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萬偉 譯
作者簡介：奧利弗·馬克·哈特維奇（Dr Oliver Marc Hartwich）博士，獨立研究中心經濟部研究員。之前，他曾經擔任倫敦英國思想庫政策交流的首席經濟學家。他在政策交流時的著作主要關于住房和規劃，都市振興和交通政策等。此前，他曾擔任英國上院議員希格羅夫灣奧克肖特爵士（Lord Oakeshott）的顧問。
幽靈故事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寫的《共產黨宣言》中寫的那樣，一個幽靈在世界上游蕩。不過，這次游蕩的不是共產主義的幽靈而是新自由主義的幽靈。(1)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報道的“為了驅除這個幽靈結成了一個神圣同盟”，這次為了把新自由主義的幽靈從世界舞臺上驅除出去，又成立了一個同盟，不管它是否神圣同盟。
不管怎樣，承諾打擊新自由主義的同盟是讓人好奇的：宗教領袖和藝術家、環境保護積極分子和全球化批評家、左右兩派的政客、工會領袖、評論家和大學教授等。他們擁有共同的激情，要撕掉新自由主義的面具和非人性的、反社會的、潛在的厭惡人類的意識形態，或者揭露其受希望利用世界謀取自身利益的無名力量推動的玩世不恭的實踐的本質。
這個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多彩同盟的成員是在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中團結在一起的，但他們形形色色。這說明新自由主義不能很清楚地被定義為一個概念。相反，它是一把大傘，下面隱藏了眾多不同觀點的群體。任何人只要相信新自由主義擋住了他或她實現政治目標，就可以在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教堂里找到容身之地。這或許也解釋了反對者中不存在清晰和連貫的關于新自由主義的定義。(2)
但是新自由主義最讓人好奇的特征在于這個事實：近來幾乎沒有人會自認為是新自由主義者。從前，意識形態爭論常常是在保守派和社會主義者或者集體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之間進行的。盡管這些相對的群體之間或許沒有別的共識，但至少他們都同意各自的身份認同。社會主義者不可能因為保守派稱他是社會主義者而感到被冒犯了，反過來也如此。
另一方面，在當今圍繞新自由主義的辯論中，被強烈指責持有“新自由主義”觀點的人并不接受別人贈送的“新自由主義者”稱號。他們要么堅持自己是別的派別（如自由派，古典自由派或者自由意志論者），要么簡單地宣稱自己被敵人誤解了。不管怎樣，很少有人愿意成為“新自由主義者”。比如，在安德魯·諾頓（Andrew Norton）的博客讀者進行的網上調查，在1200多名參與者中，沒有一個人自稱新自由主義者，回應最多的是“古典自由派”“保守派”或者“自由意志論者”(3) 這些是奇怪的辯論，與你做戰的敵人宣稱他根本不存在。
或許這沒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新自由主義的定義本身就模糊不清，如果它意味著你不贊同的任何東西，它不是來自獲得理論知識的企圖而是來自破壞政治對手聲譽的欲望，那么，這是可以理解的。這樣的話，新自由主義者的標簽已經成為政治言論的組成部分，雖然不過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侮辱。
其實，并非總是如此。在新自由主義的開端，在這個術語剛被創造出來時，它和我們現在指的意思正好相反。我們在用貶義的方式使用新自由主義時的淺薄和最初創造者使用這個詞時的深刻形成鮮明對比。更讓人吃驚的是，最初的“新自由主義者”和現在被稱為“新自由主義者”的人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危機和新自由主義
危機時刻自然引發對于迄今為止不受挑戰的概念的廣泛批評。所以在經濟危機時引發人們重新考察市場起作用的方式，并不令人感到吃驚。下面兩段引語就說明了這一點：
有一個作家曾寫到他那個時代的經濟動蕩：“危機讓人懷疑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正統思想，它們支撐了國家和全球性管理框架，這些非常醒目地沒有能防止現在拜訪我們的經濟破壞?！彼又f“在過去的一年里，我們已經看到不受約束的市場力量把資本主義帶入懸崖邊，結論是“不管是政府還是它們代表的人民都對極端資本主義不受約束的體制失去信心。”
另一個評論家的觀點同樣清晰。他診斷出“多元主義者的混亂、經濟的貪婪、經濟自由主義的失敗。他堅持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強大的國家、一個超越利益集團的羈絆，凌駕于經濟之上的國家。”
雖然兩個評論家的視角似乎類似，但他們觀點的差別實在太大了。兩人不僅有70年的時間間隔，而且政治傾向、專業背景和國籍都不同。而且，前者是新自由主義的激烈批評家，后者則是新自由主義這個詞的首創者。
為了解開這個迷，讓我們首先掀開簾子暴露這兩人的身份。第一位是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他2009年初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全球金融危機”可以被看作對新自由主義的全面攻擊。(4)
第二個評論家是德國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亞歷山大·呂斯托夫（Alexander Rüstow）,引語來自他1932年在德國經濟學家協會“社會政策協會”（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發表的演講(5) 而且作為他1945年出版的著作之一的標題。(6) 正是同一個亞歷山大·呂斯托夫在1938年創造了新自由主義這個詞。
如果陸和呂斯托夫聽起來這么熟悉，其中一個拒絕新自由主義的概念，而另一個創造了這個概念，那么，中間一定存在一些誤解，或者這個術語在過去幾十年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
在一定程度上，人們可能認為幾乎一百年前在一個偏遠的小國（20世紀初德國）發生的事對當今澳大利亞政治不應該有什么重要性。世界在前進，今天的辯論已經和1930年代的辯論不同了。另一方面，當我們在處理新自由主義的起源時，它不僅是思想考古學的徒勞練習。我們能夠看到早期新自由主義認識到市場的力量及其局限性。今天的“新自由主義”批評家可能沒有意識到早期新自由主義概念的確定性特征，就是給沒有上腳鐐的市場和市場力量以制約。這或許給當今的政策制訂者一些啟示，僅僅因為新自由主義者在國家能夠和應該干預的領域和國家不該干預的其他地方都非常突出。
新自由主義的創立
新自由主義項目成立于1932年。德國的經濟學家協會“社會政策協會”邀請年輕的經濟學家亞歷山大·呂斯托夫出席在德萊斯頓召開的年會。社會政策協會的長期主席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是所謂的“教會社會主義者”（Kathedersozialisten )派的領袖,不同于經濟學的歷史學派。作為國家社會主義公開支持者的桑巴特對自由主義沒有任何同情。他本來打算讓德萊斯頓會議成為推動其事業發展的集結號。但是讓他吃驚的是，相對來說，默默無聞的呂斯托夫在會議上發表了最受注目的演講，此文后來被發表并多次轉載。直到今天，它仍然被廣泛認為是新自由主義的綱領性文件。(7)
演講的題目是“自由的經濟，強大的國家”（Freie Wirtschaft, starker Staat）在這四個詞里我們已經能看到呂斯托夫的基本經濟主張。和支持桑巴特的國家社會主義理想完全不同，呂斯托夫把經濟危機歸咎于過多地干涉。他還警告不要讓國家承擔矯正所有經濟問題的重擔。他的演說是對參與經濟過程的國家的明確拒絕。取而代之的是，呂斯托夫想看到確定經濟行為準則并確保經濟行為在這些規則內運行的國家。這是國家有限的角色，但它要求國家要強大。除此之外，國家應該克制自己不要參與市場活動。這意味著對保護主義、補貼、和卡特爾的明確“拒絕”，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裙帶資本主義”、“ 規制俘虜”、“公司福利”等。但是呂斯托夫也看到限制性干預主義的作用，只要它在“朝著市場法則的方向”前進。
在他作為大學教授的后半生，呂斯托夫進一步發展了新自由主義思想，正如他自己稱這個觀點為“新自由主義”，出版了很多書，發表了很多文章，詳細闡明了在法治和限制性政府領導下的市場經濟體制。其中很多是在流亡期間撰寫的，在希特勒的秘密警察蓋世太保1933年搜查了呂斯托夫的家后，他決定離開德國接受伊斯坦布爾的教授崗位。他一直呆在土耳其，直到194年返回西德在海德堡大學任教。
在他的文章“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 呂斯托夫明確指出兩種意識形態之外的第三條道路。(8) 他承認市場一般來說在完全競爭下才能運行良好。但是，他指責亞當·斯密堅持一種反對國家的爭吵和怨恨，這使他忽略了必要的國家決定的市場機制。呂斯托夫宣稱這造成了市場經濟墮落為難以維持的資本主義體制。在長長的腳注里，他接著解釋需要堅持區分“完全競爭的真正自由的市場經濟和“補貼的、壟斷的、多元主義的墮落”，他認為這是真正市場競爭的“病理學墮落變體”，他建議用“資本主義”稱呼它。
如果自由放任和亞當·斯密式自由主義在呂斯托夫看來這么糟糕，他可能傾向于支持計劃經濟體制嗎？他的答案是引起回音的不。他用譴責資本主義的同樣言論和熱情，拒絕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諾言。宣稱它們不是可靠的經濟體制，與民主、自由和人的尊嚴格格不入。
所有這些導致他呼吁自由放任和社會主義之外的中間道路“第三條道路”。 呂斯托夫寫到“我們應該高興，我們不需要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做出選擇，但是存在一個“第三條道路”。 (9)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同樣的邏輯讓今天的新自由主義批評家宣稱人們不再需要在哈耶克與勃烈日涅夫之間選擇，正如陸克文總理2008年在獨立研究中心發表的演講中說的那樣。(10)
雖然“第三條道路”的當代支持者宣稱反對新自由主義，但是在呂斯托夫看來，這個“第三條道路”正是新自由主義。他稱之為新自由主義就是要與早期自由主義區別開來，因為呂斯托夫常常使用貶義詞如“庸俗自由主義”“曼徹斯特自由主義”或者“古老自由主義”指早期自由主義。他想和早期自由傳統脫離關系，用新自由主義取而代之，因而加上了前綴“新”。
重新發現新自由主義
我們應該在這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下看待當今人們對新自由主義的攻擊。
把市場中的問題歸咎于市場問題似乎是本能反應。仔細考察后，人們會發現一些所謂的市場失敗實際上是經濟政策的失敗。比如在呂斯托夫和德國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經濟卡特爾化或者壟斷化是市場經濟墮落結果的地方，歷史分析顯示它們是保護主義和干預主義的直接后果，這正是呂斯托夫及其同事激烈批評的東西。
同樣的，當我們在辨認當今危機的起源時，我們應該非常小心。再次有很好的理由看待政府和市場這兩個讓人懷疑的對象。雖然有很好的理由假定確實存在一些市場失敗導致了現在的危機，至少有同樣多的理由認為危機前存在政府決策失敗。不過，即使在市場失敗的時間和地點，并沒有給予政府空白支票來糾正市場的結果。首先，需要證明糾正措施實際上能否改善經濟狀況。
國家和經濟之間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點。雖然有很好的理由來批評德國新自由主義者最初的歷史分析，但他們的政策藥方仍然具有寶貴的討論價值。呂斯托夫在國家作為經濟秩序的保護神和國家作為超越經濟過程的規則制訂者之間的區分，國家卷入經濟過程很容易成為特殊利益集團的俘虜等失敗的國家干預政策等仍然是可靠的結論。尤其是在今天重新發現它們的價值是非常有意義的。
不幸的是，關于全球金融危機的適當政治反應的討論不夠深刻和細致。比如，當我們閱讀陸克文“反新自由主義”文章時，我們從第一段就發現一些強烈的言辭，他把我們的經濟問題歸咎于“自由市場極端主義”、“極端資本主義”、“過分貪婪”等。
但是，如果我們閱讀這些聳人聽聞言論背后的潛臺詞，我們能讀到陸文章中承認“開放的競爭性市場的力量”。實際上，陸明確警告不要“在潑洗澡水的時候連同嬰兒一起潑掉”，因為“退回到政府提供一切的模式的壓力在增加，徹底放棄國內外的開放的競爭竟市場的事業的壓力在增加。”
總體上看，對自由放任的批評加上對市場力量的承認、對國家力量的懷疑是新自由主義工程的核心，正如在成立之初時一樣。這幾乎讓陸總理成為這個詞最初意義上的新自由主義者，雖然如果他發現了這一點，可能會非常吃驚。不過，陸的政策說明他對政府局限性的認識不如他對市場局限性的認識那樣清晰。
如果我們能從處理新自由主義早期歷史中吸取為當今政治辯論的教訓的話，它應該是：新自由主義是比當今普遍認為的更豐富、思想更深刻的概念。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它強調了可靠機構的重要性，比如財產權、合同自由、市場開放、債務規則、貨幣穩定性等作為市場繁榮和發展的前提條件。全球金融危機似乎再次證明了新自由主義的一些核心思想。
對那些當今批評新自由主義的人來說，答案或許就是如此：我們需要更多這種新自由主義而不是更少。我們不需要的是為了政治目的對新自由主義的大肆攻擊。
【本文選自《新自由主義：政治咒罵語的誕生》（Neoliberalism: The Genesis of a Political Swearword）
全文請參閱：[url]www.cis.org.au/temp/OP114_Neoliberalism.pdf[/url]】
【注釋】
(1) See Michael Wohlgemuth, ‘Das Gespenst des Neoliberalismus,’ posted on Wirtschaftliche Freiheit—Ordnungspolitischer Blog (Economic Freedom—The Order Policy Blog), 2 September 2007, [url]http://wirtschaftlichefreiheit.de/wordpress/?p=69.[/url]
(2) Taylor C Boas and Jordan Gans-More, ‘Neoliberalism: From new liberal philosophy to anti-liberal sloga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orthcoming).
(3) [url]http://andrewnorton.info/2009/04/non-existent-neoliberals-and-neoconservatives/.[/url]
(4) Kevin Rud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Monthly, February 2009, 20–29.
(5) Alexander Rüstow, ‘Freie Wirtschaft—starker Staat. Die staatspolitischen Voraussetzungen des wirtschaftlichen Liberalismus,’ in Franz Boese (ed.), Deutschland und die Weltkrise (Dresden: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vol. 187), 62–69.
(6) Alexander Rüstow, Das Versagen des Wirtschaftsliberalismus 2nd ed. (Düsseldorf and Munich, 1950) 1st ed. 1945.
(7) Michael von Prollius, ‘Menschenfreundlicher Neoliberalismu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 (10 November 2007), 13; Marc Beise, ‘Das große Missverständnis,’ Süddeutsche Zeitung (24 November 2008); Bert Losse, ‘Chaos der Beutewirtschaft,’ WirtschaftsWoche (9 March 2009), 42; Romanus Otte,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Neoliberalismus!,’ Die Welt (23 August 2008), 9.
(8) Alexander Rüstow, ‘Zwischen Kapitalismus und Kommunismus,’ in Nils Goldschmidt and Michael Wohlgemuth (ed.), Grundtexte zur Freiburger Tradition der Ordnungsökonomik (Tübingen, 2008), 423–448.
(9) Alexander Rüstow, as above, 430.
(10) Kevin Rudd, ‘Moving beyond Brezhnev or Hayek,’ The Australian, 4 August 2008; see also Oliver Marc Hartwich, ‘Clueless road to serfdom,’ The Australian, 14 August 2008.
?。ㄗg自：Neoliberalism’s early history, Oliver Marc Hartw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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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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