說，心里已經開始盤算我還有航班要趕。“即便你所言不虛，尋常百姓不也只能徒呼奈何么？”
他看景兒似的看著我，好像我腦門兒上刻著：“世界上最笨的蛋，沒有之一。”
“你老媽問你養老錢該擱哪兒，你咋說？”
“武器和黃金。”答案非常簡潔。
“武器和黃金啊。”我重復道。這哥們兒果然瘋了，他以為自己是趙公明嗎？
“可別買黃金期貨啊。”他補充道，對我開小差不以為意。“你得買實物黃金。”他解釋說，待到下次危機爆發時，黃金期貨市場估計也得完蛋，市場上的未平倉合約比可交易黃金多太多。那些自以為占有黃金的人，實際上只在手里捏了幾張紙而已。他拉開抽屜，奮力拖出一塊巨大的金磚甩在桌上（譯注：倫敦金銀市場協會的可交割金條一般規格約為11公斤）。“這東西，我們可是買了不少！”
我被雷倒了，一邊賠笑一邊往門口瞥。未來遠比華爾街眾給你洗腦的那套要叵測得多。凱爾•巴斯之流很容易產生“興盡悲來，識次貸危機亦有數；天高地迥，察世間盈虛之無窮。”的錯覺。況且，彼時我更有興趣搞清美國剛剛發生的事情，化外之地即將發生什么，看似無足重輕。而巴斯對美國剛剛發生的事情已有明日黃花之感，未來世界各地即將發生的才叫星漢燦爛。我找個茬兒遁了，將之拋諸腦后。我寫《大空頭》的時候，凱爾•巴斯一直被晾在素材夾子里平躺·接灰。
后來金融領域風云突變——恰如凱爾•巴斯所預見的那樣。國際體系搖搖欲墜。故事也從《華爾街》變成了《華爾街主和七個小矮國》。拙作《大空頭》寫的是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和借機發家者的軼事，但直到我去那些化外之地巡游，追思昨日黃花（譯注：明日黃花是成語，昨日黃花不是）的時候，那個問題仍然困擾著我：一個身處達拉斯市的對沖基金經理，腦瓜里腫么會蹦出這些阿里不達的東東呢？
時光荏苒，兩年有半，2011年夏天，我再次前往達拉斯市拜訪凱爾•巴斯。其時，希臘的信用違約掉期已從11個基本點飆至2,300個基本點；希臘違約只是個時間問題了。愛爾蘭和葡萄牙也奄奄一息，亟待紓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信用一落千丈，處于財政崩潰的邊緣。此外，日本財務省有意派遣一個代表團，游說美國的大型債券投資基金，如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貝萊德集團之流——以期它們能為其匹配到某些或者某位買家，愿意吃下價值數千億美元的10年期日本政府債券。“這可是前無古人的大手筆。”巴斯說，“我們現在重倉押注日本和法國。顯然，多米諾骨牌若一倒，最差法國也跑不掉。美國或先行崩潰才是我的心腹之患，畢竟莊家不倒，我才能繼續跟。我或許不知道哪個蘋果先熟，但這并不影響我知道蘋果最終都會掉下來。”
坐擁價值翻番的成堆金條鉑條，他依然致力于尋找那些被低估的硬通貨以防備法定貨幣貶值。比如說，鎳幣（面值美元0.05元）。
“一個鎳幣所含的金屬，價值6.8美分，你曉得不？”
我還真不知道。
“我剛剛買了等值美元100萬元的鎳幣。”他看出我算術不大好，補充道：“2,000萬枚鎳幣。”
“你買了2,000萬枚，鎳幣？”
“嗯哪。”
“你怎么買到的，2,000萬枚鎳幣啊！”
“實際上還是具有一定難度的。”他解釋道，他得先給銀行打電話，預約提現2,000萬枚鎳幣。銀行好不容易搞定了，美聯儲又來橫生枝節。“美聯儲理所當然地給我在銀行辦事的伙計打電話問，‘你為啥都要鎳幣啊？’他就給我打電話問，‘你為啥都要鎳幣啊？’我只得說，‘鎳幣用著比較爽不可以嗎？’”
他掏出一張照片遞給我看。達拉斯市城區布林克集團（Brink）的地庫里，他的那些鎳幣在巨大的木制棧板上堆積如山。
“我跟你說吧，他們過兩年肯定會改變鎳幣的成分的。你這會兒就該從銀行提出來一些備著。”
我疑心凱爾•巴斯從來就不是那種喜歡坐在辦公室里，試圖把電腦屏幕盯出個窟窿的宅男。他樂于四海為家。我們跳上他那輛改得花里胡哨的悍馬，保險杠上貼著“上帝保佑我們的連隊，特別是狙擊手們”，極盡玩鬧之能事。比方說，他像演007電影似的按一個鈕，車后的道路就會被灑上一地的大頭釘。我們咆哮著開進德克薩斯丘陵地，凱爾•巴斯用從次貸危機中賺來的錢在此修筑了要塞：曠野中一座4,000平方米的大宅、自帶給水系統、軍械庫里藏著足夠裝備一個營的自動武器、狙擊步槍和小型爆炸物。是夜，我們乘著他的美國陸軍制式吉普四處出擊，操起最新列裝的美國陸軍制式狙擊步槍（配有紅外線瞄準具），對那些破壞其領地水網的河貍挨個點名。“你能從互聯網上買到這些基于分子反應原理（molecular reaction）的爆炸物。”我們又越過了一座荒丘。“聯邦快遞不久會運個幾百磅過來。”那些槍口逃生的河貍某天早上起來將會驚奇地發現它們的堤壩灰飛煙滅了。
“這聽起來可真夠公平的。”當然是反話。
“河貍是劣齒動物。”（注：河貍屬于嚙齒目、河貍科，而水獺屬于食肉目、鼬科）
不管做什么，他都能夠樂在其中。他花了兩年半的時間觀察全球金融體系及其從業人員，逐步驗證他的負面觀點。天道酬勤，他從研精致思中受益良多。“我本非悖道而妄行者。須知天行有常，毋庸苦行贖罪，怎見報應不爽？”
這家伙恐怕又對了，而整個世界又錯了。此乃絕好機會，提出困擾我兩年多的那個問題。寥寥數語，何以勾勒出你的形象？你是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的一個鄉土對沖基金經理，成年后一直在當地生活。你既不會說一門外語，也很少出國旅行。你非常愛國：最大的慈善事業是幫助傷殘退伍軍人。基本上也不具備什么海外關系。你到底是怎么想起來對那些偏遠國度苦心孤詣呢？
“冰島使之然，我一直對冰島特別地感興趣。”
“那是為啥呢？”
“你小時候玩過《戰國風云》（Risk譯注：孩之寶的桌游）嗎？我很喜歡玩《戰國風云》。我總是把我的部隊全都部署在冰島。從那兒你想打誰就可以打誰。”
從冰島想打誰就可以打誰的信念使得凱爾•巴斯總是特別地關注、并竭盡所能去了解關于冰島的一切。比如，他發現冰島經常被地理學家用作國民天賦異稟、戰天斗地的例子，擁有超人的生存智慧。“我們總說，‘這些銀行已經不行了。’但政府還是不遺余力地去救。救來救去救得冰島政府都破產了。我發現這有點兒意思啊。千百年來，他們都兢兢業業、改造自然，這回怎么能錯得這么離譜呢？”
我得到了問題的答案。他的興趣從桌面游戲開始。這一切也會以某種形式的“桌面”游戲結束。我們的巡禮，也從冰島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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