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處于“新奴隸社會”之中——論金融帝國主義和金融奴隸社會（一）
郭海強
引 言
提起21世紀，在專家的文章里以及媒體的版面上，充斥著諸如“全球化時代”、“信息化時代”或者是“太平洋世紀”、“中國世紀”等亮麗名詞，但事實上，有一個名副其實的時代標簽卻被主流階層刻意遮蔽，而又被廣大民眾無意忽略，這是一個人們曾經熟悉卻又已經陌生的社會形態：奴隸社會。
二戰結束后，人們確實看到以蘇聯、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不斷發展壯大，幾乎占據了人類世界的“半壁江山”，一時頗有“戰勝資本主義”之勢。但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蘇聯“解體”了，中國“特色”（其實就是變色）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響起了“歷史終結”的歡呼聲。當美國前總統小布什站在航母甲板上志得意滿地宣布“任務完成”之時，人們似乎已可認定資本主義最終打敗了社會主義，馬克思的有關理論自然亦隨之破產。然而，一轉眼之間，自07次貸危機爆發至今，一連串的金融危機致使西方各國相繼陷入經濟衰退、社會動蕩的困境之中，就連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經濟體”及“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因債務上限危機歷史性地首次被降低信用評級，而馬克思的《資本論》則再度成為西方學者及國際輿論的熱點話題。
今天的世界究竟正在發生什么事情？今天的世界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如果說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代表著人類最美好的社會理想”，那么為何社會主義陣營沒有循序漸進地可持續發展、反而遭遇歷史性潰敗以及發生根本性變質？如果說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是一種“普世價值”，那么為何人類社會并未隨著“經濟全球化”而變得更加富裕和諧、反而貧富懸殊及社會動蕩日益加劇？如果說美國已經成功實施其地緣政治戰略并有效維護其全球霸權地位而成為“新羅馬帝國”，那么為何今天的美國不僅經濟衰退、債臺高筑還要放任金融危機的爆發以“自我折騰”？今天的世界，究竟是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全盛的新帝國主義階段”、還是即將迎來社會主義“歷史的回歸與復興”？
根據馬恩列斯的經典論述（尤其是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文），人類社會被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社會五大形態，而且在歷史發展時軸上，這五大社會形態按照線性邏輯前后連接、次第進化。然而，歷史發展從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自然亦不可能被任何既定理論所規范。筆者認為，當前人類世界已經進入了一種既屬“返祖”、又算“創新”的“新奴隸社會”——金融奴隸社會。這個新型奴隸社會同樣呈現出一個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高踞塔尖的是極少數的金融寡頭集團，他們通過當代形態的貨幣霸權、金融網絡、經貿聯系、軍事力量及國際傳媒對全世界實施間接的、隱形的控制及奴役。有別于古典奴隸制的是，“金融奴隸主”通過宣傳機器有意識地誘導人們追求無限物欲，將“人身奴役”進化為“精神奴役”。在這個業已覆蓋全球的金融帝國主義體系之內，各國政府與廣大民眾均淪為不同形式、不同等級的“金融奴隸”或“物欲奴隸”，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三期奴隸社會。
金融奴隸社會的現行結構
提起奴隸社會，人們大多會聯想到“羅馬斗獸場”和“斯巴達克起義”，學者們自然還知道，被奉為“西方文明源頭”的古希臘更是一個典型的奴隸社會。但若說今天這個“文明進步、科技發達、社會富裕、往來自由”的人類世界竟然是一個“奴隸社會”，肯定會被譏笑為信口雌黃、危言聳聽。為免浪費時間或無謂爭拗，筆者首先簡述這個“金融奴隸社會”的現行結構及其運行機制，然后再來分析其歷史淵源和推演其未來發展。
根據霍布森、列寧所提出的“帝國主義學說”，以及沃勒斯坦、霍普金斯的“世界體系理論”，再結合近年美國旅德學者恩道爾《霸權背后》系列著作和旅美華人學者宋鴻兵《貨幣戰爭》系列著作，綜合分析07次貸危機至今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演變，我們大致可以勾勒出這樣的一幅當代世界圖景：
（一）按照社會階層，可劃分為五個等級。
第一等級：一批相繼發跡于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方國際銀行家族集團，伴隨著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在荷蘭、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瑞士、俄國和美國率先從事銀行金融業這個資本主義的高端產業，繼而以世代接力的形式孜孜以求地爭奪西方各國的貨幣發行權，以追求金融壟斷資本的利潤最大化。此外，還有一批出身于白人貴族、富豪及各類西方社會精英的歐美共濟會長老，這些真實身份從不為公眾所知的神秘人物同樣掌握著極大的國際政治經濟能量，并以最終消滅國家、建立“世界新秩序”為終極奮斗目標。金融寡頭的代表人物有羅斯柴爾德家族、米臘博家族（瑞士）、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等，已知的共濟會長老有“美國國父”華盛頓和美國前總統杜魯門。
在近現代世界歷史進程中，共濟會（及其外圍組織）與金融寡頭集團關系密切、相互配合（個別人干脆就擁有‘二而一’的雙重身份），形成了高效、綿密的金融關系網及利益人脈網，在西方工業革命及歷次國際戰爭中攫取了天文數字般的巨量財富，逐漸打倒了西方傳統的社會統治集團并取而代之，掌控了涵括第一、二、三產業的、幾乎覆蓋全球的壟斷集團或跨國公司，控制了世界資本與信用的流通渠道并制定了一整套國際金融游戲規則，更進而滲透到西方的思想、宗教、文化、教育等意識形態領域，操控了西方各國政府的政治導向、權力布局及軍事機器，并通過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世界貿易組織（WTO）、海牙國際法庭等一系列國際政治經濟機構，操縱著新興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命脈和政治地位，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金融帝國主義體系”，在相當程度上主導了現當代的世界歷史進程。
第二等級：自此一等級以下，均為不同形式的“金融奴隸階層”。第二等級則包括西方各國、中東產油國和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上層政治集團，各類國際組織領導人、國際對沖基金或世界慈善基金負責人、以及跨國公司和傳媒集團老板。這些人物大多是“金融奴隸主”的各種代理人，與第一等級最為接近而且關系密切，專門從事非法的或“合法的”權錢交易和官商勾結行為。他們擁有較大的社會權力和優裕的物質享受，但也是受第一等級通過各種利害關系實施直接奴役的“家奴”，基本缺乏獨立自主的政治意志，成為執行第一等級指令、壓迫其下各級民眾的政治經濟工具。當然，此一等級之內還存在著若干次生級別，如發達國家首腦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之間、以及大國首腦與小國領導人之間，必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等級差別，但這些都屬于傳統社會權力地位或富裕水平的差異，其“金融奴隸”的本質并無二致。另外，在第三等級的中產階級和第四等級的工農階層之間，同樣存在著類似的差別，本文限于篇幅，筆者在此僅作簡要說明，而不再一一細分。
第三等級：這一等級就是指西方各國（包括美國）、新興國家及部分發展中國家里的所謂“中產階級”，即包括中下層官員、民營企業家、國企老總、銀行經理、投資顧問、酒店老板、農場主、律師、會計師、學校校長、IT主管、作家、醫生、教授講師、演藝明星、體育明星等等各類型“成功人士”。第一等級通過第二等級采取“精神奴役法（或稱意志奴役法）”而對這一等級實施間接奴役。第三等級深受西方“叢林法則（優勝劣汰、弱肉強食）”、“市場經濟”及“民主自由”的熏陶（亦即‘洗腦’），自信擁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深信憑借個人努力就能實現“自我價值”并爭取“民主權利”，實質上卻是現代形態的“物欲奴隸”（從追捧‘國際名牌’即可見一斑），不自覺地淪為金融奴隸社會里較高級別的“經濟奴隸”。當然，“成功人士”可以擁有較為優越的生活水平，但僅有一定的經濟權利而沒有相應的政治權利，他們手里的選票往往“被誘導”投向特定的政治候選人，而屢屢選出僅向第一等級負責的政治領導人（中國不在此例）。
第四等級：這一等級相對簡單，就是指西方各國（包括美國）、新興國家及部分發展中國家里的工農階層和個體工商戶。自蘇聯解體后，在世界社會主義處于歷史低潮的時代背景下，除西方各國的工人擁有工會支持、農民獲得政府補貼外，其它國家的工農群眾基本處于政治孤立無援、經濟飽受剝削的雙重困境之中，其社會地位發生了歷史性的大倒退（以中俄兩國最為典型）。在當今這個金融奴隸社會里，第四等級人數最多而受剝削壓迫最重，這無疑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政治制度所決定的（俄羅斯屬于準民族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則可判定為半殖民資本主義國家）。目前，這一等級有如一座休眠火山，仍然處于“沉默的大多數”狀態，靜待著能夠發出工農“自己的聲音”的歷史時機。
第五等級：這一等級是指發展中國家的失業人群、動蕩國家的貧困群體以及戰亂地區的難民群體。表面看來，第一等級與這個等級之間并不存在奴役關系，因為這些群體根本就沒有任何經濟價值可供第一等級榨取，相反還需要聯合國以及西方各國政府時常向其提供“人道援助”。但從深層來看，正是由于第一等級聯同第二等級經常針對發展中國家刮起“金融風暴”以掠奪別國財富，因而在這些國家制造了大量的失業人群；同時又在全球各個地緣戰略熱點地區挑起沖突或發動戰爭，破壞了當地的安全秩序或經濟生活，自然在這些地區制造了大量的難民群體或貧困群體。換言之，這一等級在相當程度上仍然是金融奴隸主階層追逐利益的必然產物，同樣是金融奴隸社會里不容忽視的一個組成部分。
一般而言，人類都有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又有吃喝玩樂的物欲追求，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人性本能；但在另一方面，人類卻又存在著貪圖享樂、崇拜權力的人性弱點。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正是建立在追求無限物欲和壟斷權力的基礎上，而金融寡頭集團即利用資本主義體系，并通過催化物欲惡性膨脹的陰險手段逐步構筑起一個金融奴隸社會。在今天，由于資本主義經濟活動幾乎已經深入到人類社會的每個角落，致使我們每一個人都身處于這一張鋪天蓋地的金融奴役網之中。同時，各社會階層或各利益群體之間又基于金融奴役而衍生出各種形態的奴役方式（例如中國的黑磚窯奴工和血汗工廠的包身工）。
當然，不同國家或不同族群里的各個社會階層，其社會關系錯綜復雜而并非只有“金融奴役”一種，其社會面貌自然也是千差萬別。但在今天這個金融奴隸社會里，“金融奴役”已經成為一種雖是隱形的、卻又是主導性的社會統治模式，世界各國及各民族的社會形態、經濟生活和道德規范亦隨之發生翻天覆地的歷史變化。蘇聯解體和中國“入世”后至今的歷史事實，已經無可辯駁地表明了此一巨大變遷。或許，只有如印度的苦行僧侶和亞馬遜森林的原始部落這一類邊緣群體，才能暫時避開金融奴役之網。但如果人類社會在今后仍然維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繼續實行金融奴役統治，則地球資源必然加速枯竭，地球生態必然加速崩潰。屆時，全人類沒有任何人可以幸免于這個毀滅性的全球大災難。
（二）按照國家狀況，亦可劃分為五個等級。
第一等級：憑借著當今唯一超級大國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及軍事等多方面的強大綜合國力，尤其是把持著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美元霸權和占據著作為世界金融心臟的華爾街，美國“當之無愧”地成為這一等級里的唯一國家。但你若仍然以為美國還是一個“民主自由的獨立國家”，那就大錯特錯了。1913年12月美聯儲成立，美元發行權從美國政府手里被轉移至華爾街金融寡頭集團手上。自此一重大歷史事件之后，喪失金融核心權力的美國政府及其國家機器已經背離了開國元勛們寫進《獨立宣言》及“美國憲法”里的立國原則，日漸淪為金融寡頭集團稱霸世界、奴役人類的政治工具，美國總統、美國國會及聯邦法院都不過是共濟會及金融寡頭的政治代理人，而并非美國全體選民的利益代表（美國廣大民眾同樣淪為身受第一等級奴役的金融奴隸）。質言之，金權已經成為凌駕于美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制度之上、卻又是隱身于黑幕背后的最高權力，從而導致美國從一個自由資本主義國家蛻變為一個金融帝國主義國家。正如恩道爾所指出的，“（金融寡頭集團）通過規模巨大、難以想象的社會改造，（促使）美國完成了國內社會轉型，從根本上把美國變成一個處于永恒戰爭狀態的斯巴達國家”（見恩道爾《霸權背后》前言）。事實上，近年來美國的國家行為已難以采用現有的政治學、經濟學及戰略學理論來作出合理解釋，原因正在于美國的國家性質已被篡改，國民所托付的公權力已被篡奪，導致美國淪為金融帝國主義的寄生體，成為一個完全體現金融奴隸主意志的極權國家。
第二等級：這一等級包括聯合國安理會的其余四個常任理事國，即中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再加上被稱為“歐洲經濟發動機”的德國。這五個國家擁有相當雄厚而又次于美國的政治、經濟及軍事綜合國力，成為當今國際社會上舉足輕重的世界大國。他們之中既有對美國惟命是從的鐵桿盟友（英國），也有與美國保持一定距離的準盟國（法德），亦有美國的地緣戰略競爭對手（中俄）。其中的關鍵問題是，自蘇聯解體和中國變色（此一重大歷史事件應合稱為‘中蘇裂變’）后，美國勢力以及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才得以推進至亞歐大陸的心臟地帶；正是在掠奪和占有中蘇（俄）兩國的豐富資源、廣大市場及巨量財富的物質基礎上，金融寡頭集團才得以完成向金融帝國主義的轉型過程，并逐步構筑起一個覆蓋全球的金融奴隸社會。換言之，正是由于中俄兩國通過“與西方接軌”主動地融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美國所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才得以全面推進，從而催生出這個全球性的金融奴隸社會，這就是中俄兩國會被列入這一等級內的根本原因。此外，以法德兩國為代表的歐洲老牌寡頭集團與美英兩國的新興寡頭集團之間一直存在著半明半暗的利益沖突，英國拒絕加入歐元區、以及美國多次通過地區戰爭打擊歐元就是明顯的例證。因此，第一等級對于這五個國家既有打壓、又要拉攏，通過控制其政治經濟走向以維持整個金融奴隸社會統治基礎的總體穩定。
第三等級：這一等級是指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挪威、日本、新加坡、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中等發達國家，以及巴西、印度、南非、土耳其等新興國家，還有中東地區的歐佩克產油國（兩伊除外）。這些國家得益于二戰后的“馬歇爾計劃”、六七十年代的“經濟騰飛”及千禧年前后的“經濟全球化”，占據了全球產業鏈的相對高端位置，相繼成為地區性的大國或富國，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他們既接受美英法德這些老牌金融大國的輸入資本（亦即接受其金融奴役），同時又向包括美國在內的其它等級的國家輸出資本（亦即傳遞金融奴役利益鏈條），在金融奴隸社會的層級結構里成為“利益二傳手”及“資本中轉站”的中游角色。此外，當美國打著“聯合國”旗號發動對外侵略戰爭時，這一等級里的西方各國則必須充當“出錢出人”的扈從國及雇傭軍，成為金融帝國主義的幫兇與打手。
第四等級：這一等級之內的國家數量最多，包括傳統意義上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以及前華約組織的東南歐國家和獨聯體的中亞國家，占世界近兩百個國家地區里的三分之二以上。這些國家所擁有的各類資源，正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不可缺少的生產資料，同時因其總體人口規模，又是西方工商產品的傾銷市場，故無可避免地成為第一、二、三等級國家的主要剝削及奴役對象。中國因其“特殊國情”，在相當程度上也屬于這一等級之列（誠所謂‘撕裂的中國’）。二戰結束后，廣大亞非拉國家相繼走上了推翻西方殖民統治的民族獨立道路，才形成了一大批具有現代形態的亞非拉主權國家，并壯大了世界社會主義陣營。但在西方新殖民勢力的分化打擊下，尤其是在“中蘇裂變效應”的嚴重影響下，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獨立主權及法理地位不斷受到金融帝國主義的威脅和沖擊，以致被美國及其西方盟國經常打著“民族自決”和“民主人權”的旗號隨意肢解或肆意侵略。此一現狀不僅大大加深了這一等級的金融奴役程度，還導致一些國家從本來的第四等級墜落至第五等級，如伊拉克、利比亞，甚至下一個就是敘利亞以及更多的中東國家。
第五等級：這一等級基本與“社會階層”的第五等級相對應，也就是那些長期陷入動蕩及戰亂的國家和地區，如巴勒斯坦、烏干達、索馬里、布基納法索、海地、阿富汗、伊拉克，還有剛剛“合法分裂”的蘇丹以及最新加入的利比亞，這些直接遭受金融帝國主義侵略與奴役的國家和地區處于金融奴隸社會的最底層。當然，這一等級的名單在不同歷史時期會有不同的變化。如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在鐵托逝世及蘇聯解體后，首當其沖地遭到西方勢力的肢解，被分裂成數個“民族國家”，甚至連塞爾維亞毫無主權爭議的科索沃地區，也被北約以“種族滅絕”的借口硬生生地分割出去。在經歷一段血腥的戰亂后，因其位處歐洲的地理優勢和相對發達的國家基礎，這些前南國家現已陸續穩定下來，社會秩序及經濟生活得到基本恢復，便又重新上升至第四等級。
此外，還有一批散布在世界各個角落的“袖珍國家”，如列支敦士登、不丹、馬爾代夫以及南太平洋諸島國，因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既人口稀少又缺乏戰略資源，同時基本保持“中立國”立場而極少與國際社會發生政治聯系，因此得以“幸免”金融帝國主義的奴役。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及國際旅游業的興起，這些小國大多因其美麗的自然風光或獨特的人文景觀而成為國際旅游勝地，社會生活相對寧靜優裕。為了給全人類保留一個“世外桃源”式的遐想與安慰，筆者不愿將這些遺世獨立的“人間樂土”列入金融奴隸社會的層級結構之內，就讓它們成為一個美好的“例外”。如此處理，大概也符合“凡事都有例外”的客觀規律。
綜上所述，筆者以國家層級為“經”，以社會層級為“緯”，粗略地勾勒出金融奴隸社會的等級結構及權力框架，希望藉以較為貼近現實地分析當前人類社會的發展狀況以及世界格局的演變趨勢。從現實層面看來，那些人數極少的金融寡頭及共濟會長老已經成為占據“金融奴隸社會”頂層位置的“金融奴隸主”（宋鴻兵則稱之為‘金權專政階層’），他們為了牟取壟斷資本利潤最大化，為了實現“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終極政治目標，在國際間“合法地”制造危機、輸出動亂乃至發動戰爭，成為凌駕于所有法律之上的陰謀家、詐騙犯、謀殺犯和戰爭罪犯，是世界金融市場上最大的“內幕交易者”，是吸食世界人民血汗的寄生蟲，是操縱基因武器實施種族清洗的反人類罪犯。
從理論層面而言，金融寡頭集團是西方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他們通過壟斷貨幣權力及控制金融網絡，逐步竊取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權力并掌控其國家機器，在金融交易及權力運作方面占據了“信息不對稱”的優勢地位，進而采取當代形態的經濟掠奪、軍事鎮壓及思想欺騙等手段構筑起一個新型全球統治模式——對世界各國及其民眾實施間接的、隱形的“金融奴役”，將古典帝國主義發展至金融帝國主義（即近年在英美兩國所興起的‘新帝國主義’），致使人類社會陷于“金融奴隸社會”之中。當前，這個由金融奴隸主階層所主導的“大奴隸社會”仍處于中期階段，他們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由猶太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組成的“白人精英階層”所統治的、擁有單一國際貨幣及單一世界政府的“全球化帝國”，這就是共濟會和金融寡頭所極力追求的“世界新秩序”。由此看來，這些大奴隸主、種族主義者及帝國主義者才是資本主義與民主自由的“掘墓人”。
（待續）
2011、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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