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波波夫
來源：中央編譯局網
摘要：本文是俄羅斯著名學者弗拉基米爾·波波夫2010年2月為“聯合國大學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中心”(UNU-WIDER)撰寫的工作論文，原題為《漫長的通往常態之路上的俄羅斯》。波波夫指出，俄羅斯轉型績效低下的根本原因是國家制度能力孱弱;對自由選舉的片面追求不僅沒有使俄羅斯確立民主制度，反而使其成為了一個“非自由民主”國家。波波夫還比較分析了一些典型國家制度的生成與演進史并預測了俄羅斯經濟的長期走向——俄羅斯將和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樣，成為一個“正常的”(normal)發展中國家：孱弱的制度體系、較低而又起伏不定的經濟增長。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一、俄羅斯是一個“正常”國家嗎?
俄羅斯在2008—2009年的世界經濟衰退中遭受了比其他國家更為嚴重的打擊。由于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的油價暴跌和資本外流，2009年俄羅斯GDP下降了9%，既高于美國的2%、歐洲的4%和日本的5%，也遠遠高于沒有經歷衰退的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國官方公布的增長率為8%、印度為6%。
1989—1998年，俄羅斯曾經歷了轉型經濟衰退，GDP下降到1989年水平的55%。1999—2008年，俄羅斯經濟以大約年增7%的速度恢復，接近了衰退前最高的1989年的水平。如果運氣不錯，2011—2012年俄羅斯的GDP將超越1989年的水平;即使這樣，俄羅斯在這兩個“失去的十年”中生產也沒有增長。
2005年，安德烈·施萊費爾(Andrei Shleifer)和丹尼爾·特瑞斯曼(Daniel Treisman)發表了題為《一個正常的國家：后共產主義時代的俄羅斯》的論文，將俄羅斯與巴西、印度、土耳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比較，認為，從犯罪活動、收入不平等、腐敗、宏觀經濟不穩定以及其他典型第三世界國家的弊病分析，處于中間水平的俄羅斯遠非最差。簡言之，俄羅斯是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家。
蘇聯是一個“反常的”(abnormal)發展中國家。它第一個將人類送入太空，它在科學和文學領域擁有大約20位諾貝爾獎得主，目前全世界40位健在的菲爾茲獎①獲得者中有8位來自人口不足世界5%的前蘇聯;蘇聯還擁有發展中國家最好的免費醫療保健體系和教育體系、低度的收入不平等和相對低的犯罪率以及腐敗。1965年，盡管蘇聯人均收入僅相當于美國的20%—25%，但70歲的預期壽命僅比美國少兩年。
20世紀90年代，向市場經濟轉型導致了蘇聯國家瓦解，從衛生保健到法律秩序，所有公共物品的供應急劇下降;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影子經濟占GDP比重最高估計為10%—15%，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增長到了50%。1980—1985年，在54個國家腐敗程度列表中，處于中間位置的蘇聯比意大利、希臘、葡萄牙、韓國以及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更為清廉;1996年市場經濟建立和民主勝利之后，俄羅斯的腐敗程度卻排在了54個國家中的第48位。
同時，俄羅斯的收入不平等大幅度提高。基尼系數從1986年的026增加到2000年的0.40，2007年增至0.42。十分法不良指數②由1992年的8提高到2000年的14，2007年增加到17。
最壞的情況莫過于俄羅斯犯罪活動的急劇增加。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蘇聯的犯罪活動就逐步上升;在蘇聯解體后，犯罪活動以空前的速度激增，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短短幾年之內，俄羅斯的犯罪率和謀殺率翻了一番，成為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俄羅斯的謀殺率超過了十萬分之三十;而在西方、東歐和其他國家，如加拿大、中國、日本、毛里求斯和以色列，這一比例只有十萬分之一到二。除去那些飽受戰爭摧殘、處于崩潰之中的發展中國家，世界上只有南非和哥倫比亞兩個國家的謀殺率高于俄羅斯，巴西、墨西哥的謀殺率比俄羅斯低2倍;發達國家中謀殺率最高的美國，這一比率也只有十萬分之六到七。
21世紀初，俄羅斯由于意外事故、謀殺、自殺等外部原因導致的死亡率已飛漲至十萬分之二百四十五。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估算，這一比率是其187個成員中最高的。假定這一比率持續下去，那么2002年出生的人口中每6人將有1人“非正常死亡”。俄羅斯的死亡率從1990年的10‰增長到1994年的16‰，此后一直維持在14‰—16‰的水平。這是真實的死亡危機——歷史上極其罕見：一個沒有戰爭以及瘟疫、火山噴發等災難性事件爆發的國家，短短5年內死亡率增加60%;即使在1950—1953年，這段由于存在著大量勞改農場以及戰時營養不良和傷病后遺癥導致眾多人口死亡的斯大林統治時期，死亡率也不過為9‰—10‰。
后來俄羅斯成為一個典型的“石油國家”(petrostate)。沒有專業人士會認為蘇聯是一個“資源型經濟體”(resourcebased economy)，而俄羅斯的產業結構在向市場經濟轉型之后發生了巨大變化。整個20世紀90年代成為了俄羅斯經濟“去工業化”和“資源化”的時期，始于1999年的世界燃料價格上漲不過是強化了這一趨勢。俄羅斯燃料、能源與金屬等主要原料行業的產出份額從大約占工業產出總額的25%到90年代提高到50%以上，并在之后一直保持在這一高水平上。盡管部分原因是資源產業價格飆升導致的產品價格比率變化，但非資源部門產出實際增長率低也是導致這一狀況的無可否認的原因。在俄羅斯出口的產品中，礦產、金屬和鉆石的比重從蘇聯時期1990年的52%增加到1995年的67%，2007年則高達81%;而機械與設備的出口份額則從18%分別下降到1995年的10%和2007年的不足6%。
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研發(R&D)開支占GDP的3.5%。現在這一比例已降至13%;部分可供對比國家的這一指標為：中國1.3%，美國、韓國和日本2—3%，芬蘭4%，以色列5%。所以，今天的俄羅斯的確看上去是一個“正常的”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
理解今天的俄羅斯，就必須評估其這20年的發展進程。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蘇聯渴望加入富裕的民主國家俱樂部，但在接下來10年的墜落過程反而使俄羅斯淪落為一個普通的發展中國家——俄羅斯既沒有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也沒有創造經濟發展奇跡。對一些國外人士而言，俄羅斯成為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家”比是一個威脅西方價值觀的邪惡超級大國好得多;但俄羅斯人的感覺則完全不同。大多數俄羅斯人要尋找一條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道路，實現經濟繁榮和政治民主。然而，他們切身感到的是俄羅斯轉型過程出現了嚴重的錯誤——20世紀90年代的政策和政治領導人完全不值得信任。
想要理解2000—2008年期間普京以及今天普京—梅德韋杰夫“雙駕馬車”廣受俄羅斯民眾歡迎的原因，就必須牢牢記住普京實際上完全拋棄了其前任葉利欽的全面自由化政策。政策轉變的實質是要開創國家現代化進程，終結俄羅斯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惡化。或許普京在2000—2008年的實際成就算不上突出，但所有的成就非常實際——將近10年的經濟增長，政府收支提高，外匯儲備增加，死亡率、謀殺率和自殺率下降，國家崩潰趨勢得到抑制。
二、短期視角：為什么俄羅斯轉型比其他“后共產主義”③國家更差
20世紀90年代并存著休克療法與漸進主義兩種對立的轉型道路。對俄羅斯經濟轉型何以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價這一問題，休克療法的擁護者與漸進式改革的支持者的回答大相徑庭。前者將其歸咎于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前后矛盾的政策，比如經濟自由化步伐的減速、政府能力的不足、中央銀行控制通貨膨脹等;而后者則將所有的災難和不幸全部歸咎于休克療法。
俄羅斯的轉型衰退表明，生產的暴跌是幾組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第一，俄羅斯經濟轉型前產業結構和外貿模式嚴重扭曲;第二，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國家與非國家制度瓦解，使得轉型無法按照有組織的方式可管理地平穩過渡，反而以危機處理的方式混亂前行;第三，宏觀經濟政策、進口替代政策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失誤;第四，企業的被迫重組速度超出了投資潛力允許的范圍。因而快速的經濟自由化改革在最初對經濟績效產生了負面影響，但這種改革在經濟復蘇階段的影響是積極的。
首先，前蘇聯地區國家的經濟衰退與為糾正中央計劃經濟遺留的產業結構低效率而進行的資源重新配置有很大的關系。前蘇聯存在著過度軍事化和工業化、與經互會國家的不正常貿易、企業與農場規模過大且專業化程度低等一系列結構性扭曲。多數情況下，俄羅斯的此類問題比東歐國家，更不用說比中國和越南更為嚴重;扭曲越嚴重，生產下降也就越劇烈。用經濟學語言描述，轉型衰退是逆向供給沖擊(adverse supply shock)④的結果，它類似于1973年和1979年石油價格暴漲給西方國家造成的衰退，也類似于“二戰”結束后國防工業易轍造成的衰退。
從本質上說，俄羅斯轉型衰退期間的生產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結構性的;受貿易條件、產出品與投入品比價扭曲等逆向供給沖擊最為嚴重的行業，如輕工業，產量下降最為嚴重。這一結論也在對所有轉型國家所做的回歸檢驗中得到支持——產業結構和貿易模式扭曲的指標很好地解釋了產出的下降;無論加入哪種控制變量都不影響統計的顯著性;而扭曲的程度反過來又決定了比價變動。
經濟衰退的實質從根本上說是比價變動造成的逆向供給沖擊。從非競爭行業流向競爭性行業的資本重新配置速度是受限制的，其基本決定因素是凈投資與GDP的比率。非競爭行業產量減少的速度快于資本轉入效率更高部門的速度是不合理的。許多市場化改革中的“后共產主義”國家恰恰自己制造了這一瓶頸。實施休克療法的國家發現其供給衰退成為了教科書中經典的案例：突發的比價變動要求大規模的產業重構，但資本聚合的限制使其根本無法實現。幾乎一夜之間，這些國家將近半數的經濟成為了沒有競爭力的，這些部門的生產在隨后若干年中一直下降，在某些案例中幾乎成為零產出;投資潛力不足等因素又限制了競爭性部門的生產增長，無法彌補低效率部門的生產損失。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
由此，對轉型國家的研究至少可以得出一個普遍適用于所有國家改革的一般性結論：假定改革有進行資源重新分配的重構需要，必需的重構速度不能超過其投資潛力的許可。簡言之，每個經濟體進行重構調整的速度是受限的，明智的做法是在投資潛力約束范圍之內重新配置資本存量。這就是應逐步而不是一步到位地解除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對特殊部門補貼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的主要緣由——歐共體、北美自由貿易區花費了10年的時間才廢除關稅;這也是否定休克療法的有力依據，特別是當改革涉及大規模資源再分配時更是如此。對于那些貿易壁壘、補貼以及物價管制程度低的西方國家，快速、激進的改革也不能讓重構超過投資潛力的限度。因公開與隱性補貼而市場扭曲的不發達國家，快速取消這些補貼更容易導致重構在投資與其他因素的制約下超出國家經濟的承受能力。如果漸進地放松價格管制，或者給予因貿易條件惡化而嚴重受損的產業津貼補償，快速適應新價格能力不足導致的產量暴跌無疑是可以避免的。經濟自由化的步伐決不能超過在新市場價格體系下資源從非競爭性產業向競爭性產業的轉移。因此可以判斷，經濟自由化的速度與經濟績效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另一個結論是，嚴重的產業結構和貿易模式扭曲導致了轉型衰退期間產量大幅度下降，但不會對經濟恢復時期的經濟績效有什么影響。
其次，深度轉型衰退的另一個原因是制度崩潰，東歐國家與前蘇聯在這一方面的差異非常驚人。就此而論，逆向供給沖擊來自國家無力履行傳統的征稅、抑制影子經濟、保障財產與合同權利、維護法律秩序等職能。孱弱的規則執行能力當然無法為經濟增長創造良好的商業環境，也會給企業增加成本負擔。
轉型過程中政府支出的動態過程能夠衡量制度能力狀況;制度能力的重要性遠遠勝于改革速度。龐大的政府并不是促進生產的良好保證，其前提條件是政府支出必須有效率基礎;但政府支出的急劇下降，也確實是導致制度瓦解、生產下降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不平等以及民粹主義政策的原因。
當實際的政府支出下降50%或更多時，在實踐上就根本沒有機會通過提高機構效率來補償融資數量的下降，這恰是大多數獨聯體國家和南部東歐國家在轉型之初在很短時期內的經歷。其結果是國家保障合同與財產權利、打擊犯罪、確保法律與秩序的能力急劇下降。因此，轉型成功與否與實施休克療法還是漸進改革并不是一個故事;后社會主義國家轉型“小說”的主要情節，是中歐、愛沙尼亞、中國保持了強有力的制度體系，而另一些國家則出現了制度崩潰;這個故事的90%與國家制度體系力量下降的政府失靈有關，與自由主義的市場失靈無關。
準確地說，強有力的制度框架既是漸進式改革在中國成功的原因，也是休克療法在越南成功的原因;⑤在新的市場制度形成之前，兩個國家都保留了強力的威權政體和中央計劃經濟的制度體系。那些激進式改革相對成功的東歐，特別是中歐國家，很快地形成了強有力的民主政體和新的市場制度體系。始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蘇聯并為其繼承者所延續的國家與制度崩潰，是前蘇聯國家在轉型期間經歷這場即便不是特別嚴重但也是特別漫長的經濟衰退的根源。
換言之，1985—1991年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不是因為他改革的漸進方式，而是孱弱的國家制度能力導致了政府無法控制那一連串相繼而來的事件。同樣，葉利欽治下的俄羅斯以及其他大多數前蘇聯地區國家為經濟改革付出了昂貴代價也并非因為休克療法，而是因為用以維護法律秩序、實現可控制轉型的制度體系崩潰。事實證明，除烏茲別克斯坦、白俄羅斯和愛沙尼亞得以部分幸免，前蘇聯國家的轉型非常不幸地在起點上就面對一系列不利初始條件，以及制度退化、民粹主義的宏觀經濟理念、進口替代等無效率的經濟政策。
是什么導致了制度崩潰?制度崩潰是否無法避免?這里應該以政治學術語區分強力威權政體(strong authoritarian regimes)——中國和越南以及某種程度上的白俄羅斯和烏茲別克斯坦、強力民主政體(strong democratic regimes)——中歐國家和弱勢民主政體(weak democratic regimes)——前蘇聯地區國家和巴爾干半島國家。前兩種政體在政治上是自由的或正在自由化之中，其產權、契約權利等個人權利受到保護，法律與行政框架得以創立;后一種政體盡管民主，但由于缺少強有力的制度體系和執行法律維護秩序的能力，實際上沒有真正的政治自由。“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⑥成為了那些在法治確立之前引入差額選舉制度國家中的普遍現象。近來東歐和東亞國家正在以已經確立的法治為基礎逐步引入民主選舉制度;而獨聯體國家則和拉丁美洲、非洲國家一樣，在缺乏堅實法治基礎之時引入了民主政治。
威權政體國家在逐步建立產權與制度體系的同時，通過政府權威填補了法制空白。經歷了民主化的“非自由民主”國家，本要通過剝奪舊的專制工具來保證實現法制與秩序，但最終卻沒有建立起保護產權、契約以及法律秩序的新民主機制，進而對投資環境和生產造成了毀滅性影響。沒有強大法治做后盾的民主化進程，通常都會導致生產暴跌。在個人自由與安全、財產權利與契約權利、公正的法律審判等重要的自由權利尚未建立的條件下，引入差額選舉進行民主化是必然要付出代價的。
再次，經濟績效當然受到經濟政策的影響。在孱弱的國家制度能力無法執行自身制定的規則之時，
沒有什么經濟政策是“好的”。孱弱的國家制度體系通常會鼓勵導致高負債、高通脹的赤字預算和高估匯率等民粹主義宏觀經濟政策，這些政策對生產造成了破壞性影響。當然，強大的制度能力也并不自動形成可靠的經濟政策——蘇聯解體前常常發生公開或隱性的通貨膨脹;比其他前蘇聯國家擁有更強制度潛力的烏茲別克斯坦和白俄羅斯，也沒有表現出更高的宏觀經濟穩定性。
最后，我們考察內生性問題。自由化既影響經濟績效也受經濟績效影響，生產下降可能終止自由化進程。經濟扭曲在1998—2005年經濟恢復階段對經濟績效的影響不復存在，但繼續影響著制度體系;自由化的影響則變得積極，也更具顯著性。這與之前的判斷非常一致——當非競爭部門在轉型衰退過程中出局之后，自由化的負面影響就會減少，但制度能力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則一直存在。
一般說來，盡管有一些例外，前蘇聯地區的國家，尤其是俄羅斯轉型的初始條件較差，中央計劃對部門與地區統一的資源分配與市場經濟完全不同，因而在價格管制解除、資本與勞動力按照市場價格配置之后，大規模的重構改革導致了經濟衰退;政府制度能力的下降更使衰退雪上加霜。
三、制度產生之謎
20世紀90年代大多數的經濟衰退無可避免——起步之前的初始條件和制度體系是外生的;轉型初始時期的快速自由化和糟糕的宏觀經濟政策又必然惡化經濟衰退。此外，轉型衰退之后的經濟前景似乎主要取決于與經濟增長綁定的制度能力。或許漸進的自由化可以在扭曲的條件下避免生產暴跌，但又怎樣才能保證像中國和東歐國家那樣保存下強有力的制度體系?
“制造”增長如同烹調一道美味佳肴，所有的調料都要依照正確的比例投放;一味調料投放不當，“化學反應”就不會發生。只有同時滿足一系列必要的條件，快速的經濟增長才可能實現;而基礎設施、人力資本、農業國家的土地分配、強大的國家制度、經濟激勵，更是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特別關鍵的要素，缺失其中的任何一種，經濟增長都不會成功。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Rodrik)探討過抑制經濟增長的“綁定約束”，這些約束在某些情況下與市場自由程度不足有關，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則與國家能力不足、人力資本缺乏和基礎設施投入不夠有關。
20世紀70年代末，除了市場自由度不足之外，中國已經基本具備了經濟增長的一切條件;而實現市場自由則比人力資本、制度能力等“調料”更容易滿足。即使經濟自由化這個看似簡單的任務，也仍然需要細心操作。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同樣具備類似的條件;雖然蘇聯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經濟增長率下降、預期壽命停滯不前、犯罪率緩慢上升等已經表明其體制已經失去了經濟和社會活力，但蘇聯仍然擁有強大的國家制度和充足的人力資本，奠定了改革良好開端的基礎。然而，市場經濟改革在中國與蘇聯(后來的俄羅斯)卻產生了迥然不同的結果。
為什么經濟自由化在中歐運轉良好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失靈?言簡意賅的答案是，中歐最缺少的那味“調料”正是經濟自由化本身，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缺失的不是經濟自由化而是政府能力。為什么經濟自由化在中國和中歐運轉良好卻在獨聯體國家失靈?原因是獨聯體國家的自由化方式摧毀了社會主義的寶貴遺產——國家能力，而中歐各國的國家能力在轉型之中沒有受到實質性損害，中國則更是如此。正如后來顯示出的那樣，轉型的訣竅不是自由化，而是不要將嬰兒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浪費強大制度體系這個共產主義的寶貴成就。盡管中國與俄羅斯以及其他獨聯體國家一樣存在著政府開支下降、收入不平等擴大、犯罪率上升等問題，但中國沒有浪費那份遺產。
這里的關鍵問題是，一些以前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如何做到保留其強大制度體系的?另一些以前具有強大制度能力的國家的制度又是如何退化的?為什么東歐和中國在經濟自由化過程中成功地保存了相對強大的制度體系，而俄羅斯的國家制度體系卻走向了崩潰?答案的一部分是民主化對制度質量的影響。眾多學者曾經指出，在國家制度孱弱、法治不足的情況下，民主化將進一步削弱制度、惡化宏觀經濟政策，進而阻礙經濟增長和穩定的民主政體的形成;那些資源豐富的國家尤為如此。
但這些僅僅是答案的一部分。因為“二戰”后的日本、20世紀60年代獨立后的博茨瓦納和毛里求斯，給我們提供了鮮有的幾個在民主政體下實現經濟快速趕超的先例。民主本身也是制度，為什么有些國家在發展的早期接受了民主而其他國家則保留了威權政體?為什么有些國家在短命的民主試驗后退回到了威權政體?這些都是有待進一步解釋的問題。再者，威權國家制度能力出現巨大差別的成因也有待進一步解釋。
阿西莫格魯(DAcemoglu)等人曾經用19世紀歐洲主要國家殖民地的移民死亡率作為制度變量工具。他們認為，如果移民死亡率很高，就說明殖民者根本沒有試圖在當地建立良好的制度體系——在岡比亞、馬里和尼日利亞，移民死亡率是澳大利亞、巴哈馬、加拿大、香港地區、新西蘭、美國的幾百倍。他們還認為，由于大部分原住民對危害移民生命的疾病具有免疫力，因而移民死亡率雖然不會直接影響經濟增長，但會透過制度間接地影響經濟增長。這就是移民死亡率可以解釋制度增長制度這個內生性問題，并正確判斷制度對增長影響的原因。
丹尼·羅德里克的觀點與此相反。作者檢驗了地理位置(與赤道的距離)、貿易開放性(貿易占GDP份額)和制度三個影響增長的基本因素。為了恰當地估計每一種因素的貢獻，他們與阿西莫格魯等人一樣使用了制度和移民死亡率這兩個指標，并將以重力模型(gravity models)估算的貿易在GDP中的比重作為貿易開放變量。當給地理位置變量一個與制度和貿易開放變量“公平競爭”的機會之后，結果顯示制度變量的影響是最具決定性的。盡管不是全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理位置，并轉而決定著貿易開放性和經濟增長。除了透過制度的作用之外，地理位置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被證明是非顯著性的。
顯然，羅德里克的觀點與直白的地理環境決定論不同，但也與阿西莫格魯等人的認識有著重要的區別。羅德里克相信地理因素，特別是移民死亡率是制度質量良好的指示器，但卻不認為地理因素是決定制度質量的主因。制度的起源是由眾多因素決定的復雜過程，找到一個恰當的計量經濟學工具不同于找到一種適當的解釋。羅德里克曾解釋說，非殖民地國家的人均GDP變化并不比殖民地國家穩定多少;在這個光譜中，埃塞俄比亞和阿富汗處于一端，日本則處于另一端，土耳其和泰國處在中間位置。是什么導致世界上這部分非殖民地國家之間制度質量的差異?
四、長期視角：制度的承繼與外部植入
對殖民地國家與非殖民地國家的制度形成的一個不同分析視角是制度的承繼。所有的國家都有過傳統的社區結構，在宗教改革運動前人口增長快于生產增長的“馬爾薩斯增長社會”(Malthusian growth regime)，國家法律普遍遵循的正是今天的“亞洲價值觀”——共同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
撒哈拉以南非洲、南美洲和部分南亞地區的殖民化，完全或幾乎完全摧毀了這些地區的傳統社區結構，而新的西方制度體系并沒有全部跟進替代。東亞、中東和北非(MENA)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南亞，在殖民主義強加西方價值觀的艱難時代，設法成功保留了傳統制度體系;與那些傳統結構承繼性被打斷的外圍地區相比，它們保留下了更好的趕超型發展機會。制度的植入是個棘手的事件，只有在恰當地修正適應了當地傳統的條件下才不會破壞制度的承繼;否則，制度的植入要么將當地原有社區結構徹底清除，比如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要么形成難有活力的新舊制度混合體，阻礙經濟增長，比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
如果將國家制度能力定義為政府執行規章制度的能力，謀殺率就自然是一個衡量這一能力的指標。不同國家對犯罪記錄方式不同，發達國家的高犯罪率與其對犯罪活動記錄詳細有關;但發展中國家對謀殺之類的重大犯罪記錄也是準確的，因而謀殺率的國家間比較是可信的。俄羅斯的謀殺率在所有的轉型國家中增長最快，1987—2002年間翻了兩番，從每十萬居民8人增加至33人。東歐和大多數前蘇聯國家的增長并不明顯;保持了強大國家機構的中國，1979—2009年期間謀殺率一直低于十萬分之三。盡管無從得知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全國犯罪率，但某些省份的數據可以說明問題，比如20世紀70年代，中國山東省的謀殺率低于十萬分之一。世界衛生組織估計，中國1987年的謀殺率為十萬分之一點五。中國市場改革期間謀殺率增長2—3倍，但謀殺率指標大大低于俄羅斯。
西方國家的謀殺率從大約十萬分之一百降到現在的十萬分之一到三，大約經歷了500年的時間。17世紀，西歐謀殺率普遍超過了十萬分之十，高于許多同等人均GDP水平的發展中國家。在今天的發展中國家中，東歐、中國、中東和北非屬于低謀殺率國家，指標值為十萬分之一到三;前蘇聯、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屬于高謀殺率國家，指標值為十萬分之十五至七十五;謀殺率為十萬分之五點五的印度、十萬分之十的東南亞國家(不包括謀殺率達十萬分之二十一的菲律賓)處于兩組國家之間。這表明，那些保留了集體主義制度的國家，例如東亞、中東和北非國家以及印度，維持住了國家制度能力;前蘇聯、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清除了集體主義制度并代之以個人主義責任體制的國家，為制度能力的削弱付出了昂貴代價;例外的是，東歐(不包括獨聯體國家)如同15到17世紀的西歐，經受住了一段謀殺率高、制度能力不足的時期的考驗。
在1905—1907年和1917年俄羅斯兩次革命之前的20世紀初，按照當時的歐洲標準，謀殺率為十萬分之十的俄羅斯是一個謀殺率極高的國家。到20世紀60年代，盡管存在著外部原因導致的死亡率顯著增長，俄羅斯的謀殺率降到了十萬分之五至十萬分之七的水平;但20世紀60年代中期這一比率有所上升，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俄羅斯的謀殺率已經接近21世紀初的十萬分之十。
另一個打斷制度承繼的代價的證據是前現代社會的收入不平等。16世紀至19世紀，西方國家首先開始的對公共與集體主義制度的摧毀，導致了收入不平等惡化。英國、荷蘭和西班牙等國家在18世紀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達到05甚至06。以現今標準衡量，這樣的收入差距達到了極高的水平;與遠去的歷史標準衡量，結論也相差無幾——公元1世紀的羅馬、11世紀的拜占庭，基尼系數是04。
發展中國家收入不平等與其制度能力的動態變化契合。在制度承繼被打斷而能力孱弱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前蘇聯，不斷擴大的收入不平等至今居高不下。將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與人均GDP之比、人口密度、城市化和殖民狀態等變量回歸分析的結論表明，殖民主義明顯加劇了收入不平等。
概括而言，走出“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的途徑有兩個：第一，拋棄集體主義的制度，在經濟發展的早期容忍急劇上升的收入不平等，以犧牲消費為代價促進儲蓄與投資;第二，保持集體主義的制度和相對公平的收入分配，直到緩慢的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得以開始以高于人口增長率的速度進行資本積累。現在我們稱之為“西方”的國家在16世紀至18世紀期間采取了第一條道路，并為此支付了巨大的社會成本。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殖民主義時代，這種方式被強加給了部分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西化”(Westernization)卻形成了制度真空——在傳統的集體主義結構瓦解的同時，新的現代制度也沒有牢固樹立，致使它們比幾個世紀之前的西方國家付出了更大的代價。
那些設法抵御“西化”的發展中國家，維護了制度的承繼和收入分配相對平等。東亞、中東和北非地區與印度盡管在20世紀的最初10年沒有多少經濟增長，但卻獲得了一旦生產率提高立即利用增長機會脫離“馬爾薩斯陷阱”的優勢。那些貿然毀壞平等主義制度重蹈西方覆轍的國家，經歷的是驚人的制度能力下降和收入不平等擴大。即使在印度和中國，這種方式也是它們發生周期性大規模饑荒的原因——在殖民主義之前，公共機構對有限糧食資源的平均分配有效地避免了這種現象。受此影響更為嚴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20世紀的經濟增長沒有縮小它們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尚屬發達國家的阿根廷在“二戰”后被從這個俱樂部中踢出。簡言之，貿然拋棄集體主義制度體系，即使能夠走出“馬爾薩斯陷阱”，對經濟健康發展也不利。布蘭科·米蘭諾維克(BMilanovic)指出：“通常所言的不平等促進積累與增長之說沒有什么歷史依據。相反，巨大的經濟不平等總是與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相關，這種權力總是以尋租和持租(rentkeeping)的方式擴大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造成極大的障礙。”
這可以解釋中國與俄羅斯制度發展長期軌跡的差異。1949年的中國解放類似于1917年的俄國革命，不僅因為共產黨掌權，更重要的是因為兩國重新建立并加強了曾經被“西化”摧毀的傳統集體主義制度。但俄羅斯1917—1991年的共產主義制度終止了始于17世紀的西方社會制度植入進程;中國1949年的革命則是使其回到了曾暫時被鴉片戰爭部分打斷的制度發展的長期軌跡之上。換言之，俄羅斯在1917年之前早已“西化”，1917年俄國革命引入的集體主義制度體系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溶于革命之前制度發展的長期軌跡。相反，中國則在中斷了1840—1949年失敗的“西化”嘗試后，重新回到了集體主義或者說是亞洲價值觀的制度軌道之上。俄羅斯偏離其發展軌跡趨勢的時段，是中國回歸其長期主流發展軌道的時段。所以，1979年之后中國的經濟改革盡管出現了收入不平等擴大以及犯罪率、謀殺率增加，但迄今為止沒有出現制度性崩潰。
五、結論
在考慮了各種不同的初始條件后可以得出結論，轉型國家的產出下降很大程度上源自制度崩潰造成的惡劣經濟環境。沒有強大的制度體系輔助，自由化本身不能確保良好的經濟績效。制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治與民主的組合。威權政體與民主政體都可以實現真正的法治，建立有效率的制度體系;威權政體盡管法治不足，但卻比民主更能保障制度體系的效率;而“非自由的民主”最不能保證制度能力，最會對生產造成毀滅性影響。
“非自由的民主”何以形成而俄羅斯又何以成為其中的一員?一種觀點是，無論是自愿地主動追求還是被殖民主義政策強制，植入西方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最后都以收入不平等和制度能力缺乏告終;前蘇聯與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一起成為這種觀點的例證。相反，那些并未真正脫離集體主義制度、保持制度承繼的東亞、印度、中東和北非，成功地避免了收入與財富差距過大。或許后一類國家會比其他國家更長時間地停留在“馬爾薩斯增長社會”之中，但一旦技術進步使這些國家得以走出“馬爾薩斯陷阱”，它們實現經濟增長的初始制度能力條件就比前一類國家更好。如果這個解釋正確，下一批實現經濟趕超發展的，將會是土耳其、伊朗、埃及等中東和北非的穆斯林國家以及南亞地區的印度，而俄羅斯則會和拉丁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一起被拋在后面。
注釋
① 自1936年開始頒授的菲爾茲獎(Fields Medal)被稱為“數學界的諾貝爾獎”。
② “十分法不良指數”是人口中最富有的10%的收入與最貧窮的10%的收入之比。一般認為，不良指數在3以下表示高度平等，在3—6之間表示相對平等，在6—9之間表示相對合理，在9—12之間表示差距偏大，在12—15表示差距過大，超過15表示差距極大。
③ “后共產主義”(postcommunist)是西方學者對轉型中的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稱謂。
④ 逆向供給沖擊指一個經濟體的必需投入品供給突然下降。——譯者注
⑤ 我國理論界一般不認為越南采取了“休克療法”;而事實上越南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休克療法”——1988年越南在幾天內放開了所有商品的價格。——譯者注
⑥ 扎卡里亞(FZakaria)在《外交》(Foreign Affairs)1997年11—12月號上發表題為《非自由民主的興起》(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一文，指出西方一直認為自由選舉產生的民主政體自然會實現憲政自由，保護人權、財產和政治權利;但越來越多的國家實現了自由選舉后卻普遍實施著違反人權、侵犯公民權利的行為，形成了片面追求自由選舉等民主表面形式的“非自由民主”。——譯者注
(譯者單位：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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