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摘選自江涌作品《我們的好日子到頭了嗎》
德國著名經濟歷史學家弗蘭克說：“資本主義式的經濟發展，既發展先進與財富，也發展貧窮與落后。發展貧窮落后比不發展更壞”。英國諾丁漢大學鄭永年教授撰文指出：中國快速增長并沒有帶來鄧小平早先提出的“小康”社會或者共同富裕，相反，中國社會群體和地區間的收入差異已是世界“領先”的，中國面臨一個荒唐局面就是經濟增長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日本《選擇》月刊2009年6月號刊登一篇題為《中國能否堅持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章認為，市場主義的巨大成果就是把社會主義進一步逼入了死角，共同富裕、社會福利、保護弱勢群體等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被統統拋到腦后。中國已經成為了可以與美國比肩的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
兩極分化，不斷強化富人在財富分配中的優勢，提高財富分配份額，不僅在擠壓大多數貧窮階層的空間，而且也在擠壓中產階層的空間。近年來，各級政府陸續出臺了一些“提低、擴中、調高”的調節貧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但是在實踐中，因為富人群體的收入高度非規范化以及偷稅逃稅現象嚴重，使得中產階級成為稅收調節的主要對象，工薪階層成了實際的納稅主體。從目前征收所得稅的情況看，我國的個稅2007年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僅為7％，占GDP的比重為1.3％，而日本對應的比重為29.4％和2.7％，美國為45.3％和8.5％。在中國，工薪階層稅收占個稅總額的65％左右；在美國，占全部納稅人10％的高收入群體繳納的個稅占聯邦個稅總額超過70％。更為重要的是，出入股市、房市等資產市場的主要是中產階級，但是在股市上大資本與境外資本連手、房市市場上開發商與地方政府勾結，使中產群體的資產不斷縮水，中產階層難以穩定與成長。
有專家認為，中產群體占到一個國家人口的60%以上時，即進入“橄欖型社會”，社會才可能穩定。因為龐大的中間階層的存在，使窮人和富人這兩個“天然的敵人”失去了相互斗爭的社會大環境，從而使社會得以保持長治久安。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周孝正教授指出，“中國的窮人有10億，中等收入的人有2.5億，高收入者大約6000萬”。而在10億窮人中，“國企改制”一下子“改”出6000萬失業工人；城鎮化與工業化“圈地運動”一下子“圈”出5000余萬“三無農民”。若以一家三口計算，至少有3個多億“弱勢群體”。中國的社會結構因此而形成了“洋蔥型”(或“金字塔型”)形態，這是中國的社會難以穩定的一個最重要的結構因素。
由于資本與權力交媾，政策向富人傾斜，當前中國的貧富矛盾不斷轉化為官民矛盾，兩種矛盾又互相交織，互為深化。中產群體嚴重缺失，社會分裂加速。如此，使我們黨的依靠力量不斷流失，執政的社會基礎變得越來越狹窄。
鄧小平同志一再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曾經嚴正告誡黨和政府：“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算是走了邪路了。”中國正在背離社會主義本質，滑向權貴資本主義的“邪路”，滑向“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邪路”。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精辟地指出：社會動亂“都常常以‘不平等’為發難的原因”，“內訌總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這一根苗生長起來的。”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34頁。貧富差距問題是影響社會秩序穩定的經濟根源。馬克思主義認為，蔑視社會秩序最明顯最極端的表現就是犯罪。現代犯罪社會學理論指出：“一個社會只是貧窮或者只是富裕均不產生犯罪，但一個社會貧富差別懸殊就會產生大量犯罪”，尤其財產犯罪乃是“貧富懸殊的自然結果”。犯罪率是反映各種社會問題的“晴雨表”，財產犯罪和暴力犯罪是衡量社會秩序和社會變化的重要尺度。近年來，中國群體性事件、犯罪率尤其是極端暴力犯罪迅速上升，大眾非常不滿。對于連續多起在幼兒園、小學發生的慘烈兇殺案，中國的國務院總理坦承，中國社會存在深層次的矛盾，且日趨尖銳化。在2010年3月作人大政府工作報告時，國務院總理特別強調要“堅決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防止“沉默的大多數”成為“憤怒的大多數”，防止強勢集團欺壓弱勢群體、弱勢群體滑向邊緣群體、邊緣群體淪為暴力群體。至于增加警力，強化防衛，都只是治標之策，只有切實解決兩極分化，縮小貧富差距，才能杜絕“無緣無故的恨”。
更多分析，詳見江涌作品《我們的好日子到頭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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