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是經濟改革的約束條件

——經濟體制改革方向再辨析

李濟廣

摘要：公有制經濟在數量比重上為主體是黨的基本綱領，公有制代表絕大多數人民利益，是通向人類福利最大化的最佳途徑，現實的所有制結構要求我們高度關注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因此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是經濟改革的約束條件。國有經濟的數量和布局必須滿足國有經濟為主體的要求，必須堅持以公有股份制和公有股權多元化為股份制的主要形式，局部地區和單個行業也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國有資本預算不能削減國有經濟資本和利潤，國有經濟重組和改革不能搞國退私進，必須制定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的政策措施。

關鍵詞：公有制為主體；所有制結構；改革；國家基本經濟制度

    近年來，主張經濟改革私有化、資有化的觀點和政策建議不絕于耳，而且聲音越來越高、越來越直接。如風云人物陳志武、許小年、茅于軾、任志強、秦曉等都已直接要求私有化。問題的嚴重性在于，這種思潮已演變為不少政府官員的思想和主張，影響了具體政策的制定和實踐。由于這一問題事關黨和國家的根本前途和人民群眾的長遠命運，我們不得不對各種“忽悠”觀點不斷地予以分析與澄清。

一、中國經濟改革必須確保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一）公有制經濟在數量比重上為主體是黨的基本綱領

共產黨之所以稱為“共產黨”，原因就在于它把共產制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基本途徑，推行公有制是它的最基本綱領。雖然由于目前公有制的經濟管理能力不足于有效率地經營好一切企業，不能完全解決就業問題，因而還需發展非公經濟，但如果我們在各項改革中不問“是公是私”，導致私有制經濟為絕對主體和外資經濟為主導，就等于不問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

一些資化派自知無法直接否定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原則，便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含義上做文章。有些人提出，“深化對公有制為主體的認識”，就是不必考慮公有制的數量和比重。但數量和比例是客觀存在的。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原理，質是由量決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性質就是由公有制的數量和比重決定的。有些人說，公有制為主體不等于數量上占多數，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不是簡單地從數量和比重上衡量。其實，“主體”一詞本身就是個數量概念，“主體”的語義就是“事物的主要部分”，也就是一大半的意思。當我們說“主體工程已經竣工”的時候，沒有65%–80%以上(絕非51%以上)，能稱得上是“主體”？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說過，公有資產占優勢，要有量的優勢。報告雖然提出注重國有資產質的提高，但這不等于不要量的優勢。在公有經濟中，國有經濟需要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而沒有相當的數量和比例，這種主導作用也難以發揮。

更多的人已不再理會憲法黨章“公有制為主體”這句話，例如不斷地有人主張“國有資本從一般競爭性產業和非行業骨干企業退出”，“遏制某些政府產業的壟斷擴張趨勢”。雖然馬克思主義者一再論證指出，退出競爭性領域差不多就是退出整個經濟，會導致和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基本區別，可是“主流意識”絲毫不為所動。原國資委主任講,“市場已經很成熟的領域,國企必須退出。”^[1]“國企將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逐步、穩妥地退出”。^[2]一位原副委員長說，“黨的十五大即確定了國企尤其是央企要在競爭性行業退出”。^[3]一位全國政協副主席也表示，“中共十五大已經明確提出，國有企業在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領域里面發展，在競爭性領域內應有序地退出。如果出現反向的(運動)，我認為是不正常的(現象)。” ^[4]一位國資委副主任認為，當前“國有經濟還沒有完全退到位，省一級還沒有完全退到位。”暫時維持目前所有制格局是因為民營企業治理水平尚不適宜接管中央企業，目前把國企“賣給民營企業。這又受制于我國民營企業的發展階段。”^[5]按照這位國家國有資產當家人的意思，什么時候認為私營企業管理能力提高了，就可以放心地把國企交給私營企業了。作為中共黨員的作者，讀到這些話，深感震驚。

在這種輿論氛圍下，喚醒人們的國家基本經濟制度意識，在改革中把公有制為主體作為絕對必須的約束條件，一直都是當務之急。

（二）公有制代表絕大多數人民利益，是通向人類福利最大化的最佳途徑

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黨的基本綱領當然僅僅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在于，公有制代表了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公有制經濟是通向人類福利最大化的最佳途徑。

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到《反杜林論》等著作，對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及其剩余價值的追求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對勞動群眾的奴役和剝削，對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必然性，對于公有制條件下勞動人民的主人地位、共同富裕和自由發展，都做了極為深入的論證。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取得了人類歷史從來沒有過的輝煌業績。幾十年來，大量論文和專著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優越性的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可以說是數量龐大、論證十分充分。然而，第一，發展公有制經濟會遇到嚴峻的階級斗爭，對公有制理論不愿意看的人比瞎子還要瞎。國際資產階級和國內一部分精英勢力，以及它們的代言人，不甘心公有制經濟使少數人失去手握巨額財富的快感和站在百姓之上作威作福的優越感，對公有制經濟大加詆毀，對資本主義贊賞有加，運用政治、文化、經濟、武力手段打壓社會主義國家及其公有制經濟，對馬克思主義陣營的著述當然不予一顧。第二，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特點是深刻，是透過現象看本質，超出了一般人的日常思維。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些政府官員，可能智商不低。然而，智商和深刻完全是兩回事，聰明人很可能是膚淺的人。例如，人們只注意私企老板工作認真，國有企業腐敗不公現象較多，然而卻不能同時注意到私營大公司的代理問題，認識不到國有經濟存在弊端是因為沒按公有制本性實行所有者直接管理和監督，沒實現真正的制衡；人們只注意一些國有企業面臨經營困難，卻看不到私營企業的大批破產以及私企帶來的種種不平等、需求不足和偷稅造假污染等弊端，忽視公有制經濟經濟的社會效益和宏觀經濟效益，以及存在特殊負擔。社會上的教材、文獻、宣傳文章對公有制優越性的道理寫得浮皮潦草，抽象簡單，甚至加以回避，造成很多人腦子里沒有發展公有經濟的理念。

主張私有制為主體最“有力”的理論根據是馬克思的“兩個絕不會”：“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細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6]他們的意思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還在發揮，因此搞公有制不到時候。事實上，馬克思“兩個絕不會”觀點并不否定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條件已經成熟的基本觀點。第一，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公有制能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思想從來沒有改變過。只是他們認為，1948年資本主義經濟還普遍繁榮，矛盾不尖銳，實踐證明革命的具體“時機”那時不成熟。但是認為40年代不成熟不等于認為70年代、80年代還不成熟。他們不停的革命活動，對論證資本主義喪鐘就要敲響的《資本論》和系統論證資本主義私有制即將滅亡的《反杜林論》的研究和不斷宣傳，代表了他們的基本立場。

第二，對“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的物質條件”和“一個社會形態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不能做教條主義的理解。首先，現代世界已經完全具備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物質條件”。中國、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物質生產力條件早已飛速發展。馬克思之前的工業革命只是機器生產和工廠化生產的產生，而今天，不僅神奇的電力和自動化的生產線廣泛運用，那些威力無比的核能、奇妙的軟件和電腦、萬能而強大的網絡，以及過去想都想不到的移動通訊，與馬克思年代的生產力比較起來，絕對是天壤之別。人們沒有任何理由可笑地說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革命發生在發達國家，而中國的生產力還落后。其次，過時的社會形態也不能使生產力絕對停止發揮。據聯合國保守估計，目前全球奴隸的數量已經達到2700萬，超過人類歷史任何一個時期。在使用奴隸的地方生產力停止不動了嗎？事實上，開“黑磚窯”的人比別人賺錢更多。難道這種制度不應當滅亡嗎？當今美國農場主有不少人租地經營，還存在一些佃農，日本土地出租占20%，而出租和佃農都是封建社會的經營方式，你能看出它那里生產力不再有任何發揮了嗎？就算今天封建生產關系遍布社會，生產力也不會停滯不動，但地主的存在是生產力發展所必須的嗎？問題在于，哪種生產關系能夠更好地發展有利于生產力，哪種生產關系更有利于社會穩健、科學、公正地發展。最后，如果要絕對地摳馬克思的原文，我們只能說，馬克思主義的公有制主張沒有改變，而“兩個絕不會”則是有點絕對化的表達。蘇東以及中國等國，私有制生產關系不是曾經滅亡過嗎？再強調“決不會滅亡”能說明什么呢？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早就出現了，再強調“決不會出現”能說明什么呢？列寧關于革命可以在薄弱環節突破的理論已經發展了馬克思上述論斷。

（三）現實的所有制結構要求我們高度關注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如果當前是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強調改革必須以公有制為約束條件也許有點太過謹慎，但現實的情形卻并非如此。許多與所有制結構有關的統計數據雖然統計口徑不全面，與所有權結構不完全對應，但也反映了大體狀況。其中李成瑞的估算統計口徑較為全面，他的估算結果是，2006年GDP的比重私有制占63%，公有制占37%，就業人員二、三產業公私經濟所占比重分別為32%與68%，而且私有制的比重還在進一步提高。^[7]但應指出，根據非公經濟比重反推出來的公有GDP包含著占GDP9%的非經營性教文衛和公共管理部門增加值，公有就業比重同樣包括非經濟部門。

筆者經過詳細計算（全稿近18000字，這里不便詳細引述），2008年（關鍵數據僅有2008年的），包括企業和農戶的全國直接經營性資本所有權結構：國有資本占24.35%，集體資本占7.24%，個人資本占52.56%，外商資本占15.85%。加上個人非直接經營性金融財產和住房財產、土地(自然資源類)的全國純粹經濟性財產所有權結構，國有資本占15.37%，集體資本占2.61%，個人資本占75.56%，外商資本占6.45%。加上公益性財產和耐用消費品價值在內的全國全部財產所有權，國有財產占18.63%，集體財產占2.24%，個人財產占73.60%，外商財產占5.53%。

研究經營性資本結構還要根據公有資本的公有性程度進行計量。恰如王中保所說，從私有制企業到公有制企業,企業的公有性就表現為一個連續的光譜。公有性可以計量。^[8] 公有性由勞動者對財產的占有權、控制權特別是分配權行使的范圍和程度所決定。（1）現在全民絕大多數不能與國有生產資料相結合，對國有經濟的控制權極為有限，也不可能參加國有企業的按勞分配，分享企業利潤的數量更是微乎其微，在企業內部，勞動者的支配權、分配權與經營者相比相差懸殊，股份制使勞動聯合和按勞分配受到抑制。因此，現行國有資本包含著的不同性質所有制的因素，計算公有資本的數量時應當進行分解。舉例，現行國有資本的性質 = 0.6（60%）的集體所有制因素＋0.2的國家所有制因素＋0.1的經營層所有制因素＋0.1的全民所有制因素。另外，農村集體對土地沒有占有、使用、處置和分配權，地租全部歸農戶，從經濟上講土地已歸農戶個人所有。農村集體公有性也很低。（2）計算公有資本的數量，應當對不同性質的所有制因素所具有的不同公有性給予一個權數。舉例，資本的公有性程度：集體所有制的公有性程度 = 0.5，國家所有制的公有性程度 = 0.8，經營層所有制的公有性程度 = 0.1，全民所有制的公有性程度 = 1.0。以上某種公有經濟成分所含不同性質所有制因素權數×不同性質所有制因素所具有的不同公有性權數=某種公有經濟成分的實際公有制比重（上例為0.57），即按公有性計量的公有資本數量（如0.57）將比統計數字（單位1）小得多。

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我們仍然面臨著私有準入擴大、國有戰線收縮的氛圍，如果繼續受人“忽悠”，對各項重大改革不問“是公是私”，社會主義事業真的會毀于一旦。

二、重要改革必須以保證公有制主體地位為前提

正確制定改革的具體方針政策，才能使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原則得到保障。

（一）國有經濟的數量和布局必須滿足國有經濟為主體的要求

公有制經濟是由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組成的，因此，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歷史使命要由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共同承擔，如果其中的一種經濟成分比重比較小，另一種經濟成分就得保持較大的份額。現在集體經濟比重比較小，國有經濟應當成為保證公有制主體地位的主力軍。“主導”作用在量上彈性很大，在強調“主導”作用的同時如果不能明確國有經濟加集體經濟必須在數量上占優勢，一個自然的結果就是使公有制失去主體地位，國家基本經濟制度名存實亡。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要”但應不限于“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還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所以，起主導作用的國有經濟不能僅僅起主導作用，也應當起到主體作用。

現在的主要傾向是，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也常常被否定。一些人認為國有企業只能在特殊領域起戰略作用，一些人認為國有企業只應用于彌補市場缺陷，或只起提供公共產品的作用。按這些觀點（且不說那些完全私有化的觀點）去做，必然把國有企業的規模限制在極為有限的程度上，連主導作用也不能保。

一個常見的提法，《企業國有資產法》也提出，“國家采取措施，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僅僅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還沒說控制）不能維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可以被解釋得比較窄；例如連農業都不會被當作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因此這一規定和最高法《憲法》關于公有制為主體的規定不吻合。法學界每天天都在研究各項法律如何改進，這條法律也需要研究如何改過來。

（二）審慎而正確地實施股份制和產權多元化

如何實施股份制及相應的產權多元化對改革方向的影響非常大。資化派在“靜候所有權改革壓力的出現”的同時，極力推動“逐步釋放更多的國有股，不斷降低國有股比例”，因為他們知道，“混合所有制和股權多元化并不一定能保證企業在短期內發展得更好，但一定會把國有企業帶到一個方向正確的改革不歸路。”^[9]資化派和馬克思主義者都心里明鏡般清楚，這個不歸路就是全盤私有化。遺憾的是，眾多的政治課教師、宣傳部干部、主管國有經濟改革的公務員卻好像不明白。

促進政企分開、規范法人治理結構、利用個人對企業經營的較高關切度，不一定非得引進私有產權。如果有兩個以上公有大股東參與決策，只要不屬于同一政府機構，就可以使某一政府不能隨意發號施令從而確保政企職能分開，而一般的企業上市做不到這一點。通過競聘選擇領導者、由群眾選擇管理者也可以使經營者不必完全對政府負責。股權多元化似乎有助于形成制約關系，扭轉“一把手”專制的弊端，改善法人治理結構，但這不是必然的。即使不搞股權多元化，也可以從制度上保證領導來源的多渠道和領導班子決策程序的規范性，從而實現制約。至于利用個人對企業經營的較高關切度，事實早已證明小股東作為投機者對監督制約不起作用；股權多元化的美國公司控制權已經轉移到了內部經營者和外部監控者手中，所有者則已“被繳械”。^[10] 如果讓私有股東控制企業經營權，則大量事件證明企業控制者必然掠奪其他股東包括國家股。如果國家只是充當參股者，則會使企業性質發生改變。對國際現有文獻的回顧告訴我們，什么類型的終極所有者控制最有效，結論是不確定的。^[11] 利用個人的關切度關鍵是給所有者社會公眾和企業職工以決策權和監督權。

國有企業也沒有必要上市圈錢。國有企業利潤數量很大（央企萬億），如果再有力地遏制高薪酬和腐敗浪費，國有經濟資本金的增加不是問題；國企上市使大量國有利潤拱手讓人。如需融資，國有企業貸款十分容易，另外可以放開國有企業發行債券和商業票據（也是債券），債券融資利率比貸款成本低得多。

因此，如果要搞股份制，必須堅持以公有股份制為股份制的主要形式。一般地說，企業越大，監督機制越容易健全，國有獨資、國有多元化與公私混合所有制的差別就越小甚至優越于私有化；小企業易于規范的生產領域、靈活性較小的經營環節、便于承包租賃的項目和設施，國有獨資、國有絕對控股和公有多元化都比較容易運營。因此，應根據企業規模、業務和設施的特點、行業的重要性、以及企業的實際情況決定是否實行產權多元化，實行什么形式的多元化。能不上市的盡量不上市，對上市的要鼓勵其擇機增持股份。

（三）局部地區和單個行業也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

公有制為主體的觀念在地方官員那里已經難得見到，人們聽到的都是“大力發展民營經濟”而國有企業要“退出”或“產權多元化”。今天，宏觀資金過剩使我們極其頭痛，勿需大力吸引非公資金，管理人才的水平完全不低于資本主義國家，沒有理由在任何地區放棄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各個地區大變化的加總就是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大變化。各個省、市和多數的縣都把公有制經濟當作主體經濟，才會有整個國家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地方官員如果認為自己無力搞好公有制經濟，就沒有資格擔任黨的負責人。地方領導政績考核，必須把公有制經濟發展狀況放在突出地位。

國有經濟只在少數幾個行業占支配地位保證不了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落實。在今天，至少在目標上，工業（包括國防科技工業）、農業、金融業、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等行業，以及基礎設施、自然壟斷行業、社會事業、公用事業乃至商業服務業中的重要行業，公有經濟都應當占主體。

（四）國有資本預算不能削減國有經濟資本和利潤

我國國有資本預算支出包括：（1）資本性支出；（2）費用性支出，主要用于彌補國有企業改革成本，解決歷史遺留問題；（3）其他支出，即用于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還有個規定，上市國有企業10%的股權轉給社保基金。許小年甚至主張“與其國資委掌握幾十萬億的國有資產，不如把它放到全國社保基金里。”^[12]我們認為，國有資本用于彌補改革成本的費用性支出和社保支出是沒有理論根據的。國資預算的法理基礎是國有資本所有權及其收益索取權和支配權，履行的是國家的所有者職能，公共預算的法理基礎是國家公共權力及其對部分國民收入的分配權，履行的是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如果說國有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將一部分國有企業收益用于特困企業職工超過低保水平的生活補助，用于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企業后勤服務社會化等問題，尚有一定道理，但離退休職工不管企業是否為其繳納養老和醫療保險費，根據他們和他們所在企業過去為國家上繳的利稅，他們完全有權利享受相應的養老醫療待遇。至于常規的社會保障資金，按“主流經濟學家”掛在嘴上的國際慣例，或者是出于社會保障稅，或者是出于社會保障費，讓社會經濟的一部分國有經濟拿出一部分資本和利潤用于社會保障，是一種歧視。秦曉就把劃撥社保、減持、轉讓等方式作為私有化的基本途徑。另外，養老保險的基本原理是年輕人養活老年人，所謂養老保險欠賬空賬從而撥款充實基金必遭大貶值的做法極其幼稚。

一位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說：“國有企業的資產實際上屬于國家、屬于全體人民的一筆儲蓄，一旦以后國家需要錢，完全可以動用。……中國還將面臨進入一個老年社會的問題，到那個時候，需要錢的時候，我相信這筆資產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13]這一影響較大的國有資產儲蓄論十分危險，這使比重不大的國有資產處于隨時可被大幅削減的境地中。更有甚者，有人鼓動把國有企業利潤分給全民。問題是，國有經濟比重已經與其地位不適應，稅負又很重（據國資委的統計，國有企業的稅負近年來稅負均值是私營企業稅負綜合平均值的5倍多，是其他企業中稅負最高的股份公司的稅負平均值的2倍），如果一方面把國有資本和利潤挪作它用，另一方面又要引進私有資本，客觀上就是私有化。

（五）國有經濟重組和改革不能搞國退私進，必須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

國家國資委一位負責人曾說，一個央企在營收和凈利潤兩項指標“不能在行業做大前三的，必須退出”；在此過程中，“歡迎民營、外資參與央企重組”。此說法顯為國退私進。全國的法人企業有幾百萬戶，一個行業里企業眾多而前三名不一定都是國有企業，2005年《中國產業地圖》的一個統計是中國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在此情形下，前三名之外的央企都要退出，國有經濟比重將進一步受到極大遏制。不僅如此，這位負責人還說：“未來民企肯定會收購兼并我們(國企)”,“國退民進’這段路不會短,……其實我也想快”。^[14]作為中共黨員的作者，讀到這些話，不得不一再瞠目結舌。

發展改革委《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指出，“推動國有資本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適當退出，拓寬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市場空間。進一步消除制約民間投資的制度性障礙，支持民間資本投向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實際上，國有資本準備集中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如電力、電信、民航、石油石化、包括鐵路的交通運輸、土地礦產、鹽業、國防科技工業等領域已無不“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彭森2011年4月7日表示，“十二五”時期要切實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十二五”時期要切實放寬市場準入，完善財稅、金融等支持政策，促進非公經濟和民間投資穩定增長。^[15]這種國退私進思路必使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日漸式微。不知這是向著這些官員口里所說的“公有制為主體”反向還是正向前進。我國人民群眾和研究者每天都在通過各種途徑對國家各項政策提出意見和建議，對于事關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問題，發改委和國資委作為執行性行政機關不能繞過黨代會、人代會和人民群眾自行決定與中央政策不符的政策。

我們也沒有必要強調國有經濟有進有退。如果“退”指的是經營困難的企業破產關閉，那么這是一種正常現象，勿需特意提出，如指的是國有企業從一些領域退出，則與國家基本制度不相宜。

當前，我們亟需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把這稱為“國進公進”雖無必要但也不是錯誤，根據現實經濟成分比重，“國進資退”也沒有什么理虧。當然我們也沒有必要提出“私退外退”，因為我們不會沒收私有財產，也不會要求其減產關閉，但進一步擴大私人經濟比重，使私營、外資企業占領更多領域，也與國家基本制度相沖突。

發展公有制經濟，目前我們需要做的是：在工資成本、社保成本和國家稅收等方面使不同的經濟成分負擔基本平等；不對國有經濟提出進入競爭性領域的限制；不對私營經濟發展領域毫無限制；國有土地收入屬于國有資產收入，應納入國有資本預算，主要用于發展公有制經濟；借鑒重慶做法，用土地、國債、規費、稅收返還等對國有經濟注資；倡導、組織、支持集體經濟。最后，需要各級領導干部把“招商引資”、“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的精力抽出一些來，努力地去發展公有制經濟。

注：

①張牡霞：《國企必須退出市場已經很成熟的領域》，《上海證券報》2010年2月8日。

②鄭曉波：《李榮融：國企將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逐步、穩妥地退出》，《證券時報》2010年4月3日。

③徐以升：《民營經濟的挑戰與未來 眾專家縱論中國民營經濟60年》，《第一財經日報》2009年12月14日。

④許可新：《全國工商聯主席：部分行業已現國進民退 將付出沉重代價》，《第一財經日報》2009年9月23日。

⑤邵寧：《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方向》《上海國資》,2010年第12期。

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卷，第9頁。

⑦ 李成瑞：《大變化：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結構變化情況及其復雜性分析》，《探索》,2007年第5期。

⑧王中保：《企業公有性、效率與經濟發展》，《當代經濟研究》，2008年第6期。

⑨張文魁：《國有企業改革的中國范式及其挑戰》，《改革》，2008年第10期。

⑩ 余 菁：《美國公司治理：公司控制權轉移的歷史分析》，《中國工業經濟》，2009年第7期。

 11甄紅線：《終極所有權與公司績效研究述評》，《經濟學動態》，2009年第2期。

12許小年：《國有資產應分給13億民眾》，《新京報》2010年11月6日。

13劉洋：《一邊哭窮一邊大賺 國企利潤看不懂》，《國際金融報》，2011年5月3日。

14忻尚倫：《李榮融:未來民企會兼并國企》，《東方早報》2009年12月19日。

15劉錚：《國家發改委：十二五”期間將加力推進部分行業改革》，新華網 2011年4月8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