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救“有毒資產”卻不救合理債務，已經把全世界拖入危機。美國的民主政治明顯缺乏糾錯能力，中國要為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開辟新道路。
文｜楊斌
當前美國金融動蕩呈現危機新特點
近來美國的政治經濟動蕩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美國國會圍繞提高債務上限的激烈爭吵，讓世界各國為美國是否會發生債務違約忐忑不安。盡管美國國會在8月2日的最后期限臨近時終于達成協議，人們卻并未感到寬慰，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恐慌，8月4日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爆發了嚴重股災，5日美國標準普爾評級公司下調美債信用等級，更讓金融動蕩雪上加霜并蔓延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
從各項指標來看，2011年美國的經濟形勢很像2008年嚴重金融風暴爆發前夕，值得引起中國政府和中國企業的高度關注。2011年全球能源、農產品和原材料價格像2008年一樣出現猛漲，這同華爾街金融機構將通過注資救市獲得的巨大流動性，紛紛從即將破滅的各類金融泡沫領域撤出，再次涌入大宗商品期貨市場進行炒作有很大關系。不同于2008年的是，這次撤資范圍不僅限于房地產泡沫領域，而且還包括股市、公司債券、市政債券和政府國債泡沫。2011年美國經濟面臨著很多危險因素可能加劇危機，美國許多州，如加利福尼亞、弗羅里達、伊利諾伊、俄亥俄、新澤西等，面臨著比希臘等歐洲國家更為嚴重的債務危機；美國政府不斷膨脹的國債泡沫達到了驚人規模，2011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高達1.6萬億美元，美國政府維持運轉需要籌集3萬億美元資金，而美國一年國內的全部儲蓄總額僅為6000億美元， 2011將會突破國會允許的最高借債比重上限，意味著美國遲早將像希臘一樣陷入主權債務危機。
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向是：當前美國金融壟斷財團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人為操控危機的能力，能夠蓄意制造各種經濟泡沫的膨脹并控制泡沫的引爆過程，這樣就能將具有巨大破壞威力的危機作為武器，有選擇地定向攻擊國際對手以謀求全球霸權利益，掠奪各國廣大民眾財富并通過各種途徑轉嫁危機與損失。美國金融財團還將操控政府代理人和媒體制造出的虛假輿論，作為欺騙世界各國和民眾謀取暴利的金融戰爭武器。但是不盲目輕信美國官方數據的人，就能從中看出不少破綻，從而對其輿論誤導提出質疑并發現早期預警跡象。當前美國官方已將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從1.8%調低到微不足道的0.4% ，也間接暴露出就業人數的大幅度增長是虛假的，蓋洛普等獨立民調機構做出的就業大幅度下降分析更為符合實際。美國股市暴跌前夕大財團持有很高的現金水平，養老基金、共同基金機構持有現金水平則跌到歷史低點，也反映出大財團已利用官方和媒體制造的樂觀輿論成功拉高出貨，廣大民眾持有的共同基金、養老金則被誘騙落入陷阱，在近來股市的暴跌和持續震蕩下行中蒙受了慘重損失。那些想賺錢而卻不了解金融戰爭的嚴酷現實的股民們，不幸成為了遭到“剪羊毛”甚至被“無情宰殺”的羔羊。
當前從美國的嚴重股災和金融動蕩之中，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意識到美國并未進入平穩復蘇，這次金融動蕩其實就是上次危機的延續和發展。當前，西方經濟危機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新特點，美國官方宣揚的經濟復蘇也與以往復蘇截然不同，其實只是金融財團操控政府制造的“危機壓抑狀態”。根據美國國會的調查報告，美國財政部、美聯儲至少投入了85萬億美元救市，這一數字超過了美國參與歷次戰爭費用的總和。但是，美國第二輪量化寬松結束時經濟狀況反而更糟，經濟增長幾乎停滯而通貨膨脹卻日趨嚴重。美歐國家靠國債泡沫膨脹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只能促使經濟危機從‘自然發作狀態’轉變成‘人為壓抑狀態’，就仿佛將沸騰的水裝入密封容器一樣變得更加危險，最終無法壓抑利滾利形成的巨大債務泡沫更加猛烈地爆發”。
美國國會激烈爭吵、股災、標準普爾降級引發巨大恐慌后，奧巴馬、蓋特納還是沿用以往的老套路挽救信心，堅稱美國經濟基本面良好而標準普爾降級毫無根據，但是，這種矢口否認的態度反而沉重打擊了民眾信心。美國權威機構的多項民意調查顯示，僅有23%的人認為政府政策改善了經濟形勢，60%的人稱受危機沖擊仍在被迫縮衣節食，50%的人回答危機導致財務狀況顯著惡化，40%的人稱動用了養老、儲蓄賬戶以維持日常開支，25%的人稱受危機沖擊被迫向親友借錢維持生計。2011年2月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接受《大西洋(600558,股吧)月刊》專訪時，坦率承認今天人們看到的美國社會正日益變得“非常扭曲”，“已經不再是一個整體而是兩個基本上分裂的部分。兩者之間的差距日趨擴大而且漸行漸遠，大銀行和高收入的富人們已享受到‘經濟復蘇’，而實體經濟的眾多中小企業和相當大一部分勞動力，卻無法擺脫經濟困境并且仍然在艱難掙扎”。《大西洋月刊》的記者費利曼寫道，“格林斯潘身為自由主義的堅定信徒，自由市場的顯赫捍衛者，資本主義的高級傳教士，居然也承認美國不平等的日益嚴重已成為國家危機，這表明美國社會確實出了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美債爭吵暴露美國民主模式弊端
當前美國金融動蕩還暴露了其民主模式的深刻危機，標準普爾坦率承認其降級決定與其說是依據具體數據，不如說是依據美國國會和政府表現的嚴重無能，致使人們無法相信他們有能力改善美國中期財政狀況。美國國會圍繞國債上限的爭吵表面上激烈，卻仿佛像蓄意制造煙幕彈一樣掩蓋了真正的實質問題：為何美國投入了史無前例的巨額救市資金卻效果不佳？究竟是怎樣的巨大金融黑洞能吞噬這些規模龐大的救市資金？為何金融財團拒絕披露救市資金的具體用途？為何廣大民眾無法分享到富豪所享受的“經濟復蘇”？為何實體經濟和就業狀況始終無法得到明顯改善？為何當前經濟復蘇疲軟乏力同二戰后形成鮮明對比？
當前美歐實行凱恩斯主義刺激政策卻難以走出經濟困境，說明二戰后美歐出現危機緩和的“黃金時期”并非凱恩斯主義功勞，而是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形成的強大現實壓力，迫使西方借鑒馬克思主義理論而非凱恩斯主義理論，被迫推行了一系列收斂金融資本貪婪本性的社會改良，當時世界各國盛行的潮流是國有化和金融管制化，同20世紀80年代美歐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截然相反，同美國竭力在全世界推廣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截然相反。當年西方的民主模式和某些人崇拜的民主社會主義，根本無法避免發生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今天也需要有廣大民眾和社會主義施加強大的壓力，迫使金融資本收攬貪婪本性進行深入的政治經濟改革，才能挽救這次自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主張凱恩斯主義的某位中間派西方著名學者也承認，二戰后西方的社會改良成就來自冷戰生存壓力，盡管她懷念瑞典模式所體現的溫情脈脈的資本主義，卻哀嘆壓力消失后資本主義就不可遏止地向最野蠻的形式墮落。
2010年美國高盛公司遭到美國證券委員會起訴，揭露出大量高盛公司在金融創新過程中的欺詐行為。盡管早有大量證據表明金融衍生品存在巨大危害，美國國會和政府卻難以抵擋華爾街數十億美元游說賄賂，在明知危害的情況下仍然通過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法案，特別是爆發危機后美國民主模式明顯缺乏自我調整、糾錯能力，奧巴馬表面上抨擊金融財團而實際上卻任命其代理人掌管經濟。
美國民眾將自己的存款、養老金以及購買的各種保險，委托給銀行機構、各種基金和保險公司進行管理，但是，這些金融機構以規避風險的名義從事了大量高杠桿投機賭博，結果因賭博失利造成了規模龐大的金融衍生品壞債和有毒資產，進而挾持民眾的存款、養老金等財產為人質逼迫政府注資救市。倘若美歐銀行機構、基金和保險公司直接到拉斯維加斯賭場下注，由此產生了數百萬億美元彼此相互拖欠的賭債，人們就會清楚地看出這些金融機構從事的是違法行為，就會要求政府將這些淪為賭徒的金融高管撤職并繩之以法，進而將這些賭徒之間的對賭協議視為廢紙并凍結、廢除，絕不會同意政府動用納稅人的金錢來挽救巨額賭債。但是，由于投機賭注被精巧地偽裝成非常復雜的金融衍生產品，金融資本就以維護民眾利益為借口堂而皇之地挾持政府救市，從而輕而易舉地獲得了成千上萬億美元的巨大收益。隨著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采取濫發國債和貨幣的政策，挽救規模龐大的銀行有毒資產形成的無底金融黑洞，美國國債泡沫就會不斷膨脹一次又一次突破上限，泛濫的貨幣洪水最終就會造成逐步升級的通貨膨脹壓力，無情地吞沒民眾擁有的存款、債券、養老金等各種資產，以及中國和世界各國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和美元資產。
中國應聯合世界各國民眾共同向美國施加壓力，要求美國政府救市應嚴格區分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債權。一種債權是花費真金白銀形成的債權，像美國人民擁有的存款、養老金等資產，中國金融機構購買的美國兩房等金融機構的3A級債券，世界各國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和美國政府債券，這些才是美國政府必須優先保障的實實在在的債權。還有一種債權是金融機構投機產生的賭債，如具有高杠桿投機性質的金融衍生品，已高達天文數字的龐大規模根本無法挽救，挽救這類投機壞債必將導致惡性通貨膨脹。美歐政府應該立即停止依靠發行貨幣來挽救銀行有毒資產，糾正被克魯格曼批評為“現金換廢紙”的錯誤救市辦法，將實為一堆廢紙的金融衍生品賭債徹底凍結、廢止，主動拆除高達600多萬億美元規模的金融衍生品定時炸彈，將節省下來的緊缺資金用于維護民眾的存款、養老金，用于確保世界各國擁有的外匯儲備和美元資產的價值，用于推動全球貿易復蘇和實體經濟擺脫嚴重衰退，這樣美國才能根本避免國債泡沫危機和濫發貨幣政策，否則將不斷引發一輪輪金融海嘯和全球經濟衰退，并且最終導致經濟崩潰與惡性通貨膨脹并存的“崩潰膨脹”災難，致使美國人民的存款、養老金和持有的基金、債券等資產，以及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和持有的各種美元資產，在類似德國魏瑪時期的惡性通貨膨脹中蒙受慘重損失或化為烏有。
美國包括中產階級、實業家在內的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在這一問題上同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利益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同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則存在著廣泛一致，甚至也符合世界各國實體經濟領域企業家和財團的利益。
走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民主道路
2011年5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訪時，將中東國家發生的政治動蕩稱為“歷史潮流”，聲稱中國試圖阻止發生政治動蕩是“阻擋歷史”和“做蠢事”。她拒絕反思美國模式弊端的態度其實是一種冥頑不靈、抱殘守缺的態度。美國著名學者福山曾在前蘇聯解體后提出了“歷史終結論”。但是，他在金融危機暴露美國模式弊端后進行了反省。他說：“美國民主沒什么可教給中國的，美國的民主曾被廣泛效仿，但美國的道德資本在很短時間內消耗殆盡：伊拉克戰爭，以及軍事侵略與民主推廣之間的密切聯系給民主抹了黑，而華爾街金融危機則打破了市場自我調節的理念。”“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人類的思想寶庫需要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中國亦需在自身發展進程中實踐民主法制理念。世界需要在多元的基礎上實現新的融合。 ”
2011年5月美國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撰文深刻分析了當前美國社會弊端產生的制度根源。他以《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為標題，撰文揭露了財富分配不公平是當前美國社會不平等的深層原因。金融大財團通過行賄買通政客改變游戲規則獲得了巨大收益，聯邦政府和美聯儲不惜耗費巨額納稅人金錢并濫發美元，提供零利率貸款和慷慨的救市巨資挽救失敗的大金融財團，對保持政治透明性和規避利益牽連的規則置若罔聞；最高法院解除了政治獻金的限制，促使大公司收買政客的行為合法化，通過政界與商界的人事融合和旋轉門制度，大多數參議員和眾議員都效命于最富有階層。美國民主模式的行政、立法、司法機構，表面上是三權分立和相互制衡，實質上都主要是為美國最富有階層的利益服務，大財團則為政客從競選到卸任后提供大量金錢、好處，如美國銀行家查爾斯•基廷在接受涉嫌金融丑聞調查時，對他花費巨資收買議員、官員是否有效作出了肯定回答。
中國在同美國進行高層會談和人權問題交流時，應該明確告訴美國其民主模式存在著金錢操縱政治等諸多弊端，可能誘發國家分裂、社會動蕩，威脅廣大民眾的基本生存權，美國企圖向中國輸出顏色革命嚴重威脅到中國核心利益，違反了奧巴馬訪華時作出的不將其政治制度強加中國的承諾。中美雙方可以進行民主、人權等領域的積極交流，有利于了解彼此政治制度的優缺點并進行改革，但是，不允許以政治體制改革為借口輸出顏色革命并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將依據馬克思理論而非西方的普世價值理念，以“民有、民治、民享”的全民所有制企業作為經濟基礎，能夠避免出現美國大財團通過壟斷經濟進而操縱政府、議會的局面，實現“100%的人所有、100%的人治理、100%的人享用”，為實現真正的人民當家做主奠定堅實的經濟民主基礎。美國大銀行、評級機構、監管部門和國會相互勾結，致使欺詐性次貸有毒債券泛濫釀成嚴重金融危機，臺灣的塑化劑丑聞歷經三十多年才被揭露，違法大企業的管理層、技術人員顯然早就知曉此事，這說明從外部監管私營企業難以制止其危害社會行為。中國的公有制具備為追求、維護社會利益進行無限的制度創新潛力，這樣做不像美國那樣存在金融壟斷資本狹隘私利的阻礙。但是，中國人需要有決心、耐心、毅力和長期堅持不懈，充分發揮首創精神將這一無限潛力開發出來，通過科學試點探索出各種切實可行的宏觀和微觀的民主參與制度，如可以讓熱心公益的普通民眾作為全民股代表參與企業監督經營，讓孩子母親直接參與監督奶粉生產企業的質量管理，讓普通民眾在國家支持下參與設計和建設理想的住宅小區，讓普通民眾代表直接進入一切關系自身利益的關鍵的決策領域，直接參與制定并監督一切關系民眾利益的關鍵決策，這樣才能排除金錢操縱政治和強勢利益集團狹隘私利的干擾，從根本上杜絕毒資產、毒添加劑、毒奶粉、毒玩具泛濫成災。
美國所竭力宣揚和輸出的“普世價值”和民主模式，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抨擊的那樣是為極少數富人服務的，源自“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經濟基礎，表面上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實際上受極少數超級富豪操縱，涉嫌制造金融危機和巨額有毒資產的金融寡頭幾乎無人受到法律制裁，相比之下，中國違法的高級官員和富豪被判處嚴厲徒刑則屢見不鮮，美國如果希望倡導政治廉潔并反對腐敗，就應將出逃美國的中國許多腐敗分子遣返中國。中國腐敗分子將美國視為逃避制裁的天堂，本身就說明那里有縱容、滋生更為嚴重腐敗的土壤。
美國民主仿佛是“點廚子不點菜”的不實惠民主，可供民眾選擇的 “廚子”是靠金錢“包裝炒作”出來的，盡管政客選舉時能吹得天花亂墜，一旦選舉結束后卻可以自行其是，并不承擔具體的社會責任義務，仿佛是老百姓僅僅“點了廚子”，“真正點菜”的卻是幕后游說的金融壟斷財團。當前金融危機促使美國民主模式受金錢操縱的弱點暴露得淋漓盡致，美國民主模式的弱點絕非無傷大雅而是極為致命，金融寡頭通過操縱美聯儲濫發美元并輸出嚴重通貨膨脹，甚至已經威脅到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財富和生存權利。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美國政治模式弊端造成的危害甚至大于沙特阿拉伯的封建君主制，后者雖然限制了本國人民的權利卻并未危害別國利益。中國封建時代清朝康乾盛世的人口曾大幅度增長，但是，英國大資本操縱的議會、政府對華發動鴉片戰爭之后，掠奪了數十億兩白銀導致中國封建政府的賑災能力下降，結果經常爆發慘絕人寰的災民“易子而食”嚴重饑荒，導致人口增長比較正常時期減少了一兩億人。倘若不明確指出西方民主模式的局限和弊端，而僅僅被動地辯解中美兩國的歷史和國情存在差異，就難以剝奪美國輸出虛偽的民主模式的道義優勢，美國就會更加理直氣壯地輸出政治動蕩并干涉別國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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