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相繼遭遇寒冬，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性矛盾與制度缺陷隨之暴露出來。這重創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的“信仰”，致使世界反資本主義情緒不斷高漲，尤其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民眾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發展模式以及民主政治制度的批評與日俱增。加拿大民調機構“全球掃描”和美國馬里蘭大學對27個國家共2.9萬多人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51%的受訪者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需要規范和改革。與此同時，西方學界和輿論界掀起了一股對資本主義進行自我批判和反思的熱潮，并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找到實現自身“救贖”的途徑。

全球金融危機引發西方學界反思潮

對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及其特點的認識

自1825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第一次經濟危機后，西方就有人開始思考資本主義制度與經濟危機之間的內在邏輯了。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呈現出的新特征，引發了西方學者對資本主義是否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并具備不同以往的特點這一問題的深入思考。

幾乎所有西方學者都認為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新階段。雖然學者們對如何界定這個階段尚存爭議，有的將其命名為“賭場資本主義”，有的稱其為“數字資本主義”，還有的稱作“渦輪資本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等，但是，西方學界認可的是法國學者讓·克洛德·德洛奈提出的“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這種觀點認為，從上世紀80年代起，資本主義便進入了“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如今金融壟斷資本無所不在的事實又說明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這個階段具有以下兩個特點：

一是資本主義金融化。這一特點集中體現在社會資本創造的利潤越來越多地被金融資本所占有，因此推動金融資本迅速膨脹。德洛奈將資本主義金融化、金融虛擬化以及泡沫化視為資本主義近30年來最深刻的變化，并認為金融化是導致這次危機的最深層次原因。

二是資本主義全球化。西方學者認為，資本主義全球化是隨著蘇東政權的崩潰和社會主義中國實行市場經濟而最終實現的，其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擴張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全球化被大多數人所接受。

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反思

上世紀80年代美國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之后，美國模式成為全球頂禮膜拜的發展模式，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私有化浪潮、俄羅斯的“休克療法”還是拉美國家進行的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經濟改革，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得意之作”。但是，當此次金融危機重創世界經濟，表明這次“災難”的成因并非外來而是發生了“內部破裂”之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全球范圍、尤其是在西方社會被打上了越來越多的問號。最近兩年，西方學者、媒體人士和政要等主要圍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以及資本主義自身結構性弱點這兩個問題，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弊端進行了系統、深入探討。

政府作用缺失，市場并非萬能。以往，倡導“大市場、小政府”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一直被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奉為圭臬。然而，當放任自流的美國金融市場最終“孕育”出了次貸危機這個惡果，并最終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后，西方輿論界、尤其是歐洲左翼力量開始對“市場萬能論”進行批判，并強調國家的作用，主張加強市場監管。美國《紐約時報》指出，市場的投資者是短視的，沒有反映廣泛認同的社會目標，導致犯下災難性錯誤。匯豐銀行前任首席經濟學家、《市場的麻煩》一書的作者羅杰·布托認為，“市場萬能論”理論正是這場金融危機的根源。很多西方學者轉而推崇中國實行的政府控制與市場競爭相結合的模式。

體制矛盾終將導致體制危機。許多西方學者認為，此次金融危機進一步暴露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結構性和體系性弱點。英國著名左翼學者克里斯·哈曼在其著作《僵尸資本主義：全球危機與馬克思的相關理論》中指出，雖然危機的表現形式是源于金融部門的危機，但這僅僅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外表歸因，其主要原因卻是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基本矛盾無法克服生產社會化與私有制的對立。因此，資本主義應對危機和經濟復蘇時在國家干預和自由市場政策中的搖擺轉向無法克服其自身的周期性危機。美國馬薩諸塞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副主席大衛·科茨說，盡管資本主義某一特定體制形式可能在一段時間內促進高利潤和經濟擴張，但資本主義的體制矛盾終將導致體制危機的爆發。

對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反思

在質疑經濟體制的同時，越來越多的西方民眾還開始對自己國家的政治體制產生不滿，席卷全美、得到許多其他西方民眾響應的“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就傳遞了這種情緒。就連曾提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之類“歷史終結論”觀點的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承認，“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在整個世界對西方民主制度信心動搖的大背景下，西方輿論界展開了對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大反思和大批判。

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效率低下。在許多西方媒體和學者看來，當前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最大弊病之一是效率低下，而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權力制衡的政治體制使議員有權過分阻撓政府，以及永遠存在的競選讓人沒有多少時間去治理國家。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一篇文章指出，在歐洲，沒有任何選舉提供解決這些國家最大麻煩所需的最基本的改革措施；在首相更迭頻繁的日本，選舉和黨派更替也未能使國家走出20年的停滯期。

西方民主是“寡頭政治”。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中另一個常遭詬病的問題便是“寡頭政治”，一些西方學者甚至稱其為西方民主的虛偽和欺騙性的表現。西班牙經濟學家洛蕾塔·納波萊奧尼在接受西班牙《先鋒報》采訪時稱，過去20年，西方民主一直在為金融寡頭服務，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美國《旗幟周刊》高級主編克里斯托夫·考德威爾認為，美國政治早已被華爾街巨頭牢牢綁住，民主黨和奧巴馬總統比共和黨人甚至更加依賴華爾街金融寡頭的資助。政客們對寡頭的“效忠”使得在這種體制下進行的金融監管改革必然先天不足，甚至可能使監管變成一紙空文。

對第三世界國家缺乏道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打擊民主、踐踏人權和公民權等眾多事實發生后，一些西方學者乃至著名政要也開始承認，一味強調公平、正義與合法性的西方民主在對待第三世界時缺乏道德。西班牙《起義報》的一篇文章指出，也許很多人都認為西方民主是道德的、公正的和人性化的，但事實上它有時的確展現了不道德、不公正、缺乏人性和罪惡的一面。

贊揚中國民主制度優勢。深受金融危機困擾的西方世界在深刻反省資本主義民主各種弊病的同時，還將更多的目光投注到了“中國的做法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存在諸多優越性，比如中國政府決策效率高、對人民高度負責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長期飽受西方輿論指責的所謂中國“一黨政治”在危機后也成為他們贊譽的對象。許多西方媒體注意到，中國沒有采取西方的三權分立、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的方式，而是數十年堅持一黨執政，這使“中國很幸運”，因為在這種體制下，中國可以“制定國家長遠的發展規劃和保持政策的穩定性”，而不受立場不同、意識形態不同以及政黨更替的影響。美國《紐約時報》一篇文章評論說，跟美國相比，中國有自己的“政治優勢”，可以更好地去迎接21世紀的挑戰。

西方出現五大資本主義前景觀

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持續經濟衰退，致使許多西方民眾對他們曾經深信不疑，并引以為豪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和民主政治制度產生了動搖。他們開始心生疑問：自己是否真的生活在政治體制最好的國度？

在一片質疑聲中，西方學者和媒體開始認真思考資本主義的制度缺陷和未來命運，并圍繞“在經歷此次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后，資本主義將走向何方”這一命題展開了激烈討論，逐步形成了五種比較主流的資本主義前景觀。他們有的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正走向衰竭；有的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生命力猶存，必將通過這次危機“浴火重生”；有的認為資本主義將會向更為高級的社會主義過渡；有的認為“中國模式”將會是資本主義的未來“歸宿”；還有的認為，金融危機余波未平，現在給資本主義的未來下定論為時尚早。

“走向終結說”

西方許多學者和媒體認為，金融危機重創了美國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充分暴露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不穩定性、不可持續性、寄生性和腐朽性，資本主義走向終結是歷史必然。

“生命周期”正走向衰竭。2008年剛剛結束，許多歐美人就已經開始談論金融危機是否會成為資本主義的終止符了。美國《市場觀察》網站題為《“資本主義靈魂”的死亡》的文章認為，資本主義“最后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不知道“這會發生在明天，還是5年或10年之后”。美國學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說，此次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正好驗證了資本主義正在走向衰落。

救市措施不能彌補資本主義本質缺陷。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促進經濟復蘇，但是這些舉措卻因效果欠佳而未得到社會各界認可。美國權威機構的多項民調顯示，60%的人稱受危機沖擊仍在縮衣節食，50%的人回答危機導致財務狀況顯著惡化。對此，很多西方學者指出，暫時的救市措施只是緩和矛盾的手段和策略，資本主義最后滅亡就蘊藏于歷史的邏輯中。

“自我更新說”

雖然“走向終結說”如今在西方占有相當市場，但是仍有很多人相信資本主義制度生命力猶存，只不過需要對其進行改革和更新。

舊體制不適應新世界。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認為，現行資本主義體系已經過時。首先，使用虛擬資本的投機行為和以實體經濟為基礎的投資活動之間的合理比例已被嚴重打破并失控；其次，正常的分工體系被顛倒，過度的紅利體系使經理人的收入與資本擁有者的利益緊密掛鉤，放任無度的高薪福利嚴重敗壞了經理人的從業風氣；再次，資本已不再是當下全球經濟的決定性生產要素。他說，現在的關鍵就是要對舊體系的錯誤有所認識，并找到符合時代需求的新資本主義模式。

危機可能催生“資本主義制度4.0”。一些西方學者和傳媒人士將此次危機視為促使資本主義制度自我調整和完善的一次契機，相信一定可以在資本主義制度內找到合適的宏觀經濟政策，實現發展模式的轉變。英國經濟學家、英國《泰晤士報》副主編阿納托爾·卡列茨基將轉型后的資本主義定義為“資本主義制度4.0”，即全球資本主義的第四次變革。他認為，資本主義“第四版”應立足于19世紀初主張自由貿易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凱恩斯式的福利國家制度以及上世紀80年代初由撒切爾和里根開創的以自由市場為核心的貨幣主義，要能適應二十一世紀的需要，尤其是能與充滿活力且自信的中國競爭。

對新版資本主義“個性”看法相左。一些西方學者和媒體雖然堅信資本主義會獲得新生，但卻對新生的資本主義是該變得更加溫和、友善，還是更加強勢、更強調對立，意見不一。英國廣播公司財經新聞編輯羅伯特·佩斯頓認為，新資本主義應該更加公平友善，少一些勝者通吃的賭博意味。而德國《星期日世界報》發表的題為《資本主義的再生》的文章卻強調，新資本主義必須強勢并在意識形態上與社會主義保持對立。

“社會主義前景說”

資本主義世界的共產黨人和左翼學者認為，當前的危機表明了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局限性。他們提出了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替代方案”社會主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在西方左翼力量內部，想通過激烈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的人越來越少，而通過不斷在資本主義社會積累社會主義因素逐漸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設想卻越來越受歡迎。

革命手段和者寡。在2009年4月于美國紐約市佩斯大學舉行的全球左翼論壇上，一小部分與會代表認為，應該趁著資本主義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運用革命手段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希臘共產黨代表就提出，任何政策都不能緩解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腐朽性，工人尤其是共產黨應該聯合行動以推翻現存的資本主義權力體系。

和平過渡更可能。大部分與會代表則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在應對金融危機中借鑒運用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對生產關系進行調整，因此，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資本主義社會內社會主義因素不斷增多，資本主義可能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平過渡。但是，這個過程將十分漫長。

“中國模式前景說”

西方輿論界還有一種愈益流行的觀點，就是資本主義模式的主導地位將會被“中國模式”所替代。西方學者將“中國模式”與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區別開來，他們認為，中國沒有遭受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休克之苦，也沒有像美歐、日本那樣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這說明“中國模式”具有很多制度優勢，因此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會很有吸引力，并可能最終取代聲名狼藉的“華盛頓共識”。

或將成為世界主導。英國《泰晤士報》評論說，未來占主導地位的新經濟(310358,基金吧)模式不會是基于西方價值和美國領導的民主資本主義的產物。相反，它將是一種帶有權威色彩、啟發自亞洲價值、由國家引領的資本主義。美國《外交政策》雜志載文指出，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集體超越發達國家成為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引導者，將是近代史上最顯著的一次國際體系轉型和權力轉移。

“中國模式”優勢明顯。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模式”的優點主要在于：在發展目標上，強調發展、穩定和人權必須平衡；在發展戰略上，主張通過試驗，結合實際漸進改革，反對“休克療法”，先經濟，后政治；在對外援助上，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而且援助多集中在基礎設施。新加坡學者鄭永年認為，西方國家救市時往往只有金融杠桿，而中國由于存在龐大的國有經濟體，因此具有金融和經濟兩種杠桿，這正是“中國模式”最突出的優勢。

對發展中國家極具吸引力。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由于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國模式”的弊端，今后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將鐘情于“中國模式”。西班牙駐華使館前商務參贊恩里克·凡胡爾將“中國模式”的吸引力所在歸結為兩點，一是中國是一場壯觀的經濟革命、驚人的發展以及改善民生進程的主角；二是中國總體上保證了政治和社會穩定。

“前景不明說”

還有一些西方學者和政要對資本主義的未來持觀望態度，認為金融危機余波未平，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仍不穩定，因此現在給資本主義的未來下定論為時尚早。

曾經是“美國式市場萬能論”以及新自由主義信奉者的日本著名經濟學家中谷巖在新作《資本主義為什么自我毀滅》中指出，美國泡沫經濟崩潰的結果，將迫使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資本主義轉變方向，但是尋找到新的出發點和解決辦法或許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哈里？哈丁認為，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未來將和“中國模式”展開激烈競爭，但是誰勝誰負還是未定之數。

作者單位：新華社中國國際傳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