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的價值剩余幾何？--從《轉型的關鍵在推進全面改革》說開去

吳敬璉的價值剩余幾何？--從《轉型的關鍵在推進全面改革》說開去

 路河（民聲網 www.mshw.org）

吳敬璉近期發表《轉型的關鍵在推進全面改革》一文，文中說：

http://www.cfi.net.cn/p20110712000088.html

【目前改革動力不足的原因，恐怕正在于改革的進展不足，形成了某些頑強地不肯退出的既得利益。推進改革勢必遇到來自既得利益等種種阻力和障礙。一些從行政壟斷和權力“尋租”中得益的部門和個人，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蓄意阻撓改革進程，并有意誤導公眾，延緩市場化改革的進程，甚至閹割“改革”的市場化核心內容，把所謂“改革”變成了設租、造租的代名詞；或者假借“調控”的名義，擴大自己的權力和腐敗“尋租”的空間。這些都是值得警惕的。

由于近年來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改革遲滯局面，造成“權力攪買賣”的尋租基礎的擴大，腐敗蔓延和貧富差距過大。對一個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來說，由于原始的低效經濟與現代的高效經濟并存和所謂庫茲涅茨“倒U曲線”的作用，收入差距存在擴大的趨勢，本來就是一個不能掉以輕心的問題，腐敗更使這個問題雪上加霜。經驗表明，改革需要有“頂層設計”和實施方案，而不是一些零碎的、個別的政策調整。能否實現各個領域、全面的改革，這是能不能解決當前問題，能不能成功應對現實挑戰的關鍵。轉型成敗，在此一舉。所謂“一舉”不是一個單項動作，而是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進行的全面改革。所有的改革，說到最后，都與政府和國企有關。中國整體改革能否順利推進，關鍵在于政府自身。改革必須劃清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必須把直接控制經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為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并將政府機關的官員置于民眾的監督之下。在當前形勢下，如果不能建立現代國家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不但經濟不可能平穩發展，而且難以擺脫公權不彰、規則扭曲、秩序紊亂、官民關系緊張的狀態，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就很難進入和諧穩定的正軌。】

在正式討論之前，先看看美國的情況吧，那可是吳敬璉的理想的彼岸世界。中國近幾年大學美國搞私有制的市場經濟，于是基尼系數很快就和美國接軌了，兩極分化程度和美國一樣嚴重。普通人不了解的是，美國社會腐敗也很嚴重，但這種腐敗，卻是吳敬璉從來不批判的腐敗：

【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2001年1月上任時仍然持有與國防和生物科技相關的私人公司的大量股票。其中包括吉利德科學公司的大量股票，該公司擁有克流感專利權。2005年7月，五角大樓購買了價值5800萬美元的克流感，幾個月后，衛生部宣布，要訂購價值高達10億美元的克流感。如此官商不分，讓人嘆為觀止。2006年，拉姆斯菲爾德宣布辭職前三周，布什簽署了國防授權法，該法規定遭遇公共健康急難，總統可調用軍隊實施隔離檢疫并確保疫苗供應。這對吉利德等制藥業是大好消息，短短五個月，其股價上漲了24％。2001年1月，吉利德公司的這支股票大約7.45美元，拉式卸任時，這支股票每股價值67．6美元，一共上漲了8．07倍，單單從這支股票身上拉式獲利4000萬美元左右。
 
再比如，切尼和哈利伯頓公司的丑聞，讓切尼成為幾乎所有美國平民都痛恨的官員。在一個所謂民主自由的國家，如此腐敗的、全民公恨的官員竟然可以長期擔任美國副總統，這也算是人類社會的一大奇觀。哈利伯頓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及天然氣行業服務商之一。切尼擔任副總統后，仍然持有18.9萬股的哈利伯頓股票，還有50萬股尚未執行的認股權。伊拉克戰爭前，這家公司的股價為10美元，三年后漲到41美元，暴漲了四倍多，直接原因是切尼力主的侵略伊拉克的戰爭所帶來的大量石油服務市場和美軍后勤訂單。
 
美國人民可有足夠的自由和權利去監督和懲罰布什、切尼、拉式等人的腐敗行為？美國社會為何如此？
 
在美國類似的腐敗案例舉不勝舉。據人民日報社《 環球人物 》雜志（2009年第5期）《美軍500億貪腐窩案》一文報道，負責伊拉克重建工程的美國陸軍后備役上校科蒂斯·G·懷特福德，與承包商串通一氣，貪污了500億美元。除此之外，尚有1000多億美元的伊拉克戰后重建資金不知所終。】

吳敬璉也批判中國的腐敗、權力尋租，但當前中國官員及美國官員的腐敗，已經不是簡單地侵吞財政公款之類的初級腐敗，而是依靠手中權力為新生的資本家服務并獲得高額傭金，或者自身蛻變成資本家，這是當前最嚴重最惡劣的腐敗，腐敗官員完全已經成為資本家階級的走狗。

吳敬璉從來不敢正視：腐敗的根源是共產黨干部信奉了資本家階級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自私自利的邏輯，并為資本家階級服務，或者自身蛻變為資本家階級。

吳敬璉從來不敢批判資本家階級，因為他是資本家階級的御用文人而已。那些在體制內庇護吳敬璉、保護吳敬璉、重用吳敬璉的官員，正是大搞權錢勾結，自身或者自己的老婆孩子已經蛻變為資本家階級的腐敗的、賣國的資改派官員。

要知道，完全取消政府權力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權力，要求政府權力按照毛澤東思想為人民服務。而完全自由的擺脫政治權力干預的市場經濟，就是資本家任意地自由地剝削壓迫工人的經濟。

政府權力干預影響市場經濟，存在兩種情況：

第一，政府權力為工人農民中產階級等勞動者服務，比如建立工人當家做主的國有企業，徹底消滅資本家的剝削，再比如征收資本家的高額稅收，建立福利國家，限制資本家的剝削，再比如設定嚴格的法律，限制資本家階級的投機牟利行為等等。

第二，政府權力被資本家階級俘獲并為資本家階級服務，比如賤賣國企給資本家；放縱資本家囤積居奇和金融投機，炒作房地產和糧食、大搞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產業化，放縱資本家進入牟利；放縱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減少對資本家階級的稅收加大對工人的稅收，削減福利等等，在資本勢力猖狂的美國，許多大資本家直接當總統當副總統，并利用政治權力大肆牟利，比如前述布什、切尼等人。

吳敬璉大批權力，但他從來不批判第二種權力。他批判的永遠是第一種權力，批判國企要求私有化國企、批判公有制、批判福利社會、批判政府權力對資本家階級的約束和限制，甚至無恥到荒唐到批判政府對資本家階級多征稅的程度。

其實，生產資料所有權是一個社會最根本性的權力，比政治權力更重要更根本的權力。掌握生產資料的少部分人就可以剝削大多數的勞動者，因為前者相對于后者是絕對的強勢者。掌握生產資料的少部分人就可以控制政治權力。

比如，封建社會，地主或莊園主們占有了大量的土地，農奴們沒有土地，雙方在經濟權力上極度不平等。地主們可以不參加勞動。地主提供生產資料如土地，農奴提供勞動。地主通過收取地租方式，無償占有了農奴的大部分勞動成果。設想最簡單的情況：甲擁有一塊土地，乙一無所有。那么甲可以不勞動，而雇傭乙，從而剝削乙的大部分勞動成果。如果甲乙二人共同占有這塊土地，那么甲很難再剝削乙。

在吳敬璉所鼓吹的自由的、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下，生產資料已經被資產階級寡頭壟斷，資本、資產階級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統治性的力量。由于絕大部分企業已經是私營企業，這些企業的主人是資本家而不是勞動者。中國社會從公有制轉變到市場經濟私有制，人數極少的資本家壟斷了眾多企業的所有權、壟斷了生產資料，人數眾多的勞動者則喪失了企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資本家即便是不投入任何勞動，通過壟斷生產資料這種強大的、根本性權力就可以無償占有勞動者的大部分勞動，這種占有，就是資本剝削。資本家階級既然已經在企業里、在市場里、在經濟領域擁有絕對的權力，那么必然要控制社會的政治權力——立法、司法、行政、媒體、軍隊，也會必然控制這個社會的文化權力。市場社會當中的官僚與學者，往往都是將追求個人利益放在人生目標的首位。當經濟資源被資產階級壟斷的情況下，為資產階級服務，便是官僚與學者獲得個人利益的最主要途徑。所以，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社會，就是一個資產階級主導的，與官僚與學者聯盟的，對普通勞動者進行剝削、專政的社會。

在私有企業里，一小撮資本家壟斷了企業所有權，而工人沒有這種權力，所以民營資本家可以剝削工人。這種剝削的根源就在于資本家對企業產權的壟斷。而公有制企業，由于工人共同占有企業所有權，所以沒有誰可以剝削工人。

所以，外資是壟斷企業，民企私企也是壟斷企業。所謂自由競爭階段的私企是有限壟斷性企業。壟斷競爭階段的私企是無限壟斷性企業。資本主義從早期所謂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的發展，就是從有限壟斷階段發展成無限壟斷階段，這是客觀規律。而只有國企，這種產權屬于全民，利潤由全民共享的企業才不是壟斷企業。

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指出的：“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不論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侶，羅馬的市民，諾曼的男爵，美國的奴隸主，瓦拉幾亞的領主，現代的地主，還是資本家”。

自私有制產生以來的人類歷史，都處于這樣的一個階段：生產資料相對被少部分人壟斷，而龐大數量的勞動力之間則是相互競爭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是如此：生產資料被資本家階級壟斷，而同時，勞動者之間卻在相互競爭，相互比賤，使工人的工資僅僅維持在工人勞動力勉強完成簡單再生產（即生存并撫育后代）的水平上。

當前中國社會出現兩極分化，其根本原因是憲法被資改派顛覆了：所有制上，生產資料已經是私有制占主體。分配方式上，已經是以按生產要素即按資分配占主體。這一切都是90年代開始的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導致的。當在毛時代及80年代，當絕大部分工人都在國企等公有制企業勞動時，他們是不遭受任何人的剝削的，那個社會也是貧富差距很小的社會。自90年代國企經過大規模私有化改革之后，中國絕大部分工人就淪為在私營企業工作的受新生資本家剝削的雇傭工人（當前在僅剩的一百多家央企企內工作的工人占整個工人階級的比例很少）。新生的資產階級侵吞了國有資產后，他們憑借對中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無償地占有了中國勞動階級的大部分勞動成果–即剩余價值。

資本家剝削對兩極分化的貢獻比官員腐敗對兩極分化的貢獻要大很多。蘇聯解體前，右派官員們的腐敗已經達到了頂點，但由于在公有制條件下，其獲得財富受到種種限制，而且其腐敗是非法的，遭受左派及人民清算的威脅。正是這批右派腐敗官員推動了蘇聯的解體，搖身一變成為新生資產階級，成為寡頭資本家。我們看到，蘇聯東歐地區在解體后實行市場經濟、大搞私有化后，其基尼系數迅速上升。

中國當前國有企業僅剩100多家央企，受毛時代制度和文化殘余的影響，央企高管的年薪平均是30萬，遠遠低于同等規模私企和外資的高管的年薪。這還是2003年后新自由主義改革所導致的，03年之前，央企高管的年薪更低。在當今國有企業里，高管已經是收入最高的群體，而在私營和外資企業里，高管只是中等收入，私有制企業中收入最高的是資本家，其收入可能是私企高管的十倍百倍。然而，同樣受毛時代制度和文化殘余的影響，當今國有企業內普通職工的收入遠遠高于私企普通職工，當然在新自由主義改革前，國企職工的福利待遇更好。

通過吳敬璉們鼓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中國大部分國企已經被新生資本家廉價鯨吞。中國絕大部分勞動力都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就業，這些勞動者遭受國內外資本家集團的剝削，收入自然低下。

通過仔細地比較當今國企和私企的內部分配，我們會發現，國企在縮小兩極分化，私企在擴大兩極分化。國企內部兩極分化程度比私企小很多，主要是毛時代社會主義制度文化的殘余影響，如果繼續推動新自由主義改革開放，將國企高管和市場徹底接軌，那么中國兩極分化程度還要上升。如果將新自由主義改革進行徹底，將當前的國企私有化，比如將中石油、中石化、電力、鐵路賣給幾個國內外的資本家，那么中國的改革開放就徹底完成了，國企就與私企就徹底接軌了，中國的兩極分化也就更高了。

導致社會兩極分化的另一個因素是腐敗。

當前最大的腐敗，就是私企資本家收買官員，使權力制定對私人資本家有利的政策。

正如以上已經說過的，官僚腐敗獲得的財富從根本上看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稅收形成的財政收入，即公款、國庫，第二是拿手中權力為資本家服務從而獲得利益。而后者其規模數目遠遠高于前者。前者屬于一般性腐敗，通過進行審計可以得到有效監督。當前突出性的官員腐敗不再是貪污公款之類的初級型腐敗，而是更加隱蔽、無法監督的腐敗，即利用手中權力為掌握巨額財富的資本家階級服務從資本家手中獲得非法利益。

前官員腐敗主要是通過替資本家服務而從資本家手中獲得服務費。那么官僚腐敗所得將遠遠少于資本家剝削勞工所得。在國有企業資產全面流失殆盡、國民經濟整體上私有化后，整個國民財富已經被資本家階級攫取。所以從根本上看，腐敗官僚所得的非法收入，僅僅是資本家獲得的剩余價值的一個零頭。

所以腐敗官僚只是依附在資本家階級身上，參與了剩余價值的瓜分而已——這是中國實現市場經濟、大搞私有化后官員腐敗大面積上升的根本原因。這是資本主義的必然表現——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就是資本家階級控制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在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也大量存在政府官員利用手中權力為資本家服務，從而瓜分全世界勞動者剩余價值的現象，甚至許多官員本身就是資本家，如布什家族、切尼家族及保爾森、高盛財團等等。

只要實現公有制、實現按勞分配，中國的兩極分化狀況則會基本緩解。腐敗官員們也喪失了為資本家服務從而參與瓜分剩余價值的機會，腐敗現象就會得到大面積解決。在此基礎上加強人民群眾對干部的監督，杜絕干部對國家財政等公共財產的貪污，那么腐敗問題也就會隨之徹底解決。

但是，要解決這些問題何其困難：中國共產黨的許多高層干部，都已經被吳敬璉們宣傳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所侵染，他們迷信的都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私有化、西方化那套邏輯。

看看吳敬璉近幾年的言行錄，吳敬璉對中國資改派高官的影響太大了，許多資改派高官把吳敬璉的話當做圣經，如此下去必定亡黨亡國：

【吳敬璉，此人外號吳市場，作為市場原教旨主義代表人物，可以說是盡人皆知。奇怪的是，這種人竟然成為了某些高官的貼心智囊，成為主流媒體的熱捧人物。　　

2008年8月30日　，十七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前夕，吳敬璉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提問時，表述了他所謂的改革的“四種體制目標模式”：“（1）后斯大林時期的計劃經濟模式（“改良的蘇聯模式”）；（2）“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東歐模式”）；（3）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東亞模式”）；（4）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歐美模式”）”。他認為“在對改革目標作理論論述時，大體上采用模式（4）的語言”。毫無疑問，他在替黨中央宣布：改革開放的目的是“歐美模式”。吳敬璉這樣說是有緣由的，不錯，全盤西化派的確勢力強大，很多高官或明或暗地支持、實行這一路線。但這絕對不是全黨共識，而吳敬璉他也不能代表黨中央。　　

在吳敬璉的誤導下，由于中國經濟領域市場化過度，必然影響政治領域。中國社會也出現西方社會如美國比較普遍的權力被資本家收買的現象腐敗嚴重，以及兩極分化等惡疾。正當人民呼吁黨和國家要完善社會主義，糾正市場過度的弊端時，吳敬璉則大肆跳將出來，高呼腐敗與兩極分化不是“市場”的錯，是市場不夠的原因，是全盤西化不到位的原因。在西方主流經濟學都不得不承認市場失靈的背景下，吳市場仍然表現出對市場經濟、對歐美模式如此的迷信，可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　　

吳敬璉在2006年6月26日在《長安論壇》以及在8月9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發表講話，認為“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誘因是“腐敗、壟斷等機會不平等造成的”。眾所周之，市場經濟、資本主義是導致兩極分化的總病根。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結論，也是眾多資本主義國家的結論。成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一般都采取“高稅收、高福利”為對策，向高收入人群征收高額累進稅，彌補低收入弱勢群體的貧困。但是吳敬璉竟然反對向高收入人群課征高額累進稅。吳敬璉提出“限制企業主、中高層經理人員、專業人員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對其課征高額累進稅”的主張，“完全是開錯了藥方”。他開出解決兩極分化問題的藥方僅僅是反腐敗、反國企壟斷，說到底就是全面學習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基本制度，而對西方社會中真正對勞動者有利的社會主義因素進行堅決排斥，堅決不學習！　　

面對反思兩極分化，吳敬璉跳出來呼吁警惕拿富人開刀，反對通過稅收等手段縮小貧富差距。　　

無論改善民生消除兩極分化，還是自主創新，黨中央每提一項利國利民的政策，吳敬璉都要跳出來要么歪曲誤導，要么反對。比如“市場換技術”經過實踐證明效果不好，導致的結果是我們往往白白讓出了自己的市場等核心利益，而核心技術還沒換來，幾乎沒有一家成功的中國企業是靠市場換技術成功的。這些本來應該都是常識，也是黨中央提出自主創新的緣由。而吳敬璉卻在緊要關頭調研廣州本田，“再挺市場換技術”，反對質疑市場換技術的聲音。他還說“有人說,外方對技術進行封鎖,但我覺得我們也應該從另一個方面找找自己的問題”，他呼吁“我們不能因為存在一些問題就排斥外國企業”等等，絲毫不掩飾自己那副為外資服務的買辦學者的嘴臉。（　2008年06月18日　 南方日報 吳敬璉再挺“市場換技術” 質疑聲音太片面）　】　

其實吳敬璉早就被網民們批得體無完膚了，他早就失去了騙人的價值。建議中國資改派及美國中情局早做打算，另立旗手，別再讓吳敬璉之類出來招搖撞騙了。

太行布衣《吳敬璉，別再為私有化市場經濟招魂了！》一文對吳敬璉的批評也很有道理，如下：

【許多人不喜歡吳敬璉，其根本原因在他始終提倡私有化市場經濟，禍害了最廣大人民群眾。如今他搖身一變，把自己打扮成“為民請命”的先鋒，借反對腐敗和壟斷之名，繼續為私有化市場經濟招魂。

吳敬璉最近比較忙，連續在鳳凰網站發表自己的文章，喋喋不休地宣揚自己的觀點，向民眾灌輸其私有化市場經濟萬能的思想，誤導秉性善良的民眾。10月31日《南方網》發表了吳敬璉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貧富差別擴大首因是腐敗和壟斷 賄賂總量太大》，鳳凰網像跟屁蟲似的立即轉發。這篇文章借反對腐敗和壟斷之名，行鼓吹私有化市場經濟之實。看似替弱勢群體說話，實則為富人開脫罪責。名義上為民請命，實則鼓吹顏色革命。

吳敬璉將貧富差別擴大首要原因歸咎于腐敗和壟斷，看似合情合理，其實玩得是金蟬脫殼之計。腐敗固然可以引起形式上的貧富差別擴大，但卻不是兩極分化的主因，而是兩極分化的產物。之所以這樣說，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掌握著一定權力的人們，除了道德墮落、信仰缺失、意志薄弱之外，使他們產生墮落另外一個社會根源，則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資本占有者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獲得較豐厚的收益，過著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奢靡生活；而工人和農民辛辛苦苦，流血流汗，所得未及資本家的萬分之一，仍然過著清貧的日子，供不起孩子上學，看不起病，住不上房，養不起老，并藉此發生許多自殺的人間悲劇。有人說勤勞可以致富，可是許許多多工人農民不可謂不勤勞，他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別說致富，就連養活全家也有困難，更別說給予家人幸福和快樂了。這觸目驚心的社會現實，致使許多人心理失去平衡，許多手握權利的人自然也在其中，這種社會現實是促使他們走向墮落，滑向腐敗深淵，所以說社會的兩極分化是導致腐敗產生的根本原因。吳敬璉將此種關系顛倒來說，無非是為了激起人民群眾對腐敗的痛恨，從而悄無聲息地將人民引向他的歧途之上，蓄意掩蓋剝削是造成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的這一主因。就工人階級這一弱勢群體來講，他們的低工資收入就是資本家依靠剝削賺取高額利潤的最有利的證明。如果工人按照自己勞動創造的價值獲得報酬，那么工人階級完全可以擺脫生活的窘況，過上幸福美滿的日子。如果真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取得勞動報酬，限制資本攫取利潤的比重，就不會產生社會財富分配嚴重失衡的弊端，貧富差別擴大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所以說貧富差別擴大與腐敗分子似乎沒有直接的關系，腐敗分子的財富來源，與工人階級沒有十分直接的利害關系，充其量增高了人均平均財富而已，而不是造成工農階級財富分配不公的根源。

縱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從封建主義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分化的主要根源在于私有制經濟制度，根據吳敬璉從西方學來的那點經濟學知識，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提倡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就是希望“看不見得手”左右市場行為，更直白地說，就是追求個人享樂主義最大化。在這樣一種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任何市場經濟行為必然導致無序競爭和惡性競爭，直至產生壟斷行為。這種壟斷行為延續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壽命，進而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盡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制定了一些貌似合理的反壟斷法，但是大型企業的壟斷行為卻是無法回避的，這一點凡是稍微懂一點經濟學常識的人，都十分清楚壟斷行為的不可避免。無論資本來源于國有還是來源于私人，概無例外。吳敬璉的反壟斷是具有十分明確的目的性，他絕不會反對私營企業壟斷，而是堅決反對國有企業做大，這就是吳敬璉反壟斷的真諦。壟斷與否，與企業所有制性質毫無關系，國營企業可以形成壟斷地位，私營企業照樣可以形成壟斷地位，關鍵看是否構成壟斷的因素。

貧富差別擴大是否真如吳敬璉所說與市場經濟毫無關聯呢。撇開中國的情況，兩極分化問題也即貧富差別擴大問題并非中國特有，而是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痼疾，屬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特征。美國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難道說這些國家的貧富差別擴大的根源也是腐敗和壟斷嗎？如果說壟斷是造成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兩極分化的主因，尚可說得過去，但是把兩極分化的根源也歸咎于腐敗，顯然是想掩蓋問題的本質。

吳敬璉承認市場經濟會造成人們收入差別必然較平均主義時代要大一些。這里所說的平均主義時代，不用解釋，當然是指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分配方式，“要大一些”似乎過于保守了，看看現在反映兩極分化程度的基尼系數，已經大大超過了國際接軌標準，達到0.47甚至更高。如果說不是市場經濟造成的，那么實行了這么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把地方國企徹底摧毀，逼迫數千萬工人下崗，造成數萬億國有資產流入個人腰包，成就了成千上萬企業管理者先富的美夢，所有這一切不是按照吳敬璉設計的市場經濟模式搞得嗎？難道吳敬璉的“吳市場”綽號會平白無故從天上掉下來嗎？

中國三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拋棄一切道德信仰，一切向錢看，隨心所欲、不擇手段地追求個人利益，終于成就了今天的社會兩極分化。吳敬璉把市場經濟吹得天花亂墜，說什么“在平等競爭的條件下，有這種分配方式導致的收入差別不會太大，而且社會對這種差別的容忍度是比較高的。”吳敬璉所說“平等競爭條件”，連西方經濟學家都承認無法實現，而不平等競爭則是無法避免，否則就不會有壟斷企業產生了。勞資分配比例嚴重失衡，剝削壓迫的存在，是私有化市場經濟導致社會兩極分化的主要根源。這種分配方式充滿了血腥味，富士康13連跳殞命事件就是資本家剝削壓榨工人的鐵證，對這種剝削壓榨容忍度比較高的人是有的，但絕不是工人階級，而是像吳敬璉這一類極力鼓吹私有化的資產階級分子。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富士康發生了13起跳樓事件，吳敬璉們可曾為工人階級說一句公道話嗎？在血腥事件面前保持沉默裝傻就表明了他們的政治態度。

吳敬璉對中國的富人們是情有獨鐘的。這不奇怪，正是這樣一批人，給予吳敬璉們充足的食物和豐厚的額外待遇，他們能不為富人們搖旗吶喊嗎？樊綱比吳敬璉直率，公開聲明經濟學家就是為富人服務，徹底撕掉了自己的遮羞布。至于吳敬璉說的勤于勞動、善于經營、弄權謀私、結交權貴等等致富方式，不過是掩人耳目的玩意兒。中國現有的富人們除了像袁隆平那樣靠科學研究起家的人之外，哪一個資本家的第一桶金不存在原罪呢？哪一個私營企業不存在偷稅漏稅呢？哪一個有錢人不是靠巧取豪奪、坑蒙拐騙發財的？至于權貴，人民群眾早已恨之入骨，其發財之道眾所周知，何須贅述。人們仇富、仇權貴的根源，不是嫉妒他們擁有財富，而是仇視他們的飛揚跋扈、橫行霸道、為富不仁、草菅人命，仇視他們的財富來路不正。這一點才是社會仇富現象的根源所在。吳敬璉極力維護富人們的利益，無非是想從中分得一杯羹而已。這樣的“磚家”“叫獸”“穴者”如今比比皆是，他們不過是資本家豢養的一條條狂吠犬而已。為了得到主子一塊骨頭，它們什么缺德事都做得出來，什么沒人味的話都說得出口。

現在吳敬璉居然要“為民請命”， 絕不是為工農大眾請命，他是從來不會為工農大眾請命的，這一點毫無疑義。他表面上為中等階層請命，只是希望借助中等階層的力量大搞顏色革命。其不惜老臉皮、頭爆青筋鼓與呼，其實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看看吳敬璉有關中等階層觀點的論述，其狼子野心也就暴露無疑了。吳敬璉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與無產階級爭奪下一代接班人。這從其言語中就可以看得出來，吳敬璉認為：中國的中等階層是由白領和專業技術人員組成的，這樣的表白，完全摒棄了社會財富分配向弱勢群體工農大眾傾斜的基本準則。眾所周知，實現社會財富由國富向民富轉移，由少數人占有向大多數人分配，嚴格限制其他生產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基本原則，才是唯一正確的社會財富分配公平公正的方法。關于中等階層的概念，不過是吳敬璉們淡化階級意識，迷惑年青一代，引誘他們走向歧途的麻醉劑。可以毫不含糊地說，中國所謂白領和專業技術人員仍然屬于工人階級的范疇，他們除了工資稍微高一點之外，其他的境遇與普通工人階級毫無二致，仍然遭受到資本家殘酷剝削和壓榨，仍然毫無民主自由，仍然無法履行當家作主的權力。無論是政治地位還是經濟地位，他們都屬于另冊。在富人眼中，白領和專業技術人員不過是資本家隨意驅使的走狗角色。他們為資本家創造了高額剩余價值，依然無法獲得與付出等值的報酬，依然屬于被剝削階級。這一點許多白領和專業技術人員已經覺醒，不再癡迷于資本家能夠發善心。資本家正是依靠他們的廉價勞動，賺取了巨額利潤，過著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侈靡生活，食山珍海味，住豪宅別墅，行寶馬奔馳，游全球名勝，其子女成為富二代，安享貴族生活。而白領和專業技術人員與廣大工農階級一樣，不得不節衣縮食，花掉所有的積蓄，成為房奴；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健康，換取稍微像點樣子的生活；不得不積攢一點錢財養兒防老治病。一旦經濟危機降臨，他們也同樣不得不面對物價飛漲，露出困窘之態。即便如此，吳敬璉還是自我感覺良好地要將中等階層納入他們的勢力范圍，希望培育更多的中產階層，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吳敬璉之所以這么熱心培育中等階層，當然不是為了縮小貧富差別過大，更不是為了減少兩極分化。因為他清楚地知道，要縮小貧富差距，必須解決工農階級收入過低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涉及到資本家的根本利益。提高工農階級的收入，必然導致資本家賺取的利潤額下降，這樣一來，他吳敬璉就無法從資本家那里獲得豐厚的報酬，以便過自己的幸福生活。至于工農階級與富人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讓他們繼續存在好了，與吳敬璉又有何利害關系呢！

吳敬璉對中國目前的中等階層似乎不太滿意，說他們一是自覺利益不夠，二是公民意識缺乏。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中等階層作為社會群體的根本利益在于經濟社會制度健全”起來，他責難中等階層只“專注于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能夠得到進一步改善”。言外之意，就是中國的中等階層小富即安，明哲保身。吳敬璉希望他們干什么呢？希望他們承擔起改革國家體制的責任。吳敬璉警告他們國家體制不搞好，個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進一步提高是完全沒有保障的。然而現實社會讓許多中等階層看清了吳敬璉鼓吹的私有化市場經濟和國家體制改革，必將導致他們中的極大多數墮落到萬丈深淵之中。如果繼續堅持走私有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如果按照吳敬璉鼓吹的西方政治體制模式進行改革，他們中的極大多數將成為資產階級奴役的工具，當家做主人的夢想就永遠無法實現，個人工作和幸福將永遠被資本家所左右，社會安全保障更無從談起。正因為看到這一點，越來越多的中等階層加入到反對資產階級政治體制改革的行列，成為率領中國工農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先鋒，使得國家政治體制改革被少數精英操縱的現實正在被逐漸顛覆，這就是為什么吳敬璉對中國中等階層“怒其不爭”的根源所在。他是希望中國的中等階層充當起他們大搞顏色革命的先鋒隊，按照他們的意圖鼓吹政治體制改革，徹底私有化，實現其洋主子和平演變中國的目的。現在看來，吳敬璉的企圖或許難以實現了，不光工農階級對其主張不感興趣，就連他寄予厚望的中等階層也已反戈一擊，這使得吳敬璉哀嚎不已，滋生出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哀情緒。或許在吳敬璉有生之年，恐怕看不到他所期盼的政治體制改革了。

吳敬璉提出的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在他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抉擇》一書中已有詳盡表述。按其表述，擴大生產，增加消費的途徑，最終的目的是造就一批“白領”（與“中產階級”一樣的舶來品），借此提升消費水平。至于普通勞動者如工人農民收入的提高，似乎并不是吳敬璉們首選的關心對象。眾所周知，在中國“白領”（中產階級）所占份額較小，主要的消費群體是工農階級，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才是中國擴大內需的動力所在。造就一大批“中產階級”，提高消費能力，前景十分誘人。然而，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政客們為普通百姓墻上畫餅的故伎重演，繼續玩弄騙人的把戲，就有點太低估普通老百姓的識別能力了。

二戰后，歐美國家出現中產階級，那是因為由于蘇聯中國共產主義國家的外在壓力，歐美資產階級不得不緩和國內矛盾。蘇聯解體后，新自由主義泛濫，自由市場經濟泛濫，無論是歐洲、美國、日本兩極分化都在加重，中產階級萎縮。在毛時代及80年代，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是很高的，但是經過吳敬璉倡導的私有化改革，工人的生活一落千丈。

所謂不受政府限制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資本家階級利益最大化的體制。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有利于底層人民的，如增加福利、加大對富豪的稅收等等，一種是有利于資本家階級的，如美國拿工人的稅收救助金融寡頭。而吳敬璉所反對的正是有利于工人農民的政府干預。純粹的市場經濟、自由市場經濟有弊端，這是連美國主流經濟學都承認的常識，現實和歷史也證明自由市場經濟、私有化市場化改革會造成兩極分化。

吳敬璉限制政府權力的說教，不是其首創，而是西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說的鼻祖斯密及哈耶克等人的杰作。

當政府利用權力推進獨裁專制式的私有化改革時，這些自由派學者高呼萬歲。比如吳敬璉的老祖宗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自由派學者就極力支持智利的獨裁者皮諾切特搞私有化、搞針對左翼的大屠殺。而吳敬璉也一直支持中國資改派官員侵吞國有資產，支持針對中國工人階級的獨裁專制的下崗運動。而吳敬璉因為極力支持中國的國企私有化改革，從而獲得某些獨裁官僚的青睞而風光無限。而當政府在工人運動的壓力下開始限制資本家的財富，增大對資本家階級的稅收，增進人民大眾的福利、或者試圖恢復公有制時，吳敬璉們就跳出來反對權力干預市場。吳敬璉們們不過是獨裁官僚們的走狗及資本家階級的御用文人，是工人階級人民大眾的死敵。

當然人民群眾還是要感謝吳敬璉的，因為他提醒我們，參與政治體制改革的權力不能放棄，只有參與才能全力維護工農階級自身的根本利益，維護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體。我們不要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精英身上，他們與我們不是同路人。工農階級（包括白領和專業技術人員）要靠自己的努力奮斗，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領導下，爭取早日恢復公有制、恢復昔日當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恢復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實現社會財富分配的公平正義，徹底摧毀剝削壓迫，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才能確保工農階級的根本利益不受侵害，從而使得幸福生活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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