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場史無前例的世界經濟危機和席卷美歐國家的“占領”運動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全球政治覺醒表明，歷史的拐點已經到來。哈佛大學學生對曼昆教授的罷課再次點燃了西方持續多年的“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這場經濟學革命本質上只是歷史拐點的意識形態和學術反映，其對全球和中國的影響正方興未艾。歷史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對此，各界人士更不待說學術界人士，不可不察。
西方經濟學及其方法論的歷史演變
鄭彪
重商主義和自由放任主義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兩套“西洋拳法”。歷史上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這兩手，經常交替使用，或混合使用，是“組合拳”。進入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后，當代科技革命引起人類社會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全球化的空前發展使得地球“越來越小”，國際關系越來越緊密和錯綜復雜，不僅人與人之間已經“摩肩接踵”，企業之間的大規模兼并重組層出不窮，國際競爭空前激烈，國家之間的滲透、控制、顛覆，民族和文化之間的吞并、融合和沖突更加驚人。強勢的民族國家及其文化更加強勢，強勢中也有分化，也有頹勢；弱勢的國家、民族和文化在拼力掙扎，掙扎中也有分化，也有崛起，也有復興。總之，世界多極化在艱難地卻是不可阻擋地向前發展。在這種大的歷史背景下，適應政治需要，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經歷了演變過程。
政治經濟學、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在歷史上就是三位一體，它們的方法論，更是相通的。理論是實踐的反映，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變化。方法則服務于理論，理論在發展變化，方法亦隨著變化。從人類社會發展進化的角度看，這五百多年來的發展變化是非常之快的。特別是進入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社會實踐的發展、社會面貌可以說是日新月異。海涅曾經說，生活之樹常綠，理論總是灰色的。他是在說，理論總是落后于實踐。其實不然，理論既不總是落后于實踐，也未必“總是灰色的”，也在發展變化。在西方近代歷史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形態和方法，就隨著社會歷史發展和現實需要的變化，不斷在發展演變著。整個二十世紀，特別是二次大戰以后的半個多世紀中，西方經濟學總體上是適應政治和冷戰的需要，象一條“變色龍”，一變再變。研究西方經濟學及其方法論演變的背景、過程及其實質，分析和總結其中對于當代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和經驗教訓，是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當務之急。
歷史上既然政治經濟學、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三位一體，本節的討論，為行文方便起見，就將這三個學科“一勺燴”了，一般只拿經濟學說事兒。
一、經濟學是干什么的？
經濟學所為何事？是富民強國之術？還是政治斗爭（包括國際政治斗爭）的工具？是象牙塔里的“玩意兒”？還是學者的“名利場”、“提款機”？抑或是“圈里人”的“飯碗”？現實往往讓人看著既明白，又糊涂。一會兒好象什么都是，又好象什么都不是。一會兒好象這門學科非常有用，一會兒又好象嘛兒用沒有。
經濟一詞的來源，在中國有兩個。一是古漢語。古漢語中最早“經”是“經”，“濟”是“濟”，分開用，各有含義。“經”的含義很多，最基本意思也有幾種。基本含義是指南北方向的路或土地。與“緯”相對，就是指方向。《周禮·考工記·匠人》說：“國中九經九緯”。“濟”的含義是渡（過），通過，成功，幫扶救濟。“經”與“濟”相對時，含義是治理、管理，經邦濟世，兼有方向和成功（或渡過和通過，是一個意思）的含義。就是說既要經邦濟世，就要方向正確，又得干成功，干垮了不行。干成功就有個方向問題。經邦濟世用近代語言就是富民強國，用現代語言就是現代化。所以現代化和經濟改革也有個方向問題，這是古漢語“經”、“濟”本身具有的含義，經與濟連用也是一樣。所以，經濟學就是經邦濟世、富民強國之學，中國古人就是這么理解的。所以唐宋以來，科考入仕要懂經濟，要有策論，要懂得安民之術，不能光少數人富起來，拿多數人墊背就完了。其實在富裕問題上小平同志是“兩點論”，一點是“先富”，另一點是“共富”，而且他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①
白居易詩云：“萬言經濟略，三策太平基”。②要發展經濟，才能安民，才能太平。至于富民強國，中國古代政治家早就懂得這個道理，也是政治理想。西方由于民族國家形成得晚，到重商主義出現才懂得這個道理。所以經濟學本身最初始、最基本的意義和目的，就是謀求富民強國（強國自然包括強兵）之道，古今中外都是如此。這也是經濟學在西方一誕生，就叫政治經濟學的原因，而且“政治”一詞一定是在經濟前面。直到現在也是如此，西方學者建立“國際政治經濟學”是有意義的。當代西方經濟學，表面上與政治無關，其實不然，宏觀經濟學就是政治經濟學；微觀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為前提和基礎，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政治暗含在經濟里，何嘗不是一種“政治”經濟學？
所以，政治經濟學也好，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也罷，在民族國家仍然是國際體系活動主體的歷史條件下，本質上都是富民強國強兵之術，也是強大自己，削弱它國之術。西歐國家從重商主義時代就奉行以鄰為壑，五百多年全球化的歷史，直到今天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一點，在可預見的將來也難以改變這一點。中國實行睦鄰富鄰政策，追求建設和諧世界。所以，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在不同類型的國家，甚至于在相互敵對的國家，使用同一版本的教科書，原本是不可思議的。中國向美國輸出廉價商品，是輸送利益；而美國向中國傾銷各種經濟學教科書，既是輸出知識，也是輸出意識形態，其中的政治目的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向中國派遣傳教士；而后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初美國向中國退還庚子賠款。③戰后則有眾所周知的“和平演變”戰略；七八十年代以來則有新自由主義；這些可謂源遠流長，政治上是一脈相承的。
二、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演變的歷史脈絡
政治經濟學也好，經濟學也罷，都是具有強烈政治性、階級性的學說。國際政治經濟學更是如此。這是由這門學科的性質和內容決定的，是客觀存在的。把經濟學前面的“政治”二字去掉，只能更其名，不能去其實。階層在一定程度上不過是特定歷史條件下階級的另一種委婉的說法。但是國際上無論如何不能分“階層”，即使回避階級，也必須要區分國家和國家利益集團。階級性是一定階級、階層、國家和國家利益集團的利益和要求的表現，是反映一定階級、階層、國家和國家利益集團的意識形態。在當代西歐特別是北歐國家，階級陣線已經模糊不清，理論上不大接受階級分析，自有那里的國情。但是在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甚至在美國，階級陣線仍然涇渭分明。所以，“依附理論”能夠在發展中國家贏得共鳴。政治經濟學、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具有階級性，取決于它們所研究的對象的特殊性質。作為政治經濟學、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經濟關系，在階級社會中表現為不同階級之間、不同階層之間或不同國家之間以及不同國家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盡管西方經濟學標榜自己不以經濟關系而以資源配置為研究對象，實際上資源如何配置在階級社會中都首先是一個利益“配置”問題，也是分配問題。在發達國家，利益配置由國家壟斷調節，“肉食者謀之”，與經濟學無關，更不需要經濟學家假手其間。國際政治經濟學也是如此，資源在國際間如何配置，歷來是現在更是每一個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和國際重大沖突的根源。研究經濟關系，必然觸及各階級、階層、國家或國家利益集團的切身利益。代表不同階級、階層國家或國家利益集團的經濟學說和經濟學家對經濟關系的分析、論述與研究，必然需要使用不同的以及一些共同的方法，卻往往作出彼此相去甚遠的解釋甚至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以為各自的階級、階層、國家或國家利益集團的利益服務。在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十分尖銳、激烈的歷史時期和國家，政治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很明顯，也容易理解。政治經濟學的“去政治化”，相對地不那么容易奏效。在階級矛盾相對緩和的時期和國家，在世界政治格局變化和與此相聯系的國際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處于低潮時期，不同階級、階層和不同國家或國家利益集團的客觀存在，決定了它們之間的利益差別和利益沖突也必然是客觀存在。但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政治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卻可能被掩蓋；而經濟學的“去政治化”卻可能大行其道；如果受到國際突發事件的推動和加以國際政治手段的配套運作，甚至可以收到現代戰爭所無法比擬的奇效。歷史證明確是如此。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特別是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和許多國家內部各種矛盾迅速激化，經濟學理論的政治性、階級性凸顯，是一個難以回避的事實。
近代以來，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國際格局、歷史條件和國際環境日趨變化，各國國內情況也日趨復雜。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歐國家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成熟，階級斗爭形勢的發展導致社會意識形態發生裂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誕生標志著政治經濟學的分裂。馬克思首先是革命家，是為了理想而不管自家飯碗甚至生命的革命家和理論家。同時，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容和結論具有革命性、爆炸性，它宣告了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終結，也砸了沿著古典經濟學家思路繼續前行的經濟學家的飯碗。既然已經走上窮途末路，而“窮則變”，果然“變則通”，庸俗經濟學在官方扶持下，終于孕育出一個馬歇爾，現代西方經濟學就誕生了。而馬克思主義處于長期被打擊、壓制甚至被禁止的地位，這是西方國家的政治需要。西方經濟學這個“變”的基本方法，就是“去政治化”，就是薩繆爾遜說的“回避階級斗爭”，“階級調和”論開始流行。
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蔓延，是不可阻擋的潮流，在西方國家的上層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而在實踐上階級斗爭不僅無法回避，而且愈演愈烈。這種背景在三十年代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和史無前例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條件下，曾經使得西方國家的政權面臨岌岌可危的境地。這時候，“羅斯福新政”其實就是壟斷資產階級為了自救，采用某些社會主義的理論、方法和政策在政治上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做出的讓步。而凱恩斯主義不過是將這一切進一步理論化，當然是被包裝在西方經濟學的外衣內。這樣一來，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也就在實際上成了政治經濟學了。
二次大戰以后，世界分裂成兩大陣營和“三個世界”。為了冷戰需要，也為了在政治上爭奪第三世界國家，美國在推出“馬歇爾計劃”的同時，制定了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和針對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第四點計劃”。意識形態成為冷戰工具，人文社會科學都在其內，經濟學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內容，成為顯學。發展經濟學就是“第四點計劃”的產物。離開戰后國際政治這個基本歷史背景和高度，孤立地考察西方經濟學的演變，不僅說不清楚，而且根本就誤入歧途。實際上正是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后，先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不斷尖銳的條件下，以后又是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以及兩次世界大戰中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廝殺、競爭、對抗，后來又是東西方對抗的世界政治的基本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以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為依歸的國內外政治需要決定著，西方資產階級主流政治經濟學經歷了變色龍一樣的不斷演變：先是經過“去政治化”的處理，從政治經濟學演變成經濟學；再從馬歇爾的經濟學演變成薩繆爾遜經濟學；再經過薩繆爾遜經濟學“省略階級斗爭”也就是“去政治化”的一版、再版以至到幾十版的“處理”、“處理”和“再處理”（包括數學化、心理學化等處理），經過漫長的一百多年一路反復“處理”下來，經濟學的政治性質（這里指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不斷消退以至表面上看起來完全不見了。
當然，百多年來西方國家在經濟學說和整個意識形態領域不斷“去政治化”，其所以能夠進行得下去，也取得一定的效果，也是因為在二十世紀西方國家政府通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對生產關系的調節，通過再分配明顯改善了廣大中下層老百姓的生活，大大緩和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沒有實踐上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明顯緩和的歷史條件，意識形態“去政治化”是做不到的。畢竟沒有實惠，光玩虛的，是玩不轉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經濟學“去政治化”既符合壟斷資本的政治需要，也是階級矛盾緩和與社會結構變化的理論反映。不僅如此，隨著戰后幾十年發達國家的科技進步、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也隨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在七十年代前后進入低潮，西方逐漸獲得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優勢。而由于蘇聯“不爭氣”，其解體更使得西方的政治優勢達到頂點。這是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能夠在世界上風靡一時的根本原因。所以西方經濟學的風靡，不在于學說本身如何有力量，而在于它借了“西風”，這就是一時間的“大氣候”。如同諸葛亮草船借箭，不是他真有神通，而是借了風，借了勢。但是氣候這東西是會變的，而且變得很快。
萬變不離其宗，盡管經過“去政治化”的反復處理，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性質，也是政治性質是不會改變的。這也是由經濟學的用處決定的。首先是因為“去政治化”行為本身的目的就十分“政治化”，是有政治背景和明確的政治目的的。其次，“去政治化”之后的經濟學，反而其目的更加“政治化”了，表現在國際上主要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轉型國家大肆推廣，只是這種政治化是披著“去政治化”的外衣，故而既十分隱蔽，更相當危險，也相當厲害。特別是二次大戰以后的西方經濟學，其富民強國的歷史使命早已完成，美國已成為西方世界霸主，美國政府的決策機制另有一套，與一般所謂經濟學和一般經濟學家無關。西方經濟學的歷史使命因之改變，主要是作為美國推行國際戰略的工具（更需要“去政治化”的反復處理）。既要為冷戰服務，也要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理論指導（這也是冷戰需要），因而也就在戰后誕生了“‘發展’經濟學”。第三，西方經濟學“去政治化”也是出于另一種國內外需要，也是政治性的，就是需要養活一批學者，既可以促進“就業”，又可以“制造”官方所需要的經濟理論。有些學者吃飽了沒事干，可以玩玩兒經濟學，是數學化也好，模型化也好，工具化也罷，怎么玩兒都行，既不影響國計民生，還會對發展中國家起“引導”作用，因為據說這才是現代經濟學最新的發展方向。經濟學“去政治化”最隱蔽的政治目的和最嚴重的政治后果，是發達國家自己“發達”以后，經過“去政治化”把經濟學從富民強國之學變成了沒有國家干預的市場機制自發調節之下的“配置資源”之學。這一下釜底抽薪，經濟學變成了沒有“民族靈魂”的“學問”，也沒有時空的概念，成了萬金油。照此種閹割了政治利益和民族靈魂的經濟學做去，在現行國際分工體系和WTO以及國際知識產權協定框架下，發展中國家無論怎樣“發展”，徹底沒戲了。美國戰后這一辣招，是從英國人那里學來的，英國最早經濟學“去政治化”是從自己在十八世紀完成崛起過程后期“妖魔化”和埋葬重商主義開始的，以后不斷繼承發展，到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大力對外推行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政策；到十九世紀末，從馬歇爾以后，經過“去政治化”處理的經濟學又經過“國際化”傳承到美國人手里，演變至今，其歷史差不多同美國歷史一樣長。本來，十九世紀出了個馬克思，才有二十世紀世界翻天覆地的變化，才有后進國家通過走社會主義道路建立起的全球的半壁江山，也才有中國今天的崛起。這是二十世紀的一個基本事實。正因為如此，西方一百多年來拼命詆毀馬克思主義。可是，基本事實居然可以“顛覆”，謊言重復一千遍，居然真就成為“真理”，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和政黨里真就有人相信。其實，事實并沒有變化，只是人們的認識發生了變化。可是這種“政治神話”究竟是怎么發生的？看似費解，其實沒什么神秘，就是上面所說的“勢”發生了變化，“東風壓倒西風”變成了“西風壓倒東風”。一時“西風烈”，刮得人們看不清楚，甚至暈頭轉向。蘇軾有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④這是因為人在山中，位置不同，角度不同，只能看到局部，不得觀其全貌。待到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后，有了新的歷史高度和一定的歷史縱深，西風漸弱，東風又起，孔子也居然開始“周游世界”（孔子學院），布什也成了“跛腳鴨”，世界的“勢”也發生了一系列新的變化，真理這一“廬山的真面目”也就逐漸清晰起來了。
三、“去政治化”是對古典經濟學方法論的“革命”
階級分化是一種歷史久遠的客觀存在，不是學者的杜撰。隨著近代西歐海外殖民掠奪的發展，民族國家的興起，國際競爭和戰爭的激烈和頻繁，西方國家內部階級的分化也愈演愈烈。這種情況首先引起了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政治經濟學階級性的關注，并與此相聯系，最早提出了勞動價值論。那時候馬克思，更不用說列寧，還沒有誕生。大衛·李嘉圖更是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立關系在分配領域的經濟表現，從而為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封頂”， 因此李嘉圖經濟學的階級分析被西方“主流”認為是把政治經濟學引入了歧途，但是卻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開辟了道路。道不同不相為謀，西方也是如此。李嘉圖生活的時代正是工業革命席卷歐洲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代，也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開始尖銳化和與此相聯系的思想政治觀點、意識形態急劇分化的時代。為資本主義制度作政治辯護的庸俗政治經濟學，也應運而生。李嘉圖以后古典經濟學的終結，特別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版以后，西方政治經濟學進一步淪為庸俗政治經濟學而成為代表官方利益的主流經濟學。這既是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需要，也是經濟學家的利益選擇。因為馬克思主義雖然是科學，但是科學不管飯，還砸飯碗，更遭到迫害；而搞庸俗經濟學，政府既歡心個人又實惠。歷史上西方國家不但不容忍馬克思，而且也不能容忍再出李嘉圖。多數學者不想過馬克思被迫害的流亡生活，甚至于不能學李嘉圖。因為第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確立，古典經濟學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歷史條件已經不需要也不允許再出馬克思、李嘉圖；二是李嘉圖乃歷史上最有錢的經濟學家，別人學不了。按照“經濟人”理論，西方學者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這既符合理論，也是人之常情。問題是《資本論》的誕生把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逼到了背水一戰的“死角”，或者說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到了十字路口。下一步怎么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誕生是一場革命，它是無產階級的“圣經”。在理論上，馬克思主義將政治經濟學發展到十九世紀的頂峰，在實踐上，這時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已經形成，這一理論與實踐的矛盾，使得資產階級政府不僅需要打壓馬克思主義，而且需要對政治經濟學進行革命，動外科手術，就是去政治化。因為這時候的政治經濟學，是不是科學，正確不正確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符合資本的利益，是否違背當局的“警章”。所以，國際壟斷資本利益的需要是自十九世紀末以來曠日持久地搞經濟學“去政治化”這一悄無聲息的“運動”的根本原因。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也需要一場“革命”。首先是方法論和理論基礎的“革命”。古典經濟學家的方法論基礎，既是唯心史觀，又受到培根唯物主義新哲學的影響，所以他們的政治經濟學是一個謬誤和真理混雜的矛盾體系。馬克思是在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就是完成了認識論的偉大變革以后，才在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建立起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是完成了政治經濟學的革命的。而庸俗政治經濟學也恰恰是在方法論上與古典經濟學家分道揚鑣，從十八世紀的薩伊和馬爾薩斯開始徹底跌入唯心主義。選擇何種方法是與研究者的立場和研究目的相聯系的，要想回避或掩蓋階級矛盾甚至公然為資產階級辯護，就不可能選擇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甚至于機械唯物主義也不行，只有選擇唯心主義。馬爾薩斯從斯密關于商品的價值取決于所能購買到的勞動的庸俗觀點，引出了利潤來自于賤買貴賣的荒謬結論，其實這是早已過時的早期重商主義的觀點。1867年《資本論》出版。這本在政治經濟學史上劃時代的科學巨著，以觀點的徹底和嚴整以及不可抗拒的邏輯力量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規律，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這也使得資產階級國家急需自己的思想武器，使得西方經濟學家面臨選擇。既然馬克思的路不能走，斯密和李嘉圖階級分析的路也不能走，又要繼承古典經濟學的思想理論成果（憑空不能發展），于是在某種程度上是學習馬克思（嘴上決不能承認），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包括李嘉圖學說中找出路，只不過是向與勞動價值論完全相反的政治方向，以邊際分析為基本分析方法。馬克思的《資本論》在1867年出版，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在攻擊馬克思的陣線中政治經濟學的心理學派、數理學派等紛紛出籠，正是這個道理。
其次，政治經濟學演變為經濟學，標志著西方政治經濟學開啟了“去政治化”的過程。其“去政治化”有兩個方向。心理學派和數理學派都是在“去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產生的，將古典政治經濟學一貫強調的勞動分工、生產組織和社會制度等因素的分析加以拋棄，這是一種“去政治化”。其結果被稱之為西方經濟學的“邊際革命”，而邊際分析方法則從此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分析方法。另一個方向就是以馬歇爾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為代表，完全放棄了重商主義和古典政治經濟學重視國家和宏觀經濟問題的傳統，將政治經濟學引向微觀經濟學，并“試圖用一個數學框架對古典主流經濟學加以數學化”。⑤這樣一來就不僅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某些“令人不安”的政治傾向，更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劃清了界限。與此同時，由于國家和宏觀問題即政治性階級性強的問題“交還”給了政府，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大大縮小了。到了二十世紀，微觀經濟學越來越向綜合方向發展，終于把心理學派、數理學派都“綜合”到了自己旗下。
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既是宏觀經濟學，又是微觀經濟學。那時沒有這種明確劃分，但實際上是這樣。到十九世紀末，西方國家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和任務已經完全不需要政治經濟學來介入它的宏觀問題，特別是利益分配問題，而是需要政府的國家壟斷調節和通過法制解決這些問題，實際上是政府來解決那些市場解決不了的兩極分化問題、公平問題和社會問題，特別是壟斷問題。特別是鑒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出現以后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高漲的形勢，更是如此。宏觀經濟問題也要通過政府和法制解決。例如1890年美國總統哈里遜搞了《反托拉斯法》。宏觀政治問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問題，西方國家也用法制和再分配的財政加以緩解，就是通過立法來迫使壟斷資本讓步，并保障逐步增加工人的福利。這實際上是西方國家在《資本論》出版引起工人階級空前革命浪潮的條件下，資產階級領導的又一次“光榮革命”，它持續到羅斯福“新政”甚至戰后。不過這一次，資產階級又得了大頭，無產階級得到的利益很有限。于是1890年馬歇爾適時地推出了他的西方微觀經濟學的開山之作——《經濟學原理》，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福利經濟學也應運而生。
凱恩斯經濟學的產生是西方經濟學的一次革命。其所以是一場革命，不僅在于對于西方經濟學本身和建立了宏觀經濟學，還在于凱恩斯向西方經濟學和國家經濟政策注入了社會主義因素。這些社會主義因素來源于《資本論》學說和早期蘇聯計劃經濟實踐，主要表現為西方國家的社會政策、立法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凱恩斯革命和羅斯福新政，明明“借鑒”了馬克思的著作和蘇聯的計劃經濟理論與實踐，但是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表述上被處理得了無痕跡。對于凱恩斯借鑒馬克思的《資本論》，著名的瓊·羅賓遜夫人曾有過一個很委婉的說法。她在1942年出版的《論馬克思經濟學》一書中提出，三十年代大危機以來西方經濟學遇到的許多問題，馬克思在幾乎一百年前就已經研究過了，并在七十年前的《資本論》中做了廣泛的論述。她認為，凱恩斯經濟學與馬克思有許多“相通之處”，例如都力圖拋棄傳統經濟學只研究微觀經濟的局限，開始把經濟學引向宏觀經濟研究；都看到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是貧富分化和大量失業；都認為光靠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難以實現經濟的“和諧”。⑥何謂“相通之處”？不過是“借鑒”的婉辭而已。凱恩斯自稱在尖銳的階級斗爭面前，堅決地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強勢群體）一邊，這是“明智”的選擇，是不難理解的。但是凱恩斯非但不光明磊落地說明其理論來源，象馬克思坦言自己繼承了古典經濟學家那樣，而且“不屑一顧地把《資本論》比作《古蘭經》，認為它們都是無用的教條。”⑦這種做法就不象他自己標榜的那樣“有教養”了。凱恩斯還進而得出結論：“《資本論》排除一些偶然的但卻非建設性的和不連貫的思想火花以外，其當代的經濟價值是零。”⑧“借鑒”了馬克思，卻說其“當代的經濟價值是零”，這不僅是教養問題，簡直在人格上有點忒不地道了。可是，這也怪不得凱恩斯個人，這是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即使凱恩斯個人“有教養”地聲明其理論來源于馬克思，壟斷資產階級政府也斷不能允許。因為這在政治上無論如何是“使不得”的。凱恩斯身后是英美國家政府。所以，即使羅賓遜夫人明知其“借鑒”了馬克思，但至多也只能回護說是有“相通之處”，決不是“剽竊”。不然夫人在英國怎么“混”得下去，豈止是與諾貝爾經濟學獎擦肩？有趣的是，“前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愛米爾·萊德勒曾指出凱恩斯同馬克思的三點“相同之處”：第一點是凱恩斯采納了勞動價值論，包括在‘工資單位’概念中用熟練勞動力對非熟練勞動力的折算來說明。第二點是他關于利潤率下降的觀點，這一點常以資本邊際效率下降的形式作偽裝。第三點是凱恩斯承認消費和投資之間有必要保持比例，從而承認了馬克思關于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比例關系。”⑨愛米爾·萊德勒是原東德人，否則這么“直羅鍋”是要砸飯碗甚至于惹禍的。可見西方的學術自由也有其政治潛規則。可是，在壟斷資產階級眼里，凱恩斯的《通論》是革命，馬克思的《資本論》一向是“魔鬼”或“異教徒”。而“革命”居然在壟斷資產階級眼皮底下與“魔鬼”公然“私通”。“私通”之后，官方還要瞞天過海，然后大肆鼓吹，將凱恩斯捧上“神壇”。這也是在三十年代的大危機條件下，壟斷資產階級國家政治上“沒得辦法”，不得已而為之，與“教養”、“道德”無關而與利益有關了。這樣講，并不是完全否定凱恩斯經濟學本身具有某種理論上的創新價值，例如有效需求理論。但是，即使是這一點，按照羅賓遜夫人引用另一位曾在劍橋從事研究的波蘭學者米哈爾·卡萊茨基的話說，“馬克思的方法為有效需求的分析提供了基礎，而學院派經濟學家，由于他們對馬克思的輕視，已經浪費了大量時間為自己重新找到這一方法。”⑩顯然，此話暗含著對凱恩斯的批評，而不是褒揚。羅賓遜是在卡萊茨基的影響下轉而研究馬克思經濟學的。有趣的是，羅賓遜在1942年完成《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書之后，頂著著名的“后凱恩斯主義者”的“桂冠”，卻不斷地接受馬克思的影響和不懈地致力于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之間作“泥瓦匠”的工作，力圖“融合”兩個似乎勢不兩立的正教徒和異教徒。她的不懈努力居然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以致于“其他那些激進的凱恩斯主義者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在她的引導之下，并常常被認為是形成了一種凱恩斯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形式。”（11）后來以哈羅德- 多馬模型成名的多馬也直率地承認自己的研究“受惠于馬克思”。（12）所以，不要小看羅賓遜夫人的“泥水匠”工作，它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進行有意義的理論“綜合”，這代表了當代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一種進步趨勢。這是否也是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社會政治條件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使之“與時俱進”的一種形式呢？羅賓遜夫人在當時的英國這樣做，已屬難能可貴。
美國在二次大戰以前已經成為法制國家。二次大戰更確立了美國在“自由世界”的霸主地位，并開始了東西方冷戰。正是在這一國際政治和歷史的大背景下，壟斷資本的政治需要使得西方經濟學開始了戰后表面上進一步“去政治化”亦即工具化的過程。這一方面表現在西方經濟學開始大量使用數學方法和引進計量經濟學，作為建立和檢驗經濟模型的方法，從而西方經濟學迅速數學化、模式化和工具化。另一方面，戰后西方經濟學的進一步“去政治化”的實質卻是相當“政治化”的，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其主要表現有三。
一是戰后東西方對峙條件下西方發展計劃的實施，包括發展經濟學的興起。為了在政治上爭奪廣大發展中國家，美國在戰后推行馬歇爾計劃的基礎上，開始推行面向發展中國家的“馬歇爾計劃”。正是哈里· 杜魯門總統在1949年向美國國會所作的就職演說中提出要致力于“發展”，以努力改善“世界不發達國家”的基礎。戰后半個多世紀中發展中國家總體狀況的惡化無情地暴露了西方推行“發展計劃”的實質。
二是“經濟學的帝國主義”，即以“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條件為前提，經濟學大規模地向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人文科學滲透，引領了世界學術潮流。國際政治經濟學也是在“經濟學帝國主義”背景下產生的，只不過不是由經濟學家發起，而是表現為國際政治學向經濟學的滲透。戰后西方經濟學“政治化”實質的另一個表現，或者說是集中表現是將經濟學理論的某些部分抽取出來，“包裝”成新自由主義作為冷戰工具，向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大肆“推銷”。與此同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滲透著“理性經濟人”理念的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思潮和理論潮水般地席卷全球。這是一個在美國全球化戰略推動下史無前例的全球化“洗腦運動”，推動著美國主導和以“美國化”為目的全球化戰略。這方面在全球取得的戰果是驚人的。當然，由于西方經濟理論的“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個相當政治化的過程，其目的在國內是要防止經濟學發展的《資本論》傾向，在國際是要向一切后進國家樹立一個標準的“經濟學理論范式”。因此，發達國家從來不會拒絕而必然會鼓勵另一種政治方向的經濟學的政治化，例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之類的著作。經濟學之不能脫離意識形態，由此可見一斑。所以，也不光是在蘇聯，政治經濟學成為意識形態的工具，在西方國家何嘗不是？其實在哪里都一樣，因為政治是經濟學作為理論經濟學的基本屬性。所以經濟學家想要超然物外，標榜“中立”，如同想拉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斯密當年從“經濟人”理論出發，發現了一個對西方國家極有用的道理和方法：“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力，要想僅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的目的就容易得多了。無論是誰，如果他要與旁人做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斯密不愧為大師，這個方法成為后來西方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洗腦，進而顛覆和肢解這些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屢試不爽的不二法門，也成為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法寶。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對“最有效的宣傳”的定義是：“宣傳對象按你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卻認為是他自己選定的。”這種當代“洗腦戰術”不過是斯密方法的現代版和在當代國際政治中的應用。事實證明，由于美國占據政治、經濟、科技、軍事、文化的綜合優勢地位，利用人心的勢利，人性的弱點，這一招相當陰險而有效，不但不可小覷，而且需要下大力氣認真對待。我深信美國的當代意識形態“洗腦戰術”一定有現代心理學實驗的基礎。斯密這個方法對于現代壟斷資本的意義決不亞于他那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理論。難怪斯密的學術地位在西方被官方捧得天高，可惜民間并不買帳，“千年思想家”的第一美譽還是獻給了馬克思，第二名是愛因斯坦。
戰后西方經濟學進一步“去政治化”的第三個表現，就是戰后發展經濟學的興起。原本在二次大戰以前，在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流行的只是殖民地經濟學，但是在這些國家已經有人在研究本國的發展問題，例如研究中國的農業國工業化問題。當時這種弱勢的研究沒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學科。戰后在兩大體系對抗的條件下，為了爭奪廣大發展中國家，使之留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內，避免倒向共產主義，于是在西方和聯合國有關機構的大力推動下，發達國家的一些經濟學家牽頭創立了發展經濟學。這時我國經濟學家張培剛教授恰好在哈佛大學完成了以中國資料為背景的《農業與工業化》研究，于是張培剛先生脫穎而出，成為這門學科的奠基人之一。幾十年來發展經濟學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但是總起來說，這門學科沒有從根本上擺脫殖民地經濟學的性質，基本無用，致使七十年代以后實際上走進了死胡同，以至于西方有一種觀點認為“發展經濟學已經死亡”。對于發展經濟學產生的政治背景和目的，杰拉爾德·邁耶的一段話說的很透。他認為，戰后初期，“從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看來，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沒有一點社會進步，就可能陷入共產主義統治的危險，從而投資機會和進入市場與原料來源地的機會將喪失。還有，戰后的宣傳強化了平均主義與人道主義的趨勢。由于這些，50年代初期出現了從富國得到大規模財政和技術援助的政治基礎。歐洲和北美的許多經濟學家開始改變分析‘不發展’問題的工具。所以，發展經濟學的家譜讀起來就是出自‘政治權術的殖民經濟學’。”（13）岡納·繆爾達爾指出：“在對窮國進行經濟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數研究力圖按照西方的政治和軍事利益的觀點——把窮國從共產主義拯救出來，來看待窮國的內部問題。”“對欠發達國家的問題所進行的研究，經常是出于一個國家或一個集團的一時的和狹隘的政治利益或戰略利益，而不是為了普遍和永恒的價值……各種各樣的研究現在都按照這些研究對美國或西方國家的‘安全’做出的貢獻來進行評判。”（14）如此這般，發展經濟學的衰落命運就注定了。九十年代以來，發展經濟學在中國已經發展成二級學科，其學科地位已經不低，但是它的發展實際上面臨嚴重危機，只有一個出路，就是根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的根本思路對其從體系到內容進行根本改造，使之真正成為中國版的發展經濟學。否則繼續沿著現在的路子滑下去，結果必然是邊緣化，或者干脆被取消。
回顧西方國家近代經濟學理論與政治之間關系的歷史演變過程，不難發現這樣一種趨勢，即越到晚近的年代，經濟理論對于國家政策的影響力或說政治地位表現出某種“邊際效用遞減”趨勢（但是作為資本統治利益集團的工具性質一直不變），而日益淪為國際戰略工具。例如重商主義與政治的關系最直接，也最密切。因為重商主義“一出娘胎”，就具有政策屬性，是“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不僅如此，重商主義者本人，也大多不是學者，而是“朝廷重臣”，如柯爾貝爾是法王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美國開國時期的漢密爾頓也是財政部長。所以在相當程度上當時的重商主義幾乎就是政策。重商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說對政治決策有如此重大的直接影響的政治地位，在近代西方經濟學說史上是后無來者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對于政策的影響已經遜于重商主義，但是仍然很有影響。這一點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著作的名稱具有很濃厚的政治色彩，即可看出。例如威廉·配第的《賦稅論》、《政治算術》，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研究》，大衛·李嘉圖的《黃金價格論》、《建立國家銀行的計劃》等等。這些著作許多直接就是政策建議。法國重農主義者安·雅·杜爾閣本人就是路易十六的財政部長和海軍部長。重商主義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其所以有很高的政治決策影響力，這是由于近代資本主義國家處于上升時期，經濟理論支撐對于提升國家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至關重要。十九世紀后半葉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的實質已經揭破，歐洲工人運動風起云涌，國內階級矛盾和政治問題上升至國家政治決策層面。這時候擺在資產階級政府面前的問題已經不是如何“認識”階級矛盾，而是處理或緩和階級矛盾。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對于資產階級國家來說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封殺和打壓，至多可以允許其在不危害其政治統治的前提下，在“象牙塔”中作為學問研究，經濟學與政治也就“漸行漸遠漸無書”了。其結果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終于淪為“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女仆”。（15）這表明在西方國家，經濟學經過長期“去政治化”以后，實際上已經被“革命”，閹割了經濟學對國內政治的影響。這種經濟學對政治決策影響的“遞減”趨勢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危機時期。以后凱恩斯經濟學興起，經濟學的政治影響重振，儼然獨霸了官方經濟學。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滯脹”發生。以后就是各種經濟學流派輪換登臺，“你方唱罷我登場”，諸如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古典主義、新凱恩斯主義等等。二次大戰以后，經濟學一方面繼續有限地影響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實際政治影響并不“顯赫”；另一方面經濟學在西方國家學術界、社會上特別是在國際上作為一種“顯學”和領導世界思想潮流的地位還是相當顯赫的，這是因為它被賦予了冷戰和意識形態工具以及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示范”、“指導”的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戰后西方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數理化、模式化、工具化趨勢，本質上是一種自廢武功的“無用化”趨勢，因為它作為一門社會科學認識客觀世界和社會經濟問題的功能在相當程度上被廢掉了，對西方國家的利益并不有利。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經濟學的工具化發展趨勢已經走到了歷史盡頭，客觀上已經具有向政治經濟學回歸的要求。事實上，正如美國學者所說，“20世紀末，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重新流行，甚至在經濟學家中也是如此。”（16）這也就是所謂新政治經濟學的興起。但是新政治經濟學在后，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先。西方政治學者特別是國際政治學者已經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率先打破了政治學與經濟學分離，導致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西方興起。在這方面，西方經濟學家反倒未見有所作為。
任何國家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都是占統治地位的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都必須服從于國家利益。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條件下有不同的利益，也就需要不同的政治經濟學。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也是當代全球化的現實，只是在轉型國家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例外。在二十世紀后半期冷戰和全球化迅速發展的歷史條件下，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成為霸主國美國及其盟國推行全球化戰略的有力的理論工具，具有空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意義。其目的就是在維持現存的國際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盡可能推動這一格局向更有利于全球美國化方向演進。
四、美國其實很“講政治”
經濟學的“去政治化”，在英國和美國是出于國際政治需要，也是國內政治需要。對于國內，以美國為例，官方一向使用兩套手法。一方面，官方對國內的教育，很“講政治”的，甚至于很“政治化”的。美國是世界霸主國，又是“自由、民主”國家，這樣一個看起來最強大的國家，恰恰最重視愛國主義教育，無處不在宣傳美國最好，美國至上，美國理當“領導”（統治的別名）世界。美國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是以宗教形式灌輸和滲透的，也是通過歷史教科書進行的，而且是“從娃娃抓起”的。
美國建國是在1783年，即英國簽署《凡爾賽和約》，承認美國獨立。早在1821年即建國三十八年后波士頓建立了第一所近代意義上的學校——公立中學，美國歷史就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進入中學課堂，這是很“講政治”的做法。隨后，美國各州相繼以立法形式規定中學必須開設歷史課程。政府挑選一些政治上“可靠”的著名歷史學家親自撰寫歷史教科書。近年來，歷史教育在美國中小學課程計劃中的地位更空前提高。據有關資料，1992年美國《歷史課程全國標準項目》開始啟動。1996年，三個《標推》，即《世界史課程國家標準：探尋通往今天之路》、《美國史課程國家標準：探尋美國的歷程》和《幼兒園到四年級歷史課程全國標準》正式發表。這三個《標準》實際上是《2000年目標：教育美國法》中的主要教育改革目標之一，從而成為國家立法的一部分。（17）你看美國厲害不厲害？美國深知，歷史對于培養訓練學生的自我認知、民族意識、價值判斷、公民素質、思維能力和議政參政能力等等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美國如此，英法是老牌資本主義，更是如此。拿德國來說，德國從十六世紀就開始大力興辦近代大學，十九世紀更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德國“年輕一代從一開始就要學會不僅僅只為自己活著，而是為整個民族。”（18）西方國家無不珍視自己的民族文化遺產，各種大大小小的博物館、名人故居等等隨處可見，保存完好，許多都是免費開放。那里并不掛“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牌子，但是到處都在潛移默化地進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教育。
既然美國歷史學教育這樣“政治化”，而大力向發展中國家“輸出”的經濟學教科書卻如此“去政治化”，難道還不發人深省嗎？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轉型國家（例如俄羅斯和某些東歐國家），西方主流經濟學幾乎被某種勢力抬高到近乎中世紀神學的地位；在某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轉型國家，弗里德曼等美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幾乎受到某些勢力的教主般的吹捧；其目的為何，難道不發人深省嗎？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角度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的這些做法居然在一些國家“大見成效”， 難道不發人深省嗎？可見，政治經濟學或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學問，既不可外媚洋而內媚俗，也不可以“玩兒”學問。“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蘇聯解體，東西方變局，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瞬間傾覆，歷史發生倒退，寡頭黑社會橫行，人民群眾重新陷入水深火熱，方知經濟學是“玩兒”不得的，“政治化”是“去”不得的。
另一方面，美國官方在從不放松“講政治”的同時，又有意識地縱容一般公民中的“去政治化”傾向。結果造成一般美國公民政治上的普遍的驚人的麻木。一位過著中產階級生活的退休美國老人給普通美國人做了這樣一副“素描”：“這里的人通常不問政治，他們討厭政治，他們只關心家庭經濟，對鄰居家發生的事不感興趣。”至于伊拉克戰爭，“他們認為這是很遙遠地方發生的事，同時，他們又相信總統說的話，布什說伊拉克是美國的一個威脅，薩達姆是一個惡魔，他在準備新的‘9.11’，因此必須解除武裝。那么，美國人就認為應該是這樣。”（19）換言之，一般美國公眾對于國際政治，缺乏自己獨立的判斷能力。這其實是美國政府所需要的，可是這種公民素質卻與美國的地位不相稱。他繼續畫自己的“素描”：“另外一個問題是普通美國人的知識面很窄，他們不了解世界其它地方的事。我可以肯定，大多數美國人不知道伊拉克在哪兒，分不清伊拉克和伊朗，也不知道這兩個國家是在亞洲，還是在非洲？不久前，一項民意調查要求一些美國大學生指出紐約、華盛頓和波士頓在美國地圖上的位置。結果，絕大多數人不能指出來。這是發生在大學生身上的事，那么，就可想而知很多沒有進過大學的美國人的水平了。”（20）這是很悲哀的事情。白宮不會不了解這種情況，但是他們一定認為美國和世界的事情有精英們管著就行了。這位老人繼續說：“美國人的生活水平一般很高，他們為自己所處的狀況感到驕傲。他們認為，這些是他們用努力和自制力換來的，他們不欠任何人任何東西。”“問題是美國人已自私到別人發生的事對他們都無關緊要的地步。美國人只知道看管好自己的財產。除此之外就是好戰觀念，美國人從小就培養好戰觀念，從小就玩星球大戰的游戲，他們在這個游戲里是戰無不勝的超人。”（21）這其實說的是美國當局對國民“去政治化”和很“講政治”的兩手教育方式。普通民眾不關心政治，更不懂政治那“骯臟的玩意兒”，正可以使政治精英們放心大膽地玩兒“政治”，實際是包括“玩”（愚弄）老百姓在內；而從小培養國民的好戰心理，長大了就可以上戰場為精英們拼命。在美國，精英集團主要是盎格魯·薩克遜人，至少也是白人，有色人種所占的比例極小。但是在當兵的人中，比例恰好相反。對于許多有色人種的移民及其后裔來說，一般只能從事一些簡單勞動和一些不體面的工作，但是征兵卻要首當其沖。所以，在美國政府口口聲聲維護的“美國利益”中，其中“分蛋糕”的區別和學問是很大的。老百姓一旦不懂政治，也就與分蛋糕的事無大關系了，有什么是什么了。美國一般老百姓不關心政治，更不懂政治，光相信政府，結果從里根政府到布什政府，特別是布什政府，都大肆為富人減稅，為窮人削減福利，美國一般民眾既不明就里，也沒脾氣。發展中國家老百姓的情況怎么樣呢？不要說普通百姓，就說所謂白領階層或中產階級，一個時期以來他們的利益也是受損的，其經濟社會地位是下降的，可是他們中的許多人長期以來被洗腦，至今仍是新自由主義虔誠的信徒。他們不懂政治，他們是提著自家的豬頭，在拜別人的佛。他們被人家賣了，卻替人家數錢。所以也該醒醒了。
如果僅僅把美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做法概括為“去政治化”，不免過于簡單化了。美國從英國人那里繼承了豐富的如何做霸主國的政治經驗，加以自己戰后霸主國的實踐，美國早就成為國際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老手。例如，美國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態度就很說明問題。戰后初期到六十年代美蘇對抗時代，也正是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代，馬克思主義在美國無處存身。七十年代以來，隨著東西方政治“緩和”和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動，美國國內外政策和戰略醞釀深刻的調整，而西方的政治學和經濟學都難以提供理論支撐，這時需要在理論上借重于馬克思主義。西方經濟學的認識社會特別是認識國際社會的能力，已經被長期以來的“去政治化”給“廢”（自閹）了。而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和全球化的認識，任何理論同馬克思主義相比，至少從方法論上，都無出其右者。喬治·索羅斯不無欽佩地說：“卡爾·馬克思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里對全球化的分析在今天依然十分值得一讀。”（22）索羅斯是國際金融家兼國際“無國籍政治家”（23）他對馬克思的欽佩顯然不是出于種族原因——都是猶太人，而是出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欽佩。正因為在認識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世界格局的發展變化方面，馬克思主義有無可替代的作用，所以馬克思主義研究與國際政治經濟學一起在美國興起。連一些在西方有影響的國際政治學者和國際政治經濟學者都在使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分析方法和一些理論，但是他們一般都聲明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在西方是可以理解的。而作為美國政府，允許馬克思主義存在和發展，是有其政治原因的。主要是第一，面對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美國的戰略任務，西方現有的理論不夠用，必須借重于馬克思主義。這是戰略利益需要。第二，“在美國，處于嚴格控制中的“象牙塔”里的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一類的社會政治實踐并無聯系，這對政府而言就不僅無害，而且有益。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更多關注的是解釋這個世界，而不是改造這個世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西歐和北美的大學迅速擴大，極大地推動了這種趨勢，因為它允許在社會主義政黨之外形成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機構，并產生了實質上脫離政治運動的‘左派學術團體’。”（24）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既然不威脅政治，又可以對美國政府起到為國際社會和本國社會把脈、診斷和警示的作用。如此說來，何樂而不為呢？
(本文為拙著《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第11章第1節，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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