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林：黨中央國企改革決策不容篡改--評吳敬璉偽造“國退民進”部署

 黨中央國企改革決策不容篡改

          ——兼談“十二五”時期競爭行業國企發展

國家發改委研究所研究員 夏小林 

原載《香港傳真》No.2011-15

轉發者按：國務院國資委的《國企》雜志今年3月曾發表該文部分內容。現在轉發它的全文。由此，讀者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吳敬璉為了在“普世價值”旗幟下實現他“向往”的“歐美模式”即資本主義改革目標，多年來不斷地利用主流媒體和他撰寫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在陽光之下公然撒謊，接二連三地杜撰、篡改、歪曲中共中央關于國企改革的重大決策，偽造黨中央“國退民進的戰略部署”，冒充詮釋中央聲音的權威，以勢壓人，欺騙北京大學、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等的博士生和全社會。吳敬璉篡改黨中央國企改革決策的目的，是為了篡改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正確方向。中國共產黨90周年誕辰馬上就要到了。看看此文，可以提神醒腦。“戰斗正未有窮期”。

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十二五規劃時期﹐在傳統的競爭性領域﹐非公有制經濟繼續發展的余地是大一些。但是﹐這種發展并不意味著國有經濟（包括集體經濟）要從競爭性領域（或無明確定義的所謂“一般性競爭領域”）全面退出。非公有制經濟將在與國企﹑外企等競爭中發展﹐主要是提高整體素質和競爭力。在這個過程中﹐國企有進有退﹐在競爭中發展壯大是必然的。這方面中央政策很明朗。中共十五大報告就規定﹐“在其他領域（主要指競爭性領域 — 引者注）﹐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在中共中央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企改革《決定》中﹐更為具體地提出﹐“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要吸引多方投資加快發展”。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也講到﹐在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以外的其他行業和領域（主要也是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通過重組和調整﹐可以在競爭性領域參加市場競爭﹐“提高素質”﹑“優勝劣汰”﹑“加強重點”。[1]

2010年12月﹐國務院國資委一負責人也指出﹐十二五規劃時期的改革以國有大企業改革為主要內容。改革方式是依托資本市場在國有體制下對這些企業直接進行市場化改造。他還特別指出﹐對競爭性的國有大企業應該怎樣改革有很大爭議。有很多人認為﹐應該繼續退﹐使國有經濟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這種觀點的出發點是美國﹑英國的模式﹐這些國家在競爭性領域沒有國有企業。但是﹐在中國現實的國情條件下﹐國有競爭性大企業的存在與發展有著充分的必要性。[2]

2011年和“十二五”伊始﹐《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吳敬璉研究員多處杜撰中共中央國企改革重要決策的文章﹕〈國有經濟改革仍然任重道遠〉。他在該文中一如既往﹐要求“按照1997年中共十五大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的決定﹐實現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3] 沒幾天﹐2011年第3期《鳳凰周刊》發表〈要約束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采訪﹐吳敬璉又說﹐“十五大以后﹐在所有制結構上提出一個說法叫‘有進有退’﹐也就是政府要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這是中央明確了的方針。……到了2004年以后﹐不但沒有推動﹐還來了個‘國進民退’”。[4]

2011年兩會召開之際﹐吳敬璉再冒天下之大不韙﹐利用國家發改委下屬媒體﹐直接把“國退民進”的陳詞濫調偽裝成“中共十五大……戰略部署”加以宣傳﹐企圖干擾兩會政策議程。2011年3月3日﹐自詡“現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歷時久﹑影響大﹑位勢高的惟一承擔改革宣傳任務的”的《中國改革》﹐發表其“名譽總編輯”吳敬璉撰寫的〈政府主導重要資源配置使腐敗孳生民怨沸騰〉的文章﹐[5] 文中寫道﹕“1997年中共十五大對國有經濟布局做出了國退民進的戰略部署﹐……最近這些年有所停頓﹐在有的部門和有的地區﹐甚至出現了‘開倒車’的現象。”[6]

如上所示﹐這是吳敬璉對于中共十五大國企改革重要決策的杜撰和篡改﹐破了學術和政治道德的底線。討論公共政策﹐天經地義﹐但要有根有據﹐實事求是。中共十五大的有關“決定”和“明確了的方針”﹐是競爭性領域國企有進有退﹐加強重點﹐可以發展。吳敬璉不應無中生有﹐將其說成是競爭性領域國企退出﹐并以這種冒充的中共中央決策來決定國企的生存和發展定位。

至于他還進一步捏造黨中央關于國資布局調整的決策﹐說是要在國民經濟中實行“國退民進的戰略部署”﹐更屬子虛烏有﹑造謠惑眾。其實﹐僅僅就這段話的文字而言﹐十五大以來﹐哪一次黨代表大會報告使用過“民營經濟”這種詞﹖

三年來﹐由著名公眾人物和主流媒體聯合出面﹐專門杜撰和篡改中共十五大報告中國企改革重大決策的異常現象﹐層出不窮。吳敬璉也不是第一次了。此間﹐我曾先后兩次發文﹐希望能夠澄清事實﹐中止篡改行為﹐現在看來﹐是過于樂觀了。[7]

這種無視中共權威﹐阻擋中央政令﹐偽造黨的重大決策壓人﹐謬種流傳﹑誤導輿論﹑扭曲政策研究的現象﹐空前不絕后﹐登峰不造極﹐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直接關系的各級黨組織﹑政府機構和行業組織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絕不出面公開澄清﹐絕不整治﹐而是放任自流。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之中國﹐此非咄咄怪事。要曉得﹐2010年5月﹐國家發改委一研究人員說﹐房產稅三年免談。國家發改委負責人還立即予以澄清﹐公開表示上述研究人員的講話并不代表發展改革委立場。[8] 中共中央的決策﹐顯然是更為重大嚴肅的事情﹐更需要有關方面及時出面﹐予以澄清。

特別地看﹐在中國經濟學界﹐吳敬璉著作等身﹐集各種榮譽﹑桂冠于一身﹐如“中國經濟學界的良心”﹑“最高境界”﹑“國家形象”﹑“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得主，以及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第四屆國務院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等等﹐在財經媒體和有的經濟學團體中影響大﹐他為何還如此﹐值得深入分析。目前可以說的是﹐非不知也﹐價值取向使然。

1997年吳敬璉曾參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為配合十五大召開設立的“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課題組。十五大之后﹐作為第一執筆人為《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一書所寫的“概要和重點”中﹐他也留下了這樣的文字﹕“在一般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以市場競爭中平等一員的身份參與競爭﹐根據盈利性的考慮進入和退出”。[9] 當時﹐中共政治局委員李鐵映同志還為該書作〈序〉。在其他著作和文章中﹐吳敬璉也經常提到要落實中共十五大的國企改革決策。所以﹐他是知道中共十五大報告有關真實內容的。

怎么﹐15年彈指一揮間﹐是中共修改了十五大報告﹐還是其間吳敬璉本人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并如他2010年發表的代表性﹑總結性大部頭《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所示﹐皈依“普世價值”﹐[10] 所以對十五大報告實施了無中生有的巫術﹖

事實上﹐十五大報告一字未動。風未動﹐幡未動﹐是吳研究員心動。他把該報告原文篡改了。除了以上在《21世紀經濟報道》﹑《鳳凰周刊》和《中國改革》上的公開言論可以證明外﹐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中﹐他早就不斷地在宣傳十五大確定﹐“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和完善包括……國有資本從非關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退出”了（其他問題另文分析。值得注意到是﹐此書修訂時有國家發改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銀行多位官員參與）。[11] 而他更早期的有關言論﹐還待進一步查證。平心而論﹐吳敬璉就不擔心這部篡改了中共十五大國企改革重要決策的教材﹐會誤導了社科院研究生院﹑北大經濟學院博士生們﹐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學生﹐日后拿著雞毛當令箭﹐貽笑大方﹖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依此而論﹐有關教育機構也應總結經驗﹐加強和完善對教材內容真實性和教授公信力的審查﹐名人更不能例外。

在這方面﹐吳敬璉真不如他看重的在清華大學兼職的美國教授陳志武﹐有美國政府指示﹐[12] 華盛頓共識﹐直截了當﹐分光國企﹐憲政民主。當然﹐如此這般的經濟學人不止陳教授一位。當然﹐吳敬璉在借人之言痛斥“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13] 力主“實行憲政”﹐積極支持秦曉“普世價值”的“中國現代性方案”方面也是直言不諱的。[14]

除此之外﹐值十二五規劃的具體改革方案制定之時﹐值中共90周年和2011年兩會之際﹐值中共十八大籌備之機﹐一些經濟學人﹑官員和媒體還有什么其他說法能拿出來作噱頭﹖

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從實際情況看﹐綜合已完成的分析[15] 和新情況﹐批評吳敬璉“實現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的一些主要理由是﹕

第一﹐我國的產業集中度低下﹐競爭關系普遍存在﹐“退出競爭性領域”可能導致賣光工業類國資。因為﹐按工業大行業的產業集中度計算﹐95％的工業行業都是競爭性較強的行業﹐其中包括電力﹑自來水和煤氣行業等公用事業。在這樣的市場結構中﹐讓國資退出競爭性領域﹐等于基本取消了工業行業中的國有企業。這之后﹐既得利益集團得隴望蜀﹐完全可以依據英國在自然壟斷行業私有化的理論和建議﹐依據已經賣光競爭性行業中電力等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企業的先例﹐根據所謂技術進步﹑“美國模式”和WTO規則﹑反對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和反對政府掌握過多的資源[16] 等理由﹐再輕而易舉地賣光屬于5％的兩個高位壟斷行業（高位壟斷的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中位壟斷的石油加工及煉焦業）中的國有企業﹐并由此而及其他﹐如賣光金融行業的國有控股企業等等。這方面經濟學人已經公開的建議并不少。

另外﹐在全球化和技術快速進步的今天﹐有幾個產業不是競爭性的﹐難道這也能夠成為“實現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的理由﹖

第二﹐競爭性領域中存在的戰略性國企和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國企并不少﹐按照中共中央的國企改革重要決策﹐這些國企需要發展壯大﹐不能退出。例如重要的電子通訊﹑電器機械﹑運輸機械﹑電力﹑糧食﹑水﹑一些礦產資源類企業等等。如果按照吳敬璉說的“實現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等于要求國家放棄這些重要的企業。這豈不是反對中共中央關于國企應控制這些重要戰略性領域的決定﹖顯然﹐吳敬璉的理論和政策主張陷入了自相矛盾。因為﹐他說過﹐中共十五大報告決定“國家只需要控制‘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17] 但是﹐難道他真的不明白﹐這里面就包括了競爭性領域的一批重要國企﹖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十五大報告在表達國家應該控制重要經濟領域時﹐并沒有使用“只需要”三個字。這又是吳敬璉強加的﹐以增加對于國企發展的限制。

第三﹐如果在競爭性領域中有一批國企能夠賺錢﹐反哺于民﹐有何不可﹗這還有利于保持社會公平和公正﹐防止過量的生產性財富在少數人手里集中并導致相應的政治后果。要曉得﹐所謂防止兩極分化﹐不僅是要防止收入分配兩極分化﹐首要的是防止財富分配兩極分化。財富分配狀況是決定收入分配狀況的主要因素。在這個意義上說﹐維護﹑保持社會公平和公正﹐也是國企﹑國資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功能和“控制力﹑影響力﹑帶動作用”的體現。[18] 目前﹐這方面的有關制度還有待加快完善和落實。

第四﹐今天經濟全球化中國家競爭﹑市場競爭更加激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任務緊迫﹐十二五規劃時期以競爭性領域為主展開的結構調整和企業兼并重組﹐也對國企在競爭性領域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即進一步要求國企做優做大做強。[19]

有研究報告指出﹐“十一五”時期﹐在中國28個主要工業行業中﹐外資在其中21個行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排名前五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近十年﹐外資對制造業市場控制度基本在30％以上。而高技術產業總體外資控制度近幾年已經達到近70％的水平。[20] 顯然﹐這對于競爭性領域的私營企業和個體戶是一個比同國企競爭更厲害的“狼來了”的信息﹐是一個強﹑弱和勝﹑負已定的信息。事關產業安全﹐十二五規劃時期需要密切關注和求解。而解決問題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中共中央十五屆四中全會所定﹕“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要吸引多方投資加快發展”﹐并在競爭性領域發揮“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的功能。有進有退﹐真正做到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說的“優勝劣汰”。這就是十二五規劃時期經濟發展對于競爭性領域國企的特殊要求﹐既要進退有序﹐做優做大做強﹐維護產業安全﹐又要擔負起保護一般中小企業（絕大多數是私營企業和個體戶）發展空間的任務。否則﹐“皮之不存﹐毛將附焉”﹖

經過改革開放﹐布局調整﹐現在國企已經度過了1990年代最困難的時期﹐確實具備了這方面的實力﹐并在繼續增強。例如﹐據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計算﹐國有及控股企業的一些重要的經濟指標﹐特別是技術實力遠遠超過私營企業。例如﹐大中型工業企業中﹐在專利申請數﹑發明專利數和擁有發明專利數的構成中﹐國有及控股企業分別占30.8％﹑35.6％﹑32.9％﹐私營企業僅占18.4％﹑9.5％﹑13.8％﹔在新產品項目數﹑開發經費﹑新產品產值﹑新產品銷售收入及出口銷售收入構成中﹐國有及控股企業分別占44.4％﹑41.2％﹑42.8％﹑43.4％﹑21.2％﹐私營企業僅占10.9％﹑10.3％﹑8.6％﹑8.4％﹑7.1％。另外﹐在2009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中央企業總共獲獎104項﹐其中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全部由中央企業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獲獎比例達到62.5％。[21] 由此可見﹐在競爭性領域盡可能地發揮國企的這些優勢﹐發揮人才﹑管理﹑先進技術和科研開發能力的優勢﹐對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包括結構調整﹑企業重組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和維護產業安全確實十分必要。[22]

最后﹐至于吳敬璉最新杜撰的中共十五大決策“國退民進”﹐從文字到內容都屬無稽之談。任何一個有心人﹐不論價值取向如何﹐只要看看十五大報告﹐就明白這純系憑空捏造。中國經濟學界和新聞界出現這種愈演愈烈的“吳敬璉現象”﹐與其口頭上主張的實證精神和社會責任自相矛盾﹐是一種政治和道德上的墮落。

三﹑“攻其一點﹐不及其余”

近幾年在一些地方和行業﹐國企已經在競爭性領域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了。但是﹐基于新古典經濟學或“西化”理由的各種反對意見總是不斷﹐主要是一些經濟學人領頭（包括吳敬璉）﹐一些媒體利益所系﹐“普世價值”﹐心領神會﹑密切配合﹐對國企發展不給力﹑反著給力﹐“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乃至無中生有﹐使得國企輿情出現一些突出問題。

更準確地看﹐這種輿情只是中國部分媒體和少數人組成的特定社會利益集團的輿情﹐不能代表中國共產黨的輿情﹐不能代表最大多數中國人的輿情﹐不能代表中國社會的基本輿情。所謂國企“問題輿情”的發源地是有特定指向﹐影響是在特定空間和時間范圍內的。

美國經濟學家E.K.亨特在《經濟思想史 — 一種批判性的視角》中曾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20年里﹐新古典主義的兩個分支（指內部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流派 — 引者注）在鼓吹某種政策方面表現出了同樣的熱情。這種政策致力于摧毀任何地方存在的共產主義﹐阻止第三世界的經濟體進行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試驗。因此﹐即使是擁護自由放任政策的最保守的人﹐都支持采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和推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23]

此后﹐基于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普世價值﹐一些經濟學家參與政治和經濟動亂的現象并沒有消停。在蘇東劇變中﹐在拉美﹑非洲和中東國家的“結構改革”中﹐在亞洲金融危機問題上﹐在那些分裂和肢解國家﹑消滅國企﹑竊取國資﹑外資壟斷經濟的各式各樣的顏色革命中﹐又活躍著多少學以致用﹐當了官﹑發了財的經濟學家或經濟專家﹐以及一些發跡的媒體﹖

所以﹐冷眼向洋看世界﹐總結國內﹑外經驗﹐中國的國企被一些專家﹑媒體罵并沒有什么新鮮奇怪。一般意義上說﹐這是西方陣營的傳統劇目。普世價值容不得社會主義國企的存在和發展。從今天中國的特殊情況看﹐首要原因是國企改革發展壯大了﹔二是有少數人出于西方私有化﹑自由化﹑憲政化的意識形態理由﹐普世價值﹐甚至是出于見不得人的特殊利益考慮﹐不高興國企有成績﹐不高興說國企有成績﹐所以﹐與一些媒體配合﹐操縱輿情﹑里外聯手﹐企圖向有關方面施壓﹐影響政策﹔三是國企也存在一些缺點﹐但改了老百姓就高興了。否則﹐授人以柄﹐以偏概全﹐無限上綱﹐影響輿情。

當然﹐還要謹防某些“權錢結合體”﹐兩面三刀﹐表面為私營企業和個體戶鳴鑼開道﹐“普世價值”﹐義正詞嚴﹐不遺余力地排斥國企﹐但幌子和普世價值背后真的落腳點﹐卻是為外國政府和跨國公司輸送巨大的政治和經濟戰略利益﹐美利堅第一。吳敬璉不斷篡改中共中央國企改革的重要決策﹐偽造中共中央之名義要求“實現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和“國退民進”﹐從客觀效果和邏輯上看﹐都是在為這種特殊利益輸送﹑提供思想和輿論服務。

四﹑克己復禮為仁﹐豈其辱于干溪﹖[24]

建議﹕中共中央有關部門出面澄清事實。重申中共十五大國企改革決策。中共中央國企改革重要決策不容篡改。制止一些著名社會公眾人物（包括國家機關的個別共產黨員）和媒體接二連三杜撰﹑篡改中央重要決策的錯誤言行。說明中共十五屆﹑十六屆﹑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的國企改革重大決策一脈相承﹐圓融無礙。時有相機說法﹐與時俱進﹐卻也“法法相通﹐法法相融”。中共十八大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因為﹐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相應地﹐與此事有直接關系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改委等也要密切配合﹐履行職責﹐盡其管黨員﹑管媒體的本份﹐以正黨風﹐以正視聽。

思考題﹕

1﹑奧巴馬﹑吳敬璉﹑秦曉在普世價值上有無區別﹖[25]

2﹑美國﹑中國一些人宣傳普世價值﹐背后的制度訴求是私有化﹑自由市場﹑憲政民主嗎﹖

3﹑毛主席在什么情況下說﹐有人“為了打鬼﹐借助鐘馗”﹖

4、2011年3月8日全國政協全體會議上，歐成中委員發言說，“黨中央明確提出‘國有經濟要縮小范圍，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26]他是故意亂說，還是受吳敬璉等人蒙蔽？

5、 2011年3月14日國務院總理說：“目前不存在所謂‘國進民退’的問題，同樣也不存在‘民進國退’的問題。”[27]這是為什么？

6﹑澄清房產稅問題重要﹐還是澄清中央決策重要﹖

附錄﹕

夏小林：《著名公眾人物接二連三杜撰中央文件觀點— 兼談優化所有制結構和收入分配問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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