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科茨：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

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

    

    2011年5月美國著名左翼經濟學家大衛•科茨委托本刊發表其文章《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的中文版。該文系統地分析了什么是新自由主義、什么是金融化以及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指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的金融資本與當前的經濟金融化存在非常大的差異。作者還指出，當前資本主義正進入新自由主義終結而重建新體制階段，其走向值得關注。文章內容如下。
    一、引言
    自1980年左右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時代迄今已超過1／4個世紀了。關于新自由主義至今仍存一些尚無定論的議題，其中之一就是它與“金融”在經濟中日益增長的地位之間的關系，此處所指的經濟是指與新自由主義相伴生的經濟。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盡力促進我們對這種關系的理解。
    人們普遍認為，金融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中日益增長的作用和影響力可以用來解釋新自由主義崛起的原因。根據杜梅尼爾和列維的觀點，“新自由主義表達了一個階級對于金錢和權力的欲望，這個階級包括資本所有者及其權力機構。我們將之統稱為‘金融’，而他們則以此為平臺獲取階級利益和階級權力……”。一些分析家將“金融統治”的出現視為根本性發展，認為它不僅解釋了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形成，而且還解釋了這個時代與之相關的全球化形式。
    本文將提出一種不同的看法。在我們看來，用“金融化”的概念取代“金融統治”的觀念，能夠最準確地把握近幾十年來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變化，能夠更好地揭示金融在經濟活動中的擴張性作用。這里將要說明的是，近幾十年來推動金融化進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義的重構，而并非金融化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的產生。但是，金融化也有與新自由主義無關的更深層次的根源。對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之間關系的這種解釋，澄清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的金融統治和當前新自由主義階段的金融化之間的巨大差異。
    除引言外，本文結構如下：第二部分將運用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結構階段性波動的社會積累結構理論，闡釋什么是新自由主義；第三部分將解釋什么是金融化；第四部分將考察金融化和新自由主義的成因以及兩者之間的內在關聯；第五部分基于我們對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之間關系的解讀，將闡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金融統治與新自由主義時代的金融化之間的差異；第六部分將作總結性評論。
    二、新自由主義與社會積累結構
    自資本主義誕生幾個世紀以來，其特殊的制度模式一直在發生階段性變化。我們可以將新自由主義理解為資本主義的最新制度模式。社會積累結構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結構的階段性變化。社會積累結構在這里被理解為一種內在的、持久的資本主義制度結構，它刺激了盈利并為資本積累提供了一個框架。
    根據社會積累結構理論，每一種社會積累結構都能有效地刺激盈利達幾十年之久，但這種刺激作用到一定時刻就會停止。而這將會帶來一段時期的危機，最終將導致一種新的社會積累結構的出現。各種社會積累結構存在于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不同階段中，也存在于不同的國家中，盡管這些國家會有一些制度上的差異。
    二戰后的資本主義社會積累結構的構建完成于20世紀40年代后期，其積極作用一直持續到1973年。這種積累結構的特點在于，在多個國家乃至世界體系內積極的政府經濟調控、完善的福利制度、重要的勞資合作以及大企業間的合作式競爭模式。與戰前政府較少干預經濟、個體在很大程度上自主活動的特點相比，戰后的社會積累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由于政府角色顯著變化而形成的歷史性突破，戰后體制往往被稱為“調控的資本主義”。
    1973年前后，戰后社會積累結構步入危機階段。20世紀70年代后期，一種新的社會積累結構在美國和英國初見雛形。由于其主要特征類似于大蕭條前的“自由市場”版本的資本主義，因此，它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大部分地區（但是不包括美國），“自由主義”意味著政府應該置身于經濟之外。
    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積累結構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來。這種積累結構較之此前的社會積累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并表現出如下主要特征：清除商品、服務尤其是資本在全球經濟內自由流動的障礙；政府不再扮演引導和調控經濟的角色；國有企業和公共服務私有化；削減政府的社會福利計劃；向累退的稅收政策轉變；從勞資合作轉變為在政府幫助下的資本單方統治；以自由放任的競爭模式代替大企業間合作式競爭模式。總之，新自由主義對所謂的“自由市場”頂禮膜拜，而對政府關于經濟的任何積極干預則持拒斥態度。
    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積累結構擔負著重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主要任務，并在此過程中推動美國、英國和其他多國的國內制度轉型。然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轉型并不徹底，而僅僅是向新自由主義模式的邊緣稍稍靠近了一些，這些國家包括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日本。新自由主義制度結構可以被稱為是一種社會積累結構，因為它是一種內在的、持久的資本主義制度結構，它帶來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利潤率增長，并為資本積累提供了一個制度框架。
    三、金融化
    近期，關于金融化現象研究的文獻劇增，但是，作者們對于“金融化”一詞的定義卻是眾說紛紜、歧見頗多。其中，描述最好、概括性最強的定義也許是由愛潑斯坦所提供的：“金融化是指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業精英和金融機構等因素在國內、國際的經濟運行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的過程。”解釋一下什么叫“金融”，對闡述這個定義也許有所幫助。金融與購買力在經濟活動者之間的流動有關，其形式要么是信用擴張，要么是有望屆時得到收益的資產所有權轉讓。由于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公司資本主義階段，證券就成為所有權和信用狀況的表征。當證券可以交易時，金融市場就形成了，而信用狀況在這個市場中也可以進行交易。近年來，名目繁多的各種金融證券和“金融衍生品”應運而生，并參與市場交易，在這一過程中二者之間的價值互相捆綁或掛鉤。
    因此，金融活動包括在股票、債券、抵押、金融衍生品、期貨、外匯以及很多其他類型的資產和老式借貸等方面的交易。從傳統意義上看，金融活動有別于非金融活動，后者一般指商品的生產、儲存、分銷，以及一些非金融性服務的提供。從活動目的看，非金融性服務活動（諸如理發、教育等）與金融活動并無直接關系。
    以上關于金融化定義的解釋指出了金融在經濟中的作用的量的變化，但是它關于其中是否發生質的變化的描述尚不清晰。換言之，金融化是否意味著金融部門與非金融部門之間關系的變化？如果這個變化確實伴隨著金融不斷提升的地位，那么它到底是怎樣的一種變化？可能的變化包括以下幾種情形：（1）在兩者的聯系中，金融部門變得比非金融部門更具影響力；（2）金融部門與非金融部門之間的聯系，要么變得更緊密，要么變得更松散。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主要以美國為例考察一下新自由主義時代金融化形成的歷史背景。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金融部門基本上都是沒有監管的，后來出現了大量的金融欺詐和過度投機。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股市出現崩盤，銀行系統在幾年后隨之崩潰。隨著大蕭條的發生，人們普遍開始相信：沒有監管的、過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蕭條的主要原因。
    這種觀點極大地影響了政府對金融的新的調控政策，而這種調控也成為戰后社會積累結構的組成部分。在戰后的社會積累結構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機構要么是典型的國家所有，要么是由政府嚴格調控。在美國，政府控制利率，金融機構的業務要經過商業核準，金融市場的準入受到嚴格管制，銀行受政府保護以防倒閉。這些嚴格的調控措施，迫使金融部門必須集中全力去促進非金融部門的資本積累。
    20世紀70年代伊始，相對于非金融領域而言，金融市場的交易變得頻繁，利潤也隨之增加。全球日均外匯交易量從1973年的150億美元，上漲至1980年的800億美元和1995年的12600億美元。1973年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額占到外貿交易總額的15％，而這一數據在1995年則下滑為不到2％。這意味著貨幣交易的膨脹主要是用于金融交易，而不是國際商品和服務的購買。在1960－1980年間，美國的金融資產價值是GDP總額的1.5倍，而這一比例在2003年已超過3倍。美國金融企業的稅前利潤額與全美企業稅前利潤總額之比，在20世紀60年代為13.9%，在20世紀70年代增至19.4％，在20世紀80年代略減至17.2％，隨后在20世紀90年代增至25.3％，在2000－2006年間增至36.8％。杜梅尼爾和列維的研究表明，20世紀80年代早期，法國金融公司的利潤率大大低于非金融公司，但是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卻大大高于非金融公司。愛潑斯坦和賈亞德瓦的研究表明，在經合組織大多數成員國中，金融機構和金融資產持有者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總額的比重，在20世紀90年代比在20世紀70年代要高出很多。
    在新自由主義時代，金融部門的地位變化并不僅僅限于交易額和利潤額的增長。在這個時代，金融機構尤其是金融巨頭突破了其作為非金融資本積累的服務者的角色，而力圖通過金融活動去追逐自己的利潤。它們通過金融市場頻繁地進行交易，而不僅僅只是向非金融部門的機構提供貸款。新的金融工具的創新和銷售，基本取代了過去金融部門與非金融部門之間的長期借貸關系，而這種關系曾在調控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積累結構中居于主導地位。
    四、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的關系
    人們普遍認為，從國家調控的資本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這一根本轉變發生在1980年前后。眾所周知，尤其是在有關專家看來，金融化的過程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已經發生了。然而，要確定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發展的起因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一種觀點認為，金融化的產生獨立于新自由主義。對于這個觀點存在幾種不同的解釋。其中，保羅•斯威齊認為，經濟蕭條的趨勢是壟斷資本主義所內生的。由于經濟蕭條不斷擴大，實體部門的投資機會已經大大減少，這導致投資在20世紀70年代轉向金融部門，隨即帶來了金融交易的猛增即我們所稱的金融化。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對斯威齊的分析作了進一步發揮，他認為，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蕭條趨勢造成了金融化，而金融化進而又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的產生，因此，“我們所說的新自由主義可以被視為壟斷－金融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產物……”
    杰奧瓦尼•阿瑞吉詳盡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及其前史，認為被稱作“漫長的世紀”（或積累體制）的一系列周期已經成為現代西方經濟歷史的特征。首先是被熱那亞統治的漫長的15－16世紀，最后（到目前為止）是被美國統治的“漫長的20世紀”。每一種積累體制最終都會進入危機階段，因為過度的積累和日益激烈的競爭會導致商業利潤率和產業利潤率的下降，由此而引起投資從商業和產業領域向金融領域轉移，并以此成為危機階段的標志。依照這種看法，當代的金融化是對美國統治的漫長的20世紀中所發生危機的反映，這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金融資本是對英國統治的漫長的19世紀中所發生危機的反映的情況類似。然而，阿瑞吉并沒有明確地將新自由主義與當代的金融化聯系在一起。
    如上所述，杜梅尼爾和列維認為，金融化的發展對部分金融資本產生了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的重構，并使之成為一種有利于金融資本的手段。但是，這個觀點存在幾個嚴重的問題。如果新自由主義代表金融資本的勝利，或者代表某種更廣意義上的“金融”種類的勝利，那么就會出現兩個問題：（1）金融資本戰勝的對手到底是誰？（2）金融是怎樣取得如此的支配地位的？讓我們首先來考察第一個問題。如果一種金融資本主義的利益通過擊敗一種非金融資本主義的利益，以此能夠引起新自由主義的轉型，那么應該存在兩者之間較量的證據。如果新自由主義的重構不能促進非金融資本特別是其中的大型非金融跨國公司的利潤增長，那么它們之間必定會發生一場惡斗。但是，誰也沒有發現這場惡斗的證據。
    新自由主義首先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美國和英國。在美國，除少數固守己見的人外，向新自由主義轉變似乎已經獲得了資產階級的一致支持。在此之前，主要的大企業與有組織的勞工聯合起來支持調控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積累結構。20世紀70年代，大企業放棄了這種聯合，這使得新自由主義重建進程得以加快，因為勞工自己根本無力阻止向新自由主義的轉變。在英國，當撒切爾首相于1979年開始重構新自由主義時，資產階級內部對此存在一些不同看法，然而新自由主義并不提倡金融資本與非金融資本的競爭——反對意見最初來自金融和工業部門中的保守派，他們反對撒切爾夫人關于下層社會向上流動性的強調。
    那些主張所謂金融統治引起了新自由主義轉型的觀點的人，對“金融”作了如此寬泛的界定，使得這種觀點得以解釋金融資本與非金融資本之間不存在任何明顯爭斗的現象。杜梅尼爾和列維將“金融”定義為“……機構（包括商業和投資銀行、養老基金、保險等在內的金融系統）和個人、（也即）資本家——或者部分資本家，因為有些資本家比其他資本家的‘金融性更強”’（括號內的用語為后來所加）。被排除在“金融”之外的資本家包括“小股東或小業主”，他們和公司管理人員“不在金融范圍之內”（“金融一般可指資本所有者而非管理人員”）。因此，金融似乎不僅包括金融機構，而且還包括所有大資本家，但不包括小業主、小股東和管理人員。換言之，除可能還包括小金融機構外，“金融”與“大資本”結果變得多少有些相似。
    如果大資本都去支持新自由主義，那么在資產階級與新自由主義制度構建之間不見任何斗爭一事也就不足為奇了。小企業始終都會支持自由主義制度——在美國，它是羅斯福新政和戰后調控的資本主義的主要反對者。此外，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在經歷著新自由主義重構的國家，公司高層管理人員的工資一路飆升，他們的富裕程度令人咋舌。這表明，在過去的1／4個世紀，還有誰會去反對新自由主義呢？
    但是，如果“金融”被定義得如此寬泛，以至于它將所有大資本都包括在內，那么，所謂新自由主義代表金融的勝利和利益的觀點就沒有解釋的價值了。自從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來，大資本一直都是統治聯盟的組成部分。大多數大資本即使不情愿，也會支持政府干預、福利國家、二戰后強大的工會社會積累結構。對“金融”作如此寬泛的界定，使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資本內部沒有大的爭斗，但讓我們無法得知如下問題的答案：為什么大資本在20世紀70年代末放棄了調控的資本主義轉而支持新自由主義的重構呢？
    如果對金融作更狹義的界定，僅指資本當中聲名赫赫的金融資本，那么就必須回答前面提出的第二個問題：金融資本是怎樣取得統治地位的？根據這種觀點，非金融資本在戰后社會積累結構中很可能是居于統治地位的。這一時期，美國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一直都在抱怨對它們的監管。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新自由主義占據了統治地位，所謂國家調控是有害的而自由市場始終是最好的新信條大行其道，美國國會才于1980年和1982年通過了兩項新法規以放松對金融部門的監管。金融監管的放松，使金融部門擺脫了約束，使金融化進程得以發展。由此看來，新自由主義的重構拉開了金融化的序幕。
    美國金融企業的稅前利潤額在全美企業稅前利潤總額中的比重直到1989年，即放松金融監管后的大約七年以后，這個比重才開始超出1970年就首次達到的20％。1989年以后盡管波動很大，但整體呈顯著的上升趨勢。因此，在美國，金融利潤快速增長的時期明顯出現在對金融部門進行新自由主義重構之后。這一結論與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即新自由主義的重構導致了金融化的發生，而不是金融部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的重建。
    然而，金融化并非只是新自由主義的結果。一旦進入公司資本主義階段，人們不難發現在資本主義核心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強烈的金融化趨勢。19世紀開始出現的公司這種組織形式，使資本家的資產從個人資產轉化為公司資產。資產所有權也隨之轉型，從企業的直接所有權轉為金融證券的所有權即企業的間接所有權。
    這使資本家有機會去逃避他們作為個體時始終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新技術和新產品的采用給資本主義帶來的可怕風險。以實體企業形式存在的財富，隨時面臨由于新產品和新技術的競爭而被侵蝕的風險。因此，資本總是在尋找能逃避這種風險的方法。防范的方法當然有很多，諸如尋求壟斷統治或政府的保護等。但是，實現從實際資本到金融資本的資本所有權的轉變，無疑是防范資本主義市場內在風險的一種最佳方法。洛克菲勒源于石油的巨額財富為什么會迅速轉變成金融資產和房地產，原因也許就在于此。基于此，美國大通銀行、洛克菲勒銀行都不會把自己與任何具體的公司或工業捆綁在一起。
    然而，即使銀行業尤其涉及向各種生產企業提供中期貸款的銀行業務，也經常會面臨一些風險。持有、買賣有價證券，則向人們展示了更安全的投資前景。而最理想的方式在于，當出現任何危險時，人們持有的資產形式都能即刻得到改變。在這種方式下，資本仍然是安全的，而采用新產品和新技術的風險僅僅由工人去承擔。因此，這就解釋了如下根本趨勢的存在，即“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業精英和金融機構等因素在國內、國際的經濟運行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亦即前面所引的愛潑斯坦關于金融化的定義。
    金融化趨勢受到制度安排的制約，而制度安排最終要反映制度形成時期不同階級和群體的力量對比。二戰后，金融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戰后調控的資本主義的積累結構的制約，但同時它也會對阻礙其發展的各種監管施壓并加以抵制。在這個階段末期，金融機構找到了各種方法來部分地逃避監管。當新自由主義理念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盛行時，金融機構反對金融監管的輿論壓力與新自由主義反對國家調控的呼聲特殊地結合起來，從而為盡快給予銀行家政策松綁的自由提供了正當理由。
    如果金融統治不是新自由主義興起的原因，那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戰后社會積累結構遭遇的危機是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積累結構產生的背景。在20世紀70年代，戰后社會積累結構已經不能有效地促進利潤增長。世界經濟此時變得一團糟，主要原材料價格、通脹率和匯率出現大幅波動。如前所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利潤率持續跌落。面對高失業、高通脹和國際外匯市場的混亂，在20世紀60年代曾經見效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管理手段此時失靈。在此背景之下，人們開始為資本主義尋求一種新的制度結構。
    哈維認為，新自由主義是統治精英和統治階級對其在20世紀70年代所見危機和混亂而作出的一種應對。他強調，新自由主義是一項“重建資本積累的條件和恢復經濟精英的權力”的規劃。然而，新自由主義并不能有效恢復調控的資本主義時代的快速積累，因此，在注意到美國最大的受益者是金融家、大企業的首席執行官以及諸如計算機、互聯網和大眾傳媒這些新興部門的所有者以后，哈維指出，新自由主義的確恢復了精英階層的權力和財富。
    這種分析，將資產階級視為一個推動新自由主義重建的整體，因此，它與下述觀點得以保持協調：在對待新自由主義重構問題上，金融資本與非金融資本之間并不存在激烈的斗爭。但是，僅僅注意到新自由主義有益于絕大多數資本的現象，并不能為新自由主義的產生提供一種完整的解釋。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出現了一種舊自由主義思想和制度的新版本，這在很多方面令人感到吃驚。那么，為什么二戰后放棄了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轉而選擇了調控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積累結構呢？因為后者為資本主義帶來了有史以來最快的經濟增長，這就是問題的答案。在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還沒有明顯表現出它是恢復資本主義影響力的唯一的或最佳的方式。美國的一些思想與眾不同的資本家們，例如投資銀行家費利克斯•羅哈廷，在20世紀70年代倡導一種新的調控資本主義的制度結構，認為它會克服以前制度結構的弊端。然而，這種觀點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個中原因何在，我們需要解釋。
    導致新自由主義社會積累結構產生的因素之一，無疑是一種對想象的、完美的過去的留戀傾向，亦即對所謂的沒有大政府、強工會插手資本活動的過去的留戀。對于自由市場的舊式信條——免受政府監管、無需與工會談判——必然對大資本具有吸引力。強大的工會組織要求提高工人工資、改善工作條件，監管的政府對企業征稅并限制它們的市場活動自由。隨著利潤下降，企業對削減工人工資、掌控工作條件、降低資本稅負、逃避政府調控等方面的強烈要求，使得舊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于資本充滿吸引力。而相比這些削減工資、維持簡陋的工作條件、生產不安全產品和轉嫁稅負的簡單的權利主張而言，新自由主義的說辭則顯得更具說服力。在其看來，實施監管的政府、對企業征收的高稅以及富有、強大的工會，損害了經濟效率，打擊了投資信心，阻礙了經濟發展。
    但是，對理想化的過去的向往，并非向新自由主義轉變的唯一推動因素。在20世紀70年代的具體歷史環境下，有幾個因素共同推動了這一年代末期新自由主義積累結構的產生。首先，在1948－1973年間，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增強。原來相對獨立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市場，現在的相互聯系日益緊密，國際競爭也日益增強，例如，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公司彼此侵入對方的市場。因此，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長期建立的對手間合作式市場競爭模式瓦解。這一現象發生在諸如汽車、鋼鐵和電子機械等領域，而此前這些領域在每個國家都是由少數巨型企業所控制的。隨著壟斷勢力的衰落，大資本再也無力去顧及國家調控和工會的長期優勢，盡管此前它們穩定了資本主義體系內的重要關系。相反，由于擔心在競爭更加激烈的新環境中的眼前的生存問題，大企業將注意力轉向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去降低成本、加強控制力。如此一來，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大企業要放棄之前與工人的合作（正是這種合作產生并維持了戰后社會積累結構），而與一直對調控的資本主義抱持反對態度的小企業結盟。日益發展的經濟全球化，將大企業置于與小企業同樣的境況，這會促使大企業采取小企業長期以來抱持的觀念。
    其次，大蕭條的發生曾是迫使大資本支持二戰后調控的資本主義社會積累結構的主要因素。大蕭條的嚴重程度已經威脅到了資本主義自身的生存。由于擔心這樣的蕭條在二戰后再次發生，加強管制的大政府、對工人階級的妥協，似乎成為資本主義制度存活的唯一保證。到20世紀70年代，大蕭條的陰霾已經基本散去。此時，它被視為一次特殊的、不大可能再次發生的歷史事件。大企業應該支持國家調控和勞資雙方相互妥協的主要理由，由此不再讓人信服。再次，20世紀40年代末期出現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選擇的威脅已經成為過去。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社會主義陣營”在歐洲顯得非常強大，不久后中國也加入其中。在很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黨，并擁有大批追隨者。這對資產階級是一個巨大的刺激，并促使資方向勞方妥協，以免遭到革命的威脅。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由于共產主義統治的國家的發展停滯、人們原有革命熱情的喪失，加之此時資本主義國家的左翼政黨向改良主義者的轉變，社會主義革命的威脅在西方已經漸行漸遠。因此，諸如福利國家和強大工會之類的制度，此時也似乎沒有必要再成為任何一種新的社會積累結構的組成部分了。
    上述因素，可以解釋新自由主義社會積累結構在20世紀70年代末、在前一種社會積累結構遭遇危機的背景下出現的原因。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積累結構在20世紀80年代末得到強化，而此時歐洲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瓦解，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的聯系日益增強。在20世紀90年代，英國工黨和美國民主黨上臺執政，它們并沒有像其在競選運動中所表示的那樣放棄新自由主義，反而使這種社會積累結構在它的兩個出生地日趨穩固，并得到進一步強化。
    因此，在我們看來，新自由主義不僅代表金融資本的利益，而且還代表在國家調控的社會積累結構的危機時期和特殊歷史條件下變得相對統一的資產階級的利益。作為資本主義長期趨勢的金融化，受到過戰后社會積累結構的制約，在20世紀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開始重構時得到松綁。而一旦新自由主義積累結構建立起來，它就給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發展環境。
    五、金融資本與金融化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一些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在美國和德國，金融資本家的影響力開始顯現。魯道夫•希法亭據此提出了金融資本的概念。當資本主義金融化在近幾十年中開始發展時，將其視為早前金融資本的新形式可能更能引人關注。然而，歷史記錄表明，它們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社會現象。關于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之間關系的分析，清楚地顯示出金融資本與金融化之間的區別。我們不妨以美國為例就此展開討論。
    19世紀后期，以摩根集團為首的紐約銀行家們將控制的觸角延伸至日益壯大的美國工業。銀行家的控制延伸始于19世紀80年代的鐵路業，到19世紀90年代又擴展到制造業和通訊業，1900年之后則擴展到電力和照明領域。到20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中期，紐約的銀行已經控制了美國絕大部分非金融企業。這些銀行在主要企業的董事會中均設有代表并且往往任命企業的執行總裁。銀行家尤其是摩根此舉的目的在于，消除“過度競爭”，并建立起所謂的“秩序”。
    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銀行家們設法將兩種資本家排擠出大企業的決策層。首先，在可能的情況下，他們排擠掉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即開設了很多新的大公司的企業家們。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當摩根在1901年準備創建自己控股的美國鋼鐵公司時，他將難以對付的削價者安德魯•卡內基擠出了鋼鐵業。摩根認為這樣的企業家會不斷地破壞競爭形式從而阻礙工業的有序發展。
    其次，摩根力圖趕走諸如杰伊•古爾德之類的金融投機商。這些金融投機商先買入公司的控股權，然后通過各種高明的手段劫掠公司資產，再在危機來臨之前將其賣掉。摩根和其他銀行家認為，金融投機商與過度競爭的企業家們一樣，都會危害到工業發展。
    經過這樣的發展，金融資本同工業資本結合起來，銀行成為新組建的金融集團的協調中心——希法亭將這種關系稱為“金融資本”。一個源于標準石油公司的大金融集團，最初就是以美國花旗銀行為中心的，后來又以美國大通銀行為中心。關于這個階段的金融資本的一個要點在于，它具有壟斷的特征，對投資新興工業比較謹慎，但它的目的還是通過維持金融機構與非金融企業的緊密聯系去發展實業部門。諸如杰伊•古爾德之類從事純粹盜竊活動的金融投機商與摩根以及那個時代的其他大銀行家，雖然可以用“金融”一詞聯系起來，但是指出兩者在地位上的區別卻是大有必要的。
    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中西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區產生了新的金融中心，一些大公司（如福特汽車公司）也在銀行的勢力范圍之外產生，紐約銀行家的影響力有所減弱。20世紀2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實行了十年的自由放任主義政策，諸如克利夫蘭的范‘斯威里根兄弟、芝加哥的薩米爾•英薩爾之類的金融投機商卷土重來。新的金融投機商們致力于“金融改革”，成立了鐵路控股公司、電力公用事業部門和投資信托機構（投機性共同基金的前身）。20世紀20年代后期，美國掀起了一股投機風潮，并將一些老牌銀行卷入其中。舊式金融系統建立在金融與工業密切合作的基礎之上，目的在于推動工業發展。而此時出現了一個新的金融系統，其活動完全獨立于非金融活動。在這套系統之中，金融商追求的是不依賴于非金融公司的純粹的金融利潤。這一現象表明，美國歷史上第一輪金融化發生于20世紀20年代的后半期。
    1929年秋，美國開始發生經濟衰退，受到人們譴責的不僅有金融投機商，而且還有整個未受國家監管的金融系統。由于卷入金融投機活動，許多老牌銀行自身變得脆弱不堪、備受攻擊。這導致戰后建立了嚴格的金融監管體系，迫使金融部門重新致力于為實際積累服務。
    在1980－1982年開始解除金融監管之后，由于前述金融化趨勢得到自由發展的空間，因此，它在20世紀20年代曾經有過的顯著的發展勢頭又得以重現。金融部門逐漸從以向非金融部門提供貸款為基礎的金融活動，轉向以市場為基礎的投機活動。金融部門不再像摩根時代那樣控制非金融部門，而是獨立于它們。份額越來越多的公司利潤轉變成為金融公司的利潤，許多新型財富都來自對沖基金之類的金融投機機構。安然公司丑聞和次貸危機表明，杰伊•古爾德的盜竊精神已經以新的形式復活了。
    六、總結性評論
    本文認為，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積累結構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其成因與金融化進程并無直接關系。鑒于之前的社會積累結構所帶來的危機，本文認為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成因在于：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人們關于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的記憶消減，來自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政黨等競爭對手對資本主義威脅的消退，以及20世紀80年代末期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據此而論，金融化是公司資本主義至今仍在繼續的趨勢，而且一旦新自由主義解除了對它的限制，它就會在有利的新自由主義制度環境下得到快速發展。然而，金融化并不意味著金融部門對非金融部門的新統治，反而會加快金融部門與非金融部門的分離。
    資本主義在每一個發展階段都有其自身矛盾，而這些矛盾最終會引起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當代的新自由主義，作為金融化形式的資本主義，也有其特殊的矛盾。其中，有的矛盾就存在于金融化進程中。雖然我們認為金融化包含著金融與生產性活動的分離過程，但是，這種分離實際上是無法完全實現的。從根本上而言，金融利潤無法脫離非金融活動，而金融活動也會對非金融部門產生巨大影響。一段時間內，當新自由主義造成工資停滯時，擴張的金融部門通過刺激家庭借貸的快速增長，間接地促進了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內的資本積累，進而使經濟發展成為可能。然而，繁榮興旺的金融部門日益顯露出來的投機性特征，也使它日漸脆弱。此時美國的金融部門已經進入危機階段，而危機也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與此同時，實體經濟在新自由主義模式內得到持續發展的前景，也顯得極不明朗。雖然歷史不會完全重演，但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在新自由主義制度結構下彼此滲透、相互結合的可能性卻是存在的。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形，我們也許就要進入新一輪的制度重建時期了。當然，關于新自由主義制度結構的具體終點，我們無法預知。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18期，摘自2011年第11期《國外理論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