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固和完善國企全民性質是遏制腐敗的基礎

　　楊松林

　　(這是應《國企》雜志要求寫的文章，原文國企雜志已發。本文最后一部分因當時考慮不適合發在國企雜志上沒有寫，今天發時新加了這部分)

　　改革開放以來，以錢權交易、以權謀私為形式的腐敗問題日趨嚴重，逐漸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已經成為嚴重影響經濟正常發展、社會安定和倫理道德建設。近年來，頻頻發生國企高管腐敗事例，一些人認為國企的存在是中國滋生腐敗的根源。2011年6月，所謂反腐專家，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林喆做客強國論壇，煞有介事地提出“國有企業滋生腐敗的四個深層次原因”。有的人在論壇里說：“公有制是滋生腐敗的最佳制度”。

　　日益嚴重的腐敗問題與國企的關系究竟如何，當前的腐敗是不是公有制制度滋生的，以及如何治理普遍存在的腐敗問題，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內容。

　　公權和金錢——腐敗發生的條件

　　所謂腐敗就是指濫用公權，公權與金錢進行交易。沒有權利自然不存在權錢交易，因此有“權利導致腐敗，絕對權利導致絕對腐敗”的說法。這個判斷句已經作為人們論述腐敗問題的大前提。由于國家行政權利高度集中是社會主義體制的一個共同特征，因此，把腐敗和絕對腐敗說成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似乎就有些緣由。

　　權利在任何社會都是存在的，尤其是公權。無論古代還是現代，只要國家存在，公權就存在。從邏輯上講，只要有公權就存在權利與金錢交換的可能性。

　　同時，既然一般意義的腐敗是公權與金錢的交易，那么假如沒有金錢，或者說資本，邏輯上一樣不會發生腐敗。問題在于，金錢和資本也是自市場交換出現后就一直存在。這樣看，只要國家存在，公權存在，市場存在，金錢存在，錢權交易的腐敗就必然存在。腐敗像一個硬幣，一面是公權，一面是資本。失去其中任何一面，腐敗就不存在。可惜人類自進入文明時期，公權和資本就都存在。

　　如果繼續推演這個道理，權利越集中，腐敗就可能越嚴重。但是是否存在金錢的作用越小，或者說是社會中缺失與權利交換能力的資本，一般意義的權錢交易也會減弱呢?從邏輯上講是可能的。同時，一個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資本有強烈與權利交換的沖動，但因公權被制約，一般意義的權錢交易也應該會減弱。

　　假如可以這樣推演，是不是當權利高度集中，同時市場化無節制發展的國家，腐敗就特別嚴重呢?邏輯上講應該是可能的。

　　以上判斷并不僅僅是邏輯推演，觀察一下歷史會發現還有充分例證。

　　我們都說蘇聯時期權利高度集中，因此腐敗很嚴重。腐敗導致了蘇共脫離了蘇聯老百姓，以至于蘇共解體前的民調中，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達85%。最終在葉利欽策動蘇聯解體，宣布蘇共為非法組織時蘇聯群眾很漠然。

　　但是，如果認真閱讀一下蘇共“腐敗史”會發現，蘇聯在很長時期的所謂腐敗，并不是是一般意義的權錢交易，而是以權謀私。也就是整個公權體系逐步形成一個利用公權自我服務體系。公權被大量用以享受高級別墅和出國，安排子女，侵吞國家財產活動，并沒有行賄受賄、利用職權出賣公權以賺取錢財的史實。原因很簡單：當時沒有私人資本，不存在公權與資本交易的機會。而且即使到所謂腐敗最高峰時期，這些能夠享受特權的官員及其家屬從多里算不到三百萬，涉及金額與蘇聯當時世界第二的財富創造相比，或者與那種幾乎無官不貪，動輒涉及數千萬甚至上億的受賄相比，被侵吞的社會財富微不足道。

　　斯大林時期所謂“資產階級法權”還比較嚴重，干部與職工的工資差別，市民與農民的收入差別，知識分子與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差別還比較大，到了赫魯曉夫時代，這個差別已經被嚴重縮小，工農之間，腦體之間收入差距幾乎被抹平?？梢哉f蘇聯曾經創造過人類歷史上基尼系數最小的“共同富裕”時代。六十年代的中蘇論戰中，中國共產黨只能從官僚主義方面批評蘇共，但很少能指出腐敗的例子。

　　蘇聯真正出現一般意義腐敗恰好是所謂市場體系引入時期。1965年勃列日涅夫上臺后，由柯西金主持進行了“新經濟體制”的改革，改革的核心一是強化經濟核算，還有一點就是所謂“物質刺激”，也就是建立和擴大了歸企業自行處置(大多用以獎金)的企業基金。有了金錢自然有了以權謀私的機會。據 1966年實行新經濟體制的704家企業統計，來自利潤提成的物質鼓勵基金，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得總額的81.7%，工人得總額的 18.1%。

　　到安德羅波夫時代，市場經濟因素被進一步引入。面對嚴峻的農業問題，1983年3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和全蘇農業會議分別作出決議，決定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中廣泛推行集體承包制，并擴大了自留地和自由市場數量。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很快就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一些產業管理部門改為“康采恩”，部長變成董事長，允許私有經濟存在并給予與國有經濟平等地位。官僚取得的支配權逐漸演變為隱性的占有權。當時連共青團也動了起來，開始經營“共青團經濟”。開辦共青團商品交易所等。“人們委托我成為百萬富翁”成為當時一些青年干部的口頭禪。官僚利用權力開始在國有的名義下暗自積聚個人資本。雖然從戈爾巴喬夫上臺到蘇聯解體只有兩三年，但意義是深刻的。1992年，利加喬夫在《戈爾巴喬夫之謎》一書中，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劇”時說：“可怕和無孔不入的營私舞弊勢力，簡直是一瞬間，大約一兩年時間，就取代了幾十年在蘇共和整個社會中滋長并泛濫的營私舞弊分子。這股勢力扼殺了1985年4月以后在黨內出現的健康發展的開端。這股寄生勢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馬鈴薯甲蟲一瞬間吃光馬鈴薯的嫩芽那樣，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結果，一個奮起實行改革的國家就這樣失去了平衡，受到動搖，現在已墜入深淵。”

　　顯然，在高度集權的體制中，腐敗是隨著市場化和金錢的作用增加而強化的。前蘇聯最嚴重腐敗時期恰好在其解體前后，這個時期新的權利體系沒有產生，行政和經濟權利依然高度集中，同時休克療法提供了最無節制的市場化過程，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個人利用公權侵吞全民財產發生了。到1996年，俄羅斯一半以上資產被8個巨富占有，他們甚至控制了大部分有影響的媒體，影響著俄羅斯的政治進程。而這些富豪中，61%來自前政府官員。權錢交易的最高峰時期，葉利欽和大部分政府官員要看老板的顏色行事。

　　蘇聯和俄羅斯的近現代史演義了一個從權利高度集中情況下市場化過程中腐敗產生的典型過程。這個過程讓“權利產生腐敗”有了更完整的內涵：腐敗就是權錢交易。權利產生腐敗，金錢也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利與絕對的金錢一起才產生絕對的腐敗。

　　國有經濟遭遇市場化產生最大腐敗

　　前蘇聯的腐敗發生的特點和過程與中國的情況并不完全相同。中國共產黨很早就注意到蘇聯共產黨縱容特權的肆意膨脹問題。從1956年開始，中共就開始以消除官僚主義，消除干部脫離群眾，打擊以權謀私為目的的幾場運動。這包括后來因反右終止的整風運動，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因此，雖然中國也一定程度存在著特權，但程度要比蘇聯輕得多，并且處在消減趨勢。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嚴厲打擊貪腐行為和對黨員干部持續的革命理想教育讓中國即使在文革極度混亂情況下，腐敗問題也很少發生。一直到市場化改革開始甚至改革初期幾年中，權錢交易情況一直不嚴重。這是蘇聯市場化僅僅兩三年就造成整個社會政治經濟崩盤，而中國能持續進行至今的根本原因。

　　高度集中的權利和無節制的市場化必然滋生腐敗，而且是越來越嚴重，難以遏制的腐敗。主流學者不厭其煩地指出：是權利過度集中導致了中國腐敗的產生和日益嚴重。但是他們很難解釋的事實是：改革開放以來，行政權利一直在弱化，無論政治還是經濟方面飛權利集中度都在縮小。而正是這個過程中，腐敗在不斷強化。權利弱化的同時腐敗在強化，歷史事實無法讓主流學者的理論自洽。

　　主流學者還有一個重要理論：政企不分是腐敗的根源。但這也找不到事實依據。即使在政企不分的八十年代，腐敗并不嚴重。隨著政企分開，腐敗在加劇。其實道理恰好是：政企不分，權錢交易的腐敗反而沒有產生的依據——因為權利和金錢都隸屬同一公權，個人不可能同時擁有公權和同一公權管理的資本。只有政企分開，個人才能通過公權侵吞另一公權管理的資本。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茲對此解釋得很清楚：“在80年代末辯論蘇聯發展的方向時，由10萬人組成的‘精英集團’開始做出選擇性的思考：如果改革達到民主化，就會減少特權和權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雖有相對的特權和地位，但特權又受到原有的社會主義機制的限制，也不能積累過多的財富，更不能把特權和財富傳給自己的子孫后代。因此精英們認為資本主義能夠為他們提供最大的機會，不但管理，而且擁有財富、傳給子孫”。

　　從國有經濟走向市場經濟都有一個宿命般的歷史過程：二戰以后，大量新獨立的落后國家都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國有化政策，都有不少國有經濟。八十年代以來，很多發展中國家受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影響，以及西方國家和他們所操縱的經濟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斜坡下，開始“改革開放”，其中一個重要行動就是減少國有經濟，把一些國有企業賣給私企和外企。可以看到的事實是，無論阿根廷、墨西哥、巴西還是蘇聯和東歐國家，這個過程都是一個濫用權利侵吞國有財產的過程，報刊上有關消息比比皆是。

　　操作的方法包括：官員與原國企領導勾結，官員受賄，原國企領導侵吞國有資產;官員與老板勾結，官員受賄，老板侵吞;官員指示自己親友直接侵吞。有的情況下地方國營企業改制中雖然具體官員沒有從中受賄，但地方財政出于收入考慮也濫用權利賤賣國家財產。當然，所謂國企改制還包括把國有企業改制為社會企業，也就是股份化或上市。這個過程中，官員通過讓自己親友或明或暗占有股份制企業股份是最常見方法。

　　中國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鄉鎮企業改制以及國有企業上市過程中一樣存在著這些情況。這是國企滋生腐敗的發端，也是國企腐敗中最大淵藪。

　　2007年1月《財經》雜志發表《誰的魯能》一文透露這一消息：

　　到2005年年底，魯能集團這個原國家電網山東電力集團下屬的三產企業總資產不僅早已超過母公司，而且大于勝利油田、兗州煤礦、海爾集團成為山東第一大企業，總資產達到738億人民幣。而記者發文時候，發現魯能91.6%的股份正在被兩家北京公司——北京首大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和北京國源聯合有限公司以37億人民幣收購。這兩家公司的性質有一點可以肯定——不是國有企業。

　　當然，這件事被披露后魯能改制活動不了了之，而且這兩家公司的背景至今依然是個謎(起碼在公開媒體上)。但做下面兩個推測不會是沒有譜的：首先，沒有權利參與，甚至可以說沒有非常高的權利參與，沒有人能拿三十億資產博取七百多億資產。其次，能發生這樣數百億級別侵吞國家財產的事件，通過改制侵吞國家財產的情況一定很嚴重，很普遍。

　　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提倡新自由主義的學者是推動這次國企和集體企業改制的理論推手。中國著名倡導自由主義的學者秋風先生，最近在《二十一世紀》雜志上承認：“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存在大量內部人私有化、權貴私有化現象。而對此，經濟自由主義要承擔一定責任，至少是理論上的責任。基于上面簡單勾勒的信念，他們急于消解國有部門，就像著名的‘冰棍理論’ 所暗示的，盡快私有化，不管採取何種方式;而最快捷的私有化當然是權貴私有化。經濟自由主義從經濟系統整體效率改進的角度，對此予以默許，甚至給予一定的支持，因為這起碼實現了私有化……當局迅速地實現了執政綱領的轉型，于是有了胡溫執政以后‘和諧社會’綱領的提出。相反，經濟自由主義者相當遲鈍，仍然按照自由市場經濟學的邏輯進行自我辯解。但是，這種復雜的學理性辯解不可能說服公眾。在大眾眼中，經濟自由主義聲譽掃地。”

　　但是，秋風先生說的“從此，他們失去了十年間在公眾心目中的榮耀：在公共政策討論中，他們也日趨邊緣化”并不確切，這些腐敗的推手并沒有絲毫羞愧，而是在2009年初開始把矛頭對準剩余的國有經濟。幾乎所有此前推動那次國企改制的專家學者，無論體制內外，甚至包括部分兩會代表，都批評政府策動了“國進民退”，指責國有企業壟斷，甚至把貧富分化和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歸結為國有企業的存在，要求國企從競爭行業中完全退出，同時讓出包括國家戰略行業的壟斷性產業。張維迎先生還樂觀的說：國有經濟很快會縮小到占經濟10%份額以下。

　　無論國有經濟縮減份額還是從競爭和壟斷行業中退出，都意味著又一次“改制”，因為并不存在通過國有企業“關門”、“破產”實現國有經濟縮減的可能性。國退民進本身就意味著國家資產改制為國內外的私人資產。這些專家們論證縮減國有經濟的必要性進行了將近3年了，至今還通過天則所的“研究”告訴政府國有企業的種種弊端和國企存在的不合理性。但是他們與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一樣，依然沒有提出“國退”的任何具體方案，更不要說如何避免“國退”過程中出現利用公權侵占國家財產的措施和方法了。

　　這些體制內外的所謂專家在給政府提出政策主張時，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者，不是新自由主義的“信徒”身份，而是國家政策的推動者。這也可以從自2009年初以來在他們的催促下，政府官員不斷出來解釋“實際上沒有出現‘國進民退’而是在‘民進國退’”，以及政府出臺約束國有經濟在壟斷行業的空間和鼓勵進一步私有化的政策看出來。那么，他們扮演的真實角色將依然是新一輪腐敗的推手，而不是他們自己宣稱的“權貴資本主義”的批判者。

　　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國家，行政權利與國有經濟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樣的國家在實施市場化進程中會滋生嚴重的利用公權侵吞國有資產的現象，存在讓國有經濟的一部分變成官僚資本的可能性。這種現象和可能性可以從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侵占國有資產的過程;大量發展中國家消減國有企業過程;前蘇聯和東歐反水后消除社會主義經濟成分過程;以及中國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改制”過程中得以驗證。這里面有什么樣的規律，如何避免這類現象的發生，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和研究的重大課題。

　　避免“為少數人所得而私”

　　行政權利和經濟權利的高度集中并不直接產生一般意義上的權錢交易腐敗，但依然有可能產生以權謀私方式的腐敗，甚至出現整個官僚體系自我服務傾向，這是蘇聯歷史給出的例證和教訓。

　　在七八十年代，雖然蘇聯經濟進入一個慢速發展的時期，工業產品平均增長速度從1966—1967年的8.5%和1971—1975年的7.4%下降到1976—1980年的4.4%和1981年的3.4%。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相應從7.8%和5.7%下降到4.2%和3.3%。[1]但這個時期整個西方經濟的處境比蘇聯和東歐還糟。嚴重的，動輒兩位數的通貨膨脹加上低速經濟增長(1970-1990年間除日本外整個西方國家年均經濟增長在2-3%之間)，西方經濟被稱為進入“滯漲”階段。并不存在想象中的西方經濟社會欣欣向榮，社會主義陣營風雨飄渺的情況。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幾個月內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整體倒戈資本主義的事件呢?除了這些國家執政黨自身持續妖魔化斯大林致使自己形象受到致命傷害以外，官僚化導致的公權異化，官僚集團整體以權謀私是重要原因。

　　雖然市場化國家里大多數普通人也并沒有享受富人生活方式的實際機會，實際存在著按金錢大小分配政治、司法、教育等權利的情況，但從理論上市場體系提供了這種可能性。而在權利高度集中并且官僚化的社會主義體制里，一些奢侈享受是有規定性的。特供商品，特別休假和出國機會，權利對教育和升遷的作用都能讓普通居民實實在在的感受到。與前者相比，權利決定個人發展空間更容易讓人不滿。因此，社會主義國家一旦整個官僚系統官僚化，并讓85%的人認為執政黨是代表“官僚、干部、機關工作人員”利益的時候，社會矛盾繃緊程度會非常高。即使面臨國家解體這樣關系整個民族命運的大問題時，很多群眾也會采取“關我什么事兒，變了總比不變好”的態度。

　　因此，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防止公權異化，防止干部體系自我服務，杜絕以權謀私是生命攸關的大事。

　　尤其在“改革開放”時期，市場化提供了私人資本存在的合法性，權錢交易的機會無處不在，滲透在幾乎社會的各個角落和社會經濟運行的每一個環節。從蔣介石統治時期到蘇東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化進程中，甚至中國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發展中都可以看出，這個時期最大的腐敗會發生在“國退民進”的過程里。

　　與八十年代后期利用價格雙軌制以權謀私的“倒指標”相比，與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利用權力和金錢“跑貸款”相比，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和鄉鎮企業改制，關于利用權力置換私企股份，以及國有土地的規劃、買賣所產生的以權謀私無論數額還是危害都是一個地下，一個天上。因此，國家只要對國有經濟性質和份額進行調整，首先要考慮的不是別的，就是公權異化的環節和漏洞。在沒有設計和調整出能夠從制度上限制公權異化以前，寧可不調整也比慌忙調整強。

　　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看，國有經濟本身并不產生絕對的腐敗，絕對的腐敗只會出現在“改制”過程中，這一點馬薩諸塞州大學教授大衛·科茲觀察的很到位(見前引述)。無論從中國還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看，由于體制的約束，高度集中的行政權利與高度集中的經濟權利之間很難發生權錢交易。計劃經濟時期，一個省農機局的科長掌握著全省數十萬噸柴油指標，權利不能說小。但從體制上看很難出現以權謀私的漏洞，大部分人會做到最終一塵不染。即使發生了以權謀私現象，數量都很小，性質也不嚴重。我們可以從效率方面挑出國有企業的毛病，但很難找到國有化縱容腐敗的實例和邏輯。因為國有企業效率存在一些問題就要“國退民進”，無異于潑洗澡水時連盆里的嬰兒一起潑出去，不是一般的得不償失。

　　最主要的是，效率并不是衡量國企是否應該存在的理由。避免生產資料，尤其是避免關系國家和公共利益的生產資料“為少數人所得而私”才是國有企業存在的理由。這一點連孫中山都意識到并在國民黨一大報告中講得很清楚。如果一味強調國退民進，不采取任何有效控制以權謀私的國退民進，不僅不能實現通過國有化避免“為少數人所得而私”情況的發生，反而會助長這種現象。這不僅有悖于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基本主張，甚至是從新民主主義主張的倒退。

　　黨員干部自律、強化群眾監督、增強國企的全民性質

　　2009首都經濟學界新春論壇上，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高尚全先生說：“我們一個傳統的觀念，社會主義就是國有化，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兩者之間劃等號了，實際上并不是。”

　　高先生這段話的本意是用“國有化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來否定“社會主義意味著實行國有化”，但他還是說出了一個事實，就是國有化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國有經濟，一些國家的國有經濟比重甚至很高，而且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后，西方國家的國有化程度在增加。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國家在搞社會主義。最典型的是，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把日占區被日本強行合資的企業通通以“日偽資產”沒收后，黨政資產占中國近現代產業資本的75%以上。但全國人都清楚這不是社會主義經濟，而是官僚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國有資產不僅被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集團所隨意侵吞，而且被用以打內戰，鞏固蔣介石的專制統治。因此，國有化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只有國有經濟和國有資產脫離為官僚體系服務，摒除官員個人利用市場化為自己謀利的性質，實現為人民服務，國有化才有意義。

　　相比較而言，私人占有更有利于“為少數人所得而私”，國家占有更容易避免“為少數人所得而私”。讓資本家血管里流淌“道德血液”是癡人說夢，一個以為人民服務為目標的國有經濟才可能讓資產的公共利益最大化。一些人這些年雞蛋里挑骨頭拼命挖掘國有經濟占主體時期的所謂腐敗現象，肆意想象無限上綱，并沒有讓多數老百姓得出國有經濟占主體時期比現在腐敗的結論。無論遍布中國的唱紅歌還是毛澤東熱都在說明老百姓普遍意識中國有經濟與腐敗沒有聯系。

　　在國有經濟占主體時期，哪個商品是“國營”產的，哪個商品的質量更可信。只標“國營”沒標“地方國營”的最受歡迎。那個時期沒人擔心地溝油、蘇丹紅鴨蛋、大頭娃娃奶粉……的原因只有一個：國有經濟，而且是為人民服務的國有經濟占主體。

　　因此，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不僅是憲法第七條“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的要求，也是大多數老百姓的期盼。

　　憲法是所有中國人首先需要遵循的行為準則。憲法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和第七條“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公有制和國有經濟性質的基本描述。無論政府、兩會還是公民只能以這個基本敘述來衡量是非并作為行為準則。

　　目前國有經濟在“全民所有”方面是否完全符合憲法要求受到一些質疑。

　　自從大家都意識到居民收入差距已經成為嚴重社會問題后，主流學者眾口一詞說是國有企業壟斷造成的。理由是國企職工工資福利過高，是出現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雖然這種說法在邏輯上完全顛倒(收入差距的形成只能是資本收益與勞動者收益的差距，不是勞動者群體間的差異)，事實完全錯亂(貧富分化顯現在資本收益份額不斷上升，勞動者報酬不斷縮小)，但至今依然是各大媒體和主流學術刊物的流行說法。

　　雖然這種質疑偏離了事實，不符合邏輯，但國企全民性質受到損害卻是存在一些現象的。

　　首先，現在的國有經濟單位的職工地位出現嚴重差異。很多單位正式職工只占較少比例，這些職工享受高的工資福利，工作穩定，占據較高級別位置。大量一線工作的合同制職工無論在工資還是福利待遇方面都明顯低于正式職工，而且不穩定。此外還有工資福利更低，就業穩定性更差的大量零時工，以及以短工形式存在的農民工。一些所謂國企正式職工趨向于“工頭化”，讓國有企業自身存在為少數人自我服務的機制。這使國有經濟的性質受到損害。嚴格來講，這屬于“為少數人所得而私”的腐敗現象。

　　其次，國企高管的高薪化缺少制約措施。國企高管拿較高年薪有存在的理由，但是由于國有經濟與行政權利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如果缺少有監督的任免機制，一定會產生滋生腐敗的空間。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單純以政府的一個部門——國資委——作為國有經濟的管理和監督單位，不足以體現國企的“全民”性質。政府并不等于“人民”，“國有”與“全民所有”之間關系究竟怎樣體現，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講是個始終沒有真正解決的問題。如果沒有體現民意的全民代表對國有經濟運行優劣的評價，對國有資產的處理方案和處理程序的監督權甚至決定權，對利潤分配規則的制約權，國有經濟依然存在產生官僚資本主義經濟的空間。

　　也就是說，雖然國有經濟體制是避免“少數人所得而私”這個最嚴重腐敗狀態的基礎，但國有化和國有經濟并不一勞永逸地避免腐敗的產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如此。只有創造出避免國有經濟自身出現為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制度，通過擴大公有制經濟以減輕甚至消除腐敗現象才能實現。

　　從現在來看，進行一次黨員干部自律活動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十幾年的國企、集體企業改制過程中，有不少黨員干部或明或暗參與了侵占國家資產。這個問題不解決，不清理，很難得到群眾的信任。

　　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后說：“沒有什么比蘇維埃代表和不稱職的公仆的掠奪行為更使蘇維埃政權丟臉了。”

　　毛澤東在建國初期就指出：“共產黨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和人民群眾的利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國家機關，必須厲行廉潔樸素的，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工作作風”。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指出：“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只有搞好黨風才能搞好社會風氣”。

　　江澤民同志在《真正無愧于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一文指出：“身居黨政領導崗位的共產黨員，尤其應該把經濟要繁榮，黨政機關要廉潔作為座右銘，為廣大黨員干部作出表率”。

　　胡錦濤總書記也在各個場合強調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要廉潔奉公。

　　新黨章指出：“中國共產黨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范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

　　在現行政治體制下，共產黨只有按照鄧小平說的“只有搞好黨風才能搞好社會風氣”的原則辦事，只有共產黨員，尤其是共產黨領導干部做到嚴格自律，不在對國有經濟的管理中，尤其不在國有企業改制中為自己和親友謀取私利，而且做到自己和親友已經侵占的完全退回，才能無愧于共產黨員這個稱號。才能通過不斷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消除腐敗現象。

　　“打破國企壟斷”會不會掀開新一輪腐敗?

　　近年來，無論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主流學者都在呼吁一件事兒，就是要打破國有經濟對鐵路、通訊、石油、電力等壟斷行業的壟斷，很多媒體尤其是南方報系不斷為這些主張搖旗吶喊，打破國企對壟斷行業的壟斷基本已經是上下的共識。我們似乎又回到了歷史的起點：上世紀九十年代上上下下都認同“國企是冰棍，一賣了之”的那種氛圍。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再一次順應了這個氛圍，提出“要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進壟斷性行業體制改革”的意見。2011年4月，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撰文 《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方向的思考》指出，國有大企業不能簡單地退給其他所有制企業，比較現實的辦法是在國有體制下直接進行市場化改革，依托資本市場改制為公眾公司，實現國有企業的多元化、市場化和國有資產的資本化。同時，《經濟參考報》根據“天則所”的研究，提出“打破壟斷不可簡化為分拆或民營化”。似乎中國不會重復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那種國退民進期間大量國有資產被私人侵吞的失誤了。

　　稍微正視現實的人都會發現，即使中國私營企業想從龐大的壟斷行業中獲利，也沒有這樣的實力。甚至即使進入這些行業，在與國企競爭中也一定一敗涂地，鎩羽而歸。原因不是這些壟斷性質的國企會受到國家庇護，因為這些行業資金規模太大，牽涉行業太多，技術和管理要求太高。幾十億進去連聽個聲都難。因此，所謂“簡化為分拆或民營化”原不是這類行業中國企改革的可能性范圍。這才有通過股份化，具體說就是通過上市后成為公共公司的說法。

　　那么假如真的把現有大型國企，壟斷行業的國企通過上市進行深化改革會是什么結果呢?筆者認為，結局一定是一輪觸目驚心的腐敗過程。也就是一些企業的部分股份被“制度化的安排”為高官家族的股份。不顯山不漏水，最后會發現中國國有資產成了“四十大家族資產”、“四百大家族資產”。

　　到了中國人再次清醒的那天(比如今天無論左右都理解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國企、集體企業、鄉鎮企業改制的副作用)，“自由撰稿人”秋風先生將不得不再寫一篇文章，他大概會這樣寫：

　　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后，中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刺激增長。由于國家資本只能投入國有經濟，形成國有經濟增長一時扭轉了頹勢。于是，提倡新自由主義的學者在2009年初對此進行了激烈的抨擊，要求打破國有經濟對一些行業的壟斷，提出國企是造成分配不均的主要責任者。到2010年年初的兩會期間這種看法達到高潮，并迫使中央作出對國企壟斷進行改革的決定。在體制內外自由主義學者的倡導下，這次改革以國企通過上市成為公共公司為主要途徑。但是，對于此前少數高官利用職權已經國企上市過程中為親朋占有股份，甚至使之成為家族企業的問題，自由主義學者并沒有給公眾以警示。沒有告知公眾這次“改革”可能出現新一輪的嚴重腐敗，對新型腐敗的機理沒有做任何描述，對于如何避免在這種新的改制中必然出現的侵吞國家資產的政策設計、懲戒辦法更是只字未提。于是，但現在老百姓發現這次所謂“打破國企壟斷，深化國企改革”，是一次比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更嚴重的侵吞國有資產的過程。于是“在大眾眼中，經濟自由主義”再一次“聲譽掃地。”

　　[1] 見《八十年代蘇聯經濟增長速度的幾個問題》季謨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ELSY1983060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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