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經濟學霸權的終結與經濟學的重建

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笫17次研討會發言之六

                     西方主流經濟學霸權的終結與經濟學的重建

朱  利

一、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虛偽性與危害性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十條誡令第二誡聲稱：“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傳播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等。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了一半。”第三誡說：“一定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于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游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誡令中的“他們”是指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尤其是青年。

美國中央情報局和他們的主子們深知，若要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最根本的措施是改變青年人的思想，而改變思想的手段中最有效的就是教育和文化。前中情局局長杜勒斯針對冷戰后的社會主義國家曾經提出《戰后國際關系準則》，其中一條是：“美國要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播種下混亂的種子，應該在他們不知不覺中把他們有價值的東西換成贗品，并使他們相信這些假的東西。”他說：“所有這些東西應該用巧妙的和使人不易察覺的方式加以培養，使之開出鮮艷的花朵。”他意識到他們的陰謀必將敗露，他們如何對付呢？“只有少數人才能猜測到或者甚至懂得正在發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們將設法使這些人處于無能為力的地位，使他們成為大眾嘲笑的對象，我們一定能夠找到誹謗他們和宣布他們為社會渣滓的方法。”

對照之下，我們不難發現，“杜勒斯原則”和“CIA十誡”正在中國得到貫徹，文化和教育領域充斥的正是CIA十誡中所提出的內容，它們正在以非常喜聞樂見的方式腐蝕著中國人民的靈魂，而那些正確的價值觀（馬克思主義）卻被嘲笑和邊緣化。曾經被杜勒斯寄予希望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三代、第四代人正在依據中央情報局的旨意發生演變。在這種“不易察覺”的演變過程中，“西方經濟學”成為帝國主義者使中國和平演變的最重要的理論武器，全方位取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占據了中國經濟學領域的主導地位。

然而，從邏輯上和學術上看，西方經濟學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科學，而是贗品。

1、它將理性經濟人假設作為前提。僅從政府的社會保障來看，恰恰不能以利益最大化作為經濟的唯一目標，公共品的提供也不能追求利益最大化，企業也有社會責任，否則必將導致整個社會的無序；換一個角度看，假如西方經濟學允許資本家不斷擴大再生產，提高利潤率，那么就應該允許工人提高工資的訴求，雙方都是“理性經濟人”，但是西方經濟學卻在為資本家壓榨工人工資辯護，這不是雙重標準嗎？

2、它認為資源有限，而需求無限，但是它又認為市場需求依賴于居民收入、投資和出口，而這三方面無一不是有限的，何來需求無限？

3、它認為商品根據價格呈現一種需求隨價格降低而上升、反之下降的函數。可是，在現實世界，許多商品無論如何降價都無法售出，過時變質的商品降價就能售出嗎？人民擁有了足夠的商品，過剩的商品會隨著價格下降而被出清嗎？一個人家里有了床，會因為市場價格降低而買更多的床嗎？

4、它崇尚競爭、優勝劣汰。可是，我們經常看到的卻是質量低劣但價格低廉的商品排擠優質高價的商品，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

5、它崇尚自由化和全球化，可是為何西方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制定產品進口配額，限制高技術出口？自由化和全球化導致氣候變暖、生態惡化、環境破壞、資源過耗。而當各國就環境和氣候問題坐下來談判的時候發現，一旦肯定來自資源和環境的約束，那么企業就不存在一個沒有拘束任意擴張的自由主義烏托邦；

6、它崇尚分工形成規模效益，但是，提供資源的地區和國家為何不能從分工中獲得平等的收益呢？

7、它反對壟斷，然而西方市場內存在大量壟斷企業，競爭并不充分；

8、它認為市場是一雙“看不見的手”，可以調節資源分配和利潤分配，實現產品出清，產銷均衡。它譏諷計劃經濟不可能掌握市場信息，不能適應社會需求的變化。我們要問的是，作為計劃經濟主體的國家都難以獲得全部需求信息的時候，企業就能獲得全部信息嗎？實際情況是，企業根本不可能獲知完全的市場信息，私有化企業的生產始終是盲目的，而居民收入卻在相對下降，導致供過于求，最終走向經濟危機；

9、它追求效率，但是，經濟危機造成的資源和財富的浪費就是效率嗎？它帶來了環境污染和資源日益枯竭是效率嗎？造成二次世界大戰中數千萬人的傷亡是效率嗎？當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企業開工率降低，失業率上升，企業資產和人口大量過剩，這是效率嗎？

10、它追求公平，可是資本家攫取了企業大多數的利潤，不斷壓低勞動者工資，導致社會兩極分化，是公平的嗎？在交易中，要么店大欺客，要么客大欺店，相互信息封鎖，爾虞我詐，就是公平么？當市場經濟導致環境污染和資源緊缺，為何社會要承擔所有的成本，而企業卻可以獨吞利潤，這是什么公平？

11、它反對政府干預，可是當經濟危機到來，政府卻充當了最后的擔保人；當社會兩極分化，又是政府的社會保障體制成為最后的減壓閥；債務危機來了，政府無非是借新債還舊債、拆東墻補西墻。非常可笑的是，被尊為經濟學經典的薩繆爾遜《經濟學》在提出矯正企業外部性的時候，居然提出政府的反污染計劃，或直接控制廠商矯正外部性，比如收取排污費或發放排污許可證，這不是典型的政府干預企業的自由嗎？明顯的自相矛盾。

假如西方經濟學是科學的，那么它就應該在邏輯上是自洽的。可是當一種理論表里不一，前后矛盾，彼此掣肘，它還是科學的理論嗎？恰恰是這種貌似科學的理論，卻能借著炫目的數學公式以及課程體系，用近似自然科學的假設、概念和分析模式巧妙包裝，堂而皇之地進入我們的校園、講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薩繆爾遜《經濟學》、曼昆的《經濟學原理》正在成為西方經濟學的標準教義，占領中國經濟學學術高地，不易察覺但十分有效地宣揚著西方的核心價值觀——自由、民主、平等，推銷著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全球化。有那么個深受其害的教授，竟然在學術研討會上大喊口號：＂資本主義好！＂這就是受毒太深的表現。

從中國的經濟政策演變來看，中國的經濟改革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從聯產承包到發展私營經濟，從國有企業“改制”、減員增效，到下崗分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價格改革、建立市場經濟，到促進要素流動；從做大蛋糕，到按要素分配；從加入WTO，參與“國際大循環”，到金融自由化，匯率浮動。從淺到深，逐步拓展，無不遵循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輸入了貿易自由化，同時也輸入了經濟危機；輸入了外資，也輸入了擾亂市場的“熱錢”；加入了WTO，卻被排除在市場經濟國家之外，得不到核心技術；輸入要素流動，桉資分配，必然輸入兩極分化。當中國人民慨嘆現在不知道什么是安全食品可以吃的時候，當中國人民為房價居高不下成為＂房奴＂而苦惱的時候，當中國人民遭受惡性通脹侵害，為收入不斷縮水而怨聲載道的時候，他們還會認可這種市場經濟屬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嗎？

社會主義要實現的是財富的共享、人民的共同富裕，前提條件是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結構。目前的中國經濟結構已向私營部門為主“轉型”，這意味著初次分配的主導權已經由國有經濟向私營部門易手。理性經濟人原則指導下私營部門追求利益最大化，勢必千方百計降低成本，限制勞動者收入的增加。這就必然造成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無論相對比較還是絕對量上都降低了，這就無法實現財富的共享。勞動報酬所占比例不斷下降的結果是有效需求不足，產品過剩，最終積累轉化為劇烈的社會經濟危機。

試圖通過加大二次分配、來改善民生的做法也是徒勞的。因為二次分配最終來源在于財政收入，而財政收入來源于企業利潤。這個比例并不占整個經濟收益比例的較大部分，同時，政府開支的比例會約束限制了二次分配的進一步擴大。而且，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主導權并不在勞動人民手中，企業和政府可以在任何時候決定降低勞動者收入。從實踐上看，歐洲福利國家通過二次分配暫時地緩和了一段時間內的兩極分化趨勢，卻積累了巨大的國家債務。國家債務的本質就是用未來的財富來滿足現在人的需求。這種“寅吃卯糧”的辦法注定不能持久，必然導致未來相當長時間內的經濟衰退和福利衰退。所以，福利國家的道路注定走不通。

二、終結西方主流經濟學已時機成熟

邏輯與現實都已經證明，西方經濟學已經走向末路，出路在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應當團結其他非主流經濟學派，終結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霸權，將它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要力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馬克思時代開始，就不斷對庸俗經濟學即西方主流經濟學進行艱苦的斗爭。這種斗爭一直沒有停止。然而，我們應當承認，隨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占據教育和經濟學界的主流地位，經濟學界對西方經濟學的“免疫力”和批判能力也在下降。當西方經濟學用數理分析方法包裝后重新進入中國，我們則顯得反應遲緩。2005年7月15日，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現任特邀顧問劉國光發表了《談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一些問題》的講話。他認為：“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馬克思主義的企圖都會削弱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的方向，或者改變顏色，即共產黨還在領導，但是已經變色了。所以這是一個主要的危險。因此我們不能把經濟領域里的東西看淡了。”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地位下降與蘇聯東歐變色、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們的分化、西化以及社會向市場經濟“轉型”是導致西方經濟學地位上升的外部原因，而教學方針、目標不明確，教師隊伍的變化以及教材西化，尤其是領導權被非馬克思主義者占據是主要的內部原因。劉國光的觀點引起經濟學界的巨大震動。

面對西方主流經濟學占據主導地位的經濟學版圖，中國的非主流經濟學家，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不能不做深刻的反省：

難道我們應該允許西方主流經濟學繼續掌握經濟學主導話語權嗎？

我們應該放任西方經濟學騙子到處招搖撞騙、橫行霸道嗎？

我們內部是不是也應該有一個根本性的變革，從而為奪取主導話語權準備好理論的子彈呢？

我們能不能建設自己的“經濟學”呢？

這種理論反省從上個世紀的改革之初已經開始。1983年，我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權威學者——北京大學的陳岱孫先生就提出：第一，因為社會經濟制度根本不同，所以西方經濟學作為一個整體不能成為指導我國國民經濟發展與改革的理論；第二，在若干具體問題的分析方面，西方經濟學的確有可以為我們參考借鑒的地方；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異，甚至在一些技術性的具體問題上，我們也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某些經濟政策和措施；第四，對外國經濟學說的內容的取舍，根本的原則是以我為主，要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他說，我們既要承認外國經濟學在其推理分析、計算技術、管理手段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參考借鑒之處，但是我們又不要盲目推崇、生搬硬套。（《劉國光談經濟學教育與研究的一些問題》）

80年代，物價飛漲，投資加速的時期，當幾乎人異口同聲地說“市場并不過熱”的時候，何新先生以有力的證明論證了當時經濟過熱的發生機制，證明了當時的經濟快速增長引發了企業三角債，銀行貸款無法回收的金融危機。何新還從原理上論證了“市場有限性”規律，從而證否了西方經濟學需求無限性理論。何新還批判了永遠也不會出現過剩的薩伊定律，他指出這類理論是虛幻的欺人之談。可貴的是何新在90年代經濟學界一片萬馬齊喑之中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辯護，證明了社會主義以及計劃經濟的科學性和可能性。何新還較早批判了亞當斯密的國家分工論，借用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理論警告了中國過度開放市場的危險性。（《20年論戰：何新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分歧》）

何新并不孤獨，隨著“新左派”經濟學家的崛起，經濟學為西方經濟學壟斷的格局開始松動，王紹光和胡鞍鋼在90年代《中國國家能力報告》中強調了國家主導市場經濟的重要性。1991年王紹光發表“建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為標志，集中提出了“國家”在市場轉型中的作用；1997年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和現代性問題》為標志，初步提出了對現代性的反思。

進入新世紀以后，崔之元、郎咸平、韓德強、左大培、楊斌、楊帆、溫鐵軍、余斌等挑戰西方經濟學霸權的經濟學人紛紛涌現，系統分析和批判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文獻不斷出版。2000年，楊斌就出版了《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揭示了美國可能對中國實施的隱蔽經濟戰，并對中國的經濟安全提出了警告，書中也對私有制和產權理論進行了批判。韓德強2001年發表《全球化與世界經濟大蕭條》一文，預見到了2008年以后逐漸醞釀和發展的西方經濟危機，在《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實選擇》一書中，集中批判了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傷害，在《薩繆爾森〈經濟學〉批判--競爭經濟學》一書中系統批判西方經濟學謬誤。2002年，左大培《混亂的經濟學--經濟學到底教給了我們什么？》出版，系統地從理論上清算了“中國特色的經濟自由主義”，提出左派經濟學的理論綱領。2004年，余斌出版了《微觀經濟學批判》，借用馬克思當年逐條批判哥達綱領的模式批判了流行的西方經濟學教材，2010年又出版了《經濟學的真相——宏觀經濟學批判》，構成了對西方經濟學批判的姊妹篇。

2007年，宋鴻兵《貨幣戰爭》出版，震動國內外。該書以豐富的資料揭示了一個企圖控制世界金融和經濟的壟斷階層，揭破了西方自由主義競爭的神話。這一書的出版引發了眾多揭露金融戰和經濟戰的圖書出版。

這些系統批判構成了一輪針對西方主流經濟學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沖擊波。然而，它們之于網絡興起之后、自發于民間的經濟學批判而言只是滄海之一粟。針對理性經經人假設、經濟危機、西方主流價值觀、經濟戰爭的反思批判正如風起云涌，層出不窮。

相映成趣的是，西方國家的經濟學界也開始了反思。據演化經濟學家和經濟思想史家賈根良介紹：2000年6月的法國，當時一群學經濟學的學生在因特網上發表了一封對他們教授的請愿書。請愿書認為，經濟學教學是有缺陷的：數學本身已成為一種追求的目標；新古典經濟學的支配地位是壓倒性的和不公正的；教條的教學方式，不允許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思考。其結果是一種自我封閉（autistic）的科學。2000年7月底，法國的一些教授也發動了他們自己的請愿，明確地支持改革的要求。2001年7月，劍橋大學的27名博士生發表了“開放經濟學”的請愿書。2001年8月，在美國堪薩斯城密蘇里大學，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75名學生、研究人員和教授對經濟學狀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討論，其結果是以類似的方式，發表了“堪薩斯城建議”，請求世界各地的經濟學家們克服人類行為的僵化觀念，在研究中認真考慮文化、歷史和方法論問題，開展跨學科對話。2003年3月，哈佛大學七百多名本科生和畢業生按照類似于法國學生的思路，批評流行經濟學，簽署了一封對哈佛大學經濟學系的請愿書，并發表了《哈佛大學人道的和負責的經濟學學生組織宣言》。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美國、英國、法國等許多西方國家，都出現了經濟學專業學生數量趨于下降的情況。英國皇家經濟協會2000年發表的報告警告，申請經濟學博士學位課程的學生的數量已經降到了“危險的低水平”。該國最著名的兩家經濟學研究機構——倫敦經濟學院和牛津大學，在2000年沒有招收到一名新的英國博士生。據統計，報名參加經濟學高級考試的學生數量已經由1993—1994學年的32000人下降到2000—2001年的不足20000人。此外，從1990/1991年度到1997/1998年度，美國獲得經濟學本科學位的學生從11298人下降到8596人，澳大利亞由1329人降為1062人，加拿大由1740人降為1170人。

阿蘭·希普曼對這一危機狀況進行了更為生動的描述：“試圖在經濟中生存的人們向新聞記者尋求信息，向金融評論家尋求建議，向商學院尋求教育。為他們的市場神話找不到市場的理論經濟學家只得追求不斷縮減的公共補貼，或是基于與他們在課堂上所講內容不同的原理進行私人咨詢和預測。……大部分書店已經清空了經濟學書架，以便為不斷膨脹的商學部分騰出空間。”（參見《“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十周年：回顧與反思——訪演化經濟學家和經濟思想史家賈根良》）

西方主流經濟學掩蓋的壟斷資產階級試圖控制世界、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陰謀逐漸被揭開。自由、平等、民主、博愛的虛偽面目已經大白于天下。然而這種反思卻在中國受到學術界步調一致的封鎖和壓制。據賈根良的介紹，國外的“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在中國并沒有得到回應，宣傳這一運動的網站莫名其妙地被屏蔽了，顯然有人害怕這種反思的聲音，他們如同鴕鳥一般將頭埋進沙子，以為這樣可以阻止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喪鐘敲響。

次貸危機引發的美國金融危機導致世界性的金融危機，西方經濟學能做什么呢？政府量化寬松政策、零利率政策乃至刺激需求政策已經逐漸失效，財富仍然向人口的1%甚至更少的人手中集中。

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2011年9月26日發布報告說，在美國南方，與2007年相比，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增長了330萬，從而使得南方貧困率高達16.9%，在全美最高。美國西部貧困人口也增長240萬，中部貧困人口增長160萬，東北部貧困人口增長91萬。貧困率上升最多的州是內華達和佛羅里達。據路透社分析，這兩個州貧困率急升的主要原因是當地經濟受房地產泡沫破滅的打擊最大，失業率大幅攀升。內華達州的失業率從2007年1月份的4.3%上升到2010年1月份的14.6%。內華達州居民的收入下滑也最大，3年內收入減少近1成2，收入跌幅緊隨其后的是佛羅里達和亞利桑那。

美國目前的失業率為9.1%，處于自1982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與2007年經濟衰退周期開始以前相比，目前有固定職業者減少了1150萬人。有600萬人已經失業至少6個月時間。在失業總人數中所占比例為42%。失業的平均持續時間已經超過3年。美聯儲預計，到今年底為止失業率將為8.6%到8.9%。高盛集團(GS)經濟學家預計到2012年底為止，美國失業率仍舊在接近于9%的水平附近徘徊。美國人口統計局最近公布報告稱，2010年普通家庭的實際收入下降至49445美元，經通脹調整后創下自1997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9月17日以來，美國民間自發組織的“占領華爾街”群眾革命運動向全國蔓延。美國數十個城市約15000多和平示威者匯聚、游行并占領公共廣場，抗議已變為一場大規模的反資本主義示威，示威者已經明確打出了“資本主義不行了”的標語。資本主義的喪鐘又敲響了。

三、新經濟學正在崛起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西方主流經濟學這種學術宗教的末日不可避免地已到來，　“新經濟學”不可避免地正在崛起。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們一方面批判西方主流經濟學，一方面也在努力探索經濟學新的范式和路徑，為創建“新經濟學”做扎實的準備。

1984年，劉國光課題組提出《中國特色的經濟體制的總體設想》，開始獨創性地闡述“雙重模式轉換”目標；

經濟學家蘇星提出：“需要利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一類的社會化大生產組織形式，利用它們的管理經驗，使之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衛興華教授(中國《資本論》研究會顧問)提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似不應僅僅歸結為一個管理體制問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首先包括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運行和實現的具體形式，如公有制的運行和實現形式，按勞分配的運行和實現形式，以及其他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運行和實現形式等。”

1983年3月，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許滌新研究員(已故，原所長、中國《資本論》研究會首屆會長)在全國《資本論》研究會年會上所作的主旨報告就是《馬克思與生態經濟學》，他可以稱為是我國第一個提出要重視環境和構建生態經濟學的杰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我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程恩富，是國內第一位系統地對張五常的錯誤觀點進行批判的學者，引起學術界、國家有關領導部門和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他1994年出版《西方產權理論評析》，2004年在香港出版《十問張五常》一書。提出了建立中國經濟學的六大原則：“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世情為鑒、國情為據，綜合創新”。 面對“理性經濟人假設”，他創造性地提出“新的活勞動創造價值假設”、“利己利他經濟人假設”、“資源和需求雙約束假設”、“公平與效率交促同向變動假設”、“公有制高績效假設”，為新經濟學的理論構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04 年夏天“郎咸平事件”爆發，在經過國內經濟學家集體失語和新聞媒體的集體質疑之后，《北京晨報》登出的一篇關于左大培的報道。這篇報道援引左大培長達3000字的書面聲明中的一句關鍵語：“我堅決站在郎咸平一邊，堅決支持他反擊顧雛軍的一切行動。一切有良知的人都應當行動起來，支持郎咸平先生。”隨后，左大培撰寫了大量算賬式的文章，目標直指西方主流經濟學，最重要的有三篇：《“理順勞動關系”是掠奪之源》，《論國有企業所有者虛置》以及《不要輕信那些統計分析和計量回歸》。左大培設計了國有資產經營體制，它是一種公有財產代管人制。按照左大培現在已經構思完畢的公有財產代管人制，應當將經營性的國有資本都交給獨立的、權責利統一的國有資本經營機構經營，實現政企分開、資企分開、政資分開、政府實行有效率的監管，在政企分開的同時防止國有資本金的虧蝕，以此達到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

我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江蘇省行政學院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中央財經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副會長、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所長李炳炎教授，是中國經濟改革理論先驅、我國已故著名經濟學泰斗卓炯先生的研究生和學術助手，繼承和發展了卓炯首創的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理論。他于1981年提出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的核心觀點，經過近30年的艱辛探索，發表了200篇左右論文、出版了5部專著，最終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于2009年出版了其集大成式專著「利益分享經濟學」。該著作于2011年5月于美國麻省大學主辦的國際學術大會上獲＂21世紀世界政治經濟學杰出成果獎＂，產生了較大國際影響。他早年在《華東船舶工業學院學報》發表的《公有制分享經濟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新思維》一文，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框架。《經濟研究》雜志1982年第2期發表的李炳炎寫的論文《勞動報酬不構成產品成本的內容》，提出了他的分享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社會主義商品價值構成公式是：W二C十（V十M），工資不進成本，工資與利潤合二為一，形成凈產值，用凈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資制，凈收入劃分為三部分（國家收入、企業收入、勞動報酬）。以后不斷提出新的觀點。1986年提出“三個理論不等式”（商品經濟≠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產品經濟≠共產主義）；1993年出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1990年出版《需要價值理論》；2000年出版《社本論》；2004年出版《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2005年出版「中國企改新譚」；2006年出版「共同富裕經濟學」；2010年出版「中國模式經濟改革論」；2011年出版「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新體系」。該書在經濟學說史上首次構建了一個區別于傳統理論的嶄新的理論體系。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沒有止步不前，而是在批判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過程中艱難前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諸多創新嘗試正在迅速改變著它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實力對比，催生著中國“新經濟學”的春天。

在我看來，中國“新經濟學”將是面目全新的科學的經濟學體系。

1、這種新經濟學首先應當具有科學理論的一般特征，即從歷史經驗中抽象概括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經濟規律。這種普遍意義具有對人類歷史各歷史階段一般經濟關系的解釋力，就是說，這種經濟學應當對各種歷史階段、各種社會形態、各種經濟組織形態、各種經濟關系的規律有普遍的解釋力。有人會擔心，這種普遍意義會不會削弱經濟學的階級性？其實，這種經濟學的科學性就是階級性的反映。在階級社會里，社會科學的科學意義就是階級性的反映，歷史的反動者通常都反對人民了解歷史規律，害怕人民了解經濟規律。新經濟學恰恰要將經濟規律揭示給人民，指導人民的經濟活動實踐。核物理學是不分階級的，但是核物理學為人民服務，發展保衛國防的核武裝備的時候，發展核能電廠的時候，核物理學難道不是有階級性的嗎？

2、新經濟學應該具有洞察“人—自然”關系的大視野。人類社會經濟系統始終是自然的子系統，離開這個關系談經濟學，必然導向人類中心主義、擴張主義邏輯。新經濟學必然是人——自然關系的生態學，必須意識到“地球只有一個”，人類的所有經濟活動都必須受到自然系統的制約，承認自然系統的有限性和資源的有限性，就必然承認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有限性。這就不難導出人類的生存生活方式必須限定在一定范圍內，那么經濟活動的方式和規模都必須是有限度的，而不是無限度擴張的。新經濟學應當超越科學主義的桎梏，將自己的數量、生活范圍和經濟總量限制在自然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指出人類“有限度生存”的前景；

3、新經濟學應納入系統多要素分析。.要揭示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普遍規律還有賴于將資源、勞動、人口、技術、信息、管理等要素納入到分析框架中來；

4、新經濟學應該具有多維度辯證邏輯分析的特征。馬克思在批判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采用矛盾分析法，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認識順序，先由商品→貨幣→資本這三個主要范疇，按照歷史邏輯由簡到繁，論述勞動價值論、貨幣學說，闡明從商品到貨幣、貨幣到資本的必然轉化，進而，提出作為整個政治經濟學基石的勞動價值論，再從剩余價值→利潤→利息→地租的邏輯順序，再從微觀到宏觀地再現了資本主義在逐步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邏輯。新經濟學將是這種辯證邏輯向宏大的人類經濟史敘述中的擴展，除了馬克思提出的范疇，有必要將經濟的一般范疇和維度納入到敘述范式中來，而經濟史可以被看做是這些關系的演變史；

5、新經濟學應具有生態系統思維的特征。我們必須認識到人類的社會經濟系統是有機的生態整體，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存在方式之一，經濟如同經絡之于人體一樣，是社會經濟運行的心血管與經絡循環系統，因此經濟學必然要從社會經濟系統的動態角度來理解供給—需求、輸入—輸出、人—自然、勞動者—所有者、競爭—合作等維度的矛盾運動，以及物質-信息-技術-權力的循環運動。就社會經濟形態而言，我們還要將具體的組織和社會放到更大的自然社會系統中看待子系統的適應、演變，從這個角度看社會制度的變遷或許我們就能發現組織選擇制度，表現出的環境適應性，在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過程中的作用。

6、新經濟學應該探索人類的新的合作組織形式。在總結歷史的經驗基礎上，新經濟學應該關注人類的合作形式的演變形式和過程，應該總結合作的條件、形式、要素和運動，并為社會主義合作組織的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7、新經濟學應該具有實證性、預見性。任何科學理論都應該具有實證性和預見性，舍此，理論的價值將大打折扣。新經濟學應從一般規律中提取規律產生作用的條件，從而為人類的社會經濟運行前景提供預測，并不斷從預測的結果的分析中獲得規律性的認識，不斷修正基礎理論的分析預測模型，只有當經濟學具有這樣的特征時，它才有可能接近真理；

8、新經濟學應具有簡潔性，為人民掌握經濟學提供條件。經濟學不能被少數人壟斷，壟斷會限制經濟學本身的發展。必須從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模型和基本理論上降低理解的門檻，以深入淺出和通俗易懂的方式敘述經濟運行規律。當人民能夠掌握經濟規律以后，新經濟學就掌握了群眾，轉化為物質力量，推動社會發展。

經濟學的重建將是漫長的過程，這是擺在一切非主流經濟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面前的重大使命。只要人民掌握了科學的經濟學，那么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騙術必將被肅清。

資本主義不行了，西方主流經濟學也不行了。盡管西方經濟學還在中國掌握著霸權，猶如寒冬。但是，冬天快過去了，春天還會遠嗎？

參考文獻：

[1]程恩富：《改革開放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創新》

[2]李炳炎：「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新體系」，山西經濟出版社，2011年。

[3]賈根良：《“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十周年：回顧與反思——訪演化經濟學家和經濟思想史家賈根良》

[4]何新：《20年論戰：何新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分歧》

[5]劉國光：《談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一些問題》

[6]韓德強：《薩繆爾森〈經濟學〉批判--競爭經濟學》

[7]《美國南方貧困率急升 首都華盛頓貧富懸殊》，新華網

[8]《美國就業市場15個數字：就業赤字相當嚴重》，東方財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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