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資本主義危機的應對：新自由主義與超越——“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6屆論壇”綜述

對資本主義危機的應對：新自由主義與超越——“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6屆論壇”綜述

    
    由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學會、美國麻省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經濟學系、社會和行為科學學院、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和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協辦的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6屆論壇，于2011年5月27－29日在美國麻省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隆重舉行。來自中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愛爾蘭、奧地利、瑞典、比利時、葡萄牙、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亞22個國家的150多名學者出席了本次論壇。
    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副會長、美國麻省大學經濟系教授大衛•科茨主持開幕式，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教授致開幕詞，麻省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兼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杰拉爾德•愛普斯坦致歡迎詞。為了對應并超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本次年會頒發了首屆“世界馬克思經濟學獎”，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劉國光教授獲此殊榮。接著大會頒發了第3屆“21世紀世界政治經濟學杰出成果獎”，10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獲此嘉獎，他們分別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前研究部主任杰拉德•迪梅尼爾教授、美國猶他大學艾爾•坎貝爾（Al Campbell）教授、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艾倫•弗里曼教授、愛爾蘭國立大學特倫斯•麥克唐納教授、中央財經大學李炳炎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楊志教授、日本島根大學張忠任教授、英國伍爾弗漢普頓大學羅杰•賽夫特教授、日本一橋大學吉原直毅教授、上海財經大學馬艷教授。
    與會者圍繞“對資本主義危機的應對：新自由主義與超越”這一主題，召開了兩次全體會議和16次分會，對資本主義危機的歷史和凱恩斯主義的借鑒和評判、當前資本主義危機的分析、后危機時代的應對、在資本主義危機中發展社會主義所面臨的問題和機遇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一、資本主義危機的歷史和凱恩斯主義的借鑒和評判
    日本橫濱國立大學蔌原伸次郎教授先用馬克思金融危機理論，說明虛擬資本的形成在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同時也造成了經濟過度敏感，并最終導致了危機。接著對大蕭條與大衰退進行了比較研究，大蕭條時期一直都伴有嚴重的金融危機是因為金本位制下政府不能采取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而財政刺激計劃是奧巴馬政府避免2009年危機變成第二次大蕭條的關鍵。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邁克爾•佩雷曼則試圖說明，19世紀晚期以來的資本主義危機史，使馬克思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者都意識到，不變資本的相對較快增長引起了競爭性經濟的不穩定性和危機。
    墨西哥Metropolitana－Azcapotzalco大學經濟學教授伊斯基耶多•塞爾吉奧•卡馬拉研究了1947－2010年三個不同綜合水平內，美國利潤率波動對美國商業周期的影響，反駁了危機出現前總會有利潤率的周期性下滑這一普遍觀點，實際上這只是有可能而不是必然的，并發現與利潤率下滑相關的危機都有“勞動力急劇增長”這一變量，與凱恩斯時期危機相比，新自由主義時期利潤率的變化不足以形成周期性危機的一個特殊特征。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經濟研究院路易斯•桑托夫•拉姆拉茲教授在技術經濟革命框架下對1929年股票崩潰和2007－2009年經濟危機的歷史進行了簡要比較。
    鄭州大學旅游管理學院院長杜書云教授回顧了1998年以前的16次主要經濟危機，發現歷次危機的共同特征是經濟持續高增長、信貸增長過快和投資過度，市場經濟伴生著生產無限擴張和消費無限增加，使經濟危機潛藏其中。
    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黃茂興教授認為，近代以來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具有影響普遍性、危機周期性、爆發同期性、矛盾累積性、綜合破壞性等特點，當前的這場全球性危機正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斷深化和集中爆發的結果。
    比利時布魯塞爾馬克思主義研究所亨利•赫本提出，凱恩斯的理論分析確實可以促進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卻不能找出經濟危機的原因和藥方；凱恩斯認為經濟衰退主要來自投資不足的想法似乎很危險，因為投資中止需要很長的過渡期：大蕭條后公共債務的急劇增加也沒有避免GDP的最終減少，幸虧二戰爆發；而凱恩斯所認為不道德的投機者恰恰是資本主義系統內所需要的，它刺激了消費，所以不能通過消除投機者來消除危機。
    美國基恩州立大學瑪麗•克里斯汀•杜根教授認為，凱恩斯在1941年的國際清算聯盟（ICU）提議中對于金融體系最重要的規定是減少證券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經常項目赤字將永遠不會達到5％，或者投資到證券里面的錢將被用于外國直接投資，因而不會引起美國制造基地的產業空洞化，私人證券投資也不會破壞各國經濟的穩定，統一的全球貨幣也會穩定貶值以促進貿易。
    內蒙古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王巖教授也認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克服經濟危機方面的致命弱點是它的總量分析、短期分析及其政策主張，并且忽視可持續發展問題。只有從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入手，才能真正解決雙重危機，實現可持續發展。
    程恩富教授總結道，盡管各主要經濟體都采取了針對當前危機的各種措施，但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復蘇乏力，用凱恩斯主義政策對新自由主義政策進行修補是無濟于事的，資本主義危機的歷史也表明，各種凱恩斯主義理論和方案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二、當前資本主義危機的分析
    大衛•科茨教授認為，2008年的實體產業危機并不主要由銀行倒閉所引起的，而是和金融部門危機一起由同一個潛在原因引發，這一原因可在新自由資本主義的整個特征中找到。他證實過度投資危機引發了最新的實體產業危機，同時美國經濟正經歷更為廣泛的結構危機。這一危機似乎標志著新自由資本主義促進盈利和積累能力的終結，危機之后的主要重組很可能需要10－15年。
    巴西圣保羅天主教大學魯賓斯，薩瓦亞教授和烏貝蘭迪亞聯邦大學經濟研究所的喬斯•魯賓斯•大馬士革•雅立普副教授認為，當前的金融危機是全球資本積累進程疲軟的一個表現。這是一個在戰后基于全球化的原則所建立的過程。這種疲軟在20世紀70年代時就有了第一次表現。
    美國佩斯大學安德魯•克里曼教授采用美國官方數據說明，當前經濟危機的根源不在于“金融化”和逐漸增長的貸款率，而是因為20世紀70年代危機后利潤率從沒有復原。此外，該數據還顯示出，利潤率下降是經濟緩慢增長、貸款不斷增加以及經濟大蕭條的一個關鍵的直接原因。
    杰拉德•迪梅尼爾教授對此有不同看法，他對利潤率的各種衡量方法進行了分析比較和測定并指出，人們通常看到了利潤率波動與后來衰退的關聯性，但利潤率波峰的幅度是“標準的”，利潤的波谷比經常看到的要淺一些，這些波動引起主要衰退的假設似乎是可疑的。如果不是所有的衰退，在大多數其他衰退情況下，產量收縮開始于住宅投資的下降。當1990年、1991年和2001年經濟衰退期間，商業和工業拖欠債款率的上升遠比住宅按揭情況下高很多，但是2008年衰退期間，正好相反。毫無疑問是按揭沖擊而不是利潤率的先前下降打亂了宏觀經濟的秩序并且引起了信貸危機。
    土耳其奧坎大學布倫特•侯卡教授指出，當前國家參與的增多并非凱恩斯主義的復興。他詳細分析了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時期的特征，表明國家的相對自主權不是一個抽象的東西而是取決于階級力量的均衡，當前沒有階級意識和政治化的工人階級運動，回到前新自由主義時期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所有權集中在正在減少的金融資本家階層手中。另一方面，危機因資本家們巨大的投機活動而加劇，迫使政府干預甚至國有化，不是為了結束他們的霸權和投機，而是要防止資本主義制度自我毀滅。因此，國有化和經濟參與的任何其他形式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國家會成為凱恩斯主義的國家，更別提社會主義國家了。
    印度安得拉邦阿嫩德布爾S.K.大學阿南達•奈杜教授和納迦不剎那教授對新自由主義給印度人民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帶來的影響作出批判性的分析，指出自由化雖然為這個國家的信息等產業帶來了一些好處，但對農業和農民造成了很大傷害，使得第一產業的處境岌岌可危，給針對特定公司和個人的許可證頒發程序也使得政治管理階層的腐敗有機可乘，并加劇了貧富差距問題。
    云南財經大學周文教授和楊先明教授認為，在對當前危機的本質分析中，基于財富權力的視角是一個新視角。財富是一種社會權力，虛擬經濟的擴張是這種權力聚集的過程，經濟危機是這種權力過度膨脹超過了自然環境及人類社會所能承受的限度而造成的。
    日本獨協大學山下裕步教授，利用2008年經濟危機的背景，分析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之間的相互作用，在理論上提出一個能抓住資本主義經濟最根本的方面的基本的宏觀經濟模型。同時，通過分析金融部門和工業部門之間的沖突，解釋金融危機產生和形成的機制。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聶志紅副教授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世界經濟體系的基礎是不平等交換，“中心”國家虛擬經濟部門極易形成泡沫，發展中國家形成了依賴于發達國家的畸形經濟結構，由一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信用貨幣充當世界儲備貨幣本身是有矛盾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由中心國的金融泡沫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最終由可能變為現實。
    天津財經大學現代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王曉林教授指出，華爾街金融危機凸顯了新自由主義所尊崇的新古典范式的簡單性缺憾。復雜性如非設計性、屬人性、非均衡性、不確定性等，乃市場經濟的本質屬性，新自由主義因忽視它們而聲名狼藉，這些教訓應當引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深刻反省，并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有所啟示。
    雖然在危機的直接原因上尤其是利潤率的波動是否是直接誘因上有所分歧，參會學者一般認為，直接原因可以千差萬別，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始終是危機的根本原因。
    三、后危機時代的應對
    程恩富教授認為，在資本主義危機下，資本增值要求與勞動者生活狀態惡化、國際壟斷資本擴張與民族經濟發展、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等等之間的緊張關系不斷發展，將大大加快世界經濟的分化、重組和重建的進程，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一超獨霸”的時代也將一去不返。可以預見，未來世界格局將發生三個“超越”：一是在經濟發展上將超越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枷鎖，重新認識國際壟斷資本主導下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局限性，使普通民眾擺脫貧困的努力建立在其真正的經濟權利、特別是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掌控之上，構建公正的經濟全球化、地區化和集團化機制；二是在政治發展上超越“一超”主導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圖，擺脫頻頻干涉別國內政和人權進步的狀態，保障自由民主的人民性、自由民主表達的多樣性，構建民主的政治多極化和國防自衛化機制；三是在文化發展上將超越資本主義的單一價值觀，確認各國和各民族文化的差異性，構建豐富的文化多樣化和交互化機制。
    艾爾•坎貝爾教授首先介紹了“經濟復蘇和金融重建計劃”和《危機內外》闡述的過渡性的革命要求，然后指出，當前美國金融和經濟危機下的經濟政策應在遵循健康人性化經濟的兩條原則（一是經濟體制對其成員的目標應該是符合較大的社會制度的目標；二是經濟生產過程中必須始終理解為生成一個聯合產品：貨物和人，人在其生產活動中發展成形，與生產活動的性質相符）的基礎上，推動發展下列幾個大的目標：（1）充足的食品、教育、醫療、住房和運輸；（2）保護環境：（3）充分就業；（4）經濟的民主化。
    美國霍山學院弗瑞德•莫斯利（ Fred Moseley）教授首先分析了現在危機的潛在原因以及怎樣解決危機，接著分析了為解決根本問題和持續恢復應采取什么措施，然后對已采取的政府經濟政策進行了評估。長久解決方案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大幅減小GDP中這些債務的比例。“緩慢增長的去杠桿化”好像是未來幾年最可能的方案。但是去杠桿化的緩慢增長可能會加速另一場嚴重的銀行危機和更嚴重的蕭條。唯一避免嚴重和長期的蕭條的辦法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轉變，從牟利的資本主義經濟到民主的社會主義經濟，其主要目標是生產人們所需要的，而不是為少數精英謀取利潤。
    奧地利社會論壇創始人之一赫爾曼•多扎克分析了危機后一些國家極右翼勢力興起的原因，一方面右翼勢力為了獲取選票爾虞我詐無所不用其極，另一方面傳統左翼在政治上嚴重失敗。
    墨西哥都市自治大學科雷亞•馬安東尼•塞拉諾教授分析了中國自金融危機以來采取的經濟和國際政治政策，特別是危機后如何協調日益復雜的中美雙邊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趙智奎教授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對中國寄予厚望，希望中國能夠救助其脫離危機，另一方面又試圖壓迫中國。中國一定要戒驕戒躁，努力解決存在的問題，爭取更大的成績，促進社會主義運動的復興。
    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賈利軍副教授通過比較分析中國與拉美的發展模式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指出立足于自主、獨立和創新基礎上確立的具有本國特色的制度，是后危機時代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模式的基礎。
    李炳炎教授指出，后危機時期，中國經濟的“滯脹”風險加大。而凱恩斯主義對此失效，為化解“滯脹”風險，需要建立社會主義分享經濟制度，從調整微觀經濟機制入手，構建調節經濟運行的“自動穩定器”，建立“標本兼治”的反“滯脹”長效機制。
    福州大學人文學院舒展副教授認為，后危機時代各種全球性的新問題對國家利益的影響不斷上升，考驗著新興國家處理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的勇氣和智慧。
    上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劉錚教授認為，與全球經濟危機相伴的糧食安全問題，不僅來自災害氣候導致的供給不足預期，更主要在于金融炒家炒作導致糧價非理性高漲，加劇了人們的心理恐慌。作為一個人口大國，保證糧食安全需要標本兼治：既要鞏固實體經濟，夯實糧食的供給基礎，更要避免糧食過多地介入虛擬經濟，
    創新完善本國糧食宏觀調控機制，穩定市場預期。
    與會者一致認為，在后危機時代工人階級更需要聯合起來，不能被右翼勢力分割分化，成為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的犧牲品，社會主義是最終的解決道路。
    四、在資本主義危機中發展社會主義所面臨的問題和機遇
    程恩富教授首先指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和越南、實行“市場社會主義”的白俄羅斯以及實行“21世紀社會主義”的委內瑞拉等國家，都呈現發展又好又快的新局面。這些國家的成功經驗表明，各種社會主義特征的新型經濟體制模式，比美國等新自由主義和北歐等凱恩斯主義主導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框架更加有效，但仍然需要面對各種挑戰。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大衛•萊伯曼教授通過一個圖解來闡明他對社會主義者道路的概念。這個圖解展望了一個雙議會（公眾議會和核心經濟議會）制的立法機構。公眾的議會（這個模式可能被用來代表一個國家政體，或者一個區域或地方的分支）由核心經濟議會進行補充。立法機構的兩院緊密地一起工作，來自上下議會的法規通過一些會議流程相互和諧統一。它們之間主要的區別就是：公眾議會是由基于地域和居民基礎的代表直接選舉組成的，而核心經濟議會（CEC）是僅由核心企業的工作集體選舉出來的。每個核心企業需要向計劃當權局（受立法機構授權機構的控制）提交一個計劃。社會經濟控制委員會發揮了一個監視計劃當權局和核心企業的功能。與這個委員會平行的是革命防御委員會。他們對立法機構的另一部分負責，那就是公民議會。它們同時也對與私人領域的關系負責。核心領域有著獨特的社會主義者的責任去為它自身規劃一個整體的計劃。當然，這并不是為未來的機構開出處方，而是要為遠離資本主義和自然市場的早期社會主義發展界定好獨特的原則。
    澳大利亞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大衛•麥特斯指出，資本主義怪獸及其聯盟（如北約）拉攏了占統治地位的帝國權力成為它的有力資源，從而使聯盟得到擴大，以重新建立21世紀的殖民主義。這個聯盟正對世界構成威脅，在一系列災難事件中企圖吞沒世界。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不僅僅只是一種可能：勞動人民反對資本主義剝削者的斗爭必須得到發展，直到運動達到一個新的水平，那時將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已經成為無產階級的最終希冀。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研究部主任劉淑春研究員指出，全球經濟危機打破了“歷史終結論”和“資本主義免于危機”的神話，昭示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中國模式”的成功，引燃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復興的希望之火，給社會主義帶來了機遇，同時也帶來了諸多挑戰，如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力量整合和社會主義國家如何贏得國際發展空間等。
    阿根廷學者亞歷山大•德拉里斯通過阿根廷的回收公司運動，即2001年經濟危機帶來的工人合作社運動，探尋了工人合作社模式的可能性。過去被認為無利潤、被關閉的公司，現在可能是擁有和管理勞動力的公司。這場運動的壽命被工人合作社轉向為等級化的趨勢所威脅。雖然阿根廷的回收公司在產生利潤和推動群體發展方面取得了成果，表現出他們推動系統性的經濟變革的潛力，但是，維護持續發展的工人合作社取決于公司創造動態的集體一致性和吸收全新成員參與公司管理的能力。
    美國佛羅里達棕櫚灘州立大學大衛•佩納教授認為，隨著經濟與環境危機的加深，資本家越來越多地使用赤裸裸的武力維護其統治，越來越接近法西斯主義，并不惜發動戰爭。因此，我們也必須有打擊早期法西斯主義的手段，包括團結國際工人階級，堅決抵抗帝國主義戰爭、民族沙文主義以及一切形式的種族偏見，在政治經濟上加強各國之間的合作，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國家。我們還需要一個維護和促進現有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我們必須為建立一個全球性的、統一的反對全球資本統治，以及致力于反對法西斯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21世紀而努力。當前，人類發展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最大威脅是資本主義制度統治下人們安然處之的態度。解決的方法就是進行可持續發展，進行綠色的、和平的社會主義運動。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費邊•巴拉丁尼教授提出通過建立永久的利潤危機來改變石油產業的資本主義性質并使其轉變為非資本主義產業的組成部分的策略，未來的革命政權在獲得政權后可以遵循一系列的指導方針以徹底改變傳統依賴國際石油市場等極具毀滅性的資本市場來建立社會主義的模式。如果成功的話，這一策略既有助于改變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態危機，同時又為革命政權提供了具體的執政方式以幫助其社會超越資本主義市場。
    巴西烏貝蘭迪亞大學尼邁耶•阿爾梅達•菲略教授及其研究生蒂亞戈•卡姆瑞哈•洛佩斯博士，通過對比資本主義體系與社會主義體系中的經濟計劃的起源與發展來探討經濟計劃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的起源與發展狀況，指出了經濟計劃的目標是區別計劃經濟中的各種不同生產方式的因素。
    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韓喜平教授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導致了勞動異化決定了必然要求建立揚棄私人占有制的新社會。發展、平等和人的解放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追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表明，共同富裕與以人為本證明了社會主義優越性。
    五、貨幣財政危機與不平等問題
    德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科羅爾和赫茨格認為，當前貨幣危機表面削弱了歐元，實際上是帝國主義國家意圖利用金融和經濟危機把壓力和他們的主導地位轉移到歐洲小國中去，迫使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接受“救濟金”，通過發行國家擔保幫助其面臨困難的銀行。表面來看是為了拯救歐元，實際上是在盤算誰有權使用這個能與美元抗衡的貨幣來改變權利平衡，重新瓜分世界。這對統治階級而言不是一個簡單的游戲，但卻是終結舊剝削體系的一個契機，并且是為工人階級打開一扇通往新世界秩序的大門。
    美國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彼得•斯科特教授認為，“權力導向的技術變化”可能是造成20世紀70年代以來收入不平等加劇的原因。其次，不平等加劇具有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作用，包括金融動蕩的影響。收入從貧窮到富有的轉換可能影響資產需求和總需求的構成。窮人很少有金融類資產，他們的投資組合側重于固定收入資產。相反，富人大部分的資產投在股票上，這樣不平等的加劇將會導致股票需求的增加。股票需求增加使資本增值，而增值反過來激起泡沫，因為預期投資組合更加偏向于股票。
    英國金斯頓大學朱利安•威爾斯教授在分析金融危機的影響力的基礎上，指出概然馬克思主義對重振政治經濟的潛在貢獻。與大眾的理解不同，專業經濟學家討論危機，把重點放在理論和實踐背后不完善的概率假設，特別是假設金融資產恢復正態分布，在實踐經驗面前，這些分布的峰值更高。厚尾分布在市場過程各種結果中十分常見，這不是簡單的經驗現象，這種分布穩定地出現在各種各樣基于代理的模型。發展學派概然馬克思主義學界有一個十分著名的假設，在對其進行的測試中證明了金融資產回報的冪率拖尾是公司利潤率分布形態的又一個特征。他還從馬克思自己的作品中尋求該方法的理論支持，認為概然馬克思主義不是一種創新的說法，卻是馬克思提出的方法的復興。
    東京一橋大學石倉正雄教授認為，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與兩種金融中介模式間的差異息息相關，他從貸款資產證券化所產生的各部門機構入手，以部門機構間的資金流動轉移為視角，考察了經濟體制演變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方式，并得出結論，銀行的流動性偏好能夠提供其他相關觀點解釋為什么銀行甘愿放棄貸款償還所得的利潤而將其貸款債權出售給證券發行機構，以流動形式保留出售資產的收益。而如果銀行在統計過出售給證券發行機構的貸款資產數額和由此資產擔保的證券產品流動性之后，沒有嚴格估算借貸者的償貸能力，就可能出現隨銀行貸款資產質量惡化而產生的信用膨脹。
    馬艷教授從土地價格以及影響土地價格的地租這一視角出發探討房地產經濟虛擬性的理論邏輯與內在機制，并用中國與美國的數據對土地價格與房地產經濟虛擬性的作用關系進行檢驗，通過理論與實證分析，得出土地價格在房地產價格決定以及房地產經濟虛擬性的形成中起著基礎性的作用，房地產經濟調控需要從土地價格的調控出發。
    此外，東北師范大學的劉力臻和甄艷教授對中國外匯儲備結構優化分析進行了探討，首都經貿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周曄和朱超則分別對貿易順差條件下的壟斷競爭企業最優定價和計劃生育對人口結構變遷的影響進行了分析。
    經過兩天的充分研討，與會專家對相關問題形成了普遍共識。閉幕式上，大衛•科茨教授宣讀了世界政治經濟學會第6屆論壇共識宣言。宣言指出，右翼學術和政治勢力正試圖將貧困移民、少數民族、非主流宗教或一些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和印度）作為大銀行、大公司和資本主義制度這些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的替罪羊，以贏得公眾的支持。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這場理論和政策斗爭中應發揮如下作用：（1）推動發展中國家調控政策和經濟計劃；（2）批判右翼學術和政治勢力的陰謀：（3）推動發展非傳統意義的21世紀社會主義；（4）分析新自由資本主義產生這場經濟危機的路徑和制度根源；（5）禁止將新帝國主義和戰爭作為解救資本主義危機的手段。從根本上解決當前和今后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理論和政策，必須超越各種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建立全球的社會主義制度。
    程恩富教授希望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聯合起來，為實現上述價值目標而努力，并對明年的學會工作進行了展望，宣布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7屆論壇將于2012年5月25－27日在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學舉行，主題為“國家、市場、大眾與21世紀人類發展”。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93期，摘自2011年第7期《馬克思主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