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發展經濟學的全球化理論及其可行性
楊虎濤/楊威
一、主流教規與另類教規
演化發展經濟學將遵從斯密、馬歇爾、瓦爾拉斯、薩繆爾森傳統的經濟學稱為主流教規理論，而用另類教規理論囊括了早至文藝復興時期的焦萬尼·博塔羅(Giovanni Botero)和安東尼奧·舍拉(Antonio Serra)以及李斯特、桑巴特、熊彼特、德國官房學派、歷史學派等豐富的經濟學思想。前者是盎格魯—撒克遜傳統，后者則是德國傳統。在國際貿易和國家產業發展的理論與政策上，主流教規的基石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與薩繆爾森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原理。按照這種理論，各個國家只要分工發展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通過開放的國際市場進行貿易，就會逐步促進全球范圍內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從而提高全球的生產效率和福利水平，最終使目前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逐步趨同于較富裕的狀態。與之相反，另類教規的代表性觀點則是岡那·繆爾達爾式的，即國際貿易將會導致窮國和富國之間已經存在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1990年代的經濟發展與主流教規的理論有著尖銳的沖突，但卻趨于與另類教規的論斷相一致，即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歷史地看，所有今日富國無一不是采取德國傳統的另類教規。一旦躋身富國之列，它們就會撤掉“通向富裕之路的梯子”(張夏準，2004)，轉而向那些渴望富裕的后發國家兜售盎格魯—撒克遜式的主流教規。賴納特一針見血地指出，薩繆爾森的理論無害于那些將比較優勢建立在報酬遞增的、所謂熊彼特式行為上的國家；但對于那些有意識實施工業化政策但尚未通過必要閾值的國家來說，這種理論就相當有害了。
針對那些“有意識實施工業化政策但尚未通過必要閾值的國家”，另類教規提供了一種不同于主流教規的經濟發展理論。這種替代性理論的切入點是：生產，而非交易，是導致不均衡發展時關鍵所在。新知識及其蘊含的創新機會導致了生產率激增，并最終提高了國民的福利水平。分工最重要的作用是知識積累，而創新則是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知識積累(在生產中直接表現為技術創新和技術能力的發展)和制度創新的交互作用，導致了產業結構演進的不斷高級化。因此，“不同的經濟活動具有不同的質量，一國的產業結構越高級，其知識分工就越細密，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就越有利。”(賈根良、于占東，2006)貧窮國家停滯的原因并非由于缺乏資本，而是缺乏引起技術創新和結構變革的經濟活動。
選擇怎樣的產業并以何種方式促進這些產業的發展成為決定貧富走向的關鍵所在。賴納特用馬歇爾—熊彼特式和摩根索—馬爾薩斯式區分了兩類不同的經濟活動，前者借用了歐洲工業復興計劃的名稱，后者借用了二戰后為限制德國而制定的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sation)計劃的名稱，這兩者的區別如下：
歷史表明，所有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正是在各自的歷史條件下選擇了馬歇爾—熊彼特式的經濟活動才最終實現了經濟的“起飛”。直至今日，富裕國家仍保留在這些領域中，在學習曲線較陡峭的產業中進行生產(如IT產業等)，并進口那些學習曲線較平緩的產業的產品(如紡織業等)。同時，如同羅森伯格(Rosenberg)曾經指出的那樣，一個國家，一旦其生產活動大量集中于某個正在經歷高增長的產業，必然會經歷實際工資的巨大提高(Nathan Rosenberg，1975)。在馬歇爾—熊彼特式的經濟活動中，“生產力激增”的領先行業和其他經濟行業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協作分工。領先行業的快速增長不僅使本行業工人的工資，而且使全體國民的工資都隨著生產率的上升而得到了提高，政府也從中受益，這種生產率激增的分享稱之為共謀模式(collusive mode)。而在摩根索—馬爾薩斯式的經濟活動中，技術變遷的收益是按照古典模式(classical mode)分配的，它只表現在某些產品消費價格的降低，而非廣泛的工人工資提高方面。兩種不同經濟活動的產品在世界范圍內進行貿易，其結果只能帶來第三世界國家嚴重的去工業化，在這種貧困的惡性循環中，不同國家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
在上述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演化發展經濟學提出了他們的政策建議。簡言之，“提高第三世界國家生活水平的惟一方法就是重復這一(發達國家曾經歷的)過程”(Erik S. Reinert，2007)。貧窮國家應當重走富裕國家在19世紀和20世紀走過的老路，選擇創新機會窗口大的產業，通過建立國家創新體系推動自主創新，通過產業升級和生產效率的激增，最終提高國家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在這一過程中，專利權和貿易保護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前者保障了國內創新活動的持續活力，產生持續的和陡峭的學習曲線，推進經濟發展，后者則使得將這些新活動傳播到更為落后的國家也是有利可圖的。另類教規的戰略就是“在國內創造完全競爭，并在出口貿易中創造動態不完全競爭”(Erik S. Reinert，2007)。
二、另類教規理論——如何另類？
另類教規有著非常豐富而且歷史悠久的思想源泉，它從重商主義、德國制度學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美國舊制度學派以及新熊彼特經濟學中都汲取了營養。雖然在其勾勒的思想譜系中沒有包括1950年代興起的依附理論以及世界體系理論等，但我們也很容易看出，另類教規理論與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有很多相似之處，而且它們在對待主流教規的態度上也驚人的相似。保羅·巴蘭曾指出，“按照進步資本主義的方針來解決不發達國家現有經濟和政治僵局的可能性已經完全消失。”(保羅·巴蘭，2000)弗蘭克也曾認為：“和保羅·巴蘭一樣，我相信資本主義既是世界性的，也是民族性的，它在過去造成了不發達，現在仍然在制造不發達。”(安德烈·岡德·弗蘭克，1999)所有這些都與另類教規理論“抽調梯子”的判斷是一致的。但是，另類教規理論絕非上述理論的簡單翻版或綜合，在許多地方，它仍有自己獨到的價值。
首先，另類教規理論對生產和市場的功能詮釋是非常獨到的。從斯密開始，交換而非生產就是經濟學的主要任務，而至薩繆爾森時期，經濟學的任務被歸結為發現正確價格。生產，這一包含復雜的人類能動性和蘊含著各種可能性的過程，和企業一樣是一個黑盒子。而另類教規則認為，重要的秘密蘊含于生產之中，而生產的秘密則在于人類創造力和能動性，在于新知識和新機會的發現。另類教規理論之所以也自稱為文藝復興經濟學，就在于文藝復興使知識作為人類變化的主要發動機的這種思想得以再生。另類教規譜系上的所有思想家，均對生產過程中的創新知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從文藝復興，經由弗朗西斯·培根和李斯特，再到今天強調研發和創新在經濟福利中作用的演化經濟學，存在著思想的連續性(埃里克·S.賴納特、賈根良，2007)。
另類教規并未拋棄市場交換，但異于主流理論的是，市場交換被賦予了兩個不同的特征。一方面，從過程上看，市場除了交換的功能之外，還必須被看成是新產品和新知識的試驗場和競技場，也就是所謂的“熊彼特競爭”。真正具有動態效率的市場是能夠保證挑選出有價值的創新嘗試，并保證創新者能夠獲得暫時性的市場準租。衡量一個國家市場的質量，不應該按照企業是否處于盈虧平衡點的靜態效率標準，而應該依照能否不斷激勵報酬遞增性活動產生的動態效率標準。另一方面，市場交換的結果應當是福利不加總的。正是在這一點上，另類教規才對比較優勢提出了挑戰，按照比較優勢，雙方按照各自的要素稟賦進行交換是基于優化機會成本，并最終能推演出福利總和的上升。這一完美邏輯的缺陷在于它不僅僅只能是靜態的描述，而且它必須視雙方的福利是同質可加總的。這種思想，也就是普雷維什等經濟學家反駁的“世界市場”觀。而另類教規的潛在含義是，你的福利是你的福利，我的福利是我的福利，從國民經濟本體的差異出發，我們無法加總福利。在動態的貿易過程中，基于比較優勢的交換從長期內將把那些在摩根索—馬爾薩斯經濟活動中的國家鎖定在貧困陷阱之中。
通過對生產和交換的這種另類理解，同時輔之以對發達國家工業化歷程的考察，另類教規理論拭去了重商主義多年蒙積的灰塵，使之重新發出應有的借鑒之光。早在1721年，查爾斯·金等學者就指出，在具有同樣發展水平的國家之間進行“對稱性”國際貿易對參與各國都是有益的，而“非對稱性貿易”，基本上只對兩個貿易伙伴中更發達的一方有利。無疑，自由貿易是富裕國家的世界福利的基石。但是，來自于對稱自由貿易的巨大收益并不是斯密和李嘉圖的靜態收益，而是得自于協同效應、動態和以規模為基礎的貿易收益，這也是持重商主義思想傳統的學者——從1613年的安東尼奧·舍拉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長期指出的思想。這些思想中所蘊含的動態的機會成本視角，相比于主流經濟學所堅持的靜態比較優勢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對現實更強的解釋能力，也對我們制定國家發展戰略有著重大的借鑒價值。
在產業建議上，另類教規既不同于早期重商主義者泛泛而論保護幼稚產業，也不同于中心—外圍、世界體系理論中的進口替代戰略。它看到了保護的重要性，但更有價值的是它從報酬遞增、技術變遷收益分享這種角度進行了策略謀劃，以保障其政策建議具有針對性和長期性。另類教規所定義的馬歇爾—熊彼特式的部門，是一種能引發長期、連鎖性技術變遷的部門，不斷引發的生產率激增一方面要求持續創新，另一方面要求連鎖創新，即部門能產生強烈的技術外溢效應，使更多的部門技術效率得到改進。這種長期連鎖性技術變遷之所以能導致共謀式的收益分配——即本國產品價格的降低和工人實際工資的增長，其原因來源于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的合適方式。另類教規理論將這一系列反應稱為協同效應。只有當這種效應發生的時候，追趕國才能縮小與發達國之間的差距。
在分析方法上，另類教規充分體現了演化經濟學的特點，強調異質性，重視歷史特定性，強調累積因果分析方法。另類教規強烈地反對主流經濟學的同質性假設，“所有的同質化投入無疑將生產出同質的產出……‘要素價格均等化’，即全球化經濟中勞動者將獲得相同工資，這其實是標準經濟理論的惟一可能結果，……這最終導致了標準經濟學只能是一門解釋均衡增長的理論。”(Erik S. Reinert，2007)另類教規理論同樣反對主流經濟學那種無視經濟活動具有歷史特定性的分析方法，并稱之為“缺乏分類學的理論”。另類教規只堅持“適當的抽象”原則，認為所有的經濟現象不僅是“活動特定的”而且是“情境特定的”，因此應從經濟活動的歷史特定性出發，分析不同國家貧富差異的成因。不同于主流經濟學的決定論和還原論思想，另類教規主張的是有機論、系統論和循環累積因果的分析方法，對于技術、個體和社會制度的系統協同效應尤為重視。所有這些方法上的特點，也使另類教規具有了足夠另類的特征。
三、能否另類——另類教規理論的可行性
演化發展經濟學中的全球化理論，對研究國家發展戰略和分析國際經濟秩序的演進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但其政策建議也有幾個不足的地方：一是對資本基礎、制度基礎和產業選擇三者的互動關系重視不足；二是對貧窮國家的知識基礎缺乏針對性的考察和建議；三是忽視了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背景，尤其是貧窮國家之間的底部競爭。
(一)忽視了資本基礎、制度基礎和產業選擇三者的互動關系
另類教規理論認為，凡歷史上成功地促進了經濟發展的國家或地區，無一不是采取了另類教規，即進入馬歇爾—熊彼特部門，對內促進創新競爭，對外采取動態不完全競爭。無論是自都鐸王朝以來的英國，還是安東尼奧·舍拉筆下17世紀的威尼斯；無論是18世紀的美國，還是1860年后的日本，都是如此。今天在貧窮一端集聚的國家，也應當采取同樣的另類教規。
問題在于，經濟史上這些成功的國家和地區，從產業層次上考察固然是采取了馬歇爾—熊彼特部門的做法，但與此同時，他們也解決了兩個關鍵問題：一是資本基礎；二是制度基礎。一方面，大量的資本以金屬貨幣形式集中在新興階級手中，為工商業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即資本基礎；另一方面則在于，國家統治階級與商人階級形成了共容利益，促進有利于生產發展的產權保護制度的建立，即制度基礎。馬歇爾—熊彼特部門之所以能在這些國家產生，與資本基礎、制度基礎有著密切的關系。資本基礎、制度基礎和馬歇爾—熊彼特部門三者之間是一種協同演化(coevolution)的關系。在最初的啟動階段，沒有資本基礎和制度基礎，就缺乏對創新活動的激勵效應。即便國家獨自承擔某一部門的創新推進，也將因缺乏廣泛的資本基礎和制度框架而無法引致馬歇爾—熊彼特部門的連鎖效應。馬歇爾—熊彼特部門要啟動并產生持續廣泛的連鎖效應，進入正反饋通道，資本基礎和制度基礎是不可或缺的，一旦這種效應開始產生，又會反過來強化和促進資本基礎和制度基礎，使三者之間形成良性循環。
另類教規理論所提出的利用國家管理使私人資本人為地創造新型比較優勢的政策構想，在現階段的拉美、非洲等地區難以推廣。從表面上看，這里只需要建立國家創新體系，但國家創新體系的建立并不是單純的教育、科技和產業政策，它同樣需要資本基礎和制度基礎。現實是，一方面，長期貧困使這些地區的私人資本嚴重不足，而由于當地制度結構不完善以及“創造新型比較優勢”巨大風險的存在，國外資本也不會大量進入，這樣產生創新體系的資本基礎就無法獲得；另一方面，在第三世界的廣大地區，由于民主系統的不完善等原因，政府和工商業階級難以形成共容利益，因此保護新興產業發展的有效產權制度無法建立，這樣產生創新體系的制度基礎也無法獲得。因此，另類教規理論僅僅針對產業部門選擇而開出的藥方，無疑沒有足夠重視資本基礎和制度基礎。
(二)貧窮國家知識基礎的缺乏將制約馬歇爾—熊彼特部門
另類教規理論認為，能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第三世界國家貧困現狀的辦法是創造國家的熊彼特式部門，而且該部門在世界市場內是先入的、沒有什么競爭的。通過產業升級使這些部門釋放技術進步的潛力，提高本國的“經濟質量”之后再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
該建議的第一個缺陷在于沒有區分工藝、發明、創新等概念。要求一個落后國家選擇世界市場上先入的、競爭很少的而又盡可能不是本國自然資源稟賦的產業，并不意味著該國家應當選擇進入一個“無人新區”。創新并不需要人們試圖以更為復雜甚至全新的技術方案去解決問題。相比產品技術的重大飛躍，產品和制造工藝的微小改進并不是可以忽視的事情。美國技術創新最初就主要集中在紡織行業，目的是解決一般生活問題，如織布技術的改進等，然后逐步過渡到鐵加工和鐵鑄造、蒸汽發動機的制造、鐵路設備和航運設備的技術引進和更新，此后才在電力工程、電動機械等領域取得了全面突破性進展。技術進步的過程是一個漸進與跳躍相結合的過程，跳躍式的重大突破往往發生在具有長期創新傳統和知識積累的國家，一旦發生，它就等同于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開辟了一個邊界和規模都不確定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有創新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在這個邊界不確定的世界里開辟發現創造一個屬于自己的頂端地位，從而確立自己在該領域中有利的分工地位。無論是全新的發明，還是在現有技術上的革新，都需要長期的知識積累。而貧窮國家面臨的一個重要困局，就是在科學知識的積累上嚴重落后于發達國家，無法建立一個穩固的“熊彼特增長”對象。貧窮國家之所以長期淪為為發達國家“打工”的產業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種約束條件所限制。
三)忽視了貧窮國家的底部競爭關系
全球化時代的發展中國家不僅面臨著與發達國家的競爭，也面臨著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底部競爭(Race to Bottom)。如發展中國家政府的“新自由化政策”、“經濟競爭鼓勵放松管制”等，都是通過降低進出口關稅，撤除大量非關稅貿易壁壘，設立出口加工區，減免國內工商稅收(讓渡國民福利)、放松經濟管制，降低環境保護標準和勞工保護標準，甚至以犧牲大量環境資源為代價，來激勵外商直接投資(肖光恩，2007)。對于在貧窮一端集聚的國家，一方面由于資本基礎、制度基礎和知識基礎的缺乏，另一方面國內又面臨著就業和經濟增長的壓力，可以利用的往往只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就是發展中國家競相加入底部競爭的過程，也是發展中國家向外國資本讓渡本國公共福利和居民個人福利的過程。自身的基礎薄弱，加之與富裕國家在規則制定上不具有同等的話語權，都使落后國家短期內很難擺脫摩根索—馬爾薩斯活動，反而競相參與這類活動。另類教規理論顯然也考慮到了這一點，為此他們才指出，第三世界國家應當有選擇的重視、扶助以及保護本國的一些熊彼特式的經濟活動(工業以及報酬遞增的高級服務業)，同時也要注意保護其食品生產，而所有這些應當在一個內在的競爭系統中進行。這些應當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區域聯合系統中被實施。但在全球化時代，這種貧困者“團結”起來的難度是顯而易見的。
四、結語
演化發展經濟學所提出的建立國家創新體系的政策建議還存在一些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但這一理論所提出的著眼于工業生產部門進行分析的視角和相關結論，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和借鑒的。在現有的資本基礎、制度基礎和知識基礎等約束條件下，短期內要求貧困國家轉向馬歇爾—熊彼特式的經濟活動，可能有些理想化色彩，但其方向卻無疑是正確的。比較可行的辦法或許是，用摩根索—馬爾薩斯式的經濟活動保障經濟系統的穩定，引導和鼓勵馬歇爾—熊彼特式的經濟活動以促進經濟系統的升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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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挪威]埃里克·S.賴納特，2007：《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賈根良、王中華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4][德]安德烈·岡德·弗蘭克，1999：《依附性積累與不發達》，高铦、高戈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5][美]保羅·巴蘭，2000：《增長的政治經濟學》，蔡中興、楊宇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6]張夏準：“踢掉梯子：新自由主義怎樣改寫了經濟政策史”，載杰弗里·霍奇遜主編，2005：《制度與演化經濟學現代文選：關鍵性概念》，賈根良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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