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佶：中國經濟結構及運行機制的矛盾

中國經濟結構及運行機制的矛盾　　

經濟結構是經濟體制在總體經濟運動過程的存在形式，運行機制則是經濟結構動態運作功能的發揮。經濟結構與運行機制的矛盾，是經濟制度矛盾通過經濟體制矛盾的進一步展開。現實中國主要經濟矛盾在經濟結構及其運行機制中的具體化，制約著經濟生活的全過程，直接關系企業和經濟單位的經營管理，并體現于對外經濟關系。經濟結構的內容，依然是人們的經濟權利，即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所有權兩個基本權利派生的占有權、經營權、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監督權、管理權等。在經濟結構中，主要涉及的是人們相互間的這些權利關系。在所有權的層面，形成階級結構，這是經濟制度矛盾的集中體現。進而是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投資結構、就業結構，這主要涉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所有權與占有權的關系。再展開，則是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區域結構、流通結構、分配結構、消費結構等，經濟結構涉及的權利主要有占有權與經營權的關系，以及收益權、處置權、監督權、管理權的相互作用。　　

勞動社會主義認為經濟的主體是人，不是物。也正因此，我們才把表示人的利益、地位的權利，作為經濟結構的內容。當然，經濟結構中的各種權利及其關系，都有相應的法律規定，但經濟結構并不是法律結構，更不是單純的法權關系。經濟結構中的權利，都是有內容的權利，即針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針對產品、價值，針對貨幣、資本、資金，針對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全過程的。也就是說，經濟結構是作為主體的人在其相互的經濟關系中按一定的法權構成相應的組織形式，運用人類自身的勞動力使用物質（自然的和人為的）條件，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并按法權關系流通于社會，分配于不同的人群乃至個人進行消費的過程中，所形成的有相應法律和政治保證的經濟關系。　　

這種規定與將經濟制度和體制說成“資源配置方式”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明顯不同。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看來，經濟結構不過是“資源配置”的更為具體的形式，而經濟主體是在經濟結構之外的資本所有者。他們是不被“配置”的，也不在經濟結構之中。作為資源之一的勞動力及其載體勞動者與生產資料一樣，都是被配置的對象。因此，他們所說的經濟結構，首要的或基本的就是投資結構或資本結構，它決定了并表現為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流通結構、積累和消費結構等。　　

經濟結構是人經濟關系的總體界定，歸根結底，是對勞動力使用及其創造物的制約與支配。經濟結構并不存在于人的活動之外，而是存在于有意識的人的經濟活動之中。隨著體現人本質的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由勞動者素質技能形成的勞動力社會總體形式的生產力不斷發展，人的經濟意識也在發生變化，其交往和社會關系中的基本點，即權利也在矛盾斗爭中不斷改變，這樣，經濟結構也會不斷變化。經濟結構的階段性，是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的。在一種社會經濟形態中，貫穿著經濟結構的一般原則，這主要表現于階級社會的階級結構和無階級社會中的所有權結構上。但在其各個階段，即體現經濟體制特殊性的勞動者素質技能、投資、產業等結構上，卻會表現出相當大的差異。這種結構差異正是經濟體制存在的具體形式。　　

相比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經濟結構是可以在現象形態加以描述，并可以用統計技術來測量的，因此， 那些以“實證”為標榜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更注重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資本構成、投資、貨幣流通、市場均衡、信貸、信息傳遞、產業、產品、就業等各個環節，做了大量的細致研究。對此，我們必須充分注意，但又不能套用他們的結論和公式之類。這里的關鍵，就是明確經濟結構是經濟體制的具體存在形式，在這個前提下，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的研究方法，經改造是可以借鑒吸收的。　　

經濟結構在總的經濟矛盾系統中，是第六層次，它本身又是一個小系統。這個小系統是動態的、發展的，其中各環節都是系統的必要構件，是有機地存在于該系統之中的，它們相互制約、相互轉化，并由此而發揮其功能，即以運行機制作用于社會總體經濟運動。經濟結構系統的各環節不是平列的，而是有機地按一定層次構成的。經濟結構中的基本層次，是所有權結構，它在階級社會表現為階級結構，在無階級社會可能表現為階層或群體結構。它涉及勞動力所有權和生產資料所有權，以及生產物的所有權（即收益權）和處置權。這個基本層次，正是經濟制度的體現。在所有權結構的基礎上，有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也可以說勞動力結構）和生產資料結構，其中，生產資料結構在現代社會表現為投資結構。這個層次的展開，為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再展開，就是產品結構；進而是流通（市場）結構、分配結構、積累、消費結構與區域結構。這是一個從抽象到具體的系統，其中各層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相互制約中發揮作用的。也可以說，經濟結構本來就是一個，之所以將它分為若干層次，是為了從邏輯上如實地再現它、規定它、把握它，進而促使它有效地發揮作用，并在適當的時候，對其進行總體調整。　　

人類經濟是一個矛盾機體的運動，經濟結構是這機體總的構造形式，運行機制是這構造形式功能的作用。很明顯，這種功能及其作用取決于經濟結構本身的構造，但它又會以其作用而改變具體的經濟關系，促進經濟的發展，由此反作用于經濟結構，久而久之就會引起經濟結構的改變。經濟結構的改變又必然體現于其功能，引起運行機制的變化。這樣看，經濟結構和運行機制就是一對矛盾，它們內在地決定并制約著，以不斷的量變積累導致質變。經濟結構的質變，有兩種形式，一是制度性的質變，二是體制性的質變。前者是根本性的變化，從所有權結構到其階級、階層關系，以至全部結構，都發生根本改變；后者是在不改變所有權結構的情況下，在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投資（生產資料）結構、產業結構等層次的改變。體制性的質變，相對于制度性的質變，又是量變，要經過幾次體制性質變，才能達到制度性質變。而體制性質變又由各具體結構的不斷量變積累，才能逐步實現。　　

經濟結構相對于運行機制來說，是靜態；運行機制則是經濟結構的動態。并不存在經濟結構之外的運行機制，運行機制就是經濟結構的運作。這就像一臺機器，或一輛汽車（可以行走的機器），它的運行機制就取決于它的構造，構造的形式，決定其運行的功能。不同構造的機器有不同的功能，其構件的完好程度，也制約其功能的發揮。但經濟結構是以人為主體的，是一個有機體，因此，又與機器的結構與功能不同。經濟結構及其運行機制，更類似生物有機體，而且是人的有機體。經濟結構本身，已包含、體現著人的目的，而且其中有動力結構，這就是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如何發揮這個動力結構的功能，是其運行機制的關鍵，其他各結構，都是以此動力結構為基礎，并針對它而構成的發揮功能的。投資結構、就業結構、產業結構等，并不是被動地在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所發揮動力的帶動下動作的，而是在這種帶動的同時，對之形成制約，或是更有效地發揮或是抑制其動力，這樣，就在總體上形成動力與功能的內在統一。任何一個經濟結構，其運行機制的合理與否，就在于能不能有效地發揮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的動力，并以此為基礎發揮各結構的功能。進而，又在運行機制的作用之下，不斷提高和改善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由此帶動全部經濟結構的演進。　　

經濟結構的演進，不可能靠外力推動，只能由其運行機制在發揮功能時對各經濟因素的具體作用，再反作用于經濟結構，才能實現。運行機制作為經濟結構功能的動態發揮，也是對經濟結構的檢驗過程，通過運行機制發現結構中的問題，并探討解決問題，改進經濟結構的途徑。　　

經濟結構的各層次及其系統的矛盾，往往以產品、產量、產值、效益（利潤）等各個范疇表現出來，而對這些范疇及其指標的不同追求，又是運行機制的特點所在。不論任何社會的經濟結構，都要以產品、產量、價值、效益（利潤）等指標作為衡量、檢驗的指標。但是，不同的經濟結構對它們的定位，又有很大區別，比如，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結構將利潤作為其核心指標，其運行機制也圍繞此核心運作；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國曾把工農業產品產量作為核心指標，運行機制服從于這個核心；GDP主義經濟學家將GDP視為經濟結構的核心，要求運行機制據此運行。　　

經濟結構的改造，是一個有意識的進程。這里有個體意識在其權利和能力范圍內的改進，又有總體意識所指導的局部或總體的改造。個體權利所能支配的，是勞動者的勞動力或生產資料，它可以體現于就業和投資上，但不是全部就業和投資結構。總體性經濟結構的改造，必須通過國家法律和政策的調控。法律和政策作為總體性的調控手段，又要體現于企業或個人的權利與行為。運行機制的作用，取決于經濟結構，因此，要改變運行機制，關鍵在改造、調整經濟結構。運行機制在發揮其作用時，表現為一種動態性的勢能，它體現于相關的法律、政策、理論、輿論，乃至道德和價值觀上，從總體到個體，都受此勢能的支配。這是斯密用“看不見的手”來表示運行機制作用的原因。也可以套用物理學中的“場”，來比喻經濟結構與運行機制的關系。“場”是多種因素的一個均衡態，即由其各種因素的制衡而形成的態勢，這個態勢制約著各種因素的運動。經濟結構從總體而論，就是一個“場”，其中各種因素的制衡，形成了運行機制，運行機制再作用于經濟結構中的各因素。與物理學意義上的“場”不同，經濟結構的主體是人，運行機制的作用也只能針對人，因此，可以對人發生影響的法律、政策、理論、輿論、道德和價值觀等，都是經濟運行機制發揮作用的必要方式。　　

由“轉型”中的統制經濟體制決定并制約的現實中國的經濟結構是集權開放型結構，其運行機制是非均衡趨利式機制。這是對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集約轉化型經濟結構和政治主導式運行機制的改變，是經濟制度和體制層次矛盾改變的總體表現。　　

集約轉化型經濟結構是中國初級公有制建立后，統制經濟體制的具體存在形式，它的特點是以行政集權體制集合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占有權，由國家機構按一定的計劃統一支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短期內加速度實現從個體手工農業生產方式向協作工業生產方式轉化。這是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也是對官僚資本的對外依附型經濟與個體小農經濟二重結構進行變革的唯一方式。　　

集約轉化型經濟結構有以下內容：一是以國家機構集權來集合勞動者及資金和生產資料，強力調整產業結構，建立主干性工業企業，并使農業和手工業、商業配合工業發展。二是自主自力型的轉化結構。革命政權不僅不可能依靠外國資本來發展工業，而且受到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的嚴密封鎖，甚至武力威脅。雖然有蘇聯東歐諸國的短期援助，但中國的工業化是自主自力的，是以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為主導的奮發圖強的體現。三是具有防衛性的經濟結構。這先是由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的武裝威脅造成的，后來蘇聯又以武力施壓，中國要應對這兩個超級大國隨時可能的侵略，這些必須在經濟結構上有所體現。四是高積累、低消費和趨于平均主義的分配結構。五是流通結構起著制約產業結構、分配結構、消費結構的作用。統制經濟體制并未取消商品流通，而是在嚴格管束商品的流通。　　

集約轉化型經濟結構的運行機制是政治主導式的，這是統制經濟體制的體現和要求。　　

政治主導式的運行機制，是以政治主體和執行機構的具有革命精神、廉潔高效，政治路線的統一，民眾對政黨和政府的擁護為條件，是集約轉化型經濟結構的體現與發揮，它的作用也主要在約制經濟結構中各層次、各要素的關系。這種約制本身，就是經濟結構的形成和運行機制。從沒收官僚資本，建立第一批國有企業，到以財政進一步投資建設國有企業，改造私有資本，農業實行合作化和集體制，不到十年時間，就完成了從官僚資本的對外依附與保守小農經濟的結構，到集約轉化型結構的過渡。這是一個奇跡，也包括諸多缺陷，它充分展示了集約轉化型經濟結構的矛盾。　　

集約轉化型經濟結構及政治主導式運行機制的矛盾，主要體現為：一，基本的矛盾，是所有權結構的矛盾。本來應行使占有權的國家機構成了所有權主體，而真正所有權主體勞動者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所有權卻被虛置。這是集約轉化經濟結構得以建立的根據，雖然它在當時有其合理性，但這種矛盾又是違背公有制原則的，是其根本性缺陷。二，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與投資（生產資料）結構的矛盾。按公有制原則，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應是核心結構，投資（生產資料）結構從屬于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但由于勞動者的所有權核心地位被虛置，加之中國勞動者素質技能水平相對低下，在集約轉化型結構及其政治主導式機制中，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被置于從屬地位，投資（生產資料）結構則處于核心地位。國家以政治方式建構產業、就業結構時，是首先考慮并確定投資結構的主體地位，使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從屬于投資結構。三，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矛盾。就業結構是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與投資結構相結合的體現，集約轉化型結構在建立時，不僅注重投資結構，甚至把產業結構放在優先地位，使就業結構從屬于產業結構。而產業結構中，明顯偏重生產資料生產產業。與之相應，產品結構作為產業結構的結果形態，并不是以提高勞動者素質技能為目的，而是把勞動者素質技能作為增加投資的條件。四，積累和消費結構的矛盾。在積累與消費結構上，明顯地側重積累，忽視消費，又不注重產值和效益，而把產量作為首先考慮的內容。五，分配結構與消費結構的矛盾。以上四層矛盾集合于分配結構上，勢必形成平均主義傾向，工人中的八級工資制，技術人員按行政級別領取工資，以及農村中的工分制，都表現出這一點。分配結構制約著消費結構，不僅制約勞動者生活水平的改善，更會影響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六，流通結構與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及分配結構的矛盾。流通結構是政治主導式運行機制調控各層結構間關系的重要手段，流通結構所起的作用，不僅是聯系、溝通各產業間關系，協調分配與消費，而且利用它的特殊地位，傳達政治主導的意圖。集約轉化型結構中的流通結構，相當一部分是不按等價交換原則的流通，由此壓低農民的收入，以增加積累，同時也拉大了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差別。七，銀行被納入國家機構所導致的儲蓄與貸款的矛盾。銀行是國有國營，國家不僅根據其需要來發行貨幣，而且將銀行作為其出納機關，弱化甚至失去了銀行在調節投資產業等結構方面的作用。八，經濟效益與政治目標的矛盾。將政治目標作為第一位，經濟效益服從政治目標，有時甚至為了政治目標而犧牲經濟效益。在經濟計劃中，以產品產量作為主要指標，很少考慮產值與效益，由此而形成相當大的浪費。　　

集約轉化型經濟結構及其政治主導式運行機制，是在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建立的初級公有制及統制經濟體制的具體存在形式。它的合理性，就在于以政治的權威來集合技能素質相對低下的勞動力，統一使用數量不大的資金，購置和生產工業所必要的生產資料，利用全國的資源，加速度進行從農業生產方式向工業生產方式的轉化。但其矛盾和缺陷也是相當明顯的，政治主導式的優勢，同時也是它的劣勢。　　

統制經濟體制因政治局勢變化而出現的“轉型”，體現于經濟結構及其運行機制上，就是以集權開放型經濟結構取代集約轉化型經濟結構，隨之而來，以非均衡趨利式運行機制否定政治主導式運行機制。這是在未改變行政集權體制條件下，經濟制度和體制上的變化在經濟矛盾中的總體表現，也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矛盾的具體形式。　　

集權開放型經濟結構并不是對集約轉化型經濟結構的完全否定，因行政集權體制依然主導著中國經濟，它在經濟結構及其運行機制中的作用仍舊保持。集權，就是行政集權體制與其主導的統制經濟體制的集中體現。但與集約轉化型經濟結構也有所區別。　　

農村經濟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較以前的集體所有制將勞動力的所有權及土地使用權從集權變成分權，即勞動力歸農民個人所有并支配，土地使用權分給農民。但國家仍掌握著土地的所有權，以及對農村經濟的總體控制權，農村土地占有權依然實行“集體所有制”。私有資本出現，并將大部分國有企業“私有化”，吸收外國資本，在所有權結構上包含著相當大的私有成分，但從總體而論，國家仍集中掌握著作為國民經濟主干的國有資本和資源。因此，從主要矛盾方面論，現行經濟結構的基本性質，仍是國家集權。　　

開放，是現行經濟體制主要特點，也是對舊體制改變最突出之處。經濟結構上的開放，就是突破原有的所有權結構，使不同所有制的權利可以結合。對外開放，在現時中國，主要是指放開公有制的權利結構，使國外的私有資本可以進入中國，或獨資辦企業，或與國有、集體和國內私有資本相結合辦企業，由此，外國私有資本成為中國經濟結構中所有權結構的一個要素，并由此而具體存在于投資、產業、產品、區域、流通、分配、消費的各個結構中。對外開放，還包括加強與外國的經濟交往，包括商品交換、金融、信息等各方面的往來。“參加世界經濟大循環”戰略的提出與實施，是對外開放的總體表現。對內開放，則是指放棄原有的禁止私有資本存在的法律、政策，在所有權結構層次上對私有資本開放，容許其存在和發展，而且可以采用股份制等方式，參與公有制企業。更為重要的是，私有資本可以通過購買來取得原來公有制企業的所有權，或者由私有資本所有者“租賃”和“委托經營”公有制企業。這是比對外開放更為大膽的開放，只要對比一下以前只有公有制兩種形式的狀況，就可以明確這一點。私有資本在所有權結構層面的存在，使之得以在投資、產業、產品、區域、流通、分配與消費各層結構中成為重要因素。　　

開放，不論是對外還是對內開放，從形式上看，都是對占絕對地位的公有制所有權結構的改變，似乎是與集權相對立的。但現時中國的集權，已經是超乎公有制經濟之上的。它曾經與公有制經濟直接統一，是公有制的必要形式，但即使是在集約轉化結構中，集權的根據和主導，也是行政集權體制，是政治對經濟的統制與掌控。也正是由于這一點，以行政集權體制為根據的集權，才可以在不改變憲法的情況下，直接以政策主導所有權結構層次的對外對內開放，并將中國經濟納入美國資本財團主導的“世界經濟大循環”。這樣看，集權是開放的前提，而開放又在一定時期維持了集權，使行政集權體制得以延續。　　

集權開放結構是一個二重結構，它的集權是相當嚴格的，一直到現在，國家機構對國有企業的集權控制依然沒有放松。也就是說在國家機構與國有企業職工和全體公民在所有權的關系上，即國有企業所有權主體被虛置，由國家機構代行所有權的情況絲毫沒有改變。而在對國外國內私有資本的態度上，又是相當開放的，甚至不惜以損害公有制經濟為條件，歡迎外國資本，鼓勵本國私有資本的發展。這種所有權層次的二重結構，一直擴展到全部經濟結構各個層次及整個系統。這是當前中國經濟結構的基本特點。　　

集權開放型結構的運行機制，是非均衡趨利式的。非均衡，是指在各層結構中，都通行二重或多重標準，由此造成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是按政治的需要由行政集權主導的。從這種意義上說，非均衡趨利式運行機制是政治主導式機制的“轉型”。所不同的是，它不再以維護和發展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為目的，而是以追求利潤（效益）為目的。對利潤的追求，不僅是對企業而言的，更是對國家而言的，即增加財政收入。財政是中國兩千年集權官僚制經濟的核心和主導，新中國推翻了集權官僚制，但保留了行政集權體制，從而也就保留了財政在國民經濟中的核心地位。經濟為財政服務，財政為政治服務，是統制經濟體制，也是它所體現的經濟結構和運行機制的實質。國家的“趨利”，主要表現為盡最大可能增加財政收入，而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就要增加國內生產總值（GDP），為此努力引進外資和發展私有資本，在增加GDP的同時，增加稅收，這成了非均衡趨利式運行機制的原則。　　

非均衡趨利機制，首先作用于經濟結構的改變上。所有權層次上的集權與開放，是非均衡趨利機制作用的第一個環節。GDP主義經濟學家的“生產力標準”，打破了原來只有兩種公有制的所有權結構，開放了對私有資本、個體小農經濟及個體工商戶的限制，開放了外國（及港臺地區）資本進入中國。進而，以非均衡的機制改造投資和產業結構，在區域結構上進行大的改變，實行對“外資”、“合資”等企業的優惠政策，以政治手段集全國之力設立經濟特區等等，都突破了舊有的結構。在此基礎上，又以趨利原則，改變了流通、分配、積累與消費等結構。更為重要的是，改造并利用了金融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股票、房地產、債券、期貨市場的設立，使非均衡趨利機制的作用更為明顯。　　

通過對所有權結構的改變，非均衡趨利機制貫徹于全部經濟生活，從國家的計劃和總體調控，到企業的經營管理，以至家庭、個人的就業和生活，都受非均衡趨利機制的制約。非均衡與趨利，二者是統一的，正是非均衡使趨利得以成立，而趨利又是非均衡的原則與標準。從形式上看，這個機制與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體制下“看不見的手”有些相似，但又有質的區別，這就是行政集權體制的作用。非均衡趨利機制中政治是主導，而“看不見的手”則是在努力排斥政治作用的情況下，單純以趨利為機制的。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比，也有某些相同，即國家機構在發揮調控作用，但也有本質區別，非均衡趨利機制中國家機構的作用，根據在于行政集權體制，而市場經濟中的國家調控，則以資勞雙方的政治斗爭所達成的制衡為根據，并且是依循經濟生活中的市場規則的。　　

集權開放型經濟結構的矛盾有：第一，集權與開放的矛盾。這是一種相當奇特的結合，似乎不可能統一的集權與開放，恰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結合起來了。集權與開放作為一對矛盾，其主要方面是集權，這是初級公有制的統制經濟體制的體現。行政集權體制作為統制經濟體制的內在支架，是集約轉化型結構構建和“轉型”的主導。與蘇聯的劇變不同，中國公有制的統制經濟體制的轉化，不是采取突變式的“休克療法”，而是漸變。在蘇聯（俄國）主導“休克療法”的已經是由行政集權體制孵化出來的官僚資本主義勢力。在中國雖也有官僚資本主義勢力出現，并在政治上起相當大的作用，但它畢竟受到更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勢力的制約。政治上的這種矛盾，致使由其主導的體制演變和結構變化只能采取漸變方式。然而，也應看到，雖然社會主義勢力還相當強大，但由于官僚資本勢力對改革的制約，只能固守統制經濟體制和初級公有制，它的作用也僅在延滯經濟結構的突變。這樣，就造成了以集約轉化型結構向集權開放型結構的演變。而這個奇特的新結構，則依然保持著行政集權體制的主導作用，開放是在政治主導下做出的，而非資本的自由競爭造成的。　　

不過，當開放演進到一定程度，即外來的及國內的私有資本勢力不斷發展壯大時，它們與集權的矛盾也更為突出。然而，在中國又不會出現資產階級及其私有資本占主導的情況，這里的重要原因，就在集權與開放的矛盾中滋生著官僚資本，它借集權這個條件和開放的機會而不斷地生成發展，以致到一定時期會成為所有權結構中的主要矛盾方面，那時，集權依然還存在，但它的根據已非公有制經濟，而是官僚資本制經濟了，經濟結構也會隨之相應變化。　　

第二，集權開放結構因其非均衡趨利機制，擴大了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與投資結構之間的矛盾，在集約轉化型結構中，特別是其建構十幾年后，已經努力在使這兩個結構有計劃地協調，而且培養了一批與工業化生產相適應的專業技術人才，特別是工人的技術水平得到了明顯提高。非均衡趨利機制則打破了這兩個結構間剛剛形成的協調關系，進一步拉大了其差距。由于以趨利為導向，并將“參加國際經濟大循環”作為基本戰略，GDP主義經濟學家將眾多因農村“聯產承包制”而出現的大量剩余勞動力視為廉價的資源，并認為這是中國經濟的“優勢”，極力推進吸收外國資本和港臺資本，鼓勵私有資本，生產低端低價產品供應歐美國家。而這些資本企業主要雇傭廉價“農民工”，其生產技術含量低，高耗能，大批量，利潤薄，有效地緩解了西方國家在本國生產這類產品的高成本而導致的經濟矛盾，但卻使中國的勞動者素質技能停滯于一個相當低的水平。　　

非均衡趨利機制還直接影響到教育的導向與職工的培訓。國家對教育投資的比例并沒有隨總體經濟發展的水平而提高，在某些人的觀念中，教育幾乎就是家庭的私事。學校的濫收費、教育水平下降、教學方法陳舊、教師女性化、應試教育，諸多弊端，使中國教育成為比經濟更為嚴重的問題。但這個問題迄今沒有引起重視。其直接的惡果，是進一步降低了中國勞動者的素質技能，雖然高學歷的學生越來越多，但在技術素質和文化精神素質上適應經濟發展的人才卻不多，特別是技術工人的短缺，嚴重制約著中國工業化的發展。　　

與之相對應的是，投資結構日益趨利化。國家對國有企業采取“撥改貸”以后，作為現代工業主干行業的投資逐步減少，而私有資本更不會將資本投入沒有短期效益的行業。這樣，就使大量的投資集中于房地產、證券，以及各種低技術、低成本的輕工、服務業中，此外，金融的作用又因行政集權的干預而日益畸形化。房地產在GDP主義的導引下，迅速而無序膨脹，不僅成了金融業的重要內容，而且為了“拉動”GDP所出臺的鼓勵炒房的低息加打折的貸款，使房價飚升，進一步增加了金融風險。　　

第三，就業結構的矛盾激化。由于勞動者素質技能低下和投資結構的趨利化，使本來就已相當嚴重的就業問題更為突出，就業結構矛盾的主要表現是：一、大量原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失業、下崗；二、城鎮勞動者就業不足；三、農村巨大的半失業勞動人口；四、“農民工”就業的低層次、低工資、不穩定；五、高技能就業需求不能滿足；六、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趨利式的投資結構不能為勞動者提高素質技能和充分就業提供必要條件。　　

第四，產業和產品結構的矛盾。這是前三個層次結構矛盾的集中體現。由于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和投資結構的矛盾，在非均衡趨利機制的作用下，產業結構與現代工業的發展越來越不適應。“參加世界經濟大循環”的戰略，將中國經濟定位于勞動密集型的初級產品、資源及生活用品的生產和出口上，用低技術含量的低價產品換取外國的高技術含量的高價產品。這個模式確有“揚長避短”的特點，但我之所“長”，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實為“短”，即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揚此“長”，可以增加GDP，為資本獲得利潤，緩解就業問題，但卻不利于在世界市場的競爭，更不利于提高勞動者素質技能。短期的低級效益，會妨礙長遠的發展。也正是這樣的定位，為私有資本的出現并取得短期效益提供了條件，更為外國資本向中國轉移高污染、高勞動強度、高能耗的行業提供了方便。中國甚至得到了“世界工廠”的稱謂，幾乎歐美諸國的服裝、玩具、鞋等生活必需品，都由中國以極低的價格供應。而它們的高新技術產品，如汽車、計算機、飛機等等，則以極高的價格傾銷中國。這是一個極不平等的交換關系，若以勞動力數量論，大體是中國十至二十個勞動日換美、歐、日一個勞動日的產品。雖然對外貿易的額度大幅上升，并積累了巨量的外匯儲備，但中國的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矛盾不僅沒解決，反而更為突出。為了拉動GDP，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房地產業，使之在產業結構中占相當大的比重，而房地產業的投機，不僅吸收了大量資本，更使房價飛漲，嚴重脫離了消費需求。由此形成的投資結構、就業結構及二者綜合的產業結構，矛盾日益尖銳。在外貿上對外國的依賴使中國的產業不時受到威脅，更嚴重的是在外交上屢屢受其牽制，金融危機使中國的出口銳減，大批企業停產、倒閉。大量資本投于低技術含量的行業，而且是在無計劃狀態下投資建設的，勢必造成產品和產能的過剩——這已成為中國經濟一大難題。企業的虧損、倒閉、破產，不僅波及公有制企業，私有資本也深陷其中，企業債務又歸害于金融，為刺激房地產而大量投放的低息貸款，已給銀行造成巨大毒壞賬的危險，就像一個高溫中的大火藥桶，隨時可以炸毀這低級、脆弱的產業結構和整個經濟結構。　　

在非均衡趨利機制的作用下，那些需要高投資的高新技術行業，幾乎很少投資。這些行業，對于剛起步的私有資本，是可望不可及的，而外國資本只想高價處理過時的技術，在高新技術上則對中國嚴格封鎖。對于中國來說，只有靠國家投資，才能建立和發展這些行業。但趨利機制又必然壓縮，乃至取消對這些行業的投資，致使中國這個人口居世界第一的大國，并不具備自立于世必須有的現代工業的主干性行業。那些在集約轉化型結構中剛剛起步的行業，如飛機、汽車、精密儀器、機床、電子、能源加工、化學和生物制品等行業，都因投資減少而萎縮，甚至停步不前，試看滿大街跑的汽車，哪個牌子是中國的，又哪輛車里的發動機是中國技術？天上飛的飛機，有幾架不是買來的、租來的？遍布辦公室和家庭的電子計算機，哪臺機芯是中國技術？從技術角度進行分析，就可以發現，我們的工業行業大都是以落后技術為基礎的，我們的產品也大都是低技術含量的低檔產品。技術落后使中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處于相當不利地位，而對這些技術落后行業不加控制的趨利性投資，又造成產品的大量過剩。以致那位靠中國購買巨額美國國債（八千多億美元）加三千七百多億準國債“兩房”貸款債券才得以渡過金融危機最艱難時刻的奧巴拿，在逼人民幣升值以賴債的同時，大言不慚地說中國的工業技術只相當于美國一九一○年的水平！與之相應，農業在個體小農經濟和手工勞動生產方式下，生產技術依然落后，即令勞動力成本很低，農產品也不可能在價格上與外國產品競爭，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對中國農業的沖擊將是巨大的。時下又有人在鼓勵發展“第三產業”，這也是一個投資少、見效快的產業，于是，一窩蜂式的跟進，但大都投資于低技術、低檔次的服務業，不可能與工業發展形成互相促進的關系。　　

第五，分配結構的多元化及由之引起的矛盾。由于所有權結構的變化，分配結構也勢必多元化。有人將中國現時的分配結構說成是“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這是不準確的。按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說法，生產要素分為勞動、資本、土地、管理、技術等，其中，管理和技術都是勞動的內在因素，不可能與勞動分開。而勞動是一個過程，在公有制下，按付出的勞動領取報酬，是可以成立的。但在私有資本企業中，勞動者只是出賣其勞動力的使用權，是按其勞動力的使用程度，而得到所交換的貨幣價格。雇傭勞動者與資本所有者之間，是交換關系，而非分配關系。從中國當前的狀況看，公有制企業中的按勞分配原則并未充分實現，而且逐步將公有制企業的職工按私有企業的雇傭勞動者對待，所謂“合同制”、“聘任制”就是如此。這樣，在城鎮中的勞動者，基本都是按出賣勞動力使用權來取得生活資料；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工按行政級別分配，此外，還有各單位相差懸殊的“創收”收入；農民和個體工商戶則是在個體經營收入中自行消費；私有資本所有者從所獲利潤中提取用于生活資料部分；官僚資本掌控者以政治權勢獲取超額利潤；房地產、證券投機者等，則利用金融政策獲取暴利；一部分演藝人員，從“走穴”式出賣勞務獲取報酬。　　

人們獲取生活資料的渠道多樣化，收入的差距懸殊，勞動者的收入水平與非勞動者相差巨大，社會財富日益積聚于少數權勢者和資本所有者之手。即令是在勞動者之間，也并非能體現因素質技能和勞動支出量的差別有不同收入。這不僅影響了勞動者生活水平的提高，還直接影響到其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影響到社會產品價值的實現，導致嚴重的產品過剩。投資于低技術行業的產品，其銷售對象除出口外，主要是勞動群眾，而占人口五分之四的工人、農民收入水平很低，也就不能形成相應的購買力。一方面是產品大量過剩，一方面是生活資料的匱乏。分配結構的矛盾，又通過流通結構而作用于產業結構和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　　

第六，流通結構的矛盾。非均衡趨利機制打破了原來集約轉化型結構中對流通的嚴格管制，在這個過程中，曾有價格二元結構造成的矛盾，但價格放開和流通的市場化，又產生新的矛盾。流通企業中公有制的比重日益縮小，國家對流通總體調控能力下降，由此而造成商品的流通不暢，以至短缺和積壓并存，更有囤積居奇、炒作獲取暴利者，如房地產商的“捂盤”，炒房者的“囤房”，甚至囤積大蒜、綠豆等日用食品。流通企業的私有化，更使趨利機制成為流通的主導，這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商業企業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又滋長了商業企業在價格、經營等方面的欺詐現象。特別是為某些走私物品，以及假冒偽劣產品的銷售提供了方便。流通結構中一個重要環節是外貿，隨著相關管制的放松，外貿成了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也出現了國內各出口企業競相壓價，各進口企業（如鋼廠進口鐵礦石）競相抬價，由此而造成諸多混亂和巨大損失。　　

第七，積累和消費結構的矛盾。對一個國家來說，積累就是加大再生產的力度，包括資金的積累，機器設備層次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積累來自前一階段生產的成果，這個成果中扣除消費部分，就是積累量。與集約轉化型結構相比，集權開放型結構中的積累比重明顯下降，用于消費，特別是與提高勞動者素質技能和提升機器設備技術含量無關的“高消費”，甚至奢侈浪費的比重加大。那些高級的奢侈品及服務，所費貨幣量之大，是基本生活消費所不可比的，更有遠高過普通勞動者收入水平的房價，使房地產脫離了消費，成為金融投資、投機品。比如，一件高檔首飾與一份化妝品的價格，遠高于普通勞動者幾年，甚至幾十年的生活消費品；大款高官的一桌酒菜，以貨幣論，可借普通勞動者吃一年至幾年的飯菜。但由于趨利機制，不僅高級奢侈品及相關服務行業大興盛——對外國奢侈品消費已遠超過美國，居世第二位，如果加上國產奢侈品消費，肯定高于日本，雄居世界第一！而用于積累部分的資金，勢必相應減少，包括教育投資和技術創新投資的額度，都是非常小的，這種狀況，不僅在總體上相當突出，在企業中，不論公有還是私有企業都是如此。因此，我們可以說，在短期的表面繁榮背后，存在著影響長遠發展中的大危機。　　

第八，區域經濟結構差異與矛盾。中國的區域經濟結構差異，有歷史和自然條件的原因，但在非均衡趨利機制的作用下，這種差異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擴大，形成明顯矛盾。區域經濟結構的矛盾是上述各層次結構矛盾的集合，并且受金融和財政的直接影響。從總體上看，中國現實區域經濟結構呈現東、中、西和南、北一橫一縱的巨大差異。橫向的東、中、西部區域差異，有一部分是自然條件造成的，但更多是非均衡趨利機制作用的結果。為了趨利，重東輕西，導致人才和資金大量流向東部沿海，以形成低端工業和服務業的各行業，生產低端產品“參加世界經濟大循環”，并壓低西部資源價格。而縱向的南北經濟結構矛盾，則更直接是受非均衡趨利機制作用的結果，對南方如廣東、上海、江蘇、浙江等省市的政策優惠與保護，是其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東北及華北等省市則因沒有這種優惠，而長期緩慢增長，特別是東北老工業區的衰落，更能顯示非均衡趨利機制的作用。具體到各省、自治區，非均衡趨利機制也造成區域經濟結構的不平衡。我們當然不是要區域經濟平均地發展，但現有區域經濟結構的不平衡已造成人力和物質資源的巨大浪費，并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要切實地實現“西部大開發”、“振興老工業基地”等口號，就應改變非均衡趨利機制。　　

第九，金融業與國民經濟總體發展的矛盾。在集約轉化型經濟結構中，金融業局限于銀行及農村信用社，是政治主導式運行機制統制經濟的必要手段。集權開放型經濟結構及其非均衡趨利機制，擴大了金融業的作用，其地位日益突出。在以股份制度改造國有銀行，開設股份制銀行，引進外國金融機構的同時，建立了證券、期貨、房地產等市場，并引進西方國家的“金融工程”。金融業不僅是一個行業，而且是所有行業和整個經濟結構運行的重要條件，是非均衡趨利機制的必要手段。國有銀行雖然向社會發行部分股票以擴充資金，但嚴格地掌控于政府之手，是集權的重要工具。將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分開，并成立政策性開發銀行及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國家利用人民幣的發行權及其非商品性，緩解財政困難，為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從總體上調控經濟提供信貸支持。三十年來，幾乎每次財政困難和經濟方面的問題，都以擴大貨幣發行量，增加貸款的方式解決，由此導致人民幣貶值幾十倍。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以及私有資本的出現，也都把銀行信貸作為工具。非均衡趨利式運行機制運用貨幣政策及銀行的職能，促成投資結構、就業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流通結構、分配結構、消費結構、區域結構的大改變。而外匯管制所積蓄的兩萬多億美元的儲備，購買美國國債和“兩房”債券所受到的巨大損失，又是中國貨幣政策及金融業矛盾的集中體現。　　

更大的變化，是股票、期貨、保險、國債等證券市場的設立，以及房地產被納入金融業成為投資的一個品種。這是結構開放的重要體現，但又是在國家集權掌控之下運行的。金融行業的這種變化，使其在經濟結構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證券市場和房地產業吸納了大量資金，而其行業特點又使這些資金具有靈活的流動性，其趨利傾向是最強的，并可以更方便地流動。它們的變化會直接間接地影響實體經濟。受美國金融資本財團所引導的金融虛擬化和虛擬資本，虛擬經濟的影響，中國的金融業也開始虛擬化，“金融工程”等被視為高新技術引入，如“股指期貨”等，雖然還只是開始階段，但其影響已經顯現。而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在行政權集權體制下的運行，必然會出現少數人利用權勢操縱市場謀取暴利，各種“莊家”翻云覆雨，使股市大起大落，卷走了普通股民終生的積蓄。尤為嚴重者是房地產市場的炒作，這里既有政府對土地的壟斷性出售，又有銀行貸款的介入，房地產商、“莊家”、炒房客利用銀行貸款政策，囤積地皮和房產，哄抬地價、房價，使房價在十年間直線上漲，有的城市競漲了十倍以上，一般城市也有五倍以上的漲幅，令普通百姓根本買不起房，而一半左右的房子卻作為金融品而在房產商、“莊家”、炒房客手中空置。　　

金融業在現代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否認的，但必須規避美國金融資本財團對中國的滲透和控制，而行政集權下的開放，勢必使非均衡趨利機制在金融業出現許多矛盾，這些矛盾又必然擴展至其他行業及整個經濟結構。　　

第十，財政與經濟結構和運行機制的矛盾。財政不僅是集約轉化型結構的重要一環，也是其運行機制的中樞，充分體現了統制經濟體制的性質，集約轉化型結構的特點與矛盾，也集中體現于財政的作用上。在集權開放型經濟結構中，財政的中心地位依然保持，但由于所有權結構的變化，財政與產業的關系及其在運行機制的作用上，都與在集約轉化型結構有明顯差別，但依舊在關鍵性環節起主導作用。財政集合了集權開放型經濟結構及其非均衡趨利機制的矛盾。　　

由于行政集權體制的存在，財政維持國家政權運轉的作用，不僅沒有減弱，反而更為突出，國家機構的日益膨脹以及離退休干部的增加，“吃飯財政”的特點相當突出。而為了吸引外資和鼓勵鄉鎮企業、私有資本企業的發展，又采取了相當多的減免稅政策，以及為刺激出口的退稅政策，使維持國家政權運轉的財政負擔，大部分集中于國有企業。為了保證稅源，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對國有企業實行了“利改稅”和“稅后還貸”，以強化征收，進而，又于九十年代實行了百分之十七的增殖稅。更為重要的是，自八十年代中后期，財政不再增撥國有企業流動資金，不投入新建企業的資本金，不撥付企業技術改造投資。財政政策的這種改變，明顯地是在強化對國有企業稅收的同時，弱化對它的投資。而國家機構又是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老板”，而“老板”又不給自己辦的企業投資。由于財政的特殊地位，它在經濟結構及其運行機制中，起著重要的導向作用。國有企業的衰落與此密切相關。　　

在對國有企業財政政策大改變的同時，財政以稅收這個杠桿，制約著產業、就業、產品、流通、分配及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區域經濟結構的變化，如山東、河北兩省，由于稅收的巨大差導，致使受惠的山東在幾年時間內，就超過河北，而且差距日益拉大；而深圳等“特區”的興起，根本原因也在這里。稅收傾斜政策更突出地表現在對主干大型國有企業的抑制上，它與財政的不投資結合，致使國有主干大企業的發展陷于停滯，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擴大。而享受稅收優惠的鄉鎮、私有和外資企業，絕大多數都投在獲利短、平、快的非主干企業。肌肉骨骼未長，甚至萎縮，體重增加，GDP“神話”般的高速增長，卻未能提高勞動者素質技能結構，未能提高產業技術水平，卻使產業及產品結構矛盾日益突出。而區域結構中顯示的趨利機制，也與財政政策密切相關。財政政策的導向，還表現在個人所得稅的征收上，以中等偏下的工薪收入作為起征點，對大部分工薪階層都要征稅，但私有企業主卻有多種辦法避稅和逃稅。再有就是對“捂盤”的房地產老板和炒房客的暴利收入，不收半分錢的所得稅，卻對已經低過通貨膨脹率的存款利息征稅。凡此種種，都充分顯示了財政政策的傾向，而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側重向普通勞動者征稅。至于財政支出，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就莊嚴承諾的將GDP的百分之四用于教育投資，至今還未達到，而為了“保八”，卻動用數萬億資金投資公路、鐵路，以拉動GDP。　　

總之，財政充分地集合了集權開放型經濟結構的特點與矛盾，也是非均衡趨利機制矛盾的集中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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