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炎：建立社會主義分享經濟機制化解中國經濟的“滯脹”風險

運用《利益分享經濟學》原理破解當前中國經濟二大難題
——烏有之鄉大講堂上海報告會 李炳炎教授講座大綱
（2011年8月13日   上海）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兩個大難題，一是財富和收入分配嚴重失衡，貧富分化日趨嚴重，已經出現兩極分化現象。二是從2010年7月起我國出現了新一輪通貨膨脹，來勢兇猛，呈惡性通脹態勢，蔓延迅速，可能釀成“滯漲”風險。

這二大難題如不能及時破解，產生的后果十分嚴重，不僅會抵銷改革發展成果，阻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打亂“十二五”規劃實施部署，更有甚者，必然加重民怨，危及社會穩定。因此如何破解上述兩個中國經濟面臨的最重大特別難的問題，應當是中國經濟學界包括政府所屬研究機構應緊迫研究的頭等重大課題。

本人嘗試用我提出的新的經濟理論來破解這兩大難題。我的新理論就是包含在我的著作《利益分享經濟學》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利益分享經濟學》是由我負責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最終研究成果。這個基金項目的名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與共同富裕實現機制研究》。這部著作是一部獲獎著作，它分別于2011年3月獲“江蘇省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于2011年5月在美國麻省大學獲“21世紀世界政治經濟學杰出成果獎”。這充分說明，我所創立的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已經被國內國際社會所承認，并已引起多方面關注。我深信，我的新理論是破解上述兩大難題的有力武器。我所發現的利益分享經濟機制，不僅具有消解分配失衡的功能，同時還具有消解經濟“滯漲”的功能。

何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及其經濟機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的思想，最早是由筆者于1981年率先提出的。1990年通過答辯的筆者的博士學位論文的題目就是：《社會主義分享經濟探索》。在筆者的專著《新成本論》一書的書名下面標有一個副標題：“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及其實踐形式”，當時筆者雖然發現了這一新的經濟理論與實踐形式，但不知道應該怎樣命名它，故暫且籠統地稱之為“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及其實踐形式”。后來，隨著研究的進展和認識的深化，筆者明確認識到以下幾點：

第一，這種新的經濟形式，就是“分享經濟”。

它的最初的實踐形式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初期，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存在于城鎮集體經濟、合作經濟中的“拆賬分成制”。到上世紀80年代初，由成都市西城區一批集體企業職工在“拆賬分成制”的基礎上自發地創造了“除本分成制”。所謂“除本分成制”的含義，本是指成本，成本只是C，即成本只包括生產資料成本，不包括工資成本，當時流行的說法叫做“工資不進入成本”。企業的銷售收入扣除成本C以后就是凈收入。凈收入按事先確定的比率，在國家、企業、職工個人三者之間分配，形成國家分成收入，企業分成收入和職工個人分成收入總額三個部分。再將職工個人收入總額分解到每個職工，形成職工個人勞動收入，叫做“二級按勞分配”。所以，“除本分成”的含義，歸納起來就是：“除C分配凈收入”。“成本C”和“凈產值”以及“二級分配”是除本分成制的特有概念，富有中國特色，因為它是工人群眾的創造。

“分成制”的歷史十分久遠……。我國的“拆賬分成制”，也是這種分成制工資形式的沿用。它與現代企業規范的工資制度是大為不同的。可見，“分成制”歷史悠久，自然有其存在的理由。
“分成”與“分享”的含義是相通的，只不過在語言形式上，前者古老些，后者現代些，但無本質區別。威茨曼也指出了這點，他寫道：分享制度并非源自日本，早在前工業化的農業中，分成制已經是世界上流行的勞動報酬支付形式，是酬報雇傭勞動的普遍形式。分成制反映著分享制度最初的分配機能。“今天，在世界上許多地方，自然收獲物的采集和農業活動中的分享制度，還保持著它最初的分配機能。”可見，分享制就是分成制，分享經濟就是分成經濟。

第二，這種新的經濟理論，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但它在理論邏輯和范疇體系上與流行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有很大區別。

流行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承認雇傭勞動、資本、剩余價值、工資、利潤、成本、生產價格等一系列舊范疇，而這種新的經濟理論否認傳統概念上的雇傭勞動、資本、剩余價值、工資、成本、利潤、生產價格等范疇。它另立了一套新的經濟范疇，主要有：自主聯合勞動、社本、需要價值、凈收入、國家收入、企業收入、個人收入、新成本價格、新生產價格、除本分成制、凈產值分成制、凈收入分成制、工人所有制股份公司、凈產值考核承包責任制、凈收入經營目標責任制、凈收入分成稅制等。

因此，將這種新的經濟理論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獨立的分支。它自立門戶，自成體系。但是，它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主義經濟，受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約束并為其鞏固發展服務。該理論的目標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通過利益分享走向共同富裕。

第三，這種新理論來源于中國經濟改革實踐，來源于廣大勞動群眾的創新思維，帶有濃厚的中國本土特色和民族的、大眾的用語和思維方式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產品、土產品，絕不是舶來貨。所以，它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嶄新的經濟理論。

綜上所述三點認識，筆者將其歸納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用以取代原來的提法，即“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2001年，筆者在發表的論文中曾將這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稱為“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以便與西方私有制基礎上的分享經濟理論相區別。這一提法也已被不少研究者引用。但是，筆者現在認識到，我國將長期實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長期的戰略任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已確立。在這種大背景下，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發展，必然要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要求和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單用“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的提法，概念的外延已經不夠使用，也應將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研究對象，即應同時研究非公經濟的分享制問題，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分享經濟問題。為此，筆者決定將這種新的經濟理論體系重新命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筆者在2005年申報并獲立項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名稱使用了這個新提法。當然，并不排斥在此之前筆者已使用過這個新提法，因為這是經過較長時間的深思熟慮后的選擇。

現在看來，可以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獨特的理論分支，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我們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研究，也是致力于為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做貢獻。從這個大局看問題，就可以深刻理解我們從事的這項研究工作的重大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主要觀點可以概括如下：

（一）)這一新理論的核心思想是：經濟觀從以物為本的經濟觀轉到以人為本的經濟觀；從利益獨占的經濟觀轉到利益分享的經濟觀。

（二）這一新理論的理論公式是：w=c+(v+m)；v+m=n=n1+n2+n3；w=c+(n1+n2+n3)。上述公式的涵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產方式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w）由兩個部分組成：一部分使生產資料成本價格（c），另一部分是新創價值（v+m）即必要價值v加上剩余價值m。由于根據勞動價值論，生產商品所耗費的活勞動所創造的新價值一開始是一個整體（v+m=n），這個新價值（n）的社會性質筆者將其命名為“需要價值”。“需要價值”的含義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經濟需要這一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與新創價值結合而形成的一個新的經濟范疇，它是對工資和利潤（v+m）的揚棄，是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體現和具體化。需要價值必須在國家、集體、個人這樣三個利益主體之間合理科學地分配，形成國家收入（n1）、企業收入（n2）和勞動者個人收入（n3），即n= n1+n2+n3 。所以，w=c+(n1+n2+n3)，這是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總公式。從理論經濟學的角度看，公式w=c+n，表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部分存在的“自主聯合勞動”條件下，物化勞動表現為“社本”即C或c；而活勞動表現為“需要價值”（n），即社會主義商品價值W=C（社本）+N（需要價值）。

（三）這一新理論的典型實踐形式中的“分享”，包括以下四個層次：（1）利潤分享。適用于私有制企業。（2）凈收入分成制。適用公有制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3）所有權（財產權）分享。適用于股份制企業與股份合作制企業。（4）經營權分享。適用于能夠實行“共同決定制”的企業。我國的“鞍鋼憲法”所規定的“一改二參三結合”制度中的“工人參加管理”，即屬于經營權分享。

上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正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制度的理論基礎。而構建這一新制度，則必須首先構建新的初次分配方式。

“中國特色企業收入分配方式”是指企業新創造價值分配的一種新的方式，是我國勞動群眾在實踐中創造的新型的企業收入分配方式，是從企業層面考察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方式的新的形式。這種新型的企業收入分配方式，是以實現利益分享為目標的企業收入分配方式。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指按照一定的原則和通過一定的機制，把國民收入分解成不同經濟主體的收入這一過程。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創造它的物質資料的直接生產領域進行的，也就說是在企業內部進行的分配。通常也可簡稱“企業內部分配”。通過這種分配所形成的不同經濟主體的收入，稱作原始收入。

我國沿用至今的傳統的企業收入分配方式，是建立在以下商品價值構成公式上的：w=(c+v)+m。企業生產出的商品的價值，扣除物耗成本c之后的新創造價值，則劃分為工資v和利潤m兩個部分，作為勞動報酬的工資v進入生產成本。這樣，工資v和利潤m始終是對立的，v是勞動報酬，m是資本所得。在“強資本弱勞動”的勞資關系格局下，勢必造成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v占比愈來愈低，利潤m占比愈來愈高的不合理格局走勢。另一方面，勞動報酬v決不能隨著企業的生產效率的提高和經濟效益的提高而同步提高。因為企業的生產目的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就必然壓低成本，使成本最小化。而成本包含c和v兩部分。所以，v與m始終處于對立的地位。反映了現實生活中勞資關系緊張、勞資矛盾尖銳化。這就是為什么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GDP越來越大，2010年巳超過日本，排名世界第二，但是廣大居民和勞動者的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比往低走，而不能與GDP的增長同步增長的基礎性原因。問題就出在初次分配方式上。所以必須變革傳統的企業收入分配方式。

針對上述初次分配方式存在的嚴重弊端，筆者提出一種新的初次分配方式。這就是中國特色企業收入分配方式。我國實行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中國特色企業收入分配方式是建立在上述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之上的初次分配方式創新。具體地說，由于我國在這個基本經濟制度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企業生產的產品仍然是商品，有價值和使用價值。但是，根據科學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社會主義商品價值的構成是如下的公式：w=c+n=c+(n1+n2+n3)。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企業生產的產品，作為商品實現了其價值從而取得了銷售收入w，扣除生產資料成本價格c就得到新創造的價值n，即企業凈收入（國民收入）。企業凈收入依據一定原則、通過一定的機制，劃分為國家收入n1、企業收入n2、職工收入（勞動報酬）n3三個部分。這樣，就從根本上消除了勞動報酬占比越來越低，和勞動報酬不能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同步提高這兩大弊端。這是因為：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下，公有制企業中勞動者必然占主導地位，形成“強勞動，弱資本”的勞資關系格局。體現在兼顧國家利益、企業利益和職工個人利益的分配原則中，突出民生、擴大消費率的政策取向，必須保證勞動報酬占比較高，至少不低于國際平均水平；必須將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和GDP掛鉤，隨著GDP增長，勞動報酬與之同向同步按一定比率增長，實現兩者同步增長。
中國特色企業收入分配方式包括以下幾層涵義：第一，它是一種新型的初次分配方式；第二，它是企業內部分配方式；第三，它用凈收入分享制和利潤分享制取代工資、利潤分配制；第四，它是在改革實踐中群眾創造的，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企業收入分配制度創新。

與傳統的企業收入分配方式相區別，中國特色企業收入分配方式具有以下三大優點：第一，通過這種初次分配方式，能夠消除國家、企業、職工三個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實現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從源頭上消除分配不公。在現階段有利于較快地切實解決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問題，消除利益被某經濟主體獨占的現象。公有制企業廢除工資、利潤作為初次分配方式，轉而實行凈收入分成制。通過凈收入的合理分解為國家收入、企業收入和職工收入，三者利益協調一致，同步增長。同時，合理的分配關系對生產起積極的反作用，三個經濟主體為其共同利益而齊心協力地發展生產力，持續快速“做大蛋糕”。從而使“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同時一攬子實現，協調一致、相互推動，形成良性循環。非公有制企業通過利潤分享制，使企業利潤不被資本所有者獨占，而與職工分享。職工憑勞動力產權參與利潤分割，在原有工資的基礎上再增加一塊個人收入，大大提高其收入水平。從而促進勞動和資本關系和諧發展，消除勞資沖突。這樣，就可能從初次分配環節，運用分享經濟機制協調國民經濟運行中各種利益矛盾，促進經濟和諧發展，為實現和諧社會打下經濟基礎。第二，推行中國特色企業收入分配方式改革，可以成為一個切入點和突破口，改變不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國業已形成的不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其突出問題是：積累過高，消費過低；政府收入過大，居民收入過小；資本報酬過高，勞動報酬過低；企業高管工資過高，工人群眾工資過低。持別是長時期內勞動報酬不能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而同步增長，矛盾突出。由于中國特色企業收入分配方式本身的功能，可以合理提高勞動報酬的占比，可以使勞動報酬隨著GDP的增長而同步增長，消除經濟增長的利益被少數人獨占的弊端，實現經濟發展的成果被人民共享。第三，由于中國特色企業收入分配方式所產生的分享經濟運行機制具有天然的反通貨膨脹和反“滯脹’的功能，如果能在企業層面廣泛推行，則有利于抵御我國可能出現的高通脹、高失業率、經濟動力不足以至經濟下滑即“滯漲”風險。

總之，中國特色企業收入分配方式，能夠實現國家、企業、職工利益按照合理比例分配，在初次分配中就能解決好公平與效率統一的問題。

轉變初次分配方式即從傳統企業收入分配方式轉到中國特色企業收入分配方式，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切入點。傳統企業收入分配方式嚴重制約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中國特色企業收入分配方式的施行能夠從根本上消除初次分配失衡，從而縮小貧富差距，提高廣大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整體的購買力，擴大內需，進而促進生產的進一步發展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從改革初次分配機制入手，建立新的經濟增長動力結構。中國特色企業收入分配方式在初次分配中實行以凈收入分成制為主的分配形式，達到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促進收入分配公平。自主聯合勞動制度使得勞動者真正成為了生產資料的主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勞動收入。個人收入持續增長，充分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從而刺激和擴大了有效消費需求。根據分享經濟的利益協調機制，凈收入分成制克服了現行工資制度下不能實現按勞分配的障礙，按照兼顧國家、企業、勞動者個人三方面利益的原則，及時調整分配比率，按照一定的規則把企業的凈收入按一定的比率劃分為國家收入、企業收入和個人收入三個部分，將企業凈收入合理分配，三者各得其所，理順了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同時，也克服了國民收入向政府傾斜的弊端，能夠刺激消費，提高消費率，同時也能夠實現投資、積累和消費之間的相對平衡。國家通過分成稅制獲得更高的收入。企業通過企業基金的積累保證了更長期的發展。而個人尤其是普通居民，即占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階層，則由于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分得了更多的個人勞動收入，可大幅度增加可支配收入。廣大勞動群眾可支配收入的顯著增加，就能夠有效地增強消費的動力與能力，就會有更高的消費需求，就能提高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可以長久地刺激有效消費需求的增長。

對于公有制企業，應把“公有制分享經濟運行機制”引入初次分配。具體而言，就是用凈收入分成制來代替現有的工資制。在初次分配中就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兼顧和統一。再加上分享經濟的消費約束機制，使得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縮小。這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了經濟結構失衡中收入分配結構失衡這一突出問題。這里職工不再拿工資和獎金，而是按照事先確定的比率分享凈收入。這種分享是以實現了的企業凈收入為基礎，是和企業的實際經營狀況緊密相連的。因此，職工個人勞動收入不再由企業外部的力量所決定，而是取決于企業的經營成果和職工的勞動貢獻。這一改革方案不僅要求取消傳統的工資制，并且要求取消利潤制度，用凈收入分成代替工資和利潤。這樣就能真正使職工收入成為其勞動貢獻的報酬。由于利益分享，國家、企業、個人三方面就會形成一股追求凈收入不斷增長的合力，從而也就有效地解決了增加勞動供給的生產動力問題。在凈收入分成制中，利益分享是通過各經濟主體對每一邊際產量的凈收入分享來實現的，因而能有效地防止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做到公平和效率的統一。凈收入分成制通過兩級按勞分配的形式來完成。第一級按勞分配解決的是企業全體職工提供的集體勞動量應獲得的集體勞動收入總量問題。第二級按勞分配是解決企業對職工個人的按勞分配問題, 即企業對職工履行經濟責任制的情況進行考核, 根據考核結果確定每個職工的勞動量, 再將這個勞動量按照一定的系數換算成勞動收入，最后得到每個職工的勞動收入。

對于非公有制企業，因其重要特點就是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因而在非公有制企業設立分享經濟制度時，除了考慮國家、企業和個人三個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外，還要考慮資本所有者的利益。目前，在中國的非公有制企業中，比較適宜的做法是采用利潤分享制。首先，職工首先取得固定的工資收入和績效獎金，這構成企業的成本，同時也是職工個人收入的一部分。其次，企業通過員工持股實現利潤分享。再次，形成用于企業的技術革新、擴大再生產等方面的企業基金。余下的部分利潤還必須在資本所有者和企業職工之間進行分配。具體的分配比率要依靠勞資雙方的談判來協調。非公有制企業中實行利潤分享制，兼顧了國家、企業經營者、資本所有者、企業職工四個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對于縮小資本所有者與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有著積極的作用。

因此，新形勢下，通過利益分享機制，能有效地破解目前中國初次分配領域所存在的諸多深層次的問題。從而能夠提高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居民的收入和消費傾向，進而提高國內消費需求，加快中國經濟增長由從出口和投資拉動型向消費主導型轉換的進程，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均衡增長。

及時有效消除“兩極分化”的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

（一）關于兩極分化的理論分析

兩極分化概念最早是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及其之后的原始積累時提出的。馬克思分析的兩極分化，是指“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而“這種兩極分化，造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

（1）從質的方面看

兩極分化表現了富有者對貧窮者勞動的無償占有，體現了富有者和貧窮者之間在分配關系上的對立和根本利益上的矛盾。兩極分化作為一種經濟和社會現象的存在，從根本上講是勞動依附于資本權力的結果，以及基于資本權力之上的政治或經濟權力對剩余勞動無償占有的結果。在資本雇傭勞動制度下，市場的自發性調節和收入分配機制的不健全，會導致收入分配規則和收入分配形式的扭曲，富者會越來越富，貧者會越來越貧，兩極分化也就是一個自然的現象。

（2.）從量的方面看

兩極分化反映了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衡量收入差距比較具有參考性的指標是基尼系數和五等分判斷法。基尼系數可以反映收入差距的程度，其中0.50~0.55為低度兩極分化，0.55~0.6為中度兩極分化，0.6以上為高度兩極分化。五等分比差法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低收入層分別占有收入的比重和富有者與貧窮者在社會中的比例和構成，其中20%最高收入戶的相對份額為50%~55%，40%最低收入戶的相對份額為10%~13%，則為低度兩極分化；20%最高收入戶的相對份額為55%~ 60%，40%最低收入戶的相對份額為7%~ 10%，則為中度兩極分化；20%最高收入戶的相對份額為60%以上，40%最低收入戶的相對份額為7%以下，則出現了高度兩極分化。并不是所有的貧富差距都是兩極分化，如果貧富差距程度較輕，或者貧者和富者沒有在數量上達到一定的比重，即使是收入分配不公平，也不能說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

（3）從發展趨向來看

收入差距擴大不僅表現為收入差距的現狀，而且更重要的表現為收入差距發展趨勢，是一個動態概念，它反映的是一個過程；而兩極分化主要反映收入差距擴大的一種嚴重狀態。由于收入差距在某個范圍內擴大時并不引起兩極分化，而只有達到極端嚴重程度時才發生兩極分化。通過對我國轉型期城鄉之間、城鄉內部、地區之間、行業之間、不同所有制之間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實證分析可以看出，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居民的收入分配已經出現了較大的貧富差距，并且還可能進一步惡化，這些都意味著我國的收入分配不公已經達到了比較嚴重的程度，且這一發展趨勢至今并沒有得到遏制。據國家統計局調查，2010年一季度，國內高低收入組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最高10%收入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為8880元，同比增長15.7%；最低10%收入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為755元，同比增長7.6%；高低收入組之比為11.8：1，比2009年同季度的10.9：1有所擴大。

（二）我國兩極分化業已出現的實證分析

溫家寶總理2010年2月4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講話時指出：“當前，收入分配問題已經到了必須下大力氣解決的時候。如果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必將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因此，客觀而深入地研究當前我國出現的收入分配領域兩極分化的嚴重性、產生原因、以及治理對策。是無法回避的戰略性問題。馬克思所分析的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兩極分化，他深刻揭示了依靠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對收入進行兩極化分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正是資本主義兩極分化的產生和發展，塑造出了兩個對立的階級。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與兩極分化無緣，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下根本不應出現兩極分化。但事實卻無情地打破了人們既有的觀念，原因何在？

國內有學者將兩極分化區分為靜態意義上的兩極分化（即在社會發展的某個時點或某個歷史時期人們對社會財富的占有已經形成了兩個極端，富的人非常富，窮的人則非常窮）和動態意義上的兩極分化（它是一個貧富分化的過程，即通常所說的，窮者越窮、富者越富），指出“兩極分化在本質上代表一種收入或財富差別程度極大的分配狀況”，并提出兩極分化評判的標準。靜態的兩極分化可以通過基尼系數來評判，不過，使用基尼系數時要特別注意考慮本國的國情：我國中間收入階層的人口比重較小，而中低收入階層的人口比重較大，中間階層內部與中低收入階層內部的收入差距較小；人口與就業的壓力大、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低收入階層的絕對收入過低、國民對收入差距過大狀況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公有制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體制等因素，因而不能完全接受西方的標準，……如果西方將基尼系數等于0.5作為兩極分化界限的話，那我國的評判標準至少應當低于0.5”。動態的兩極分化可以用“社會上已經產生了兩個具有相當規模的”極端“階層，而且富裕的那個階層所占社會總財富（收入）的比重在擴大，而貧窮的那個階層所占社會總財富（收入）的比重在減少”作為標準，這實際上等于說富裕階層的財富（收入）增長速度要比貧窮階層更快，……從我國目前貧富階層占總人口的比例來看，選擇十分法與二十分法都是可以接受的。若采用這個判斷標準，我們也可以得出中國目前出現兩極分化的結論。

基尼系數持續攀高，居民收入集中化程度急劇增大

（1）基尼系數持續上升，已連續10年超過了國際警戒線。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尼系數變化巨大，1978年為0.18，1981年為0.29（此前被國際上認為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國家），2000年達到0.417，超出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此后一直居高不下，2005年基尼系數為0.458，2008年高達0.469 ，近兩年持續攀升，實際已超過了0.5，超過世界所有發達國家和包括印度在內的所有周邊國家。基尼系數的迅速擴大，表明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現加速擴大趨勢。我國學者應用基尼系數對我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已進行了大量研究，雖然由于應用數據及計算方法的不同導致對我國基尼系數的計算有很多不同的結果，但基尼系數在不斷上升并且已經進入世界收入差距較高的國家行列已是一個共同的結論。

（2）財富集中度急劇上升。20世紀50~60年代，我國最高收入的20%人口在全部收入中的占比約為36%~37%，最低收入的20%人口約占7%~8%。到1995年，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達47.5%，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則僅為5.5%，最上層20%家庭收入是最下層20%家庭收入的8.49倍。到1997年，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上升到50.4%，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則下降到4.06%，最富裕的2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之比達到12．41。2005年中國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總收入或總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總收入或總消費的份額高達50%。另外，從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7．3倍上升到23倍。49最新的世界銀行報告指出，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

《2010胡潤財富報告》指出，截至2009年底，除港、澳、臺外，全國３１個省市區中，資產超過千萬元的富豪達到87.5萬位，相比上年增加6.1%，其中資產超過億元的富豪數為5.5萬位，較上年增加7.8%；資產超過10億元的富豪有1900位，超過百億元的富豪有140位。但另一方面，世界奢侈品協會的報告指出：2012年中國將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國。說明中國的富人越來越富。而當前我國低收入群體的規模仍然很大。著名經濟學家張卓元指出：“按照新的貧困標準，目前我國還有4000多萬沒有脫貧的人，如果按照世界銀行1.25美元一天的貧困標準線計算，還有一億多人屬于貧困人口。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消費水平太低，已經成為共同富裕的主要短板”。郎咸平指出：中國工人平均工資一小時只有0.8美元，列全球最后一名。我國財富聚集在少數人手中，全社會形成了一個財富分配的金字塔形結構，中國的財富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

（1）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加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純收入都呈現出增長的趨勢，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卻大致上經歷了“縮小—擴大—再擴大”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1978~1984年），城鄉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增幅顯著上升，但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相對差距由1978年的2.65：1逐步縮小為1984年的1.83：1，縮小近30%；在第二個階段（1985~1991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繼續提高，但城鄉人均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城鄉人均收入比由1985年的1.86倍擴大到1991年的2.4倍，差距拉大了22.5%；第三個階段（1992~2009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都繼續迅速提高，但二者的絕對收入迅速拉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絕對差距由1992年的1243元上升到2009年的12022元，同時相對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也由1992年的2.59：1上升到2009年的3.33：1（名義收入相比），實際（加上社會福利）為6：1，農村市場小，農民消費水平低。

（2）城鄉內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無論城市和農村的基尼系數都增長很快，都呈現出繼續上升的趨勢，并且農村居民基尼系數都高于同期的城鎮居民基尼系數。1986年以后，農村基尼系數迅速上升，城市基尼系數總體上也呈逐期迅速上升的態勢，其中在1991~1994年和1997~2000年兩個階段增長最為迅速。這表明，在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同時，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也各自呈現加速擴大的趨勢。

區域收入差距繼續擴大

（1）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過于懸殊。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現在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之間差距的擴大上，改革開放和不平衡發展戰略的實施，使東部地區憑借區域優勢以及相對較好的經濟基礎，取得了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也由此拉大了東部與中西部之間、沿海省市與內陸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從2000年到2003年，西部與東部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差距已由7458元擴大到9250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差距也由2．54％擴大到8．39％。盡管實行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但東部地區占全國經濟總量的比重仍不斷提高，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我國中西部與東部沿海地區的收入差距都呈擴大趨勢，但中西部之間的相對差距比較穩定。根據統計資料，1978~2008年，東、中、西部地區居民人均收入絕對差距和相對差距都不斷擴大。1978年，東、中、西部地區人均收入分別為214.3元、184.6元、165.7元，東、中、西部地區人均收入之比為1.37：1.18：1，標準差僅為23.5，變異系數為0.13。到1990年，東部和中部地區人均收入分別為西部地區的1.63倍和1.13倍，標準差增加到84.33，變異系數也提高到0.174。20世紀90年代后，盡管中西部地區居民人均居民收入的絕對額也出現較快增長，但與東部地區相比，地區收入的相對差距仍在不斷擴大。到2000年，東、中、西部地區人均收入之比為2.42：1.2：1變異系數由1978年的0.13上升到2001年的0.306。從直接的倍率比較看，東部地區居民人均收入提高最快，1978年是西部的1.37倍、中部的1.16倍，2001年增至為西部的2.57倍、是中部的2.15倍。截至目前，從經濟總量來看，東部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西部地區的3.2倍，從人均收入水平來看，東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都是西部地區的2.33倍。此外，從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看，東西部地區差距也很大，例如，西部地區參加社會養老保險人數覆蓋率不到5%，僅為東部的1/10。

（2）省際間收入兩極分化現象明顯。在不同省份之間，由于自然條件、資源、交通、歷史以及政策等因素差異，導致生產力水平和收益分配存在著很大差距，極化效應比較明顯。歷年統計資料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省際間城鎮居民收入的絕對差距呈快速上升趨勢，相對差距總體上也呈擴大趨勢。以上海、山東、江西、甘肅四省為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與最低的甘肅之間的差距，已從2003年的10倍擴大到2006年的14倍之多，城鎮居民年收入人均差額為8000多元。根據統計資料， 2005年我國人均收入最高的5個省市是最低的5個省份的2倍以上，而且增長速度還快于收入低的省份。從農村居民純收入來看，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 盡管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最低的地區的基數在不斷增大，但最高地區與最低地區的比率仍在不斷增加，雖然進入20世紀90年代末期后有所下降，但2005年仍達到了4.8。 1978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省區（上海）和最低的省區（甘肅）的收入之比為2.78，到2008年這一比值擴大到了4.2（非常巧合的是，2008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仍然是上海和甘肅）。

行業收入差距迅速拉大

（1）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特別是壟斷行業與低收入行業間的收入差距兩極分化現象極為嚴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按細行業分組，2000年工資最高的是交通運輸、倉儲及航空運輸業和郵電通信業，最低的是采掘業當中的木材及竹材采運業，二者相差4.71倍；2004年最高的是金融業當中的證券業，最低的是農、林、牧、漁業當中的林業，二者相差7.52倍，在4年中行業收入差距擴大了1.6倍。而目前，中國工資最高的證券業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9倍，最高與最低行業平均工資之比達到11：1；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其他兩個行業中，除證券之外的其他金融業人均8.767萬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業人均7.58萬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6倍；而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國有行業的職工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據估算，這些行業的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相當于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按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編寫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7）》中所列舉的18個行政性壟斷行業的工資總額推算，以2007年行業平均工資為基數，節省下來的工資基金可以多容納700萬人就業。如果把行業差距縮小到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合理的差距，達到最低與最高比為1：2左右，節省下來的工資基金可以多容納900萬人就業。

（2）同一企業內部，企業高管（或企業主）與普通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懸殊。例如，2001年，福州市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顯示，企業廠長（經理）工資的高位數為7000元，而一般工勤人員工資的高位數為1500元，低位數為400元，廠長（經理）工資高位數分別是一般工勤人員工資高、低位數的4.66倍和17.5倍。數年以來，非公有制經濟的企業主與雇工收入差距一直十分懸殊。以私營企業為例，根據全國工商局的全面調查，2004年企業主收入人均為20.2萬元，雇工人均收入（工資+獎金+部分分紅）為8033元（僅相當于當年國企職工平均工資的一半多一點），二者差比為1：25.146。以少數大型民營企業為例，高管人員年薪與普通職工平均工資的差距高達幾十倍、上百倍甚至幾百倍之巨。2006年平安保險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稅后總收入分別高達1338萬元、1115萬元、1710萬元之多。近年來，由于國有企業普遍推行高額年薪制，其高管人員與廣大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正以合法方式迅速擴大。據《中國企業家價值報告》2007年5月28日公布的數據，2006年在上市公司中，902家國有企業薪酬最高的高管平均年薪34.4887萬元，而463家民營企業的這一數字為31.6803萬元，超過普通職工平均工資30倍以上。2009年發生職工罷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鋼鐵集團，其高管年薪300萬元，而不少工人每月工資僅300元，若考慮灰色收入和特權待遇，二者收入將更為懸殊。目前，我國有央企155家，其管理層年薪動輒數十萬元、數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而大多數員工月工資僅一兩千元，差距懸殊。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僅嚴重脫離我國國情和違背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則，而且有違公平。

（三）治理兩極分化的可行性對策與措施

我國現階段出現的兩極分化現象，是由多種因素綜合產生的結果。治理兩極分化勢在必行，但卻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耗費很長時間。筆者在這里只是提出幾項關鍵性的應急處理對策和措施，希望能收到及時而有效地制止兩極分化繼續深化、擴大的顯效。

（1） 趁目前從中央到地方正在制訂“十二五”規劃的有利時機，確立具有約束力的基本預期目標

即“十二五”期間基尼系數降到0.45以下，到2020年降到0.4以下。“十二五”期間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年增長高于5%，2020年達到50%左右。確保財政支出每年用于民生福利的部分高于當年財政收入增長幅度5%左右。將這些目標指標列入“十二五”規劃，作為考核各級政府政績的依據。爭取用10年左右實現收入分配合理化。我們高興地看到，今年7月中共重慶市委三屆九次全會決定，重慶市到2015年基尼系數從目前的0.42縮小到0.35，這是一個突破。

（2.）將調整所有制結構的目標任務列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

調整的目標是：將目前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已占主體地位的格局（據第二次經濟普查數據，2008年，二三產業中公有與私有經濟的比重為企業資產32.8%：67.2%，企業實收資本36.4%：63.6%；工業從業人員12.3%：87.7%），總體上看已達四六開，應調整為六四開；用5年時間對國有企業改革進行清理（“回頭看”），力爭收回流失國有資產的60%左右，用于壯大發展國有經濟；用10年時間恢復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即占60%左右，同時控制非公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規模，使之從主體地位退居輔體地位（在國民經濟總量中低于50%）。

（3）調整國民經濟中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

廢除“高速度、高指標”，即廢除用國內生產總值增速作為各級政府政績的考核指標。恢復陳云同志主張的“一要吃飯，二要建設”，量力而行搞基本建設。用10年時間將積累與消費的比例調整恢復到25%：75%，從財力上保證擴大內需，使群眾生活消費水平有大幅度提高。

（4） 改變政府支出結構，大力提高居民消費率

在前一段時間我國實行依靠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下，國民收入分配向資本傾斜，勞動者收入被壓到盡可能低的水平。低工資下的低廉勞動力成本成為吸引外資和擴大出口貿易的巨大力量，帶來了國內生產總值連續30年的高速增長。但我國居民的消費率卻從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8年的35.3%，下降了13.5%，大大低于美國的70.1%和印度的54.7%。我國居民消費率的持續下降，表明經濟快速增長并沒有使廣大居民的生活改善，他們沒有分享到改革開放的利益。

我國投資與消費的嚴重失衡，一方面使居民處于低消費狀態，另一方面導致嚴重的產能過剩。據統計，2006年國務院將10個行業列為產能過剩行業，2009年8月達到19個，2009年三季度在國家統計局監測的24個行業中，有21個行業存在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更為嚴重的是，產能過剩不僅發生在傳統行業，而且如風能、多晶硅等新興行業也出現了產能過剩。這就要求我國必須通過增加消費實現投資與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協調拉動，增加消費就成為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增加消費，首先取決于經濟增長，但在后危機時代，當經濟增長難以有大幅提升時，決定居民消費增長的居民收入將主要取決于分配結構的調整，包括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結構和再分配結構的調整，特別是在我國目前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和存在較大差距的情況下，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對增加消費就具有了更直接的作用。

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就勢必要降低多年來偏高的政府支出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這就必須改變政府支出結構，而這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關鍵之一。因為政府的支出結構不合理，政府消費不受約束，會導致浪費和腐敗現象產生。政府公務員工資高于科技人員，會助長官僚主義，影響科技創新的積極性。由于政府支出結構不合理，導致減少了公共服務支出，加重了居民在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負擔，人稱“新三座大山”。在“十二五”期間，應當加大調整政府支出結構力度，使政府支出向民生傾斜，改變目前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足的狀況。在公共服務支出方面，該由中央財政出的錢，不應讓地方政府出；該由地方政府出的錢，不應讓人民群眾出。這一原則應列為各級財政預算編制原則。

（5）徹底改革初次分配機制

（a）在初次分配中，大幅度增加勞動報酬的比重，相應地削減資本報酬的比重。要對超過行業平均利潤率的私營企業課以重稅。國企高管的薪酬，一要取消年薪制，改為月工資制，不得超過本企業員工平均工資的10倍，超過部分由審計部門收繳國庫；二要由職工代表大會決定高管的薪酬水平。（b）推行企業凈收入分成制，切好國家、企業、個人三部分“蛋糕”。國民收入分配的總原則，就是要正確處理好國家、企業、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進行合理分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合理分配具有兩層含義：一是收入分配有利于充分調動經濟活動參與者的積極性，提高經濟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對公平，保證每個社會成員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過大。（c）推行中國特色員工所有制股份公司。員工所有制股份公司是指根據員工的崗位特點，結合員工的工齡、職稱等因素將股份分配到每位員工所有，實行自主聯合勞動所有制。一是把整個企業的股權全部出售給員工；二是股份公司實行員工控股。筆者認為，可以把內蒙古黃河鉻鹽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全員持股模式與南京動配廠的“工人自治，期股買斷，建立工人所有制股份公司”改革的實質概括為“實行工者有其股，重建職工股份所有制”。這可以認為是找到了一種新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這項內涵十分深刻的改革，可以代表我國公有制企業改革的方向，形成一種新型的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為破解初次分配領域中的效率和公平的“兩難困境”提供了新思路，并賦予了制度性保障。該理論以利益分享的新經濟觀為理念，在初次分配領域中建立一種新的協調的利益分享機制。具體而言，在公有制企業中，用凈收入制來代替現有的工資制；在非公有制企業中，采用利潤分享制，進而使經濟個體與整體的利益分配與每一單位新增利益之間建立起新的比例變動關系，使個體利益的實現與整體利益的實現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在它們之間建立起一種共同消長而不是此消彼長的新型關系，可以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
   
我國面臨的“滯漲”風險及其成因分析和治理對策

我認為，新一輪通脹的主要成因不是輸入型而是內生型的。一是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導致經濟過熱；二是貨幣超量發行，貨幣信貸急劇膨脹，流通中的貨幣過多，嚴重違背了貨幣流通規律。可以歸結為政府經濟政策失誤，主要是長期采用新自由主義的寬松貨幣政策和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政策，用天量財政資金大搞基建，各地大干快上拼命追求GDP增速，2011年增速仍不會低于12%、CPI增幅已超過6%，這就必然推高通脹，走近“滯漲”。中央政府應當立即行動，把治理通脹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在面臨通脹而反思之時我認為不僅要盡快地抑制住通脹惡性化，還應早做準備，積極預防可能出現的我國經濟陷入“滯漲”風險。

我一直擔心我國經濟陷入“滯漲”，多次寫文章竭力呼吁加以警惕和及早預防。我看到，我國經濟從2007年起就有通脹苗頭，2008年8月開始寫文章。第一篇文章發表在《貴州財經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是2008年8月我提供給中國《資本論》年會的參會文章。第二篇文章發表在《經濟學家》2009年第3期，（該編輯部收到稿件時間是2008年9月5日，開始不敢刊用，過后又主動向我約稿）。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顯現的“滯漲”現象分析及其矯治方略新探》，產生了較大影響。第三篇文章發表在《探索》2011年第3期。第四篇文章發表在《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1年第6期，題目是《反“滯漲”的新思路與新對策探討》。這是據本人2011年5月底在美國麻省大學的國際學術會議上的學術報告改寫成的。由于它在國際論壇發表，該文已產生國際影響。

我認為，判別是否是通脹和滯漲，有兩個臨界點。物價上漲率超過3%就是通脹，超過10%，就是“滯漲”。從我國目前情況看，已超過3%，又超過6%，如按實際的物價上漲率看，已迫近10%，如不及時抑制，很快會超過10%。目前中央政府試圖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長率，正在努力從偏快增長（10%以上）向常態增長（7-8%）過渡，爭取“軟著陸”。但是，情況不容樂觀。2009年出現了非正常增長，一季度GDP增長6.2%，出現了低谷，到2010年一季度GDP增長11.9%，這是由于實行4萬億投資計劃經濟刺激所產生的反應。2010年第三季度開始回落，逐步地步入常態增長（9.5%-9.8%）。然而，由于經濟發展方式未轉變，GDP崇拜仍起作用，2011年各地大干快上，熱資處于熱潮，GDP增速16個省市中有14個超過12%，有的更高。我國出現的新一輪通脹來勢很猛，物價快速持續上漲。從消費物價指數CPI來看，2010年5月上漲3.1%，破3（即進入通脹）；10月上漲4.4%，破4；11月上漲5.1%，破5，半年三破。2011年1月，上漲4.9%；3月上漲5.3%，破5；6月上漲6.4%，破6；7月上漲6.7%，創下CPI的新高。

這種物價上漲不斷企高，看不到政府調控的作用的態勢，可以認為高物價至少維持二至三年。此間廣大人民群眾的收入將大大縮水，生活水平下降，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此外，政府迫于維護社會穩定的壓力，可能不得不放棄經濟增長8%的速度，嚴厲實施經濟緊縮政策，必然導致經濟下滑、失業增加。高通脹、高失業加上經濟下滑，這就進了“滯漲”泥潭，難以自拔。

目前政府的政策，是保持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動，將貨幣政策由寬松轉向穩健偏緊的政策，著力回收過剩的流動性，即回收流通中過多的貨幣。同時嚴格控制貨幣發行，這就必須消減基建項目，縮小投資規模，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徹底放棄擴張性財政策略，改而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應反思4萬億投資計劃實施效果，看清這是一個失誤，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產生負面影響的典型。若在此非正常經濟狀態下，再保持擴張性財政政策，已不合時宜。

后危機時期，謹慎考察包括中國在內的的經濟運行態勢，可以看出世界經濟體仍處于震蕩之中，經濟復蘇基礎不牢。表現在：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難下；一些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隱患仍未消除；主要發達經濟體進一步推行寬松貨幣政策，全球流動性大量增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和主要貨幣匯率加劇波動，新興經濟體資產泡沫和通脹壓力加大；保護主義繼續升溫，國際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大多數國家凸現出以高通脹、高失業、低增長乃至衰退為主要特征的“滯脹”風險加劇，中國也不例外。

（一）近期中國經濟必須高度警惕“滯脹”風險

 目前，與主要發達國家經濟相比，中國的經濟運行態勢令人堪憂，按可比價格計算， 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10.3%。這說明經濟過熱，中國經濟仍面臨 “滯脹”風險。

1、通脹顯著上行，風險加大

從物價指數上看，從2009年3月起，物價指數大幅攀升，大宗商品的市場價格同比上漲，其中食品價格上漲較快。2010全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3.3%，一般來說，CPI超過3%，就是通脹。2010年已出現通脹，可從當年7月算起。全年工業品出廠價格同比上漲5.5%。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超過５％，創兩年多來新高。2011年1月CPI同比上漲4.9%，至今企高不下。目前，糧食等農產品價格上漲、勞動力與資源品價格上行、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國內流動性依舊寬裕、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因素將推高通脹壓力，中國經濟發展趨勢面臨著通脹惡化風險。目前中國面臨的通脹壓力主要表現在：一是流動性增加由此帶來大宗商品價格不斷攀升；中國面臨要么人民幣升值、要么忍受通脹壓力的“兩難選擇”；國際市場投機資金逐利性和操作行為，受到大量流動性的追捧，資產價格大幅上漲，房地產泡沫嚴重；通脹預期增強，輸入型通脹壓力加大等。

2、宏觀經濟嚴重失衡，潛在的經濟下滑風險加大

長時期以來，中國的宏觀經濟嚴重失衡，主要表現在：一是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失衡，即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失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由于國際貿易形勢的惡化，出口需求迅速衰減，在有效消費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只好繼續依賴政府的大規模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2010年，投資、最終消費和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依次為: 54.7%、37.3%和8%,經濟增長依然高度依賴投資拉動。這種“重投資、輕消費”的增長模式加劇了社會生產與再生產、消費與積累之間的矛盾，最終必然導致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造成經濟增長福利效應損失。此外，政府的過度投資必然引起債務風險。目前我國過度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耗資巨大，效益又很低，因此相關部門已債臺高筑，必然制約經濟健康、快速發展。二是經濟高增長與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并存。目前，中國的經濟高增長率是以犧牲巨大資源和環境代價換來的。2010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雖然同比增長10.3%，但付出的代價太高，其中工業增加值僅占26.5%，而73.5%都是消耗物化勞動產品的轉移價值。而發達國家的工業增加值平均都在40%以上。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長的粗放型格局沒有改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依然艱巨。由于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存在，資源、環境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瓶頸。

3、分配不公、貧富分化過大制約經濟發展

我國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日益突出。概括地說，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我國貧富差距持續拉大。從基尼系數、財富集中度、城鄉收入差距以及區域收入差距上看，全社會形成了一個財富分配的金字塔形結構。中國收入分配領域的兩級分化業已形成。目前，中國已由改革開放前實行極端平均主義收入分配政策的國家，演變成為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二是分配不公問題比較突出。從1998到2008年間, 中國工業企業利潤年均增長30.5%, 勞動報酬年均僅增長9.9%。從總量上看，勞動者收入、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共同構成國民收入，它們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但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過低。2000年至2006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9.4%，而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增長13%。由于企業利潤和政府財政收入增加較快,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下降,導致國民收入分配中, 勞動者的報酬所占比重持續下降。收入差距過大必將嚴重地損害社會公平，更與“共同富裕”根本目標相悖，使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摩擦增加,矛盾加劇,并會導致社會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的增加、市場需求不足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問題日益凸現，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造成了極大威脅。以城鄉差距為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在“生產要素流向高報酬行業”的驅動下，會使進城謀生的農民加速增加，加大城鎮就業壓力。溫家寶總理指出，“當前，收入分配問題已經到了必須下大力氣解決的時候。如果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必將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

 4、就業形勢依然嚴峻

失業率是經濟運行的晴雨表。雖然國家統計局數字顯示，2008年、2009年、2010年城鎮登記失業率依次為4.2%、4.3%、4.1%，但由于很多真正失業的人不一定去登記，加上農村就業沒有包括在里面，因此國家統計局每年公布的登記失業率數字，比調查失業率和實際失業率要低。整個就業環境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就業形勢仍十分嚴峻，絕不能片面地用出現“用工荒”現象來說明中國的就業問題已經解決。
以上分析可知，目前，中國宏觀經濟嚴重失衡，收入分配領域的兩極分化導致經濟增長基礎較弱，再加之就業形勢依然嚴峻、通脹壓力不斷加強，所以后危機時期中國經濟必須高度警惕出現“低增長、高通脹”并存的“滯脹”局面。

（二）從調整微觀經濟機制入手，構建“標本兼治”的反＂滯脹＂長效機制

1、后危機時期，被長期使用的“凱恩斯政策組合”已失靈，應該淡出

毋庸置疑，為應對經濟危機，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審時度勢，逆經濟風向而行事”，對抑制經濟衰退，促使經濟早日復蘇，起了重要作用。但通過對這些宏觀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續能力的分析表明：運用凱恩斯政策這把“殺手锏”應對經濟大震蕩事件十分必要，但絕不可長期使用。

首先看財政政策。從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直至目前，中國已實施了十多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這些財政政策的實質就是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一味地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導致了消費和投資的失衡，使得經濟結構發生了嚴重的扭曲。任何一個國家,支撐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動力都應該是國內消費需求,而不是投資。經濟發展離不開國內有效消費需求的拉動，沒有消費需求，生產就沒有目的和動力，社會再生產運動便會受阻。依據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要實現經濟長期均衡增長, 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要滿足一定的比例關系且社會總供給必須與社會總需求保持平衡。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下，通常是消費需求決定生產供給，積累一般又取決于消費的滿足程度。如果以壓低消費去擴大積累，在短期能維持低級循環的正常運動，長此以往則會造成市場萎縮、產品積壓、經濟蕭條。如果這種嚴重失衡的“高投資、低消費”的經濟增長動力結構不能根本性改變，只能會引起全社會范圍內的大規模的產能過剩，嚴重時釀成經濟危機。劉國光2004年曾指出，“在投資沒有最終消費支撐的情況下, 如果再擴大投資規模, 那么今天的投資就是一兩年后大量的過剩生產能力, 大量的企業停產、倒閉和職工下崗, 以及大量的銀行呆賬、壞賬。 ＂這一精辟見解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高投資政策的弊端。

其次看中國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本身具有“時滯性”，以及貨幣傳導機制經常受阻等缺點。為應對危機，從2008年、2009年、直到2010年9月，中國政府一直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信貸大規模擴張。 但由于大多數企業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加之實體經濟的不景氣，拿到信貸資金的企業不愿投資于實體經濟，反而停留在虛擬經濟進行投機。這些信貸資金流向樓市和股市，其結果必然造成資產價格的上漲，從而使經濟嚴重泡沫化，加大了通貨膨脹壓力，使貨幣政策的預期效果大打折扣。從2010年10月份起，由于糧食等農產品價格上漲、勞動力與資源品價格上行、國內流動性依舊寬裕、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因素推高中國的通脹壓力，中國將貨幣政策向穩健方向調整，主要通過調高“雙率”（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基準利率）來實施。這些政策必然會增加企業運行的成本，會給銀行和房地產市場帶來一定風險，從而加劇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管理通脹預期之間的沖突。此外，近期美聯儲采取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加之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這勢必給中國帶來外部通脹壓力。另外，成本推動價格上漲雖然是溫和的，但它具有慣性和剛性，所以解決目前成本推動型通脹需要一個長期的準備，緊縮的貨幣政策不一定能夠很快見效。從經驗上講，“滯脹”是長期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果。因此，化解中國的“滯脹”風險，必須尋找“第三條道路”，即新的理論思路與對策。

2、消除“滯脹”風險，必須從調整微觀經濟機制入手，建立 “標本兼治”的長效機制

其一，制約經濟增長的微觀原因。內需不足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是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頑疾”， 而擴大內需戰略難以真正啟動的病根, 就在于不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所導致的過大的居民收入差距。由于長期以來勞動報酬在企業內部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資本剝削勞動問題嚴重。而廣大勞動者特別是農民、農民工和普通工薪階層的財產性收入比較少, 基本生活來源主要依靠勞動獲得報酬。勞動報酬被不斷地被壓低，造成了作為國民主體的勞動者的實際購買力相對下降，從而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長期不足。同時，企業內部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不但會導致企業和員工的利益摩擦，而且會降低工人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影響工作效率和企業效益，制約經濟增長。在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是分配的基礎，它形成不同經濟主體的不同原始收入。從國外的實踐來看, 初次分配是人們利益的根本所在，它占國民收入的80%~90%, 即使在福利國家的分配中, 再分配充其量不超過30% 。不合理的企業分配制度會減少企業活力，影響企業的效益，降低企業供給。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導致社會平均消費傾向降低，必然引起消費不足。所以，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健康增長，必須在初次分配領域建立起“兼顧公平和效率統一”的微觀經濟調節機制。

其二，對通貨膨脹的微觀基礎分析。宏觀經濟學上解釋通貨膨脹的形成原因的理論，可以歸結為需求拉動說、成本推動說、結構性成因說以及復合型通貨膨脹說。這些學說都從不同角度對通貨膨脹的引致性因素加以解釋。這些引致性因素可概括為貨幣供給量、貨幣余額需求、產業結構、資源瓶頸等。但無論那一種通脹，都有自身的微觀層次上的原因 。由于GDP增長率提高的同時，大多數行業的初次分配領域的分配不公，導致中國收入的兩極分化加劇，產生“暴富”階層。由于實體經濟的不景氣，以及投資渠道單一，導致了富裕階層將過多資本投入樓市和股市，推動了資產價格上漲。同時，微觀經濟主體的通脹預期是支撐通脹“慣性”的重要因素。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政策的搖擺和預期的不確定都會導致潛在的通脹壓力轉化為現實的通脹。.一旦通脹預期形成，就會產生新一輪的物價上漲。因為在通脹預期下，各微觀經濟主體將進行“趨利避害”的行為調整。比如，消費者將感受到貨幣急劇貶值，將會減少貨幣需求，搶購耐用品和保值增值的資產品，引起資產價格的上揚；生產要素持有者將在新一輪合同中議價，提高要素報酬率，企業的定價往往采取“成本加成法”，導致新一輪產品價格上漲等。

后危機時期，審視中國政府所采用的宏觀政策，不難發現，中國政府在采用凱恩斯政策進行醫治經濟病癥時，往往減輕一種病癥時，卻加重了另一種病癥。比如，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應對危機，確保了經濟增長，卻推動了通脹壓力的上升；而為緩解通脹壓力，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卻又給經濟增長帶來了制約。這種“反經濟周期”的策略，導致政府的調控措施左右搖擺，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政府不能有效解決現實中的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只運用宏觀調控手段包括行政手段，而沒有認識到應著力從微觀經濟組織行為入手，深入到國民經濟細胞內生機制，去尋找治本之策。因此，治理中國經濟的“停滯”、“通脹”以及“滯脹”問題，必須從調整微觀機制入手，尋找能夠調節經濟運行的“自動穩定器”，建立 “標本兼治”的反＂滯脹＂長效機制。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指導下的企業分配方式改革方案簡述

目前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利益分享制度，必須結合不同的所有制結構，針對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企業，采取不同的改革方案。

（1）對公有制企業，用凈收入分成制來代替現有的工資制。企業凈收入, 就是商品價值中的(v+m),數量上等于銷售收入減去物耗成本，是實現了的企業凈產值。所謂凈收入分成, 就是將企業已經取得的凈收入在國家、企業、職工個人三個經濟主體之間按既定的比率分享。將這種新的分配方法規范化，形成一種新的企業分配模式和管理制度，就叫凈收入分成制。實行了凈收入分成制，企業職工的個人勞動收入不再是工資加獎金的形式，而是按合同約定的比率對凈收入進行分成。凈收入分成制具有工資制無可比擬的優點：一是作為分配基數的凈收入（n）等于企業銷售收入減去生產資料成本（c）,所以，在銷售收入不變情況下，個人分配多少與生產資料成本高低有關，個人會在追求自身經濟利益增長的驅動下，生產節約和技術創新；二是核算中不再將工資列入成本，把“剩余關系”變成了“分享關系”，使國家、企業、個人成為利益共同體，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特征。

（2）對于非公有制企業，用利潤分享制來代替現有的工資制。非公有制企業的重要特點就是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在非公有制企業建立分享經濟制度時, 除了考慮國家、企業和個人三個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外,還要考慮資本所有者的利益。首先，職工從凈收入中取得固定的工資收入（np1），這是職工個人收入的一部分。其次,對于剩下的凈收入， 國家通過各種稅收從企業中分享到凈收入（ng1）,企業從凈收入中獲得技術革新、擴大再生產等方面的企業基金（ne2）。最后,對于余下的部分利潤（w-c- np1- ng1- ne2），再按一定比例在資本所有者和企業職工之間進行分配，各自所得收入依次記nc3、np2。

因此，非公有制企業中運用利潤分享制的分配公式可以表示為：w=c+(n1+n2+n3)=c+ ng1+ ne2+ nc3+(np1+np2), 式中，ng1為國家收入、ne2為企業收入、nc3為資本所有者收入、(np1+np2)為企業職工收入，從而，利潤分享制兼顧了國家、企業、資本所有者、企業職工四個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

4.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的運行機制

建立社會主義分享經濟制度，就是從建立新的企業分配制度入手，建立新的經營機制和財產約束關系, 重塑微觀基礎，利用微觀經濟組織內生的諸多運行機制，解決經濟問題。

（1）激勵機制。

人們會通過權衡成本與利益做出決策，當成本或利益變動時，人們的行為也會改變，這就是經濟學中著名的“激勵反應原理”。中國特色的分享經濟以“利益”調整為切入點，協調了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利益關系，在三者之間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格局，內生出諸多激勵動力，表現在：一是收入增長動力。由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公式可知，企業凈收入按比例由國家、集體、個人分享，使三者利益同向增減、榮辱與共。國家和企業收入增加了，個人收入也增加；個人收入增加了，國家、企業收入也增加，協調了利益關系。個人收入的不斷增長，不但不會成為減少國家、企業收入的威脅，反而成為國家、企業集體收入增長的原因。在追求“凈收入最大化”共同目標的激勵下，形成國家、企業、個人收入同步增長的動力機制：個人收入不斷增長，企業收入也不斷增加、生產不斷發展，國家收入也不斷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也就越多；反之國家、企業的利益不斷增加，又會導致個人利益的增加；利益的一致性是形成各經濟主體收入增長良性循環的重要保障，內生的收入增長動力機制也自然會產生“乘數”效應，放大增長量。二是技術進步動力。企業實行凈收入分成制或者利潤分享制，就會在制度上形成了一種促進企業資金積累，技術創新的硬約束，使企業的技術裝備、企業的內部管理隨生產的運行而不斷提升。企業職工的收入不再是事先確定好的工資，而是取決于企業的經營成果和職工個人勞動貢獻的大小，往往由技術水平的高低來決定，以“價值系數”來體現。職工的技術水平越高，價值系數就越大，職工個人勞動收入就多，反之亦然。這樣，每個工人會從主觀上意識到自身技術素質的重要性，會主動地去塑造和提高自身技術水平，從而形成職工整體提高技術水平的強大動機，為企業的發展注入生機與活力。三是市場競爭力提升動力。影響企業市場競爭力的因素很多，諸如品牌、質量、成本、價格等。激烈的市場競爭下，為了實現企業凈收入最大化，企業和工人必然會采取諸多措施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比如，加快轉型升級、加強自主創新、轉變發展方式；加強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的合作、擴大對外開放、拓寬企業彼此之間的發展領域、增強實力；加強企業文化的培育；拉長產業鏈，提高抗風險能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等。

（2）約束機制。

第一，生產成本約束。實現凈收入分成制和利潤分享制后，企業以凈收入為目標，取代了以往的利潤作為企業生的經營目標和生產動機，凈收入也就成為了企業經營活動的中心和企業經濟效益的指標。由w=c+(n1+n2+n3)可得，在銷售收入既定的情況下，凈收入的最大化意味著：一是企業必須提高管理水平和勞動生產率，從而增加凈收入；二是節約各項物耗成本從而節約生產資料費用,從源頭上對生產資料的浪費進行約束，從而形成一種使生產節約和企業增產相互推進的經濟運行機制。第二，分配行為約束。社會主義分享經濟通過事先確定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分享比率，有效地約束和規范了政府和企業的分配行為。可以徹底擺脫政府和企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自利行為，如收入向政府傾斜、資本剝削勞動等，從而改變目前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所占比例偏低現象，實現發展成果分享。

（3）調整機制。

一是市場調節機制。企業以凈收入為目標，必然以市場為導向，實行以銷定產的生產經營模式，充分運用市場機制的作用。二是效率和公平兼顧機制。我國改革開放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念，使我國在經濟發展中，一度過分注重效率，而忽視了公平。一面是經濟高速增長，一面是貧富嚴重分化，違背了“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則，導致了諸多嚴重的社會矛盾，制約了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企業通過實行凈收入分成制和利潤分享制后，兼顧了多方面的利益，能解決效率和公平之間“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在實現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同時，也實現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原則，真正形成效率和公平同時兼顧的協調機制。三是利益協調機制。利益分享的新經濟觀，不僅強調各經濟主體有其特殊的經濟利益，還各經濟主體經濟利益之間建立一種新的協調的利益分配關系。國家、企業和個人按一定的比例去分配企業凈收入，從而三者的收入同步增長，三者的利益協調發展，實現了從利益“獨占”到利益“分享”的轉變。通過實行凈收入分成制和利潤分享制，使各經濟主體風險共擔，利益共享，使各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得到了規范，使各經濟主體相互爭利的“內耗”大大降低，增強經濟發展合力。

以上各種中國特色分享經濟的內生機制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共同發揮作用，一種機制作用的發揮并不會影響另一種機制的正常運行，相反還會促進放大另一種機制的作用效果。

5、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分享經濟制度，構造從根源上化解中國經濟的“滯脹”風險的長效機制

由以上的社會主義分享經濟制度的運行機制的分析可得出一個重要結論：當經濟運行受到干擾偏離均衡時，分享經濟制度能使偏離均衡的經濟自動地向均衡狀態收斂。因此，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分享經濟制度，重塑微觀經濟運行機制，在各種內生機制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約下,可以有效地對付通貨膨脹、失業增加和經濟效率下降, 是化解目前中國經濟面臨“滯脹”風險的有力武器。

（1）.分享經濟機制能有效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抵御經濟衰退，增加就業。

分享經濟最大的特點就是，通過“利益分享”，理順了分配關系，化解了利益矛盾，實現了初次分配領域“公平和效率”的統一，使各個經濟主體在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促進經濟平穩高效地運行，從而產生良好的宏觀效應。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具有自主經營權和管理權，企業和員工為了追求“凈收入最大化”，必然注重“以市場為導向”，加強“競爭和節約意識”，發揮作為“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的人的主觀能動性，自動地進行 “經濟增長發動機”的技術創新，從微觀層次上提高經濟效率；自覺將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轉換為“集約型”，高效益地增加產品供給，實現宏觀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其次，利益分享制能有效糾正中國十幾年來失衡的“經濟增長動力結構”，能從深層次上解決中國經濟有效需求不足，從而有效促進經濟可持續健康增長。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首要和關鍵因素必然是內需，而內需占主導地位的必然是消費。利益分享機制就是“共同富裕”機制，通過利益分享，能增加在數量上占中國絕對優勢的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并從根本上解決分配嚴重不公、收入兩極分化，提高整體社會的平均消費傾向，有效提高人民大眾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糾正宏觀領域的消費和投資的失衡。

（2）.分享經濟機制具有天然擴大就業和增加生產的偏好。

在經濟衰退時，分享經濟能通過自身強有力的內在機制，自動減少失業。在分享經濟中，勞動的邊際成本小于勞動的平均成本，所以，在某一特定時期，經濟受到外在沖擊，經濟狀態偏離了均衡，出現了失業的狀況時，在短期內，如果企業的分配制度是凈收入分成制或者利潤分享制，此時，企業如果削減員工，企業分配到的企業收入會減少，相反，如果企業增加員工，則會使企業收入增加。所以，當經濟衰退時，失業會自動減少。另外，從宏觀上看，由于凈收入分成制和利潤分享制賦予了勞動力價格（工人收入）具有充分的彈性，當勞動市場失衡時，勞動力價格的靈活變動，會使勞動市場自動達到均衡，實現充分就業。正如馬丁•威茨曼所說，“分享經濟具有一種不屈不撓地吸收失業工人增加產量降低價格的內在沖動,…像一臺沒有熄滅的發動機,試圖在充分就業的循環上自覺啟動”。

（3）.分享經濟機制是治理通貨膨脹的有力武器。

后危機時期，中國經濟的通脹壓力，表現諸多方面，既有輸入性因素，也有成本性因素，也存在著預期引起的通脹慣性。實行社會主義分享經濟制度，能有效化解目前的通脹壓力。一是利益分享的激勵機制，能提高經濟效率，增加供給，同時，企業在“凈收入最大化”的利益驅動下，節約生產，使物耗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并下降，進而緩解需求拉動的和成本推動的通脹壓力；二是由于分享經濟的結果是“共同富裕”，因而它能有效解決貧富差距過大，從而抑制目前中國富人消費和投資引起的資產價格的過度上漲所形成的通脹壓力；三是分享經濟弱化了工資剛性，并強化了財務預算約束，能抑制收入攀比機制，克服企業預算軟約束傾向，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結構性通脹的基礎；四是由于分享經濟能自動地抑制衰退，能自動地增加就業，所以政府可以放心大膽地通過控制貨幣發行量來 “穩定幣值”，從而避免出現“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的宏觀現象，消除通貨膨脹的貨幣基礎；五是一旦分享經濟對通脹的自動抵御功能發揮作用，人們的通脹預期自然會消弱，從而消除通脹慣性。

對策建議：

從以上分析可知，社會主義分享經濟機制是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自動穩定器”，它通過重構微觀基礎，從根源上化解中國經濟的“滯脹”風險。因此，在后危機時期，為應對中國經濟的“滯脹”風險，中國政府應轉變政策思路。首先，中國利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應對“大沖擊”，已使中國經濟走出低谷，鑒于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可以長期使用，所以，目前中國應該淡出數年來凱恩斯政策組合的實施，盡快進行微觀經濟運行機制的重塑。其次，對于微觀經濟組織的變革，不應側重于產權制度改革，而是應著重于在企業初次分配領域引入利益分享制度，用分享經濟機制的綜合效應對付經濟發展停滯、失業增加和通貨膨脹即“滯脹”問題，這是治本之策。為此，我們在此鄭重地建議在全社會推行企業凈收入分成制和利潤分享制的經濟模式，以取代原有的工資制經濟模式。唯有實施該對策，方能在＂十二五＂及以后有效地從根本上消除通脹、高失業率和經濟衰退，實現無“滯漲”的經濟發展。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