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俊杰：所謂英國現代化“內源”“先發”性質商議

摘 要： 國內學界普遍認為，英國的現代化是一種“內源”、“先發”型現代化。然而，實證地考察英國現代化相對完整的歷史可知，這一判斷缺乏事實依據。在通常所謂“工業革命”之前，英國實已有過一場“外源”推動型工業化運動，正是通過大力引進外部先進的生產要素，英國才改變了自身產業長期落后的局面。歷史事實充分表明，不是英國，而是荷蘭，才是世界范圍內現代化“先發”的原型。而且，與流行看法相反，英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大舉采用了非自由主義的發展戰略，此即融財富聚斂、貿易保護、工業扶植、就業促進、國家干預、強權打造于一體的“重商主義”。突破有關現代化問題的非歷史觀念，將有助于更加準確地把握英國現代化的性質，并從中吸取切實可靠的歷史經驗。

 

在研究世界現代化進程時，英國一向是國內學界重點考察的經典案例，而且，普遍的看法是，世界上存在兩種不同的現代化類型，一類是“內源”和“先發”型現代化，再一類是“外源”和“后發”型現代化，只有英國才是當之無愧的“內源”和“先發”現代化的原型。據認為，在“內源”、“先發”型現代化中，現代變革的動力主要來自內部，變革的步伐領先于其他國家，而且，變革是在市場力量主導下，以自下而上甚至放任自流的方式自發地展開的。有關現代化類型以及英國現代化的上述看法先由業師羅榮渠先生系統提出[1]，后得到國內學界的廣泛認同，乃至已經成為某種學術共識。[2]

然而，實證地考察相對完整的英國現代化進程卻可發現，所謂英國現代化“內源”和“先發”說，雖具有一定的啟發性，卻是缺乏歷史依據的一種想象，是對發達國家發展歷程的一種脫離事實的理想化。該歷史觀的弊端在于，它虛構出一個現代化領先者內生演化和自我變遷的歷史假象，夸大了市場經濟因素自發成長并循序漸進的一面，同時也消解了國家政治力量干預經濟以圖迎頭趕超的另一面。這種歷史觀實際上暗合了經濟學中的新自由主義立場，從近年有關大國崛起的片面歷史解讀可知，它包含著誤導現代化后來者的風險。顯然，澄清所謂英國現代化“內源”、“先發”的流行觀點，將有助于更加準確地把握發達國家現代化的起始條件和發展歷程，尤其有助于更加客觀地認識英國促進現代化的政策手段，從而對思考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問題會有所啟示。

 

一、           英國現代化何曾“內源”

 

學者們之所以將英國的現代化定性為“內源”，是因為他們看到，作為現代化原動力的“工業革命”從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早期首先發生于英國，那里通過自身力量的積聚率先實現了現代生產力的孕育和突破。一般而言，這樣的看法并無不當之處。可是，假如再深入一步考察工業革命之前的歐洲歷史，卻會讓人看到意想不到的景象。亞瑟·劉易斯說過：“改變世界的那次工業革命開始于18世紀末，不過，自13世紀以來，英國發生過許多次工業革命。”[3]道格拉斯·諾思也說道：“需要修正我們對于過往兩個世紀所持的公式化觀點。我們現在稱作工業革命的這個時期，并非如有時相信的那樣，是與過去的徹底決裂。相反，它是既往事件逐漸演化的最終結果。”[4]根據這些提示，可以發現，在工業革命之前的長期產業進步中，英國在1540－1640年間早已經歷過一場轟轟烈烈的工業化運動，不妨名之曰“初始工業革命”。而這場初始工業革命的意義不僅在于為英國日后那場著名的工業革命打下了關鍵的基礎，更在于這是一場純粹“外源”的現代化運動。

初始工業革命啟動前，英國的產業在歐洲范圍處于全面落后狀態。為改變這一局面，大致從16世紀中期起，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等決策者“極其渴望發展每一種類的英國產業，俾以讓英國不僅在經濟上獨立起來，能夠支付某些進口，而且也許還能生產可出口至海外市場的高價值產品。”最后付諸實施的政策是，由王室向那些“具有足夠企業精神，可資移植新技藝或者引進新制造業”的人士包括外國人頒發特許證，利用該壟斷性的特許證制度來撬動產業升級。“伊麗莎白的目標是要引進明礬、玻璃、肥皂、油、鹽、硝石、金屬片的制造，這些產品此前均賴進口。新穎性是頒發特許證的標準。”[5]當時的通行做法是，以一定年限的特許專營權換取技術和產業的本土化，故而，特許證制度本質上是一項鼓勵進口替代的政策。現知，“在伊麗莎白治下授與的55項壟斷特權，有21項是授給外國人或歸化英國的國民，所制造的產品包括肥皂、排水機、掘地機、烘爐和熔爐、油料和皮革、碾磨機、鹽、玻璃、玻璃杯、水泵、書寫紙等，當然也引進了煉鐵、碾谷、軋油和紡織的整染、砑光等工藝。”[6]

正是借助工業革命前這場大規模進口替代運動，英國政府從歐洲大陸移植了一系列新企業和新產業。“在16世紀后60年里，首批造紙廠、首批火藥廠、首批火炮鑄造廠、首批明礬和綠礬廠、首批食糖煉制廠、首批硝石廠，都是從海外引進到這個國家的。”在這些行業中，英國原本也不是沒有一點小作坊，但它們“產量微不足道，生產場地簡陋原始”，與“歷史更早、生產規模更大”的大陸無法相比。如今官方依靠引進設備和技術所興辦的工廠則雇傭工人多、重型機械多、投資量大、產量也更大。例如，在冶金領域，英國鑄鐵用的鼓風爐本來就從歐洲大陸引進過，到這一時期則又再次從大陸引進大型鼓風爐，其鐵年產量達到100－500噸甚至更多，大大超出英國原來小鐵爐年產最多20噸的水平。大型爐子以及水動力機械及其配件等海外先進設備和技術的采用，讓整個冶金行業脫胎換骨，從鐵制品加工的標準化和規模化，到大型銅、錫企業，以及大型鋼廠的建立，都是此期從大陸引進的結果。因此有斷言：“16世紀后60年中引入英國的所有這些制造業，為工業資本主義的成長開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7]

在這一輪引進的帶動下，英國實現了廣泛的產業升級，尤其是采煤業的技術進步為后來工業革命時的領先優勢奠定了關鍵的基礎。在采煤行業，16世紀中期前，英國單位煤礦的年產量很少超過幾百噸，而利用大陸技術改造礦井排水和通風設施之后，到1640年前夕，年產1000－25000噸的煤礦已經司空見慣。當時英國的煤產量能夠達到數倍于整個歐洲大陸的水平，靠的就是數以百計的此類礦井的設施改建。正是基于引進所提供的條件，英國在這場初始工業革命中率先實現了煤對于木材和木炭的革命性替代，并引發了一系列產業的布局集中以及流程改造，由此大大促進了各類產業的規模擴大和工藝進步。英國人之所以領先一步地發現并使用焦炭，大規模地燒制磚塊和玻璃等等，都與燃料類型的改變密切相關。[8]特別是煉鐵中焦炭的使用，被認為比起日后快速的機械化和棉紡織業的增長，“對于工業化甚至更具有根本意義”。[9]

根據經濟史家約翰·內夫的總結，在長達一個世紀的初始工業革命中，英國借助三種方式建立起了大規模工業。“第一是引進了宗教改革之前在英國幾乎未曾立足的一系列資本主義產業；第二是把此前尤其在歐洲大陸某些地區已知、但在英國很少使用的各種技術流程應用到舊有產業中去；第三是發現和應用了新的技術方法。”很顯然，這三種方式中，前兩種都是直接的外源性引進，而第三種也還是建立在引進基礎上的。順便指出，內夫的這些結論本身立足于前人的大量研究成果，而且，“以后的研究，盡管有時是批評性的，也確認了內夫的論點。”[10]簡言之，經過這場“外源”推動的工業化，英國達到了多數產品進口替代甚至部分產品向外出口的目的。而且，各種“外源”要素據信都具有強大的“示范激勵”效應，其“對工業資本主義在英國的成長產生的影響，超出了產量和雇工數這些可計量指標”。[11]例如，在生產關系方面，“16世紀與17世紀工商業制度結構中已出現實質性變化：行會消匿、商業公司開始更新、新的工業組織開始產生。”[12]由外部因素觸發的英國產業領域的深刻變革于此可見一斑。

與所謂英國現代化“內源”論相反，英國在這一工業化關鍵時期的產業進步顯然主要是“外源”推動的。特別引人矚目的是，此期促成英國生產力增長的動力直接得自外來技術人員的引進，有關例證可謂不勝枚舉。“皇家礦業學會”興辦的巨型銅業開采和冶煉企業依靠了來自德國的熟練技工；數家鋼廠的建造借助了荷蘭的熟練技工，其中1565年于薩塞克斯興建的鋼廠確知曾雇用30名外國工人；較大規模的商業性玻璃生產廠也是依靠外國工匠而興建。[13]最顯著的領域莫過于觸發英國工業革命的紡織業。自威廉一世時代起一貫的吸引外國工匠的久遠傳統不必贅述，單在伊麗莎白一世時期，英國乘法國及尼德蘭宗教迫害之機，把“大批宗教難民作為‘英國經濟和工業方面有價值的資產’而加以吸收。”向移民頒發特許證、授予專利權、給予宗教寬容、以學徒制促進技術本地化等，諸多政策合在一起，終于造就了數十萬之多的工匠大移民，使得英國的紡織業決定性地形成了品種繁多、檔次提升、工藝全能這樣的競爭優勢。[14]故此，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結論是：“每一個歐洲大陸國家都是這個島國的老師，英國的每一種工業技術都是向這些國家模仿來的，它學會了以后就把這些工業建立在自己的國土上，然后在關稅制度下加以保護，促使它們發展。”[15]毫無疑問，長時期內更為發達的歐洲大陸的確是英國現代化的“外源”動力。

正是基于這樣的“外源”事實，有經濟史家認為，稱英國為“第一個工業化社會”往往讓人忽略了歐洲大陸曾有的工業優勢。事實上，“假如英國從未存在過，或者在一場滔天海嘯中沉沒了，歐洲（及美洲）也還是會工業化的，盡管路徑可能有所不同。”[16]“我們有理由推論，假如英國沒有率先起飛的話，正在起作用的各種力量遲早會使歐洲別的國家（或者美國）起飛。這種情況可能不需要太長時間就會發生。”[17]從現代化的角度看，英國以及歐洲的有利條件在于，它們實際上同處一個互動密切的列國體系中，所以，它們本質上構成了一個開放的平臺。在這一平臺上，“技術熟練的工匠們如同學者和藝術家一樣，把整個歐洲當成自己的家”，一國在任何領域中的技術進步終究會較快地流向他國。[18]特別在西歐范圍內，物和財、人和技藝、思想和做法等各種物質與精神要素頻繁地跨境流動，形成了一種激發相互學習和彼此競爭的互動大環境，這是同期世界其他地區均無可比擬的，英國的初始工業革命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得以發生的。故此，“英國的工業革命不能單純以英國的情況來解釋，因為這個國家構成了范圍更大的經濟的一部分，我們可以把這個大經濟稱為‘歐洲經濟’或者‘隸屬于歐洲海洋強國的世界經濟’，英國不過是經濟關系大網絡中的一部分。”[19]凡此種種，都昭示了英國現代化性質遠非“內源”的真相。

至此，僅通過剖析17世紀中葉以前一百來年的英國歷史便知，英國曾有過一場與此后那次工業革命相比“毫不遜色”（內夫語）的初始工業化運動，當時英國通過引進外部生產要素而為眾多行業奠定了成長的基礎，日后的工業革命正自此派生而來，并與此一脈相承。初始工業革命的最大特點是，它主要依靠了外部因素的推動，從而證偽了所謂英國現代化純系“內源”這一定論，足讓人看清，有關工業革命以及英國現代化的通行說法，即所謂英國依賴內部因素在18世紀率先經歷了一場“內源”型變遷云云，不過是一種非歷史的觀念而已。

 

二、           英國現代化何曾“先發”

 

以上在剖析英國現代化未曾“內源”時，實際上也揭示了英國現代化未曾“先發”的事實，因為“內源”往往意味著“先發”，二者之間存在某種對應關系。應當說，“先發”與否是個比“內源”與否更容易判別的問題。與眾多的現代化后來者相比，英國固然是現代化較為“先發”的一員，可是，放到歐洲歷史背景下加以細察卻不難發現，英國又遠非通常所謂率先現代化的“先發”原型。在世界現代變革揭幕后的很長時期內，英國實處于落后乃至“欠發達”的境地。撇開前節已有述論，另可查見眾多無可辯駁的歷史證據，其中涉及英國紡織業的證據尤其值得細察。

人所共知，毛紡織業曾是英國長期的首要產業，以后興起的棉紡織業又是英國工業革命率先取得突破的部門。毫不夸張地說，紡織業是英國現代化進程的火車頭。然而，與歐洲大陸相比，英國的紡織業在數個世紀里卻處于一種明顯的落后甚至欠發達狀態，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存在一種發達與欠發達經濟體之間經典性的不對等國際貿易關系，主要是指長期地輸出原料以交換制成品。以英國與當時低地國家的商貿關系為例，11世紀時，佛蘭德尚且主要靠自產的羊毛來織造布匹，但很快它便日益從英國進口羊毛，且在12世紀日漸以羊毛制成的呢絨來進行交換。隨著佛蘭德的手工業在13世紀進入全盛時代，英國從那里的制成品進口也快速增長，中高檔織物在其中占有相當的比例。雖然在此過程中，英國以羊毛紡織為主體的手工業也曾逐漸發展并勉強競爭著，但不管在價格還是質量上，“佛蘭德都擁有競爭優勢”。大約從13世紀中期起，發達經濟體的產品先是控制英國的出口市場，后則洶涌進入英國國內，并在1300年時開始主導英國國內市場。這樣，英國與佛蘭德等低地國家總體上形成了輸出羊毛并輸入成品的不對等貿易結構關系，所造成的結果是，英國的“繁榮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蝕”。[20]

其二，呈現一種產業鏈低端加工者身上所常見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的突出表現就是銷售渠道和出口市場方面的依附性。經過14世紀的苦心經營，英國毛紡織業在進入15世紀后發生了轉折，從主要輸出羊毛原料變為主要輸出呢絨成品。再到16世紀，某些種類呢絨的制造甚至已從低地國家轉往英國。這些固然都是加工能力趨強、產業結構升級的表現。然而即便如此，“眾所周知，英國的商業壓倒性地依賴于低地國家，倫敦在經濟上是安特衛普的衛星”[21]，英國向歐洲主要地區的呢絨出口和幾乎全部的進口都依賴安特衛普。英國經濟的脆弱性的確可以概括為“基本依賴一種商品——呢絨、一個港口——倫敦、一個貿易組織——冒險商人公司、一個商品市場——安特衛普”，而脆弱性不時會釀成經濟與社會危機。對安特衛普的供過于求曾導致1552年英國呢絨出口下降36％，政府關稅收入減少40％，許多紡織手工業者失業或破產。為緩和呢絨積壓，英國1556年甚至被迫停航開往低地國家的所有船只達四個月之久。[22]

其三，體現為加工者由于不掌握核心技術，或者因缺乏定價權，無法在國際貿易中獲得應有利潤，甚至國境內的關鍵部門受到外部勢力的操控。即使在具備相當強大的加工和出口能力后，由于未能掌握印染、修整等增值環節的工藝技術，并且缺乏足夠的市場力量，英國毛紡織品在國際貿易中依然難以獲得應得利潤份額。直至17世紀初，英國絕大部分呢絨還是未經深加工便出口低地國家。較高的估算是，“荷蘭人的印染占到最終呢絨銷售增加值中約75％”[23]，荷蘭人因此獲得了“布匹貿易利潤中明顯不成比例的份額”[24]。較早的歷史則更顯英國毛紡織業的窘迫處境。據知，“13、14世紀之交，意大利大家族控制著英國羊毛出口，在若干年內完全壟斷出口，并且整個控制了王國海關”；[25]“外國商人一直操縱著英國的羊毛及毛紡織品交易，來自海外貿易的商人資本在英國中世紀經濟中一直是顯著的，幾百年間沒有發生重大的改變。”[26]

上述歷史展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即英國經濟在工業革命之前的多個世紀中，即使是在具有比較優勢的毛紡織業里，也曾處于落后甚至是欠發達的狀態。透過現象看本質，英國當年的處境與當今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經貿關系中的典型處境，何其相似乃爾。可以說，某種無可否認的欠發達性曾經長期刻印在英國總體經濟中。李斯特早有結論：“英國從前與漢薩同盟之間的關系，正同后來波蘭與荷蘭之間以及德國與英國之間的關系相類似；英國輸出的是羊毛、錫、皮革、奶油、其他礦產品和農產品，換來的是制成品。”[27]英國自己的兩位經濟史家也曾坦承英國經濟的落后性，他們指出：“伊麗莎白一世繼位時，英國幾乎在全部行業中都大大落后于歐洲其他地區，只能指望通過引進技術工匠并且鼓勵冒險者引進新的制造業來取得進步”[28]；“在修道院體制解體[16世紀中葉]前，與意大利、西班牙、低地國家、南德諸邦，甚至法國相比，英國在產業上處于落后狀態。”[29]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著，甚至“18世紀的英國人在注視海峽對岸[法國]時，更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國家的相對劣勢而不是實力。”[30]

在世界范圍內，如果要挑出某一國充任現代化的“先發”者或者“先發”原型，則這個角色理當是荷蘭，而不是英國。隨著地理大發現后歐洲經濟重心從地中海向歐陸北部的轉移，“取代意大利而成為全球經濟時代動力源泉的地區是荷蘭。因此，率先取得世界經濟至尊地位的是荷蘭。”荷蘭在經濟等諸多方面都比英國更早呈現出那些“現代性”特征，主要體現在[31]：

――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1510－1650年間幾乎翻了一倍，雖然整個農業部門雇傭了總勞動力的40％還不到，但已足讓荷蘭成為食品凈出口國。荷蘭人在排水和土地開墾、使用風車碾磨谷物等農業技術方面走在歐洲前列。

――漁業、貿易、工業等非農業部門迅速擴大，所雇傭的非農勞動力在1570－1620年間年均增長3％，1620－1660年間年均增長1％，而且同期工資水平穩步上漲。由于實際工資的增長，荷蘭的國民收入在17世紀后期比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三地之和高出30－40％。

――漁業、造船業和紡織業實力不斷壯大。從14世紀起，一體化的鯡魚捕撈和加工業持續擴展，直接推動了國際貿易以及眾多在岸輔助工業的發展。強大的造船業也與此相關，17世紀掛英國旗幟的商船尚在造價更為低廉的荷蘭船塢建造。在紡織業中，17世紀中期，荷蘭只有六七萬人的萊頓成了歐洲最大的工業聚集地，它所生產的呢絨占到英國出口量的一半。

――商船運能史無前例，運費之低也無可競爭，17世紀中期前長達數個世紀壟斷了北歐和西歐的國際貿易。安特衛普成為一個面向全球的世界性樞紐港。荷蘭商船運量1570年已是英格蘭、法國和德國全部商船隊之和，而到17世紀，英國的捕魚業和對外商業大部分依然掌握在荷蘭船東手中。

——率先實現了現代金融體制和金融工具的革命，比如，遠在1550年就開始了谷物和魚類的期貨交易。荷蘭早就采用的稅收（包括間接型消費稅）和國債制度，英國要到1688年光榮革命后始得引進。阿姆斯特丹形成了規模空前的國際資本市場，成為包括英國在內全歐洲的短期和長期信貸的供應者。

――城市化較早達到很高的程度，城市居民1525年即超過了總人口的三成，到1675年又上升至45％。相比之下，英格蘭城市居民的比例1800年僅為20％，1850年始達45％。

――以泥炭為主的能源消耗增加可觀，而英國直到工業革命后才超越荷蘭的人均能源消費水平；同時，很早形成了以運河和馬車道為代表的發達交通網絡，到17世紀中期已經覆蓋全國。

――此外，擁有注重地方自治、關注公民權益的“聯省共和”政體；教育普及和職業專門化程度遙遙領先；敞田和行會之類的集體制度較早萎縮；城鄉之間呈開放關系；土地所有和使用權多樣化；核心家庭占較高比例；宗教寬容傳統和個人自由空間較為發達。

事實上，荷蘭如此等等的領先性曾經廣為英國人稱頌乃至嫉妒，這有英國當時一流經濟學家的贊嘆之辭為證。托馬斯·孟稱：“看來的確是個世界奇跡，這樣的一個小國，居然能做到應有盡有……。”查爾斯·達維南特言：“荷蘭人的貿易無所不及，可以說只有萬能上帝創世時所規定的界限才能束縛住它。”喬賽亞·蔡爾德也說：“荷蘭人在內外貿易與運輸上所取得的財富和達到的規模，不僅現在令人羨慕，而且后人也會視之為一個嘆為觀止的奇跡。”當然，荷蘭奇跡在引發贊嘆之余，更激勵著英國奮起。“因為我們‘知識薄弱’，所以我們‘財富匱乏’，這個主題在整個17世紀里被英國人始終不停地重復念叨著。”[32]這頗類似于中國人“落后就要挨打”的口號，足以折射其話語者所處的落后困境。

英國的現代化實乃踩著荷蘭的腳印起步的。經濟史家有定論，英國的精英階層“都視荷蘭為追隨的經濟楷模。在很大程度上，英國經濟制度改革就是沿著荷蘭的方向前進的。這一改革進程在1688年隨著新國王的就任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因為新國王同時也是荷蘭總督。”[33]尤可注意，17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家，從配第、米塞爾登，到洛克、斯圖爾特、達維南特，多在荷蘭留學、訪問或工作過。探討荷蘭何以富強的原因，如同探究西班牙何以在暴富后跌入貧困一樣，成了英國當時的一門顯學。從配第的《政治算術》，到蔡爾德的《貿易新論》，都詳細分析了荷蘭發達富強的緣由。[34]英國人的確言必稱荷蘭、見強而思齊，“就經濟政策的大方針而言，所有的英國人，不管是否保皇派，都以欽慕的態度看待荷蘭這一楷模”，“都渴望通過師法荷蘭人而超越荷蘭人。”[35]英國對荷蘭的效仿觸及諸多方面，小到毛紡織業中的精紡和后序染整技術，大到海上力量的培育和英格蘭銀行的建立，大量得自這一先行楷模（有時還有意大利）。

總體而言，在中世紀之后的世界現代化進程中，荷蘭實實在在地長期處于獨領風騷的地位，甚至到1780年都沒有盡失這般優勢。[36]此所以英國出版過一著作，即名為《第一個現代經濟體：1500－1815年荷蘭經濟的成敗與持續》。[37]遺憾的是，學界對于荷蘭的現代領先地位普遍估計不足，比如國內學者在對現代化三次浪潮的排序中，為了照應英國“先發”那個非歷史的觀念，只得削足適履，干脆把荷蘭排除在外，反而讓這個領跑者從世界現代化的序列中消失了。在這個問題上，道格拉斯·諾思等說過：“過去有時候，經濟史家們曾將荷蘭看作最后的偉大城邦而將其忽略，甚至將其相對的衰落錯認為絕對的衰落。事實上，按照我們所定義的經濟增長，荷蘭是第一個取得這一持續增長的國家。荷蘭非但沒有衰落，而且繼續繁榮并在接下來的數十年甚至數世紀里達到了人均收入的更高水平。只不過，經濟舞臺的中心轉移到了英格蘭罷了。”[38]顯然，一旦走入歷史深處，把結論實證地建立在史實基礎之上，所謂英國現代化“先發”的命題便站不住腳。

 

三、           準確把握英國現代化的性質

 

以上兩節展示了英國遠非“內源”和“先發”的現代化特點，而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首先是因為放寬了歷史考察的視野。換言之，學者們為何認定英國現代化具有“內源”、“先發”的性質，實與其縮短了現代化進程的時間框架有關。例如，盡管國內學者正確地提到，英文中的“現代”（modern）一詞泛指從中世紀結束以來一直延續到今天的一個“長時程”，在有關討論中也經常深入到“早期現代”（early modern）時期，但在具體定義“現代化三次浪潮”時，還是把第一浪潮定位在“1780－1860”年。[39]事實上，不管是沃爾特·羅斯托的《這一切是怎么開始的――現代經濟的起源》，還是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都把現代世界的起點明確設定在15世界末16世紀初這個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地理大發現時代。國內學者實也普遍認同這一共識，只是尚需將之貫穿到現代化問題的歷史考察中。現代世界的起點理當就是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起點，把人類歷史的分水嶺設定在地理大發現時代比之其他分期法，顯然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同樣，從英國產業發展的具體歷史看，只要不被傳統上頗為公式化的“工業革命”時段概念所束縛，把分界線劃定在16世紀中期比起18世紀末，顯然更加符合歷史演化的實情。

深究現代化起點這個細節，并非小題大作甚或“鉆牛角尖”，因為這里涉及一個是否能夠恰當認識英國現代化的初始狀態及政策手段這樣的大問題。嚴格說來，英國完整的現代化周期至少起自伊麗莎白一世時代，自此至18世紀末期，是英國持續施行“重商主義體制”的時期，也是英國后來居上的圖強奮發期，此實乃英國現代化的前半個周期；而從19世紀初開始，英國逐步轉向一種恃強競爭的“自由貿易體制”，此實乃英國現代化的后半個周期。這兩個階段在意識形態和政策實踐上呈現較大的反差，因此，假如只看到后半周期而無視前半周期，便難免以偏概全甚至誤讀錯判。可以說，到18世紀通常所謂工業革命發動之時，英國的現代化實已完成了十分關鍵的后來居上的趕超過程。即使此時英國確實顯露出所謂“內源”和“先發”的特征，那也是因為此前它先已從外部大舉引進，先已經由追趕而搶到了前頭。顯而易見，后半周期正是前半周期的邏輯發展結果，其種種特征斷不能脫離前半周期而孤立地加以討論，否則只會得出片面的結論。也許，對于當今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英國現代化前半個周期中后來居上的趕超過程更具有深刻的啟發性。

從縮短英國現代化的時間框架，到難以洞察英國曾經落后甚至欠發達的真相，再到得出“內源”、“先發”這樣的非歷史結論，凡此種種，又會進一步產生一個嚴重的后果，那就是把英國實現現代化的手段理想化，從而提供某種誤導性的歷史經驗。有一種在國內頗有市場的觀點就認為，“在英國工業革命的過程中，自由放任是基本的經濟方針”，根據這一方針，“政府對一切經濟問題都袖手旁觀，決不干預經濟的發展”，在實踐中，“英國人把‘自由放任’實行得太徹底了”，“政治家都把它奉為神明”。其結論是，自由放任在英國“的確起過很大作用”，“讓工業得到發展的自由”，舍此“就不會有工業革命發生的條件”。[40]此番言論反映了一種把英國現代化手段片面理想化的思維傾向，與認為英國工業化動力純粹來自內部、系由市場機制主導、自下而上地自發展開等等判斷，概源于歷史考察表面化這一同樣的毛病。其之所以作出如此不實判斷，與簡單地接過英國為“第一個工業化社會”這一“定論”、未能深究英國工業革命之前的歷史，是有莫大關系的。值得注意的是，對英國歷史的此番解讀已經越出了學術圈。比如，旨在借鑒世界歷史經驗的“大國崛起”宣講便承襲該觀點，也隨稱是亞當·斯密等人的自由經濟理論指導了英國的工業化，使之走上了自由資本主義發達道路。[41]必須指出，對英國工業革命及總體現代化進程的此種解讀并不符合歷史事實。

實證地查究英國歷史可知，正是基于長時期內嚴重落后甚至欠發達的處境，英國在推進現代化時曾大舉采用了與“自由放任”方針背道而馳的諸多政策。仍以紡織業為例，英國的毛紡織業是在數個世紀中嚴厲打擊原料自由輸出和成品自由輸入，依靠深入到微觀經濟活動中的干預和保護之后，才最終確立起來的。為了遏制羊毛出口，從14到19世紀上半葉，英國都一直規定，不得在海岸線五英里范圍內剪羊毛。除羊毛外，綿羊、毛線、精紡毛紗、漂泥等都曾在嚴禁出口之列，違規“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則要被處死”。為促進制帽業的發展，伊麗莎白一世時規定，“每個星期天和圣日，除少數例外，凡六歲及以上者，每人都應頭戴一頂完全在英國織造的帽子，違者每次罰款3.4便士。”此外，英國專門頒布過“1666年安葬法”，對裹尸布只能用國產的厚呢絨都作出了法律規定。英國的麻織業和絲織業也走過了典型的國家主導下的進口替代道路。為了扶植麻紡織這一國防關聯產業，英國從零起步，16世紀中期特別命令，凡60英畝及以上的耕地，必須有四分之一用于植麻。至于棉紡織業，完全是借高關稅，特別是借1700年和1721年的進口禁令這樣的貿易管制措施才得以興起的。曾有規定，任何人進口或穿用軟棉布，均應重罰，而且，罰款可歸舉報人所有。有鑒于此，實證歷史分析得出的結論是，英國工業革命實乃國家持續干預經濟（包括長期貿易保護）引發而來的產物。[42]

關于英國現代化與工業化的實質，我們不妨聽一下英國史家的評論：“英國的棉紡織業當時固然世上最為卓越，但它取得如此的結果如同其開端一樣，并非依賴自身的競爭優勢，而是靠了對殖民地和欠發達市場的壟斷，而這種壟斷是由大英帝國、英國海軍和英國商業優勢賦予的”；“英國經濟過去之所以取得勝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英國歷屆政府采取了冷酷無情和敢作敢為的經濟歧視政策，它向一切潛在的競爭敵手公然開戰，毫不動搖地隨時準備支持自己的商人。”[43]事實上，只要實證地、相對完整地考察英國近現代史便可發現，英國的工業化或者現代化所遵循的方針實與“自由放任”格格不入。如果說在英國現代化過程中曾有過甚么一以貫之的方針，則這個方針只能是“重商主義”而不是其他。英國史家指出：“從都鐸時代直到亞當·斯密時代，[重商主義]這一體制為英國提供了政治權力，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準，并使英國成為‘世界工廠’。” [44]法國史家亦言：“英國政策在18世紀的勝利，同時也是重商主義的勝利。”[45]當然，這個“重商主義”決不是通常被簡化或者說被丑化的東西――所謂“把財富和貨幣混為一談”、“以守財奴的眼光來看貨幣”云云。它實際上是一種融財富聚斂、貿易保護、工業扶植、國家干預、強權打造于一體，以非經濟的和經濟的、非市場的和市場的各種手段推動工業化的一種發展戰略和國家體制。[46]

誠然，英國的現代化進程，尤其是到19世紀，也不是一點沒有“內源”、“先發”說所宣稱的那些特征。眾所周知，以1846年廢除“谷物法”、1849年廢除“航海法”為標志，英國作別數個世紀之久的重商主義體制，進入了自由貿易的新階段。特別是到1860年，“英法條約”（亦稱“科布登－舍瓦利耶條約”）的簽署，確實揭開了一段自由貿易的時代。與此同時，英國對內的國家干預和對外的帝國政策也發生了具有某種自由化性質的政策調整，相信不少學者正是以此為據，作出了其關于英國現代化的理想化判斷。然而，如前已及，此時若干放任自流的特征恰恰建立在此前嚴厲管控的基礎之上。所以，英國到19世紀中期呈現自由貿易的特征，這決非英國經濟的歷來常態，而是英國長期借助重商主義使得自身工業優勢達到天下無敵之后的一種新選擇。同樣，內政中國家干預似乎有所收縮的其他表象也當作如是觀。英國有史家指出：“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當英國經濟逐漸成熟為世界工廠時，歷屆政府將公共開支集中用于安全、貿易和帝國事務，政府與資產階級和工業家們結成了一種有利可圖的伙伴合作關系。事后可見，歷屆政府投入數以百萬計巨款的戰略目標，為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市場經濟和守夜人般的政權角色，也為1846－1914年英國霸權時代興盛的自由世界秩序創造了前提條件。”[47]這句話很值得玩味，它昭告人們，哪怕英國日后真的有過某種放任自流的樣子，那也是先已實施了足夠的國家干預并因此打好了基礎。

與此同時，更要看到，即使當英國進入了工業及綜合優勢天下第一的19世紀，它也并沒有改變積極介入的國家政權角色，只不過此等介入比起其他國家來要老到和巧妙不少，有時會模糊了人們的視野。以海運和造船業為例，在1860－1914年間，即使英國的海運業和造船業早已享有世界獨領風騷的地位，即使放任自流理論在原則上為人所津津樂道，也“從來沒有哪個時候英國的商船隊是完全只靠自己的競爭能力的。英國的補貼也許不像法國那樣公開地給予，可政府的支持隱藏于郵政補貼、輔助快艇保有費、貸款、海軍合同、部隊運輸服務、殖民地當局付酬，甚至是噸位法當中，此點不容絲毫懷疑。”[48]同樣，在貿易領域，即使自由貿易一度盛行，國家政權也從未放松其干預和扶持。“為激勵歐洲貿易而拋棄大多數重商主義工具，并不意味著貿易不再是國家的關注對象，也不意味著政府不再利用政治手段來支持其工商群體。”[49]有經濟史家在實證考查了中央政府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之后，得出結論：“雖然英國擁有最小政府之故鄉這一聲譽，但其政府規模堪稱整個歐洲的典型，甚至可言，其政府規模相對說來比大多數歐洲大陸國家的還稍大些。”[50]明乎此，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有英國史家會得出結論：“英國的自由放任不過是個政治的和經濟的神話”。[51]顯然，在鑒別了英國現代化的實際手段之后，就不難認清一個事實，即放任自流之類的自由主義描述并非現代化的原型特征，國家干預亦非偏離原型的異常特征，相反倒是常態特征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關鍵的一部分。“在歐洲工業現代化之前的歷史中，每一個國家都經歷過特殊的發奮圖強的階段”[52]，征之于包括英國在內的世界史，這是至理名言，而且也適用于現代化的整個過程，畢竟現代化怎么可能是放任自流的產物呢？

國內學者曾歸結出“外源”、“后發”型現代化的特征——“現代生產力要素和現代化的文化要素都是從外部移植或引進的，工業化投資在很大程度上借用外國資本，甚至受外國支配；市場發育不成熟，在經濟生活中未形成自動運轉機制，政治權力即中央國家作為一種超經濟的組織力量，就在現代化過程中一度或長期發揮巨大的控制與管理作用。”[53]可是客觀地說，當我們秉持實證的方法，完整地考察英國的現代化歷程后，卻可看到，上述每一特征實際上都符合英國現代化的情形，尤其符合其現代化的前半期。由此可見，所謂“內源”、“先發”類型與“外源”、“后發”類型的區別并無實證的史實依據，有意思的是，這本質上是國內學者的某種“獨創”，甚少見于國外學者的著述。誠然，分類是研究中常用的一種分析方法，如同歷史分期是歷史研究所需的必要方法一樣。在研究世界及英國現代化進程中，分類無疑是可資援用的工具。然而，所建立的類型，不管是作為研究出發點的假設，還是作為（階段性）研究的結論，它們終究需要受到實踐（在此即受到歷史事實）的檢驗，即需要盡可能符合史實，這樣，它們的工具性效果才會是正面的并且趨于最大化。另應看到，類型也難免弊端，特別是當它們本來就帶有較大的臆測性時，更是會限制人們的視野和思維，會遮蔽某些史實，還會削足適履地扭曲某些史實。因此，對于現代化的“內源－外源”和“先發－后發”分類，我們理應抱謹慎態度，在察覺其弊大于利時，也許應當修正乃至舍去它，這樣做諒必有利于更加準確地把握英國現代化的性質，并從中吸取切實可靠的歷史經驗。

 

Rethinking British Modernization: A Pioneer of Organic Growth?

By MEI Junjie

Abstract：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in China that Britain was the earliest modernizer that industrialized virtually without outside stimuli and withou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But nothing could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A survey into its early modern history shows that, prior to the well-known Industrial Revolution, Britain had experienced a large-scale industrial upgrading based primaril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advanced foreign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as well as skilled immigrants. In numerous areas, Britain modernized itself by modeling after the Netherlands, the truly first modern economy in world history. It was only through enforcing mercantilism, a sophisticated strategy of trade protection, wealth ac@#$@*&ulation, industrial promotion, job creation, state intervention and empire expansion all combined, that Britain finally won ou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hegemony.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cy measures taken by the British in their modernization process will help to develop relev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latecomers of modernization.

 

（本文原刊于《社會科學》2010年第10期，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世界史》2010年第12期全文轉載。作者梅俊杰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和世界經濟史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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