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儲備超巨型化的負面效應值得重視

外匯儲備超巨型化的負面效應值得重視

    

    近些年來我國外匯儲備呈高速猛增態勢，今年一季度突破3萬億美元大關。巨額的外匯儲備是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而不斷增強的重要體現，也是抵御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和應對困難復雜局面的有利條件。但從當前非常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來看，我國外匯儲備超巨型化并且還將呈現繼續剛性增長態勢，其負面效應已經顯現并呈現擴大趨勢，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全面認識巨額外匯儲備的性質

    一般認為，外匯儲備是一個國家國際清償及支付能力和國民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國家國際信用的重要支撐。在一定的時間內，外匯儲備的多少能夠體現一個國家國際清償及支付能力的大小，但將外匯儲備完全視為一個國家的國民財富則是不準確的。外匯儲備主要由一個國家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凈流入和資本與金融項目凈流入兩部分構成。經常項目凈流入主要由貿易和非貿易順差形成，其性質是該國與他國的商品交換和服務交換的盈余，且相對穩定風險較小，因此由經常項目凈流入所形成的這部分外匯儲備可視為該國的國民財富。資本與金融項目凈流入是由外國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國際借貸等項目超出流出所形成的盈余，它們的所有權都不在本國國內，因此這部分外匯儲備本質上是該國的負債而不是國民財富。目前由資本與金融項目凈流入形成的外匯儲備在我國外匯儲備中占到將近一半，若將近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全部看成是我國的國民財富，則容易造成“財富錯覺”。
    中央銀行是管理外匯儲備的國家職能部門和金融機構，從中央銀行的資產與負債關系來看，外匯儲備首先直接表現為中央銀行的一項重要資產，但外匯儲備這一資產是中央銀行運用其人民幣資金購入外匯而形成的。從2010年我國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來看，央行為形成2.8萬億美元外匯儲備這一資產所耗費的人民幣資金占到其負債總額的80%，而央行的自有資金和政府存款之和僅占其負債總額的13%，這說明我國巨額外匯儲備表面上看是中央銀行的巨額資產，其實是中央銀行的龐大負債。外匯儲備增加意味著中央銀行的負債增加，外匯儲備越多則意味著中央銀行對全社會的負債越多。只看到外匯儲備是中央銀行的資產而忽視了它還是中央銀行的負債顯然是片面的。

            外匯儲備超巨型化是我國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的重要表現

  自1994年啟動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增長了約55倍。2010年我國GDP總額是1994年的8.5倍，外匯儲備規模的增長速度是同期GDP規模增長速度的6.5倍左右，2010年我國的外匯儲備約占GDP總額的48%。外匯儲備以6.5倍于經濟增長的速度而增長，乃至于其規模占到經濟規模的近一半，這在世界經濟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有資料顯示，2009年我國的外匯儲備占到全球外匯儲備的30.7%，相當于G7集團外匯儲備總額的1.93倍。日本實行了30多年“貿易立國”戰略，其外匯儲備排名世界第二，目前中日兩國的經濟規模基本相當，但日本的外匯儲備規模卻只有我國外匯儲備的 35%左右。綜上所述，無論是從國內經濟還是從國際經濟的角度來比較，無論是從歷史和理論還是從現實的角度來分析，目前我國高達3萬億美元之巨的外匯儲備已經嚴重超過了合理的經濟規模水平。
    外匯儲備超巨型化一方面是我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另一方面，與我國高達65%左右的貿易依存度一樣，外匯儲備超巨型化又是我國經濟過度“外傾”、內外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內外經濟循環嚴重失調的重要表現和主要標志之一。盡管我國沒有像日本那樣明確提出“貿易立國”戰略，但在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長期實行了具有明顯重商主義傾向的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其基本特征和主要內容就是對出口創匯和外資企業實行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在加入WTO之后，我國在國際分工特別是在全球制造業中的比較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再加上鼓勵、促進和支持外貿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優惠政策的長期累積效應，導致我國以國際市場為導向的外向型產業以及東部沿海地區獲得超高速增長，同時也為這種超高速增長付出了巨大代價——經濟發展內外嚴重失調，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經濟運行的內循環不暢；資源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中西部地區與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差距越來越大。以鼓勵出口和引進外資為導向的重商主義政策在提高我國產品和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及實現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功不可沒，但長期通過這種“送禮式出口”和超國民待遇優惠引進外資的方式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勢必會產生一種不良后果，這就是大量的財富和福利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而向國外不當輸出和轉移。由此可見，外匯儲備超巨型化不僅是我國經濟發展內外嚴重失調失衡的重要表現，而且還是我國地區發展出現嚴重不平衡的重要表現。換句話說，外匯儲備越多則表明我國的內外經濟失衡和地區發展失衡的程度越高，實際財富和福利向海外的流失也越嚴重。

                    外匯儲備超巨型化的負面效應正在擴大

    當前我國宏觀調控中面對的最大壓力可以歸結為“三大上升通道”即通脹上升通道、匯率上升通道和利率上升通道的形成對經濟運行的穩定性構成嚴重威脅，這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國外匯儲備超巨型化的負面效應的進一步顯現。
    我國外匯儲備超巨型化的負面效應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巨額外匯儲備成為推動通脹的重要力量，外匯儲備增加與通脹上升、利率上升之間形成相互強化效應。當前我國通脹壓力很大，通脹預期明顯，導致通脹的因素除了成本上升推動、前兩年反國際金融危機政策的累積效應和滯后效應、輸入型通脹因素等方面之外，因巨額外匯儲備而形成的巨量貨幣投放從而導致流動性過剩才是產生通脹的主要因素。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形成超過20萬億人民幣的基礎貨幣投放，占到中央銀行負債總額的80%，若再考慮我國基礎貨幣4倍左右的乘數效應，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最終形成了80萬億元左右的人民幣貨幣供應量。從國際收支平衡的角度來看，外匯儲備越多，則意味著自主性交易國際收支失衡越嚴重，當前我國的通脹屬于比較明顯的國際收支失衡型通脹。若外匯儲備繼續增長，由此形成的貨幣供應量將繼續增加，通脹力量也將隨之增加，又將迫使中央銀行通過加息來抑制通脹。利率的上升導致我國與歐美等國的利差進一步加大，國外套利熱錢會通過各種渠道流入我國，這又進一步加大了人民幣升值壓力并推動我國外匯儲備剛性增長。外匯儲備增長與通脹上升、利率上升之間形成的相互強化效應大大消解了緊縮型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應。二是巨額外匯儲備強化了人民幣升值預期，外匯儲備增加與人民幣升值之間形成相互強化效應。通過增加外匯儲備可以緩解短期內人民幣升值壓力，但強化了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和遠期升值壓力，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套匯的熱錢流入我國，這又進一步推動我國外匯儲備剛性增長并強化人民幣升值壓力。三是巨額外匯儲備意味著相應規模的實物資源流出我國和巨大資金資源的低效運用，充分說明了我國實物資源和資金資源的不合理配置現象相當嚴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由此產生了嚴重的規模不經濟問題。四是在美元已經形成長期貶值通道的背景下，我國巨額外匯儲備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資產貶值風險。

               應當將“控減外儲”確立為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

  今年宏觀調控的基本取向和重點是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把穩定價格總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換句話說，今年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和重點可以概括為“保增長、調結構、控通脹”三大方面。從當前經濟形勢和全年經濟走勢來看，全球經濟正呈現緩慢復蘇跡象，中國經濟處于高景氣位運行，全年保增長難度不大，而控通脹和調結構的任務則相當艱巨。由于當前較大的通脹壓力和較強通脹預期以及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都與外匯儲備超巨型化高度相關，因此“控減外儲”則可以達到既能控通脹又能調結構的“一石二鳥”功效。運用加息等貨幣緊縮政策對付國際收支失衡型通脹和輸入型通脹，其效果是有限的，只有較大幅度減輕自主性交易的國際收支失衡程度才是治理此類通脹的治本之策。抑制外匯儲備剛性增長，并通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將超巨型規模的外匯儲備調減到合理規模水平，既有利于近期控制通脹取得良好成效，又有利于在更深層面加快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第一，按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更加注重擴大國內需求和擴大對外開放之間的平衡與協調，加快調整我國的對外開放戰略和開放格局，改變長期形成的重商主義政策取向。要從注重出口轉向出口與進口并重，從注重引進外資轉向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并重，從注重國際收支順差轉向注重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在已經取消了“三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之后，應該對我國現行貿易政策進行清理，按照市場經濟的公平待遇原則，取消對部分出口產品和企業的不適當優惠政策，對一些戰略性資源和高稀缺性資源還應該進一步采取限制出口甚至禁止出口的措施。
    第二，針對當前通脹壓力和通脹預期日益強化的態勢，應該采取更加積極主動的進口戰略。更加積極主動地擴大進口，有利于緩解外匯儲備增長導致流動性倍增的壓力，有利于增加和擴大有效供給，改善國內市場供求關系，這樣可以從減少流動性和增加商品供應兩個方向同時發力來有效抑制通脹。根據當前我國通脹具有的結構性特征，對部分急需的商品和技術實行結構性進口優惠政策，其治理通脹的效果可能比運用加息等總量調節措施更為有效。不僅如此，當前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進口戰略，還有利于更加充分地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來破解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資源瓶頸，緩解我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和貿易沖突，改善我國的國際經貿關系和國際經濟環境。
  第三，積極穩步推進外匯管理體制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實行“藏匯于民”的時機已經成熟，建議變現行的完全結匯制（強制結匯制）為部分結匯制（意愿結匯制）。可考慮設定一個類似準備金率的可調節的結匯率（最低強制結匯額與可結匯總額的比率），其實質就是中央銀行管理的外匯儲備規模與民間留存的外匯規模之間的比例，中央銀行可根據宏觀調控的需要提高或降低結匯率。中央銀行降低結匯率則意味著將更多的外匯留給企業和個人自愿處置，中央銀行將結匯率提高到100%，則意味著暫時實行完全結匯制。積極推進部分結匯制改革，有利于中央銀行更好地調控外匯儲備規模，有利于減輕中央銀行經營管理巨額外匯儲備資產的壓力，有利于中央銀行向企業和個人分散外匯資產的貶值風險，有利于構建更加市場化、更具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利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更為重要的是，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我國經濟的開放度越來越高的大背景下，實行部分結匯制則意味著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政策工具箱”中又增添了“結匯率”這一嶄新的調控工具。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68期，摘自2011年4月25日《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