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能源需求再思考

能源需求再思考

“雙峰貫耳”. 1

專家之見... 3

胃口何在？... 5

另類估計... 9

工業化之惑... 14

“雙峰貫耳”

2010年春，我們的東面爆發了福島核電站危機，導致半個日本陷入癱瘓，其首相菅直人甚至稱：“必須設想如果東日本全毀的狀況”。多個國家出現了反核示威，德國立即擱置了去年剛公布的延長核電站運行時間的方案，其駐華大使表示：“聯邦政府會更加堅持退出核能的決定。”

 2010年10月十七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加快沿海省份核電發展，穩步推進中部省份核電建設，開工核電4,000萬千瓦”。據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李勝茂稱：“我國目前的核電裝機容量僅為1,000萬千瓦。在‘十二五’期間，核電裝機容量將翻5倍以上，核電成為增長最快的新能源，核電產業將迎來一場巨變。”（見«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規劃初定 水電、核電領銜新能源» 中國經營報 2010-10-23）

圖一：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來源«新京報»）

福島核電站危機，給這股核電熱兜頭一瓢涼水，3月16日的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嚴格審批新上核電項目。抓緊編制核安全規劃，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核安全規劃批準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包括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其實，福島核電站危機更警告我們：一旦核電站遭到敵方攻擊，將使大片國土陷于癱瘓，應對危機將占用中央政府的幾乎全部精力和資源。所謂“核安全規劃”，如果不包括應對戰爭威脅的對策，無異于皇帝的新衣。

我們的西面，內憂外患在利比亞引發了戰爭，相關方面各有冠冕堂皇的說詞，但無法否認這是又一場石油戰爭，利比亞石油儲量居世界第9位和非洲第一位。在全球最大的產油地區中東，可能引發戰爭的導火索俯拾皆是。利比亞危機早期，我國動用海、陸、空力量撤出了3萬人，其中大多為從事鐵路、通訊和油田等行業的工程勞務人員，僅中建集團一家在利比亞就有8000余人。這反映了我們對中東石油的依賴程度。事實上，進入90年代以后，我國對海外石油的需求就迅速增長，不到20年，進口量/消費量就從1990年的6.58%增到2009年的60%（見圖二）。

圖二：中國石油進口量/消費量

我國能源消費中，對外依賴程度最高的是石油，而規劃中增長最快的是核電。兩個事件幾乎同時發生，對我們的能源戰略的沖擊，無異于“雙峰貫耳”。迫使我們再次思考中國的能源需求。

專家之見

2011年2月25日，中國能源研究會常務副理事長周大地告訴記者，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能源消費大國。(見«中國成第一能源消費大國 能耗強度是日本5倍»京華時報2011-02-26) 未來的中國到底需要多少能源？眾多學者進行了預測。圖三是中國能源消費的歷史數據和筆者搜集到的各種未來需求預測。

a

b

圖三：中國能源消費與需求預測

a.全景；b.預測部分放大

學者們用的預測方法大體可分兩大類，其一是直接用數學模型處理能源消費統計數據，如趨勢外推、回歸分析、灰色預測、譜分析等；其二是引入對經濟系統內部機制的分析，如部門間的比例關系、投入產出關系、工業化進程對能源的依賴關系以及不同的經濟發展規劃等。這些方法內在原理各不相同，綜合這些預測，可知學者們對未來能源需求的展望大體如表一。

表一：不同學者對未來能源需求的展望

（單位：億噸標準煤）

據新華社電，國家統計局2011年3月28日發布初步核算數據，我國去年全年能源消費總量32.5億噸標準煤。按專家們的預測，到2030年我們的能源需求很可能在2010年的基礎上增長87.2%，最低限度也需增長52.7%，不排除增長121.7%的可能性。

中國地質科學院全球礦產資源戰略研究中心的于汶加，王安建，王高尚等關注能源需求“峰值”問題，他們從工業化進程的視角研究這一問題，他們的結論是：

“中國能源消費‘零增長’將在2030年至2035年間到來，‘零增長’點處中國能源需求總量將達43.6億噸油當量，人均能源消費量為2.98噸油當量；到達能源消費“零增長”前，中國累計能源需求將達756億噸油當量。”（于汶加等«中國能源消費“零增長"何時到來» 地球學報 第三十一卷第五期2010年10月）

他們預測的“零增長”點的能源需求（43.6億噸油當量）換算成標準煤為62.3億噸。

胃口何在？ 

    我們的能源需求為何高速增長？它被用在了那些方向？圖四、圖五是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給出的答案。

圖四：歷年中國能源消費

圖五：歷年中國能源消費構成

數據顯示，工業是最大的能源用戶，也是增長最快的用戶。它1985年占總消費量的68.04%，到2007年增到71.81%，在總消費量中的份額增加了3.78個百分點。與之對比，位居第二的生活消費，1985年占15.90%。到2007年下降到10.94%，減少了4.95個百分點。很多環保組織在倡導“低碳生活”，其熱情可嘉，但即使能將生活用能降低一半（考慮到現實中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這是絕對做不到的），總能耗也只能降低5%。

進一步觀察工業用能的構成。

90年代后，«中國統計年鑒»將工業分成采掘業與制造業兩大類，共37個子行業，在這樣的行業劃分下，筆者搜集到各行業歷年能耗數據見圖六。

圖六：工業各行業能耗（單位：萬噸標準煤）

數據顯示：最大的耗能行業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以后順次是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紡織業這8個行業。此外，其他29個行業的能耗加起不到工業能耗1/4。2008年，僅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就占到工業能耗的27.4%，再加上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這四個行業就占到工業能耗的63.46%。（見圖七）

圖七：工業各行業能耗構成

數據還告訴我們：90年代，工業各行業能耗相對穩定。進入本世紀后，以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為首的上述8個行業，能耗快速增長，是我國能耗擴張的主要動因。

    進一步觀察能耗最大的鋼鐵工業。它的產出主要是生鐵、鋼成品鋼材，其歷年產出見圖八。

圖八：鋼鐵工業歷年產出（單位：萬噸）

數據顯示：自1957年到2008年，鋼鐵工業的產出擴張了兩個數量級。這反映出中國在工業化道路上執著而高速的步伐。進入本世紀后，鋼鐵工業明顯加速。從歷史數據的慣性看，擴張速度將很難低于80－90年代。

圖九顯示了鋼鐵工業的能源使用效率演化。

圖九：鋼鐵工業能源使用效率

數據顯示：80年代以前，行業能耗持續維持在高水平；90年代中期以后，單位產品能耗持續下降，到2005年幾乎下降了一半，但此后能耗下降趨勢放緩。這暗示我們，90年代，利潤極大化對鋼鐵企業的高能耗壓力極大，促使其大力節能。但這一節能空間而今已基本開發殆盡，除非出現技術上的重大突破，并大規模更新行業設備，能源效率很難有進一步提高。

    這一判斷也大體適用于整個工業（見圖十）

圖十：中國工業能耗演化（單位：噸/萬元）

80-90年代，中國工業節能主要是通過輕型化，即，從原來偏重重工業、打基礎，轉向“短平快”、掙現錢。90年代后半期，輕工業產品開始全面過剩，此時資本已積累到相當程度，工業重新轉向重化工，進入本世紀后，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已難于下降。

    圖十一顯示：甚至整個國民經濟也有類似的態勢。自1978年后，單位GDP能耗逐波下行，但2002年后反而微幅回升。

圖十一：中國單位GDP能耗演化（單位：噸/萬元）

工業加速發展，在現有的技術裝備條件下節能潛力將盡，這就是當今中國對能源巨大胃口的根源。圖九、十、十一暗示了一個更嚴峻的前景：單位GDP能耗將很難下降。

另類估計

總能耗由單位GDP能耗和GDP決定。從這個角度看，上述觀察令筆者對眾多專家的需求預測產生了疑慮。

我國單位GDP能耗年變化率見圖十二，其中的多項式曲線為其波動的平衡位置。鑒于單位GDP能耗年變化率波動甚大，對長遠估計而言，重要的是其波動的平衡位置，因而，在b.圖中限制了縱軸的顯示范圍，以利觀察平衡位置的演化。

ａ.全景

ｂ.限制縱軸

圖十二：單位GDP能耗年變化率

數據顯示：1972年前單位GDP能耗總體上處于上升狀態，此后總體上處于下降狀態，單位GDP能耗年平均下降率在0－5%之間，進入90年代后，下降速度趨緩。有人指望單位GDP能耗年均下降超過5%，很可能會淪于空想。

于汶加等在預測未來能源需求時，假設了三種經濟增長情景（見表二）

表二：不同情景下2010—2035年中國GDP增速(單位：％)

取自于汶加等«中國能源消費“零增長"何時到來»

（地球學報 第三十一卷第五期2010年10月）

中國工程院重大咨詢項目中國能源中長期（2030、2050）發展戰略研究成果則認為：“‘十二五’期間GDP平均增長8%，已經是一個很積極的高水平增長目標。”（杜祥琬«能源科學發展觀研究概要—我國能源中長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要點»科學時報2011-3-1）

統計數據告訴我們，建國以來經濟增長有兩個明顯的特征：其一，波動幅度漸次收縮；其二，波動的平衡位置緩慢抬高，但總體上相當穩定，1984年以后至今維持在8.88%到10.68%之間，相差不到2個百分點。2010年，GDP增速為10.3%，波動通道的平衡位置為9.82%，上限為11.46%；下限為8.18%。（見圖十三）

圖十三：中國GDP增速

自1999年起，中國經濟經歷了長達12年的擴張周期，雖然2004年“加大宏觀調控 退卻經濟高燒”就出現在媒體頭條，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了宏觀調控的“48字方針”，希望實現“軟著陸”。但加速增長一直持續到2007年。還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才將增速壓下來，然而僅兩年后，增速就回到了2004年的水平。

于汶加等預計2010-2015年的經濟增速為7.5%，比2010年低2.8個百分點。而從2007年到2009年的降幅才2.7個百分點，那是金融危機造成的，導致經濟界一片凄風苦雨。中央政府不得不飲鴆止渴，大量投放貨幣，以圖挽救。

至于中國工程院指望的“‘十二五’期間GDP平均增長8%”，圖十三中2010年GDP增速通道的下限就是8.18%。

無論是于汶加等預計的7.5%還是工程院希望的8%，都意味著要在短期內擺脫對經濟高速增長的依賴性。圖十三中增長率通道平衡位置長期位于8.88%到10.68%之間，明顯偏離這個位置的增長率總會被迅速回調。這暗示，這樣的增長率反映了社會經濟體系的固有特征。

中國正在工業化過程之中，與之相伴的是城市化，他們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側面。觀察城市化過程，有助于判斷工業化過程的走勢。

圖十四是城鎮人口比重的歷史數據和各種預測。鑒于城鎮人口比重存在邏輯上的上限100%，故宜用有限增長曲線粗略觀察其未來的走勢。鑒于1960年以前，政策明顯推動城市化，而此后到70年到末，政策又強行抑制城市化，使這一期間的數據與有限增長曲線的走勢差異明顯，故我們用1975年以后的數據來擬合曲線。

圖十四：城鎮人口比重，歷史數據和各種預測

（預測數據來源：張昌彩«對我國城市化推進速度

的幾種不同估計» 經濟研究參考 2005年 68期；

葉耀先«中國未來10年城鎮化趨勢和城鎮

房地產需求» 中國建筑防水 2004年增刊）

觀察圖十四，2009年的城鎮人口比重已超過原國家計委宏觀院課題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住區發展報告»的預測值。其它預測都在有限增長曲線附近，盡管他們各自使用了不同的理論與模型。可見2050年前，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極有可能沿歷史慣性高速推進，此后才可能明顯放緩。注意到專家們的各項預測多在有限增長曲線上方，這暗示我們，至少在2030年前，城鎮化、工業化的進程難于放緩。于汶加和工程院報告的構想，相當于要強制克服這一過程的歷史慣性。是否現實，不得而知，后果如何，殊難預料。

“治大國如烹小鮮”，謹慎的長期宏觀調控目標應是令通道中心從現有的位置平穩地過渡到期望的位置。據此，假設到2050年中國基本完成工業化，到時中國的GDP增速降至發達國家常見的2%。如果這一演化是平滑連續，而非突變發生的，則GDP增長率通道中心的可能軌跡見圖十五，實際的增長率則在這軌跡附近波動。與歷史軌跡對比，這已經是相當明顯的急劇轉向了----通道平衡位置從1978年到2010年，年均上升0.07個百分點；而從2010年到2050年需年均下降0.21個百分點，為上升速度的3倍。

圖十五：GDP增長率通道中心的平穩軌跡預估

在此假設下，再假設未來的單位GDP能耗年均下降率在圖十二所示的0－5%之間，由此得出的能源需求估計見圖十六：

圖十六：未來能源需求估計 (單位：億噸標準煤)

    圖十四中整數年份的值見表三。

表三：不同節能情景下的未來能耗估計（單位：億噸標準煤）

考諸歷史經驗，單位GDP能耗年均下降率為0%或5%，應視為不大可能出現的極端情景；比較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年均下降率在2－3%之間。回顧表一展示的專家們的預測，這里的估計更為悲觀：

2020年，眾專家預測的上限是50.72億噸，而這里的估計是：若年均下降率3%為62.14億噸，2%則為68.85億噸。均超出了上限。

2025年，眾專家預測的上限是62.22億噸，而這里的估計是：若年均下降率3%為79.88億噸，2 %則為93.16億噸。均超出了上限。

2003年，眾專家預測上限是72.04億噸，而這里的估計是：若年均下降率3%為96.79億噸，2 %則為118.83億噸。均超出了上限。

至于能源需求“峰值”，若年均下降率3%。峰值出現在2043年，當年需求為119.17億噸標準煤；若年均下降率3%。峰值出現在2049年，當年需求為172.84億噸標準煤。時間比于汶加等預計的2030年至2035年晚10年以上，數量比其預計的61.1至62.3億噸高出一倍以上。

工業化之惑

如此巨量的能源需求給供應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2003年國家經貿委研究室在«中國礦業企業發展問題研究報告»中警告：

“目前我國93%的能源、80%的工業原料、70%的農業生產資料是以礦產品為原料而提供的。”“……即使資源條件較好的煤炭，到2010年前彌補報廢礦井產能的精查儲量缺口也高達300億噸。”(國家經貿委研究室«中國礦業企業發展問題研究報告»　　2003-05-15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2445)

這一年夏天，全國有19個省區市拉閘限電，進入冬季又有7個省區市限電。油荒、煤荒接踵而來，國人首次實際體驗到了能源危機。

以總量而論，中國能耗已位居世界前列，且仍在增長；但以人均能耗論，我們尚不及全球均值，距人們期望的“現代化”尚有相當距離。能源問題頑固地擋在了“現代化”道路面前，迫使國人思考路在何方？

2010年1月6 日《人民日報》第18版刊登的“權威論壇”的報道：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解振華副主任說：“到2020年⋯ ⋯中國的一次能源需求量仍將高達44億噸標準煤左右”。這其實比多數專家預測的均值（42.45億噸）稍高，但對此何祚庥院士提出了尖銳的質疑：

“這一“預言”可靠嗎? 自2001年以來，中國的能源預言家們，已多次‘過低’預測‘明年’的能源、電力的需求量。”“我們不知道歷史上有哪一個大國在走上工業化，尤其是走上重型工業化進程時，會出現如此低的能耗?!”“中國現約有9億農民，中國工業化的實現，至少要有80％ 即7.2億以上的農民走上城市化。”

基于此，何祚庥擔憂，中國的工業化過程會因此半途而廢，他文章的標題就是：«中國會不會走向“半個”工業化--對我國“減排”問題的若干戰略思考»（中國科學院院刊 2010年3期）。顯然，何祚庥堅定地主張中國必須實現工業化，而工業化本質上是人均能耗推動的，所以他明確主張：

“中國在2020年以前，應盡可能高速大幅度增加一次能源的消費量，力爭高速、大幅度增加中國的‘人均用能’。”（同上）

必須實現工業化，這是我們的前輩從慘痛的歷史經驗中得出的共識。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陷入分裂、戰亂之中，各派政治主張間勢同水火。如果要在他們之間尋找“最大公約數”，恐怕只有“工業化”了。洋務運動向往的“堅船利炮”，國民政府的“資源委員會”，毛澤東的“以鋼為綱”，其目標都是指向工業化，而且是追趕者的快速工業化。這是我們前輩的基本共識。

當然，對這基本共識也不是沒有異見。梁漱溟先生就將“鄉村建設”置于工業化之上：

“所謂中國建設（或云中國經濟建設）必走鄉村建設之路者，就是說必走振興農業以引發工業的路。換言之，必從復興農村入手，以達于新社會建設的成功。”（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

當年日本人主張“農業中國，工業日本”，顯然是希望中國成為其工業化的原材料基地和產品市場。梁漱溟竟認為這未嘗不可：

“本來國際經濟競爭我們農業工業是普遍都感受壓迫的；然而比較上農業終不同些。這一面固由工業先進國嫉妒我們工業起來和他爭回市場，而于農業尚可放過我們一步（如所謂‘農業中國、工業日本’，他希望華北棉產發達，而不愿意紡織發達，即其一例）外，主要的還是為農業與工業根本是兩回事。”（同上）。

《鄉村建設理論》亦名《中國民族之前途》，發表于1937年。正是這一年，“工業日本”對“農業中國”發動了全面戰爭。

自鴉片戰爭以來，列強的侵略、掠奪讓國人忍無可忍，對此梁漱溟另有見解：

“帝國主義以不平等條約和種種經濟手段，對于中國的競爭壓迫，杜絕了中國工商業的興起，使中國免于資本主義化，這真是非常慶幸之事，我愿謝天謝地。我不否認他們重重壓迫，幾乎致我們死命；可是八十年來極容易走上工業資本之路的，竟得幸而免，不能不說是食他們之賜。這樣，才留給我們今天講鄉村建設的機會。要不然，象俄國那樣，形成一個半通不通的工業國家，最適宜于發生共產革命；那么，我們今天就不能講鄉村建設，而得講共產主義了！”（同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無緣工業化的中國，在列強欺壓下，傳統的社會經濟結構瓦解，流民四溢，恰恰成了孕育革命的最大溫床。平心而論，梁漱溟對鄉村建設的思考不是沒有道理。但中國不是獨自生存于地球上，我們生存在資本主義工商文明向全球大肆擴張的年代。不考慮外部環境的制約，是梁漱溟理論走進死胡同的根源。

80多年后，已被淡忘的梁漱溟理論再次復蘇。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口號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環保人士廖曉義針鋒相對，提出“鄉村使生活更真實”。各地政府熱衷于農業產業化、“公司加農戶”時，她提出“不要讓大公司統治世界”。

廖曉義不是淺薄煽情之輩，她的專業是哲學，曾經是西方哲學和西方工業文明的崇拜者；曾向往西方的現代化之路和中國的現代化趕超；曾十分相信工業文明的市場和科技能解決任何問題，包括環境問題。然而，接觸環境問題后，她發現：

“關于工業文明能夠自行解決環境問題的假設，不過是人造的幻覺，而真實的是實實在在發生的環境災難。工業文明帶來的環境代價是巨大的。正是這種文明，造成了全球性的環境危機和生存危機。”（廖曉義«回歸樂活»http://www.lohaw.com/html/10/1148.html）

反思工業文明使她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失道缺德妄為，正是環境問題的根本癥結所在。單向依賴物能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逐漸使人類心靈硬化、身體退化、環境惡化、文脈枯化。“物欲”變成“物獄”，人變成了物質的奴隸。”（同上）

“現代社會就是靠縱人欲來拉動所謂的消費和生產的。而滅天理是縱人欲的前提。現在的很多社會問題、精神問題、生態問題，本質上都是因為滅天理縱人欲”（杜娟«中國智慧拯救世界環境危機—訪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曉義» 博覽群書2010年 9期）

由此，廖曉義從根本上否定了工商文明的道路：

“我們不能再跟著西方的城市化方向走，走單向型的城市化。因為西方是城邦國家，它是商業文明，我們是農耕文明。我們的心理、文化、社會，關鍵是我們的環境是完成不了西方那樣的城市化的目標的，而且也沒有必要去走它那條路。”（同上）

汶川地震后，廖曉義在在災區彭州通濟鎮大坪村開展了“樂和家園”的低碳鄉村實踐。其核心理念包括：以生態人居為主題的低碳環境管理、以生態產業為主體的低碳經濟發展、以“治未病”為主導的低碳保健養生、以敬天惜物為內涵的低碳倫理教育、以互惠共生為特質的低碳社會建制。

廖曉義觀念和實踐在環保人士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鳴，同樣也引起了筆者的共鳴。然而，工業化道路能輕易拋棄嗎？這條道路不是中國人自己選擇的，是列強用一次次戰爭將中國人逼上這條道路的。鴉片戰爭前，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就是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就是大家族共同體下的鄉村生活。“和”一直是國人的價值準則――“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黨”。連紫禁城內的三大殿都取名“保和”、“中和”、“太和”。但這樣的社會面對由海盜商人主導的“文明”時，不堪一擊，國人從此陷入百年屈辱、困頓之中，不得不“用我們的血肉筑起我們新的長城”。

廖曉義通過否定西方道路形成了自己的觀念，然而卻獲得了2008年“克林頓基金會全球公民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位克林頓總統，在任上發動了科索沃戰爭，肢解了一個國家。細數一下，從扔原子彈的杜魯門到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奧巴馬，有幾位美國總統沒有發動或進行過對外的戰爭？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發表咨文，宣稱美國必須而且能夠在世界各地“承擔義務”，運用自己強大的實力援助“自由”國家，遏制共產主義的“擴張”，以確保美國的安全和繁榮。被世人稱為“講勢不講理”的“杜魯門主義”。打著“Change”旗號上臺的奧巴馬，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大開殺戒，還將航空母艦開進黃海。對比一下“杜魯門主義”與奧巴馬的“Smart  power”，除了手段之外，有可有絲毫的“Change”？

與這樣的“文明”共同生存在這小小寰球上，中國能選擇什么道路？

然而，我們就應當沿著當前的慣性前行嗎？上述工程院報告正確地指出：

“從國內經濟環境看，目前的高增長率過多依靠投資。投資率過高，一方面過多地擠壓了國民收入中的消費比例，使多數普通勞動者的可支配收入增長受到了嚴重制約，限制了拉動消費性內需；另一方面又進一步擴大產能過剩，使投資效益不斷下降。同時由于投資高速增長主要依靠銀行信貸擴張，流動性過高問題依然明顯，通脹壓力持續不減，導致國民財富進一步流失。”

其實，對投資的依賴，究其根源，在于以利潤極大化機制配置資源，造成逐利資金與消費資金失衡，導致了國內有效需求不足。使經濟運行不得不依賴海外市場和投資，當海外市場受限，全部壓力就集中到投資上了。我們在過去兩年的“救市”，走的就是此路。可見，對投資和高增長的依賴是結果而非原因。癥結在于利潤極大化機制，除非對此開刀，否則不可能消除經濟系統對投資和高增長的依賴。

這樣的道路一方面惡化了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的關系，一方面惡化了社會系統的內部關系。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孕育著巨大的社會風險，盲目地沿著慣性走，很可能走向災變。

何祚庥、廖曉義是兩類觀點的代表人物，他們各自看到了問題的一個側面，而且看得相當深刻。令人不安的是，持兩類觀點的人們，勢同水火，其間的爭論有如戰爭。筆者愿意相信，持兩類觀點的朋友們，大多是真心為中華民族著想。為何不能坐下來，平心靜氣地交換意見？為何不能換位思考，從對方的視角尋找問題的答案？執其一端固然容易堅定而徹底，但事關13億人的未來，不能不多視角交匯研究，不能不通盤掂量我們的目標與受到的約束。

能源需求問題反映的是中華民族面對的困境，盼中華民族的智者們協同努力、共渡時艱，為我們的子孫找到一條道路，在這資源日益匱乏的、強權即真理的所謂“地球村”里，有尊嚴地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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