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破解中國經濟的“三高陷阱”
——關于中國當前經濟困局的一些觀察與思考
導言：貨幣在經濟增長中本是中性的，但它在中國的趕超戰略中卻被賦予了一種新的使命。中國經濟體中的物價與通脹實則就是當局者自導自演出來的，旨在斂富于國、賴賬于民。
中國經濟自從啟動自己的改革開放和趕超英美戰略之后，就已命定似的被捆綁到這種持續、高位增長的戰車之上。經過近三十多年的發展和累積，中國的GDP總量也已躍升到了全球的第二。為了繼續自己的趕超偉業，經濟的高增長是絕對少不了的。沒有發展的速度，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可能難以獲得世界的認可和景仰，趕超英美的豪言壯語就可能沉淪為某種遙不可及的東西。中國的領導人為何獨衷這種經濟的高增長，為何競相比拼這種發展的速度，其根其源都在這里。
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中也許都將是一個令人景仰的奇跡。然而，這樣的經濟究竟是怎樣被增長上去的？不用諱言，貨幣的泡沫與膨脹作用就是其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支撐因素。按照貨幣學派圖解的貨幣與價格互動模式，同等數量的谷物，如果競購它的貨幣多了，其市值就會自發地通過這種供求力量的作用而被迅速地拉抬上去。對英美的趕超需要這種經濟的高增長。靠什么才能輕而易舉地支撐起這種增長呢？貨幣就是一個很理想的工具。費雪的交易方程式很容易提供足夠的證據來支持這種欺世盜名的做法。對貨幣的這種自我放任，三位一體的高增長、高物價、高通脹就是它終究要掉進去的一個陷阱。
對于中國當下的這種物價和通脹，溫家寶政府已不止一次地發誓要把它控制下去了。可是，能夠控制下去嗎？試想，沒有各種產量的實質性增長，而卻投放這么多的貨幣跑到各種要素或商品市場里競購交易物，靠什么來吸收它們？除了依靠這種物價和通脹的高位運行之外，這幾乎就是一個無解的局。對于貨幣的這種競購與膨脹作用， 時寒冰 先生通過自己的新著——《經濟大棋局，中國怎么辦？》，就很獨特地從房地產業對超發貨幣的吸收這個層面向外披露了這種房價高位運行的苦衷和無奈。
從一個較長的經濟周期上看，通脹實質上就是一種純粹的貨幣現象。這一點，弗里德曼沒有說錯。控通脹，閘門就在于貨幣的投放與供給。只要中國不把這種超發出去的貨幣緊縮、庫存起來，這種三位一體的高增長、高物價、高通脹，就是它無論如何也跳不出去的一個陷阱。
對于這種經濟困局，我們的經濟學家又是怎么說的呢？
據8月10日的《人民日報》報道，“7月份的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再創一個6.5%的新高。CPI的持續高位運行，是否意味著中國進入了高通脹時代？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等專家表示，還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中國當下的經濟運行有沒有進入這種三位一體的“三高時代”呢？這絕不是姚景源等專家的這種自說自話所能遮掩住的。在其中夾生的民眾往往最能真實地感受到這種“三高”運行所帶來的各種陣痛和煎熬。對于這種御用經濟學家解讀出來的統計數據，打死也很難讓這些大陸的老百姓相信。
現在官媒發布出來的統計數據往往都充斥著不少欺瞞和泡沫。一些政府的職能部門為了用數據刻意彰顯自己的調控政績，總是在睜眼說著瞎話地發布一些較體面的數據，百般掩飾著這種經濟運行的真相與民生的不堪重負。在這種CPI與居民錢袋子的競跑中，老百姓消費的錢袋子明明是在變得越來越癟，并不堪物價和通脹的重負；而我們的官媒發布出來的統計數據卻還依舊在自己為民服務的功德碑上沉浸著自己的輝煌業績。老百姓的“被幸福”及其對當下幸福感的嗤之以鼻，事實上已對這種粉飾政績、自說自話的官媒統計數據抽了無數次耳光。
是什么把物價與通脹拉抬上去的？貨幣的超發毫無疑義地都是其中的一個首要因素。在貨幣與物價的因果聯動上，一些資產階級的古典經濟學家對貨幣的使用和投放都還是比較保守的，對于貨幣的發行與投放的數量往往顯得很謹慎。對于那些指望貨幣的濫發拉動經濟增長的魯莽做法，李嘉圖警告道：“發行的貨幣絕不能泛濫成災。因為貨幣的價值降低，貨幣的數量就會增加；如果貨幣的價值增加，那么貨幣的數量就會減少……在發行紙幣時，最重要的事情莫過于充分認識‘限制數量’這一原則所產生的效果……貨幣的貶值與否并不取決于它是輔幣還是主幣，而是完全取決于其數量是否過剩”。（英 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221、222、228頁）一個國家在市場的交換與商品的流通中，究竟需要多少貨幣作為交易的媒介呢？決定其數量大小的原則又是什么呢？對此，詹姆斯·穆勒寫道：“每一個國家中貨幣的數量自然地決定于它的價值，換言之，決定于那個國家制造貨幣的貴金屬的生產成本。……在使用紙幣的情況下，政府只要撤銷紙幣兌換貴金屬的義務，當紙幣發行量增加時，它的價值便會相應地變小。任何國家增加貨幣發行量，隨之貨幣的價值縮小，其后果有二：第一物價上漲，第二債權人蒙受損失。”（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要義》第78、90頁）用什么阻止這種紙幣的超發與泛濫呢？李嘉圖與穆勒二人幾乎同時把自己的目光鎖定到了它與金銀塊的兌換義務上。在論貨幣與銀行一章中，李嘉圖說道：“唯一有必要的是，紙幣的數量應根據宣布作為本位的貴金屬價值進行調節。所有國家都應將紙幣的發行量置于某種限制和控制之下；為此，最恰當的辦法莫過于讓紙幣的發行量承擔金幣或生金塊兌現紙幣的義務。”（同上《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223、225頁）問題是這種紙幣與貴金屬貨幣的等量發行、等值兌換的法則，早就被那些追逐經濟虛假繁榮的國家或政客們給破壞掉了，也沒有誰愿意去遵守這種約束自己貪欲的義務。1970年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與黃金兌換的脫鉤，就是一個歷史性的拐點。從此之后，貨幣的超發與泛濫失去了貴金屬價值調節的約束和羈絆。貨幣的價值或者它的購買力為何越來越不濟起來，根子就在于這種貴金屬價值剛性調節約束的喪失。由此，貨幣的超發與泛濫成了這種通脹不斷加劇的一個最大的源頭。
在失去了這種與黃金自由進行等值兌換的羈絆之后，英美經濟體的貨幣發行大都依據其自身的經濟增長率進行自律。這就是弗里德曼的貨幣學派所主張的那種貨幣的增供與其經濟增長率必須保持一致的原則。
而如今，美聯儲的“量化寬松”計劃連這個約束力很脆弱的貨幣自律發行原則也給拋棄了。寬松多少貨幣出去，一切皆聽憑美聯儲自己對市場流動性的調控意愿了。如此而為，貨幣又豈能不大幅貶值，物價又豈能不急劇飛漲。
現在，對于中國經濟中的物價和通脹急劇膨脹的源頭，終于有一些學者追溯這種貨幣發行沒有節制、沒有章法的罪責了。中國老是抱怨美聯儲不負責任地超發貨幣，而央行的副行長易綱卻發現中國的貨幣超發比之更甚、更嚴重。一位不記得其名的 金融 博士在最近時日的鳳凰媒體上撰文披露中國自己的貨幣發行才真正什么沒有章法、沒有什么節制，一切完全聽憑于政府制造虛假政績和創造經濟增長奇跡的需要。不管我們的政府承不承認這一點，人民幣的瘋狂投放及其它與GDP的超常比率，就是一個鐵的物證，是無論如何也糊弄不過去的。
在這種鐵的證據面前，姚景源等人的分析也不得不承認這種貨幣超發的首位作用了，并認為這兩年我國的廣義貨幣增速太高了。但這卻不是中國政府錯，而是戰勝世界金融危機和化解輸入性通貨膨脹所不得不付出的一個代價。姚景源如是說。
一個國家為什么一再地把自己的貨幣超發出去？其依據的原理似乎是這種貨幣的刺激與其經濟增長、擴大再生產之間的某種正相關式的聯動關系。也就像休謨所認為的那樣：“貨幣數量增加會產生另外一些后果。當貨幣開始增多時，個人或多或少攜帶較多的貨幣進入市場。后果是他們肯出較好的價錢購物；休謨斷言，價格的提高會鼓勵生產者，促使他們更積極地生產，結果是生產量的增加。”（同上《政治經濟學要義》第91頁）
貨幣的增供在未達到一個經濟體的消費與生產交易需求極限時，也許會多多少少地發揮出這種正面的傳動與拉升的作用。但在超過某個增供的量限之后，它的這種對擴大再生產的刺激作用就會陡然消失，其后的主導性作用就只剩下一個拉抬物價的高位運行了。在產能不能再增加或者向上傾斜的生產曲線變得異常陡直的時候，超發出去的貨幣只能靠這種物價的上漲來吸收。正因為如此，像李嘉圖、穆勒這樣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在貨幣的發行和增供上通常都顯得異常保守和謹慎。
當然，除了這種首位的貨幣增供影響之外，通脹的國際輸入、供求結構的失衡以及社會生產成本的攀升等，也在各自的領域內拉抬著這種物價和通脹的上漲。但不管怎么說，它們都是由這種貨幣的超發所派生出來的東西。
在產出的增長已達自己極限的時候，這些超發出去的貨幣只能在商品的市場流通中繼續支撐著這種物價的高位運行。這將是中國經濟體的一個常態。民眾也不要指望中國能盡快從這種“三高陷阱”的深陷中自拔出來。對于這樣的運行常態，還是聽一聽一些官媒的證詞吧。“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表示，當前價格運行拐點特征明顯，預計下半年我國食品類價格將繼續保持高位運行，穩中略有波動的態勢，但后期價格總水平同比將有所回落。”（8月10日《人民日報》）
總之，在貨幣的這種超量投放與市場競購中，物價的過快上漲勢頭盡管能夠控制下來，但它的高位運行卻是避免不掉的，并日積月累為拉升這種GDP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支撐性條件。高收入、低物價營造出來的幸福感，對于中國的民眾而言也許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傳說。這些民眾將要長期忍痛的是自己的生活負擔在這種“三高陷阱”中的不堪重負以及其血汗儲蓄的不斷水漂。這就是中國民眾未來運命的一個自畫像。
可悲的是那些經濟學家用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所勾畫出來的幸福感，總把我們的國人哄得團團轉，總有那么多人為之自慰和陶醉。這是不是一種時代的悲哀？誰來戳破這些紙糊的畫餅，誰來戳破這些經濟學家的謊言？是烏合的大眾還是先知的脊梁？
2011年8月20日 初稿于論道書齋 胡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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