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人口和計生委主任李斌最近撰文稱，我國人口的再生產類型已經實現了從“兩高一低模式”（“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向“三低模式”（“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未來五年每年新增老齡人口接近800萬，第一個老齡化高峰已經到來，而我國傳統的家庭生產、婚姻、生育和養老等功能都有所弱化。
據此，我們可以初步判斷，之前國內外經濟學家普遍認可的人口紅利期結束時間提前了九年：從2020年提前到了2011年。如是，則我們可能已經錯過了未雨綢繆、居安思危的時機，未來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三五十年，中國財政的養老金財政支出壓力將大大增加。
目前的歐洲危機從轉向“三低模式”開始
在很大程度上，歐洲今天的財政危機是從人口再生產模式向“三低模式”的歷史性轉變開始的。一方面，“三低模式”當然意味著社會安全程度更高，公共衛生水平更好，人民生活更有質量；另一方面，人均壽命大幅提高，生育率持續下降，低死亡與低出生疊加在一起，導致低增長甚至負增長。
養老、醫療、（鼓勵父母們多生孩子的）正向生育補貼和教育補貼、失業救濟、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開支的擴張，正是實現“三低模式”的財政后果。為了避免損失選票，西歐、中南歐和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的政治家們普遍選擇“高福利、低稅收”的財政政策，國家財政體系的赤字運行獲得了持續的動力，公債比重隨著老齡化程度提高而加重。
1980年，西方發達世界的人口再生產模式實現了向“三低模式”的歷史性轉變。在西方步入老齡社會的第一個十年，1980-1990年十年間，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公債均值增長了14%，達到60.4%。第二個十年，到1997年，OECD國家公債均值升至71%。此后十年，到2007年，OECD國家公債均值升至75%，其中日本、挪威、意大利、希臘、比利時均超過75%，整個歐元區均值為74%，美國73%。隨后發生的事情，大家都比較清楚了。
從長時段的歷史發展來看，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成為壓垮美國和歐洲赤字財政體系的直接原因。美國一直沒有從經濟衰退中復蘇，而歐洲之所以成為此次危機代價最為沉重的犧牲品，也是因為其內傷實在不輕。
而日本公債多為內債而非外債，北歐國家則奉行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德國實為當今歐洲經濟的動力引擎，盡管它們的公債比重也不低，但均沒有出現美歐如此嚴重的財政債務危機和社會騷亂。
根據OECD 2011年9月發布的最新報告，我們可以將人口老齡化與歐洲財政危機關聯在一起。經濟放緩甚至停滯、失業率高企與“三低模式”相結合，持續拉高公債比重。根據這份報告，34個經濟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有兩個原因，一是低生育率，一是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2005-2010年間，34個國家中已經有29個屬于“三低模式”，平均生育率只有1.69，即每個女性平均只生育1.69個孩子。只有以色列、墨西哥、愛爾蘭、土耳其和美國的女性生育率處在臨界點2.1或之上。所謂臨界點，是指每個女性至少要生育2.1個孩子，才能逐步扭轉“三低模式”，漸漸走出老齡社會。
西方公債危機的歷史教訓
兩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都是西方國家的休養生息期：1920-1929年是黃金十年；1945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間，則堪稱黃金三十年。這兩個時期的人口平均增長率為3.9%。兩個黃金年代經濟繁榮，作為政治補償，民主體制向農民、工人、窮人、女性、黑人等持續提供各種經濟補貼，其結果是社會開支逐年遞增，財政體系長期赤字運行。
實際上，早有學者指出，公債與民主在西方世界始終相伴而生。1870年，幾個主要西方國家處于從農業國家向工業化國家轉變的關鍵時期，當時這些國家公債占GDP的比重就已達到47.9%，其中財政高危國有兩個：英屬澳大利亞最嚴重為100.1%，意大利92%。此外，美國為43.9%，英國為40.2%。此時日本最健康，僅有0.6%。
1913年，西方世界公債比重已接近60%的危險值，達59.2%。西班牙、澳大利亞、法國都超過了66%，英國較好30.4%，美國最健康2.5%。1920年，各國公債比重均值上升至66.3%，大國中澳大利亞、英國、法國均超過100%，分別為122.4%、132%、136.8%。1937年各國公債比重均值又飆至78.1%，英國為188.1%，澳大利亞153%，法國137.2%。和平終于沒有維持多久，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最為殘暴的自相殘殺在西方世界拉開序幕。
從1870至1996年之間，美國在西方世界都是個特殊的例外，其財政狀況相對而言最為健康。直到1997年嬰兒潮一代開始大規模進入退休年齡，美國才步入公債危險地帶，為61.5%。
扭轉“三低模式”的困難
雖然西方國家已經意識到“三低模式”帶來的嚴重問題，但悲劇的是，34個經濟發達國家的平均生育率一直在逐次下降。從1975年算起，以每五年為一個階段，從1975-80年的2.26這個恰當水平，下降到1985-90年的1.91、1995-2000年的1.68。經過二十年的老齡化折磨，這些國家也在想盡辦法刺激生育，包括維持勢必會帶來諸多社會問題、頗受保守主義者批評的單身母親政策。
然而，回頭之路相當漫長，這34個國家的平均生育率在2005-2010年間才只增加到1.69，四十年后，預計只能增加到1.8，距離人口生育的最佳替代水平（2.1）還是很遠。
與之相比，中國是在1995-2000年之間跌破最佳替代水平，為1.8。2005-2010年間繼續下降至1.77。未來十年內會略有上升，2015-2020年間預計將升至1.84。此后五年只上升0.01，達到1.85；再往后的三十年，生育率將停止增長。
西方國家上述歷史數據和未來趨勢分析，對我們思考今天中國的問題頗有啟發。我們可以發現，“三低模式”的歷史性轉變，的確意味著我國改善民生、改良社會的成就和速度絕不遜于西方發達國家。但同時，從“兩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轉變，意味著人口紅利期極有可能提前結束。留給我們做出適當調整的時間已經不多。
因此，我們現在需要反思我們的一系列財政、經濟和社會政策，包括稅收政策、生育政策、養老政策、適當調整退休年齡及其他福利政策。我們需要盡快做出決策、采取實際行動，擴展中國家庭傳統的生產、生育和養老功能，為我們這個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人口大國和文明古國設計一個可持續的福利制度，讓我們的老一輩、我們這代人、我們的下一代都能夠擁有相對舒適的退休生活、穩定樂觀的心理預期和達觀從容的生存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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