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清：中國主流經濟學批判（22）
理性的經濟人不都是自私的
田國強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經濟研究》，2005.2）與《經濟學的思想與方法》（上海財經大學“現代經濟學”全國高校教師暑期師資課程進修班講義）中，通過他的“一個行為假設，二個注意事項，三個制度安排，四個基本原理，五個分析步驟”展開了在他看來所有現代經濟學“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本人認為，田國強的經濟學“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是對西方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經典概括，對其分析研究有利于深入解剖西方現代經濟學的方法論，準確定位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理清中國經濟學與西方現代經濟學的范式差別，吸收西方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合理因素以作為中國經濟學的養料，確立中國經濟學范式的邏輯與歷史的必然性。
科學的經濟學不能以假設為出發點
田國強：“1、一個行為假設 一個行為假設指的是，任何一個社會學科都需對人的行為作出某種假設，將人的行為作為分析的邏輯起點。”“對經濟人的行為方式做出假設是經濟學的根基。”（田國強：“經濟學的思想與方法”）
人類科學史證明：任何一門科學，都是以不證自明（所謂“不證自明”就是已被人類長期實踐所證明、不可證偽因而不需要再證明）的公理為邏輯起點，只有西方現代經濟學，才公然主張以假設為邏輯起點。這說明，西方現代經濟學無法像其他科學一樣以不證自明的公理為邏輯起點。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西方現代經濟學不知道經濟學的公理是什么；之所以西方現代經濟學不知道經濟學的公理是什么，是因為西方現代經濟學混淆了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其他科學研究對象的不同層次，使其無法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本質作合理抽象、真正找到與其他科學等價的經濟學的公理。
歷史辯證法是對稱辯證法的展開。社會是放大了的自然；社會宏觀主體的自覺活動，相當于自然界微觀粒子的自發運動；牛頓力學層面的自然觀，相當于社會宇觀整體的歷史觀。
“無磨擦系統下的力學定律”、“沒有空氣阻力的自由落體運動”、“分子不發生碰撞的理想氣體”、“不可壓縮非粘性的理想流體”等是對自然界宏觀現象的合理抽象，但把其機械地套到相當于自然界微觀領域的人類社會經濟活動領域，就會成為一種空洞的抽象。抽象有一個“度”，這個“度”的界線，不同層次的對象有不同的標準。 就好象量子運動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別抽象，如果分別對它們進行抽象沒有任何認識意義。對個人行為的假設和無磨擦系統下的力學定律不屬于同一層次，而與量子運動中的“波粒二象性”相當，因而是一種過度的抽象；過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抽象。用牛頓力學層面的思維方式來定位作為經濟學出發點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抽象；用量子力學層面、與人類經濟活動相對稱層面的思維方式來定位作為經濟學出發點的公理、定理才是具體的、合理的抽象。以具體的公理、定理作為經濟學的出發點，經濟學的科學性與主體性是統一的，其邏輯體系是自洽的，結論是普適的、不可證偽的，沒有各種各樣的“外在性”、偶然性、非常規性，不需要用各種限制條件進行“修補”。把脫離具體的、還原論意義上的過度抽象的“公理”、“定理”作為經濟學的出發點，經濟學的科學性與主體性是對立的，其結論很容易被證偽。西方現代經濟學之所以把這些“抽象”定位為假設，而不敢明目張膽宣示為公理，就是因為他們底氣不足。西方現代經濟學用認識宏觀自然現象的方法來認識社會，是用牛頓力學的方法來認識量子世界，是方法的錯位。如果把自然的微觀層次看成相當于社會的宏觀層次，自然的宏觀層次看成相當于社會的宇觀層次，那么自然和經濟社會、對自然的認識和對社會的認識并無任何本質的不同；經濟學的發展和其他科學的發展一樣，都是以不證自明的公理為出發點、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自然歷史過程”。
一門科學的邏輯出發點是一門科學的公理，經濟學的邏輯出發點是經濟學的公理。那么，什么樣的東西才是經濟學邏輯起點的公理呢？
任何一門科學的公理只能是特定領域的最深層次的特殊本質的抽象，經濟學的公理只能是經濟現象的最深層次的特殊本質的抽象。經濟現象的最深層次的特殊本質就是經濟主客體的對稱關系。到目前為止，西方現代經濟學曾經出現過三種出發點：亞當-斯密的價值、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經濟人”。它們都只不過是經濟社會的“本原”而非“本質”。從經濟現象的本質——主客體的相互關系推導出主客體的價值關系，從主客體的價值關系推出經營活動、交易活動、“經濟人”及其活動——觀察與推理、假說與驗證、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都是必要的、相互對稱的方法；其中，“數學公理”只是主體在這主客體的相互作用關系中、邏輯思辨中的一種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環節。經濟學的公理與數學的公理一樣，只能憑直覺產生；但由于經濟學是比數學更復雜的系統科學，因而從觀察到直覺、從現象到本質的過程更復雜、過程也更漫長。但如果把“公理化” 理解成排斥主體的“純科學”的方法，則只能走向科學的反面。因此，公理化方法應該是主客體相對稱的對稱邏輯的方法，而不僅是數學方法和傳統邏輯方法。如果講到分析工具的發展，那么對稱邏輯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發展成果。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商品”。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出發點是“經濟人”。對稱經濟學的出發點是主客體關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揚棄：把高品提升為“客體”，把“經濟人”提升為“主體”——主體與客體及其對稱關系——邏輯與歷史的對稱關系，就是對稱經濟學的出發點。
假設不但不能作為經濟學體系的邏輯起點，而且不能作為經濟學模型的起點。所謂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分析與綜合，使感性的具體上升到思維的具體，又把這一思維的具體轉變為實踐觀念，通過實踐工程，轉變為新的感性具體。這其間，假設只是過程或過渡環節，而絕非前提。以假設為前提，以數理統計為根本方法，這樣建立起來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無普遍必然性；雖然有時會因碰運氣發生作用，但極易因為外界條件的變化而失效。
西方現代經濟學之所以沒有科學的范式，是由于西方現代經濟學還原論的思維方式。還原論的思維方式決定還原論的出發點。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也是一種本原，雖然黑格爾是把本原當成了本質。馬克思模仿黑格爾，“商品”相當于“絕對精神”。《資本論》沿襲了西方思維方式的傳統。《資本論》以資本主義的本原――“商品”――而不是本質為出發點（因為它也把本原當成了本質）。商品只是一個要素，展開來的，只能是某個層面的規律，而不是市場經濟的規律。還原論經濟學缺乏出發點的本質性、自上而下的嚴密性、自下而上的創造性。見物不見人，人缺乏經濟主體性，忽視文化、制度、人格、軟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經濟學還原論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時，不是把經濟社會規律看成是經濟社會從本質到現象的展開，而是以一個要素、假設作為出發點從現象到現象的展開。這種發展觀是線性發展觀。還原論的出發點決定了出發點的抽象性與不對稱性，決定了理論出現悖論與實踐出現悖境的必然性。因此以還原論形成的假設作為出發點，其結論不可能是實證的。
還原論的思維方式決定還原論經濟學形成體系的方向。西方現代經濟學形成體系的方向是：問題→政策→理論的不對稱思維運動。問題與理論，本來是從不對稱到對稱的雙向思維運動。但由于西方現代經濟學缺乏整體穩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嚴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創造性，因此變成從不對稱到不對稱的單向思維運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能使問題越來越多。西方現代經濟學家，囿于他們的思想方法，連自己的國家的問題都解釋不了，根本沒有資格對別人國家的事情指手劃腳。照搬照套他們的理論，只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還原論的出發點與形成體系的方向，使西方現代經濟學有經驗而無完整理論，有模型而無范式,是無范式的范式。因此以還原論形成的假設作為出發點建構起來的體系不可能是科學的。
假設是一種尚未確定的“問題”， “問題”只是主客體之間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契機，而不是出發點——既不是研究的出發點也不是敘述的出發點。問題的提出和解決，都要以主體原有的理論背景為前提；問題和理論的碰撞，是主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的具體方式；由于它們的相互作用，使經濟學理論實現從抽象到具體的展開。所以，假設不能作為出發點——既不能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也不能作為敘述的、邏輯體系的出發點。
理性的經濟人不都是自私的
田國強不僅以假設為經濟學的邏輯出發點，而且以“理性的經濟人都是自私的”假設作為經濟學的邏輯出發點。田國強：“第二個基本原理是承認理性假設。這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理性假設意味著，在經濟活動中，人們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無私，也就不需要經濟學了。在常規性的情況下，人們往往表現出來的是利己性、自利性。這個假設無論在什么層面都基本成立，無論考慮國家、單位、家庭及個人之間關系的時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個經濟理論、行為假設都有其邊界，不能盲目運用。”“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設也是有邊界條件的。大公無私與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們是不同環境下的不同行為反應。在天災人禍等非常規性的條件下，人們往往表現出來的是非理性、大公無私的一面”。“行為假設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邊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為經濟學就是要把這個行為邊界找出來，沒有人說理性行為假設總是錯的，我沒有看到過有這樣的人。”（田國強：“經濟學的思想與方法”） “一個經濟理論有沒有說服力和實用價值，一個經濟制度安排或經濟政策能不能讓經濟持續快速地發展，關鍵看所假定的個人行為是不是真實地反映了大多數人的行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們的行為方式是不是激勵相容，即人們對激勵是不是作出了對他人或社會也有利的反應。”（田國強：《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在這里，田國強混淆了兩個概念：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利性。由于這種混淆，使之不能自圓其說。
任何體系的邏輯出發點都蘊涵了后來發展的整個體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經濟學體系的邏輯出發點必須是經濟現象的最高概括，能夠統一解釋所有的經濟現象，由其引申出來的經濟學結論不會被任何經濟現象所證偽；對于人的行為分析必須適合于所有人而不是僅僅適合于大多數人。時間、空間、層次是對稱的，是可以相互轉化、因而可以相互換算的；“無論在什么層面都基本成立”、沒有層次條件限制的假設，也必然同樣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都基本成立而沒有時空條件限制。這樣的“假設”就不是什么假設而只能是“公理”。因此作為公理的邏輯出發點在特定對象的范圍內沒有邊界，作為經濟學公理的經濟學邏輯出發點在經濟現象范圍內沒有邊界。試圖用外在的時空“邊界條件”來修補，使所謂的“無論在什么層面都基本成立”的公理性假設同其相對立的命題得到兼容，用不是“總是錯的”作為公理性假設不可證偽的標準，都不能避免作為經濟學出發點的“假設”被證偽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公理悖論”。這個悖論說明：“真實地反映了大多數人的行為方式”的自私經濟人的“理性假設”不能作為經濟學體系的邏輯出發點，以自私經濟人的“理性假設”作為邏輯出發點的不可能是科學的經濟學。
經濟，就是通過資源的生產與配置，滿足人的需要。利益，就是對人的需要的滿足。每個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來行事，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人都是“經濟人”。但人的需要，有物質的和精神的；人的利益，有金錢的和榮譽的、眼前的和長遠的、局部的和整體的、膚淺的和根本的；人滿足需要、追求利益的手段，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道德的和不道德的、損人利己和利人利己的。 合作，本身是使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必要環節；合作經濟學本身是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人的利己與利他是對稱的關系。利他有時并不在人的利益和理性之外，并非人的利益和理性的補充，而是恰恰就是人的利益和理性的內在環節。認為人的理性是自身利益最大化本身沒錯，但把自身利益最大化僅僅理解成利己，把利益僅僅理解成物質利益則是偏狹的。這不是理性非理性、利己與利人的關系問題，而是對“理性”與“利益”內涵的把握問題。經濟倫理學不是外在于經濟學的另門學科；人的利他性不是利己的補充，利人與合作同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學基本原理在邏輯上可以做到自洽。人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行事并不等于人是自私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善的本能也是一種本能，在這種本能的沖動下，為了伸張正義，利人不利已，也是人的一種需要；滿足這種需要也是一種利益。在自然災害之中表現出來的人道主義關懷本身也是人的利益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助人也即助己，幫助自己實現了自己人格的升華，因而也實現了自己的利益，因而也是正常的、理性的行為。西方現代經濟學家的“經濟人”，認為理性的、正常人的一切行為都有利已的目的，實際上是一種“性惡論”。所以經濟人，有庸俗的與高雅的、片面的與全面發展的。“經濟人”的假設科學不科學，不在其名稱，而在其內涵。上述“利益”、“利益最大化”的內涵說明：“每個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來行事”和“理性的經濟人都是自私的”是表面相似、實質不同的兩個命題。前者可以把人的“理性”、“非理性”，“利己”、“利人”全部囊括在自己氂下，因而可以對人的全部行為作出統一的、合理的解釋。在前者看來，人的“利他”、“大公無私”不是什么非常規條件下的“非理性”、不正常的行為，而是人的理性、正常行為在特殊情況下的特殊表現形式，和“利己”行為一樣都是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這一共同本質的不同表現。后者則必須把人的利他行為作為所謂的“非理性”行為排除在“理性人”的正常行為之外，用非正常的行為來定位、“補充” 人的正常行為，以使之不和理性的經濟人假設沖突。“每個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是適合于所有“人的行為方式”的不可能被證偽的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設；只是“反映了大多數人的行為方式”的“理性的經濟人都是自私的”是輕易就能被證偽的歪理，歪理不能作為假設。
因此，經濟人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經濟人是實證的，而不是假設的。經濟人是現實的，而不是虛構的。經濟人是行為的，而不是理論的。具體的經濟人是主體, 主體與客體相對而言。所以以具體的經濟人----主體為出發點,就是以主體與客體的對稱關系為出發點。經濟人是哲學分析的終點，經濟學研究和敘述的起點、經濟學體系的邏輯起點。 認識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人是一切科學的出發點，“經濟人”是經濟科學的出發點。如果作為經濟學出發點的“經濟人”是低級的庸俗的，那么建立在“經濟人”這個假設基礎上的整個經濟學體系的大廈，基礎就是不牢的。在理論上，一切模型都是無效的；在實踐上，只能使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科學就是正確反映客觀規律與客觀本質的邏輯體系，其內容是科學規律，形式是語言。作為科學的邏輯體系，其概念和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是客觀事物之間的規律性聯系的反映，作為科學內容的科學規律、科學本質同客觀規律、客觀本質是對稱的。既然經濟活動中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對稱關系是經濟社會的出發點，那么主體與客體的對稱也就是對稱經濟學的出發點。主體與客體的對稱作為對稱經濟學的出發點，是當今世界三大流派、兩大類型經濟學出發點的揚棄，且同宇宙的本質、社會經濟發展的出發點相一致，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最大的涵蓋力與解釋力，因而具有公理的性質。以這樣的公理為經濟學的出發點，可以做到經濟學邏輯與歷史的一致、思辯與實證的統一。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是理論的邊界條件分析
由于田國強以不確定、本身有邊界條件因而沒有普適性、“不是總是錯”的因而可證偽的理性經濟人假設作為其經濟學理論的邏輯出發點，所以在他看來任何一個經濟學“理論、定理都是有條件的”；經濟學理論的應用和發展過程，不是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和具體實踐的相結合過程，而是找到經濟學理論和定理的“邊界條件”。田國強：“無論是經濟學還是數學，任何一個理論、定理都是有條件的，關鍵是要找到這個條件的邊界在哪里。”“要注意任何一個經濟理論、行為假設都有其邊界，不能盲目運用。”“經濟變量間關系的成立有其邊界條件，由此得出的結論亦有其內在邏輯。”“是不是說，經濟學就不是一門科學呢？不是的。經濟學是實實在在的一門學問。可以說，現代經濟學中幾乎所有的理論，都是來自于現實。既然經濟學不能做實驗，靠的又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其內在邏輯分析！在我的一篇關于金融危機的文章中也提到，完全靠理論來判斷經濟形勢是不行的，完全靠數據說話也是不行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實踐和數據不是預測真理的標準。那么，靠什么來判斷經濟形勢或作出比較準確的預測呢？這就靠經濟學的內在邏輯分析。一些經濟學家不考慮邊界條件也不進行內在邏輯分析，把自己的想法不加任何附加條件就建議給政府或發布于媒體，這樣做往往會出大問題。”“參照系指的是理想狀態下的標準經濟學模型，它導致了理想的結果，如資源有效配置等。參照系是一面鏡子，讓你看到各種理論模型或現實經濟制度與理想狀態之間的距離。一般均衡理論就提供了這樣一種參照系，它主要論證完全競爭市場的最優性，認為它將導致資源的有效配置。”在這里，田國強雖然承認“經濟學是實實在在的一門學問”，然而卻否認了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任何科學真理都是抽象和具體、相對和絕對的統一；任何科學真理都有所適用的參照系。就任何科學真理都只適用于一定的參照系而言，任何科學真理都是相對的；就任何科學真理在特定的參照系中都有普適性而言，科學真理是絕對的。不同的參照系決定了不同的科學范式，不同的科學范式決定了科學真理的適用范圍。在這里，經濟學范式的不同、不同的經濟學范式決定的經濟學理論和原理的適用范圍的不同，不是所謂的經濟學理論和定理的“邊界條件”。任何一門科學，指導實踐、發展自身的過程，都是在特定參照系、特定科學范式中不可證偽（或未被證偽）的、無邊界條件的公理、定理和有邊界條件的具體事物相結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使這些公理、定理的內容得到充實，現象得到解釋，行為得到指導，事物得到創造，機制得以設定，制度得以安排，理論得到發展。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過程。所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過程首先是范式分析的過程，其次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過程。對經濟學理論同其所應用對象的關系首先從范式角度進行時空層次的對稱分析，所運用的思維方式是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的、多元化的；對經濟學理論同其所應用對象的關系進行邊界條件的對應分析，所運用的思維方式是牛頓力學一元化的線性思維方式。經濟學一元化的線性思維方式，其根源在于把西方現代經濟學看成人類經濟學的模本、經濟學唯一的不變的絕對的真理。但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范圍內的西方現代經濟學，不能理解和解釋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識經濟形態這個參照系不兼容。西方現代經濟學的真理性只能局限在工業經濟時期，在知識經濟時代將被“證偽”。因此，西方現代經濟學是工業經濟時期的經濟學范式，知識經濟時代要求新的經濟學范式與之對稱；人類經濟增長方式轉移、經濟發展模式轉軌必然要求經濟學范式的轉換。把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看成不變的絕對真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需要范式轉換只需要邊界條件分析，沒有邏輯和事實依據。只要明確參照系，經濟學科學真理的多元化就不會陷入真理觀上的相對主義。如果認為公理、定理本身即有邊界條件，并且能夠找出這些邊界條件，那實際上就等于承認這些公理、定理已被證偽。已被證偽的公理、定理不是科學，對不科學的學問進行“內在邏輯分析”也不可能得出科學的結論。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各種“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論”存在，是由于西方現代經濟學的線性思維方式所致，是由于線性思維方式同豐富多彩的經濟現實不對稱所致，就是因為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各種“定理”、“公理”有邊界條件因而沒有普適性所致。因此范式分析是經濟學內在邏輯分析、邊界條件分析的前提；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等于理論的邊界分析，經濟學范式的對稱分析不能歸結為找到經濟理論、定理的邊界條件。
經濟學范式分析是界定經濟環境的前提
田國強：“1、界定經濟環境 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中的首要組成部分，就是對所要研究的問題或對象所處的經濟環境(economic environment)作出界定。如前所述，要做好任何一件事，首先要了解國情、所處的周圍環境或現實背景。現代經濟學在研究問題時也完全如此。在作經濟問題研究時要從實際出發，對經濟環境進行界定。經濟環境通常由經濟人、經濟人的特征、經濟社會制度環境以及信息結構等組成。對經濟環境的界定可分為兩個層次：(1)客觀描述經濟環境和(2)精煉刻畫經濟環境特征。要做好這兩點，前者是科學，后者是藝術。對經濟環境描述的越清楚、準確，理論結論就會越正確；對經濟環境刻畫的越精煉和深刻，論證起來就越簡單，理論結論也越能讓人理解和接受。界定好一個經濟環境，就是要將這兩個層次有機地結合起來。在現代經濟學大多數問題的研究中，經濟環境都假定為外生給定的，而不是由理論模型延伸出來的，否則就無法討論問題，因為總需要將一些經濟因素或變量當作參數給定。”“帕累托最優這個概念對任何經濟制度都是適用的。盡管帕累托最優標準沒有考慮到社會公平問題，但它卻從社會效益的角度對一個經濟制度給出了資源是否被浪費的一個基本判斷標準，從可行性的角度評價了社會經濟效果。”（田國強：《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問題是，無論田國強怎樣強調“經濟環境都假定為外生給定的，而不是由理論模型延伸出來的”，任何“界定經濟環境”都離不開一個參照系，不同的參照系“界定經濟環境”的標準不一樣，得出來的結論也不一樣。這個參照系就是著手“界定經濟環境”的經濟學家或經濟學工作者的知識背景，也就是存在于經濟學家或經濟學工作者頭腦中的現有的經濟學范式。因此，經濟學范式分析才是“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中真正的“首要組成部分”。如果“界定經濟環境”的經濟學家或經濟學工作者頭腦中的經濟學范式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是“理性的經濟人都是自私的”，是“一般均衡理論”，是“完全競爭模型”，是“帕累托最優”，就會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對立起來而把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劃等號；他們在界定美國的經濟環境時，就會把美國當前的典型的資本主義經濟環境界定為標準的市場經濟模型，而標準的市場經濟模型就是標準的人類社會的經濟模型，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標本；就會把美國曾經走過的從“血與火”的資本原始積累到自由資本主義到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看成是人類經濟發展的主流；在界定中國的經濟環境時，就會把計劃經濟等同于封建主義、通過否定計劃經濟來否定社會主義，就會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定位于重演西方近代史，就會把私有化、金錢化、自由化、產業化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標，就會把世界工廠、資本原始積累、帶血GDP、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看成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必經途徑，就會把叢林法則、投機壟斷、兩極分化、掠奪型經濟、壞的市場經濟看成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常態，起碼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必經階段。相反，“界定經濟環境”的經濟學家或經濟學工作者以宇宙的對稱本質對稱關系為參照系，以對稱經濟學為自己的經濟學范式，就會把平等看成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把價值看成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因此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不是對立的而是對稱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市場經濟，完善的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不是向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過渡而是向完善的市場經濟過渡，因此改革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以上事實說明，界定離不開定位，定位離不開解釋，解釋離不開范式。“經濟環境界定”離不開“經濟解釋”，“經濟環境界定”和“經濟解釋”是主觀和客觀、主體和客體、理論和實踐的雙向互動過程；田國強的“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中的第一步“界定經濟環境”決不是外生給定的，而是由他頭腦中的“一般均衡理論”、“帕累托最優”模型等“理想狀態下的標準經濟學模型”組成的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對經濟環境的輻射與整合。田國強有意無意地把“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中真正的第一步給忽略了。把“界定經濟環境”看成外生給定的，否認經濟學范式在“界定經濟環境”中的主導作用，看不到“界定經濟環境”過程中主客體的相互作用，是西方經濟學通行的實證主義、唯科學主義、還原論思維方式的必然產物，而實證主義、唯科學主義、還原論思維方式本身是現代西方經濟學范式中的最重要組成部分，田國強上述所津津樂道的“理性的經濟人都是自私的”、“一般均衡理論”、“完全競爭模型”、帕累托最優” 等“理想狀態下的標準經濟學模型”本質上都是實證主義、唯科學主義、還原論思維方式的產物。
由于西方現代經濟學的這種線性思維方式不可能準確界定環境，正確解釋中國經濟現象，所以西方現代經濟學不可能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用西方現代經濟學削足適履牽強附會指導中國市場化改革給中國社會發展帶來的危害，說明西方現代經濟學和中國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既不是單方面的限定經濟學的邊界條件，也不是單方面的界定經濟環境，而是經濟學范式和經濟現實之間是否對稱的問題。科學范式的轉變過程，是參照系轉移的過程。商品經濟時期價格經濟學和一般均衡理論有相對的真理性，但在市場經濟時期價格經濟學和一般均衡理論將成為絕對謬誤。知識經濟隨著產品的無限多樣化，“總供給”與“總需求”這個概念只有空洞抽象的意義，而沒有具體的實際意義。一般均衡理論是配置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是消極的理論，產生于小商品經濟時期。那時人們的需求結構簡單、生產規模狹小、可再生資源有限，可再生生產能力與人的主體性發揮的空間太小、生產與消費之間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會出現所謂經濟危機。馬克思的兩大部類生產理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出來的經典的一般均衡理論。可以說一般均衡理論是包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內的所有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然而到了真正社會化大生產——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所有的“均衡點”（包括生產與消費）均已不復存在；人的需求結構的變化帶來的需求的無限性，生產結構的變化帶來生產發展的無限性，決定了主客體之間只有主體主導的無限發展的可能性而無靜態的均衡。此時只有結構調整問題而無均衡問題。知識市場經濟是社會量子化時代，一般均衡理論已過時，再秉持這種理論只能損害可持續發展。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的轉型經濟與其說是例外，還不如說是經濟發展五度空間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間的思維方式才能與經濟發展的典型現實相對稱，而“一般均衡理論”、“帕累托最優模型”中所滲透的線性思維方式同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現實只能脫節。因此一般均衡理論并非經濟學的一般參照系，以一般均衡理論為參照的西方現代經濟學不是一般經濟學；要解釋中國經濟、指導中國經濟發展，不是簡單的界定中國經濟環境，而是建構與新的歷史時期相對稱的新的經濟學范式。明確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理解中國經濟學范式代替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的歷史必然性。
中國經濟學范式必然代替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
田國強：“正是由于不同的經濟、社會、政治環境，才需要發展出不同的經濟理論模型和經濟制度安排。經濟學家之所以對于一個問題會有不同的觀點，恰恰說明現代經濟學的嚴謹和完善，因為前提變了，環境變了，結論自然就要相應的變，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般性的‘好’結論，否則就不需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了。不同的經濟、政治、社會環境可以發展出不同的經濟理論或經濟模型，但決不是不同的‘經濟學’。不少人說，由于中國的國情不一樣，需要中國的經濟學，是這樣嗎？世界上千千萬萬的樓房，即使由同一個人設計出來，也都不盡相同，由此我們需要不同的建筑學嗎？不是，修建樓房所采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都是一樣的。對研究經濟問題而言，也是同樣的道理。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國外的經濟問題，都采用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不存在著所謂的‘中國的經濟學’和‘西方的經濟學’。”在這里，田國強只承認有“不同的經濟理論或經濟模型”，不承認有不同的“經濟學”，不承認有“中國的經濟學”和“西方的經濟學”的范式差別。這實際上是把他以一般均衡理論為參照系、以“理性的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通過理論的邊界條件分析和經濟環境的界定、制度和行為的設計與選擇即“一個行為假設，二個注意事項，三個制度安排，四個基本原理，五個分析步驟”建構和運用經濟學理論的“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即西方現代經濟學通行的經濟學研究方法當做一般的經濟學研究方法；而田國強之所以把西方現代經濟學通行的經濟學研究方法當做一般的經濟學研究方法，是由于他把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當做一般的經濟學范式。但從邏輯和歷史兩方面來看，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不但不是一般的經濟學范式，而且作為特殊的經濟學范式已經過時。
什么是范式？范式就是學說的坐標，開展科學研究、建立科學體系、運用科學思想的坐標、參照系與基本方式，科學體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結構與基本功能。科學范式后面是哲學范式。哲學范式與科學范式：前者制約后者，后者引領、展現前者。哲學范式決定科學范式，范式決定基礎理論，基礎理論決定具體理論，理論決定模型，模型決定模式。方法是理論的功能，和理論之間不是層次關系。雖然由于認識機制和利益機制的協整作用，在同一個范式基礎上會產生學術觀點基本相同、學術榮譽等既得利益和學術目標基本一致的“科學共同體”，對共同體外的學說和學者會產生“異體排斥”，但任何一門科學的真正進步，都最終要表現為范式的轉換。不同的參照系之間的關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屬于不同的層次；以不同的參照系為背景建立起來的不同范式之間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層次、不同階段之間的關系。能否做到主體性與科學性的統一，體現了科學范式的不同層次、發展的不同階段。“范式”理論是我們把握不同學科、同一學科中不同學派的定位、相互關系、發展規律、發展趨向的鑰匙。
參照系有特殊參照系和一般參照系，經濟學范式有特殊的經濟學范式與一般的經濟學范式。政治經濟學范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范式、無產階級的經濟學范式、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范式；西方經濟學范式：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范式，斯密、李嘉圖、馬歇爾、馬克思、科斯、哈耶克的經濟學范式，都是以各自所代表的階級的特殊利益為參照系，為各自所代表的階級的特殊利益服務，因而是特殊的經濟學范式。西方現代經濟學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剩余價值理論是反剝削的理論，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經濟人”理論、邊際分析超邊際分析理論是剝削最大化理論，二者的階級基礎與社會目標是根本對立的，但都屬于西方現代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范式，一般均衡理論與價格經濟學是它們共同的理論基礎，都是與人類經濟學、幸福經濟學、一般經濟學范式本質不同的特殊經濟學范式。
對稱關系是宇宙的最深層本質，對稱規律是社會的最根本規律，對稱原理是科學的最基本原理。對稱關系也是經濟領域的本質。人類經濟活動的任何一個方面、任何一個過程都存在著對稱關系。其中，主體和客體的對稱關系是基本的對稱關系，企業的一切經營活動、社會的一切經濟活動圍繞著這個中心展開，經營和經濟活動中的其它一切對稱關系圍繞著這個中心展開。所以以經濟主客體對稱關系為參照系的經濟學范式就是一般的經濟學范式，一般經濟學的范式就是對稱的經濟學范式。所謂人類一般經濟學，是用對稱的方法、五度空間的方法、系統論的方法，對人類經濟活動中的各個因素與結構及其相互關系作邏輯的、歷史的、現實的分析，從中揭示人類經濟活動的一般規律的對稱經濟學。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方法，還原論與整體論相統一的方法、規范與實證相統一的方法、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既是一般經濟學的方法，也是一般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中國經濟學范式，就是中華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維方式所蘊含的對稱邏輯、對稱哲學萌芽運用到現代成熟的經濟學中，形成主觀與客觀、思維與存在、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相對稱的經濟學范式。所以中國經濟學范式就是對稱經濟學范式，中國經濟學范式既是特殊的經濟學范式，又是一般的經濟學范式，是通過特殊的經濟學范式體現出來的人類一般經濟學的范式。中國經濟學有兩層含義：一是由中國人自己創立的、具有高度原創性的新的經濟學范式，在理論基礎、體系結構、實踐功能方面同現有的西方現代經濟學流派有本質的不同；二是既反映人類一般經濟規律、又反映中國經濟特殊規律，能有效解釋中國經濟現象、指導中國經濟發展、成為中國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理論基礎的經濟學理論體系。
中國經濟學范式與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有本質的區別。
中國經濟學范式就是由中國人自己創立的，在理論基礎、體系結構、核心價值、實踐功能方面同現有的西方現代經濟學各個流派有本質不同的具有高度原創性的新的經濟學范式。中國經濟學范式是用生產力發展代替GDP增長，用知識運營增長方式代替資本運營增長方式，用直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代替間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用再生型經濟發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經濟發展模式，用價值機制代替價格機制作為市場核心機制，用國民創新體系、國民創業體系代替國民產業化體系，用福利型國民經濟系統代替貨幣型國民經濟系統，用對稱代替均衡、對策代替博弈作為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用主客體對稱的對稱經濟學代替主客體對立的唯科學主義經濟學，既反映人類一般經濟規律、又反映中國經濟特殊規律，能有效解釋中國經濟現象、指導中國經濟發展、成為中國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理論基礎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內在深層結構。
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就是以價格經濟學和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理論、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經濟人”假設為理論出發點、以私有制為經濟基礎、以價格機制為市場的核心機制、以競爭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以博弈為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以利潤最大化為微觀經濟的最終目標、以經濟規模最大化為宏觀經濟的最終目標、以線性非對稱思維方式和還原論思維方法為方法論特征、擅長數量分析與邊際分析、在“實證化”的名義下把經濟學的實證性與規范性、客觀性與科學性對立起來的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模式、基本結構與基本功能。線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的基本特征，也是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的致命缺陷。西方經濟學范式本質上就是價格經濟學范式。西方現代經濟學是主體性與客體性分裂的經濟學。一方面，他們強調人本主義、個人主義，另一方面他們又強調金錢至上、貨幣主義。西方現代經濟學的“財富悖論”：經濟學教人怎樣增加財富，但不能教人怎樣幸福，財富和幸福之間沒有建立應有的聯結。“幸福悖論”的根源在于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是價格機制，是以金錢為代表的物質財富的增加；在這樣的“經濟學”的引導下，不是使財富成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為財富的手段；不是使經濟發展成為人全面發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手段；從而使財富增長與經濟發展越快，人越成為財富與經濟的奴隸。西方現代經濟學以價格機制為核心機制，科學性與主體性相對立，不可能實現人的幸福與全面發展。
不同的經濟學范式有不同的經濟學基礎理論，也有不同的經濟學“基本原理”。但西方現代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只有經濟學基礎理論而沒有真正的“經濟學基本原理”。只有中國經濟學、對稱經濟學才不但有經濟學基礎理論，而且有真正的、屬于科學學范疇的“經濟學基本原理”。范式的轉換意味著原有基礎理論的改變。在對稱經濟學范式中，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兩大基礎理論價格理論與一般均衡理論將被徹底推翻，建立其上的一系列“定理”將被改變。對稱經濟學作為新的經濟學范式，由一系列原創的基礎理論組成。這些原創的基礎理論有：對稱哲學、對稱邏輯、對稱經濟學、對稱管理學、五度空間理論、再生經濟學、和諧經濟學、幸福經濟學、知識經濟學、知識運營學、發展經濟學、轉型經濟學、創業經濟學、名牌經濟學、人類二次創業理論、共有制理論等，它們是對稱經濟學范式從量變到質變的邏輯與歷史相統一形成過程中的不可缺少的環節，也是對稱經濟學范式有機的組成部分。這些新理論作為原創基礎理論本身又是由一系列的新概念、新范疇組成。只有理解這些新概念、新范疇才能把握這些新的原創基礎理論，而把握這些新的原創基礎理論又是把握對稱經濟學范式的必要前提。
不同的經濟學范式產生不同的語境，不同的語境決定即使同一個名詞也會有不同的內涵，使之成為不同的概念甚至不同的理論。“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可以利用，社會主義也可以利用”這句話中的“市場經濟”是抽象意義上的，在具體的意義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是同一個市場經濟。只有好的、充分競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而壞的、完全競爭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以市場化為目標的改革開放就是要建立真正的、好的、充分競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建立虛假的、壞的、完全競爭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這個名詞只有在科學社會主義與對稱經濟學范式語境中才是科學的概念。而上述提到的“幸福經濟學”、“知識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轉型經濟學”等字眼雖然在原有的經濟學理論框架中也會見到，但也只有在對稱經濟學范式中才是科學的理論。
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學應是西方現代經濟學合乎邏輯的發展，是對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國經濟學代替西方現代經濟學成為人類經濟學的主流，是通過空間交替展示時間之矢的人類經濟思想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
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般參照系是一般均衡理論，一般均衡理論的參照系是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是平面的市場經濟；在當代市場經濟——立體的知識市場經濟時期，一般均衡理論已經過時，決定了以一般均衡理論為參照系的現代西方經濟學也已經過時。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經濟是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統一，經濟學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統一。隨著生產社會化、經濟宏觀化，經濟學將逐步整體化，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分離將逐步成為歷史。中國改革開放是系統工程，必須用整體的經濟學作指導。作為整體的經濟學，就是經濟學的綜合性、整體性、一般性、人類性，就是經濟學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的統一。而所謂的“中國經濟學”，就是用追求人的全面發展的對稱發展觀，代替片面追求貨幣GDP增長的經濟增長觀；就是以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統一、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統一為中介，使幸福與知識、幸福經濟與知識經濟得以統一；就是以人類經濟活動為核心展開的綜合哲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自然科學、橫斷科學、縱深科學成果的整體學科；就是要素與結構相對稱的經濟學，還原與整體相對稱、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相對稱的經濟學。改革，就是要建立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相互對稱、生產力功能最佳發揮的經濟系統，就是要建立“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相互對稱、理論功能最佳發揮的經濟學系統。“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相互對稱的邏輯，是“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相互對稱的歷史的濃縮；“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相互對稱的歷史，在“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雙向運動中形成。在這雙向運動中形成的，就是中國經濟學。因此，所謂中國經濟學，就是對稱經濟學，就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對稱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既是經濟與經濟學邏輯的歷史展開，也是經濟與經濟學歷史的邏輯濃縮。只有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經濟學，才是科學的經濟學，只有科學的經濟學才能成為一般的經濟學、人類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代替西方現代經濟學成為當代人類經濟學的主流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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