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里根模式”的困境與奧巴馬“新基礎”改革綱領
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執政后，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念為藍本，實施了一系列經濟改革。里根認為，“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 在宏觀層面上，“里根主義”要求廢除凱恩斯主義的總需求管理，其改革實踐主要是減稅和削減福利支出；在微觀層面上，“里根主義”意味著弱化對市場個體的經濟管制，其改革實踐主要是放松經濟管制和抑制工會對工資定價的影響力。自此以后，美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出現了顯著的轉向，戰后確立起來的國家干預、勞資妥協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被新自由主義自由放任模式所取代，“小政府”成為美國市場經濟的顯著特征。從歷史大視角來看，“里根模式”的興起與擴張，是美國大壟斷資本集團重建其國內經濟統治力與國際市場競爭力的努力，是保證其在全球化進程中延伸自身生產關系的必然要求，是服務其瓜分全球市場以獲取超額壟斷利潤的根本目的。
在里根自由主義改革的推動下，同時也得益于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啟動，美國經濟實現了持續增長，特別是信息技術產業和金融服務業，更是呈現出急劇擴張的態勢。然而，正如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膨脹與資本主義經濟固有基本矛盾的累積是同一個過程。本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其全球破壞力，正是20多年來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增長中固有的結構性矛盾不斷累積的必然結果。概而言之，美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國內各產業部門的生產能力持續過剩，嚴重抑制了國內實體經濟部門的投資活動，低迷的資本積累過程嚴重阻礙了美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從80年代開始，美國國內私人投資活動在經濟增長的背景下反倒呈現出某種程度的萎縮，美國經濟增長對私人消費日益嚴重依賴，2000年私人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70%。第二，貨幣金融資本嚴重過剩，催生的資產泡沫與金融風險危及美國經濟的穩定與增長。里根改革對金融業管制的不斷放松，迅速提高了金融業在美國經濟中的比重，金融業務日益成為美國資本盈利的主要來源。90年代后期，金融創新與投機活動的加劇催生了資產泡沫的持續膨脹，不斷放大的金融風險最終將美國經濟拖入嚴重危機的境地。第三，勞工階層市場勢力及其收入比重持續下降，消費需求不足的趨勢日益明顯。工薪收入增長的相對緩慢，導致以實際家庭收入為基礎的消費需求增長相對落后，債務消費模式成為支撐美國國內消費需求及經濟增長的主要杠桿。2000年以來，美國私人部門資產負債狀況持續惡化，這使得美國經濟的未來增長不可為繼。
2008年次貸金融危機徹底暴露了美國經濟中的這些結構性矛盾，如何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框架內緩和這些矛盾，成為考驗新一屆美國政府的智力難題。危機爆發后，保羅·克魯格曼、斯蒂芬·羅奇等有影響力的美國經濟學者紛紛撰文，強調以危機為契機，通過對美國經濟進行結構性大調整以化解制約未來經濟增長的重大矛盾。這種改革建議得到了奧巴馬政府的積極回應。作為第一任美國黑人總統，上臺之際又恰逢僅次于“大蕭條”的經濟大危機，“變革”成為奧巴馬總統全部施政綱領的中心軸線。從危機以來奧巴馬政府的行動上看，穩定金融市場及宏觀經濟形勢只是奧巴馬政府的臨時性經濟復蘇舉措，而以危機為契機推動美國經濟的深層次改革，已成為奧巴馬政府工作的真正重點。
在就職演說中奧巴馬總統提出，為了擺脫次貸金融危機，保證美國經濟的持久增長，必須通過重大制度改革以重建美國經濟增長的新基礎。在后來的多次演講中，“新基礎”改革綱領被奧巴馬總統不斷重提，這一旨在重建美國經濟增長“新基礎”的一攬子改革方案，已經成為奧巴馬政府進行全面變革的總體綱領，是對羅斯福“新政”綱領（“New Deal”）的仿效。無論是贊成者還是反對者，都認為奧巴馬總統的“新基礎”改革綱領將對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產生深遠影響。反對者認為，這一改革綱領的付諸實施意味著奧巴馬式社會主義在美國的降臨；而贊成者認為，這一帶有強烈“平民主義”色彩的改革綱領將緩和美國國內矛盾，將美國資本主義帶入新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根據美國官方文件的表述，奧巴馬政府的“新基礎”綱領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加強對市場經濟尤其是金融業的管制，約束市場投機活動以降宏觀經濟風險。第二，通過新能源產業扶持政策以及信息技術及基礎設施的投入，重建美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第三，擴大社會福利保障范圍和程度，保證經濟增長的好處惠及普通大眾。第四，擴大工會的影響力，提高勞工階層的市場力量，增強普通工薪階層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第五，通過增稅和稅收制度改革增加財政收入，以支持日益龐大的財政支出。
從根本上說，奧巴馬政府“新基礎”改革綱領的重心在于調整國內的勞資關系和資資關系，這是對8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過度自由化與過度金融化的合理回調。受此影響，美國經濟在未來有可能呈現出以下四大重要變化趨勢：第一，資本運動的去金融化，表現為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運動關系的再平衡；第二，勞資市場關系的去自由化，表現為工薪階層市場勢力的逐步增強；第三，經濟增長方式的去債務化，表現為債務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的持續下降；第四，新霸權主義全球戰略，表現為從“單邊主義”向“巧實力”全球戰略的過渡。
二、資本運動的去金融化：平衡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
就社會生產一般而言，金融產業是社會再生產過程的一個鏈條，其規模與狀態應服務于社會再生產過程，應當與農業、工業及其他服務業的發展保持合適的比例關系。但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持續性的生產過剩和資本過剩的局面，使得金融寡頭們越來越依賴于過度擴張金融市場以實現壟斷利潤的攫取和掠奪。約翰·福斯特、格萊塔·克里普納、戈拉德·愛潑斯坦等學者正確地指出，過去30年間美國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金融化”趨勢，不斷高漲的金融投機活動已經成為美國資本主義賴以維持的必要基礎。[1](P105-149)顯然，依靠過度金融化維持的經濟增長不僅不可持續，而且其對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的破壞力也及其巨大。奧巴馬政府“新基礎”改革綱領的第一錘，即針對美國經濟的過度金融化問題，力圖通過監管制度改革與新興產業政策來平衡國內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關系，實現美國資本主義經濟運動一定程度的去金融化，從而保證美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金融業的爆炸式增長，從根本上說，源自于美國國內實體經濟部門生產嚴重過剩的限制。根據美國官方統計數據，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美國工業部門生產利用率平均水平為83%強，而在此后的近30年間，這一指標的平均值下降到80%以下，特別是2000年以來的平均值只有77.6%，是二戰以來最低的10年。[2]但在金融領域，美國金融公司的國際競爭優勢十分明顯。特別是在日益弱化的監管框架下，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活動為美國資本提供了新的盈利空間，金融業成為吸收“過剩資本”的主要產業。
約翰·福斯特等學者指出，70年代金融業的利潤率水平與非金融業利潤率大體相當，其年均增長速度與GDP增長速度也基本一致；但從90年代后期開始，金融業增長似乎完全擺脫了實體經濟部門，金融公司利潤率急劇提高，而形成對照的是增長緩慢的國民收入和實體經濟。[3] 從圖1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國金融業利潤在國內利潤總額的比重自8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提高。從1960年到1985年，金融業利潤占國內利潤總額比重的平均值只有15.7%，而非金融業利潤占國內利潤總額比重的平均值為74%；但自此以后，金融業利潤比重開始迅速爬升至20%以上，從1986年至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金融業利潤比重的平均值達到25.4%，而非金融業利潤比重的平均值則只有58%。[4]不難看出，金融業在80年代中期以后已成為美國經濟的主導部門，美國宏觀經濟增長態勢越來越受到金融業狀況的左右。
圖1 美國金融業利潤占總利潤比重的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2010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附表B91。
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金融公司的投機行為變得越來越盛行，信貸資金的杠桿率持續提高，2000年后杠桿率迅速達到30，即1美元自有資金能撬動30美元以上的投機性信貸。金融投機活動直接拉高了金融資產和房地產價格。以道瓊斯工業指數為例，從1995年10月到2007年10月的短短12年間，該指數就從4 755點飆升到13 930點，升幅高達193%。同樣，美國房地產指數也一路飆升，從1995年1月的110迅速拉升到2007年1月的222，整整翻了1番還多。瘋狂的投機讓美國金融公司賺得盆滿缽溢。有學者認為，與名義GDP規模相比，美國金融業在過去10年里已經制造了大約1.2萬億美元的“過剩”利潤，這些過剩利潤的“勾銷”是美國金融業恢復正常的長期利潤增長速度、步入合理增長軌跡的前提。[5]
從長期看，金融業的過度擴張及由此產生的高風險投機活動，將最終瓦解美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潛力，這一點已經成為大多數美國人和奧巴馬政府的共識。如何改革現有的金融監管制度，抑制資本的過度金融投機活動，構建美國國內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良性關系，成為奧巴馬政府推行“新基礎”改革綱領的重要內容。為此，奧巴馬政府在兩個方向上同時做出努力：第一，強化金融監管體系以抑制金融資本過度膨脹；第二，推行新興產業扶持政策以加強產業資本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2010年7月，《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終于在參議院獲得通過，并由奧巴馬總統簽署生效。根據該法案：將成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負責監測和處理威脅國家金融穩定的系統性風險；在美聯儲下設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對金融機構實施監管；將之前缺乏監管的場外衍生品市場納入監管視野；限制銀行自營交易及高風險的衍生產品交易；設立新的破產清算機制，由聯邦儲蓄保險公司負責，責令大型金融機構提前做出自己的風險撥備；美聯儲被賦予更大的監管職責，但其自身也將受到更嚴格監督；美聯儲將對企業高管薪酬進行監督，確保高管薪酬制度不會導致對風險的過度追求。法案簽署后，奧巴馬總統表示，“美國人民將永遠不會再為華爾街的錯誤買單”。盡管包含若干妥協，但該法案的生效仍然標志著美國普通民眾對金融壟斷資本的一場勝利，預示著金融資本對美國經濟的統治力將出現一定程度的弱化。
金融監管改革對金融投機活動的抑制，使得新一輪泡沫式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這也反過來加劇了美國國內資本過剩的狀況。如何為美國國內資本尋找新的利潤生長空間，如何為美國經濟尋找新的增長點，成為奧巴馬“新基礎”改革綱領必須完成的艱巨任務。從目前情況看，奧巴馬政府把希望寄托于美國清潔能源產業的崛起上，試圖通過各種內政外交政策的調整，謀求建立起美國新能源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使之成長為繼信息技術產業后的另一個經濟支柱，從而開辟美國經濟未來幾十年可持續增長的路徑。從目前情況看，美國政府對清潔能源產業的扶持舉措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改變小布什政府在國際環境保護問題上的不作為姿態，積極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制訂過程，以謀求對國際環境保護規則的主導權，為本土新能源產業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競爭環境。第二，推動國會通過《清潔能源和安全法》，在該法案的框架下出臺一系列清潔能源產業扶持政策，擴大清潔能源的生產效率和商業化規模，壯大其在美國經濟中的地位及國際市場競爭力。第三，通過懲罰性關稅、限制進口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打擊國際潛在競爭者。一個最近的例子是，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于10月15日批準了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的投訴申請，啟動了對中國清潔能源有關政策和措施的301調查，其中涉及中國的風能、太陽能光伏、節能汽車等若干行業。
一方面加強金融監管、控制金融業規模，另一方面扶持清潔能源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這反映了后危機時代美國政府轉移經濟結構重心，推動美國經濟一定程度去金融化的努力。從經濟關系的層面上看，這種轉移預示著美國資本階層經濟權力結構可能出現重要調整，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益強化的金融資本統治力有可能相對減弱，而實體產業資本的話語權將相應得到增強。推動國內資本運動一定程度的去金融化不僅是對美國經濟中金融投機活動過度膨脹問題的合理回調，同時也是民主黨上臺后普通收入階層相對于金融富豪階層在公共決策過程中話語權增強的政治后果。當然，考慮到以往美國經濟增長對金融業嚴重依賴的歷史事實、華爾街在政治決策過程的強大游說力，以及歐盟與中國等國際競爭對手在新能源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奧巴馬政府去金融化努力的成功前景并不樂觀，這將注定是一個漫長而起伏的長期過程。
三、勞資市場關系的去自由化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關系是勞資關系，資本與雇傭勞動的相對市場地位決定了國民收入的基本分配結構，進而形成的積累與消費的特定比例關系從長期決定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增長態勢和軌跡。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程度不斷提高，資本處于明顯的強勢市場地位。從長期來看，這種勞資關系格局制約了美國國內消費需求的擴大，客觀上抑制美國國內資本積累的規模和經濟增長的空間。不僅如此，普通勞動者階層的弱勢市場地位還加劇了美國國內貧富差距的程度，傳統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也受到極大的消極影響，這成為影響美國政治與社會穩定的重要矛盾根源。次貸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大衰退，暴露了勞動力市場自由化改革所造就的上述結構性矛盾，如何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框架內協調國內勞資關系以緩和這些矛盾，成為奧巴馬政府必須解決的第二個難題。在“新基礎”改革綱領中，奧巴馬總統力圖扭轉資本強勢的勞動市場格局，通過增強工會力量及擴大福利保障等措施來增強勞工階層的市場勢力和收入水平，以此緩和國內貧富差距的擴大，并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真實的需求動力。對勞動市場關系進行管理，實質上是對國內勞動市場一定程度的去自由化，這是對“里根改革”以來自由勞動市場政策的方向性扭轉。
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經濟陷入經濟增長停滯和高通貨膨脹的困境。為了彌補盈利率下降造成的損失，美國企業界開始采取各種旨在降低勞動成本的打壓措施。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里根改革”推行以后，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旨在恢復“勞動市場彈性”的自由化改革措施。通過對國內工會運動的持續打壓，以及削減有悖于“就業彈性”的福利保障支出，美國國內雇傭勞動階層相對于資本的市場勢力持續弱化，個人收入中勞動薪酬的比重持續下降，并進而導致了國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日益嚴重。
美國非農私人經濟部門小時工資與周工資的歷史變動趨勢清楚地表明了勞工階層市場勢力的持續惡化。統計數據表明，從1964年到1972年，非農私人經濟部門的小時工資和周工資（以1982年美元計算）分別從7.86美元和302.52美元上升到8.99美元和331.59美元；但此后的16年間這兩個指標持續下降，分別降至7.82美元和270.60美元；隨后十年工資水平盡管回升，但速度非常緩慢，至2008年頂峰時，小時工資只有8.33美元，接近1968年的水平，而周小時工資只有281.97美元，遠遠低于20世紀60年代的平均水平。[6]而同期勞動生產率和利潤水平都經歷了顯著增長，由此產生的直接后果是薪酬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從圖2可以看出，在1960～1980年間，個人收入中勞動薪酬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上，而此后的28年間，這一比重持續下降至65.7%。由此產生的派生后果是國民收入結構的兩極化趨勢不斷增強。根據福斯特（Foster）和馬格多夫（Magdoff）的統計，1950～1970年間收入分配金字塔中90%的普通家庭和0.01%的最富裕家庭的收入比為1：162；而在1990～2002年間這一比例擴大到1：18 000。從1983年到2001年，塔尖的1%富裕人口獲得了國民收入增量的28%、資本凈值總收益的33%、和金融價值總增量的52%。在2001年，最富裕的1%美國人擁有的財富相當于80%普通美國民眾的2倍，前者擁有的金融資產（排除自有住房權益）是后者的4倍。[7]
圖2 勞動收入占個人收入比重的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2010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附表29。
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戳穿了經濟泡沫制造的虛幻財富效應，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工薪收入者成為美國社會的主要受害者。通過重新調整勞動市場的力量平衡關系來推動工薪階層收入的持續增長，不僅是美國社會經濟結構維持穩定的基本條件，而且也是奧巴馬政府重建美國經濟增長“新基礎”的重要政治綱領。從實際行動看，奧巴馬政府的努力主要集中的兩個方面：第一，增強勞工階層的工資談判和集體行動能力；第二，實施有利于普通收入階層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
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框架內，工會運動是勞工階層增強自身市場勢力的主要途徑。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受共和黨政治打壓、經濟全球化沖擊和產業后工業化的三重沖擊，美國工會運動迅速陷入低谷。金融危機發生后，民主黨在國會的多數地位及奧巴馬入主白宮，為工會運動的復興創造了重要的政治條件。一個標志性事件是美國國家勞動關系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 Board）--負責協調勞資關系的聯邦政府機構--委員組成的重大變化。由奧巴馬總統提名并獲得國會通過的新任主席利布曼（Liebman）及兩名新委員貝克爾（Becker）和皮爾斯（Pearce）均具有鮮明的勞工保護傾向，他們構成了該委員會（5名委員）的多數派。布什政府任命的該委員會前主席彼得·肖姆伯（Peter Schaumber）指出，新一屆委員會已經用行動表明，他們將抓住各種機會扭轉此前的敵視工會政策，通過增強工會力量來平衡勞動市場力量對比關系。[8]《華爾街日報》2010年8月4日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奧巴馬總統承諾對工會運動提供有力的支持，以幫助美國勞工階層提高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這意味著工會及勞工權利將獲得更大的支持，針對勞工關系的政府管制將是美國雇主必須面對的重大轉變。[9]當前，奧巴馬政府和民主黨議員正在努力推動《雇員自由選擇法案》（Employee Free Choice Act）在國會的通過。如果能夠克服阻力使該法案通過生效的話，美國工會運動將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美國勞工階層的工資談判和集體行動能力將大大提高。
實施有利于普通收入階層的福利制度改革，是奧巴馬政府增強工薪階層市場力量的間接途徑。根據奧巴馬提出的“新基礎”綱領，政府將在社會福利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改革教育制度、加大教育投入以提高美國勞動者的國際競爭力，改革醫療保健體系使其覆蓋到所有勞工家庭，投入10億美元信托基金用于極低收入階層的居住條件建設和改造，通過財政投入等方式于2015年前消除兒童饑餓。等等。2010年3月23日，奧巴馬總統在白宮簽署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醫療保險改革法案》，為美國實現醫療保障的全民覆蓋鋪平了道路。根據該法案，政府將通過適度干預以擴大醫保的覆蓋范圍，改善醫療體系作為公共產品的公平性。政府將對中產階級提供稅收減免，擴大針對低收入群體救助計劃的覆蓋范圍，使目前3 200萬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人獲保，將醫保覆蓋率提高到95%左右，并對年收入低于43 320美元個人及年收入低于73 240美元的3口之家給予醫保補貼。為了彌補醫保支出造成的財政缺口，政府將對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個人和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家庭加征個人所得稅，稅率從原來的1.45%提高至2.35%；并開征“豪華保單”稅，對保單超過1.02萬美元的個人和超過2.75萬美元的家庭征收40%的消費稅。此外，政府還將設立醫療保險費率管理局負責監管保險公司的相關經營活動，對那些為員工購買醫療保險的小企業減免稅收，向各州提供資金以改革醫療事故處理體系，對社區醫療中心加大資金支持力度。[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30年間，妥協合作主義成為美國勞資關系的主線。80年代以來，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沖擊導致這種妥協合作式勞資關系的崩潰，伴隨著經理階層股票期權收入的迅速增加，“股東至上主義”成為美國企業界的主流價值觀念，而普通工薪階層相對緩慢的收入增長則成為必要的代價。時至今日，30年即將過去，一個新的歷史輪回似乎已經顯現出重要征兆。奧巴馬總統推動的工會政策改革及福利制度改革相繼取得階段性成功，這表明了一個重要事實：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完全的自由競爭勞動力市場不僅反過來侵蝕了其自身賴以存在的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的基礎，而且也從根本上背離了資本主義大眾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基礎，借助于政府實現對勞資關系的合理化規制將成為下一個歷史階段各國謀求經濟發展的主旋律之一。當然，既存的資本利益集團及相應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將對此進行激烈的抵抗，但這并不能抵消這一新的歷史趨勢，工會運動的高漲和社會福利保障的擴大將不可逆轉地成為美國經濟未來數十年發展的客觀條件。2009年4月，時任通用汽車CEO的韓德勝在回答白巖松有關美國企業勞動力成本過高問題時，他的表述耐人尋味：“通用人為通用做出了很大犧牲，不管是被臨時解雇的工人，還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以及我們的領薪員工，他們已經為現在的局面做出了巨大犧牲，這是關于犧牲的問題。我們能夠具有競爭力，我們會很有競爭力，我確定。當然這是一個美國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關于醫療保障的、關于經濟的都需要解決，我們的挑戰就是專注于解決通用公司的問題，我們將花時間解決美國行政部門和國會提出的關于制造業競爭力的問題。”[11]顯然，勞資關系的解決方案不在于如何以鄰為壑，而在于如何同舟共濟。
四、經濟增長的去債務化
對于一國資本主義經濟增長而言，國內的資本積累是首要的決定因素。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進程中新興市場化國家的崛起，在全球范圍內改變了資本積累的地理結構，美國國內的資本積累逐步放緩，私人投資活動低迷，依賴于財富效應擴張的債務消費成為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然而，次貸金融危機引發的災難性后果暴露了泡沫式增長的嚴重危害，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美國經濟不可能再次重復危機前的泡沫增長模式，這意味著債務消費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將出現不可逆轉的下降趨勢。從更寬廣的視角看，危機前美國龐大的債務消費規模是以美元霸權為支撐的；但從發展趨勢看，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將不可逆轉的逐步減弱，這進一步削弱了債務消費對美國經濟增長貢獻的可能性空間。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世界經濟格局多極化程度的加強，隨著美元霸權地位的削弱，美國經濟增長將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去債務化趨勢。
美國經濟增長對債務消費的依賴程度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迅速提高，從圖3的數據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在80年代前的20年間，美國經濟中私人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大致穩定在62%左右；但從1981年開始，這一比重開始持續攀升，到2002年，已經從初始的62%上升至70%，此后的6年間持續維持在70%附近的高位水平。但在這一表象的背后，不是普通工薪階層實際收入的提高，而是美國國內債務規模急劇擴張的事實。特別是在2000年后，債務成為支撐美國國內消費支出的主要力量。美聯儲公布的美國國內非金融部門未清償債務狀況顯示，20世紀80年代后未清償債務的規模持續擴大。與1981年相比，2007年美國國內非金融部門的未清償債務總額以及其中家庭未清償債務、非金融企業未清償債務、州和地方政府未清償債務、聯邦政府未清償債務等五項指標的增幅分別高達627%、816%、537%、491%、524%，[12]而同期美國名義GDP的增幅只有350%。[13]
圖3 私人消費占美國GDP的比率
數據來源：2010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附表B1。
以債務透支消費的方式拉動經濟增長，這種模式無疑是不能持久的。從良性發展的角度看，一個經濟體的合理債務規模從根本上取決于其創造新價值的能力。也就是說，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合理負債規模從根本上取決于美國國內資本盈利與積累的能力和潛力。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國內資本積累長期陷入低迷狀態。從1981年到1992年，私人投資占GDP的比重從17.4%下跌到13.4%，此后的新經濟投資浪潮僅僅推動了私人投資比重反彈至2000年17.3%的峰值，隨后新經濟泡沫的破裂再次導致私人投資陷入低潮，私人投資占GDP的比重基本上低于16.5%。[14]資本積累的持續低迷導致債務透支消費的矛盾最終以金融危機的形式爆發出來。
危機爆發以后，美國政界及經濟學界達成的一項基本共識是，美國經濟增長不能再次重復以債務透支消費能力的模式，美國經濟各部門及各級政府都必須削減債務規模以保證國內經濟的宏觀穩定與持久增長。
危機對美國普通大眾的巨大沖擊，促使美國家庭迅速改變了以往的信貸消費模式，通過增加儲蓄以改善家庭資產負債狀況。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2006年、2007年美國居民個人儲蓄分別為1 277億美元、2 350億美元、1 789億美元，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別為1.4%、2.4%、1.7%；但在2008年，個人儲蓄迅速升至2 864億美元，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提高到2.7%，2009年這兩項指標繼續迅速提高，分別為5 027億美元和4.6%。[15]正如一些分析家指出的，危機對美國居民的消費模式產生的沖擊將是持久的，個人儲蓄率的提高將成為未來的基本趨勢，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將合理回調，家庭債務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將持續減弱。危機爆發后，巨大的宏觀經濟風險也促使美國企業界采取了類似的降低負債水平的努力。可以預見的是，隨著《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的付諸實施，金融市場的投機活動及獲利空間將受到打壓，企業的負債投機活動將因此萎縮，企業的債務水平將逐步回落到合理的正常水平。美國私人經濟部門的債務規模的下降趨勢，從根本上削弱了此前的信貸消費經濟增長模式的基礎，決定了美國債務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刺激效應將逐步減弱。
與私人經濟部門不同，由于政府承擔了經濟穩定器及各種社會福利保障的功能，因此美國政府的債務緊縮過程將更長，甚至出現某種反彈。危機后美國經濟復蘇進程相當緩慢，失業率持續處于接近10%的歷史高位，這導致聯邦政府及州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持續增加；而同期政府稅收收入則受危機沖擊持續萎縮。在這種雙重夾擊下，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規模不斷擴大。統計數據顯示，州和地方政府2007年度實現了217億美元的財政盈余，而在2008年則出現了402億美元的財政赤字，2009年前三季度的財政赤字為149億美元。[16]與州和地方政府相比，聯邦政府2007～2009年的年度財政赤字分別為1 607億美元、4 586億美元、14 127億美元，預計2010年和2011年的財政赤字也將高達15 556億美元、12 667億美元。[17]巨額財政赤字的壓力使得通過發行公債來融資成為美國各級政府的基本選擇之一，因此美國政府的債務規模有可能在短期內進一步擴大。但另一方面，自由市場經濟理念的傳統影響及其背后利益集團的巨大能量，對美國政府的經濟干預施加了強大的阻力，限制了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規模。而且，從歷史上看，美國政府部門債務占美國債務總額的比例基本上低于30%，[18]這使得政府債務的短期擴張不會抵消私人經濟部門債務緊縮對經濟增長的消極影響。更重要的是，從長期來看，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格局中地位的下降以及美元霸權地位的歷史性削弱，將導致境外投資者對美國公債的熱度逐漸減退，對美國公債的需求規模將出現長期性下降趨勢。
從資本主義經濟基本矛盾的層面分析，美國債務規模的擴張將會形成三大臨時性“功效”：第一，延遲消費不足與生產過剩間矛盾的激化；第二，提供金融泡沫膨脹的信用源泉；第三，掩蓋國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惡化的趨勢。但從根本上，一國的債務規模終究要取決于該國的信用狀況，即取決于一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盈利前景。次貸金融危機暴露出的美國經濟結構性矛盾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的，美國經濟在未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將持續走軟，盈利前景并不樂觀，這無疑是對美元債務擴張的決定性限制。不僅如此，美聯儲一波接一波的貨幣寬松政策引起的美元貶值，從長期看必定削弱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這也使得美元債務的避險功能逐步衰退，進一步緊縮了美元債務的擴張空間。因此，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美國經濟增長將呈現漸進的去債務化趨勢，債務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逐步下降。
五、新霸權主義全球戰略：從“單邊主義”到“巧實力”
資本運動的特殊性在于其不斷積累，資本積累過程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深化意味著資本主義經濟具有內在的全球化趨向，向海外市場擴張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經濟體都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標。作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領導者，美國的全球戰略從根本上服務于其資本積累與盈利的目標。但由于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歷史變化，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相對地位也在改變，這導致美國的全球戰略相應改變了其內容及實現形式。概而言之，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確立，使得其全球戰略呈現出顯著的“單邊主義”特征；而次貸金融危機后，美國全球戰略逐步偏離“單邊主義”軌道，以“巧實力”為標簽的“有所合作、有所打擊”戰略成為美國外交的新主線，“巧實力”戰略成為美國調整國內經濟結構性矛盾、重建美國經濟增長新基礎的重要工具。
從經濟史的事實看，美國經濟在19世紀末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其對傳統歐洲列強海外產品市場的成功占領。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美元為世界貨幣為標志，美國成功樹立起了其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霸權地位。通過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等手段維持的霸權地位，使得美國經濟獲得了有利的國家貿易與金融條件，為美國的戰后繁榮與增長提供前所未有的外部支撐。
隨著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解體，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其全球戰略中的單邊主義傾向日益加強。1994年7月，克林頓總統簽發《參與和擴展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美國要積極“參與”一切國際事務，以擴大由“市場民主制國家”組成的資本主義“自由世界”的范圍。2001年爆發的“9·11”事件，加快了美國推行單邊主義全球戰略的步伐。2002年，布什政府出臺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根據該報告，支持恐怖主義的一批“無賴國家”，以及一些“不能為人民提供就業、受教育和尋求發展機會的國家”都是恐怖主義滋生的溫床，對美國國家安全形成巨大的潛在威脅。國際社會或者一些國家，甚至是單個國家，可以對它們進行干預，包括改變其政府。在必要時，美國可以依靠壓倒性軍事優勢來實施“先發制人”戰略，放棄國際協調而采取單獨行動以保證行動的快捷有效。這份報告不僅為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單邊軍事行動提供了注釋，而且為單邊主義全球戰略的進一步推行提供了綱領。根據這一綱領，美國將“依靠獨步天下的軍事實力”，把“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擴展至全球的各個角落”。
但從世界經濟政治格局演變的大趨勢看，日本、歐盟經濟的復興弱化了美國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霸權地位，中國等新興市場化國家的迅速崛起進一步削弱了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權重，世界經濟體系的多極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在這種背景下，一個經濟實力相對不斷減弱的美國，在執行單邊主義全球化戰略時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不僅如此，20世紀80年代后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使得美國經濟與世界其他經濟體的聯系空前加強，經濟活動的緊密交織狀態加強了美國與其他國家間的利益共生性，反過來制約了美國執行單邊主義全球戰略的空間。本次金融危機的爆發，一方面暴露了美國經濟包含的失衡與矛盾，反映了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實力減弱的事實；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全球經濟日益緊密的相互依賴性，反映了美國對國際性協調的客觀需求。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奧巴馬政府提出了“巧實力”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之作為新形勢下協調國際經濟政治關系的基本綱領。2010年5月２７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演講時說，美國目前面臨兩場戰爭、金融危機、國際信譽下降等挑戰，同時，國際格局已發生改變，并且這種改變仍將持續。面對這一局面，美國必須運用“巧實力”平衡和整合以國防、外交和發展為核心，包括經濟力量和示范作用在內的國家力量的所有要素。
“巧實力”一詞最早由蘇珊尼·諾瑟在2004年提出，主要是批評保守主義的單邊主義戰略，強調美國外交應該注重擴展人權和民主，通過靈巧地運用各種力量，在一個穩定的盟友、機構和框架中促進美國利益。此后，美國戰略家對“巧實力”戰略的含義進行了進一步闡述。綜合而言，“巧實力”戰略要求美國政府改變以反恐戰爭為絕對核心的全球戰略，將為國際社會提供"全球福利"作為美國全球戰略新的支點和主線。從內容上看，“巧實力”戰略包括五大方面：第一，加大對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的關注和投入，提倡“人的安全”的至關重要性；第二，強化公共外交，爭取其他國家青年人對美國及西方價值觀的認同與好感；第三，推進全球經濟一體化，關注那些被邊緣化的國家和地區，讓自由貿易惠及世界各地；第四，在全球能源安全和應對氣候變化等議題上發揮領導作用，并尋找創造性的解決方案；第五，重振傳統盟友體系和國際協調機制的活力，謀求更順暢的國際戰略協調以應對新的挑戰。
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斯蒂文·皮弗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巧實力”戰略意味著美國將轉向以外交、經濟等“非軍事因素”推動國際合作，以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巧實力”全球戰略的這種轉向，實際上是美國國內經濟政治領域重大變化的產物。
第一，“巧實力”戰略意味著更有效的國際協調，這符合后危機時代美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奧巴馬政府對國內金融業風險投機行為的約束很可能導致金融資本的外流，因此取得國際社會在金融管制方面的協調行動將直接關系到奧巴馬金融監管改革方案執行的成功與否。同時，奧巴馬政府努力將新能源產業打造成美國經濟新的增長點，但就目前情況看，傳統能源仍然具有巨大的成本優勢，只有實現國際社會在環保問題上更有效的集體行動，才能為新能源產業的成長提供現實的空間。
第二， “巧實力”戰略意味著聯合與打壓的靈活結合，這符合后危機時代美國政治過程利益集團力量調整的需要。金融危機暴露了華爾街金融資本與美國普通工薪階層的巨大利益分歧，爭取選民的政治考慮將導致美國國內各利益集團間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作為力量平衡的結果，普通工薪階層尤其是工會組織將會在公共決策中獲得更強的話語權。這種變化將導致美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在某些問題上呈現出強烈的保護主義色彩；尤其是針對中國等后起的制造業經濟體，以匯率管制、傾銷、政府補貼等為借口的貿易保護政策更有可能獲得通過。同樣面臨新興市場國家沖擊的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很有可能成為美國爭取的緊密合作伙伴，以實現對“重點國家”特定經濟威脅的有效打擊。
第三，“巧實力”戰略意味著政治壓力、公共外交、意識形態滲透取代軍事行動成為國際干預的主要手段，這是世界多極化趨勢下維持美國超級大國霸權地位的現實選擇。在世界多極化趨勢逐漸明顯的背景下，美國超級大國霸權地位的維持一方面取決于美國重建自身的國際經濟競爭力，另一方面取決于對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體綜合實力的有效打擊。在經濟全球化的歷史趨勢下，美國要重建自身的國際經濟競爭力，只能利用、調整而不能瓦解當前的國際經濟貿易體系；如何干預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發展路徑以使其成為美國經濟再次崛起的有利條件，這才是美國當政者切實可行的長遠方案。而且，新興經濟體相對強大的綜合實力，也意味著伊戰式直接軍事行動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而采取政治壓力、公共外交及意識形態滲透等軟干預手段，同時輔之以適度的軍事壓力，則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全球范圍內維持霸權地位是美國外交戰略的根本目標，但實現這一目標的形式則會根據歷史條件的變化而發生相應調整。次貸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國經濟在世界格局中相對地位的下降，從“單邊主義”轉向“巧實力”的外交戰略正是服務于美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服務于重建美國經濟增長新基礎的改革努力。從歷史發展趨勢看，“巧實力”戰略將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美國對外經濟政治交往的主線。
結論
金融危機暴露出的美國經濟結構性失衡和矛盾，以及奧巴馬政府著手實施的各種制度政策調整，預示著美國資本主義經濟正在擺脫20世紀80年代以來形成的“自由市場模式”，轉而探尋一種包含更多政府管理和利益妥協的新增長模式。從結構性矛盾的解決途徑看，美國經濟生活中的基本關系將發生重大調整，這包括：對資本運動過程一定程度的去金融化，以此平衡國民經濟中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結構；對勞動力市場一定程度的去自由化，以此平衡美國國內勞資力量的對比結構；對經濟增長方式的去債務化，以此平衡美國經濟各部門的收支狀況。為適應這些基本關系的調整，美國的霸權主義全球戰略擯棄了“單邊主義”方式，轉而采取了更為靈活有效的“巧實力”方式。綜合以上四方面變化，美國資本主義模式在未來極有可能發生重要變化，“市場原教旨主義”色彩將逐步褪去光環，而國家干預主義和妥協合作的色彩將不斷濃厚。當然，上述調整將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即便奧巴馬獲得連任，也不太可能在其任內完成全部調整，既得利益集團所施加的強大抵制，注定了這個邁向新模式的過程將是一個跌宕起伏的漸進過程。
參考文獻：
[1]劉元琪.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與國際金融危機[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
英文參考文獻（略）。
來源：政治經濟學評論 201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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