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格局歷史演變的基本脈絡
鄭彪
按照中國傳統哲學的宇宙觀，人類與自然界是統一的，是“天人合一”，而人類社會自身也是統一的，故中國人的世界觀是“大同世界”、“天下一家”，所以中國政治文化自古主和合不主分爭。當代愈來愈多的學術成果也證明，人類社會自始就是一個不斷遷徙的，相互聯系、相互交流、融合的整體，當然也不免會發生相互沖突和對抗，但總體上是既統一又各具特色的人類文明體。人類社會作為統一的文明體，區別于自然界，也區別于其它生物界，人類社會是統一前提下的多元化和多樣化文明體。
人類社會的多元化、多樣化最早來源于人類先民所謀生的自然地理條件的多樣化，不同的自然地理條件孕育了不同的地緣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可以統稱為地緣文明。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過許多種古老的地緣文明，后來大多相繼滅絕。中華文明與古巴比倫（公元前4000-前2250年）文明、古埃及（公元前3500-前600年）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長期以來被國際學術界并稱為人類四大古老文明，后來有西方學者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將古希臘（公元前800-前146年）文明與前者并列為人類“五大文明”。其實古希臘誕生于古巴比倫滅亡后的1450年和古埃及文化晚期，與前者不可同日而語，但受到前者很大的影響。這些古代文明，雖都是地緣文明，但相互之間有聯系，自始就是一個人類文明共同體，例如古希臘文明就來源于古埃及和古巴比倫文明，而據郭沫若先生考證，《莊子》中“胥靡登高而不懼”的“胥靡”，就是兩河流域的蘇美爾（Sumer）！換言之，蘇美爾人是從中原遷徙到兩河流域的。（1）雖然四大文明中后三種地緣文明在歷史上久已滅亡，而中華文明得以幸存并成為人類文明在東亞燎原的火種，但是在地球的其它地區，人類社會仍然不斷頑強地生存、遷徙和繁衍，仍然有許許多多不同的和相互聯系的，雖不夠發達卻也各具特色的地緣文明。中華文明與其它文明體之間，一直保持著直接的或間接的，密切的或不那么密切的，時而中斷時而又接續的聯系。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人類是一個統一的文明體，但各地緣文明之間的發展很不平衡。中國人早慧，故中華文明早熟，也自然是原創。中華先民在漫長歷史進程中，包括與其它文明相接觸、交流和融合的過程中，自主地創造了人類光輝燦爛的經濟、技術和文化成就，形成價值獨特的中華文明。雖說惟獨中華文明是人類社會最古老文明中持續發展至今的地緣文明，在歷史上的發展絕非一帆風順，而是幾經異族文明的沖擊和摧殘，由于歷代中國人能夠在頑強地維護和堅持自身文明的核心價值的同時，不斷與異族文明相交流、相融合，從而中華文明得以延續、豐富和發展，進而形成東亞文明，并在長達幾千年的歷史中不斷地向其它地緣文明傳播輻射。在許多著作中長期流行一種提法，說中華文明是農業文明，西方文明是工業文明，暗含貶義，殊不知人類不經過農業文明如何能有工業文明？而且工業文明發展到今天，已經走火入魔，人類的地球家園已經瀕危，人類社會也遭遇火并（種族滅絕）。所以，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到底哪個文明更加科學環保和可持續發展，更加文明，人類尚多有反省之處。說西方文明是工業文明即現代文明，是昧于歷史，如亨廷頓所說“這是完全虛假的同一”。
世界早在秦漢時期就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經濟圈，表現在地緣文化上是儒家文化圈，表現在地緣政治上被稱為“朝貢體系”或“貢納體系”，地緣經濟上實為一種變相的國際貿易體系。中國先進的經濟技術文化不斷向外部傳播擴散，主要是通過發展國際貿易，漢初更開辟了絲綢之路，與西方交通。“漢武帝時，以長安為中心，西至塔里木盆地和中亞，西南至川、黔、滇和印度，東南至閩、粵和安南（今越南——引者）、南洋，東北至遼東和朝鮮、日本，都有中國商人的活動。同時，東南西北各國的商人，也紛紛來到中國。”（2）公元五世紀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后，在長達一千多年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歐洲在世界經濟中一直處于極其落后的邊緣地位（后來形成地中海經濟圈，也長期處于對東方貿易的依附狀態）。在漫長的歷史中，中華文明與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拜占庭文明等那個時代的主要地緣文明交流最多，關系最密切，它們都是亞洲文明。亞洲作為人類文明的發源地，歷史上不僅長期執世界經濟文化的牛耳，是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而且就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等地緣文明之間的關系而言，大體上亞洲是一個和諧世界。待中國唐朝經濟文化發達到一個輝煌的高度和萬方來儀時，長安已然是東方地緣政治中心。當時西方剛剛走出長期動蕩戰亂的大遷徙時代，與蒙昧時代相去未遠，其地緣文明即西方基督教文明尚待形成。直到西方熬到黑暗而漫長的中世紀中晚期，當成吉思汗的鐵騎用暴力打通了亞歐大陸橋并帶去大量東方先進的軍事、經濟和文化信息以后，歐洲又經歷了長達兩百年悲慘的黑死病、大饑荒和戰亂的年代，在瀕于絕境的經濟社會危機中歐洲人終于涌出歐洲大陸，通過發動海外殖民戰爭擺脫了中世紀的社會危機，開始了對近代世界歷史影響深遠的全球擴張，于是西方開始崛起。西方史學家非常看重公元1500年，將其看做西方崛起的起點，實際上從那時起，西方又經歷了三百多年堪稱艱苦卓絕的征戰殺伐、原始積累、工場手工業的提升、階級斗爭、軍事和政治革命，教育和科技創新等等環節，其崛起的地緣政治秘密在于“使用有組織的暴力”（亨廷頓語），其地緣經濟秘密在于，“歐洲用他的美洲貨幣購得一張乘坐亞洲經濟列車的客票”，“經過三個世紀的努力才逐漸改變了長期在東西方貿易中的依附地位。”（弗蘭克語）進入19世紀，隨著工業革命完成，西方改變了長期在東西方貿易中的依附地位，到1842年以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才算徹底顛覆了東西方關系，根本改變了全球地緣政治格局。
雖說總體上人類社會相互之間的影響、交流（沖突也是交流的一種特殊形式）、滲透從未間斷，促進了人類社會共同發展，但是畢竟由于發展不平衡，特別是地緣文化不同，相互交流的方式大有區別。其中東方文明是先發文明，對后發的西方文明的影響歷史漫長、態度平等、平和、友好，歷史作用巨大卻是積極的；反之，近代后來居上的西方文明對東方文明的影響歷史相對較短，但態度野蠻、傲慢、充滿暴力和毀滅性企圖；特別是，中國古代經濟文化先進，卻無傳教傳統，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不強加于人，從來沒有“東化”別國的企圖，對外貿易也平等而公道，所以在兩千多年中各國客商對中國趨之若鶩，絲綢之路上各國客商絡繹不絕，“先后有羅馬、拜占庭、印度、伊朗、阿拉伯哈里發與后來的歐洲及俄羅斯沿著它運送自己的產品”，（3）千辛萬苦向中國“朝貢”貿易；而17世紀以來西方一貫試圖西化、分化中國，愈來愈表現出一種恃強凌弱，強加于人的傾向（早期耶穌會士相對好些，也是由于當時西方國家實力不夠，對明朝和清朝早期的中國強加不了）。就中國經濟、技術和文化對西方的的積極作用而言，歷史上至少有三個重大歷史事件極大地促進了東方文化對西方的影響：一是漢初開通的絲綢之路；二是漢擊匈奴導致北匈奴西竄至中亞、西亞和中歐，成為西方民族大遷徙的推動力，具體說是促進了日耳曼原始公社的解體，而日耳曼人大量涌入西羅馬帝國，又導致西羅馬奴隸制的崩潰和促進西歐封建社會形成。所以漢擊匈奴對中國歷史乃至對西方歷史的影響，包括對西方民族形成的影響相當深遠，西方人修史往往對這段歷史語焉不詳，并刻意回避漢擊匈奴的重大影響，乃有不難理解的隱情。中國人讀西方這段歷史，需要仔細研讀，并通過多種版本對照，從字里行間的蛛絲馬跡中去發掘歷史真相和捋出有關重要的歷史脈絡；三是成吉思汗遠征歐洲和建立對歐亞大陸的統治。這三個重大歷史事件，除成吉思汗遠征歐洲造成地緣政治災難，有負面作用之外，總體上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主要是中國和阿拉伯的商人通過絲綢之路（先有陸路，后有海路）為西方源源不斷地輸送中國先進的商品、技術和文化，中國四大發明西傳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當然，中國人從來沒有想過什么知識產權和專利之類的事情，是中國文化不產這些東西，從不想封鎖什么人。中國很早就發展國際貿易，到宋朝時中國的科學技術、商品經濟和國際貿易已經是世界最發達水平，硬是不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正如沃勒斯坦所說：“資本主義是一劑危險的麻醉藥，在整個歷史上，大多數文明，特別是中國文明，一直在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4）
其實哥倫布等西方早期探險家的初衷，是想找中國直接交易，而避開阿拉伯世界的中介，降低其控制世界商路導致高昂的交易成本。當時歐洲人不僅普遍極其窮困，且由于長期（長達兩百年，1300-1500年）陷于瘟疫、饑荒和戰亂，種子都吃掉了，死人無算，活人餓得要死，哪里有對東方的貿易支付能力？且歐洲本土金銀不多，支付手段嚴重不足，于是各國王室和政府大力支持海外擴張，起初是為了到海外尋找食物和燃料，后來終于找到了美洲的大量金銀，西方由此開始翻身。教科書常說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領，封鎖世界商路導致西方必須探索新的航路，那只是一個直接原因，其深層原因還在于西方人被長期的經濟社會危機逼得無路可走，只有“走出去”，從海外殖民戰爭擴張中尋找生路。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西方人想找中國直接交易，也是由于當時他們打不過也奈何不了穆斯林，不像今天。這方面除了西歐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歷史宿仇以外，也是由于西歐歷史上長期處于國際分工和世界貿易低端，而阿拉伯人善于經商，加以地理上接近中印，具有扼世界貿易通道的地緣優勢。歷史上阿拉伯人善做生意，尤其善于經營東西方貿易。既然來自中印的奇貨可居，有時也不免對歐洲人有高利盤剝，例如來自中國的絲綢和造紙技術，均被阿拉伯人學去，僅這兩大宗商品貿易，千百年里阿拉伯人相當受益，積累了大量財富。又如中國絲綢質優價平，但是質料較厚，不夠飄逸，更不夠透明，這主要是文化原因，而古羅馬人追求性感和自然美，他們（貴族）極度崇拜并不惜重金購買中國絲綢，買婦人歡心（西羅馬帝國規定只許婦女穿絲綢），但是買到手的中國絲綢往往經過了阿拉伯人之手抽絲、加工和再生產，于是利潤翻倍。敘利亞很早就設有這種居間牟利的工場手工業。（5）
東亞與西歐之間隔著阿拉伯世界，在16世紀以前沒有直接沖突。此前漢將甘英曾到達地中海南岸，終不能渡海到達羅馬帝國。麥哲倫航行到達呂宋島（今菲律賓）殞命以后，16世紀西班牙人入侵呂宋島，與華人發生戰爭割據，反復爭奪，終于得手。那時候西方人的武器并不高明，只不過仗著財大氣粗（從美洲源源不斷得來大量廉價的金銀），而華人得不到明朝廷的支持和后援，遭到大屠殺。以后荷蘭人、葡萄牙人聞腥逐臭，尾隨而來，并進入東亞，到中國沿海多次尋釁，均被明朝海軍擊退。硬實力不行，于是改用軟實力，到17世紀初有耶穌會士來華傳教，開始了近代以來中西文明的交流和沖突。所以，人類自古作為一個統一的文明體，久已存在著世界體系，自始就存在著緩慢而持續的全球化，先是自東向西為主，近兩百年來反轉為自西向東為主，只不過由于科技進步加速導致全球化也不斷加速而已，而人類和地球的危機也隨之加速。而亞洲作為人類文明的發源地，東亞作為人類唯一持續存在和發展并領先于世界其它地區的地緣經濟和政治存在，長期處于世界經濟文化中心，決定著世界經濟格局，這是一個歷史事實。否則，近代歐洲的異軍突起就不可思議，也不合邏輯，“像雅典娜從宙斯的腦袋里跳出來那樣突然降生于世”，或者從石頭縫中蹦出來一個大鬧天宮的孫猴子，那都是神話。
真實的歷史線索是，16世紀以來，隨著對非洲特別是南美洲的殖民擴張，西歐得以進行人類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資本原始積累并由此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迅速興起，開始逐漸改變著在漫長的人類文明史中西方在國際分工、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中對于東方的歷史依附地位。到了18-19世紀，西方終于得以有能力靠暴力和近代工業打敗東方，一舉改變了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建立全球霸權。那種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以前，不存在統一的世界體系包括經濟體系的觀點，難以自圓其說，實際上屬于一種與“西方中心論”相適應的意識形態，而近代西方不過“是在同一個唯一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取代了東方的位置。”（6）
在研究世界體系和世界格局問題上突破“西方中心論”，不僅需要超越東西方學術界的成論，也必須在馬克思的若干論點上有所前進。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在16世紀形成，亦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16世紀在西歐誕生。（7）從馬克思到沃勒斯坦，也包括我國傳統的世界經濟理論都認為，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形成之前，不存在任何世界經濟體系或世界體系。馬克思的《資本論》主要以歐洲為對象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于前資本主義歷史部分，不必諱言，限于歷史條件特別是資料限制，馬克思對東方歷史的研究畢竟難以像對歐洲那樣廣泛和深入。弗蘭克認為馬克思有“歐洲中心論”思想，他說：“‘亞細亞生產方式’是歐洲人特別是馬克思發明的一個神話，其目的在于證明子虛烏有的歐洲‘獨特性’。”（8）對弗蘭克批評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觀點，不必輕率地附和，特別是他說馬克思發明“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神話，“其目的在于證明子虛烏有的歐洲‘獨特性’”，這個觀點不知有何根據？“亞細亞生產方式”當然可以商榷，至于是否能夠否定，弗蘭克的觀點可謂一家之言。至于弗蘭克著作中涉及在世界體系問題上與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的觀點異同，筆者以為不妨從地緣政治-文化的角度加以解讀，這兩位都是享有很高國際學術地位的當代學者，以他們的博學和睿智，筆者不相信他們真的與弗蘭克在《白銀資本》等著作中提出的關于世界體系的新理論有那么大的學術分歧，會打內心贊成那種長期流行的觀點，即認為從公元1000年甚至更早的時候起，至少從公元1500年以來，西方就是世界經濟的中心；而且據說這是由于歐洲人具有早在基督誕生前就產生的獨特的猶太-基督教價值觀，正是歐洲人這種“獨特”性才使他們擁有近代以來的世界霸權地位，這顯然是自說自話。西方人往往很喜歡也很受用這種不無種族主義的宗教“自我授權”，即使有人不喜歡，或不認同，作為西方人也難以公開反對。作為歐美學者，像弗蘭克那樣勇敢、無私，徹底地否定“歐洲中心論”，是需要極大的科學勇氣的。在歐洲學界，德國人屬于那種敢于追求真理而又最善于思辨的那種，馬克思、恩格斯、斯賓格勒和弗蘭克都是德國人，且都人格高尚、學識精湛，當然德國學者也有另一路，馬克斯·韋伯就很不相同。至于弗蘭克提出世界體系久已存在，而且直言不諱地明確提出“（公元）1800年以前‘中央之國’處于全球經濟體系的中心地位”的論斷，即使在今天的歐洲學界，在文化上特別是在政治上，也是有些犯忌的。美國學者王國斌教授說：“弗蘭克這些高屋建瓴的觀點具有很強的說服力”，（9）弗蘭克提出以這一觀點為核心的新理論，固然是以其擁有的崇高學術成就和學術地位為基礎的（弗蘭克其實是米爾頓·弗里德曼門下真正的高徒，雖然是反新自由主義的“另類”，惟其如此，就更加難能可貴），即便如此，其引起國際學界特別是西方學界巨大的震撼和爭議，都是可想而知，不足為奇的。2008年弗蘭克《白銀資本》的譯本在中國得以出版，有助于推動中國學術生態的變化，相信會有愈來愈多的讀者特別是中國讀者接受弗蘭克這些“高屋建瓴的和很有說服力”的，并非“大而無當”的觀點。有關論者對弗蘭克的觀點分歧較大，例如“高屋建瓴”和“大而無當”的評價，相去甚遠，其實主要是論者的立場和方法不同所致。
對于弗蘭克的新理論有所貢獻，并事實上給了他靈感的是另一位阿拉伯裔美國學者阿布·盧格霍特(Janet Abu-Lughod)，1989年這位女學者出版了《在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9年間的世界體系》一書，提出“在15世紀以后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世界體系出現之前就曾經存在過另外一個世界體系，同包括歐洲在內的其它地區相比較，亞洲在這個較早的世界體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阿布·盧格霍特并不企圖對現代世界體系理論提出挑戰，她認為這個世界體系到1350年就已解體，并且在一個世紀后有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新的現代世界體系取而代之。”（10）換言之，她認為“最重要的事實是，‘東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崛起’”（11）。對弗蘭克來說，“在現代之前就已經存在著一個包括歐亞非的世界體系這一觀點，卻使弗蘭克開始懷疑自己一向認同并為其做出貢獻的現代世界體系理論。”（12）這似乎是弗蘭克與沃勒斯坦分歧的起點。據說，弗蘭克正是從公元1250-1359年這個時段向前推理，并且論證了他的新理論。他認為，世界體系是不可能像雅典娜從宙斯的腦袋里跳出來那樣突然降生于世的，在現代世界體系之前必然存在著某種可以稱為體系的東西，促使哥倫布和達·伽馬航海探險的動力只是開發通往東方的“新航線”，而不是建立東西方聯系（現代考古學的成就以大量事實證明，東西方聯系早在漢初打通絲綢之路以前很久就已建立——引者）。因此，他認為，不能首先把歐洲視為一個獨立的實體，然后再設法從它的內部找到變化的根源，這是本末倒置；相反，世界體系內部的歐洲部分的變化與整個體系以及體系的其它部分是密切相關的，例如，奧斯曼帝國的興起對傳統的東西方貿易通道的決定性影響。這方面研究的前期成果，反映在弗蘭克與英國學者吉爾斯合著的《世界體系：五百年還是五千年？》一書中，于1993年出版。其最終成果，即1998年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Global Ecomomy in the Asian Age》（即“全球經濟重新走向東方-亞洲”），《白銀資本》是中文版譯名。
至少對于中國學界來說，對世界經濟格局形成和演變的基本脈絡的研究，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具有開拓性的重大貢獻。茲將該書提出的新理論的基本論點摘錄如下：
第一，現代世界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我們并沒有生活在與五百年前截然不同的世界體系里。這個觀點并不意味著否認所謂“現代性”的存在。
第二，直到公元19世紀以前，中國不僅是東亞朝貢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地位，所以“歐洲特殊論不過是一種勝利者的神話和十足的種族主義神話”。
第三，這一切的原因，在于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在世界市場具有異乎尋常的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技術、生產效率、競爭力和出口能力，這是除印度以外世界其它地區都望塵莫及的。與此相聯系，所謂中國自鄭和下西洋于1433年終止之后退出海上貿易的說法是不正確的。中國的出口商品和中國商人依然支配著中國海地區的貿易，從而為至今影響巨大的海外華人社群奠定了基礎。實際上，與大量的歷史神話相反，在亞洲，包括印度洋，歐洲人從未擁有或控制過超過10%的海上貿易，在南中國海就更少了，在北中國海歐洲人則根本毋庸置喙。因此，所謂中國和亞洲其它地區的民間制度和公共-國家制度由于某種原因比歐洲“低劣”等說法，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只是到了1500年以后的300年里，西方依靠美洲奴隸們用無數生命開采的“無成本”的大量貴金屬，“歐洲用他的美洲貨幣購得一張乘坐亞洲經濟列車的客票”，經過三個世紀的努力才逐漸改變了長期在東西方貿易中的依附地位。“如果沒有亞洲的經濟，歐洲哪兒都去不成！從世界經濟角度看，就是原地徘徊！它也許只能通過大西洋‘三角貿易’來找出路，而這個三角貿易區與亞洲的各個經濟體相比，既小又窮。”（13）
第四，宋朝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占有主導地位（這一點與李約瑟的研究結論相符），至少直到公元1800年為止，亞洲，特別是中國一直在世界經濟中居支配地位。與此相聯系，弗蘭克認為，“依附”經濟學和現代世界體系理論關于世界經濟體系“中心-外圍-邊緣”的方法和范疇，同樣也適用于1492年以前的世界體系。換言之，18世紀以前，總體上是西方依附于東方。
第五，正是在亞洲主要是東亞和中國長期領跑經濟全球化和做出無數歷史貢獻的基礎上，西方得以經過三四百年的海外擴張、工商業和教育科技文化等全方位的努力，到19世紀實現了全球霸權，西方文明也發展到了頂峰。20世紀的百年西方總體上是在曲折中衰落，接下去的21世紀就是亞洲重建其歷史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的進程。所以，弗蘭克將英文版書名定為《Reorient：Global Ecomomy in the Asian Age （全球經濟重新走向東方-亞洲）》。
世界經濟格局形成和演變的歷史脈絡或基本輪廓大體上被弗蘭克揭示和描述如此。毋庸諱言，弗蘭克的新理論不可能一誕生就十分嚴謹，也必然遭到不少人包括一些長期追隨西學的中國人的抵制，那主要是因為，弗蘭克的著作“成功地‘扭轉’了人們觀察1500年以來的經濟史的視角。他向歐洲人提出一個挑戰，指出他們的重要性正在減退，他們的世界觀正失去中心地位。”（14）更正確地說，是世界歷史發展本身“成功地‘扭轉’了人們觀察1500年以來的經濟史的視角”，而弗蘭克則是由于秉持學者的正義感和良知以及基于他淵博深厚的學識，對世界歷史的變革反應特別敏感，又敢于秉筆直書，表現出古往今來西方許多正直學者的最可貴的品質。
弗蘭克的新理論為重新理解世界體系和全球化開辟了道路，這對于當代中國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弗蘭克在該書中文版序言中謙虛地說，他的研究只是提示一個“微不足道的路標”，“更重要的是中國、亞洲和全世界當前所發生的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能夠幫助中國讀者看清中國以及讀者本人在這種世界歷史進程中所處的位置”，推進世界正在發生的深刻變革，而這是“西方大多數人至今無法認識到的——主要是他們不想正視現實，而寧愿繼續仰慕西方的、尤其是美國的大樹”。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其實是代表當代西方社會的有識之士向中國人喊話，其中有令人反復咀嚼的深意。當代西方人有條件也有能力實現學術突破，但是“他們不想正視現實，而寧愿繼續仰慕西方的、尤其是美國的大樹”，這是西方國家的歷史局限。在中國，也有一些人面臨世界新時代的深刻變革而無所作為，也是由于“他們不想正視現實，而寧愿繼續仰慕西方的、尤其是美國的大樹”。正是在這里，出現了巨大的歷史機遇和發展空間。現在是近代以來中國學者做學問客觀條件最好而主觀條件——學風最差的時期，但個人的學風畢竟是可以由學者自己把握的。子曰“后生可畏”，相信有志者如能沿弗蘭克等前賢的成就所指示的方向，特別是能發掘和利用中國文獻、中亞文獻去深入研究古代中國對西方的影響，當有不可限量的成就。
注釋：
（1）參見錢文忠：《世界背景下的中國文化》，《文匯報》2007年9月16日。
（2）翦伯贊：《秦漢史》，臺灣云龍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頁。
（3）M．Ｓ．阿西莫夫、Ｃ．Ｅ．博斯沃思主編、華濤譯：《中亞文明史》第四卷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0年版，第185-186頁。
（4）（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尤來寅、路愛國等譯：《現代世界體系》第1卷中文版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參見（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尤來寅、路愛國等譯：《現代世界體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城譯：《白銀資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328頁。
（7）《馬恩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頁。
（8）（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城譯：《白銀資本》中文版前言，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
（9）同上，中文版序言。
（10）陳燕谷：《重構全球主義的世界圖景》，（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城譯：《白銀資本》中文版卷首文，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
（11）轉引自上書，第57頁。
（12）陳燕谷：《重構全球主義的世界圖景》，（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城譯：《白銀資本》中文版卷首文，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
（13）（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城譯：《白銀資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頁。
（14）王國斌：（（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城譯：《白銀資本》中文版序言，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
（本文系拙著《全球變局與中國前沿》第一章《探索世界格局演變的真相》第一節第二目，定稿于2011年6月。該書即將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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