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到底有什么用——投資銀行家所為大多沒有社會價值

華爾街到底有什么用——投資銀行家所為大多沒有社會價值

美國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基本運作狀況

 
 作者：[美]約翰•卡西迪　著　張征　徐步　摘譯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0期

 摘要： 2010年11月29日號美刊《紐約客》經濟年鑒專欄發表了約翰•卡西迪題為《華爾街到底有什么用——投資銀行家所為大多沒有社會價值》的文章，生動地描述了美國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基本運作狀況，并指出為實體產業提供融資和咨詢服務早已只占金融資本業務收益的微不足道部分，金融資本的主體工作是投機性交易。沒有任何經驗論據支持大多數金融創新具有社會價值。文章內容如下。
 

 
 　　多年來，美國最賺錢的行業之一根本不用設計、建造或出售任何有形產品。

　　數月前，我聽說花旗銀行母公司花旗集團首席執行官維克朗·潘迪特將獲嘉獎，表彰其在“推進美國資產建設領域的貢獻”。這跟夸英國石油公司努力改善環保和稱贊臉譜網致力于隱私保護沒什么兩樣。過去10年中，花旗成了金融誤判、魯莽放貸和巨額虧損的代名詞。與其說這是資產建設，不如說是資產剝蝕。2008年末，要不是靠政府救助，無序擴張中的花旗很可能已崩盤。直到現在，花旗集團的最大股東還是美國納稅人。

　　潘迪特曾任投資銀行家和對沖基金經理。2007年，他將自己的投資公司以8億美元的價格出售給花旗銀行，凈賺1.65億美元。8個月后，花旗宣布數十億美元的壞賬后，潘迪特成為花旗新任首席執行官。他親眼目睹了花旗在2008年的瀕臨崩潰和之后的緩慢復蘇。

　　潘迪特接手花旗以來，集團出售或關閉了一些高風險交易業務，包括他曾經營的對沖基金，剝離公司不良資產，成立獨立實體——花旗控股，并給部分高管降薪。2009、2010兩年，潘迪特年薪只拿了一美元，沒有任何分紅。（但是，他沒有從出售自己的對沖基金所獲收益中返還一分錢。）

　　自古巴比倫頒布《漢謨拉比法典》以來，沒有任何一個高級社會能離得了銀行和銀行家。銀行讓人們有處借錢。現在，通過使用電子支付系統，銀行讓人們能脫離票據和現金進行交易。銀行在引導儲蓄進入生產投資方面也扮演著關鍵角色。當儲戶將資金存入儲蓄賬戶或定期存款賬戶中，銀行就將資金貸給公司、小企業和家庭。時至今日，美國銀行、花旗銀行、摩根大通和其他銀行還幫助公司和政府通過發行股票、債券和其他有效證券集資。發行有價證券的業務曾是摩根斯坦利、高盛等華爾街公司的專屬特權，但在過去20年中，儲蓄銀行和投行間的許多界線已逐漸消失。

　　當銀行系統按常規方式運作——潘迪特口中的花旗正是如此——時，銀行就像供電局，哪里需要資金（電），就往哪里分配，并且記錄資金的具體使用情況。跟供電局一樣，大銀行在市場中處于絕對領導地位，使用恰當，能服務客戶，惠及國家經濟。然而，一旦銀行試圖濫用權利，謀取巨額收益，就會造成巨大損失。過去幾年，所有得以幸存的大銀行都已匯集更多資本、實現盈利。但是，經濟出現回暖，主要靠的還是美國政府的間接出力。

　　歷史上，銀行業的另一重要作用是為關鍵產業提供融資。這些產業包括鐵路、醫藥、汽車和娛樂。摩根斯坦利董事會主席約翰·馬克近日告訴我：“歷史上這種情況數不勝數。就拿科技大爆炸時代來講，起步于80年代末，由蘋果電腦和微軟引領，90年代開始興盛，出現思科、網景、亞馬遜等公司。這些公司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和智力資本。這離不開華爾街的融資支持。最先到來的是天使投資者，接下來是投機資本家，他們要想發展壯大，華爾街的作用不容小覷。”

　　66歲的馬克來自北卡羅萊那州，為人直言不諱。他靠橄欖球獎學金進了杜克大學，至今保持著運動員的強健體魄。我們坐在他位于時代廣場高樓里的辦公室里聊天，透過落地窗，能俯瞰哈德遜河。馬克稱：“如今，不只要技術，還要清潔技術。不管是乙醇、太陽能，還是其他可替代能源，所有產業都需要資本注入。我們有份清單，列舉了所有尋求融資支持的公司客戶。但是，摩根斯坦利不是一家獨大。整個華爾街已成為資本的源泉。”

　　馬克言之有理。摩根斯坦利為特拉斯電汽車廠籌過資，還曾投資一家燃料電池創新技術公司——布魯姆能源。摩根斯坦利的主要競爭對手高盛和摩根大通也在游說投資者關注乙醇生產商、風力電廠和其他可替代的能源公司。當然，銀行也為非環境友好型企業提供資金，比如福特、通用電氣和埃克森美孚。這些公司同樣需要資金維系經營。高盛首席執行官勞埃德·布蘭克費恩去年在接受一家英國報紙采訪時就提到，他和他的同事正在從事“上帝的事業”，即籌集資金（從而創造就業）。

　　但對華爾街而言，為新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只占其業務中很小一部分。科技泡沫破裂后，美國公司公開發行股票的數量一直未恢復到以前水平。2010年第三季度，只有33家美國公司上市，募集資金數額僅50億美元。絕大多數華爾街人沒有在費力尋找下一個蘋果公司，或為埃克森美孚扶植一個環境友好型競爭對手。他們收購、賣出現有公司和資本項目的有價證劵，或操作非實體經濟，比如股票價格和易手率。過去20年中，股票、債券、貨幣、期貨和其他有價證券衍生品交易量呈指數上升。2010年前9個月，摩根斯坦利的銷售和交易額占集團收益的36%，在利潤中所占比例更高。傳統投資業務，即為企業籌資和提供咨詢的業務，在公司收益中的比例低于15個百分點。高盛公司對交易依賴度更高。2010年7月到9月，高盛交易額為總收益的63%，公司金融業務僅占13%。

　　實際上，許多大銀行已從傳統業務轉型為大型商行，收益增減不再依賴客戶的資金需求，而是從市場中發現短期波動的能力。因為交易已成為核心業務，大銀行都長期致力于開發新金融工具。這種新工具只有所有銀行能銷售，競爭對手則暫時不能。類似污染許可和災難債券等新金融產品，已為公眾創收。但同時，也有一些新工具毫無意義，有些甚至完全搞砸，造成巨大的附帶損害，比如標售利率證券和擔保債務憑證。今年初的金融調查委員聽證會上，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指出，金融創新“不總是好事”，有些新工具令風險增大，有些主要目的是“利用不公平優勢，而非建立更高效的市場”。

　　一些監管者進行了更深入的調查。英國最高金融監管機構——金融服務局主席阿代爾·特納勛爵曾認為在華爾街和其他金融中心發生的很多事“毫無社會價值”，也就是說，其認為就算沒有這些金融中心，經濟也不會遭受什么損失。近期，在一篇題為《銀行是做什么的？》的文章中，特納指出，某些金融行為有實際價值，有些行為能創造收益和利潤，但沒有任何實際價值，即只賺取了經濟學家所指的租金。“金融行為能從實體經濟中抽取租金，而非實現經濟價值。”特納還寫到：“金融創新或許會以某種方式，在某些情況下，促進創造經濟價值，但其只是特殊情況，絕非理所當然。”

　　特納的觀點在倫敦這一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場引發恐慌。其言下之意，即認為倫敦和華爾街的很多人就是穿著細紋西裝的金融市場的惡房東或收費員。如果他們全體退休，回海灘別墅度假，宏觀經濟也不會怎么樣，說不定還會更健康。

　　勞動局數據顯示，1980年以來，廣義上的金融從業人員數量，從近500萬急劇增漲到750萬余人。同時，金融企業盈利能力相比其他行業實現大幅提升。如果把美國企業創造的利潤比作一塊蛋糕，25年前，金融公司切走的部分約占1/7，去年，這個數字超過1/4（2006年巔峰時期為1/3）。換句話講，在這個產生了IPhone、Home Depot（美國家居連鎖店）、立普妥（一種治療高膽固醇血癥和混合型高脂血癥的藥物）的時期，最好的工作卻還是沒有設計、建造或銷售任何一件有形產品的金融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到1980年，金融業從業人員與其他行業同等資歷人員相比，平均薪酬一樣多。2006年，金融行業工資比其他行業高出60%。在金融業中最富有的階層——華爾街，補貼更是一漲不可收拾。去年，當很多人面臨工資凍結甚至更糟糕的狀況時，高盛、摩根斯坦利和摩根大通等投行雇員平均工資暴漲27%，超過34萬美元。此數字把收入一般的前臺接待和收發室人員也算在內，所以高級銀行家的薪酬遠不止如此。據報道，高盛公司近1000名雇員在2009年每人獲得至少100萬美元的紅利。

　　所以，毫不奇怪，華爾街令有頭腦的年輕人趨之若鶩，而在以前，他們會想自己創業，或去美國航空航天局或參與維和。2010年春，哈佛大學近1/3的畢業生選擇投身金融業。哈佛經濟學教授本·弗萊德曼撰文慨嘆：“這么多技能最熟練、受過最優良教育、充滿激情的年輕公民，全都奔向金融業了。”

　　毫無疑問，大多數華爾街人相信他們的錢賺得理所當然。但至少有一位有影響力的金融家保羅·伍利絲毫不同意這個觀點。伍利現年71歲，英國人，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設立了伍利資本市場紊亂研究中心。“憑什么金融業成為規模最大、薪酬最高的行業？它只是一個公用設施，就像下水道和天然氣。”當我和伍利在倫敦會面時，他這樣對我說：“金融業就像癌癥，會無限增長，直到侵占全身。”

　　1987年到2006年，伍利是波士頓投資公司倫敦一家關聯公司的主管，此前，他曾任英國巴林投資銀行執行董事。該投行在1995年遭遇一起流氓交易員事件后破產。伍利還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供職。伍利其人身材高大、語氣柔和、風度翩翩，在倫敦市政府、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圈子里穿梭自如。身著薩維爾定制西裝，愛好古籍珍本收集，伍利看上去不像是個反叛分子。但是，在倫敦政經學院的辦公室里，伍利高興地對我說，他覺得自己就是這樣，“我們正在做的事有革命性意義，以前從沒人這么干。”

　　在波士頓投資公司任職期間，伍利經營著數家基金，涉及多國股票和債券投資。他還協助建立了首批定量對沖基金之一，依靠數學公式推算發現可盈利的投資。從他在倫敦市中心的高層公寓，伍利見證了周圍金融業的迅猛擴張。像花旗、高盛和瑞銀集團這樣的老牌投行正在不斷壯大。對沖基金和并購公司（私募基金）的數量也在激增。伍利所在的公司經營狀況良好，但他依然為一個基本的經濟學問題所煩惱：金融公司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大眾期望？它們的資本運用是否高效？

　　一開始，跟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樣，他相信交易使市場價格達到同經濟基礎相應的合理水平。90年代晚期的互聯網經濟泡沫改變了伍利的觀點。波士頓投資公司是一家“價值投資公司”，基于收入和現金流選擇股票。在納斯達克創建后，伍利和他的同事們沒有決定購入高價互聯網股票，從此，跟投入大量資金到科技股的競爭對手相比，伍利的基金落后了。據伍利回憶，1998年6月至2000年3月間，波士頓投資公司的客戶撤回了40%的資金。在接下來的五年中，互聯網泡沫破裂，價值股票比科技股獲得了更多收益，那些離開的客戶總體失去了超過60%的盈利機會。這次經歷之后，伍利突然意識到，那些在競爭環境中靠市場刺激謀取利益的金融機構，最后往往會把事情搞得一團糟。伍利稱：“跟大多數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認為的不同，金融市場并非高效，而是完全相反。”

　　銀行并不總是為存款人和投資者委托給他們的資金尋找最高效的投資途徑，它們可能會盲從潮流，無視泡沫。這些行為將資本注入到幾乎無甚價值或無長期價值的項目，比如在佛羅里達州沼澤地投機開發的不動產。金融機構也許還會兜售不透明的投資產品，比如擔保債務憑證。由于信息不對稱，銀行可向客戶收取高額費用，讓客戶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誘導承擔風險——這是一種利益尋租。“錯誤定價向資源分配釋放了錯誤的信號，最壞的情況下，會導致股票市場的爆炸式擴張和崩潰，”伍利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寫道，“尋租導致勞動力和資本的錯誤分配，將大量財富轉移到銀行家和金融家手中，甚至可能引發系統失敗。兩種方式都各有社會后果，但一經結合，可能導致一場財富毀滅的風暴。” 

　　伍利的學院最初耗資400萬英鎊（在英國，這數字很可觀），致力于研究金融市場機能不良。該學院于2007年設立，英格蘭銀行行長莫爾文·金出席了啟動儀式。金曾發表了數十篇研究文章，質疑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給經濟和社會帶來的收益。伍利中心由倫敦政經學院金融學教授迪米特里·瓦亞諾斯主管。瓦亞諾斯曾在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以及其他一流大學展示伍利中心的研究成果。他還曾發表“十點宣言”，解釋互助基金、養老金和慈善基金如何通過收費和傭金，肥了華爾街和倫敦人的錢包。伍利的建議中的一點就是，投資基金應限制投資組合交易額，拒絕支付功能費，避免資金注入對沖基金和私募公司。

　　從倫敦返美后，我跟艾菲科（Evercore）公司的首席執政官拉爾夫·舒爾斯泰因聊了一次。該公司是家擁有約600名雇員的小型投資銀行，負責為企業合并和收購提供咨詢建議，很少從事發行和交易有價證券業務。

　　舒爾斯泰因稱：“從企業到家庭，都有對集資的需求。2008年末，2009年初，我們已看到一旦這種集資、資本分配機制垮臺，對經濟會產生多么巨大的影響。美國經濟不同于世界其他經濟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我們始終擁有大規模、透明的資金池。這使得美國資金成本比競爭對手低。”

　　同時，舒爾斯泰因也同意伍利的觀點，即華爾街也存在問題，其中很多都源自其規模。80年代早期，高盛和摩根斯坦利的規模跟艾菲科現在差不多，現在它們已經成長了很多倍。當然，規模大不一定是壞事。但當膨脹到一定規模之后，華爾街會面對一系列新的挑戰。在私人合伙企業，經營公司的人將承擔虧損壓力，而不是來自外部股權持有人的壓力。這種結構能降低人們不計后果的意愿。此外，小銀行很少借助外部資本，這使他們能通過為客戶獲利和收取傭金而獲得不錯的回報。而大銀行為了實現股權人期望的利益，不得不承擔更大的風險，導致他們不得不進行交易操作。“這些大公司的領導層傾向于雇用能調用大量資金并利用其賺取可觀回報的人，”舒爾斯泰因稱，“這種人通常來自交易和資本市場。”

　　部分交易種類有一定經濟作用。比如市場作價，即銀行積累大量證券存貨，以代客戶買入或賣出。銀行還從事交投活動，以符合客戶規避或承擔風險的需求。美國航空公司可能會向摩根斯坦利支付一定付費，以保證它的航空燃油價格在三年內不會漲過一定水平。這時，銀行會在石油期貨市場進行一系列交易，以應對一旦燃油價格上升，它將不得不向美國航空公司支付費用的情況。然而，一些交易為客戶利益所驅動并不代表其對社會就有益。銀行經常設計復雜的交易策略，如養老金，為客戶提供幫助，或為富裕人士繞開管理機構，減少稅額負擔。對客戶來說，這些金融工具可創造價值。但是從社會角度來說，這些手段只是在轉移資金。馬薩諸塞州立大學經濟學家杰拉德·愛普斯坦表示：“經濟學家通常認為這種金融創新增加了餡餅的尺寸。但實際則恰恰相反，它們只是對資金進行重新分配——往往是從納稅人轉移到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

　　與此同時，大銀行也采用許多不是服務于傳統客戶的交易方式。例如自營坐盤交易，即將銀行自己的資金投入市場流通。除銀行是為股權所有人獲取收益而存在的論點外，這種交易實踐沒有社會意義。《多得-弗蘭克金融改革法案》的要素之一即所謂的伏爾克條例，就是要限制銀行利用存款進行過多風險交易。有人認為，此條例已阻止銀行從事自營坐盤交易。然而，該法則究竟如何應用尚不明確，區分作價市場和某些類型的自營交易也并非易事。若一家公司下注市場利率下行，只需利用其市場作價單元建立投資債券即可。

　　《多得-弗蘭克法案》也沒能消除舒爾斯泰因所描述的“一系列投機、而非有效資本市場的行為”。由于銀行深度參與其他交易商的投機行為，特別是對沖基金主導的投資交易，導致金融業崩潰，對沖基金瘋狂的買入賣出，為華爾街公司創造巨額收入和傭金。舒爾斯泰因認為信用違約掉期是一種純粹為投機服務的金融衍生品。當投資者或金融機構買入這種掉期交易時，購買的并非債券本身，而是賭債券是否會違約。在泡沫高點，銀行每發行一美元債券，也許就會發行20美元的掉期對賭。“發行1億美元債券，就意味著發行和交易20億美元掉期，”舒爾斯泰因稱，“這太瘋狂了。”對銀行來說，創建這種巨大的對賭交易的行為很瘋狂，但獲利相當豐厚。2007年末，信用違約掉期票面總值高達約60萬億美元，是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四倍有余。金融機構每發行一種掉期，都向用戶收取傭金。但信用違約掉期是零和游戲。有人贏，就有人會輸。總體而言，掉期幾乎沒創造任何價值。

　　市場崩潰后，信用違約掉期發行量小了很多。但是，允許華爾街公司向養老金和慈善基金兜售價值不確定的有價證券的隱性文化大體上依然存在。“傳統意義上，華爾街跟其大客戶間的關系基于‘大小伙子’概念，”舒爾斯泰因解釋稱：“你正在接待的就像一位精明的投資者，他能依據自己的判斷開展投資。例如，如果加利福尼亞公務員退休金想購入一家主流銀行出售的短期債券，銀行沒有責任告知他們很多。在華爾街，這種方式是可以接受的。”2010年早些時候，證券和交易委員會對“大小伙子”概念提出質疑，指控高盛未公開其出售的次級房貸證券的相關信息，但案件以高盛不承認任何錯誤告終。

　　大銀行堅持認為，為滿足企業用戶需求，它們必須擴大規模。潘迪特跟我講：“我們在159個國家開展業務。企業要走向全球，就需要我們。全球企業都需要現金管理和資本市場。我們能滿足這些需求。”花旗集團的26萬名員工中，超過2/3都在美國以外工作。2010年前9個月，花旗利潤中的約3/4來自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在巴西，花旗協助巴西國家石油公司上市，在英國幫助工程公司如湯姆金斯公司實現杠桿收購籌集資金。

　　“這都是為了客戶，”潘迪特繼續說道。花旗和其他銀行在泡沫期間的最大錯誤，就是把自己從事投資、交易，而非代表客戶收取收益，看作銀行基本職能之一。

　　盡管潘迪特試圖重建花旗文化，花旗依然深度參與到各種形式的交易中。花旗投資銀行業務分支在過去10年內增長快速，為集團賺取大約三成的收入（在前9月中創收近200億美元），及超過2/3的凈利潤（同期上漲60億美元）。此外，投資銀行業務中，其收入的每一美元中有80美分來自買入和賣出有價證券，只有14%來自為企業籌資和提供咨詢服務。2010年1月至9月間，僅花旗集團證券交易員就創收125億美元有余，超過花旗在北美全部分支的總和。

　　許多銀行認為，交易帶來的收入實在太豐厚，難以放棄。他們正試圖說服政府官員以盡可能寬松的方式實施《多得-弗蘭克法案》。摩根斯坦利和其他大公司也正在重建其證券業務，整合汽車貸款、信用卡抵押及其他形式的信貸，然后發行由公司背書的債券，甚至包括一些證券化的基本抵押貸款。我問馬克是否能預見次級抵押債券卷土重來。他答道：“我認為時機一到，它們會回來。我希望如此，因為這將給市場帶來巨大的流動性。”

　　“流動性”是用來形容買入及賣出的難易程度。一家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的股票具有很高的流動性。靠貼現經紀公司，你可在數秒內將股票售出，且只需支付不到10美元的傭金。一間巧克力工廠是非流動性資產，處置其將耗費大量時間，且成本高昂。就股票市場和其他形式的交易而言，它們以流動性促進市場。我不止一次在金融界聽到類似爭論：“你不能沒有銀行，也不能沒有交易。”一家大型私募公司執行官對我講到：“股票的部分價值就在于你知道能在今天下午就賣掉它，銀行由此創造流動性。”

　　但是，流動性有缺陷，或至少看起來有不足之處。互聯網股票的流動性說服人們去購買它，堅信股票能夠及時賣出。次級抵押證券的流動性是引發信貸危機的重要原因。住房按揭貸款所有者認為他們始終能賣出同華爾街公司發行的抵押債券綁定的住房貸款，因此他們貸款給所有人。但是，流動性在人們最需要它的時候卻很快消失。每個人都試圖在同一時間賣出，導致市場失效。

　　近期事件中最令人震驚的，或許不是大型華爾街公司如此迅速地陷入泥潭，而是它們如此快速地恢復盈利，對自己給予慷慨獎勵。去年，高盛向員工支付了超過160億美元的補貼。摩根斯坦利則拿出超過140億美元。兩家公司都未進行任何新投資活動，也沒生產任何具有實際價值的物品，這讓我們不得不思考以下問題：從荷包里往外掏錢時，金融業是否與眾不同？

　　紐約州立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家托馬斯·費立鵬認為金融業的確不同。“在大多數行業，當員工獲得過多收入，他們的公司會走向破產，而員工由此將不再獲得過多收入，”費立鵬告訴我，“也有例外，員工收入過多，而公司不會破產，這就是金融業。”

　　“你可以制定交易策略，一夜暴富。但你之后需要費數月甚至數年時間去驗證它到底是真金還是運氣或是過分的風險承擔。” 費立鵬解釋道：“有時候，這非常困難。”交易員（和他們的經理）每季度被評估一次，他們通過杠桿式賭注獲得相當體面的收入，而這些賭注卻最終導致公司破產。

　　在來自監管機構的壓力下，華爾街大銀行為應對其向高管發放補貼的批評，創造了所謂的“彌補性收入”。銀行不再在1月或2月以現金形式支付大量紅利。取而代之，一家銀行向其大部分高工資員工發放一系列延遲性補償，若收益轉為虧損，其價值也將下跌。執行這個方案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以受限股票形式發放獎勵，此類股票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不能出售。一旦公司因前些年所做決策陷入困境，股票價格下跌，則作為獎勵的股票會相應貶值。摩根斯坦利以現金形式支付獎金，但把現金存放在一個受限賬戶內，在一定年數內不能使用。若在此期間，產生獎金的投資遭遇損失，公司有權收回部分或全部獎金。

　　彌補性收入上存在的關鍵問題是，它們在多長時間內有效。在摩根斯坦利，彌補性收入有效期為3年。這么短時間內，潛在風險不一定會浮出水面。費立鵬認為：“制定交易策略，前6年賺錢，從第7年開始虧損是很容易的事。這正是雷曼兄弟在倒閉前6年內所為。” 

　　金融業內部幾乎沒有價格競爭。“這是一個交易，”泰德講到，“高盛能做的我也能做。我能做的你也能做。沒人有特有優勢。就算你有獨特優勢，過幾個星期，就有人通過反向設計克隆你的做法。” 

　　投行費用跟總體交易規模相比，是很小的。“你是客戶，你要做一個50億美元的交易，”泰德說，“這是你做過的最大的一筆交易。這將決定你和你公司的未來。難道你真會在乎這2.5%還是3.3%的費用？不會的。老生常談一下：當你需要動手術，你會找一個給你折扣的醫生，還是一個你信任和了解的醫生？誰的費用更高？”

　　盡管奧巴馬總統最近受到不少來自華爾街的指責，但聯邦政府幾乎沒有動這部巨大的賺錢機器一根毫毛。

　　經濟史學家筆下曾出現過一段“金融抑制”時期。在此期間，監管者和決策者抑制了銀行業的增長，反映出公眾對華爾街心懷疑慮。他們限制了利率，禁止存款機構發行有價證券，并通過防止金融機構合并，使大部分金融企業規模相對較小。其間，未發生任何大經濟危機，而資本投資、生產率和工資增長率使數千萬美國人邁入中產階層行列。

　　與之相反，80年代初以來，金融業大肆增殖，而生活水平停滯不前。這是巧合嗎？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和決策者一貫接受金融業對自身的價值評估，而忽略了市場失靈和其他問題的影響。即使發生了次貸危機，國會和白宮都傾向于對華爾街言聽計從，因為他們盲目認為華爾街對美國的繁榮至關重要。現在，伍利這樣的異見者開始質疑這種觀點。“有人認為金融創新具有社會價值，”伍利對我說，“我首先發現的是，這個論點幾乎沒有任何經驗論據支持。”

　　(張征：武漢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徐步：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武漢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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