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經濟自主科學發展

    

    由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主辦的“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第21屆學術研討會暨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經濟科學發展高峰論壇”，于2011年9月18－19日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舉行。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吳樹青、衛興華、楊圣明、程恩富、文魁、陳德華、胡鈞、胡樂明、郭飛等來自全國高校、科研院所的140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會長、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致開幕辭，對外經貿大學黨委書記王玲教授致歡迎辭，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原校長吳樹青教授致賀辭，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劉國光就分配和貧富問題等作了重要報告，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衛興華、中國社科院財貿所原所長楊圣明作了精彩的學術演講。會議以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為指導，以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經濟科學發展為主題，展開了深入和熱烈的討論。
    一、經濟全球化與轉變對內對外經濟發展方式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十二五”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使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胡錦濤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與會者在全球化背景下對我國當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的、轉變中存在的問題、產生問題的原因和對策、實現有效轉變的條件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吳樹青指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生產力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不斷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當前世界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我國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快速推進，我國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同時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相當突出，經濟發展方式還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程恩富重點論述了我國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面臨的三個難題。第一個難題是：如何準確認識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可從兩個層面來描述和界定：一是從生產力和經濟關系一般意義上說，經濟全球化是生產要素在各國之間流動出現加快的趨勢，經濟活動在各國之間的聯系顯現出日益緊密的趨勢；二是從現階段經濟關系的一個重要特征的意義上說，當今經濟全球化是美國等資本主義強國主導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控制和擴張呈現出的趨勢。輕易地全盤否定或全盤肯定經濟全球化，并由此來制定社會經濟戰略和策略都是不可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實際上出現了兩個全球化：一個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一個是社會主義的全球化。不過，經濟全球化將最終導向全球社會主義，這是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及其運行規律所決定的，同時也與政治和文化制度密切相關。就目前低迷的資本主義經濟而言，未來世界格局將發生三個“超越”：一是在經濟發展模式上將超越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枷鎖，重新認識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主導下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和全球一體化的局限性，使普通民眾擺脫貧困的努力建立在其真正的經濟權利、特別是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掌控之上；二是在政治上超越“一超”主導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圖，正視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重建穩定、繁榮、有序的多極發展格局；三是在文化上將超越資本主義的普世價值觀，承認和保障自由民主的人民性、自由民主表達的多樣性和各國文化的差異性。第二個難題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當代世界基本經濟矛盾是什么？是經濟不斷社會化和全球化，與生產要素的私人所有、集體所有和國家所有的矛盾，與國民經濟和全球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或無秩序狀態的矛盾。第三個難題是：我國要不要和如何加快轉變對外發展方式？要從過去的“引進來”單一戰略、“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戰略、自主創新的戰略向根本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自主發展戰略過渡，即適度控制對外資、外技、外產、外貿、外匯和外源的依賴程度，積極提升、協調和高效使用國內外各種廣義資源的綜合效益。
    衛興華深刻分析了經濟全球化的利弊和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要性，指出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經濟發展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對于利用外資和外國市場、促進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起著重要的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給我國的經濟安全和社會安全帶來風險。我們必須改變過去“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方式，著力向依靠國內消費、投資和出口協調拉動的方式轉變。
    關于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目的是什么，福州大學周小亮教授主張要以民生為導向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在政策選擇上要充分體現發展的實質和民生價值取向；注重生產力的價值標準，努力增強能夠提升民生的生產力物質基礎；依據三維財富標準，以改善民生為導向，引導發展方式轉變，以科技創新為基礎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堅持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大力改善分配關系，著力構建以和諧勞動關系為核心的利益兼容體制機制。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李炳炎教授主張以“分享型經濟發展方式”為目標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制度。所謂“分享型經濟發展方式”就是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定位：它是以利益分享作為前提的經濟增長；它是涵蓋了以人為中心的全面提高人的生活質量與幸福指數的經濟發展方式。
    我國當前經濟發展方式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為：經濟發展速度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經濟發展動力過度依賴外貿進出口；經濟發展方式過度依賴外資；經濟發展效果評價過度依賴GDP指標。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上海金融學院周肇光教授強調，關鍵在于做到四個堅持：在經濟發展理念上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在經濟發展動力上堅持內需與外需并重；在經濟發展方式上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在經濟發展效果上堅持數量和質量相融合的綜合評價。徐州行政學院方竹正教授指出，出路在于擴大內需，向消費需求拉動為主的發展方式轉變。新疆石河子大學龔新蜀教授主張，逐步實現以消費和政府投資共同推動經濟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轉變。中共廣東省委黨校黃鐵苗教授主張，通過推進城鎮化道路擴大內需。吉林大學紀玉山教授主張，一要對內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大力發展低碳經濟，降低能源需求強度與碳強度，從根本上突破經濟發展瓶頸；二要對外據理力爭，積極與發達國進行碳博弈，做一個碳外交強國，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維護我國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獨立自主的發展權。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岳宏志教授認為，樹立綠色、低碳的發展理念，以節能減排為重點，加快工業內部結構調整，加強以“退二進三”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能源效率，逐步改變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同時加強環境治理，提高政府的環境治理強度和企業的環境治理能力，在節能減排中充分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同時，要注意到減排約束指標要從實際出發，不能實行“一刀切”。
    復旦大學顧鈺民教授認為，長期以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效果之所以不理想，主要問題不在于人們主觀上不想轉變，而在于轉變的條件不充分影響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有效推進。要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關鍵要創造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三個基本條件：第一，創造完善的市場條件以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企業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促進作用；第二，創造良好的體制條件實現經濟增長拉動力的轉變；第三，創造良好的政策條件為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制度保障。
    二、經濟全球化與經濟自主安全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快速增長，綜合國力與發達國家差距也大大縮小。但由于世界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使中國經濟也受到了強烈沖擊。如何增強國家經濟發展的自主性，正確處理經濟全球化與國家經濟安全的關系成為與會者討論的話題之一。
    南京政治學院曹雷副教授認為，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為了克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全球化的主導作用的負面影響，克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對我國的危害，我國必須走自主型經濟發展方式。也就是說必須主要依靠我們自己完備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智慧和資源，必須體現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經濟發展的目的必須是為了自己人民而非他國人民，表現在發展成果上就是由我國人民共享。否則，我國經濟有淪入外國資本依附型的危險。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江涌研究員指出，當前七大內在因素影響中國經濟安全：社會矛盾日益凸顯；經濟安全意識薄弱；有意忽視和故意掩蓋隱患與風險；認識偏差損害維護的有效性；防范風險能力低，且參差不齊；不正確的改革對國家經濟安全造成威脅；不適當的開放對國家經濟安全造成傷害。
    徐州市委黨校程言君教授認為，為了警惕和排解新自由主義給我國經濟安全帶來的威脅，我國需要構建消除新自由主義干擾和危害的“防火墻”，即加快實現由金錢至上的發展理念向以人為本發展的理念的轉變；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大力發展和完善公有制經濟；依賴不斷完善的根本政治制度保障在經濟上人民當家作主；建構公有企業人力產權主導型現代企業制度；建設足以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長治久安的強大國防。
    江蘇技術師范學院李濟廣教授強調，維護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安全的關鍵在于：國有經濟的數量和布局必須滿足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要求；審慎而正確地實施股份制和產權多元化；局部地區和單個行業也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國有資本預算不能削減而應增加國有經濟資本；國有經濟重組和改革不能搞國退私進，必須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譚芝靈副教授主張我國應夯實基本經濟制度，捍衛意識形態安全，在鞏固并創新基本經濟制度方面，深化國有企業規制改革；規范政企權能，建立勞動者所有權制度；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利益；引導私營企業規范分配，形成政府、工會與出資方三方參與的協調機制；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
    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余斌研究員和陳秋貴助理研究員從產業轉移角度、同濟大學汪洪濤副教授從自主標準角度分別就我國產業安全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前者根據發展中國家自身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將產業轉移分為被動式產業轉移、自發式產業轉移和主動式產業轉移，認為被動式產業轉移易使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具有從屬性，只能跟在發達國家的后面，很難進行技術創新，永遠處于價值鏈的末端，主張中國走主動式產業轉移模式。后者指出近年來自主標準、自主品牌、自主資本、自主技術的缺失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造成隱患，究其原因則是沒有形成自主知識創新體系，而自主創新體系缺失的根本原因則是自主標準的缺位，作為大國的中國，若想在國際競爭中勝出，就必須構建自己的產業技術標準——中國標準。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程啟智教授指出，我國維護金融安全的關鍵在于完善逆周期的貨幣信貸動態調控機制，促進金融機構的安全運行；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宏觀審慎管理工具，提高監管的動態適應能力；加強國內宏觀層面的協調機制，拓展國際和地區金融交流與合作。
    三、經濟全球化與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走出去”是我國實行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也是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持續、穩定、協調、快速發展我國國民經濟必不可少的重要內容。與會者認為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仍需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和質量。
    南京師范大學田文教授通過研究中、美兩國制造業中產品內分工程度不同對經濟周期波動傳導影響的差異，認為我國應力求分散FDI來源國，以減少對某個特定國家或地區經濟狀況的依賴，以避免局部地區或單個國家經濟波動的風險；啟動內需發展經濟不是全面開花瞎使勁，而是有所選擇，在不違背國際規則的前提下，政策支持應當傾斜于VS比值比較大的產業；在經濟周期的不同時期，尤其是在高漲與蕭條的階段，需要區分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徐則榮教授認為，我國政府和企業應在“政府指導、企業決策”的原則下注意防范風險以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即加強東道國的風險評估和相關信息的收集和披露；建立和完善境外風險預警制度，有效防范風險；建立風險內控機制，強化安全風險管理；強化企業風險意識，計劃“走出去”的企業在走出去前應對當地的政治風險進行認真的評估；規范銀行保函業務，降低銀行保函風險；積極融入當地社會，造福當地，實現雙贏；加強本土化建設。
    河北經濟貿易大學王小平教授強調，為了順應全球化趨勢，我國必須轉變對外貿易發展方式，高度重視服務貿易的戰略重要性，有針對性地采取有效措施來提升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即強化以服務出口為重點、以引進促出口的服務貿易發展戰略；強力推進國內服務產業的發展；強化服務企業競爭實力；穩步進行消費需求結構升級，提高服務消費比重。
    對外經貿大學盧進勇教授指出，加快我國對外投資促進與服務體系建設，關鍵在于做好組織結構子體系、法律子體系、政策子體系、服務子體系、風險防范子體系、國際協調子體系和評價子體系的建設。
    四、經濟全球化與探索經濟發展規律
    自從改革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深深打上了經濟全球化的烙印，經濟全球化在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給中國帶來風險，探索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經濟發展規律，不僅可以推動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而且為處于同樣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其他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提供經驗借鑒。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文魁教授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發點是實現人民整體利益，而實現整體利益的微觀基礎就是國有企業。在全球化背景下國有企業應該而且能夠對整體利益負責，作為以整體利益為根本使命的國有企業的神圣使命在于：以人為本，引領科學發展；講究質量，帶動社會誠信；維護勞權，提升勞動報酬占比；沖鋒陷陣，解困突發危機；平抑物價，平衡市場供求；注重文化，引領文明進步；節能減排，推動綠色經濟；管理科學，領跑制度創新。
    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胡樂明教授指出，中國經濟發展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之路；中國經濟發展必須尊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規律，但也必須爭取在世界經濟秩序中的話語權，從而制定對中國經濟相對有利的規則。在近年來的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發展經濟的歷程中，國家適時推出的宏觀調控政策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今后，國家仍應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中國人民大學胡鈞教授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核心地位和多黨合作的政治體制；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依據科學發展觀制定的國家經濟規劃的主導作用和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基礎性調節作用。
    《求是》雜志社鄭宗寒研究員指出，近年來有人稱我國“已經是發達國家”、“世界強國”。不論出于何種目的，我們都應有清醒的認識。我國在世界上仍居中等發展水平，稱不上“發達國家”，是名符其實的發展中國家。因為，從生產力發展水平看，與發達國家相比，當前我國勞動生產率低、單位國土面積生產率低和人均經濟占有率低；當前我國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發展不平衡，結構落后；工業生產能力與社會發展要求不平衡，工業勞動手段結構落后；產業結構不平衡，結構比例落后；勞動力素質不平衡，結構落后。這一切都說明我們與“發達水平”有很大的差距。
    湖南商學院黨委書記歐陽饒教授指出，經濟學發展遵循一條基本規律，即經濟理論的重要程度往往取決于被解釋的經濟現象的重要程度。近年來，大國經濟現象日益成為一種新的國際經濟現象，科學地解釋大國經濟現象，從大國經濟的典型化事實中尋求大國經濟發展規律，構建大國經濟研究的理論體系，已成為新世紀經濟學研究所面臨的一項現實課題。大國經濟研究應著重于大國經濟發展、大國體制轉型和大國政府管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為大國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平臺；其他大國發展經驗的總結將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盧根源助理研究員認為，經濟互構規律昭示我們必須走科學富裕的道路：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人與人的共同富裕。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人與人的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國有企業，做優做強國有企業。
    五、經濟全球化與深化財富和收入分配改革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整頓和規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重視解決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分擴大問題”。與會者認為，分配體制的改革雖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活力，但我國財富和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已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并引發了社會經濟領域的諸多矛盾，解決分配差距擴大問題意義重大。
    劉國光在國富與民富、先富與共富問題的重要報告中指出，有人說過去我們國富優先，而不是民富優先的政策導向，造成我們國家國富民窮或者國富民不富。這種將國富和民富對立起來的觀點是缺乏科學依據的。國富和民富之間不是完全排斥而是矛盾統一的關系。就國富來說，經過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實力大大增強，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還不到日本的1／10，居世界100名之后，所以不能認為我國很富。就民窮來說，我國大部分國民不富，甚至很窮，國內一方面是內需不足、消費率低，另一方面奢侈品市場熱銷，這個巨大的反差表明國民有富有窮，不能一概而論說民窮或者民不富。現階段造成消費率低和內需不足的原因，不是國富優先和民富滯后的結果，而是讓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多數群眾未能跟上，走在后富的道路上反而陷入相對的貧困或絕對的貧困的結果。多年的實踐證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雖然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完成，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卻遲遲不能在市場化、私有化的大浪淘沙下自動實現。相反，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兩極分化自然出現。目前我國收入分配核心問題是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兩極分化越來越明顯，而不是國富與民富的矛盾，克服與扭轉兩極分化需要政策轉向，不是國富優先轉向民富優先的政策，而是讓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轉向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過渡。
    衛興華指出，所謂兩極分化，不是說窮的越窮，而是既存在絕對的兩極分化，也存在相對的兩極分化。那么，貧富兩極分化是否意味著我們的改革失敗了呢？如果從生產力發展來看，不能說失敗，因為我們的經濟總量已上升到世界第二。但是，從共同富裕來看，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和完善來看，從我們國有企業、國有制經濟的發展完善來看，應該是失敗的。當前解決貧富兩極分化的關鍵在于必須堅持國有經濟主導，搞好國有制經濟，搞好國有企業。
    海外知名學者黃樹東先生深刻地指出：西方面臨著和平衰落的過程，這主要是由于西方社會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導致的。美國當前面臨失業率過高、債務過重和房地產低迷三座大山，中下層財富大大縮水，消費的低迷導致內需的萎縮，經濟增長乏力。收入分配不公是美國經濟遲遲不能復蘇和歐洲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的深層次原因。這樣的結構性問題不是短期的貨幣刺激能夠解決的，也不是其他國家施以援手就可以擺脫的。如果解構福利社會，可能進一步引發西方社會信仰的危機；但如果維持福利社會，又不愿向富有階層征稅，債務危機的泥潭只會越來越深。因此，現在全世界各國政府最大的競爭就是看哪國政府能夠率先解決自己國內的貧富懸殊問題，實現相對公平的收入分配。當今世界風云變幻，中國面臨著巨大的歷史機遇，只要解決好了內部的問題，中國很有可能贏得未來的一個世紀，而內部問題當中，最重要的當屬貧富懸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如果不能下大決心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或者是不能以“只爭朝夕”的態度在恰當的時間窗口之前解決這個問題，中國就有可能面臨長期的經濟蕭條和社會動蕩。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郭飛教授分析了中國體制轉軌時期低工資制度的主要特征，并指出造成低工資的基本原因在于勞動生產率較低，經濟建設的某些重要指導思想和經濟發展方式尚未發生根本性轉變；勞動力供求嚴重失衡且日益顯性化，在利益博弈中廣大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利潤、稅收、資本積累侵蝕工資，勞動報酬占比過低，國民收入格局嚴重扭曲；權力尋租，行業壟斷，某些資源類產品價格過低；個人收入分配的體制與機制存在嚴重缺陷。
    中共廣東省委黨校鄭志國教授通過對廣東省十多家企業進行實地調查、員工座談和發放調查問卷等形式看到企業分配中存在國際資本擠壓中方收入，利稅侵蝕工資，最低工資標準偏低等突出問題。調整企業分配關系、提高工人工資水平的出路在于重新認識勞動力低成本；防止和抑制利稅對工資的侵蝕；緩釋和消除國際資本對勞工收入的擠壓；縮小企業管理人員與生產工人收入差距；完善最低工資制度和指導性政策；改進工資集體協商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