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警惕美日“量化寬松”陷阱

警惕美日“量化寬松”陷阱

■《環球財經》總編輯 向松祚

2010年12月10日至11日，筆者到巴黎參加“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委員會和法國政府聯合召開的國際貨幣會議。辯論話題自然少不了美聯儲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紐約大學教授、號稱成功預測2008年金融危機的“末日博士”魯比尼教授和其他幾位學者認為，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迫使美元匯率走弱或貶值，希望借此刺激美國出口增長。理由很簡單：美國反復要求人民幣大幅度快速升值，中國卻堅持緩慢升值或不升值。無奈之下，美聯儲只好搞量化寬松政策，讓美元主動貶值或弱勢，間接迫使人民幣升值或強勢。
進入2011年，量化寬松政策的始作俑者——日本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海嘯、核泄漏三連環襲擊，日本央行隨之向金融市場注入55萬億日元，規模超過美聯儲量化寬松第二波。此舉雖有大地震災害之緣故，但其實際效果或與美聯儲量化寬松如出一轍，中國不可不防。
從全球匯率“博弈”角度來考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中國尤其重要。2010年11月4日美聯儲重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之后，人民幣匯率一直持續單邊升值，對許多中國出口企業造成巨大壓力。根據最新的統計觀測，2010年圣誕節期間，由于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和勞動力成本上升，浙江溫州地區出口訂單下降幅度高達50%，我國總體出口形勢日益嚴峻。
國家外管局外匯儲備增幅和人民銀行外匯占款數據清楚表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正在刺激國際投機熱錢加速流向中國。包括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在內的許多主管部門負責人坦承：投機熱錢流入房地產市場和其他市場，是中國房地產價格持續上升和通貨膨脹預期惡化的重要推手。
一個最基本的判斷是：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讓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愈加惡化。主要表現是：（1）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高位運行和持續攀升，我國必將面臨更加嚴峻的輸入性通脹壓力；（2）美元長期走弱、美國和中國基準利率差距拉大，進一步加劇人民幣升值壓力；（3）人民幣升值壓力和預期推動我國資產價格上漲預期，導致房地產調控政策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當然，這只是房地產調控政策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的原因之一）；（4）我國對外部能源、原材料和其他大宗商品的需求越來越大。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推動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和維持高位，必然大幅度增加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本；（5）人民幣升值和原材料、能源價格上漲，將削弱我國出口競爭力，經濟轉型和失業壓力加劇。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中國最主要的沖擊，就是加劇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和壓力，而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的最主要危害，則是強化中國資產價格上漲的預期，從而導致資產價格的巨大泡沫，泡沫破滅后則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經濟泡沫化的本質是什么呢？那就是收入分配的大幅度轉移和集中，大幅度加劇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和貧富差距，給中國社會埋下不穩定的嚴重后果。而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一旦被打亂，中國將陷入所謂“拉美化”的困境。社會將分化為富裕的極少數巨富群體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城市貧民和“農民工”；或者分為與國際資本有千絲萬縷聯系的精英群體和沒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大多數赤貧群體。一旦陷入此一困境，中國社會就沒有和諧可言，社會將持續動蕩，經濟平穩增長和人民生活改善將無從談起。
這才是我們思考人民幣匯率戰略和策略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出發點。惟有站在這個高度，我們才能真正高瞻遠矚，認清美國壓迫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本質，認清量化寬松政策對我國經濟金融的真正危害。
從我國長遠發展戰略角度思考，要應對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沖擊和減少美元本位制的危害，我國就必須積極推進以人民幣國際化為核心的區域貨幣金融合作，最終實現人民幣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實現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參與改革和創建國際貨幣體系的惟一正確道路。國家主席胡錦濤率先提出“促進區域貨幣合作，構建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是高瞻遠矚的偉大戰略思想。■

日本大地震啟示錄

有一點可以肯定，全球貨幣匯率必然更加動蕩，大宗商品價格必然繼續上漲。核危機之后，日本對天然氣和其他能源之需求肯定上升，舉世通脹壓力將愈演愈烈

■  《環球財經》總編輯 向松祚

日本地震、海嘯、核泄漏三大災難以排山倒海之勢，摧枯拉朽之力，剎那間讓數以萬計的生命消失，數以百億計的財富毀滅，數以十萬計的人民無家可歸，大片國土面臨最恐怖的核污染，舉世哀痛！舉世震驚！舉世駭然！舉世救援！舉世反思！
反思什么？老生常談之說，無非是要評估日本大災難對日本經濟增長影響幾何，對全球經濟增長影響幾何，對世界貿易影響幾何，對全球匯率和利率影響幾何，對大宗商品價格尤其是能源價格影響幾何。譬如世界銀行最新發布報告，說日本大災難對日本GDP增長的影響大約為-0.5%，災后重建則需要5年之久。此類估計和預測，聊勝于無，不能太當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人員之多，掌握資源之詳，運算能力之強，舉世無出其右者。然而，若有好事者愿意去檢查兩大機構歷年來對全球經濟和各國經濟之預測準確度，其成績單絕不會好過街邊的販夫走卒！所以者何？
絕非是這些機構不愿意慎思明辨和詳盡計算，乃是人類經濟體系和自然體系之演變，從最本質上是否可以被準確預測，至今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大問題。個人之見，人類經濟體系從本質上是無法被準確預測的，自然體系之演化是否可以被精確預測，也在未定之天。
說不能準確預測，當然不是說我們連大趨勢也不能做一些基本的判斷，否則一切科學就都要失去立足之地。我的判斷，日本經歷如此罕見大災難之后，本國經濟將陷入更嚴重的衰退乃至蕭條（衰退者，經濟增速放緩之謂也；蕭條者，經濟負增長之謂也）。所以者何？
其一，日本實體經濟將遭受沉重打擊。首當其沖的是旅游業以及相關的餐飲、酒店、運輸、咨詢等服務業。據不完全統計，此類服務業約占日本經濟的30%。保險理賠亦將重創日本金融服務業。
其二，災難對日本國民心理打擊異常沉重，必定降低其消費意愿和強化儲蓄之沖動。企業和個人將投資或資產轉移海外，企業將產業鏈更多移植他國之可能性，亦不容低估。3月20日，筆者參加清華大學中國和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之論壇，幾位學者就談到日本本土產業將加速“空心化”，此為風險分散之策略。大災難之后，日本個人、企業和國家皆有分散風險之強烈動機。
其三，日本大災難之后，日元匯率急劇飆升，創下二戰以來最高水平（1美元兌76.25日元），讓舉世許多學者和投機者大跌眼鏡。按說災難會削弱日本經濟，匯率理應貶值，不貶反升所為何事？
個中緣由并不簡單。日本是所謂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之始作俑者，早在1996~1997年，面臨本國經濟長期衰退，日本中央銀行將基準利率降至0.25%以下，實際就是零利率了。如此低的利率水平，刺激外匯市場投機者大肆舉借日元買空賣空，日本從此成為全球流動性泛濫的主要策源地。大災難瞬間襲來，市場投機者有先見之明，他們預測日本災后重建需要大量增發國債。目前日本國債余額已經超過11萬億美元，是2011年日本GDP的210%，為舉世之冠。再度增發國債，貨幣市場利率就可能大幅度上升。外匯投機者于是大肆拋售美元、歐元、澳元以償還日元借款。日元需求急升，匯率自然飆漲。此外，日本金融機構尤其是保險公司為應對災后支付，也開始拋售海外資產兌換日元回國（日本海外資產龐大，超過10萬億美元）。
3月18日，西方七國中央銀行聯手干預外匯市場，日元匯率應聲回落到1美元兌82日元水平。然而，我以為日元匯率短期內仍將震蕩升值。即使多國中央銀行聯手干預，也不會有實質效果。須知今日全球外匯市場每天的交易量接近4萬億美元，全年交易量接近1000萬億美元。中央銀行區區數百億美元之干預，如何可以扭得過市場這條大腿？有史以來各國央行最大規模的聯手干預是1985年9月22日《廣場協議》簽署之后，規模超過2200億美元，也只是短期發生效果。假若日元匯率真的繼續震蕩走高，日本出口就會雪上加霜。
其四，大災難讓日本股市幾天之內縮水超過10%，未來難有好轉。虛擬財富大幅度縮水，實質財富被大規模毀滅（地震海嘯毀壞的住宅和其他財產簡直無法估量），素以謹慎著稱的大和民族一定會更加勤儉節約。國內消費萎靡不振從來就是制約日本經濟增長的最大頑癥。展望未來，前景可謂是“山重水復真無路”了。
其五，前面說日本是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之始作俑者。大災難之后，日本中央銀行銀行已經向金融市場注入55萬億日元，規模超過美聯儲量化寬松第二波，速度之大，金額之大，再創世界紀錄！大難臨頭，政府不能無所作為，股市崩盤，央行怎能袖手旁觀！所以日本大規模注入流動性不僅沒有像美聯儲去年11月宣布量化寬松那樣，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反而是贏得齊聲稱頌。然而，日本金融市場真的缺乏流動性嗎？從長遠視野和真實經濟角度看，大量注入流動性能夠挽救災難損失嗎？非也！日本原本就是全球流動性泛濫之重要策源地，此舉必將再度加劇全球流動性泛濫！禍福相依，孰因孰果？莫衷一是。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全球匯率必然更加動蕩，大宗商品價格必然繼續上漲。核危機之后，日本對天然氣和其他能源之需求肯定上升，舉世通脹壓力將愈演愈烈！扶桑一國遭遇大難，嚴峻后果殃及全球。
對災難的反思當然不能僅僅局限于GDP的增長和貨幣匯率。地震海嘯驚心動魄，駭人聽聞，核危機之陰影則將長期籠罩人們心頭，久久揮之不去。日本素以科技先進和產業精細著稱，核危機卻暴露出日本企業管理和政府監管方面驚人的“黑洞”。世界許多核能專家已經開始批評日本長期忽視核安全，對設備老化、年久失修視而不見，對可能的風險估計不足（譬如核電站的設計就沒有達到最高抗震級別）。核危機、核輻射、核擴散不同于任何其他災難，它是完全“不可逆”和“不可修復”的，對人體的影響將通過遺傳基因長期存在。日本大災難再次給人類敲響最恐怖的警鐘：人類真的有一天會在核能的巨大威力之下同歸于盡嗎？遍及小小寰球的核能電站和軍事強國龐大的核武庫，就是人類自我毀滅的定時炸彈啊。如果徹底拋棄核能，我們就必須重新反思人類的能源發展戰略，如果繼續發展核能，我們又怎能確保萬無一失？
由此聯想到最近愈演愈烈的利比亞危機。不管西方軍事打擊效果如何，利比亞和北非、中東形勢都難以根本好轉，全球恐怖勢力將坐收漁翁之利。世界反恐專家正在日益擔心總有一天，核武器將落到恐怖分子手中！即使核武器大國之間不爆發核戰爭，恐怖分子的核武攻擊亦足以將人類致命！
嗚呼！人類物質生活似乎是越來越文明和高級了，人類所面臨的風險卻似乎也是越來越大了，而且是“一死萬古休”的系統性和整體性風險，是完全不可逆的毀滅性風險！解救之道當然不是金融學和經濟學的風險分散模型（次貸危機和金融海嘯讓那些復雜之極的數學模型成為笑柄！），而是要回歸人類本源和終極的人文精神和價值取向。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圣賢之教，得無信乎！

日元之“殤”助推全球流動性泛濫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
■ 曲雙石

七巨頭聯手干預匯市
3月11日，日本9.0級大地震爆發之后，日元匯率經過短暫的大跌后一路猛漲，直至觸摸到二戰后歷史最高點，達到76.25日元兌1美元的高位。按照普通邏輯分析，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企業的避險需求而推高了日元，因為日本在海外有超過10萬億美元的龐大資產，動一動全球亂顫。
首當其沖的就是保險公司。災害模型分析公司Risk Management Solutions Inc.預計，此次災難將導致2000億到300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其中20%至30%的經濟損失都將由保險業承擔，這使之有可能成為保險業歷史上損失最大的災難之一。日本的保險公司為了賠付如此重大的損失，不得不將自己手中的海外資產拋出，換回日元補充流動性，造成日元大量回流，這是拉高日元匯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就是災后重建。日本災后勢必開展重建工作，有的企業更是需要修補被大災損壞的生產鏈，此時同樣需要大量日元，這成為刺激日元上漲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但正常的邏輯通常容易掩蓋事物的另一面。安迪·凱斯勒（Andy Kessler），這位以成功逃頂2000年互聯網泡沫而聞名的對沖基金經理，在《操縱金錢》一書中解釋了他關閉基金的一個理由，就是每當大災難發生、人們為死難者揪心的時候，對沖基金經理的第一個反應卻是興高采烈地買入建筑類或者保險類股票，他為這樣的冷漠感到震驚。大災難發生之日，通常也是投機資本的狂歡之時。
首先，每年3月底4月初本就是日本的會計年度結算期，許多日本出口企業和機構投資者都會將海外資產拋出，換回日元以粉飾賬目，此時正是做多日元的好機會。
其次，在日本上一次大地震——1995年1月17日7.3級阪神大地震之后，日元同樣出現飆升現象。在長達3個多月的時間里，日元兌美元匯率不斷上升，升值幅度超過20%，直達79.75日元兌1美元當時二戰后的匯率最高點，首次突破“80”大關。有鑒于此，此次日本9.0級大地震同樣也讓炒家嗅到了日元升值的氣息。
第三，雖然近兩年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世人盡知，但其實日本才是量化寬松政策的始作俑者。上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使日本成了“貨幣戰爭”的大輸家，此后常年的經濟不景氣催生了零利率、弱勢日元的量化寬松政策。這使得日元成了套息交易的主角，投機者借入低利率的日元換取高利率的澳元等國外貨幣。但是現在情況有了變化，災后的日本政府為了重建家園，必定大量增發國債。目前日本國債規模占GDP比重已超過200%，為全球之冠。在此情況下增發國債帶來的就是貨幣市場利率飆升。敏銳的投機者將大肆拋出手中所持的其他貨幣如美元、澳元等，用來償還日元借款，需求的增加必然導致匯率的上升。
然而，大地震中的日元是傷不起的。日元匯率高企不僅不利于日本出口企業，對日本災后恢復和重建工作也非常不利，同時將拖累全球經濟復蘇的步伐。于是面對高企的日元，G7（即西方七國集團，由美、英、法、德、意、加、日組成）決定聯手進行11年來第一次干預匯市的行動。
3月18日90分鐘的電話會議后，七巨頭攜手拋售日元。5300億日元的拋售規模猶如在匯市投入了一枚重磅炸彈，日元匯率應聲而墜，從電話會議前的79.07日元兌1美元貶至當日21時的81.37日元兌1美元。激起來的是海嘯—般的流動性。

地震在前，通脹在后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日本是美國的第二大債主，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12月，日本共持有美國國債8823億美元。面對災后重建所需的大量資金，拋售美國國債合乎情理，而且此事已有先例。據美國研究機構Stone ＆ McCarthy Research Associate’s稱，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雖然沒有證據表明日本曾拋售美國國債，但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為了應對那場超級地震，的確有人在這么干。
問題在于，如果日本拋售美國國債，勢必推高美國借債成本。雖然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對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表示，日本人有的是錢，不需要拋售美國國債。但有消息稱，一個多月以前美國財政部還有3000億美元的現金儲備額，日本大地震后已然降為1000億美元。減少的2000億美元去了哪里？銀行系統。也就是說，一次規模為2000億美元的QE3（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或許已在悄悄進行之中。
日本本身就是量化寬松政策的發明者，地震后日本央行投入金融市場的50余萬億日元（已超過美國QE2的6000億美元規模）和G7拋出的數千億日元雖然暫時打擊了日元升勢，但也給世界留下了更加泛濫的流動性。G7干預匯市后，日本銀行行長白川方明就表示日本央行將實行強勁的貨幣寬松政策，確保金融市場穩定，并持續提供充足流動性。再加上美國正在光明正大進行中的QE2和偷偷摸摸進行中的QE3，全球必將再迎來一波流動性泛濫。
流動性泛濫帶來的是什么？通脹。尤其對于目前通脹率已然不低的新興國家來說，日元和美元的開閘放水無異于火上澆油。
首先，美元的泛濫帶動了以美元計價大宗商品價格的再一次大漲，日元的泛濫帶動了日本的出口產品如汽車、電氣設備、電子產品等價格上漲，它們的同時泛濫將加劇新興國家的輸入型通脹。同時一部分熱錢進入新興國家市場，會給流入國的宏觀調控帶來不確定性因素。
其次，日本一直是我國非常重要的貿易伙伴，而且是世界重要的電子產品零部件產地。此次發生地震的日本東北部地區是重要的金屬材料供應地，如果這些企業生產受到影響，將會嚴重影響中國對電子、汽車等零部件的進口，造成國內許多產品供給不足，價格上漲。
第三，人民幣升值預期將更加強烈，吸引熱錢涌入中國撈金，進一步提升資產價格。即將到來的日元與美元貶值，也就將人民幣置于“被升值”的地位。此外，災后重建將日本對全球能源、鐵礦石等大宗商品需求猛增。以能源為例，日本每年消耗的能源中有85%都依賴進口，有10%依靠核電。據高盛集團估計，此次大災中，日本25%的核電裝機容量受損。而受損核電的維修、測試和最終獲準運行將需要相當漫長的時間，因此天然氣、煤炭等替代能源的需求在長期內都將上升。而能源是我國對日本的主要出口產品之一，2010年我國煤炭出口的36%、原油出口的21%都是運往日本。事實上，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中國對日本出口增幅即從1994年第四季度的39%猛增至1995年第一季度的65%。屆時中國貿易順差的增長，將給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國家落下口實。

日本大地震的全球經濟影響

對于中國而言，應當警惕量化寬松政策演變成常態貨幣政策選擇的風險

□ 環球財經記者 劉美／整理

日本地震和核泄漏危機后，國際金融市場迅速做出反應：日本股市大跌，日元指數攀升，周邊國家乃至歐美金融市場都受到波及，原油、黃金、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價格劇烈震蕩。日本大地震將給全球經濟帶來哪些影響？
3月19日下午，由北京外國語大學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聯合主辦的“日本大地震的全球經濟影響”學術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分別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日本大地震不會逆轉全球經濟走向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院長 郭慶旺

首先，我認為此次日本的事件不會改變全球經濟復蘇的總體走向。日本GDP大概占全球的7%，去年日本的經濟增速達到一個歷史高位，為3.9%。即便如一些人預測，今年日本GDP增速下降3%，還有0.9%。如果核輻射的影響不進一步惡化，那么日本地震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是十分有限的。
第二，日本地震是否將帶來國際貿易的新格局，這要具體行業具體分析。例如汽車行業，據報道地震影響的汽車產量為42萬輛，占日本整個汽車產量10%左右，有人認為這對韓國的汽車行業會比較有利。但在其他一些替代性不強的行業，例如芯片，其他國家很難補上日本的缺口，這樣就會給整個產業鏈帶來影響。而旅游行業無疑會遇到非常大的打擊。
第三，災后重建資金的來源。現在關注的熱點是私人資金的回流，這被認為是目前日元升值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我的關注點在國家資金上，從債務余額占GDP的比例來看，日本是全球財政狀況最糟糕的國家之一，去年公債余額占GDP的比例高達230%。在目前的情況下，政府顯然無法加大征稅力度，那就只能繼續發債，從而加重目前的債務危機，同時引起利率以及匯率的變化。

日本經濟在長期停滯后有可能面臨轉機
□摩根大通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行長  賁圣林 

從貿易角度來說，災后重建肯定會增加日本的進口，這在短期內無法體現出來，可能需要6~9個月的周期。另外出口可能會有所下降，日產汽車在短期內有可能供應不足，但日本這個國家在供應鏈上是很有效率的，因此影響不一定會很大。
從資本市場來看，日本是一個資本凈外流的國家。大地震后突然出現的日元升值和資本回流，主要還是一些短期資金，例如保險公司理賠的需要。具體到長期實業投資，日本一向都是資本輸出的，受地震的影響對外輸出可能要少一些，中國也會受到影響，但這種影響是可控的。
從貨幣市場來看，目前5年期信用違約掉期（CDS）價格，日本已經達到了120個基點，中國大概是70~80個基點，相比美國一般在40~50個基點左右。雖然日本的信用評級比中國高，但市場普遍認為日本違約的風險要大于中國,可能會引發所謂的債務危機。這樣將導致日本舉債成本提高，從中長期來看日元將走弱，而且日本國內會出現一些通脹的現象。
但我覺得所謂的通脹恰好有助于日本走出20年來零增長、零利率的局面。在整個日本國民無法找到未來發展方向的時候，壞事有可能帶有積極意義，這是我們能從本次大地震中看到的惟一正面的東西。

日本災后經濟前景十分暗淡
□《環球財經》總編輯、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 向松祚 

首先，我想講一下目前外匯市場動蕩的真實原因。大家對日元匯率急升普遍感到很奇怪，這就需要我們回顧歷史。所謂量化寬松措施，其實并不源自美國，而是日本人發明的。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搞零利率，導致很多人在外匯市場借入日元，換成澳元等進行套利。現在大家看到地震后日本需要資金，日元匯率一定會上升，他們借款的成本會很高，所以都急著把手里的歐元、澳元拋掉來還上從前借入的日元，這是日元匯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另外保險公司、金融機構為預防不可估量的損失而籌措資金，這也是日元升值的一個原因，但相對次要一些。近日G7聯手干預匯市，雖在短期內阻止了日元上漲，但長期來看我認為不可能成功。現在外匯市場上一天交易量差不多4萬億美元，而日本央行的干預才115億美元。以目前外匯市場的規模，導致央行難以干預匯率，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第二，我認為日本經濟將在大地震后陷入十分嚴重的衰退。首先是旅游業以及相關的住宿、餐飲面臨毀滅性打擊，其次是上面提到過的日元匯率動蕩與升值問題，將給日本出口帶來很大影響。其三是日本國內的消費難以提振，一個人的消費取決于他的永久性收入，現在他的房子沒有了，消費能力一定會下去。其四是加速海外移民和資產外移。
第三方面，是關于日本的財政。目前它的債務規模占GDP規模比例是世界最高，震后肯定還要繼續發債。隨著債務利率的上升，私人投資必將下降。
第四方面，可以探討一下災難對人類文化產生的影響。有人提出歐洲1340年黑死病的流行是文藝復興的重要原因，因為人口大量減少而財富沒有損失，造就了一個富有階層去推動文化發展。但這次日本的情況不同，在人員損失的同時財富也大量減少。
第五方面，這次地震對投資理論的影響。過去華爾街用的金融風險模型中，假定系統性風險是恒定的，否則這些模型都不成立。現在該如何把外在災難性風險納入進去，我想會有人有興趣來思考這個問題。

日元走向主要取決于美國的態度
□中信銀行副行長、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所長 曹彤

首先從實體經濟來看，我認為這次地震不大可能促使日本經濟向好的方面轉型。這次地震損失從GDP角度大概占了日本7%，也就是3500億美元左右，如果折算成重建投資，現在主流預估可能需要1000多億，我認為還是比較理性的。如果分2~3年建設周期，對GDP貢獻也就兩個百分點左右，折合到年貢獻率也就是0.7%~0.8%，我認為不足以支撐日本經濟向好發展。更何況企業還愿不愿意在原址重建家園，這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第二從虛擬經濟來看。日本債務是大家關注的主要問題，日本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在發達經濟體當中算是非常高的，遠遠超過了歐洲出現危機的國家，甚至像希臘、西班牙都比不上它。但這樣是不是必然意味著日元長期走弱，我認為主要取決于美國的態度。
這兩年多奧巴馬政府所執行的弱勢美元政策，也逐漸到了一個可能出現轉折的時期。美國所期望的貨幣政策效果有一些達到了，相當一部分是沒有達到的，甚至美國國內的反對意見也逐漸占主流。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美元會不會重新回到強勢策略，或至少回到平穩態勢上，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
所以，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恐怕還是美國需要什么，日元就會向著相對方向演進。盡管這次日本央行大量注入流動性干預市場，但日元匯率會不會有所改變，我想中長期主要還取決于美元的需求。
第三，對于中國而言，應當警惕量化寬松政策演變成常態貨幣政策選擇的風險。這次金融危機之后，在美國的示范下，國際上量化寬松的量越來越大，這次日本在7天內輸入的貨幣量已經可與美國QE2（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時注入的資金相較。在資本完全開放、匯率自由兌換的背景下，一個國家的量化寬松短期是救助國內經濟，長期則是全球流動性泛濫。所以，對量化寬松至少應該有道義上的約束，例如需要達到什么樣的危機才可以啟用這種應急政策。
我覺得如果2012年奧巴馬連任總統，那么用弱勢美元來緩解其國內就業的思路或許還能維持。假如共和黨重回白宮，可能會發生較大的沖突。那時候如果美元變成強勢，對中國而言壓力更大。如何能夠全局性地思考這個問題，提前做出一系列安排，以這次日本地震為契機，我們應該進一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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