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富裕”的改革過程中既要突破那些可能受損失的富人的阻力，“又需要跟他們好好地妥協，這就需要政治智慧了。”
◎文/本刊記者 江舟
9月的第二周，一年一度的胡潤和福布斯這兩個富豪榜發布大戲相繼開場，繼續賺取著媒體的眼球。
9月23日，胡潤百富創始人胡潤在北京表示，中國財富超過百億元的富豪人數已經高達129人，這只是“陽光下公開的百億富豪”，如加上“財不外露”的隱形富豪，中國身家過百億的富豪至少有260人左右。胡潤還就中美富豪做了一個比較。他認為，今年中國擁有10億美元級別的富豪數量實際已經超過美國。“雖然我們今年只找到了270位擁有10億美元的富豪，但實際上中國大概有540-600位的10億美元級別富豪。”
與此同時，8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4》顯示，中國大陸城鎮貧困人口數約為5000萬人，而且城市貧困人口數量自上世紀90年代后就呈現不斷上升趨勢。世界銀行報告顯示，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一方面是數萬人擁有過億甚至上百億的身家，5000萬元一套的首飾不愁買家，900萬美元的“薩林”頂級跑車隨便開，還有每月物業管理費達十幾萬元的豪宅⋯⋯。另一方面，還有因子女上不起學而自殺的父母，有連做房奴都沒有資格的“蟻族”和“鼠族”⋯⋯
知名經濟學家、思想家楊魯軍近日在接受《中國經貿聚焦》記者采訪時指出，這種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現象是和我們改革最初的設計有關系的。楊魯軍認為， “改革開放30余年到今天，如果仍不作出明確的理論、政策乃至法律的界定，那么中國社會就會經過一個危險的動蕩期。”
資本神話是如何創造出來的
1999年，當英國青年會計師胡潤首次編制百富榜時，中國富豪第50名的財富只有5000萬元，而到了2011年，第50名的資產已經達到170億元。
楊魯軍表示，不管是哪一個富豪榜，里面的富豪大部分都是最近這10余年里突然富起來的。在世界經濟史上，個人財富和家族財富以如此迅速的速度膨脹實屬罕見。“美國的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克萊斯勒家族都是經過上百年的積聚演變，經過幾代人的奮斗，才有了今天的財富規模。而我們只在一代人的某一個時點上就迅速地完成了，這已經不能用‘資本積累’這四個字來形容了，這是創造了一種資本神話。”
為什么在最近這10余年間，中國富豪的財富會呈井噴式增長呢？楊魯軍認為，1999年以前國家對個人富豪是非常警惕的，首先從政黨角度，有人“富可敵國”會威脅到黨的執政地位；第二，從經濟上來說也是不安全因素，如果有富豪身家幾百億，比一個中等城市的國民收入還要多，則他資金的進出流動就很容易操控這個城市；最后，從社會公平的角度也是不利的。“但此后，黨的政策變了，國家放手讓你創造資本神話了。”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導郭于華在接受《中國經貿聚焦》記者采訪時也表示，近10多年來，中國富豪的暴富說到底還是一個權貴結合的問題。“資本的本性是逐利的，而且追求高額利潤，但如果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有東西來制約它，就不會那么爆發性地積聚。在積聚的過程中，資本會作惡，會對很多人的利益進行剝奪，對很多人的權利形成侵害。”
郭于華表示，制約資本作惡的力量本來是法律和政府權力，但現在這兩股力量結合起來了，不受制約的權力和不受制約的資本聯手，想不強大都難。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朱旭峰認為，財富數字和積累時間長短并不能說明問題。他認為，中國的富豪主要有三種人：一是房地產開發商；第二種是做實業的企業家；第三種則是在資本市場上市的新經濟企業家。“這三種要單獨拿出其中同類型的和別的國家比較，才有意義。以實體經濟為例，中國的實業做大做強，這也代表了中國民族工業在世界上地位的提升。”朱旭峰告訴《中國經貿聚焦》記者。
朱旭峰表示，中國的新經濟包括網絡企業得到快速發展有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國互聯網用戶的增加導致了這個市場的變化。“在美國上市的中國網絡公司，美國衡量它的價值的標準就是點擊率。中國人這么多。如，新浪微博只花了2年的時間就發展到2億用戶，而Twitter卻花了5年的時間才積攢到2億用戶。”
不過，楊魯軍也指出，富豪們資產的急劇膨脹跟國有資產的流失幾乎是同步的和同比的，即國有資產流失了多少他們的財富就膨脹了多少。“還有一些跟稀缺資源的私有化有關系。例如，內蒙古鄂爾多斯是全國出產富豪最多的地方，為什么富豪最多的地方不是東部發達地區，而是經濟落后的地區呢？因為西部地區是中國資源——特別是稀缺資源——最豐富的地方。”楊魯軍說，有人形容鄂爾多斯是“羊煤土氣”——即羊絨、煤炭、稀土、天然氣——這些稀缺資源本來是歸全民所有，但由于存在一些不正當的行為，很多變成私人財富了。
“現在我們國家還有幾個底線沒有突破，如果突破的話，下一個10年，恐怕擁有幾十億元身家都上不了富豪榜。”楊魯軍指出，這些“底線”包括：土地私有化、私人開辦銀行以及基礎設施的私有化。
民眾的怨氣因何而生
北京大軍智庫經濟咨詢有限公司主任仲大軍對《中國經貿聚焦》記者表示，中國的發展模式有個歷史過程。“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所有的中國人都很有奔頭，那時候大家覺得只要拼命干，朝著改革的目標，日子就會越來越好。可是改革開放30多年到了今天，階層基本上固化了，一部分人再干也只能掙扎在溫飽線上，再干所創造出來的國民財富也只能落入到少數人的腰包里去。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民經濟不斷增長、財富不斷涌現，但是財富與大多數的平民百姓、與國民經濟的關系都不大，甚至越來越遠。很多人都產生了疑問：如果是這樣一種發展模式，普通老百姓什么時候才能富裕起來？什么時候才能達到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福利還能不能進一步改進？”
仲大軍說，現在來看，希望似乎很渺茫，因為再發展也只不過是為少數富人的致富而發展了。他認為，這種現象使底層的民眾越來越絕望。”
朱旭峰認為，中國過去的增長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因為當時的中國相對較窮，改革開放最初的十幾年是讓所有的人都得利，只是讓其中一部分人富得更快。“最開始的改革其實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就是我的富裕不會影響到你的富裕，但現在當大家都相對富裕起來以后，如果蛋糕無法再做大，有一部分人再想富，就可能影響到其他人的財富積累，這就不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式的增長了。”
郭于華也表示，目前整個中國社會結構在定型化，在此過程中的機會相對來說處在一個鎖閉的狀態，也就是說向上流動的空間越來越窄，甚至無法向上流動，渠道被堵塞了。“底層的孩子再聰明、再努力，都有可能改變不了自己的社會地位，這是最突出的機會不平等。現在有很多官二代和富二代都在拼爹，甚至都拼干爹了。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里，誰要是拿自己的父母說事，是一種恥辱。可是在中國，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楊魯軍指出，中國社會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巨大的不平衡和憤怒情緒，就是因為很多富豪富起來的過程是不透明，甚至是不公平的。“由于我們國家改革政策的不對稱造成了人們信息的不對稱、機會的不對稱，所以最后就造成了結果的不對稱。富的富可敵國，窮的連生存都有困難。”
郭于華認為，中國的老百姓其實不是仇富，“他看的是你怎么富起來的。”她對記者表示，中國的下層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群體，如果他們再怎么努力也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必然就會絕望。“比例不用很高，只要有1%的人絕望，那就不得了了，絕望再加上怨恨就會產生更多的仇恨，讓整個社會充滿暴戾之氣。”
郭于華認為，底層民眾的反抗本身就挺讓人絕望的，“因為不能形成一種壓力的施加來催促改革、推動社會進步。這種壓力應該通過和平的方式理性地表達，可是現在沒有和平理性表達的渠道，許多正當的利益表達都被壓制住了，這就會形成一種危險的狀態。”
如何實現“共富”
7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莊嚴宣誓，要“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9月4日，在致廣西南寧開幕的亞洲政黨專題會議的賀信中，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亦表示，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重申以“人民”為核心的發展和分配理念。
朱旭峰認為，從“包容性增長”到“共同富裕”，中央的這些提法既有因果關系，又一脈相承。“包容性增長主要指產出的結果，增長是一個產出，結果是要讓所有的人都擁有享受到增長的成果的機會。現在共同富裕更多考慮的是民生和財富分配。”
那么，如何才能實現共同富裕？楊魯軍表示，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做法是，在不動存量的基礎上，每年從國民收入中拿出增長的部分——也就是增量——來更多地傾向于民生，傾向于窮人和弱勢群體。
朱旭峰則指出，他對“重慶模式”的理解是，重慶是以國資增值加上國資的社會化分紅作為基礎，把資產增值的部分用于社會再分配。“過去的福利經濟學講求的是政府收稅，然后進行再分配，富人收得多一點，窮人收得少一點，富人多收的錢用于社會福利。重慶的理論不是說去收稅，而是國家參與固定資產和國有企業的投資，國企的盈利就相當于政府多了一點錢，然后拿這點錢去分配。這樣可以減少政府向社會征稅，從而刺激中小企業發展和提高社會活力。這就跟過去收稅分配不一樣了。”
但如果按照楊魯軍所說的不動存量是否就等于赦免了富豪們的“原罪”，這樣對社會的公平又何在呢？楊魯軍認為，要扭轉兩級分化和基尼系數太高的局面，既得利益集團不可能一點都不動，而且從中國國民的心理上來說，不動存量也會人心不服。“最近這10年的改革已經變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對國民財富，對國家資源、能源和生態的一種破壞性的掠奪。我認為，目前的改革有點積重難返的意味。但問題是，我們國家需要安定，如果再用革命的辦法殺富濟貧，就會造成國家新一輪的更大的動蕩，因為這已經不是抓一個周正毅(農凱集團前董事長)和黃光裕(國美電器前主席)的事了，有無數這樣的人存在。”
如此，出路又何在呢？楊魯軍建議，可以多采用一些經濟的、市場的手段，而少采用一些政治的、行政的甚至暴力的方法。“比如，日本遺產稅的稅率達到95%，這就基本上把財富給均等化了。美國有些州甚至達到100%。這就使財富無法延續到后代，也就是變相地公共化和公眾化，變相地阻止兩極分化。再比如，現在很多有錢人的資產都在大量地往外流，我們能不能設置一些屏蔽措施、設置一些管制來阻止國民財富的流出呢？美國，包括回歸之前的香港，都對富豪進行監管，讓他們不能對外亂投資。雖然資本是你私有的，但國家有責任把它留在自己的國土上。”
朱旭峰指出，在“共同富裕”的改革過程中既要突破那些可能受損失的富人的阻力，“又需要跟他們好好地妥協，這就需要政治智慧了。”
“共富”知易行難
仲大軍對記者表示，“共富”能實現但是也很難，因為“共富”必須有制度的保障，特別是需要社會意識和思想的保障。“可是改革這些年來，首先我們在理論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先是糾正‘文革’時期的大鍋飯，糾正平均主義，拼命地拉開貧富差距，并且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樣一種指導思想來影響社會。這樣一個思想基礎影響了我們的經濟政策，掌權的官員制定的很多政策都有利于權力者、有利于精英，有利于少數人積攢財富。從經濟政策到政治思想，包括很多知識分子統統站在精英的角度來宣揚精英發展理論，而不顧廣大弱勢群體和民眾的情況。因為少數的學者和知識分子本身就是精英，他們總是為自己的利益去宣揚有利于自己的經濟學理論，這就導致社會很不幸，為廣大勞動群體說話的聲音很微弱，而為精英、為少數人、為權貴說話的理論占很強烈的優勢。這就是社會在經濟政策和社會制度方面都很難有利于廣大人民的原因，相反，很多政策都是為了保護富人的。說到底就是精英集團綁架了社會輿論，綁架了政府的經濟政策，使弱勢群體和普通的勞動群體處在一種尷尬的境地。”
至于未來，仲大軍說，現在只能觀望，很多事情說起來容易，但是具體落實非常難。“現在中國已經成為各利益集團拼命爭奪的社會，政府出臺任何一項法規政策都要遭到各利益集團拼命的抵抗甚至是搏殺。形勢并不樂觀，并不是誰說一句話，這個局面就能撬得動的。”
郭于華也認為，因為缺少現實基礎和衡量指標，共同富裕實現起來很難。“其實，我覺得提共同富裕不如提推進社會的公平正義，實現利益共享和發展共享，讓貧富程度不同的人能夠在一個社會中多元共存，這個可能還比較現實。”
楊魯軍也對記者表示，每一個富豪背后都有一個利益集團，有些人靠房地產，有些人靠石油等，反正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能不能戰勝利益集團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坎，這就考驗黨的領導人的決心和智慧。“中國共產黨必須跟利益集團有一場較量，而且這種較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共要完成與所有的利益集團的切割。”
另有評論認為，無論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有多艱辛，中國每一步都是“中國模式”的進一步的探索，相信中國領導人有決心、有能力糾偏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從而實現公平、公正而又共同富裕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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