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為什么缺乏良知？

中國學者為什么缺乏良知？

2012年元旦前后，厲以寧開始鼓吹瑞典的福利經濟學家繆爾達爾，張維迎開始重新肯定公有制也有好的一面，連韓寒也發表了“革命論”。對此有人評論到，“新年幾個大佬的反常言論讓人感覺到一股寒意”，這種寒意其實是長期接受不良價值觀的結果，因此有學者剛說了幾句理性中肯的話，就感覺到了寒意，這應該是暖意才對。

張維迎最近發表了《還公有制一個清白》的文章，這篇文章最早在選舉治理網發表，選舉治理網的文章來源一欄里清楚的寫著“作者賜稿”，可見張維迎也有媒體不愿為其發表文章的時候。

幾年前的張維迎幾乎成為了“萬民公敵”，但我們要注意，這里用的是“萬民”公敵，這里的“萬民”不包含眾多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不包含中國的自由派媒體人，也不包含中國的豪商，張維迎不但沒有成為這些人的公敵，反而成為了他們的寵兒。張維迎接受的媒體專訪比以前更多了，張維迎出入各種企業家的論壇更頻繁了，張維迎在自由派知識分子中的領袖地位也更加鞏固了。

與張維迎相反的是，郎咸平雖然贏得了論戰的勝利，但是郎咸平的人氣只是來自于公眾，在那場論戰中，郎咸平丟掉了自己在長江商學院的教授職位，因為有企業家威脅到，如果郎咸平繼續執教長江商學院，那他們將不再將自己的管理人員送到長江商學院學習。而在媒體領域，其實郎咸平也遭到軟封殺，郎咸平只能局促于廣東衛視一隅。

這場論戰之后，其實雙方都進行了調整，那就是郎咸平拼命的向主流靠攏，而主流中的部分人也開始反思，郎咸平在節目中經常出現“寵物經濟學家”一詞，但這一詞匯多數指的是那么不入流的專家，而郎咸平知道自己真正的敵人是誰，他們是吳敬璉、張維迎、許小年等人，對于這些人郎咸平從來不敢諷刺半句。

中國經濟學家一向主張以數據說話，有媒體人曾經問我問，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不靠譜，而中國很多領域是沒有數據的，那經濟學家靠什么做判斷，我回答他，“其實中國經濟學家比數據更缺少的是良知，中國經濟學淪落到這個地步，絕不是因為數據的問題，更多的因為良知的缺乏和知識體系的不完善”。

年末，筆者參加了中國經濟論壇，厲以寧、成思危等人都發表了演講，成思危主講經濟形勢，并無新意，但厲以寧的演講則非常耐人尋味，在演講中厲以寧大力宣揚瑞典諾貝爾經濟學家繆爾達爾的經濟理論，此君是國際經濟學領域的福利學派，曾與哈耶克同時領獎。

而中國經濟學家一向都是哈耶克的推崇者，而厲以寧突然將自己的思想轉向了哈耶克的對手繆爾達爾，這怎么不讓人吃驚呢，厲以寧在演講中大力推崇繆爾達爾提倡建設保障房的主張。

而之前的厲以寧決對不是這個樣子，以前的厲以寧認為“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

張維迎和厲以寧的轉變絕對不是孤例。

近日筆者在中國憲政論壇2011年年會上碰到了秋風，秋風也是近年左轉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甚至江湖謠傳秋風已經被自己一手創辦的哈耶克協會開除，見到秋風時，筆者稱贊秋風是“當代中國的嚴復”，筆者問秋風對嚴復有沒有研究時，秋風表示研究很少，筆者就講了兩人的相同之處：秋風與嚴復的思想經歷極其相似，都是早年通過翻譯思想書籍，最早接觸、傳播新思想，然后成為思想領袖，但最后又趨于理性和保守，最終回歸儒家傳統，秋風表示自己要認真研究下嚴復，我們相信秋風沒有研究過嚴復，但秋風和嚴復在不同的時代走上相同的道路，這里面既有相同的思想成熟邏輯，也有類似的時代背景。只不過嚴復為中國引入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而秋風為中國引人的是哈耶克主義，前者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災難，后者造成了難以解決的經濟和民生問題。

后來筆者又問秋風，現在是否還信奉哈耶克，他說仍然信奉，但補充了一句，世人對哈耶克誤解比較多，其實這里面的潛臺詞就是其實現在流行的哈耶克主義并非真正的哈耶克主義，筆者聽后補充到，確實是這樣，現在很多理論都被簡化了，一簡化就走形了，筆者舉例，伯南克是貨幣學派，但很多人將伯南克當成凱恩斯學派進行批判，這是典型的無知。

其實科斯、哈耶克都是肯定政府的作用的，比如哈耶克一直強調政府對自由的保護作用，沒有的政府的保護，公眾不可能有自由，而科斯認為政府的存在是為了降低交易費用，這些理論都非常清楚，而中國的哈耶克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者，卻將他們的理論者減縮成了小政府主義，甚至是反政府主義者。

認識一個學派，我們既要知道他們的理論基礎，也要了解他們的主張，他們的主張是由他們的理論基礎推導出來的，因此了解他們的理論基礎比了解他們的經濟主張更重要。現在人們只是了解他們的主張，而不管理論基礎，肯定錯誤百出。當代中國人只了解幾個時髦的人物，一說就是誰主張什么，誰不主張什么，但為什么要這樣，沒人去探究。即使是愛看書的人，也只是看幾本歷史上的暢銷書，而不研究學術發展的體系與脈絡。中國學者很多時候表現的毫無良知，其實背后跟這種思想體系的不完整有很大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