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稅治匯
盧麒元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這是一個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邏輯。外資蜂擁而入中國，是因為中國可以提供其他國家無法提供的高額投資回報。這才是我國匯率問題的關鍵。抓住這個關鍵，辦法其實很簡單。
請注意筆者的用詞：提供。提供一詞的含義，就是通過轉讓國家利益或國民福利來增加外商投資回報。換句話說，就是提供了巨額外商投資補貼。關于各種提供補貼的方法，已有詳細分析，這里不再贅述。
筆者認為，在我國特定的發展時期，國民經濟亟需資本投入，適當犧牲國家利益和國民福利，換取經濟發展，增加國民就業，可以算是一種權宜之計。然而，當中國累積了30000億美元外匯儲備，成為主權投資大國的時候，仍然使用權宜之計，確實有點兒胡鬧。
筆者認為，生產要素價格的調整，需要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政府不宜過度干預。但是，在生產要素價格調整到合理水平之前，政府有責任通過二次分配來保障國家利益和國民福利。簡單一點兒說，我們必須對環境和特種資源予以保護，我們必須對高額資本利得實施累進制征稅，我們必須對外匯結算進行平衡管理。我們有必要通過稅費調整，對嚴重受損的國家利益和國民福利進行補償。同時，我們必須降低高額外商投資回報的巨大吸附效應。
筆者認為，我國應該開征三稅一費。所謂三稅：第一，環境補償稅；第二，特種資源稅；第三，資本利得稅。所謂一費：外匯損益補償費。我們應當讓外商投資利潤回報恢復到國際平均水平。
筆者知道，有些人一定又會拿國際慣例說事的。管理層必須明白，崛起的中國必須創造國際慣例，而不是被國際慣例所束縛。此外，必須讓外資及其代理人稍息。外資及其代理人在我國干政的局面早就應該結束了。掛一只“羊頭”，就可以“橫掃”神州的歷史早就應該結束了。
筆者一直驚訝，我國政、商、學三界，人才濟濟，照理不應該舉國昏昏然的。所謂貨幣政策，包括那個所謂的匯率問題，還有那個偽得太大的“熱錢”問題，本質上都是財政問題，是經典的社會分配問題。就財政技術而言，解決方法并不復雜。為什么非要畫地為牢？為什么要自設圈套？升值！升值！升值！舉國上下，就像是被下了魔咒一般！如此簡單的問題，竟然變成了“兩難”？
在經濟學上，貨幣政策是社會分配的工具之一。匯率政策當然不能例外。所以，匯率政策幾乎毫無例外是國家財政管理的范疇。以稅治匯，根本不是發明創造。這是宏觀經濟管理復位。中國金融當局強橫介入社會分配是很不正常的現象。筆者必須強調，國家經濟主權的主體是財政主權，財政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貨幣政策管理權。國家經濟主權不容分割。金融管理權不能凌駕于財政管理權之上。我們不能允許金融利益集團強橫介入社會分配，獲得制度和政策安排的非法暴利；我們無法接受金融利益集團制造兩級分化、激化社會矛盾、扭曲國民經濟結構的嚴重后果。我們必須讓金融利益集團受到有效約束。一句話，我們必須對貨幣政策實施正常的、規范的、有效的管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主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前不久，筆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蹲在墻上》。其實，經濟學是最講政治的。管理層必須從墻上下來。管理層需要學習的不是國際慣例，管理層需要解決的是立場問題。經濟管理無非是利益分配。立場一旦確立，絕無兩難可言。管仲解決了立場問題，方法就層出不窮了。管仲的許多方法后來都成了“國際慣例”。一部《春秋》，哪里容得下小聰明！如果管仲蹲在墻上，齊國何以稱霸春秋？
以稅治匯，要點在于將財政金融統一管理。政府必須實現國民經濟管理的統一和協同，這或許可以大大“提高駕馭開放經濟的水平”。毫無疑問，這也是落實三個代表理論和學習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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