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優勢”萬人坑
——中日韓“自慰區”（二）
二兩 2011-6-22
（接上篇）
一、比較優勢的農業突破口
2003年7月17日， [南方周末]刊登了林毅夫的一篇長文《中國還沒有達到工業反哺農業階段》。文章開篇就說，中國不能也不應該增加對農業的補貼，理由有四：
①當前的財政收入無法支持這樣大的補貼。
②對農業補貼會導致農產品過剩，產生一系列棘手的問題。
③一旦開始補貼就很難取消，取消往往引發政治問題。
④補貼在執行上非常困難。
仔細看看內容，第一條夸大財政困難，慫恿當局知難而退。第二條擔心中國過剩農產品沖擊西方市場。第四條說中國農民天性狡猾，多吃多占，補貼費力不討好。這些還不是重點，重點是第三條。
林毅夫舉例說，日本一直對本土農產品進行高額補貼，而加入自貿區將會強烈沖擊農業，逼反農民及農協組織，造成日本政治地震；所以日本對東盟10＋3反應消極，甚至想放棄這個可使經濟復蘇的機遇；難道還不算政治問題嗎？
這不是扯一般的蛋，是扯日本蛋！
我前文談到，日、韓擠進東盟10+1屬于一不甘心，二不得已；既然不能不來，日本政府當然會擺出一副錙銖必較的架勢，而顯然，日本的農業——人口僅有488萬（65歲以上老人占58%），農產品自給率僅為40%，農業GDP僅占日本總量的2％（最低曾降到1.6%）——就是用來與東盟談判磨牙的小道具。
林毅夫為什么要刻意回避日本這種伎倆，反而去渲染“逼反農民”的政治亂象呢？從1987年起就擔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后又升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的他，其實在做一個橫向類比——2003年中國農業人口達8.86億（占人口總數70.3%），農業GDP占全國總量的39%，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數量級！——他清楚，只要“逼反農民”和“退出自貿區”這兩顆政治地雷能嚇住那些維穩代表，增加農業補貼的議案自然也就煙消云散了。
林毅夫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身上還掛著“十五”計劃起草人、連續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顯赫徽章，某種意義上，該文可看成新一屆政府的經濟政策吹風、及簽署《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之前的輿論熱身。那么，他如此賣力的否定增加農業補貼，又有什么新的三農問題解決方案嗎？
有的。撇開邊角余料，有兩條重點，一是建立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市場，各地農業根據各自的“比較優勢”來布局。二是創造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條件。
比較優勢，促農轉非，多熟悉的詞匯。
前者，是林博士奮力鼓吹的“先進經濟理論”的核心；后者，則是保障前者能夠順利實施的廉價勞動力基礎——它們后來還被包裝成“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列入“十一五計劃”，也就是說，比較優勢從最不起眼的農業環節切入了中國經濟。
各個省、地、市之間取長補短，發揮比較優勢是應該的，也是平衡發展的必由之路，在相同的法律法規、貨幣體系和軍力保障范圍內，即在一國政府框架內協調發展比較優勢，更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具體體現。然而，這不是“林毅夫的比較優勢”。他總是站在全球經濟（也就是美元經濟）的角度，先比較美國對中國的優勢，再談論中國內部的分工協調——而絕不會無緣無故的闡述后者。這是人們經常忽略的地方，也是他的陰鶩之處。
林博士從農業到國企、從地方到中央四處奔走，除了宣講“價格應由市場自己發現、政府調控既無動力也無效率、大企業應參與經濟全球化新游戲”等比較優勢新概念外，最關鍵的是，他每次宣講比較優勢之前，必先有一個定論，那就是——中國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發展戰略（即新中國領導人選擇的趕超戰略），違背了（自由）市場經濟學的普世原則，人為扭曲了價格要素，因此，在此戰略下的工商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及公社化等一系列經濟政策，都是錯誤的！
聽懂了嗎？在中國推廣比較優勢的前提是——毛澤東是錯誤的，社會主義是錯誤的，乃至中國革命都是錯誤的！其錯誤在于，中國沒有走西方列強們劃定的自由市場路子。原來落腳點在這里！真可謂溜邊沉底，輕撈慢起。
二、反共老傳教士
如果以為林毅夫發明了比較優勢論，那真抬舉了他，他就讀博士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才是“當代比較優勢”真正的大本營——沒錯，這可不是亞當·斯密描述的烏托邦式的古典比較優勢，而是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定向發明”——發明者就是擔任芝大經濟系主任長達15年的西奧多·W·舒爾茨，林毅夫的博士生導師。
其實，沒有中國革命，就沒有舒爾茨這項發明。
受中國革命成功的啟迪及抗美援朝勝利的鼓舞，從50年代起，拉丁美洲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左翼運動。以勞爾·普雷維什為代表的拉美經濟學家提出了“發展主義”的經濟口號，推行在國家保護下的內向型工業化戰略，希望以政策補貼加強成品出口、擴大周邊貿易和限制外資等舉措，擺脫向歐美出口原材料的經濟死路。
雖然發展主義比社會主義柔和得多，但仍嚴重影響了西方資本在拉美的利益，威脅到美元全球擴張戰略。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杜勒斯、他弟弟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迅速與華爾街財團及其經濟智囊構建了一個聯合體，旨在從軍事、外交、資本和思想領域對拉美的發展主義或社會主義予以徹底的顛覆和清洗。
清洗思想領域的重任當仁不讓的落在了華爾街的天然盟友——以自由市場主義著稱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肩上。其中，弗里德曼充當自由貨幣論的精神教父，舒爾茨以系主任的身份組織有針對性的比較研討——在他看來，美國掌握著世界最先進的生產要素和經濟發展鑰匙，只有將經濟項目大量輸出到國外，讓窮國做下游的產生配套，窮國的經濟才能被美國“拯救”——這就是“定向比較優勢論”的前身。
最終，他們選擇了發展主義的骨干國家智利作為洗腦突破口。從1957年到1970年，一百多名經過精心挑選的智利學生（后來擴展到全拉美）先后被推薦到芝加哥大學進行高級研修，福特基金會等財團除了贊助他們學費和生活費，還贊助了一個拉丁美洲經濟研究中心（該基金會還在1995年贊助了林毅夫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學生們除了不斷“反思”自己國家現有的發展主義“弊端”，還要反復“肯定”自由市場經濟的“好處”。舒爾茨們宣稱，經濟沒有意識形態，只有數學和邏輯才能發掘它的理性光輝；任何試圖超越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努力——包括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全面的社會福利、正常的貿易壁壘、對價格的干預等等，都是荒唐而缺乏理性的；尤其是對工農業的財政補貼，簡直就是罪惡?。ㄖ懒忠惴驗楹文菢淤u力了吧）
經過日復一日的比較，學生們終于找到了自己國家的比較優勢——即忘掉追趕和超越，利用勞動力密集的社會現實，積極主動地為西方跨國公司提供產業配套，用理性打開自由市場的大門。這些被稱為“芝加哥男孩”的高級學位畢業生們發誓，要創造一切機遇，“科學地”改變祖國的命運。
機會來了。1973年9月11日——美國人偏好的911——在中情局的策應和華爾街的支持下，智利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發動政變推翻了阿連德的親社會主義政權，建立獨裁軍政府，他一面對左翼人士展開血腥屠殺，一面認命了一個由 “芝加哥男孩”領銜的百人經濟顧問團，迅速完成了與美元經濟的強行對接——廢除最低工資，取締工會，取締反對黨，使智利的國有銀行、工業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統統落入華爾街及其代理人的私人腰包，社會貧富分化一度創造出世界紀錄。
受美國唆使，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巴拉圭和烏拉圭相繼發生軍事獨裁，他們還統一步調對左翼人士進行滅絕人性的清洗，并效仿智利建立起“芝加哥自由經濟連鎖店”，把國家的命運拴在美元的褲腰帶上?？梢哉f，每一個芝加哥男孩的“理性經濟公式”里面，都浸透了數十萬左翼人士的鮮血和億萬勞動者的苦澀淚水！
而芝加哥男孩的重要導師，反共老傳教士舒爾茨，盡管1972年就已退休，但仍在1979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他對華爾街的巨大貢獻。媒體還盛贊他把農業問題從農業范籌解脫出來，發展出“人力資本”理論（其實就是比較優勢論的不同版本），使之成為現代經濟學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方的贊賞也是林毅夫的動力所在。
他的眼界并不在農業經濟，他拋出那篇反對農業的補貼、鼓吹“比較優勢”和“促農轉非”文章，就是要以導師為榜樣，以農業為突破口，將自由市場理論推向整個中國經濟界——屏蔽自主創新，將中國經濟完整地捆綁在美元戰車上——以完成他人生最為華麗的轉身。
三、拐大彎的國軍連長
事實上，如果把林毅夫的經歷拍成電影，可以拿下任何一屆奧斯卡懸疑片大獎——從臺大投筆從戎到陸軍軍官學校，從公費就讀臺政大MBA到金門前線擔任連長，從金門游回大陸到北大讀政治經濟，從北大“巧遇”舒爾茨到被80高齡的他收為關門弟子，從芝加哥大學獲經濟博士到進入國務院參政議政，從比較優勢經濟學家到世界銀行副行長——總有一只神奇的手牽引他全面跨越政治雷區，如入無人之境。
常識告訴我們，一件事要是過于神奇，那就沒有神奇，只有謀奇。
與張維迎、茅于軾等赤裸裸地鼓吹私有化、叫囂將公有經濟“原地掉頭”不同，林毅夫表現出的沉著與果敢讓他更像一個忍者。他是善于“拐大彎”的人——鎖定目標，一點點打方向盤，讓車在不知不覺中舒舒服服的掉了頭。
回頭看看他說的那些比較優勢、促農轉非、新農村建設、人力資本開發等等，其實說的都是一件事——建立自由市場經濟，消除原來的國有經濟影響。
再看看他幕后推手們的所作所為——福特基金會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慷慨贊助，胡舒立的[北方財經系]與[南方系]媒體的搖旗吶喊，體制內[改革原教旨主義分子]對毛澤東時代的全面攻擊——由學術到政壇、由地方到中央刮起一股“比較優勢論”的妖風，順著“專家治國”的門縫吹進了廟堂，如如不動的菩薩們其實，大都偏癱了。
這樣，經過比較的中國經濟幾乎就剩一條路，那就是為美元全面配套。
這與“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歷史口號，與“造飛機不如買飛機”的解體過中國大飛機工業的骯臟政策，都是一脈相承的。
很多人以為，為美元全面配套就是為美國打工，多生產些襪子內褲煤炭鋼鐵，雖然辛苦，但也能攢下些家底不是？NO!不是！
林毅夫的大彎不但沒有拐完，甚至才剛剛開始。“比較優勢”，“全面配套”的下一個節目，緊接著就是“中日韓自貿區”——實現三國經濟的全球分工，直到完全進入華爾街的“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循環，才告一段落。
也就是說，美元要在東亞建立能夠小范圍自我循環的經濟圈，光有日韓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中國拖入泥潭，形成日本占據高端、韓國占據中端、中國占據中低端產業的經濟格局。這樣，人民幣除了要養美元，還要額外擔負兩個亞美混血孤兒，日元與韓元。
我以前談到，日、韓之所以選擇外向型出口經濟，是因為資源和軍力都掌控在美元手里，只能被迫給美元做配套。他們早就被美元強行按在“比較優勢萬人坑”里勞作，如果沒有外力的解救，將永世不得翻身。
現在，同樣的泥坑里又騙進來一位手握核武的瓷器巨人，初來乍到的這位不但出手闊綽，還要和前兩位玩自貿游戲并主持泥坑大局。
這不是意淫，又是什么？
四、別了，芝加哥
林毅夫踩著世界銀行的高枝一躍回到了芝加哥圈子里，像個過路人一樣看著身后的中國滑向華爾街主導的深淵?！拔抑皇莻€經濟學家”，他滿臉無辜。
確實，他是個過路人。沒有主人向美元暗遞投名狀，他如何登堂入室？沒有主人的比較定調，他從何方比較？他不知道中國近代史上的賣國賊都是“比較劣勢大家”嗎？
李鴻章拿中國的劣勢比較了西方列強的優勢，得出了舉國議和的謬論；
張學良拿東北軍的劣勢比較了關東軍的優勢，四十萬大軍一槍不發退出了東北；
汪精衛拿國民黨政府的劣勢比較了“大日本帝國”的優勢，發出了投敵的“艷電”，號召四萬萬國民當奴才以實現曲線救國。
拿自己的劣勢去比較，百分之一百能找到別人的“比較優勢”。還用得著林毅夫從金門到北京到芝加哥這樣拐大彎？
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歷來都是弱的服從強的，沒有上帝主持公道。弱的要不服，那就打。打贏了，變強者；打平手，和平共處；打輸了，認慫。建國30年，中美兩次軍事交手，打平，所以和平共處。盡管美元勢力不認同這一點，總想扮演一個永遠正確的王者，讓別人扮演荒唐的臣民，以便假作真來真亦假，但這是徒勞的。
因為，毛澤東時代的重工業仍在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深藏在中國戰略腹地的“三線”企業仍為中國鎮守著國門，無數愛國的仁人志士還在堅守著自己的底線。情況還沒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雖然丟了襪子和內褲，雖然丟了生豬和飼料，雖然丟了果汁和牛奶，但打狗棍還在手中握，就不算丟人。
真要把打狗棍丟了，更沒什么可怕，丟了，革命就來了。
中國近代光榮的革命傳統，林毅夫與其導師舒爾茨恐怕沒想過吧？那些早就想拐大彎的人，恐怕也忘了吧？
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訪問美國，許多媒體將此行描述為中美關系新十年的“定調之旅”，即為新形勢下中美關系發展定位、定向、定議程。一些漢奸還鼓噪說，這充分表明中美兩國只能做全面合作伙伴，而不能成為戰略競爭對手。
提醒一下，胡主席的訪美之旅共兩站，始于華盛頓，別于芝加哥。
別了，芝加哥！這是胡主席定的調嗎？
無論如何，中國都該唾棄這個該死的自由主義大本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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