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全球經濟形勢，我的基本觀點是：未來世界重大的危機，可能來自于美國。
為什么這么講？當前世界表現出來的危機是在歐洲，但是更大的危機在美國。
歐債危機相對而言會早于美國的經濟調整而結束。由于歐洲調整得比較快，相對而言三五年之內問題就能比較快解決。但是美國的問題卻是三五年之內很難解決，因此會出現世界的調整、再平衡，出現歐美之間的落差。
那時，五六年以后，美國和歐洲之間會有一場重大的調整，將不可避免地把中國經濟牽扯進去。
重大危機和變化來自美國
為什么說歐洲問題會比美國問題相對容易和更早地解決呢？
第一，從基本面上來講，歐洲的情況比美國好，而且好得多。怎么看基本面呢？首先不能單獨看財政赤字，要深入分析。分析什么呢？先要把財政赤字中用于付利息的部分去掉，找出基本赤字。因為付利息是歷史上形成的包袱，財政支出里面一部分是付利息，比如美國5%的財政支出是用于付利息的，把這個排除之后是基本赤字，其次是要把由于宏觀經濟增長緩慢乃至衰退所帶來的財政稅收減少這種周期性的赤字剔除，把這兩個赤字剔除之后，我們叫做結構性的基本赤字。
結構性的基本赤字在歐洲大部分國家都還是不錯的，最糟糕的是愛爾蘭。根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最近的一個研究，愛爾蘭是占GDP的6%多一點兒，其他國家基本都是在5%以下，其中意大利是正的，是有盈余的。
再看美國，若按同樣的方法去計算，美國現在結構性的基本財政赤字占GDP的7%，遠高于歐洲，這還只是美國聯邦政府的赤字情況。把地方政府算進去的話，情況就更加糟糕。作一個類比，如果美國經濟體是一個家庭，這個家庭今年的收入是2.1萬美元，可是今年要花3.8萬美元，還差1.7萬美元，怎么辦呢？信用卡透支，問題是1.7萬美元的透支不是搞一年，而是搞很多很多年，因此現在這個家庭累計欠銀行17萬美元。更重要的是這個家庭還沒有算他的兒子、孫子借的錢，即地方政府欠的賬。所以從基本面來看，美國比歐洲的情況更嚴重。
第二，歐洲的問題已經充分暴露，而美國的問題并沒有完全充分暴露。我們天天談"歐債危機"，"希臘是不是要破產，是不是要違約"、"意大利的債務是不是要惡化"成了標題性新聞。正是因為有這樣顯性的問題，所以全球的注意力集中在歐洲。
但資本市場對歐洲的分析本質上是錯的。意大利和希臘搞了這么多高的風險溢價，舉債需要花很多錢，短期內讓這些國家進一步緊縮財政非常困難，唯一的可能就是違約，違約之后把大量的溢水包袱給甩掉，同時通過違約將這些國家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將歐洲國家的財政進一步緊縮。
歐洲國家的財政有兩個特點，即兩個50%。一個50%是財政支出占GDP的50%，美國是30%多一點兒；另一個50%是它的財政支出里的50%以上是用于福利開支，其中削減的空間是非常大的。所以歐洲可能會出現殺一儆百的情況，即個別國家如希臘會出現違約，違約之后不得不進行內部的改革，削減福利開支，降低實際工資，降低單位勞動成本，跟上德國人的步伐。違約之后，德法的金融機構會馬上出現問題，會帶來新一輪的金融動蕩，這是在所難免的，但是通過調控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因此歐洲內部的一些改革正在討論之中，什么時候推出真正的改革我們還不知道，但是歐洲的情況比美國要強。美國的情況是什么樣子？剛才舉例說的2.1萬美元的收入，3.8萬美元的支出，信用卡透支1.7萬美元，可是美國這個家庭在2011年8月還討價還價地說要減少開支，但減了半天只減少了385美元，3.8萬美元的支出只減少了385美元，可見美國的改革步伐是很慢的，美國可以拖，因為美國的國債市場依然是全球最大的、流動性最強的、交易最活躍的、大家最愿意投資的市場，而歐洲人拖不起了。
第三，我認為最重要，就是從政治經濟協調的角度出發，歐洲的改革要比美國來得容易。為什么？歐洲的問題是國與國之間的矛盾,一旦德國等國家不給希臘、意大利等國提供明顯的金融財政上的援助，這些債務國家就面臨破產，一旦破產就只能馬上進行改革，沒有退路。而對希臘本國政治而言，內部政治家沒有退路，必須改革，這不是希臘國內一個階層對另一個階層的矛盾，希臘國民可以團結一致，削減財政赤字，所以歐洲的問題是國與國之間的二元經濟，是德國這個已經與中國形成互補的經濟體，和目前不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希臘、葡萄牙等國的矛盾，這個矛盾可以通過違約重組的方式來解決。
危機帶來變革
歷史上的各種金融危機之后都帶來政治上的變革，包括印度和巴西，為什么今天會有好的經濟表現，不就是因為他們在金融危機之后實行改革了嗎？
因此，歐洲的危機不一定是格局性的變化，可能談不上革命，因為歐元的設計本身就有矛盾，就像感冒一樣，會反復地出現，會通過危機的方式讓南歐的國家福利下降，本身是一個調整的過程，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和美國對世界格局的影響不一樣。
打一個比方的話，歐洲的危機是重感冒，通過重感冒讓體內的火下來，美國出現危機就會類似一個變性手術，我們應該高度重視。美國與歐洲的情況相比更為嚴重，是國內經濟出現了二元經濟。一方面是非常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和群體，包括英特爾、蘋果公司等，非常有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美國還有大量沒有國際競爭力的勞工階層。
美國的國民性在發生變化，已故的哈佛大學政治學家亨廷頓去世前曾說，美國的新移民70%是講西班牙語的，來自墨西哥等地，這部分人很難融入美國社會，有自己的群體，有自己的學校，連英語都不愿意講，這就是美國內部正在發生的悄悄的革命。
也許不能叫革命，叫內部的衰退可能更合適，我最近在美國待了三個星期，體驗非常深，跟我十年前在美國不一樣，現在到處都是西班牙語的牌子、超市，廣告、電視很多是西班牙語，再過幾年，美國就是一個雙語國家，甚至是個西班牙語國家，這部分人是沒有競爭力的，跟我們傳統講的美國經濟是格格不入的。
特別應該強調的是，現在美國看不到里根式的領袖人物，奧巴馬有里根的演說氣派，卻沒有里根的政治風范，我的擔心是美國沒有明確的改革的政治意愿，更進一步是沒有明確的改革思路。在里根時代有供給學派，有弗里德曼、拉弗、菲爾斯坦這么一些人，有大量的學術界、思想界的追隨者。而今天的美國思想界頂多出來一批天才罵街的、抱怨的學者，他們拿不出建設性的意見，拿不出普通民眾能夠明白、政治家能夠跟著走的思路。所以，我擔心美國的情況會拖很多年。
那么結論是什么呢？由于歐洲經過這一輪危機會有個別國家違約，違約之后，德國、法國金融機構會受到沖擊，財政會進一步惡化，會進入低增長乃至衰退期。經過三四年的調整，不超過五年，歐洲能夠走出泥潭，而美國還要拖。
一旦這個格局形成，三五年以后美國大量的資金會從境內流向歐洲、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屆時美國的實際利率就必須提高，美元的匯率勢必貶值，這兩件事是同步的，此時整個國際格局會產生迅速的變化，整個危機會演變成美元的貨幣危機。
中國不應盲目行動
總結一下，這場危機最開始是資產負債表危機，目前表現為國家財政危機，下一步，可能5~8年之后，就是一個國際貨幣危機。而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會卷入進去，因為中國金融市場一定會成為投資者一個重要的投資方向。我們應該提前做好準備，要防止最壞的情況出現。 中國事實上不愿意看到這個突發事件發生，我們是現有國際格局的部分受益者，我們最希望是漸進式的、悄悄的革命，但是很不幸的是，這個世界不一定是按照我們的意愿去發展的。
目前中國不應該盲目行動。這時他們的債務還不明朗，債務的價格還會下降。如果做投資應盡量投資于實體經濟。
中國該不該出臺第二輪的刺激政策？如果要出的話，不能在金融、貨幣這個領域，一定要在財政領域出臺。財政領域要出經濟刺激計劃的話，一定要與財政體制改革結合到一起。我們的財政體制還是14年前的，現在都沒有大的改變。
中國發生了滄海巨變，中國的很多問題都是財政問題。要和改革結合在一起，要重新整頓國家的資產負債表，尤其是我們的國家財政。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應對這次金融危機，中國才能在未來十年到二十年立于不敗之地。
作者為清華大學教授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殷之光：敘利亞在發生什么？
來源：觀察者網特稿 作者：殷之光 2012-01-10 10:45 評論[0條]騰訊微博 新浪微博 “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爆發的時候，人們還可以天真地認為這是人民群眾自發的反暴政行為，那么當這場運動發展至利比亞、敘利亞的時候，我們就必須看到，其背后隱藏的影響所有阿拉伯世界的深層次的宗教與社會動因。
時至今日，大多數人還將這次在阿拉伯世界開始于2010年底的政治動蕩稱作“阿拉伯之春”。無論是自由主義的西方媒體，還是卡塔爾的半島電視臺，甚至包括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電視臺，在面對發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以及敘利亞境內的動蕩時，都少有地保持了貌似一致的口徑。發生在這些國家內的街頭抗議行動，都被解讀成為民主訴求。
這場“民主”運動的直接結果便是，那些在20世紀40至5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中建立起來的世俗政府相繼倒臺，碩果僅存的只是敘利亞的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及其復興社會黨（Ba’ath）政府。而目前看來，敘利亞強人政府的倒臺，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民主化還是教權統治復辟？
的確，對于政治理想主義者和局外人來說，沒有什么能夠比這場來自阿拉伯世界的民眾運動能更好地詮釋“民主化運動”或是“群眾民權革命”這類主題。對于自由主義者來說，2011年發生在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動蕩，無疑同冷戰末期發生在歐洲的民主運動有著同樣的意義。在他們看來，兩者都證明了民主毋庸置疑的勝利。然而新近結束的埃及第一輪議會選舉以及前不久結束的突尼斯議會選舉結果卻應當為這種單純的政治理想主義提出警示：把發生在阿拉伯世界的這一系列政治動蕩稱之為革命，實在為時過早。
直到突尼斯大選結果揭曉的那一刻，或許很少有觀察家能預想到伊斯蘭復興黨(Ennahda)能夠占據超過40％的席位并組建政府。此前，無論是在外國觀察家還是突尼斯知識分子的眼里，作為“阿拉伯之春”標桿的突尼斯，一定會經由議會選舉為這場運動樹立起理想的民主政治標桿。不久前公布的埃及第一輪選舉結果則更為令人不安。埃及光明黨(Al Nour) 與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共同得到了62%的席位。如果說穆斯林兄弟會的影響力來自其1928年成立以來積累的影響力，那么成立不足半年的光明黨的成功尤為值得深思：在這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運動背后，究竟潛藏的是什么政治元素？又是怎樣的政治壓力，將敘利亞阿薩德政府逼到如今這樣四面楚歌的境地？
從2011年1月份埃及民眾走上街頭并要求穆巴拉克下臺開始，這場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運動遠不是推翻極權統治那么簡單。而今看來，從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利比亞，阿拉伯世界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在如此之短的時間里便成為伊斯蘭主義教權統治的復辟，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伊斯蘭教法在民眾中間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那些被推翻的阿拉伯世界強人們，在統治期間都希望最大程度地減少伊斯蘭教法對于世俗政治的影響。然而，對于阿拉伯世界的普通民眾來說，回歸伊斯蘭主義是最直接、容易的政治選擇。這絕對不會因為某種簡單政治體制改革，或者舉行一次民主選舉而改變。
強人政治與阿拉伯社會主義
阿拉伯世界為政治世俗化所付出的代價是非常慘痛的。從埃及到突尼斯，從敘利亞到土耳其，從伊拉克到利比亞，無一例外都經歷了所謂強人政府。但是，建立在西方憲政基礎上的現代政治語境，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冷戰的歷史之后，都對強人政治有一種天然的道德抗拒。因此，無論強人政府在國家世俗化與現代化的過程中扮演如何重要的角色，其政治合法性永遠都在全球政治話語的衡量下遭到質疑。強人政府所帶來政治效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其獨裁性質、政府行政的不透明性消磨殆盡。所謂開明專制在現代政治語境下似乎已經完全失去了其價值與政治意義。
民主的成本，絕不僅僅是現在消耗在選舉過程中的大量精力與物力，其成本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所需的世俗化政治變革與社會公民意識建構。發生在阿拉伯世界的一系列民眾運動，同樣也為反思中國社會的狀況提供了某種觀察與思考的角度。
大多數的政治哲學家們都接受一個假定，即個人永遠趨向于自利。我們絕不能簡單地將這種傾向理解為極端的機械功利主義。相反，承認個人具有自利的特性包含了對于個人政治選擇能力的信任、以及對于社會及個人權利責任界線的界定。所謂民主則建立在這種個人與國家之間權利對話的基礎之上，并尋求兩者之間責任與義務的動態平衡。而這種動態平衡被破壞的結果則導致了強人政治、暴民政治或者是少數人的暴政。
而形成于上個世紀50年代的中東強人政治，則更有其特殊的阿拉伯社會主義影響，其與在伊斯蘭教法影響下的泛阿拉伯主義之間千絲萬縷的政治關聯，也為理解 “阿拉伯之春”，特別是情勢尚未明了的敘利亞，增添了更多的迷霧。
在很大程度上，發生在今天的“阿拉伯之春”更像是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中東戰爭的延續。其核心問題仍舊是巴以沖突以及穆斯林世界與世俗政治之間的根本性矛盾。這兩種矛盾，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其本質都是無從調和的。充滿整個阿拉伯半島及周邊穆斯林國家的反猶主義情緒，連同遜尼派和什葉派根深蒂固的宗教沖突則是理解敘利亞周邊地區區域政治的關鍵。
阿薩德所領導的敘利亞阿拉伯復興社會黨（Arab Socialist Ba’ath）脫胎于上世紀40年代末成立于殖民地時期敘利亞的復興黨（Ba’ath），其主要政治思想源于麥克?阿法拉克（Michel Aflaq）。這位出生于大馬士革一個東正教家庭、并在索邦大學受教育的哲學家具有非常強烈的反殖民主義態度。他認為，所有阿拉伯國家應當聯合成立一個統一的阿拉伯國，所有阿拉伯人應當有權利生活在這一由阿拉伯人統治的土地上。由先知穆罕穆德創立的伊斯蘭教不僅屬于生活在阿拉伯半島上的穆斯林們，更應當屬于所有阿拉伯人。
這一政治主張不僅在敘利亞，而且在伊拉克、黎巴嫩、約旦都有相當重要的影響。這一具有區域合作主張的政治觀念在20世紀60年代發展成為一種帶有斯大林主義傾向的政治主張。與阿法拉克的阿拉伯復興黨相比，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建立的敘利亞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更為強調民族獨立。這一點與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主張極為相近。因此，該黨又獲得了包括納賽爾在內的一系列同時期阿拉伯國家領導人的支持。
從20世紀40年代末期開始，阿拉伯世界便在蘇聯的支持下開始了反殖民民族獨立運動。同時期相繼成立的世俗政府與激進的薩拉非主義（Salafism），甚至是瓦哈比主義（Wahhabism）都具有強烈的反殖民、反帝國主義意識形態、以及民族建國的意愿。因此，在反對猶太人巴勒斯坦建國，反對英美法蘇干預阿拉伯地區政治等問題上，無論是阿拉伯民族主義治下的世俗政府，還是瓦哈比主義影響下的沙特阿拉伯，甚至包括海灣各個酋長國家都持非常一致的態度。
這一意識形態基礎體現在戰略目標上，便是試圖武力解決以色列建國，并將阿拉伯半島從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影響下解放出來。
阿拉伯世界的這一戰略目標也與蘇聯在冷戰時期的全球戰略不謀而合。現任敘利亞政府便由蘇聯1966年通過軍事政變扶持上臺。但與此同時，歐洲國家，尤其是英法在中東地區的傳統殖民勢力日漸消退，而美國也加入到中東地區的利益角逐，這便使得整個中東地區變成了一個冷戰時期各方勢力沖突的縮影。
不過，阿拉伯國家在反猶、反殖民問題上的一致態度掩蓋了其內部紛繁復雜的派別差異，因而從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這種矛盾沖突被表現為四場阿拉伯國家聯合針對以色列的中東戰爭。但是從戰略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今天，在“反帝”、“反殖民”口號下暫時形成的盟友關系絕對不可能具有長久的意義。今日的反帝盟友，明日就可能變成國家利益沖突下的敵人。
敘利亞問題是教權與強人世俗政權的斗爭
但四次中東戰爭遠沒有解決中東地區的問題。而1979年革命之后建立的伊朗神權政府又為中東地區矛盾增添了新的不確定因素。包括敘利亞在內的中東強人政府在1973年之后都逐漸將政治的重點轉向國內社會與經濟建設。
然而，對于中東國家來說，本質沖突是其內部對于理想社會模式的認同差異所造成的激烈沖突。因此，從埃及的納賽爾、穆巴拉克，到利比亞的卡扎菲，到伊拉克的薩達姆，再到敘利亞的阿薩德家族，無一不對其境內的伊斯蘭政治組織進行嚴酷的壓制。而這類具有廣泛影響的伊斯蘭政治組織，除了目前處在風口浪尖的穆斯林兄弟會之外，還有更為極端的薩拉非主義者。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產生于上世紀的中東強人政府，恰是該地區現代化經濟與世俗化政治的堅定推行者。而他們在國內關押的政治敵人，則絕大多數來自伊斯蘭政治組織。
相反，阿拉伯國家內部其他在薩拉非主義影響下的國家卻一如既往地支持以武力方式解決巴以問題。在最近埃及議會選舉結束之后，薩拉非主義影響下的光明黨以及溫和派政黨穆斯林兄弟會取得多數席位，這為人們帶來了某種強烈的危機感。穆斯林政黨當權之后的埃及是否還能夠繼續維持與以色列的和平協議，成為一個巨大的問號。薩拉非主義的影響還遠不止停留在那些暴露在媒體聚光燈下的國家，在阿盟內部阿爾及利亞、摩洛哥、蘇丹、索馬里、黎巴嫩等國家，都可以找到薩拉非主義的蹤跡。
與埃及、利比亞等國家不同，敘利亞的問題更為微妙。阿薩德家族屬于敘利亞境內少數什葉派中的阿拉維派（Alawite）。因此，特別是在1963年哈菲茲?阿薩德政變上臺之后，敘利亞一直推行淡化宗教信仰差異的政策。而哈菲茲的繼任者，醫生出身的巴沙爾?阿薩德則試圖實行更為開明的政策。
但是，由于敘利亞地處亞歐關鍵戰略位置，20世紀初期便在英法扶持下成為反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關鍵因素。獨立之后，敘利亞在麥克?阿法拉克思想影響下，試圖扮演地區核心角色，并進而建立統一的阿拉伯共和國。從冷戰時期開始，敘利亞就被當作麻煩制造者。而今天敘利亞在美國外交話語中所謂“流氓國家”的地位，應當來源于其對于巴解組織和真主黨的一貫支持，及其在中東作為伊朗唯一盟友的地位。因而，單從這個角度來看，推翻阿薩德政府非常符合美國與北約在中東地區的戰略需要。敘利亞境內的政治動蕩，無疑可以成為實現這一戰略意圖的絕佳借口。
但是，埃及與利比亞最近的政治動向表明，“革命”推翻“暴君”之后成立的政府絕不一定是民主政府。在這些國家內部被強人政府所壓制的伊斯蘭政治組織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多數選票，并毫無顧忌地表明自己要在國家內推行伊斯蘭教法的決心都讓人感到，這似乎是1979年伊朗革命的遜尼派翻版。倘若阿薩德政府倒臺，取而代之的很有可能是那些在卡塔爾與沙特支持下的薩拉非主義者。而這無疑將打破中東地區形成的戰略平衡，重新將以色列推到1948年建國之初的陰云之中。
歐盟與美國目前僅僅采取經濟制裁方式對阿薩德政府施壓。但是，由于敘利亞的重要經濟伙伴是伊朗，因而來自歐盟與美國的經濟制裁也并不能對其國內產生過大的政治影響。相反，阿盟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強硬態度是阿薩德政府的真正壓力。
那些如今被推翻的阿拉伯世界強人們，都希望最大程度上減少伊斯蘭教法對于世俗政治的影響。然而，在他們之后，對于廣受伊斯蘭教義影響的阿拉伯世界來說，回歸伊斯蘭主義才是最簡單而直接的政治選擇。在歐美眼里，阿拉伯世界推翻的是獨裁者；而在阿拉伯的伊斯蘭主義眼里，他們推翻的是不信真主的世俗政權。因此，與其將這次政治變動看作是“革命”，不如將其視為“復辟”。
以沙特為主的阿盟在埃及與利比亞強人政府倒臺之后，實際上的核心意識形態是薩拉非主義。活躍在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境內的新興伊斯蘭極端政黨全部都公開或半公開地得到了來自沙特的支持。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及北非地區的影響力極為深遠。在埃及、突尼斯、敘利亞等世俗化程度很高的國家，伊斯蘭組織雖然在強人政府數十年的壓力下，仍舊活躍在邊遠地區與城市外圍。在中下層人民中間，伊斯蘭傳統的影響力為強人政府倒臺后的伊斯蘭政黨提供了大量可能的選票。而伊斯蘭的宗教結構則為這類政黨提供了天然組織優勢。
因而，在沙特與卡塔爾的資金資助下，這些國家境內的伊斯蘭政黨在成立數月后便能迅速取得多數席位。也恰恰是這類支持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反對派們，占據了強人政府下政治罪犯的大多數。在這種情況下，爆發于敘利亞境內并被媒體不斷擴大的抗議活動，很有可能也是在海外，尤其是沙特及卡塔爾勢力支持下所進行的推翻世俗政府的活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反政府抗議者的要求是不惜借外國武裝力量干涉，迫使總統阿薩德下臺，而并非類似于突尼斯以及埃及抗議者那樣，要求政治改革和修正憲法。這就更使得這場抗議行動變得更像是一場有人在幕后策劃的政治行動。
如果說這場所謂“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爆發的時候，人們還可以天真地認為這是人民群眾自發的反暴政行為，那么當這場運動發展至利比亞、敘利亞的時候，我們就必須看到在這背后隱藏的影響所有阿拉伯世界深層次的宗教與社會動因。
統一阿拉伯穆斯林世界，驅逐阿拉伯半島上的猶太人，這是一個中東戰爭未完成的目標，以沙特為主的阿盟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強硬態度，也表明阿拉伯世界仍舊在向這個目標努力。
（作者系劍橋大學博士，阿聯酋扎耶德大學政治史與國際關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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