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自慰區”
二兩 201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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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是福特基金會潛伏中國的長線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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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秀林按語：
為了讓我的學生聽見不同意見，我在課堂上大大地講過沃勒斯坦。為了網友們聽見最深刻的不同見解，特轉載這篇文章。我知道，太陽不會從西邊出來，這篇轉載的文章也不會長期掛在我的博客家園，所以請愿意傾聽最不相同的見解的朋友們，及時下載或者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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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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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直人會利用謝幕前的最后幾個臺階，拼命將日債引向中國；并且，日債的落腳點，很可能就是那個閃著美麗泡泡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它正在美元的宏觀調控下，準備把人民幣拖進萬丈深淵。”我這么說，決非危言聳聽。
“中日韓自貿區”既缺乏本質上的人民幣主導作用，又不存在什么歷史性的貿易機遇，倒更像是美元經濟全球分工圈內的“中日韓自慰區”。
自慰的關鍵并不在行為，而在意淫。
中日韓自貿區的推手們吹噓說，三國將以龐大的自由消費市場引領亞洲和世界經濟，并實現從政治到經濟，從社會到文化的世紀性對接——其意淫的場景是，美元將友好而文明地讓渡利益，并恭祝人民幣獨立自主東亞的事務。
這豈止是無恥，簡直就是無恥！
正因為洲際、區域乃至國家間的貿易從來就不存在無緣無故的自由，人們才心懷美好愿望去構想和建立自由貿易區。然而，現今世界已建成的自貿區，卻沒有一個不是在強勢的洲際貨幣、區域貨幣或國家貨幣的主導之下——實際上，自貿區早就是強勢貨幣主導下的貿易區域——這也是美元勢力為何如此喜歡自由貿易的原因。
華爾街鼓吹的“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和私有化”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經濟三要素。這三者中，私有化容易形成意識形態的對立，故排在最后，若隱若現；市場定價容易扯上壟斷嫌疑，也不宜出頭；只有自由貿易顯得無拘無束，一無國界，二無意識形態，當然要推在首位，反復宣傳。
三者缺一不可，同屬而異名。其運行邏輯是，一旦在美元的主導下實現自由貿易，華爾街則可輕取對手的市場定價權，白宮則可掌控對手的私有化進程。可以說，用學術理論包裝經濟規范，再用經濟規范掩蓋政治目的，已成為美元勢力推行全球一體化的重要手段。而中日韓自貿區就是美元全球一體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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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韓自貿區的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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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緣起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則緣起于一個“夏天的故事”——1997年，那是一個夏天，有一群白人在亞洲的東南邊畫了一個圈。
把東盟的小肥魚趕進伏擊圈后，以索羅斯為首的華爾街大白鯊們，展開了金融史上最慘無人道的屠殺——神話般地掠奪座座城，奇跡般地聚起座座金山——鯊魚們一邊伴著哀號聲饕餮，一邊還責罵小肥魚引誘自己破了肉戒，影響了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后出面一錘定音，說這是不合理金融體系導致的惡果，故稱東南亞金融危機。
美元不但一舉收獲了東盟幾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成果和貨幣資源信用”，順便還砸斷了韓元的脊梁骨，并在日元襠部的老傷口上狠踹了幾腳，再次奠定了自己不可動搖的江湖霸主地位。當然，福禍相倚，天道難違，美元也收到了它應有的禮物——仇恨——我稱之為“負數的人民信用”。
東盟十國不約而同地將期盼的目光投向中國，無論如何，自鄭和下西洋以來的六百余年間，東盟與這個大鄰居的經貿關系算是友好穩定的。中國政府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不但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還為一些長期友鄰提供了一定的無息或低息貸款，幫助東盟國家共同渡過了艱難時刻。此舉為中國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也為今后“人民幣與東盟交流”提供了堅實的人民信用基礎——1997年底，江澤民主席出席首次東盟-中國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提出“建立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伙伴關系”的原則及政策目標，表明雙方正式拉開了合作的大幕。
從2001年底中國和東盟同意建立自貿區并啟動談判，到2002年底雙方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再到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啟動，可以說，這個歷時12年商榷，涵蓋了11個國家、19億人口、6萬億美元GDP的巨大經濟體的建立已經水到渠成；也可以說，這十多年間，盡管東盟不得不忍受美元的金融盤剝，但他們更愿意選擇人民幣作為市場主導，作為可依靠的、抗衡美元的中堅力量。
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立雖然沒有脫離世貿組織的標準格式，也沒脫離美元本位的陰影，但它留下了氣眼，留下了在未來建立“人民幣自由貿易區”的巨大想象空間。雖然1998年發生過令人發指的印尼排華事件，但中國與東盟整體的政經交往一直在穩步拓展，而且，這種穩定性在相當程度上消磨掉美元在東盟的影響力。當2009年7月希拉里在泰國宣布“美國正在重回東南亞”時，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并沒有退出，又何來重回？個中滋味，恐怕只有美國政客才能體會。
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商榷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插曲，即日、韓要求加入。
嚴格的說，日、韓進入東盟投資經營比中國早得多，也付出了相當大的心血。只是日元、韓元都忘記了自己的美元偽幣身份，沉浸在舉債投資的狂飆中不能自拔，結果雙雙被美元打殘，退出了東盟舞臺——這是何等的痛苦和不甘！
另外，美元雖教訓了日韓，卻不愿讓人民幣來填補真空，它又鼓勵日韓來“摻沙子”。因此，本來是東盟與中國商榷的“10＋1”機制，演變成“10＋3”，多了日、韓。
對東盟來說，美元由于屠殺而完全失去信任，充當美元走狗的日韓元也不值得信任，更何況它們還在接骨療傷，所以、日韓拼命擠進10＋1，就像駢拇枝指，純屬多余。
在此背景下，韓國時任總統金大中退而求其次，在1999年的10＋3會議上提出“東北亞經濟合作體”設想，試探中日反應；作為回應，2002年朱镕基總理在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晤期間，正式提出了“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并建議開展可行性研究。
明眼人都清楚，中日韓自貿區的提出，根本不具備中國—東盟自貿區那樣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條件，倒更像是一個應景之舉——韓國生拉硬拽，日本扭扭捏捏，中國隨口一說——因為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韓國最慘，日本次之，中國未傷。
2003年10月7日，中國新一屆總理溫家寶與日、韓簽署了《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這表明中國對中日韓自貿區的興趣不僅僅停留在研討層面，而是進入了政府推動的實質層面。這期間，除了政府受中國-東盟自貿區推進進度的鼓舞外，中國一批“海歸經濟學家”的忽悠，和“哈日、哈韓人士”的勸進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實際情況是，從三國開始聯合研究到日本地震之前，中日韓自貿區并沒取得什么具體進展。尤其是近年來，受美元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日韓經濟再受重挫，日本變得消極怠工，韓國則裹足不前，就剩中國熱情高漲。三國都覺得自己應該是主導，自己說了算，吵來吵去，自貿區當然無法推進。
到底中、日、韓誰說了算？
都不算。美元說了才算。至少未來10年內，這個格局不會變化。
因為當前的中、日、韓經濟，都陷在一個大泥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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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較優勢的農業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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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17日， [南方周末]刊登了林毅夫的一篇長文《中國還沒有達到工業反哺農業階段》。文章開篇就說，中國不能也不應該增加對農業的補貼，理由有四：
①當前的財政收入無法支持這樣大的補貼。
②對農業補貼會導致農產品過剩，產生一系列棘手的問題。
③一旦開始補貼就很難取消，取消往往引發政治問題。
④補貼在執行上非常困難。
仔細看看內容，第一條夸大財政困難，慫恿當局知難而退。第二條擔心中國過剩農產品沖擊西方市場。第四條說中國農民天性狡猾，多吃多占，補貼費力不討好。這些還不是重點，重點是第三條。
林毅夫舉例說，日本一直對本土農產品進行高額補貼，而加入自貿區將會強烈沖擊農業，逼反農民及農協組織，造成日本政治地震；所以日本對東盟10＋3反應消極，甚至想放棄這個可使經濟復蘇的機遇；難道還不算政治問題嗎？
這不是扯一般的蛋，是扯日本蛋！
我前文談到，日、韓擠進東盟10＋1屬于一不甘心，二不得已；既然不能不來，日本政府當然會擺出一副錙銖必較的架勢，而顯然，日本的農業——人口僅有488萬（65歲以上老人占58%），農產品自給率僅為40%，農業GDP僅占日本總量的2％（最低曾降到1.6%）——就是用來與東盟談判磨牙的小道具。
林毅夫為什么要刻意回避日本這種伎倆，反而去渲染“逼反農民”的政治亂象呢？從1987年起就擔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后又升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的他，其實在做一個橫向類比——2003年中國農業人口達8.86億（占人口總數70.3%），農業GDP占全國總量的39%，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數量級！——他清楚，只要“逼反農民”和“退出自貿區”這兩顆政治地雷能嚇住那些維穩代表，增加農業補貼的議案自然也就煙消云散了。
林毅夫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身上還掛著“十五”計劃起草人、連續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顯赫徽章，某種意義上，該文可看成新一屆政府的經濟政策吹風、及簽署《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之前的輿論熱身。那么，他如此賣力的否定增加農業補貼，又有什么新的三農問題解決方案嗎？
有的。撇開邊角余料，有兩條重點，一是建立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市場，各地農業根據各自的“比較優勢”來布局。二是創造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條件。
比較優勢，促農轉非，多熟悉的詞匯。
前者，是林博士奮力鼓吹的“先進經濟理論”的核心；后者，則是保障前者能夠順利實施的廉價勞動力基礎——它們后來還被包裝成“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列入“十一五計劃”，也就是說，比較優勢從最不起眼的農業環節切入了中國經濟。
各個省、地、市之間取長補短，發揮比較優勢是應該的，也是平衡發展的必由之路，在相同的法律法規、貨幣體系和軍力保障范圍內，即在一國政府框架內協調發展比較優勢，更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具體體現。然而，這不是“林毅夫的比較優勢”。他總是站在全球經濟（也就是美元經濟）的角度，先比較美國對中國的優勢，再談論中國內部的分工協調——而絕不會無緣無故的闡述后者。這是人們經常忽略的地方，也是他的陰鶩之處。
林博士從農業到國企、從地方到中央四處奔走，除了宣講“價格應由市場自己發現、政府調控既無動力也無效率、大企業應參與經濟全球化新游戲”等比較優勢新概念外，最關鍵的是，他每次宣講比較優勢之前，必先有一個定論，那就是——中國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發展戰略（即新中國領導人選擇的趕超戰略），違背了（自由）市場經濟學的普世原則，人為扭曲了價格要素，因此，在此戰略下的工商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及公社化等一系列經濟政策，都是錯誤的！
聽懂了嗎？在中國推廣比較優勢的前提是——毛澤東是錯誤的，社會主義是錯誤的，乃至中國革命都是錯誤的！其錯誤在于，中國沒有走西方列強們劃定的自由市場路子。原來落腳點在這里！真可謂溜邊沉底，輕撈慢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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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共老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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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為林毅夫發明了比較優勢論，那真抬舉了他，他就讀博士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才是“當代比較優勢”真正的大本營——沒錯，這可不是亞當·斯密描述的烏托邦式的古典比較優勢，而是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定向發明”——發明者就是擔任芝大經濟系主任長達15年的西奧多·W·舒爾茨，林毅夫的博士生導師。
其實，沒有中國革命，就沒有舒爾茨這項發明。
受中國革命成功的啟迪及抗美援朝勝利的鼓舞，從50年代起，拉丁美洲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左翼運動。以勞爾·普雷維什為代表的拉美經濟學家提出了“發展主義”的經濟口號，推行在國家保護下的內向型工業化戰略，希望以政策補貼加強成品出口、擴大周邊貿易和限制外資等舉措，擺脫向歐美出口原材料的經濟死路。
雖然發展主義比社會主義柔和得多，但仍嚴重影響了西方資本在拉美的利益，威脅到美元全球擴張戰略。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杜勒斯、他弟弟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迅速與華爾街財團及其經濟智囊構建了一個聯合體，旨在從軍事、外交、資本和思想領域對拉美的發展主義或社會主義予以徹底的顛覆和清洗。
清洗思想領域的重任當仁不讓的落在了華爾街的天然盟友——以自由市場主義著稱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肩上。其中，弗里德曼充當自由貨幣論的精神教父，舒爾茨以系主任的身份組織有針對性的比較研討——在他看來，美國掌握著世界最先進的生產要素和經濟發展鑰匙，只有將經濟項目大量輸出到國外，讓窮國做下游的產生配套，窮國的經濟才能被美國“拯救”——這就是“定向比較優勢論”的前身。
最終，他們選擇了發展主義的骨干國家智利作為洗腦突破口。從1957年到1970年，一百多名經過精心挑選的智利學生（后來擴展到全拉美）先后被推薦到芝加哥大學進行高級研修，福特基金會等財團除了贊助他們學費和生活費，還贊助了一個拉丁美洲經濟研究中心（該基金會還在1995年贊助了林毅夫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學生們除了不斷“反思”自己國家現有的發展主義“弊端”，還要反復“肯定”自由市場經濟的“好處”。舒爾茨們宣稱，經濟沒有意識形態，只有數學和邏輯才能發掘它的理性光輝；任何試圖超越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努力——包括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全面的社會福利、正常的貿易壁壘、對價格的干預等等，都是荒唐而缺乏理性的；尤其是對工農業的財政補貼，簡直就是罪惡！（知道林毅夫為何那樣賣力了吧）
經過日復一日的比較，學生們終于找到了自己國家的比較優勢——即忘掉追趕和超越，利用勞動力密集的社會現實，積極主動地為西方跨國公司提供產業配套，用理性打開自由市場的大門。這些被稱為“芝加哥男孩”的高級學位畢業生們發誓，要創造一切機遇，“科學地”改變祖國的命運。
機會來了。1973年9月11日——美國人偏好的911——在中情局的策應和華爾街的支持下，智利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發動政變推翻了阿連德的親社會主義政權，建立獨裁軍政府，他一面對左翼人士展開血腥屠殺，一面認命了一個由 “芝加哥男孩”領銜的百人經濟顧問團，迅速完成了與美元經濟的強行對接——廢除最低工資，取締工會，取締反對黨，使智利的國有銀行、工業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統統落入華爾街及其代理人的私人腰包，社會貧富分化一度創造出世界紀錄。
受美國唆使，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巴拉圭和烏拉圭相繼發生軍事獨裁，他們還統一步調對左翼人士進行滅絕人性的清洗，并效仿智利建立起“芝加哥自由經濟連鎖店”，把國家的命運拴在美元的褲腰帶上。可以說，每一個芝加哥男孩的“理性經濟公式”里面，都浸透了數十萬左翼人士的鮮血和億萬勞動者的苦澀淚水！
而芝加哥男孩的重要導師，反共老傳教士舒爾茨，盡管1972年就已退休，但仍在1979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他對華爾街的巨大貢獻。媒體還盛贊他把農業問題從農業范籌解脫出來，發展出“人力資本”理論（其實就是比較優勢論的不同版本），使之成為現代經濟學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方的贊賞也是林毅夫的動力所在。
他的眼界并不在農業經濟，他拋出那篇反對農業的補貼、鼓吹“比較優勢”和“促農轉非”文章，就是要以導師為榜樣，以農業為突破口，將自由市場理論推向整個中國經濟界——屏蔽自主創新，將中國經濟完整地捆綁在美元戰車上——以完成他人生最為華麗的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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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拐大彎的國軍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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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如果把林毅夫的經歷拍成電影，可以拿下任何一屆奧斯卡懸疑片大獎——從臺大投筆從戎到陸軍軍官學校，從公費就讀臺政大MBA到金門前線擔任連長，從金門游回大陸到北大讀政治經濟，從北大“巧遇”舒爾茨到被80高齡的他收為關門弟子，從芝加哥大學獲經濟博士到進入國務院參政議政，從比較優勢經濟學家到世界銀行副行長——總有一只神奇的手牽引他全面跨越政治雷區，如入無人之境。
常識告訴我們，一件事要是過于神奇，那就沒有神奇，只有謀奇。
與張維迎、茅于軾等赤裸裸地鼓吹私有化、叫囂將公有經濟“原地掉頭”不同，林毅夫表現出的沉著與果敢讓他更像一個忍者。他是善于“拐大彎”的人——鎖定目標，一點點打方向盤，讓車在不知不覺中舒舒服服的掉了頭。
回頭看看他說的那些比較優勢、促農轉非、新農村建設、人力資本開發等等，其實說的都是一件事——建立自由市場經濟，消除原來的國有經濟影響。
再看看他幕后推手們的所作所為——福特基金會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慷慨贊助，胡舒立的[北方財經系]與[南方系]媒體的搖旗吶喊，體制內[改革原教旨主義分子]對毛澤東時代的全面攻擊——由學術到政壇、由地方到中央刮起一股“比較優勢論”的妖風，順著“專家治國”的門縫吹進了廟堂，如如不動的菩薩們其實，大都偏癱了。
這樣，經過比較的中國經濟幾乎就剩一條路，那就是為美元全面配套。
這與“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歷史口號，與“造飛機不如買飛機”的解體過中國大飛機工業的骯臟政策，都是一脈相承的。
很多人以為，為美元全面配套就是為美國打工，多生產些襪子內褲煤炭鋼鐵，雖然辛苦，但也能攢下些家底不是？NO!不是！
林毅夫的大彎不但沒有拐完，甚至才剛剛開始。“比較優勢”，“全面配套”的下一個節目，緊接著就是“中日韓自貿區”——實現三國經濟的全球分工，直到完全進入華爾街的“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循環，才告一段落。
也就是說，美元要在東亞建立能夠小范圍自我循環的經濟圈，光有日韓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中國拖入泥潭，形成日本占據高端、韓國占據中端、中國占據中低端產業的經濟格局。這樣，人民幣除了要養美元，還要額外擔負兩個亞美混血孤兒，日元與韓元。
我以前談到，日、韓之所以選擇外向型出口經濟，是因為資源和軍力都掌控在美元手里，只能被迫給美元做配套。他們早就被美元強行按在“比較優勢萬人坑”里勞作，如果沒有外力的解救，將永世不得翻身。
現在，同樣的泥坑里又騙進來一位手握核武的瓷器巨人，初來乍到的這位不但出手闊綽，還要和前兩位玩自貿游戲并主持泥坑大局。
這不是意淫，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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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別了，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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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踩著世界銀行的高枝一躍回到了芝加哥圈子里，像個過路人一樣看著身后的中國滑向華爾街主導的深淵。“我只是個經濟學家”，他滿臉無辜。
確實，他是個過路人。沒有主人向美元暗遞投名狀，他如何登堂入室？沒有主人的比較定調，他從何方比較？他不知道中國近代史上的賣國賊都是“比較劣勢大家”嗎？
李鴻章拿中國的劣勢比較了西方列強的優勢，得出了舉國議和的謬論；
張學良拿東北軍的劣勢比較了關東軍的優勢，四十萬大軍一槍不發退出了東北；
汪精衛拿國民黨政府的劣勢比較了“大日本帝國”的優勢，發出了投敵的“艷電”，號召四萬萬國民當奴才以實現曲線救國。
拿自己的劣勢去比較，百分之一百能找到別人的“比較優勢”。還用得著林毅夫從金門到北京到芝加哥這樣拐大彎？
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歷來都是弱的服從強的，沒有上帝主持公道。弱的要不服，那就打。打贏了，變強者；打平手，和平共處；打輸了，認慫。建國30年，中美兩次軍事交手，打平，所以和平共處。盡管美元勢力不認同這一點，總想扮演一個永遠正確的王者，讓別人扮演荒唐的臣民，以便假作真來真亦假，但這是徒勞的。
因為，毛澤東時代的重工業仍在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深藏在中國戰略腹地的“三線”企業仍為中國鎮守著國門，無數愛國的仁人志士還在堅守著自己的底線。情況還沒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雖然丟了襪子和內褲，雖然丟了生豬和飼料，雖然丟了果汁和牛奶，但打狗棍還在手中握，就不算丟人。
真要把打狗棍丟了，更沒什么可怕，丟了，革命就來了。
中國近代光榮的革命傳統，林毅夫與其導師舒爾茨恐怕沒想過吧？那些早就想拐大彎的人，恐怕也忘了吧？
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訪問美國，許多媒體將此行描述為中美關系新十年的“定調之旅”，即為新形勢下中美關系發展定位、定向、定議程。一些漢奸還鼓噪說，這充分表明中美兩國只能做全面合作伙伴，而不能成為戰略競爭對手。
提醒一下，胡主席的訪美之旅共兩站，始于華盛頓，別于芝加哥。
別了，芝加哥！這是胡主席定的調嗎？
無論如何，中國都該唾棄這個該死的自由主義大本營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106475010180j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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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局與破局 （接上篇）
——中日韓“自慰區”（三）
二兩 201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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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壓力與出口
近日，美國又高調宣布要從阿富汗撤軍3萬余人，熟悉美軍套路的人都知道這不過是“換防”的老把戲而已。想想看，北非的卡扎菲拒不繳槍，一心修煉忍者神功，握著核鑰匙的伊朗毛拉們強硬如常，巴基斯坦又在與中國商榷瓜達爾港的“共同開發”，如此背景下，美元勢力怎么可能脫身阿富汗，留下軍力真空呢？無論如何，阿富汗原有的7萬多美軍都將繼續駐留，以保持對中國西部地區的常態高壓。
不過，美軍西邊的 “口頭撤軍”卻可以換來東部、南部的 “實際增兵”——俄羅斯的“圓棰”上個月已從白令海射向了太平洋的堪察加半島，朝鮮東倉里導彈基地已新近竣工，中國的瓦良格航母臨近試航——這都是美軍堂而皇之的增兵理由。除了美軍航母群重新集結東亞外，日、韓、東南亞的海基及陸基力量也將得到軍力輸送。
那么，美元勢力加劇中國東部、南部的壓力，是要制造摩擦挑起戰爭嗎？
絕對不是。
撇開中國的軍事實力不談，美元當前若挑起戰爭，中國將進入全面備戰狀態。那樣，首先在政治上國內的買辦勢力將無所遁形并遭肅清，進而在經濟上中國將進行真正的轉型，徹底摒棄奴才經濟道路。這兩條都是美元勢力無法接受的——戰爭時機不對！
美元加強對中國的軍事高壓，擺出要與人民幣決戰的架勢，其實早就留下了一個緩解壓力的出口。美元希望中國領導人維穩當先，息事寧人，用經濟收益來“置換”政治、軍事上的失意；即希望中國經濟買辦階層繼續快速膨脹，進一步邊緣化國內的政治和軍事要素，最終達到溫水煮青蛙的目的。因此，美元留的出口既非政治，也非軍事——這兩個方向都被封鎖——而是經濟。
經濟出口的路牌上寫著“大東亞和諧共榮”，翻譯過來就是，中日韓自貿區。
美元買辦階層對此心領神會，言改革開放之名而行賣國求榮之實，是他們30年來一貫的伎倆，并且花樣翻新。這不，在推動中日韓自貿區的過程中，他們一直躲在地方政府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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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發燒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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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比較優勢”的理論指路，中有“促農轉非”的政策托底，后有“GDP考核”的指標鞭策，地方政府對中日韓自貿區的熱情遠遠超過了中央政府，高燒不退。
比較來比較去，地方政府發現自主創新做上游產業勞神費力，還是做下游配套舒服得多；再說促農轉非了，勞動力源源不斷，大把農田搖身一變就成了開發區，這些資源不拿來貼現，不去承接日、韓的產業轉移，難道要閑置發霉嗎？
在這些自貿區發燒友當中，以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的體溫最高。
今年1月，在遼寧省政府工作報告和遼寧省“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寫進了“積極推進[長興島自由貿易試驗區]申報工作，推進長興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建設”等內容，作為中日韓自貿區的重要節點，大連長興島的操作正式浮出水面。
長興島既是環渤海經濟圈的優良出海口，也是通往東北地區最便捷的要道。大連市可利用試驗區一舉占據省內GDP的絕對制高點，而遼寧省則可借力該區推動“大連渤海新區”建設，以期獲得與上海浦東、天津濱海和重慶兩江新區同等的政策待遇，包括土地、金融、財稅、投資等方面的先行先試權和一些重要政策突破。可以說，省里與市里的算盤打得都很精。
相比遼寧，山東省的胃口更大。
中韓建交以來，中國已成為韓國最大貿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進口來源國，韓國則是中國第四大貿易伙伴，韓國企業在中國的實際投資近50%落戶山東。青島與煙臺已分別在08、09年建成保稅港區，成為日韓企業登陸中國的橋頭堡，離韓國最近的威海也喊著“借韓興威”的口號，吸引了大量韓資。
今年1月，國務院正式批復了《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規劃》，有了這一基礎，山東準備以青島、煙臺、威海為輻射點，逐步在海洋產業合作、投資貿易便利化、跨國交通物流、電子口岸互聯互通等方面先行先試，最終把整個山東半島納入中日韓自貿試驗區的范疇——可謂沿海地區少有的大手筆。
單純從貿易交流的角度看，山東與遼寧的開放舉措無可厚非。
單純從資本流動的角度看，日、韓中低端產業向中國轉移也合乎情理。
事實上，除了地方政府打的小算盤外，日企及韓企濃厚的投資興趣，也是推動中日韓自貿試驗區快速推進的重要力量。尤其在大地震后，日本東部經濟帶的“核潰爛”以及菅直人謝幕前的發債政策闖關，都預示著日資的“投資興趣”將成倍放大。
但是，從國家戰略的層面看，日韓承接美國中低端產業，中國承接日韓中低端產業，將形成一個定型的產業格局；在這一資本循環過程中，美國為中國設置了日韓兩道障礙，將中國通過積累低端加工技術而突破核心知識產權的企圖，化于無形。
另外，中國承接日韓中低端產業，依舊承襲了“內褲換美元，美元買美債”的賣國思路，人民幣的發行機制將進一步綁定美元，進一步向美元偽幣靠近，直至與日元、韓元同路為伍。
本質上，[中日韓自貿區]在國家戰略層面限制了中國的產業升級和貨幣自主。
對于美元勢力來說，只要助推上述格局早日定型，則中國管理層呼吁的“戰略轉型”和金融權貴們奢談的“人民幣國際化”，都無異于癡人說夢。
顯然，中日韓自貿區的第一獲益人是善于宏觀調控的美元，第二獲益人是急于擺脫“核困境”的日元，第三獲益人是承上啟下的韓元，最后的獲益人才是人民幣。
不過，對中日韓自貿區興趣盎然的第一人卻是中國地方政府，其次是日資企業，最后才是韓資企業，美元倒更像一個旁觀者。至于中央政府，他們喪失了視力和聽力，更失去了定力；他們漠視美元調控這一前提，卻把自由貿易區當作比多邊貿易更高級的形式，和對過去30年改革開放政策的路徑依賴。
在“既得利益優先”的維穩政策下，我們又怎能去責怪地方政府目光短淺呢？難道讓他們去檢查每個日、韓投資背后的“美元動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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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局與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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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本屆政府提速中日韓自貿區進程，未必沒有一點兒勝算吧？要知道，日韓都是美國的鐵桿盟友，是美元東亞戰略的邪惡軸心，難道中國就不能做局自貿區來離間美、日、韓嗎？
這讓我想起一件事。
有次去看一個朋友釣魚，他找到河邊一處水渦回旋之地，就用工具往水中投食，不斷投，投到這群魚兒吃順了嘴，然后直接把三叉型錨鉤甩進水中，迅速收線，沒有一絲停頓，一般反復幾次就能錨上來一條魚。奇怪的是，一條條的魚就這樣被錨上岸，魚群卻并不離開；更奇怪的是，被錨上來的魚往往只被魚鉤掛住身體一丁點肉。我忍不住問，難道就沒有魚奮力一掙擺脫厄運嗎？朋友說，沒有，魚都貪嘴，又怕疼，掌握好線的松緊就跑不了。
當前的美元就好比投食的釣客，中國經濟體就像吃順了嘴的魚，雖然看見別的魚被錨走，心里卻惦記著那點兒食，全然不顧被清蒸或紅燒的危險，仍在水渦里期待好運。魚做局？把人拖下水？它夢見查理二世國王了嗎？
中國倒是在利比亞做了十來年的局，與資本家擠眉眼，玩曖昧，結果呢？
大炮一響，撤僑了事。打狗棍都忘了帶，還想做局？
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
看看地圖上的遼東半島與膠東半島，像兩把大鉗守護著中國東海的大門；如果它們成為中日韓自貿區的試驗區，這兩把大鉗就失去了應有的作用，反而變成兩把大鎖，鎖住了中國出海下洋的門戶——既然東海成為大東亞和諧共榮的典范，既然中日韓經濟親如一家人，那么瓦良格航母還有什么存在的意義呢？茅于軾們會不會建議改成六萬噸的私人游艇，在渤海灣里接待主子呢？
美艦護著美元，美元頂著日債，日債推動中低端產業大舉移師中國、落足中日韓自貿區，已成為當今和未來的日本政府開展災后重建的重要內容。我不能肯定，中國會不會給菅直人這個臺階；我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中國為救條狗而導致心力憔悴的時候，美元一定會及時控訴中國破壞市場游戲準則，進而牽著狗們上來討伐。
此時做多日元，彼時做空人民幣，恐怕也是美元大局中的一個分鏡頭吧。
人民幣須從東亞破局！
破局的要義，在破。不破不立。
破局的主體，是人民幣。是人民。
破局的客體，是美元。是美元偽幣。
美元轉移了中低端產業，意味著它失去了中低端產業；日韓想轉移中低端產業，意味著它們養不起中低端產業。這既是人民幣破局的客觀條件，也是破局的解決之道。問題往往就是答案。
忘掉中日韓自貿區，忘掉自慰的短暫快感！破執去妄，才能立本存真。
也許要10年，也許要15年，人民幣的東亞破局之路必將艱難而曲折。
不要奢望美元走狗們會自動放棄主子，惡狗從來服粗棍。東北亞的，東南亞的，全世界的，都是如此。
資源、軍力和人民信用，就是人民幣的粗棍。
別光盯著中國這點兒有限的資源，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資源都在期待人民力量而不是資本家去發掘、重組；
別瞧不起中國這點兒有限的的軍力，廢掉一個敵手就增長一份精神，打殘幾條攔路狗，出行便無尋釁人；
至于人民信用，能量本就無可限量，只是這些年被美元裹腳布纏住邁不開腿，幾被遺忘；剪斷裹腳布，回歸人民本體，人民信用就能重新健步如飛，并為軍力和資源開拓更廣闊的空間和時間。
當美國失去了世界中低端產品也失去了國內中產階級之時，當日韓失去了主子援手也失去了經濟空間之時，當中國海陸空軍敢于橫掃一切攔路敵之時，當中國跨國企業逐漸變成鱷魚之時，就是人民幣撥云見日之時。
那時候去創立“人民幣自由貿易區”，才算恰逢其時。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60余載，根基于人民信用；中國未來的發展，必然依靠人民信用；強化人民信用，應貫穿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始終。
人民幣的東亞破局之路，就是重建人民信用之路，也是重拾人民幣信心之路。
從這個意義上說，停滯沒有出路，倒退更沒有出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106475010181m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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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吃大豆油，抵制轉基因，不當小白鼠】
【反轉基因大本營：http://www.wyzxsx.com/】
【轉基因專題網站：http://www.zhuanjy.com/】
【簡明資料：什么是轉基因食品？】轉基因，就是把A生物比如昆蟲、動物、細菌的一部分基因，轉移到B生物比如蔬菜、水果、糧食中去，改變B生物的自然特性，達到人的要求。例如，科學家將北極魚體內某個有防凍作用的基因抽出來植入西紅柿里，制造出耐寒西紅柿，就是一種“轉基因食品”。例如，把細菌中的有毒基因植入水稻中，水稻就能產生抗蟲毒素，殺死水稻害蟲。對人有劇毒的轉基因食品三大危害：一代致病，二代致傻，三代絕育。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928ef80100jk9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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