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溫州模式看民族資產階級
過去30年，中國一直在“摸著石頭過河”，這過程中涌現出不少的“模式”，如三來一補的珠三角模式、基于僑屬拓外傳統的晉江模式、鄉鎮企業的蘇南模式等等，但名氣最大、影響最廣的莫過于溫州模式。報道、討論溫州模式的文章多如牛毛，其中最流行的概括是“小商品、大市場”，但它只描述其外貌，未涉及其機制。倒是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秘書長王巍的描述比較深入：
“溫州模式有這樣幾個特點。首先，溫州商人始終立足于老百姓的需求做生意，不是跟著政府指導、被‘計劃’引路。其次，溫州商人始終在與政府的政策博弈，有自己的生意經和投資經。最后，溫州商人是從實業起步，逐步聚焦到金融。”
“之所以有溫州模式，恰恰是因為過去幾十年來，溫州始終是徹底市場化的區域，是一個參照系。”(王巍«我們救溫州還是溫州救中國»中國企業家網)
可見溫州模式的核心就是“徹底市場化”、“與政府的政策博弈”。考諸溫州的實踐，王巍的描述是可信的。溫州模式的實質就是靠民間商人的逐利動機配置社會資源，以實現經濟的發展。
事實上，浙江(尤其是浙南)、福建地區，過去30年走的就是溫州道路，其經濟發展之迅速、民間財富之巨大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許多主流學者希望能將溫州模式改良、推廣，以解決全國的發展問題。
家庭工業和專業化市場
溫州模式起步于家庭工業。當時，溫州的特點是：
1、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到半畝，為浙江之最，有大量農業剩余勞力須尋找出路。這導致歷史上溫州人除務農外，兼營家庭手工業或外出經商做手藝。在這樣的條件下，集體經濟一直沒有得到鞏固，而家庭經濟和自發經濟則一直在頑強發展。
2、長期處于對臺前線、國家投入少，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國家對溫州累計投資只有5.95億元。導致非農產業吸納勞力的能力極弱。
3、交通條件差，當時沒有機場、沒有鐵路，只有一條通上海的水路和一條路況很差的104國道與外界相接。距城市較遠，難以接收城市工業輻射。
在這樣的背景下，自發發展的非農產業自然選擇了家庭企業的形態，靠手工生產技術簡單的小型產品，并大力推銷。1982年，溫州當地個體工商企業就超過10萬戶，約占全國總數的1/10;30萬經銷員奔波于各地。基于低廉的成本，他們契而不舍、不擇手段的營銷讓國營企業頭疼不已，稱其為“蝗蟲大軍”。
網友“天涯零零發”尖刻而恰當地指出：“溫州經濟就是人人想發財的經濟”，“溫州人知道不自己當老板只能賺小錢，供人剝削，大鍋飯沒了，不做老板就只能過寒酸的窮日子，溫州人不大想過。”(見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666213.shtml)個人發財欲望帶動了強大的經濟潮流。基于小小的紐扣，1983年，溫州創辦了全國第一個專業市場：永嘉橋頭紐扣市場。此后一個個小商品專業市場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溫州迅速成為資金匯流的熱點。
靠個人發財欲望掀起的潮流，不可避免地帶有急功近利的色彩。這與當年“有水快流”的指導思想一拍即合，其結果是假冒偽劣盛行。1985年，南京一位消費者投書《經濟日報》，控訴他買的溫州鞋穿一天就掉了跟，而所謂真皮也不過是劣質的合成革。有人稱溫州鞋為“一日鞋”、“禮拜鞋”。1987年6月，杭州武林廣場一把大火把數千雙溫州鞋付之一炬，繼而這把火燒到南京、長沙、株洲。“溫州貨”成了假貨的代名詞。北京、上海、天津、哈爾濱、沈陽等一些城市的商家紛紛貼出“本店無溫州貨”的安民告示。
溫州整體形象的倒塌迫使溫州市委、市政府于1993年10月，在全市實施以“質量立市”和促進民營企業上規模上檔次為重點的“第二次創業”發展戰略。1994年10月，頒布《溫州質量立市實施辦法》。
急功近利的另一個必然結果是“外部性”。溫州的低成本一部分建立在肆意污染環境的基礎上。其后果經30年的積累令人觸摸驚心。
據2001年豐、枯水期2次水質監測結果表明，溫州全市內河河網沒有發現優于Ⅲ類水的河段，其中劣V類水河段占80%以上。主要污染特征因子為溶解氧、氨氮、高錳酸鹽指數、亞硝酸鹽氮等(見溫州市水文站劉捷等«溫州市河道水環境污染狀況與防治對策»浙江水利科技 第4期總第152期 2OO7年7月)。論文從三個方面描述了溫州河道污染情況：其一廢污水直排入河;其二垃圾入河;其三河道管理范圍內，違章搭建工棚、畜禽欄舍、茅坑。這些都表現出為了掙錢而不惜破壞環境的特征。
牛或文等人分析浙江11個地級城市的灰霾記錄，臨海的溫州，年均灰霾天數為24天，僅比內陸的杭州少1天，與之對比，相鄰的臺州為6天，麗水為2天。(見牛或文等«浙江城市區域灰霾天氣的長期變化» 熱帶氣象學報 第26卷第6期 2010年12月)
2010-12-20日，浙江日報«溫州整治污染物排放吹響“水陸空”集結號»這樣開篇：“溫州的雨怎么會是酸的、溫州的水不再清了、溫州的藍天變少了……”。文中報道，溫州早在2003年就著手創建生態市。然而，由于溫州市生態環境基礎薄弱，許多關鍵性指標和國家環保模范城市仍有著很大差距。生態建設工作任務書考核在全省已經連續兩年排在末位。文中稱：
“從今年開始，溫州將力爭通過三年努力，2011年創成浙江省環保模范城市，2012年達到國家環保模范城市創建的各項指標，2014年創成國家環保模范城市。”
30年的污染指望用三、四年治好，談何容易?
盡管存在這些問題，全心全意謀發展的溫州財大氣粗，為主流學界提供了最有力的論據。2010年溫州市長趙一德稱：“據不完全統計，流動的民間資本已經達到6000億，而且每年以14%的速度快速增長。”(見«2010年中國•溫州民間資本發展高峰會實錄» 東方財富網 http://topic.eastmoney.com/wzmjzbfzfh/) 6000億是什么概念?這是當年全國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總額的1.9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2.16%、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3.82%、全年財政收入的6.97%。而溫州人口不過占全國的0.605%。就是溫州模式的底氣所在，有了錢，什么問題擺不平?
資本積累的來源
那這6000億流動的民間資本是怎樣積累起來的?浙江工商大學副校長張仁壽，于1990年出版《溫州模式研究》一書。他這樣描述溫州的道路：
“溫州是走的是一條內源性古典式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先在國內發展區際貿易，再開拓國際市場;先開拓產品市場，再發展要素市場，然后到全國各地和境外投資。”
這是民族資產階級發展的典型道路。“小商品、大市場”使溫州資本家(其起步階段只不過是個體戶、小業主)可以從全省、全國范圍內汲取利潤，隨著資本的積累，其牟利的視野擴大到全球。溫州的實踐證明，走完這個全過程用了大約30年，其速度遠高于早期的熱那亞、荷蘭、英格蘭。
溫州經驗與熱那亞、荷蘭、英格蘭經驗一致，都建立在外部利潤源的基礎上，四川是溫州外部利潤源的明顯例子：
“在四川，幾乎沒有溫州人沒有涉獵的行業，也沒有溫州人沒有踏過的縣城。”
“目前，在四川的溫州人有12萬之多(其中，6萬多人在成都)，他們經商的足跡踏遍成都、綿陽、德陽、自貢、廣元、樂山、涼山等地。大到水電站的項目投資、房地產開發，中到服裝、鞋類、家用電器、小五金等產品的生產和印刷包裝業的經營，小到紐扣、拉鏈、眼鏡、打火機、剃須刀的銷售等，溫州人的生意幾乎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在。”
“四川省溫州商會1997年11月11日成立時，會員企業僅有700多家。如今，這個還不滿10歲的民間商會組織已發展成為擁有14家地市級溫州商會、12個直屬行業分會、1萬家會員企業的特大型商會組織。在成都，他們的直屬行業分會已細分至印刷、機電、鞋革等12個行業。在四川，除廣安、甘孜、阿壩等幾個市州外，全省大部分市州均建立了溫州商會組織。這種縱橫發展之勢，在全國都是極為罕見的。放眼巴山蜀水，四川省溫州商會的會員之多、網絡覆蓋面之廣、影響之大，均為四川之最，是外地人在四川形成的最大的“商業部落”。而在溫州當地媒體看來，四川省溫州商會又是溫州人‘在外成立的規模最大、區域最廣、會員最多的溫州商會。’”(王雪娟等 «溫州商幫：12萬大軍“西征”四川» 成都日報 2007-4-17)
所以張仁壽稱其為“古典式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這也是主流經濟學家偏愛溫州模式的根源。這樣的模式，建立在擴張機制上，而擴張機制帶來兩個特征：其一，在其擴張所及的范圍內，表現為利潤的凈流出;其二，一旦擴張因故停止，整個系統就無以為繼。
利潤凈流出的地區必不甘于“奉獻”。勢必效仿溫州商人，以截留本地利潤，甚至與之爭奪其他利潤源。在對利潤源的爭奪戰中，誕生了“敢為人先”、“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轉”之類商場格言。資本積累就在這一過程中高效率展開。
就其后者，資本高效積累的對應物就是消費能力的相對下降。而資本利潤歸根結底來自消費資金。于是這一過程表現為對利潤的渴求呈指數增長，而社會祭獻利潤的能力卻相對下降，“古典式市場經濟”中不存在遏制這一失衡的機制，于是“古典式市場經濟”每天都在破壞自己的生存環境。浙江大虎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有打火機“教父”之稱的周大虎就證實，溫州產業在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近年來生存環境越來越差，基本年利潤約在3%至5%之間(見沈錫權«債務危機暴露溫州模式過度投機等三大軟肋» 經濟參考報2011年10月13日)。
溫州的民間資本以實業起家，周大虎證實基本年利潤已降到3%至5%之間，表明實業空間已被膨脹的資本填滿，資本不得不尋找其他出路。實業起家的溫州商人對股市有天然的警覺，極不情愿進入股市。然而日益擴張的逐利資金終究需要找到出路，于是溫州資本家走上了“炒”的道路，炒綠豆、炒蒜、炒姜、炒糖、炒古董、炒銀、炒工業原材料、炒煤、炒稀土、炒樓----。其間眾生相足可寫一部傳世小說。溫州天浩置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陳鴻認為，在溫州游資中，70%-80%資金流向房地產市場。(«高利貸成慢性毒藥 七成溫州游資涌向房地產» 中國證券報 2011年09月28日)
炒綠豆、炒蒜、炒姜、炒糖促發通脹，引起公憤，況且這些物資炒到天價上無法持續;炒工業原材料、炒煤、炒稀土、炒樓危及國家核心利益，結果招致政策打壓。究其根源，“炒”主要造成逐利資金的再分配，無法提供真實的利潤。炒出來的泡沫終將破滅，隨著一個個泡沫破滅，溫州資本家的資金鏈越來越緊，只能求助于高利貸。結果在“人人想發財”的溫州，激起了高利貸的狂潮。
擴張的極限
2010年6月，溫州人貸款余額5050.21億元，比年初新增656.48億元，余額同比增長25.8%。一位溫州銀行業管理人士納悶，按理說，如此信貸規模足以滿足需求，但企業把錢貸過去之后，并未見到生產規模擴大、生產設施更新等(見陳周錫 «溫州滿城皆放高利貸 買房造房瘋狂» 經濟觀察報 2010年12月18日)。
有媒體披露，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表示，已有3萬億銀行資金并未實際流向用款企業，而是轉入了高利貸市場。央行隨即辟謠，稱“該報道失實”，同時又“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要高度警惕近期網絡借貸、民間借貸和小額貸款公司等領域風險。”(高晨«銀監會否認3萬億貸款流入高利貸市場» 京華時報 2011-8-11)
上述溫州銀行業管理人士的困惑證實，高速擴張的信貸規模并未流入實業生產，在資本過剩、產能過剩的大環境下，制約實業生產的不是信貸規模，而是有效需求。在“炒”風熾盛大環境中，資本家對信貸的需求已不是用于擴大生產，而是用于挽救越來越緊的資金鏈了。對此，媒體報道了大量的證據，限于篇幅，僅舉兩例：
“溫州的服裝企業中，絕大部分都在做多元化投資。有實力的自己開發房地產，小的企業就炒樓。”浙江闊帥服飾有限公司董事長徐政杰說。業界曾統計“2010溫州市百強企業”中，除2家房地產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業企業，無一不涉足了房地產開發，包括康奈、奧康、報喜鳥等知名制造業企業。
浙江東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前認為，溫州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與溫州商人將大量流動資金投入房地產行業不無關系。“溫州老板中的絕大部分都在利用流動資金投資房產，以期回報最大化，卻忽略了投資風險。因為房產的投資回利需要一個過程，恰恰又碰上政府出臺限購政策，房屋無法出手，導致實業資金鏈斷裂，無奈只能轉向高利貸。”(以上見沈錫權 «債務危機暴露溫州模式過度投機等三大軟肋» 經濟參考報2011年10月13日)。
高利貸本質上就是炒錢。它能將更多的人卷入其中。
溫州市人行一次民間借貸問卷調查顯示，溫州民間借貸中企業民間借款160億元、個人民間借款470億元、融資中介借貸170億元。從事借貸的融資中介，主要為從事高利貸的擔保、典當公司等。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公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而中小企業的參與比例更高達80%，整個民間借貸規模高達1100億元。(見«炒完樓再“炒錢”?報告稱溫州民間借貸規模達1100億» 羊城晚報 2011年09月24日)而《每日經濟新聞》援引里昂證券的民間借貸調研報告稱，溫州的民間未償貸款總量可能已經高達8,000億元到10,000億元。(«溫州已有萬億欠脹 民間借貸臨爆» 中評社香港 2011-09-09)
2010年底，溫州一家擔保公司的負責人王志估計，當時溫州有1000多家擔保公司，運作資金高達200多億元，這還不包括在外溫商群體，據說永強僅在上海一地放貸資金就高達50億元。“目前溫州幾乎全城都在借貸，我們每天都能在報紙上看到擔保公司的廣告，擔保公司儼然成為溫州的第一大民間銀行。”(陳周錫 «溫州滿城皆放高利貸 買房造房瘋狂» 經濟觀察報 2010年12月18日)
溫州一位銀行負責人說，他周邊1/3以上的朋友都在放高利貸，尤其是在一些溫州工業經濟強鎮，比如柳市、永強、甌北等，參與高利貸的人數更多、金額更大。一位溫州市公務員說，他周邊也有一些朋友在放高利貸，大的和別人合伙開擔保公司放高利貸，小的拿出幾萬元放貸賺點家庭生活費。(陳周錫 «溫州滿城皆放高利貸 買房造房瘋狂» 經濟觀察報 2010年12月18日)
據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監測數據顯示，2010下半年溫州民間借貸加權平均利率已連續5個月上升，其中11月為23.08%，比上個月上升了0.25個百分點。(陳周錫 «溫州滿城皆放高利貸 買房造房瘋狂» 經濟觀察報 2010年12月18日)
到2011年，一名長期參與民間借貸的王姓企業主透露，目前溫州民間借貸利率已經超過歷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則高達1角，甚至1角5分。年化利率高達180%。(«溫家寶調研開“藥方”治溫州借貸危機» 21世紀經濟報道(廣州) 2011-10-09)
基本年利潤僅在3%至5%之間的實體經濟，如何能支撐如此之高的貸款利息?2001年4月份開始，溫州部分企業的資金鏈斷裂，有多達90個企業老板因欠下巨債而外逃，初步估計相關的信貸規模達到了200億元。從網上查到的不完全信息看：
4月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長黃鶴、波特曼咖啡老板嚴勤為、三旗集團老板陳福財外逃;
6月溫州鐵通電器合金實業有限公司股東之一范某、浙江天石電子公司老板葉建樂出外逃;
7月恒茂鞋業老板虞正林、巨邦鞋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和霞外逃;
8月錦潮電器有限公司董事長戴列竣、耐當勞鞋材鞋材有限公司董事長戴志雄、部落之神鞋業公司董事長吳偉華、唐鷹服飾董事長胡緒兒外逃;
9月蝶夢兒鞋廠老板黃杰、百樂家電董事長鄭珠菊、奧米流體設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等負責人、新耐寶鞋業董事長、唐風制鞋董事長黃伯鶴、星際鞋業董事長、歐霸標準件有限公司董事長、寶康不銹鋼制品有限公司吳保忠、福燕兄弟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龍灣藍天大藥房董事長、浙江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龍灣泰爾銅業老板、五洲軋鋼廠老板、綜藝鞋業老板外逃。
愈演愈烈的老板“跑路”風潮震動了溫州政壇，也震動了國家經濟管理當局。
一份政府機構的報告顯示，溫州目前民間高利貸中介已經出現系統性風險，全市公安系統受理的有關民間借貸的案件共7400多戶，涉案金額50億元，8月份以后趨勢更加突出，當月立案超11億元。截至9月20日，今年當地銀行上報倒閉企業32家，其中7月份以來發生23家，溫州市委、市政府不排除年底前出現更多的倒閉事件。
拾貝資本俱樂部一位負責人稱，老板出走事實上并沒有特定的行業特征。因為這些老板出逃的直接原因都不是由于主業的問題，而是由于參與賭博、借高利貸投資或者自身參與高利貸等高風險項目，資金鏈一旦斷裂就必須跑路。如果是企業虧損或者利潤太低，最多只是關門，不會出逃。(見蔣卓穎«4月至今溫州29家企業老板欠高利貸逃跑1人跳樓» 21世紀經濟報道 2011-09-29)
當王巍描述：“溫州商人是從實業起步，逐步聚焦到金融”時，不知是否注意到，所謂金融其實就是高利貸，而高利貸之所以產生，正源于逐利資金的胃口之大，已遠非消費資金提供的利潤可以填滿。
高利貸的“爆煲”證實，“古典式市場經濟”在溫州用30年的時間走完了在熱那亞、荷蘭、英格蘭用上百年才走完的道路，完全可作為“效率優先”的典范。熱那亞、荷蘭、英格蘭，“古典式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最終靠殖民主義，靠外來的利潤輸入維持，在爭奪外部利潤源的斗爭中，世界霸權迭次轉移，最后轉移到美國手中，而今時髦的“全球化”不過是美國主導下的新殖民主義而已。“溫州模式”若要繼續走下去，其利潤源何在?
理論與現實
說溫州模式是“古典式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這其實是個過渡簡化的抽象。溫州畢竟不是熱那亞、荷蘭、英格蘭，它有自己的歷史淵源，有自己的社會背景，有自己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客觀地位，這些無一不在溫州走過的道路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主流理論講到“市場經濟”的組織資源時，總是從獨立平等個體間的契約出發。而這一點卻套不到溫州的實踐中去。楊海鵬調查了浙南社會，發現：
“在臺州和溫州，最有組織力的民間力量是宗族。圍棋國手俞斌長大的天臺縣水南村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在建國50周年前，幾乎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該村距離縣政府只4里路，但對這個人口高達萬人，以許姓為主體的血緣村落，政府一直苦無辦法滲透。”
“她有隱形的‘議會’，叫‘三防會’;宗祠下有自己的‘政府機構’;還有‘馬刀隊’、‘刺刀隊’，分屬‘內務部隊’和‘國防軍’”系統。代表政府的執法機構，一直無法進入該村落。在建國后，其與鄰村的武裝械斗發生多起。90年代初的一次械斗，居然變成相鄰四縣10多萬人的宗族混戰，以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李澤民親自從其他地區調集武警方得彈壓。”
“相對政府力量，在如今溫州鄉村，家族力量異常之強大。”
“家族，也因為政府缺少破壞她根植的社會關系的利器——國有企業得以保留。在艱難時世中，她的對成員的保障功能更加凸現。相對于國內大多數地方，溫州的最大不同，就是‘沒有被計劃過’。”
“一個蒼南龍港的商人這樣論述家族之于他的重要：我的企業管理職位只用親人，只會在本家族或者妻子的家族中挑選。用外人會跳巢，帶走我的商業機密和技術機密，還有訂單，那我就什么都沒有了。如果親人這樣做，他會面對整個家族的拋棄。做生意難免會要融資，家族成員的借款比錢莊要利息小得多，展期也容易。就是我徹底敗了，我有經營經驗，也會被親戚的企業雇傭。”
“當時視之為‘怪胎’的溫州，實際上是延續的只是明清到民國工商業發展的路子。”
(楊海鵬«為溫州模式卸妝» 中歐商業評論 2008年9月號)
之所以大段引述楊海鵬的文章，是因為他的調查揭開了觀察溫州道路的一個另類視角，使我們看到宗法社會遺產對溫州模式的重要意義。
在組織資源上高度依賴宗法社會遺產，并不意味著溫州模式與官場無關，更不意味著在溫州，政府與企業各司其職，互不相擾。胡星斗以溫州為“心中的希望之地”，他也坦承“溫州如全國其他地方，權錢交換的腐敗也依然猖獗。前市長腐敗案、前女副市長腐敗案、瑞安政壇掮客阿太案等都說明了問題的嚴峻。”(胡星斗«希望與期盼——為‹助動溫州›作序»)。腐敗案遍及全國，溫州也有，不足為奇，不過證明了當地政商關系之密切。但這里提到的“阿太案”卻令人錯愕。“阿太”在當地話中就是跳大神的。一個裝神弄鬼的懶漢，居然成了溫州的“地下組織部長”。而他的另一身份無疑是“民營企業家”：
“他壟斷了莘塍片區的中小學校服供應，參與大的市政工程發標，還插手娛樂業、屠宰業。甚至莘塍鎮和另一大鎮，以及市里6個局機關的桶裝礦泉水，瓶水，俱由‘阿太’介紹的‘萬利’供應。有人計算，幾百號機關干部，每天消耗瓶水在400至500瓶上下，每瓶水‘阿太’抽成1元，一天少說坐收400至500元。”
“而‘校服’更是一樁大買賣，莘塍有3萬中小學生，其服裝俱由‘阿太’”指定的服裝商供應，每件套抽成10元左右。”
有五六位局長。“阿太”一個電話，躺在被窩里也要爬起來。“阿太”稱公安局長“是我的一條狗。”(見楊海鵬 «誰是“地下組織部長”的后臺» 南方周末 2000年7月7日)
在許多地方的政商關系中，官僚占主導地位，商人處于仰人鼻息的地位。而“阿太”案表明，在溫州商人正力圖掌控主導地位。這形象地詮釋了哈耶克的理想境界：“財富控制權力”。無怪乎楊海鵬憂慮，溫州“很快就會‘西西里化’”。
這一切顯然與主流學者所謂的“古典式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對不上茬。溫州模式聚斂資本的“效率”遠超過熱那亞、荷蘭、英格蘭。究其原因，溫州商人的宗族勢力與權力對利潤極大化機制的“保駕護航”，功不可沒。楊海鵬將溫州模式歸結為：“實際上是延續的只是明清到民國工商業發展的路子。”(楊海鵬«為溫州模式卸妝» 中歐商業評論 2008年9月號)而這條路子導致了何種結局，眾所周知。
路問：“新民主主義”?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到底能走什么道路就爭論不休。“明清到民國工商業發展的路子”最后導致的結果是國民黨政府人心喪盡，一個窮棒子黨、一支土包子軍隊掌控了這個國家。
然而此后道路之爭并未終結，并引發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后的“不爭論”不過是主張某條道路的人用行政權力壓制質疑而已：
“一提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些人就馬上反應：不就是共產黨領著搞資本主義嘛，掛羊頭賣狗肉。”(紀坡民«憲政與立國之本——關于新民主主義和‹共同綱領›的回顧和反思» 在烏有之鄉的講座 2007年4月15日)
“明明是要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允許國外的帝國主義的資本、國內的資本，都要給他們騰出很大的發展空間，包括民間的資本，或者叫民族資本。但是我們用了一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把最根本的事實遮蔽了。”(«張木生談新民主主義與中國的改革未來» 網易讀書 2011-05-09)
在張木生看來，“不爭論”制造了一團“混沌”，而今“‘不爭論’的時代過去了。‘混沌’鑿破了，一個‘爭論’的時代即將到來。”(同上)在當前的道路之爭中，紀坡民主張：
“黨的理論，回到«新民主主義論»;黨的路線，回到七大;憲政理論，回到共同綱領。”(紀坡民 «憲政與立國之本——關于新民主主義和‹共同綱領›的回顧和反思» 大風出版社2007年1月)
這一主張得到劉源、張木生的呼應：
“在頤和園幽靜的后山，木生問：‘從戰爭年代到建設時期，包括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凡是用新民主主義為指導，就勝利、成功了!而沒有真正遵循那套理論的，或犯錯誤、或走彎路，都出了問題。你認為，可不可以這樣說?’”(劉源«何不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地舉起新民主主義?» 人民網-文史頻道 2011年05月16日)
張木生進一步論述他心中的新民主主義：
“毛主席有一句話，什么叫做新民主主義?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在我們特殊的國際條件下和國內條件下發展一百年的資本主義，有這句話。再有一個就是鄧小平說，到2049年之前中國都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張木生新書座談會上的各思潮碰撞» 馬克思主義評論網 2011-05-14)
可見這些學者心目中的新民主主義，有兩個要點：其一實質上的資本主義，其二共產黨的領導。按張木生的說法，這個觀點出現在42年版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筆者手中沒有這個版本，無法驗證之。但張木生是個嚴肅的學者，相信他不會無中生有。考諸當時的歷史背景，農民占國民的絕對多數，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占國民的比重極小，正是這樣的國民構成導致了陳獨秀的主張：
“無產階級也明明知道此種民主革命的成功誠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然而幼稚的無產階級目前只有在此勝利之奮斗中才有獲得若干自由及擴大自己能力之機會……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應該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陳獨秀:《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1923年)
陳獨秀和毛澤東的區別在于，陳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由資產階級(通過國民黨)領導，而毛認為只能由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而這場革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兩人并無異見。此后毛稱黨內反對自己的老戰友為“民主革命的同路人”即源于此。可見，建國前后黨內高層構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一段時期的資本主義，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歷史的軌跡是：1953-1956年底中國進行了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此后“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構想就被放棄了。當今的主流學者將這一轉變歸咎于毛澤東的極左，頭腦發熱。將如此重大的政策選擇歸咎為個人偏好，顯示出論者的淺薄與輕率。事實上當時有兩個因素嚴重地影響到中共高層的政策選擇：
其一，中國資產階級的主體是官僚資產階級，他們占有現代工業的80%，49年后這部分工業被沒收，成為“全民所有”。而所謂民族資產階級，在工業中的份額不過20%。在這樣的格局下，邏輯上只有兩個選擇，或者實行計劃經濟，同時將民族資產階級手中的工業置于計劃指導之下;或者將那80%的現代工業私有化，搞大市場、小政府。在當時國力貧弱、強敵環伺的條件下，當時的中共高層能做何選擇?
其二，人民共和國剛成立，高喊“新民主主義”的民族資產階級就頑強地爭奪對社會的主導權。這種爭奪集中體現的兩條戰線，一方面，在現代工業的核心區上海，他們掀起了金融投機和躉集“兩白一黑”的狂潮，為自己發財罔顧民生和社會安危，一些人甚至指望“蔣委員長八月中秋回來吃月餅”;另一方面，對剛進城的土包子軍隊展開了無孔不入的腐蝕浪潮，以至于當時的中央認為：
“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這個問題現在已極嚴重，必須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去進行斗爭，一樣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對待他們”(毛澤東«中央關于三反斗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電報» 1951年12月8日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這樣的背景告訴我們：共產黨領著搞資本主義，在當時遇到了巨大的障礙，這條路很可能導致天下大亂。這才是當時放棄新民主主義構想的原因。
溫州模式30年的經驗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了這一點。
“古典式市場經濟”道路的本質，是依靠、鼓勵每個人的發財欲望來實現經濟的發展。它的直接經濟后果就是，逐利資金的積累速度遠高于消費資金的增長，導致單位資本對應的利潤源日漸萎縮。中國和溫州的實踐告訴我們，這一過程在30年內就制造出了無法消解的內在矛盾，將整個社會導入經濟危機之中。盡管溫州模式起步于千家萬戶小業主的家庭手工業，但它很快就發展為大資本，并從實業轉向投機，進而轉向高利貸。高利貸的破滅標志著這種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利潤極大化機制的另一個必然結果是國民的兩極分化。“溫州模式”最自豪的就是催生了一個“橄欖形”社會：
“溫州樂清市委書記潘孝政說，如果光就本地戶籍人口而言，樂清目前的社會形態更類似于“橄欖形”，低收入群體約占5%左右，家庭資產在5000萬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約有10%，余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萬元～10萬元。他說，樂清經濟總量的95%是民營經濟創造的。從樂清市的發展狀況可以看出，鼓勵全民創業、發展民營經濟是實現“橄欖形”社會的可行路徑。”(葛如江等 «天價豪宅VS棚戶區 一墻之隔的貧富兩重天» 半月談 2009年11月30日)
然而這位記者發現，“當地還有300多萬外來打工者，他們多數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會保障很不健全，只有30%～40%的企業打工者有各種社會保險。”(同上)溫州統計局網站提供的數據表明，樂清總人口116.97萬人(見http://www.wzstats.gov.cn/infoshow.asp?id=5882)，這意味著潘孝政看到的“橄欖”只涉及當地經濟系統28%的人口。創造樂清經濟總量的當然包含300多萬外來打工者，潘孝政的“橄欖”卻不包括他們，因為“橄欖”賴以生長的土壤，正是他們的貧困。再考慮到溫州資本家在四川等地的利潤源，養活樂清“橄欖”的勞動者，遠不止那300多萬外來打工者。
即使潘孝政眼中的橄欖，也只是個正在瓦解的幻象。隨著高利貸泡沫的破滅，溫州資本正處于進一步兩極分化的過程中。斂財成功者，進一步“做大做強”，未能脫手者，跌入深淵。鞋業是溫州的支柱產業，2011年7月，溫州鞋革行業協會秘書長謝榕芳認為，溫州鞋革行業的發展趨勢將會出現“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兩極分化(«溫州鞋企兩極分化初現端倪» 商務部網站 2011年07月22日)。
至于“共產黨領著搞資本主義”，已被歷史證明此路不通。本來意義上的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在資本主義經濟體中，無產階級只能是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資本家的雇傭決策，則取決于贏利的可能性。在這樣的體制下只能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又何以“領導”資產階級?資本家在經濟上的強勢，勢必對掌權的共產黨員產生巨大的、潛移默化的作用。在實施“新民主主義”階段，中共中央不惜開殺戒，才遏制了黨員腐化的勢頭。而今也殺了許多貪官，而貪腐之風卻愈演愈烈，貪腐額早已上億。更深刻的轉變在于，大量的私人資本家入黨、進政府甚至有可能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這到底是共產黨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改造共產黨?
而主張回到“新民主主義”的學者，卻指望靠工人、農民來重建共產黨的合法性。“共產黨不恢復以工人、農民為主的代表來領導和駕馭那兩顆星，你是一點兒出路都沒有，一點兒合法性都沒有”。盡管他們已經看到“官僚和資本相結合”、“奸商搭臺，貪官唱戲”、“執政產業化”、“權力資本化”、“政權黑社會化”等問題(«張木生談新民主主義與中國的改革未來» 網易讀書 2011-05-09)
現實告訴我們，共產黨試圖領導資產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其結果必然是資產階級改造共產黨，而共產黨則離工、農越來越遠。建國初期搞“新民主主義”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今天的溫州模式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主張回歸“新民主主義”者，多是老共產黨員之后，不知諸位是否記得你們先輩的憂慮：“你我后輩，忍將夙愿，付與東流?”
問題的要害在于，如何理解詩中的“夙愿”。中國歷史上，被稱為“革命”的宏大事件俯拾皆是，其中絕大多數是改朝換代：老的統治集團腐朽，失去“天命”，被社會動亂推翻;社會各階層中涌現的勇敢分子，在爭斗中形成一個新的統治集團，再次統治社會。從成員構成看，面目一新，從社會結構與運行機制看，與前朝相差無幾。新統治集團念念不忘的，無非是“打江山、坐江山”。
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他們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全部工作，在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矛盾，并指出其不可能持續生存。所以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心中的“夙愿”是改造社會而非改朝換代。
主張回歸“新民主主義”的紀坡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理論，但中國革命已經勝利了，今天我們是在執政，正所謂‘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對馬克思主義，我們今天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紀坡民«憲政與立國之本——關于新民主主義和‹共同綱領›的回顧和反思» 在烏有之鄉的講座2007年4月15日)
可見主張回歸“新民主主義”者，內心深處關切的，依然是“得天下、治天下”，“打江山、坐江山”。所謂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化，不過是從改造社會轉向改朝換代。毛澤東稱之為“民主革命同路人”，豈有誣哉?
“得天下、治天下”，“打江山、坐江山”前景如何?不妨看看從溫州到華爾街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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