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強調全球化進程不斷加深，強調中國經濟的不斷開放；另一方面強調經濟政策的獨立性，強調“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這本身就是一對矛盾，如果我們真得認同中國“開放”的大勢所趨，需要不斷深化，但在經濟政策的制定上卻一味強調“獨立”，而無視國際市場的“叢林法則”，無視國際貨幣體系早已“規定好的利益機制”，那我們的政策制定就難免失誤，難免落入“弱肉強食”的陷阱。
實際上，當中國開放度不斷提高，尤其是進入WTO之后，中國經濟的獨立性已經大幅削弱。在許多問題上“不由自主”的成分越來越多，我們必須正視這樣的現實，并采用一切“非常規手段”趨利避害，才可能讓中華民族把握住“關鍵性機會”，至少不至于敗倒在歷史的“關鍵性時刻”――現在就是這個“關鍵性時刻”。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近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從中我們可能會悟出一些原來并未察覺的問題。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為其第143個成員。從那時起，中國的開放度驟然放大。所以，此后的中國經濟也呈現出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特征。
2001年之后，中國經濟逐步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困擾，逐步轉向正常，并于2003年“非典“之后進入一輪高速增長軌道。表面上看，這一輪持續了五年之久的增長源自中國的內在動力。但是，如果我們現在站在國際大環境當中回頭去觀察那輪增長，我們的結論可能會完全不同。
2000年，美國的網絡股泡沫破滅了。從那時起，美聯儲開始快速減息，而長時間維系低利率政策，到2003年，美國聯邦基準率已經到達2%以下，2004年達到1%的歷史地位。美國如此寬松的貨幣條件，其結果是什么？金融危機講述了當年的真實情況――美國房地產泡沫所帶來的財富效應，使得美國公眾嚴重地“透支消費”，并以此維系了美國經濟連續5年的高速增長。
美國要消費，但它們的消費品從何而來？尤其是一般性消費品，美國根本就不生產，80%都要從中國進口。美國人的消費到了怎樣“瘋狂”程度？據當時媒體的報道，美國人視“T恤衫”為一次性消費品，夏季基本上一天換一件。何至于此，還記得2004年中國清除“洋垃圾”的情形嗎？那些“洋垃圾”大都是完好不損的鞋帽和服裝。
所以，今天一些美國的有識之士也在說：“真正摧毀地球資源的不是中國的生產方式，而是美國人的消費方式”。美國極度消費，拉動了中國出口大增。這是事實。2003年到2008年，中國出口年均增幅高達35%以上。當然，伴隨著出口大增，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暴漲也在情理之中。因為出口有錢賺，生產商要適應出口規模必須首先擴大生產規模。
所以在我看來，2003年到2008年，中國的“經濟過熱”，其實是美國“消費過熱”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說，美國的“消費過熱”是“因”，而中國的經濟過熱是“果”。這個結論恰好解釋了為什么中國那時的“經濟過熱”，是由于“出口過熱，投資過熱”引發。
這是中國經濟“不由自主”的典型案例。
如何治理這樣的“過熱”？說實話，如果按照傳統經濟學理論，中國根本找不到有效的方式。比如，“緊縮貨幣”應當是傳統經濟學告訴我們的辦法。但是，只要美國人的消費方式不改，而世界上又找不到可以替代“中國制造”的消費品供應者――即它們不停止從中國進口，中國經濟“熱度”就根本壓不下去。
2007年就很典型。那時，央行拼命緊縮貨幣，緊縮信貸，以致企業資金高度緊張。但是，它們是否因此而減少出口？沒有。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它們用“加速周轉、提高效率”的方式對抗貨幣緊縮。結果是，在“競爭激烈”和“快進快出”的作用下，出口商品價格一路走低，更加刺激了美國人的“無度消費”。
再有，貨幣條件的收緊推高利率，迫使人民幣鋼性升值，以致“熱錢”大量流入國內，炒高了股價和樓價。甚至形成“越緊縮熱錢越多，越對沖越對沖不過來”的惡性循環。尤其是房地產，不是銀行貸款難嗎？沒關系，外商投資給你錢，開放出的樓盤外資收購。這些難道不是事實嗎？
說實話，如果不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房地產泡沫和消費泡沫一起崩盤，中國經濟的“熱度”恐怕不會因為中國緊縮而消退。除非中國用“極刑”的手段，比如把利率提高到20％，任由人民幣超高速升值到“嚴重高估”的程度。那樣的話，中國經濟將成為美國人的“無度消費”祭品，它自殺了。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消費驟減，結果中國外需驟減，經濟跳水。試想，如果此前的“經濟過熱”主要是內需拉動，那美國危機，是否會導致中國經濟如此嚴重的衰退？這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上一輪中國經濟“過熱”是外需拉動的結果。
可以肯定，解決中國經濟“不由自主”的根本方法就是“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但要徹底實現這樣的轉變談何容易。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所有國家都試圖“轉變”過，但遺憾，沒有一個是成功的。
中國有天然的優勢，就是內需市場巨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轉型”的風險就小。我最大的擔心是中國猶如日本，倒在“青黃不接”之時。怎么辦？中國需要全新的、適合中國特色的經濟學理論！就像當年毛澤東同志以《論持久戰》指導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游擊戰爭”一樣，絕不能用“競爭對手熟悉的戰法”去指導我們的經濟實踐，更不能用它來制定我們的政策。那樣的話，我們只能充當森林中的“弱肉”。
具體應當如何？那將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短短的幾行字可以說清楚的。總之，辦法有，但需要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只要領導者愿意著力去研究，“妙招”就一定會層出不窮。我堅信中國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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