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斌：如何看待國際輿論贊揚與美國打壓“中國模式”

如何看待國際輿論贊揚與美國打壓“中國模式”

楊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編者按：  該文為楊斌2011年5月撰寫的研究報告。2011年5月以來希拉里連續發表言論攻擊“中國模式”，她訪問非洲時指責中國搞新殖民主義，稱“中國模式”從短期、中期和長期來看都不可取，還威脅要向中國輸出政治動蕩和“顏色革命” 。該文認為，中國應清醒看到美國發動強大反華攻勢背后的真實動機，并不是因為美國感到經濟形勢樂觀和自身模式的優越，急于向中國輸出美國模式的長處讓中國也強大起來，而恰恰是因為當前美國正處于爆發更大的金融危機的邊緣，急于輸出美國模式的短處企圖將中國也拖入危機，阻擋中國經濟崛起對美國全球霸權衰落構成的威脅。

中國應吸取日本和歐洲國家在美國施壓下妥協讓步，結果落入泡沫經濟和有毒資產陷阱的教訓。20世紀80年代日本在美國反復施加的強大壓力下，被迫放棄自身模式長處并接受了美國模式的短處，結果被拖入泡沫經濟破裂泥潭至今無法自拔。美國在法國、德國大選中進行了大量公關活動，成功扶植親美政客薩科奇、默克爾等人上臺執政，放棄了以前歐洲模式的長處轉而推行新自由主義，放棄了嚴格的政府監管轉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美國趁機向歐洲輸出有毒資產轉嫁即將爆發的次貸危機，結果歐洲購買的次貸衍生有毒資產數量甚至超過了美國。中國應對美國支持“顏色革命”和分裂勢力表現出高度重視和敏感，應對美國以軟手腕攻擊中國核心利益進行堅決有效反擊，包括運用制衡美國跨國公司、金融財團利益的經濟籌碼，迫使美國徹底放棄對中國核心利益的的軟手腕攻擊。

2011年9月6日，中國政府發表的《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已將維護基本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的穩定，像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一樣正式地列為國家核心利益。這一政策舉措是非常正確的和必要的，因為，政治經濟動蕩對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構成了嚴重威脅，政府的輿論宣傳、外交、經濟、金融和國有資產部門，應積極運用各自掌握的政策籌碼并制訂有效對策，反擊美國運用各種軟手腕實施的“巧實力”攻擊并捍衛國家核心利益。 

國際輿論贊揚“中國模式”源自深刻的“美國模式”危機

 當前國際輿論對“中國模式”的熱烈討論引起了世人關注，有些人習慣于西方學者長期以來一直貶低中國，對眾多西方學者轉而高度贊揚“中國模式”感到不理解和困惑。其實，促使國際輿論和西方學者熱議“中國模式”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源自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暴露出美國模式面臨的巨大危機。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以來，美國模式一度成為全球頂禮膜拜的權威模式，但是，全球金融體系卻從二戰后的相對穩定走向日趨失序混亂，拉丁美洲、亞洲和前蘇聯東歐地區頻繁遭受金融風暴襲擊，金融動蕩逐漸從世界經濟的邊緣地帶向中心地區轉移，最終就連號稱擁有最發達金融體系的美國也無法幸免。西方國家普遍承認這次危機是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稱其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特別是“美國模式”偏袒金融財團利益而不顧公眾利益，促使人們反思金融風暴頻發并非偶然而是有深層原因，法國總統薩科奇也抨擊美國式資本主義是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任何制度模式的成功都是相對而言的，盡管中國經濟發展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以往也經常遭到西方學者的批評和貶低，但是，畢竟迄今為止沒有像前蘇聯東歐國家那樣飽受休克痛苦，也沒有像美歐國家、日本、俄羅斯、阿根廷那樣爆發嚴重金融危機，這些顯而易見的客觀事實促使國際輿論和西方學者反思，“中國模式”是否存在著某些制度上的特點和優勢，促使其免受全世界眾多國家都無法避免的金融危機之苦，促使其成為了全球經濟衰退之中引人注目的“增長亮點”。

     新加坡著名學者鄭永年撰文指出，波及全球的金融和經濟危機考驗了中國的發展模式，而中國應付這次危機中的出色表現又提高了中國模式的影響力，他認為中國模式的具有以下突出的特點，“西方國家在拯救經濟危機過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桿，而缺少經濟杠桿。因為存在著龐大的國有經濟體，中國政府具有金融和經濟兩種杠桿來實施其危機拯救計劃。。[1]西班牙駐華使館前商務參贊恩里克·凡胡爾撰文指出，“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可能結果之一是‘中國模式’的浮現。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北京共識’可能會最終替代聲名狼藉的‘華盛頓共識’”。[2]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著名學者福山曾提出“歷史終結論”，但是他對金融危機暴露的美國模式弊端進行了反思，他提出了今后更多發展中國家將鐘情于中國模式的觀點。[3]值得指出，國際輿論關于“中國模式”的熱烈討論中，也有少數激進學者將“中國模式”歸結為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結果，但大多數學者卻強調“中國模式”同新自由主義的顯著區別。美國曾竭力向全球推廣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倘若“中國模式”的出色表現確實是實行新自由主義的結果，美國高官會晤發展中國家首腦時就不會竭力否定“中國模式”，許多西方學者也不會將中國經驗總結為同“華盛頓共識”對立的“北京共識”。

美國難以容忍“中國模式”的出色表現

國際輿論熱議“中國模式”不是由于中國自我炫耀和宣傳，而是由于金融危機暴露出“美國模式”存在的嚴重弊端。倘若這次危機后美國經濟真的實現了良好的經濟復蘇，國際輿論關于“中國模式”的熱議就難以持續并不斷升溫。盡管美國政府自從金融危機以來不斷宣揚經濟復蘇的論調，卻并未獲得美國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反而引起了頗多爭議。美國70%的民眾不同意政府政策改善了危機的說法，對于他們的實際生活狀況來說危機形勢從未好轉。據美國權威機構的多項民意調查顯示，僅有23%的人認為政府政策改善了經濟形勢，60%的人稱受危機沖擊仍在被迫縮衣節食，50%的人回答危機導致財務狀況顯著惡化，40%的人稱動用了養老、儲蓄賬戶以維持日常開支，25%的人稱受危機沖擊被迫向親友借錢維持生計。[4]

2011年2月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訪時，坦率承認當前美國經濟社會都面臨著深刻危機，他稱今天人們看到的美國社會正日益變得“非常扭曲”，“已經不再是一個整體而是兩個基本上分裂的部分，兩者之間的差距日趨擴大而且漸行漸遠，大銀行和高收入的富人們已享受到‘經濟復蘇’，而實體經濟的眾多中小企業和相當大一部分勞動力，卻無法擺脫經濟困境并且仍然在艱難掙扎”。美國《大西洋月刊》的記者費利曼寫道，“格林斯潘身為自由主義的堅定信徒，自由市場的顯赫捍衛者，資本主義的高級傳教士，居然也承認美國不平等的日益嚴重已成為國家危機，這表明美國社會確實出了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5]

倘若不是美國經濟長期陷入并無法擺脫嚴重的困境，無論西方學者發表多少關于“中國模式”的見解，也很難成為受到國際輿論廣泛關注、議論的熱點。中國經濟的出色表現向全世界提供了一種寶貴啟示，促使人們思考為何在全球經濟普遍陷入衰退之時，中國究竟具有那些獨特優勢使其能夠保持強勁的增長態勢，特別是美國經濟復蘇疲軟乏力并被迫推行二次量化寬松政策，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等歐洲國家紛紛陷入了主權債務危機，促使國際輿論和西方學者愈加關注中國經濟保持活力的原因，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進一步升溫成為世界輿論的熱點。

國際媒體普遍認為美國經濟形勢惡化并再現疲軟狀態，可能危及奧巴馬總統的執政聲譽和競選連任前景。這正是2011年5月以來希拉里連續發表言論攻擊“中國模式”，甚至威脅要向中國輸出政治動蕩和“顏色革命” 的重要原因。希拉里訪問非洲攻擊中國搞新殖民主義，稱“中國模式”從短期、中期和長期來看都不可取。希拉里還稱中國懼怕發生類似中東的政權更迭并感到非常緊張，中國試圖阻止發生政治動蕩是“阻擋歷史”和“做蠢事”。希拉里迫切希望通過輸出政治經濟動蕩將中國拖入全面混亂，這樣就能為瀕臨危機邊緣的美元和美國經濟注入強心劑，就能消除中國經濟崛起對美國全球霸權的威脅，就能彌補奧巴馬政府的糟糕執政業績并增加連任機會。美國一直將搞亂、搞垮中國作為長期的戰略目標，但是，美國官員很少敢于如此大膽、放肆地攻擊中國。美國一反常態是迫于轉嫁危機和維護霸權的巨大壓力，同時也是由于美國濫發美元造成的全球經濟的劇烈動蕩，為美國向全球輸出政治動蕩提供了特殊籌碼和難得機遇。由于美國通過輸出通貨膨脹成功誘發了中東政局動蕩，希拉里深知美國通過濫發美元和爆炒國際糧食、能源價格，將會對發展中國家民眾生活產生巨大的沖擊，她期待中國將難以阻擋、適應美國操縱的極端貨幣、價格變化，期待美國濫發貨幣誘發的全球嚴重通貨膨脹也激起中國社會動蕩，而且她知道倘若現在不尋找一切機會搞亂、搞垮中國，今后兩年美國爆發更大的危機后就更難搞亂中國，中國經濟崛起就必將對美國全球霸權構成更大的威脅。

 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模式也曾成為國際輿論和西方學者熱議的話題，當時美國許多產業都難以應對日本的強大競爭壓力。這種形勢下美國許多學者主張美國借鑒日本模式的優點以增強競爭力。但是，美國政客為維護金融壟斷資本的利益卻采取了相反做法，一方面逼迫日本推行新自由主義放棄自身模式的長處，一方面施加強大壓力向日本輸出美國模式的短處。美國提議兩國定期就經濟金融問題進行高層戰略會談，不斷施壓日本允許金融自由化和日元迅速升值，吸引大量國際投機資本涌入日本刺激泡沫經濟膨脹，逼迫日本放棄限制房地產、股市投機的產業政策，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股市和房地產泡沫破裂導致了嚴重金融危機，從此日本陷入長達二十多年的經濟停滯至今仍未恢復，美國通過輸出美國模式缺陷并誘迫日本放棄自身模式的優勢，消除了日本經濟崛起和日本模式對美國全球霸權的威脅。[6]

國際輿論贊揚和美國打壓 “中國模式”將會升溫

不難預見，隨著美國的金融、國債泡沫趨于破裂并引發更大的危機，美國經濟衰落同中國經濟崛起將形成更為強烈的反差，國際輿論對“中國模式”的贊揚將會進一步升溫，美國為維護霸權將會發動更猛烈的攻勢打壓“中國模式”，這是由國際形勢客觀變化而不是中國主觀意愿決定的。國際輿論和西方學者對“中國模式”的贊揚和熱議，有利于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并遏制妖魔化中國企圖，有利于中國客觀認識自身制度長處和美國制度的短處，總結經驗、發揚優點、糾正缺點以更好抵御金融危機。中國應堅持宣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關注但不簡單附和國際輿論關于“中國模式”的說法。中國應幫助公正、客觀的西方學者更好了解中國，廣泛傳播他們的觀點以抗衡美國打壓“中國模式”攻勢，讓美國妖魔化中國企圖在客觀事實面前變得蒼白無力。中國懼怕、退縮并不能讓美國絲毫減弱打壓中國的攻勢，反而會讓贊揚中國的國際輿論和西方學者感到失望，甚至招致美國嘗到甜頭之后發動更猛烈的打壓中國攻勢。中國強烈抗議美國航空母艦到黃海進行軍事演習，曾成功迫使美國顧忌中國反對放棄原定演習計劃。中國低調應對美國大使到王府井“散步”的軟手腕攻勢，希拉里卻對中國發動了更加激烈的攻擊和“顏色革命”威脅。帝國主義不會因別國示弱、退讓而發惻隱之心，反而會抓住別國的軟弱之處發動更猛烈的攻勢，只有能制衡其弱點、利益的有效籌碼才能令其三思而行。美國實施在中國制造顏色革命的行動需要有輿論配合，而國際輿論熱議、贊揚“中國模式”的出色表現，對美國向中國輸出“普世價值”和顏色革命構成很大阻礙，因此，美國為制造反華輿論必須打壓“中國模式”的國際影響力，美國在華代理人為推行全盤西化也必須否定“中國模式”。顯然，國際輿論和西方學者熱議、贊揚“中國模式”，有利于中國提升國際地位并抵御美國輸出顏色革命威脅，有利于增強中國的軟實力抗衡美國妖魔化中國企圖，有利于宣傳中國特色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優越性，有利于世界各國更好認識中國并擴大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國更好認識、抵御美國輸出其模式弊端的施壓、誤導，美國的氣急敗壞和竭力打壓恰恰說明了這一點。

國際媒體認為中國對希拉里攻擊中國采取了低調回應的做法，有的中國官員稱“美方不了解中國歷史”，“中美兩國對人權的理解有所不同”是“很正常的”，似乎希拉里僅僅是不了解中美兩國國情的差異，忽視了她無禮攻擊背后隱藏的戰略目的，以及美國通過輸出政治動蕩搞亂、搞垮中國的緊迫威脅。中國應正確評價當前美國的經濟形勢及潛在的惡化風險，洞察美國為轉嫁經濟危機損失并維護全球霸權利益，必然采取種種手段對中國施加壓力和進行誤導，包括威嚇中國不敢堅持并放棄自身制度模式的長處，向中國宣揚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并輸出美國模式的短處，逼迫中國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并實行西方的“普世價值”，放棄政府宏觀調控、計劃調節和強大的國有經濟，誤導中國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和資本賬戶開放，散布虛假統計數據和樂觀情緒掩護大金融財團提前出貨，誘惑中國的銀行和企業購買有毒資產和金融衍生品，等等。

中國應吸取日本和歐洲國家在美國施壓下妥協讓步，結果落入泡沫經濟和有毒資產陷阱的教訓。20世紀80年代日本在美國反復施加的強大壓力下，被迫放棄自身模式長處并接受了美國模式的短處，結果被拖入泡沫經濟破裂泥潭至今無法自拔。法國、德國曾強烈抵制美國的單邊政策和經濟政策，因而受2001年美國網絡泡沫破裂危機的沖擊較小。美國后來在法國、德國大選中進行了大量公關活動，成功扶植親美政客薩科奇、默克爾等人上臺執政，放棄了以前歐洲模式的長處轉而推行新自由主義，放棄了嚴格的政府監管轉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美國趁機向歐洲輸出有毒資產轉嫁即將爆發的次貸危機，結果歐洲購買的次貸衍生有毒資產數量甚至超過了美國。據英國媒體披露歐盟區銀行的有毒資產遠遠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政府注入巨資挽救銀行破產后又陷入了主權債務危機。中國應清醒看到美國發動強大反華攻勢背后的真實動機，并不是因為美國感到經濟形勢樂觀和自身模式的優越，急于向中國輸出美國模式的長處讓中國也強大起來，而恰恰是因為當前美國正處于爆發更大的金融危機的邊緣，急于輸出美國模式的短處企圖將中國也拖入危機，阻擋中國經濟崛起對美國全球霸權衰落構成的威脅。

中國應對美國支持“顏色革命”和分裂勢力表現出高度重視和敏感，因為，這相當于美國運用軟手腕不斷嚴重威脅中國的核心利益，長期持續的低強度軟手腕攻擊完全可能產生致命性惡果，特別是配合美國在華代理人宣揚的“普世價值”，趁輸出通貨膨脹和政治動蕩之機制造軟弱混亂局面，美國就可能通過分裂中國占有新疆、西藏的豐富資源，中國就可能永遠喪失經濟崛起并超越美國的歷史機遇。中國應對美國以軟手腕攻擊中國核心利益進行堅決有效反擊，包括運用制衡美國跨國公司、金融財團利益的經濟籌碼，迫使美國徹底放棄對中國核心利益的的軟手腕攻擊。中國應吸取前蘇聯重視對抗硬威脅而忽視軟威脅的教訓。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在智利支持軍事獨裁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一方面殘酷迫害智利社會民主黨人和工會人士，一方面也對前蘇聯發起了表面上低強度的虛偽“人權”攻勢，重點放在維護少數持不同政見者的“人權”，攻擊前蘇聯沒有給予猶太人出國旅行和遷徙定居自由。前蘇聯對維護國防安全和領空主權表現得極為敏感，敢于擊落一百五十多架入侵領空的美國飛機，美國顧忌前蘇聯的強大軍事實力無可奈何、不敢聲張，但是，前蘇聯卻沒有意識到美國表面上低強度軟攻擊的致命危害，對美國的軟攻擊反應遲鈍同對硬攻擊反應強硬形成了鮮明對比。前蘇聯領導人滿足于美國“緩和”戰略提供的經濟利益好處，沒有及時揭露、反擊美國“人權”戰略背后的虛偽、陰險企圖，結果最終遭受了不亞于核武器攻擊的慘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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