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吳敬璉的“過大關”、政改和權貴資本主義

簡評吳敬璉的“過大關”、政改和權貴資本主義

                         作者   求真

吳敬璉自己炮制了我國經濟“改革”目標，認為“消除”了國有控股大企業這個“舊體制”的“遺產”，才算“過大關”；他的政治改革目標是“消除”人民民主專政，實行西方國家的憲政；他把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誣蔑為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的“制度基礎”。

一，           “過大關”就是“消除”國有控股大企業

在回顧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時，吳先生說：“在雙軌體制下，‘國家辛迪加’（The State Syndicate）中，政府控制和支配基本經濟資源的遺產尚未得到消除，使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要消除這些遺產，就不能不徹底進行國家體制改革。”（吳敬璉：《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挑戰權貴資本主義》，載《綠葉》2010年1，2期合刊）這段話的意思是，國有經濟是1978年以前的“舊體制”留下來的“遺產”，他所謂的改革目標就是“要消除這些遺產”。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在政治改革上“就不能不徹底進行國家體制改革”。何謂他的“徹底”的政治改革？下文我們會見識到。

在回顧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經濟改革時，吳先生說：“原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發生了改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有了比較大的下降。不過從全面建立市場經濟所有制基礎的角度看，改革的大關并沒有過，直到1993年，雖然國有經濟在GDP中所占比重不到一半，但政府和國有企業仍然是稀缺資源的主要支配者。以資金為例，國有部門占用了70%以上的信貸資源?！保▉碓赐希┻@里我們可以看到，吳先生認為“市場經濟所有制基礎”是私有制，而不是公有制。他不顧經濟成分的重大變化，認為只要國家“仍然是稀缺資源的主要支配者”，改革就沒有“過大關”。到了2001年，當國有中小型企業放得差不多了，正要對大型國企改革攻堅時，吳先生說：“，國有部門還支配著一些重要資源的主要部分，……不過今年的改革有比較快的進展?，F在我要說，‘我們正在過大關’。”（吳敬璉：《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中國評論網，2001-07-13）顯然，他在妄想我國大型國企也將完全實現私有化。

現在，10年過去了，我們可以再聽一下吳先生的評估。今年3月他在香港大學講演時說：“轉變的過程遇到體制性障礙，如政府保持過大的資源配置能力……有人說，現在到了由經濟改革談政治改革的時候，但我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大關’還沒有過?！保ㄖ袊侣劸W，中新社2011-03-30電：《吳敬璉香港談“十二五”：經濟改革“大關”未過》）

由以上報道可見，多年以來吳先生喋喋不休地鼓吹的經濟改革“過大關”的標準是完全要“消除”國有經濟的“遺產”，國家不得“支配一些重要資源的主要部分”，這就是說，國有經濟不僅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還要從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退出。看來，吳先生是想通過“消除”我國大型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來動搖和瓦解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經濟基礎，并想經過私有化形成私人壟斷資本集團。顯然，這個“過大關”標準完全違背了我國憲法規定：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這個“過大關”標準完全是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的私有化標準，是美帝國企圖消滅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

國有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基石，是引領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是保持我國經濟社會穩定、不斷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保障，是參加國際競爭，抗衡帝國主義經濟侵害，維護民族獨立自主的主力。我國勞動人民和一切愛國人士當然會拒絕吳敬璉那些蠱惑人心、誤導改革的濫調。無疑，我國的大型國有企業一定會繼續做大、做強、做優。

二，           吳敬璉的政改目標是改變我國的國體和政體

隨著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吳先生的政治改革目標越來越大。他說：“私有部門的增長是中國市場經濟中一個堅實的微觀基礎。隨著經濟改革的進步，它對我們的政治改革提出了強勁的要求，從而使政治改革有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吳敬璉自選集》（1980—2003）前言，第2頁，山西經濟出版社，2003年12月）果然，吳先生野心勃勃的“強勁的要求”終于公開宣告了。2003年6月6日，在青島的民間修憲會議上他說：“共產黨執政基礎的擴大，包括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內的新出現的社會階層，都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對他們的合法權益都要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現行憲法中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等規定，就顯得不合時宜了”?！安缓蠒r宜了”就是不適用了，包含有廢除的意思。而廢除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的國體和與其相適應的政體，就是變天。

就憑“都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這一條就可以認定“無產階級專政等規定，就顯得不合時宜了”？吳先生大概太隨心所欲了。馬克思早已說過，“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边@個專政是一個很長的過渡時期，直到“消滅一切階級”。蘇聯在經濟上消滅了資產階級幾十年以后又復辟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教訓是十分深重的。請問吳先生，既然“無產階級專政……不合時宜了”，哪個階級上臺專政是“合時宜”的？

吳先生有破有立，妄想立起他所向往的國體和政體。這個觀點也是由他自己宣告的。2003年11月，在一次政治改革研討會上他說：“俄羅斯在這方面可能有優勢，最重要的優勢，我同意杰弗里·薩克斯所說的（他的觀點有好多我不同意，但有一點我同意）就是俄羅斯的憲政改革是走在我們前面的，所以這樣，俄羅斯就可以在今后就像今天上午xxx教授講的，它是在法制下的改革，而我們要從行政主導下改革轉變成法制主導下的改革，法制基礎上的轉軌，這個關是很難過的，因為各級的政府，各級的行政機關都有它的利益?！保ā秴蔷喘I在中國——俄羅斯轉軌經驗研討會上的發言》，中信出版社，比較網站2003-11-17）吳先生所指的薩克斯正是受美國政府支持，參與制定并領導了俄羅斯500天私有化休克療法的干將。此人在比較俄羅斯和中國的改革時說：“我們用俄羅斯作為經濟改革與憲政轉軌相結合的一個例子，用中國作為缺乏憲政轉軌情況下經濟改革的一個例子來分析兩種轉軌模式下的特征問題”。他惡毒攻擊了我國的政治制度，否定我國憲法和法制的社會主義公正性，提出了他們西方的憲政轉軌的標準。他說：“轉軌是后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與全球資本主義趨同的過程，而不是創造一個本質上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制度創新過程”?！稗D軌的核心是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經濟轉軌（價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轉軌的一部分。”（以上均見薩克斯，楊小凱，胡永泰：《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法律教育網，2004-07-08）

吳敬璉贊同了薩克斯關于轉軌的觀點和俄羅斯與中國不同改革對比的觀點。后社會主義的俄羅斯的國體是資產階級專政，政體是議會制，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俄羅斯的這個變天也就是薩克斯所說的“制度與全球資本主義趨同”。吳先生贊揚俄羅斯這種政治改革的“優勢”，認為“ 俄羅斯的憲政改革是走在我們前面的”，企圖在中國也“徹底進行國家體制改革”。吳先生按照薩克斯的標準和調子，認為我國不是法制國家，只有“行政主導”，還誣稱我國各級政府都有各自的小圈子利益，很難實現法制。由上可見，吳先生與薩克斯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

三，           誣蔑社會主義制度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制度基礎”

吳敬璉把英文名詞Crony Capitalism 翻譯成權貴資本主義，說：“大概從1998年開始，我就提出了權貴資本主義問題”（見其《再論權貴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或稱官僚資本主義，官家資本主義”（見其《中國是法制市場經濟還是權貴資本主義》）吳先生抨擊了“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牟取私利”的權貴資本主義現象，諸如尋租、設租、貪污、借改制“鯨吞公共財產”等等。如果吳先生反對權貴資本主義僅限于反對這些腐敗分子，那么他所做的和公眾做的一樣，當然是應該的。問題在于，近年來他日益把權貴資本主義當作武器，用來攻擊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他說：“中國社會中目前存在的種種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約束的權力對于經濟活動的干預和對經濟資源的支配?！薄包h政經一體化的大公司乃是整個舊體制的核心或基礎。以此為基礎的利益關系盤根錯節。”（吳敬璉：《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挑戰權貴資本主義》，載《綠葉》2010年1，2期合刊）。顯然，這里他已經把我國國有經濟和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當作產生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的“根源”了。

吳先生誣蔑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及其中的大公司是徒勞的。公有經濟是消滅剝削，“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唯一基礎”，（馬克思：（《紀念國際成立七周年》（1871年9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8頁）因此，國有經濟是消滅權貴資本主義的基礎，決不是權貴資本主義的根源。我國歷史上有過很大比重的公有經濟（這里不必論及合理比重問題），但是那時的腐敗現象極少。歷史事實證明，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性質排斥權貴資本主義。這在法律上的表現就是我國憲法12條的規定，“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當然，在國有經濟中存在著一些腐敗份子。他們利用自己的權力以權謀私，進行權錢交易，盜竊國有資產，魚肉百姓。這些腐敗份子就是權貴資本主義的人格化。他們是社會中的犯罪群體，國家為保護國有經濟資源，保護人民的財產當然要打擊他們。在這種利益絕對對立的條件下，國家支配經濟資源怎么反倒成為權貴資本主義的“根源”？吳先生這種指控完全是別有用心的。腐敗分子們以權謀私的思想根源當然是嚴重的剝削階級的自私自利和其他道德墮落意識。有腐敗的思想才會有腐敗的行動。壞人愛財，取之無道。然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尋租、貪污等權貴資本主義的社會根源是私有制經濟的大發展。權貴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種。權力不等于腐敗。有權力的人并不必然變腐敗。對腐敗者來說權力才是他們的致富的手段。

吳敬璉說：“市場經濟最本質的特點，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換，如果上面始終有行政力量的控制，如果強勢政府強化到主導資源配置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場經濟，而叫權貴資本主義了?！保▍蔷喘I：《再論權貴資本主義》，中國企業家網，2010-10-20，來源《南方周末》）這里，他把國有經濟和計劃經濟直接“叫權貴資本主義了”，而聯合國稱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是中央計劃經濟，沒有稱權貴資本主義經濟。現在我國經濟已經變成市場經濟了，公有制經濟只是部分地存在，同時為了對付市場失靈，還保留了一些必要的政府調節。對此，吳先生依然要給戴上權貴資本主義的帽子。

吳敬璉說：“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強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加強政府及其官員不受約束的“專政”權力，不正是強化腐敗的制度基礎，和他們所宣稱的目標南其轅而北其轍嗎？”（同上文《 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挑戰權貴資本主義》）這里吳先生進一步把人民民主專政誣蔑為權貴資本主義的“制度基礎”。他的理由是沒有西方式的憲政，政府的行政權力就不受其約束，因此有權力的人就可以方便地搞尋租等腐敗活動。他的這些理由不值一駁。我國有憲法為基本法的完備法律體系；我國政府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依法治國，行政權力受法律約束；政府打擊任何尋租、貪污等以權謀私等腐敗罪行；人民檢察院獨立監督法律的執行；國家審計署可以審查任何政府部門的財務收支狀況。   因此，我國政治制度是抵御、打擊腐敗的制度，決不是包庇和產生腐敗的制度。當然，政府里還是會出現腐敗分子的，如前文已經指出的，剝削階級思想是個人犯罪的直接原因，私有制經濟的大發展是社會原因。腐敗與反腐敗將是長期的階級斗爭。我們當然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腐敗的危害性。毛主席早已指出避免因腐敗而人亡政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新路”——人民大眾的民主監督。吳敬璉把打擊腐敗的“專政”權力說成是“腐敗的制度基礎”，這是顛倒是非的一派胡言，其目的是把廣大群眾對腐敗分子的不滿情緒引到政府身上。

吳敬璉談論權貴資本主義是把尋租、貪污等“權貴資本主義現象”作為引子和切入點，主要目的是給國有大公司和人民民主專政加上權貴資本主義“制度基礎”的罪名，以便為他徹底“消除”社會主義制度的“遺產”，實現薩克斯的全面轉軌造輿論?！跋绷松鐣髁x制度，他的經濟改革就“過大關”了，他所期望的“憲政轉軌”就趕上俄羅斯了。

吳敬璉是什么人？從他的自我表白來看，他是新自由主義的信仰者、販賣者、吹鼓手，是“華盛頓共識”及其開路先鋒薩克斯“憲政轉軌”觀念的追隨者。可以斷言，吳先生的期望只不過是黃粱美夢。人類社會發展的前途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

    （2011-06-06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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