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市場經濟的三個重要區別
時間:2011年12月28日 10時25分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宗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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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間存在著一些共性，包括商品生產和流通的一般規律、企業組織形式和市場運行的一般制度等。然而，不同社會形態的市場經濟具有不同性質的生產關系，因而必然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如果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作為市場經濟的共性，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遵守的規律，就會混淆兩種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誤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至少有三個方面的重要區別。
一、兩種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基礎不同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結合體，它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結合體，它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礎上。
資本主義從誕生到現在約有500年的歷史。相對于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的重大進步。但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由于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自產生之日起就存在兩個根本性的矛盾：一個是企業生產有組織與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矛盾；一個是資本無限擴張與消費不足的矛盾。這兩個矛盾，歸結起來，就是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始終在這種對抗性的矛盾中運行，并日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隔幾年就爆發一次，每一次都要造成重大損失，使生產力受到破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更為嚴重的是，由于資本主義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制，必然導致其市場經濟的壟斷性、腐朽性、寄生性不斷發展。
資本主義的壟斷性不斷發展。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現私人資本的壟斷，并進而發展為國家壟斷和國際資本壟斷，再由國際資本壟斷發展為國際金融資本寡頭壟斷。1969年，全球跨國公司為7267家，1980年發展為1.5萬家，目前為6.5萬家。目前這6萬多家跨國公司及其50多萬家海外子公司控制著世界生產的40%，國際貿易的50%—60%，國際技術貿易的70%，對外直接投資的90%。跨國公司不僅控制著世界的生產和流通，而且控制著世界市場運行規則的制定權、裁決權，互聯網和信息技術成為資本壟斷的手段。當前，國際金融寡頭實際上掌握著政府的決策權，控制著資本的規模、結構、流向和利潤率，實現了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統治。
資本主義的腐朽性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越來越向泡沫經濟、虛擬經濟、投機經濟發展，并且更加趨于制度化，成為資本掠奪的主要手段。美國的金融資產總量，1952年為1.47萬億美元，2008年底達145.5萬億美元；其金融資產總量相對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倍數不斷擴大，1952年為4.11倍，2008年末擴大至10.2倍。這就為泡沫經濟和投機資本的大規模出現提供了條件。投機資本完全脫離生產需要，如脫韁之馬在市場上獨立運行，不僅擾亂生產秩序、金融秩序，而且成為政治工具。因此，有人認為，當代壟斷資本及其國家已演化為集投（投機）、詐（詐騙）、賭（高杠桿操作）、毒（有毒資產）于一身和向世界圈錢的貨幣循環體系。
資本主義的寄生性進一步發展。西方國家第一、第二產業萎縮，第三產業急劇發展，并不全是生產力發達的表現，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寄生性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資本家脫離實體經濟，專食股息、紅利，從事投機。他們吃遍國內又吃遍世界。他們把勞動密集型和高污染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大量低價進口發展中國家的產品，用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來維持自己的高消費。資本主義國內的矛盾轉化為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國內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的矛盾擴大為落后國家消費不足的矛盾，國內寄生蟲轉化為國際寄生蟲，這些都是資本寄生性、掠奪性的新表現。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為主體相結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生產資料以公有制為主體表明，主要生產資料與勞動者分離的狀態已經結束，勞動者已經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社會和國家的主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再任人擺布和宰割。由于主要生產資料由勞動者共同占有，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能夠分工合作，按勞分配，消滅剝削，共同富裕。公有制為主體取代生產資料私有制，解決了個別生產有計劃與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矛盾，也原則上消除了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當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有矛盾，但不是對抗性的；矛盾能夠通過不斷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以解決。
二、兩種市場經濟的立足點不同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立足點和指導思想是人性自私論。斯密認為，每個人生來首先是主要關心自己，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克拉克認為，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利己主義和自由企業制度符合人性。哈耶克認為，經濟理論當中最重要的結論之一是，如果滿足某些條件，一個私有財產經濟將會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可見，“人性自私論”是私有制的理論基礎，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指導思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切規則都是圍繞著這種思想展開的。其實，斯密等所說的人性只是資產階級的本性。他們抽象掉人的階級性和社會性，把資產階級本性說成是人類的本質和發展要求，并把它看作“一切經濟行為的動力”。用它來構筑市場經濟大廈，符合資產階級的“人性”，卻違背廣大勞動者的“人性”。它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發展，卻又與之相矛盾。這正是“它必將被炸毀”，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取代的根本原因。
與此相聯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有一個信條，就是斷定買和賣始終是一致的，供給會創造需求；市場能夠自動進行調節，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無須任何外部干預，交換雙方通過自由競爭，必然達到完美的均衡。這就是所謂“看不見的手”可以調節一切，決定一切。其實這是一廂情愿。需求創造供給，供給滿足需求，但供給不等于需求，供給與需求始終是矛盾對立的統一體，在資本主義社會是對抗性的統一體。通過市場競爭達到完美的均衡，只能是一種空中樓閣。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發點是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通過分工協作，聯合勞動，發展生產，按勞分配，等價交換，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勞動者具有個人利益，同時具有共同利益，是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的統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將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相結合的經濟。它肯定個人利益，尊重個人利益，強調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同時尊重共同利益，發揮共同利益的優勢，在處理個人、集體、國家關系，局部與全局關系時，強調滿足每個人的需要，追求個人利益要以不損害國家利益和全局利益為前提。
三、兩種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不同
西方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是完美無缺的，國家只能起“守夜人”的作用，無需由國家出來進行宏觀管理。資本主義國家在1929—1933年的大危機后，不得不采取凱恩斯的主張，進行市場干預。西方國家政府調控經濟有三種形式：一是以英美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它對經濟的干預主要采用間接手段，通過財政貨幣政策進行，限定在所謂”市場失靈”的范圍。二是以德國等為代表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它強調市場自由競爭原則同社會公平原則相結合，以市場為基礎，政府通過法律和經濟手段對市場進行有限干預監督，為市場創造自由競爭的條件和秩序。三是以日本、新加坡、韓國為代表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在這三種模式中，就國家干預的程度來看，第三種甚于第二種，第二種甚于第一種。
不論資本主義國家采取哪一種宏觀調控模式，它們所能調節的范圍和內容都非常有限，主要采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局部供求關系、物價、就業及財政收支作某些有限的干預。由于整個社會的生產、投資、收入分配主要由私有企業主掌握和決定，政府無法從全局上決定和調節國民經濟的產業結構、行業結構、積累與消費結構、就業結構及總供求關系。由于財政收入僅靠稅收和印票子，國家也很難實現整個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西方國家干預經濟，發揮的是“總資本家”即資本家后臺的作用，是為緩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維護資本統治，鞏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這種干預調節，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剝削的本性，也無法消除資本主義固有的社會矛盾。西方國家有的也制訂計劃或規劃，但計劃涉及的范圍有限，資本家可以執行，也可以不執行。所謂”彌補市場失靈”，不過是私人資本不賺錢、不愿干的事由政府出面干，用納稅人的錢來為資本主義補漏洞，為資產階級取得高利潤服務。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美國政府拿出7000億美元救市，主要用于幫助壟斷大企業度過難關，避免破產。這再一次說明，資本主義的經濟干預完全是為壟斷資本服務的。
宏觀調控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要求和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職能。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是由勞動人民掌握的。勞動人民掌握政權，不僅要維護國家利益，保障社會穩定，而且要進行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推進社會主義社會全面發展，滿足廣大人民不斷提高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需要，是社會主義政權的一個重要職能。社會主義宏 觀調控是國家代表人民利益，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按照全社會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
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必須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和總體要求，制定經濟社會發展的各種規劃，調節國民經濟的基本平衡，監督經濟發展的關鍵環節，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重大矛盾，調節收入分配以保障社會公平等。通過社會主義的宏觀調控，能夠擺脫企業和市場的局限性和盲目性，將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相結合，使社會資源得到有效配置。我國社會主義的宏觀調控強調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以間接調控為主，不對企業的日常活動進行干涉，但對涉及全局的重大投資和經濟活動作必要的制約和監督；它是一個按照生產力發展要求，在全社會范圍分配資源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科學管理體系。我國宏觀調控的一個突出優勢是，既能尊重市場經濟各主體的局部利益和當前利益，又能超出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來配置資源，因而能夠抓住主要矛盾，抓住關系社會發展的關鍵環節和重大項目，推動社會飛躍和重大進步。這種宏觀調控，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這些年來，正是由于我們較好地發揮了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促進了科技進步、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成功應對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巨大挑戰，從而有力地推進了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快速發展。
我國的宏觀調控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關于這一點，一些西方學者也不得不承認。“歷史終結論”的炮制者福山說：中國體制最重要的優點是能夠迅速做出眾多復雜的決定，而且決定執行的效果還不錯；中國有一套能夠避免混亂的嚴格的自上而下的決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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