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獻田推薦文章：為什么中國目前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

一篇國人不得不認真閱讀的好文章！

                                         鞏 獻 田

2011年第10期《國外理論動態》刊載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張建剛翻譯的、〔美〕皮奧瓦克·基婭拉和李民琪著的《為什么中國目前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兼論科學合理的經濟計劃的意義》的文章。

從這篇文章，透露出的三點信息，很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該文指出中國目前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它將導致產能過剩、國際原材料價格劇漲、出口市場減少、貧富差距擴大、環境和資源危機等嚴重問題，如果不及時改變，將導致一次較大的中國和世界經濟危機！這絕不是作者在聳人聽聞，是他們經過論證得出的結論。

第二、該文明確寫道：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人民公社的解散開始的，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實際上就是“中國農業生產的私有化”。

    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合乎法理，合乎實際。根據民法所有權原理和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即《民法通則》第71條：“財產所有權是指所有人對自己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假如這四種權利中的任何一種，非所有權人的享有，超過一定的界限，那么，必然侵害原所有權人的權利。試想，對于某種財產，非所有權人假如長期（30年）占有的話，原所有權人如何行使自己的所有權呢？說到“聯產承包”，實際上承包者繳納的承包費用，多數只是象征性的，與原所有權應享有的權利是根本不相稱的。實質上，原來意義的集體經濟，通過所謂的承包，絕大多數變得僅僅有其名而無其實了。

   至于農業中的單干，即現在主流媒體所一再宣揚的各種“大戶”經濟，到底是一種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經濟組織形式呢，還是一種促退生產力發展的、落后的、倒退的經濟組織形式呢？

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資本論》中，以無可辯駁的邏輯和實例論證了“協作”勞動產生新的生產力，這已被我國上世紀五十年代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后農業生產力的大發展所驗證。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一章“協作”中，寫道：

“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

　　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或一個步兵團的抵抗力量，與單個騎兵分散展開的進攻力量的總和或單個步兵分散展開的抵抗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同樣，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機械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舉重、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在這里，結合勞動的效果要末是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末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

　　且不說由于許多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力量而產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數生產勞動中，單是社會接觸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因此，12個人在一個144小時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總產品，比12個單干的勞動者每人勞動12小時或者一個勞動者連續勞動12天所提供的產品要多得多。這是因為人即使不象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1]

    這不就是我們通常講的整體涌現性嗎？不就是所謂的1﹢1﹥2嗎？

本人大學畢業后在農村工作近十年，對于協作勞動和集體經濟勝于單干，是有親感實受的。至于上世紀八十年代農業生產曾經增產的原因，也就是在農業實行單干后還增產的原因，是復雜的。其中，有兩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第一，毛澤東時代動員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興水利，大建水利設施，帶來的效益；第二，毛澤東時代，人民公社大搞“五小”工業，其中化肥的生產體系，產生的效益。假如沒有這兩項，農業不但不能增產，歉收卻是必然的。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這兩個效益漸漸不在了，農業面臨的問題，即私有化的惡果出現了，以至于發生所謂的“三農”問題，發生了李昌平“給總理說實話”，發生“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局面，實在是勢所必然，符合事物發展的邏輯，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我國糧食由原來的自給自足，變成了依賴進口！甚至進口轉基因主糧！！進口轉基因主糧，目前已經遭到一切尚有良心的科學家和明白真相的學者們的嚴厲痛斥和堅決抵制。

正如多年以前，有的講到，沒有建國后30來的國民經濟的發展，連改革開放的前提和基礎就沒有！哪里來改革開放？招商引資，外國資本家最初到來的機場，走進來的路，還是毛澤東時代修建的呢！

     第三、這篇文章明確提出“科學合理的經濟計劃的意義”，并且是作為副標題的，這很有意義，極為重要！

  國內外敵對勢力搞垮我國社會主義，要我們私有化, 必然要污蔑、攻擊、栽贓、抹黑我國建國后前30年的計劃經濟體制。對于計劃經濟的攻擊，從新自由主義者的哈耶克、弗里德曼到盧卡斯、布坎南、費爾德斯坦等，這些資本主義的辯護士們，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哈耶克、弗里德曼攻擊得最甚、對我們的經濟改革和青年學生毒害最大。

北京大學已故著名經濟學家、我國西方經濟學的創始人陳岱孫教授在1994年3月29日所言，即：對于西方經濟學，我們一度進行過盲目的批判；現在又存在著一種危險，即盲目地推崇。盲目推崇會帶來很大的問題。一是誤導我國的經濟改革，二是毒害我們的青年學生。

很不幸，陳岱孫教授的話言中了！

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著述中，對于社會主義在經濟上的特征，一是，消滅私有制，這是眾所周知的，此處不必筆者贅述。二是對于整個經濟，主張計劃經濟調控。例如，他們說：“……在這個新的社會組織里，工業生產將不是由互相競爭的單個的廠主來領導，而是由整個社會按照確定的計劃和所有人的需要來領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６月第２版（下同）， 第237頁）“這種新的社會制度首先必須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一切生產部門的經營權，而代之以所有這些生產部門由整個社會來經營，就是說，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計劃、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１卷， 第237—238頁）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社會后的未來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實行計劃調節和管理設想的論述還有許多，筆者在此不再贅述。

眾所周知，人類生產有兩大類：一類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等等，以及為此所必須的工具的生產，即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生產；一類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人口的繁衍。在我國很可笑的是，在提倡“市場化”的某些人卻主張，第二類生產是有計劃的，即計劃生育，而把第一類生產完全交給盲目、自發、被動、事后的看不見的手（市場）的調節！難道這不是怪事嗎？

這篇文章的題目“為什么中國目前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這是為我國領導人又一次敲起的警鐘！最主要的是文章里邊有定量的論證，社會科學研究精確化是個正確的方向，錢學森院士和宋健院士早就提出的，社會問題，不能只定性，要有定量分析！

遺憾的是，目前有不少的領導同志，只會定性，不會定量。而他們的定性又大多是建立在想當然的基礎上的。于是，他們的決策和勾畫的藍圖，難免是盲目的和失敗的。這里的要害是背離了共產黨的根本路線——群眾路線，關鍵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喪失了勞動人民的感情，眼睛只盯著頂頭上司的臉，屁股坐在了極少數人一邊。

盡管文章的作者提出中國經濟可以持續發展的計劃和設想，不一定理想和可行，但是，不可否認，作者分析問題的思路卻是可取的，那就是如不改變目前的經濟發展方式，會導致大的經濟危機。我想，凡是真正執行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堅持科學態度，為國為民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考慮的共產黨人和所有國人，這是一篇不可不讀的好文章！

為什么中國目前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

——一兼論科學合理的經濟計劃的意義

                     〔美〕皮奧瓦尼• 基婭拉   李民琪    張建剛譯

  美刊《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第43卷第1期（2011年）發表了皮奧瓦尼• 基婭拉與李民琪合著的題為《為中國工人創造一億個工作崗位！為什么中國目前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一項科學合理的經濟計劃怎樣才能有利于中國工人、中國經濟和中國環境?》的文章，認為中國目前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它將導致產能過剩、國際原材料價格劇漲、出口市場減少、貧富差距擴大、環境和資源危機等嚴重問題，如果不及時改變，將導致一次較大的中國和世界經濟危機。本文認為科學合理的經濟計劃將幫助中國解決這些危機，并嘗試性地提出一些具體的計劃和設想。文章內容如下：

1、引   言

自1978年起，中國開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中國領導人所指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通過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從1980年到2006年間，中國經濟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長。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按照現在的趨勢發展下去，中國大約會在下一個十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盡管中國經濟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但中國的發展進程是以社會的、環境的和經濟的嚴重不平衡為特征的。如果這些不平衡不能以一個及時的方式有效地進行改變，這可能會在未來幾年演化為一場巨大的危機。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在亞洲還是收入分配最平均的國家之一。自從那時起，中國經歷了收入和財富分配不斷惡化的過程，同時不同社會階級和群體之間的關系變得日益緊張（Khan and Riskin2001;Zhang and Wan2006）。經濟自由化和國有企業的退出導致了大量的城市失業人口，增加了性別歧視，降低了絕大多數人口的生活標準（Berik, Dong, 和Summerfield2007）。

中國的經濟增長一直是能源和資源密集型的，這導致了環境嚴重惡化。中國現在面臨著世界上最差的空氣和水污染問題。土地也正在以一個讓人警覺的速度退化。中國巨大的資源需求導致世界非再生資源的迅速枯竭，與此同時，中國也成為全球溫室氣體主要排放國（Tisdell2001; Wen和Li2006）。

在宏觀經濟層面，中國經濟增長最初主要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而消費在中國經濟產出中的份額卻在穩步地下降。由于美國經濟開始衰退，而且美國經常項目赤字開始發生逆轉，中國不可能再依靠快速的出口增長來拉動經濟增長。同時中國過度的高額投資水平也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因為，長期的高額投資必然會導致嚴重的宏觀經濟困難。

因此，由于社會的、生態的和宏觀經濟的原因，中國目前的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本文指出中國目前的發展方式是以社會的、生態的和宏觀經濟的嚴重不平衡為特征的。要想使中國經濟發展是可持續的，中國需要根據合理的、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進行轉型、重組中國經濟。我們提出一項科學合理的經濟計劃，這將使中國朝著這一方向邁出重要的第一步。

第二部分主要回顧一下導致中國目前發展方式產生的結構和制度性的原因。第三部分討論中國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所產生的社會的和環境的后果。第四部分測算中國經濟的宏觀經濟結構，并指出出口的迅速增長不可能再成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第五部分指出中國目前的投資水平過高，并估算一個可能的可持續的投資水平。第六部分設計出一項進步的投資計劃，這一設計將使中國的宏觀經濟結構發生轉型，這樣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就會主要靠國內消費而不是投資和出口來拉動。中國宏觀經濟結構轉型的同時，將會促使社會公平和生態可持續性目標的實現。

2、形成目前發展方式的結構和制度的演化過程

中國經濟改革起始于1978年后期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最初，經濟改革的官方目標是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仍然保持主體地位，中央計劃繼續在資源配置和資本積累中發揮主體作用。

經濟改革是以人民公社的解散開始的，在農村地區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實際上就是中國農業生產的私有化。以家庭為單位的耕作帶來了農業產量的迅速增長。毛澤東時代建設的基礎設施、化學肥料使用的快速增長，以及國家收購農產品的高價格都促使了這一時期農業的高速增長。

在上世紀70年代，為人們所熟知的“公社和生產隊企業”的農村集體企業開始出現并迅速發展。他們成為后來在改革初期就聞名的“鄉鎮企業”的發展基礎。這些“鄉鎮企業”在整個八十年代保持集體所有權，并被很多人認作是中國最有活力的經濟領域（ Riskin1987; Lin1988; McMillan, Whalley, 和Zhu1989; Naughton1995）。

后來，進一步的改革開始在城市工業領域實行。在八十年代，和在農業中所采用的改革策略不同，國有企業沒有實行私有化。直到1990年，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仍然占有工業產值的90%（NBS1992）。工業領域的最初改革主要集中在管理制度上。國有企業管理者被給予在價格和產量決定上更多的自主權，而且公司被允許保留一部分企業利潤。

1987年，當在所有國有企業開始實行“承包責任制”時，一個更加激進的措施開始推行。在承包責任制中，管理者被給予決定工人薪金和雇用期限的絕對權力。但直到90年代早期，管理者很少使用開除工人的權力。這一新的制度，意味著歷史上企業對工人所做的平等和穩定就業的社會主義承諾不再存在。新的國有企業內部權力制衡機制開始改變了工人的不支持態度。

在國際貿易和投資領域，所謂的“開放政策”從1978年開始實行，政策的目的就是擴大外貿和允許外國公司在中國投資。在要實現現代化，不可能在閉關鎖國的條件下實現的理論指導下，開始在沿海地區建立經濟特區。一些優惠政策開始在經濟特區實行，比如對外資企業給予稅收減免、賦予國際貿易伙伴更大的貿易自由。

實行開放政策后，盡管對外貿易迅速膨脹，但外部市場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還是相當小的。直到八十年代末，出口在總需求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外資在資本形成中所占的比重在數量上都還相當的低。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增長大部分主要靠內需來拉動（在第四部分將會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八十年代期間，中國經濟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長。但中國經濟仍然由國有和集體所有的企業占據主導地位，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經濟收益也在整個社會中被廣泛地分享。盡管如此，迅速的經濟增長也導致了腐敗的泛濫，產生了社會和經濟的不平衡。收入分配變得更加不平等。在國有部門，被中國工人叫做“鐵飯碗”的傳統就業保障和其它福利待遇開始被削弱。另外，農村地區人民公社的解體導致了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的惡化。

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黨的部分領導人試圖重新使中國經濟具有更多的中央計劃性和國家指導性，但這一作法持續時間并不長。在鄧小平1992年春的著名的南巡之后，黨內關于改革目標的爭論一勞永逸地得到解決。[2]在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黨正式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目標的確定為全面進行市場自由化和私有化鋪平了道路。

到九十年代末，大多數國有企業和實際上所有集體企業已經被私有化（Hart-Landsberg和Burkett2005）。剩下的企業被重組為由國內和國外資本家共同持有股份的股份公司。這一廣泛的私有化伴隨著大規模的工人下崗，在國有部門就業的人數縮減超過了40%（Naughton2007:105）。

在九十年代，中國在向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方向上邁出更大的步伐。在1996年，中國的貨幣（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實現了完全自由兌換。在2001年，中國在承諾給予其它貿易伙伴更大的貿易自由化的條件下，被允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金融領域，國有銀行被要求完全實行商業化運作，同時成立了大量新的金融機構。九十年代，股票市場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這導致資本市場和GDP的比率由1993年10%提升到了2000年的48%（Naughton2007：468）。中國也采取措施逐步放開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的兌換，給予跨境資本流動更大的自由。

1992年后，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進一步推進和深化，這繼續帶來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和早期階段相比，這一市場化改革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和環境問題。在城市，由于就業保障和其它福利待遇的喪失，很多工人經歷了生活水平下降的痛苦。在農村，農民面臨著基本醫療條件和教育狀況不斷惡化的境遇，而這些以前是由人民公社提供的（Cook2002;Li 和Zhu2004）。[3]由于工人和農民的收入的增加遠遠落后于總的經濟增長，家庭消費在中國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同時，中國經濟增長日益靠投資和出口來拉動（見下面的第四部分）。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由于主要依賴于化石燃料和其它不可再生資源的使用，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惡化問題。

自從2003年開始，中國領導人已經在政策議程中，表達要更加關注社會公平和通過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來處理中國社會的、生態的和宏觀經濟的不平衡問題的意圖。新的領導集體，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和“和諧社會”的目標，承諾要踐行“科學發展觀”。但是，在承諾進行私有化和自由化方面還沒有新的變化。新的政府政策的效果是溫和而緩慢的，還沒有能夠抑制這種正在增長的不平等、環境惡化和宏觀經濟不平衡的總趨勢。

3、中國當前發展模式所帶來的社會的和環境的后果

中國的經濟改革被很多人認為是一個巨大的成功。整個改革期間，中國經濟一直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長。按照每天相當于1.25美元購買力的收入計算，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2005年比1978年減少了6億（Chen 和Ravallion2008）。從1978年到1996年期間，農村居民人均消費量增加了幾乎3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費量增加了2倍（Chow2007）。

但是，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社會的、生態的和經濟的領域的不平衡發展問題也開始出現。由于當前私有化、自由化和國家從一些社會保障領域退出的原因，這導致中國經濟的各個領域中的不平等顯著上升。日益增長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公，反映在沿海省份和內陸省份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兩性之間、不同的社會階級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變得更大（Khan和Riskin2001；UNDP2005；Naughton2007）。在城市，最富的10%的家庭與最窮的10%的家庭的收入差距從1992年的3.3倍提高到2002年的7.9倍。中國的基尼系數（反映家庭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由1988年的0.33提高到2004年的0.47（世界銀行2007）。按照這一測算，中國現在比美國和亞洲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迅速推進已經導致離傳統社會主義對收入分配公平的承諾越來越遠。

中國在非經濟領域的不平等也迅速地增長。最近這些年，醫療、教育、住房的費用大大提高，這對普通工薪家庭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壓力。根據由中國政府所做的一項抽樣調查表明，大約50%的城市居民和幾乎90%的農村居民負擔不起任何健康保險。在一些貧窮省份，據估計有60%到80%的人口死于那些如果他們有能力支付醫藥費就可醫治好的疾病（Zhu2005; Quinlan2007）。在權利和機會方面也存在性別歧視的不平等。和男人相比，女人得到好的醫療的機會更少，會面臨更糟糕的工作環境；她們要在家庭生活中負擔更大的責任，因此，她們賺錢的機會也很少(Hart-Landsberg和Burkett2005;Berik,Dong,和Summerfield 2007)。

日益增長的不平等是改革的結果，這對于中國領導人目前所倡導的發展戰略的可持續性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挑戰。2005年的《中國人口發展報告》中指出，“中國的不平等狀況如果得不到根本改變，這可能會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降低中國未來進步的程度和發展的可持續性”(UNDP2005：6)。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開始，日益增長的收入分配不公也導致了脫貧速度的降低。貧困人口下降一半的成就是在八十年代的前半期完成的。重新強調日益增長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對于重新恢復過去的脫貧速度是非常關鍵的(Ravalion和Chen2004; Yao, Zhang, 和Hanmer2004; Naughton 2007)。

中國政府已采取措施來改變在醫療衛生領域的不平等狀況。在2002年，中國政府在農村地區引入了新合作醫療制度來代替以前的由于人民公社解體而撤消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根據自愿加入的原則，在新的醫療保險中，參保者有權利根據他們所交納的參保費用的多少，按照一定的比例來報銷部分醫療費用。這一計劃的實際設計和管理，最終是留給地方政府，由他們來進行操作的，這樣我們就看到全國不同地區呈現出很大的差異。這些措施的效果現在還不能進行有效的評估。這一計劃的實施也在以一個比較慢的速度推進。在2006年，只有10%的村莊開始推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有人指出，當前的醫療計劃缺乏吸引農民參加的動力。結果，大多數農村居民仍然自己負擔他們的醫療支出，而農村地區的醫療條件總的來講是比較差的，農村的醫療機構主要是用來應急的（Brant et al. 2006; Brown, de Brauw, 和Theoharides 2008）。

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在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中進行的，它一直是以資源的密集使用為主要特征，同時對國內環境和潛在地對國際環境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目前的資源和能源的利用方式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這不僅是由于經濟的和社會的原因，而且主要是由中國自然資源稟賦的限制所決定的。

考慮到中國的人口總量這一因素，它的耕地和可利用的水資源是相當稀缺的。中國的人均耕地和可利用的淡水資源都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Tisdall2001）。按照生態足跡（農田、草地、牧場、森林和魚場——被用于滿足人們物質消費需要的區域）的概念計算，中國人均生態承載力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5%。中國目前的人均生態足跡，雖然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已是中國自己生態承載力的兩倍(WWF et al.2006)。

換句話說，中國目前的經濟活動水平已經大大超過它的生態承載力，現在已經對中國自己環境產生巨大負擔，導致發展不可持續。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7個城市都在中國。7大主要河系中的60%的水對人體健康是有害的。由于水土流失和工業污染，中國40%耕地現在正在退化。土壤沙化也正在以年均1.04萬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推進（Wen和Li2006）。

中國消費的能源中70%是煤炭。由于煤炭比其它化石能源產生更多的溫室氣體，中國溫室氣體的排放一直以飛快的速度增長，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F在人們普遍認為，溫室氣體的排放是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并會給人類帶來潛在的巨大危害。因此，中國目前的發展方式，如果不轉變的話，將不僅會給中國的環境帶來危機，而且會促使世界環境危機的形成。

4、中國的宏觀經濟結構和出口導向增長的局限性

圖1顯示了中國經濟的宏觀經濟結構從1978年到2006年的變化情況。從2000年到2006年，家庭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從46%下降到了僅36%，這可能在世界上是最低的。與此相對照，同期，投資所占份額卻從35%上升到43%，商品和服務出口所占份額從23%上升到37%，凈出口的份額從2.4%大幅飆升到7.5%。因此，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明顯地是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

圖1：1978-2006年中國GDP中的宏觀經濟結構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鑒（2007及前些年的）

圖2：1990-2005年，中國城市和農村人口的勞動收入及家庭消費占GDP的份額。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鑒（2007及前些年的）。

在過去這些年，當人口的絕對生活標準已大大提高，而絕大多數人的收入（購買力）中的增長速度卻大大落后于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絕大多數人的生活來源主要依靠勞動收入。圖2比較了家庭消費和全部勞動收入在GDP中所占的份額。家庭消費份額下降基本上是和收入份額的下降相平行的。中國沒有對總的勞動收入的官方統計數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對城市和農村家庭做了一個抽樣調查，提供了一些家庭收入的數據。我們通過加總城市居民的工資收入和農村居民的凈收入來估計出一個總的勞動收入。對于城市地區，總的工資收入是通過城市人口數乘以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得到的。對于農村地區，總的農民凈收入是通過農村人口數乘以農民的人均凈收入計算出來的。農民的凈收入，包括種植收入、外出務工收入和其它有限的額外收入。城市工資收入和農民凈收入的數據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NBS2007和前些年的）。采用這種方法，我們的估算顯示，總的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990年的50%下降到2005年的37%；同期，家庭消費份額也從49%下降到36%。

中國這么巨大的貿易順差（相對于它的經濟規模）能維持多長時間呢？[4]在2007年，歐盟做為一個整體，超過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出口到歐盟的商品占到中國總的商品出口的20%，而美國占到19%。但是，如果計算凈出口，根據2007年中國的數據，中國對歐盟的雙邊貿易順差是1342億美元，而同年中國對美國的雙邊貿易順差是1622億美元。中國2007年總的貿易順差是2622億美元，根據這一數值計算，美國占到中國總的貿易順差的62%（NBS2008）。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2007年美國對華的雙邊貿易逆差為2563億美元（BEA2008）。因此，以美國的統計數據為依據，可以說中國的整個貿易順差中絕大部分主要是對美貿易取得的。[5]

近些年來，中國與亞洲國家的貿易也增長非常迅速。在目前的貿易模式下，中國主要從日本和南韓進口機器和設備，從南亞國家進口原材料，然后，在國內進行加工后再把最終產品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市場。結果，中國對其它亞洲國家一直是貿易逆差。2007年，中國對日本的貨物貿易逆差是32億美元，對韓國是48億美元，對東南亞聯盟國家是14億美元（NBS2008）。

自從九十年代開始，美國的貿易逆差不斷大幅攀升，2006年達到高峰，將近8000億美元，占到GDP的6%以上。美國的貿易逆差反映了美國內部宏觀經濟結構的不平衡。最近幾年，美國經濟增長一直主要靠家庭消費來拉動。在新自由主義時期，美國工人階級遭受了實際工資水平持續下降、家庭收入停止增長的困境。在這一背景下，家庭消費的增長主要靠家庭債務的爆炸式增長來實現的。

現在，隨著房地產泡沫的破滅，美國經濟正走向衰退，接下來，可能會處于一個長期的停滯狀態。再者，隨著美元持續的貶值，美國的貿易逆差的規模也在縮減。而歐盟不可能替代美國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發動機，也不可能為追求出口拉動的增長模式為世界其它國家提供充足的增長空間。在歐盟內部，歐元區的進出口實際上大致是平衡的。英國和美國一樣，一直存在相對較大的貿易逆差，但它也正在房地產泡沫破滅后的泥潭中掙扎(Kotz2008; Li2008)。

對于中國來說，如果要想繼續維持一個大規模的貿易順差，必須有其它大的經濟體能夠并愿意在一個可持續的基礎上維持一個大規模的貿易逆差。因為美國正陷入停滯，歐洲也難以填補這一真空，在未來幾年，中國出口的增長速度可能會大大下降，很有可能中國貿易順差在中國GDP中的比重會明顯降下來。

5、投資多少才是可持續的呢？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根據投資占GDP的比率測算，中國經濟共經歷了三次投資驅動的經濟繁榮。第一次高峰是在1985年，第二次高峰是在1993年，第三次是從2003年開始，現在可能已經達到高峰。中國目前的投資水平已大大超過了國際標準和中國自己的歷史記錄。

過高的投資水平會帶來潛在的危險結果。第一，目前投資水平中的絕大多數會最終證明是多余的投資，它們會轉化為巨大的產能過剩。直到現在，相對于國內需求而多余的生產能力還在通過出口來消化吸收。但是，如果給定出口增長是不能長期持續下去的話，一旦中國出口速度慢下來，大部分的工業生產能力將在尋找穩定的市場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難。第二，中國過高的投資水平已經對能源和原材料產生了過高的需求，而這是不可持續的(下面將進一步討論)。因此，過量的投資水平會潛在地導致巨大的產能過剩和能源、原材料的嚴重的短缺。這反過來會導致資本回報率的下降，如果這一問題沒有得到及時的解決，中國可能潛在地會面臨巨大的經濟危機。

資本的回報率主要取決于產出中利潤的份額和資本的生產率(或者資本產出比)。長期來看，如果利潤在產出中的份額基本保持穩定，那么資本回報率就主要由資本生產率決定。因此，純粹從經濟觀點來看，一個可持續的投資水平應該是和穩定的資本生產率是相適應的。換言之，在均衡點，投資應該僅僅足夠補償固定資本的折舊和滿足保證存量資本的增長速度與GDP的增長速度保持一致而對凈投資的需求?？沙掷m的投資水平在GDP中的份額和均衡的資本產出比(產出與資本比率的倒數)之間的關系可以按以下公式計算出來：

均衡的資本與GDP的比率=投資與GDP的比率/(可持續的GDP增長率+固定資本的折舊率)

由于沒有關于中國的資本存量的官方統計數據，我們自己估算了中國的資本存量(被定義為經濟中固定資產的凈存量)，并使用這些估算的數據計算出了中國的資本生產率。有兩種不同類型的資本存量：生產性的資本存量(比如：在賺取商業利潤部門中的資本存量)，和基礎設施的資本存量(比如：在交通、通訊、公用事業和一般的社會服務中的資本存量)?；A設施的資本存量有利于社會的長期經濟的和社會的發展，它們不應該劃為一般的生產性資本存量這一類。[6]

圖3：中國1992-2006年的資本生產率。

資料來源：根據作者計算所得，可參見附錄中的數據來源和解釋。

圖3給出了分別用總資本存量和總生產性資本存量兩種不同測量口徑對中國資本生產率從1992到2006年進行測算的結果。數據來源和估算的程序參見附錄。兩種方法測算的資本生產率都顯示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下降。從1995到2006年，產出和總資本的比率下降了17%，產出和總的生產性資本的比率下降了9%。但是，產出和總的生產性資本的比率看起來從2002年開始變得扁平了，這表明最近的總資本生產率的下降主要反映了基礎設施資本存量的增加。

假定中國的長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率為7%（這可能太樂觀了），折舊率為8%，總資本和GDP的比率將穩定在2.5（那就是說，資本生產率穩定在0.4，低于目前的數值），那么，投資與GDP的比率就需要穩定在[2.5*(7%+8%)]=37.5%。

可能人們會爭辯，既然最近資本存量增加的大部分主要是基礎設施投資，那么中國目前很高的投資水平（現在接近于GDP的45%）還是可持續的，盡管產出和總資本比率是下降的。但是，中國過高的投資水平不僅會導致資本生產率的下降，而且會帶來對能源和礦產資源過高的需求，而這很明顯是不可持續的。

固定資本投資包括在建筑物上的投資，也包括在設備上的投資。前者所需要的建筑材料（比如鋼鐵和水泥）都是能源密集型產品。后者，如工具和機器的生產，也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根據《中國能源發展報告》，下列行業一般被認為是能源高度密集型行業，這些些行業的能源和產出比率大大超過其它行業的：化學工業、含鐵金屬行業（鋼鐵行業）、非鐵金屬行業和建筑材料行業（Cui ed.2008:230）。在這四個能源密集型行業中，有三個明顯是和固定資本投資有關。

圖4：1995-2006年，投資、礦產資源和電力生產等的增長率。

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鑒（2007和前些年的）和美國地質調查局報告（2008）。

就像在圖4所顯示的那樣，從1995到2006年間，投資增長率和煤炭、鋼材、水泥和電力的生產增長率是緊密相關的。實際固定資本形成的增長率與煤炭、鋼材、水泥和電力的生產增長率的相關系數分別是：0.65、0.45、0.71、0.69。固定資本形成占GDP的份額與煤炭、鋼材、水泥和電力的生產增長率的相關系數分別是：0.65、0.80、0.67和0.72。

中國現在消費了世界鋼材的1/3、鋁和銅的1/4（Wolf2008）。如果按照目前這一趨勢繼續下去，到2020年，預計中國將消費大約世界鋁、銅和鎳的40%，鐵礦石的70%（金融時報，2008年8月1日第12頁，“中國經濟的關鍵時刻”）。

中國消費了世界總能源供給的近20%，將很快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并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前面已提到）。

在2007年，中國生產了13億噸水泥，相當于世界總的水泥產量的一半（USGS2008）。水泥生產是能源和污染高度密集型的。據估計，世界水泥生產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到世界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8%（WWF et al.2008）。

很明顯，所有這些趨勢都是不可持續的。不管以那種辦法，在未來幾年里，中國的能源和原材料需求將不得不調整到一個更加合理的水平。給定固定資本投資和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之間有著很高的相關性，中國投資在GDP中的份額將不得不相應地進行調整。

6、一個科學合理的經濟計劃：為中國工人創造1億個工作崗位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早期開始，出口和投資成為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這一發展模式導致了中國經濟的、社會的和環境的不平衡的日益嚴重，這可能潛在地會導致中國和世界經濟發生大危機。

在2008年過去的幾個月中，有跡象表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迅速放緩。當世界各國領導人都去華盛頓討論全球經濟危機時，中國政府已宣布要實行4萬億元（合5700億美元）的巨額財政一攬子刺激計劃。

但是，后來表明中央政府只負責總計劃中的1萬億元，而一攬子刺激計劃剩下的部分由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負責。一些經濟學家擔心地方政府和企業可能不愿意或沒能力來提供這樣的額外支出。再者，宣布的刺激計劃中有多大比例是額外增加的（扣除掉先前已經確定好的支出計劃）也是不清楚的。因此，實際財政刺激計劃的規?？赡芤阮^條新聞中的數字小很多（Dyer2008a）。

預期4萬億支出中的80%將預計用于基礎設施的投資項目，比如公路、鐵路和核電站。由于這些項目一般需要幾年時間去籌備和建設，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對這些項目的近期效果提出了質疑。一些人擔心，這些基礎設施項目會成為“豆腐渣”工程，這可能造成浪費，滋生腐敗（Dyer2008b）。

一些經濟學家警告，除非有嚴密的控制，基礎設施投資可能會在后面幾年鼓勵在生產領域進行更多的投資，這會導致產能過剩和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難以持續的局面。因此，中國政府的財政刺激計劃存在著風險，按照當前的發展方式，這一計劃實際上在中期和長期可能會擴大中國已存在的宏觀經濟和環境發展的不平衡。考慮到這些問題，很多中國經濟學家現在正號召政府應該更加關注刺激國內消費，而不是投資和出口（Dyer2008c）。

目前，中國投資占GDP的比率大約是45%，凈出口在2008年可能占到GDP的10%。通過以上分析表明，在未來幾年中國投資占GDP的比率需要回到大約37%左右，在當前全球經濟的發展狀況下，中國不可能繼續維持一個很大的貿易順差。如果中國的貿易順差將回落到中國GDP的0-5%的水平，那么，投資和凈出口合計在GDP中所占的份額將下降13-18個百分點。也就意味著，家庭消費和政府消費合計需要增加相同的份額。

由于絕大多數人口主要依靠勞動收入來生活，家庭消費水平就和勞動收入水平息息相關。為了使消費上升13-18個百分點，那么，勞動收入和政府社會支出就需要上升一個相近的量。中國領導人會足夠明智和開明地來進行這樣的一個轉變嗎？什么樣的政策會促使這樣的轉變發生呢？

中國政府正在考慮的一項政策，就是實行大規模的公共雇傭計劃，為所有失業的和潛在失業的工人提供一個最低生活工資。這種類型的公共計劃會幫助吸收失業的和潛在失業的勞動力，這樣就相當于為工人設置了一個有效的最低收入額，這會大大提高工人討價還價的能力。

2006年，城市工人的年平均工資是2.1萬元（NBS2007）。如果最低生活工資為目前平均工資的一半左右，那么年最低生活工資大約就是1.0萬元（約1400美元）。相比之下，北京城市居民2005年的人均最低保障年收入（相似于政府的貧困線）僅有3500元（Tang和Zhang2005），這是很低的。

如果中國政府實行這樣一個計劃，為1億個中國工人提供年均1.0萬元的最低工資，這將需要1萬億元（1400億美元）。這將占到中國目前GDP的4%左右，或者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的7%左右。

最近幾年，中國政府的稅收收入一直快速增長。2007年，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32%，并有1650億元的結余，相當于GDP的0.7%。到2007年底，中國政府債務和GDP的比率僅是GDP的22%，遠低于美國政府的70%，歐元區的67%，日本的163%（中國日報，2008年12月27日“中國經濟基礎非常健康，”http://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08-12/27/-content_7346667.htm）。因此，在短期內，中國政府應該在增加相當于GDP幾個百分點的財政赤字上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在中期，上面所建議的大規模的公共雇傭計劃將不得不得到更加定期的財政支持。新的財政收入將優先考慮促進中國宏觀經濟結構的得到平衡、同時有助于實現長期的社會和生態的可持續性發展的項目。

要重新實現擴大中國國內消費在經濟結構中的比重，中國需要縮減過高的出口順差。中國貨幣的升值將有助于減少出口，擴大進口。但是，這樣的進口政策將使得進口的資本品和奢侈品更加便宜。這可能主要會給上層階級帶來好處，會導致消費更多的進口消費品，也可能導致進一步的投資泡沫。一個更加緊迫的政策是征收一個出口關稅，這將允許政府獲取一部分中國出口中產生的附加值，并用這些稅收來改善社會和環境。出口關稅一定會增加出口者的成本，反過來會削減為國外市場生產的產品的產量。盡管如此，如果我們的目的是通過提高國內需求來改變中國宏觀經濟結構，這一稅收政策將有利于中國轉向以國內消費為驅動的發展模式。

在中長期，中國將不得不采取措施減少化石燃料的密集使用?；剂鲜遣豢稍偕恼谘杆倏萁叩馁Y源，并且化石燃料的消費是溫室氣體排放真正的主要因素。根據高峰石油和天然氣研究協會的研究，全球石油生產已經接近于最高點，或者已經達到最高點（ASPO2008）。

通過遏制化石燃料的使用，中國可能會更好地處理好未來全球能源危機，同時為全球努力應對氣候變化的災難作出自己的重要貢獻。根據研究氣候變化的政府間的專家小組（IPCC2007）估計，為了能提供充足的激勵，從而使溫室氣體的減排下降到一個有助于防止發生氣候災害的水平，全球碳價格需要定在每公噸20-80美元的水平。在過去的一年里，科學家們形成共識，全球變溫的程度及其潛在的后果實際比在IPCC中所建議的要更加嚴重（Hansen 2007）。因此，被確定的碳價格很可能接近于IPCC所建議的最高價格。根據國際能源署（2007）的報告，2005年中國排放了50多億公噸的二氧化碳，中國每年的排放量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長。在未來幾年，中國作為最大的碳排放國，幾乎一定會受到來自國際社會要求減少其全球碳排放份額的巨大壓力。歐盟目前正在給新興經濟體（比如印度、中國）施加壓力，要求削減15-30%的排放量，以達到為2050所設定的全球排放目標（Sandhu2008）。如果中國能考慮對所有化石燃料消費征收一個碳排放稅，那么對每公噸二氧化碳征收350元（50美元）碳排放稅，將會帶來17.5萬億的稅收收入。

因此，通過使用總的出口關稅、碳排放稅，或者二者混合稅收和其它的稅收政策，中國政府應該能夠獲得一個超過1萬億的額外財政收入，這部分收入可反過來用于資助為1億名工人提供最低工資的公共雇傭計劃。這些工人反過來可以從事對社會和環境有益的工作。

一個為1億工人提供工作機會的公共雇傭計劃，將有助于吸收全部城市的失業人員和幾乎所有農村地區的潛在失業人員。這將直接把國民收入的幾個百分點重新分配給工人和農民。這也會對改善收入分配的狀況起到間接作用，通過對工人討價還價能力的提升，這將引起進一步的有利于勞動的收入再分配，并幫助中國重新使其宏觀經濟結構得以平衡。對于中國政府來說，這樣一個計劃的實施，將標志著中國向建立一個社會上和生態上都是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邁出了重要的和具有深遠意義的一步。

原文來源：《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2011年，第43卷，第1期

譯者：張建剛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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