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天涯”上一篇非常好的文章，作者有一雙慧眼。智慧在民間，這句話真是有道理。看懂這篇文章，就明白為什么很多媒體和“公共知識分子”不斷要求中國更改稅制，從以流轉稅為主轉為以所得稅為主了。在“為民請命”的幌子底下多少人上面穿著西裝打著領帶，下面沒有遮羞布。
現在中國的稅收增長遠遠快于GDP的增長，2011年中國的稅收又大幅度的超收，而在經濟下滑的時候中國的央企利潤一直是穩定增長，因此各種輿論將攻擊的矛頭直接對準所謂的政府稅收過多和央企壟斷問題，認為2010年40萬億元人民幣的GDP首先被財政與稅收的“抽水機”抽走8萬億元以上，這就占到GDP的20%；再被壟斷央企（石油、電信、移動、電力、金融等）隱性掠奪走4萬億元，大致占到 GDP的10%；似乎政府的過高稅收和壟斷央企成了阻礙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兩大毒瘤。
這就有點滑天下之大稽了。我們要注意到，中國的油價比日本、歐洲、香港等地都要低，只比美國高，而美國低油價的背后是獨步天下的巨額軍費和全球軍事部署；另外美國電信收費是包月100美元左右，中國的平均電信費用有人均500元人民幣以上嗎？中國的電費和銀行手續費等收費標準也低于美國。
為什么西方和國內部分媒體要攻擊中國國企和政府稅收呢？難道外國人這么好，愿意出頭給中國老百姓當活雷鋒？錯！問題的要害就是：政府高稅收和大型國企是要扒外國資本的皮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是全球產業和國際貿易鏈條當中的重要一環，中國為全世界提供制造業服務，而西方使用中國制造的產品，就要為中國的制造業成本買單，如果中國制造業的成本低，那就是在以本國的勞動力、資源和環境來補貼全世界。所以外國輿論及其國內“跟屁蟲”以所謂的民生為名不讓中國漲電價，其實中國的電價與世界接軌上調合理以后，國家可以補貼居民用電的增加費用，而目前中國的低電價讓全球以較低成本進口中國的高耗能產品，中國才是真的吃虧！上面已經談到，備受非議的中國收費公路，通車里程最多的區域集中在外向型經濟區，這些公路的收費會轉移成為出口產品的成本，是要全球買單的。但如果是中國以稅收支持公路建設使得公路免費的話，就是用稅款補貼出口產品，也就是用國內納稅人的錢補貼全世界。油價的問題更是如此，中國的轎車保有量不足1億輛，高油價影響的只不過是占中國人口5%、最多不到 10%的富裕人群，但是這個人群的話語權大，事實上中國的油價就應當漲起來多收稅，以此補貼公共交通。
至于稅收的快速增長，讀者千萬不要認為中國的稅收就是完全針對中國的GDP收取的，事實上很多稅收是要外國GDP來承擔和買單的。外國到中國投資產業、生產產品，以郎咸平教授經常掛在嘴邊的玩具為例，每個玩具外國企業賺取3美元而中國企業賺取2美分，但是外國資本在中國生產的各種服務費用的營業稅是必須繳納的，中國來料加工的人工費用是要繳納增值稅的。雖然有出口退稅，但是很多出口是當初進口的原材料加工而成的，如果這些原材料不是廠商自身一對一的進口，而是在中國不同的廠家之間轉一圈，進口時的增值稅也是很難退還的，退稅制度實際執行起來條件異常嚴格，很多稅是退不回去的。
另外我們的關稅雖然降低以符合WTO了，但是進口環節 17%的增值稅是不得不繳納的，而且國內的增值稅有進項抵扣，進口的產品則不能抵扣。比如外國出口給我們鐵礦石需要繳納17%的增值稅，再把鐵礦石煉成鋼、制造出產品出口，退稅率約為13%，于是就產生出4%的稅額，這個稅額是對沒有抵扣的鐵礦石價格而言的。沒有抵扣的4%的稅，可能比有抵扣的17%的增值稅還要多。更關鍵的是這4%的稅，是由鐵礦石出口國的GDP帶來的，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而進口產品17%的增值稅經過市場競爭要與國內產品的售價可比，因此進口產品售價內的稅收也是要外國GDP來承擔，是要由外國廠商利潤買單的。
我們再以鐵礦石為例。進口的鐵礦石最終售價與國內鐵礦石可比，但是國內鐵礦石的增值稅是有抵扣的、進口鐵礦石是沒有抵扣的，國內鐵礦石是對國內GDP征稅，而進口鐵礦石的征稅對象就是外國的GDP了。這些被征稅的GDP都不是中國的GDP。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以后，在中國過手的GDP會越來越多，超過中國自身的GDP也是可能的，因此以中國的GDP和稅收總額的比例來說中國的稅負輕重是片面的。
以前外國投資基本不繳納所得稅，但是稅法改革以后都要繳納所得稅。所得稅是央企不避稅，外企和外向型經濟被海關數據管著難以避稅，因此國內企業避稅相對容易，而外企在一開始做的最多的就是把大量遠期費用結到當期，讓繳稅時間延后。但現在這些外企已經到了繳稅期，而且他們要撤離的話，在華各種利潤都藏不住了，因此現在中國需要做的就是加稅！把投資的個人所得稅變成企業所得稅，這樣民營企業投資就沒有了個稅，與國企的國家投資紅利不交稅的做法平等了。對于稅收的增減，不但要看絕對的增減量了多少，還要看稅收調節收入的作用，要看到底給誰減稅了。
讀者不要片面地被西方所謂“中國稅收過高論”給忽悠了，西方的制造環節不在其國內，征稅的能力是被限制的。甚至非洲的酋長們也是以高稅博弈外國資本的。筆者曾經與某位非洲酋長溝通過，酋長明確表示在避稅方面本地人與外國人是不對等的，加稅有助于本地人的競爭優勢，因為不僅僅是人緣和各種只有當地人才懂的潛規則，外國投資在關稅和他們本國的監管等等方面受到的限制會更多。
所以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以后實際上就是向全世界征稅，所謂“減稅”就是減低外國資本撤離的稅收成本！而央企的高服務費也是在面向全世界收取服務費。要應對未來的經濟博弈，這是必須的。因為西方資本想找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由于其他國家的基礎建設不足，西方資本投資的成本實際上更高。
西方資本可以通過所謂的定價權壓低中國企業的利潤和人工工資，也就是壓低了名義上中國制造的GDP，但是他們無法壓低中國的稅收和央企的各種服務費用，這是強勢政府的征稅能力與金融資本全球定價能力的博弈，把中國稅收增長簡單地與GDP增長進行比較是非常片面的。
說中國的稅收高就是中國老百姓的稅負痛苦也是片面的，中國的外貿增長大幅度快于GDP，中國世界工廠的份額增長大幅度快于GDP，當然中國的稅收增長也要大幅度高于GDP，其中的速度應當與中國制造在世界的話語權以及中國外貿增長掛鉤。中國成為全球工廠的同時稅收也是針對全球征稅的。在中國的制造業取得全球競爭能力成為世界工廠以后，中國政府在制造和流通環節的征稅能力也就向全球擴張成為全球征稅能力，在中國制造業過手的財富比中國制造創造的財富要多很多，這些過手的財富都可能成為被課稅的對象，這個征稅能力對抗的是全球資本的定價能力，定價能力的背后是貨幣發行能力，沒有定價權是無法印鈔的，印鈔就要惡性通脹，而中國政府的征稅恰恰是對抗印鈔、對抗中國外匯貶值損失的有力手段。
而對外征稅的博弈，是以多做少說為最妙，我們的管理層能夠耐得住寂寞不多說話是必要的韜光養晦之舉，各國有能力都會這樣做。但是一國如果要說他征的稅里有其他國家的稅源在里面，那么該國以后在外貿談判稅務互免時，就必然要吃大虧。
明白了前面的道理，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國際上有那么多的聲音叫嚷著讓中國減稅了。在這里我們還要看到，西方某些人對于不同種類的稅收態度極為不同，他們極力想讓中國人收取房產稅，因為這個稅是完全面對國內的不會有全球轉嫁問題。中國買不起房的人想要出臺房產稅借此降低房價，但是一旦無房者有了房子，肯定是不愿意繳納房產稅的。買不起房的窮人是弱勢群體，但真正掌控話語權的不是買不起房的弱勢群體，而是外來的資本。這些資本代言人發出的聲音，我們一定要警惕！
西方的征稅權同樣是這樣博弈的。就如最近歐盟要征收碳排放稅，根據歐盟的規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歐盟將對所有到達和飛離歐盟機場的航班征收超出配額的碳排放稅。中國共有33家航空公司在征收名單之內，據中國航空運輸協會（簡稱“中航協”）初步測算，開征第一年，進出歐盟的中國航空公司將因此增加總成本8億元人民幣，并且這一數字會逐年遞增至2020年的30億元，此間9年累計支出約176億元。我們要注意到，這個碳排放稅也是針對外國GDP征收的，中國飛往歐洲的航班所創造的價值顯然是屬于中國的GDP，碳排放稅就是巧立環保名目從中國、美國等外國的航運市場割塊肉！所以中、美等國都在抗爭。
這是另外一個國際博弈的戰場，在國際上因為危機進入緊縮周期而增稅的時候，中國需要做的就是加稅擴大國家收入，而不是減稅給外國增稅騰出空間。中國應當適時降低出口退稅標準，在外資撤離中國的時候提高所得稅征稅標準。稅收是博弈世界的重要杠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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