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學者：中國經濟形勢分析
李 節
2011年1月16日 ，針對目前的中國經濟形勢，《烏有之鄉》在成都的部分網友和學者舉行了座談。座談會由肖斌主持，參加座談的有：趙磊、朱明熙、柳成湘、胡全、葉老師、巫峽、王洪林、田豐、曾桂香、智東、鮮培、李節、肖磊、魯保林、易淼、肖斌、耿浩天、劉金龍，以及部分離退休老同志（宣老、熊老、侯老、李老和桃老)。以下是座談的發言紀要。
l 肖斌：
之所以需要討論中國經濟走勢，我想有這么幾個理由：（1）長期的學習，感覺理論和實際的結合總是有差距。（2）美國的金融危機對全球的經濟和政治都造成了深遠影響，各國，各地區，各利益集團都有所反應，在國內也引發了強烈的反應，出現了一些現象。在這個時期，迫切需要對出現的問題做出理論上的解答。（3）不同的立場有不同的解答，就像毛主席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歷史時期都對當時出現的問題和造成大家思想上混亂和困惑的問題做出了理論上的回答，統一了大家的思想，推動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發展。（4）國內的改革也到了關鍵時期，“十二五規劃”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的公布，對中國經濟未來有何影響？有必要用馬列毛的理論和分析方法進行解讀。
下面我們先請趙老師做主題發言，然后請朱老師介紹到美國的觀感。
l 趙磊：
大家都很關注2011年的經濟形勢，尤其關注預測結論，如物價、房價、股市、就業、增長，希望能有一個準確把握。結論當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得出結論的方法，這就是古人所說的：“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所以，在談經濟形勢之前，我扼要地介紹一下方法論，然后對明年的經濟形勢做幾點原則性的預測。由于我的分析以《2011，中國經濟向何處去？》為題目，已經掛在《烏有之鄉》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網上去搜這篇文章，這里我就不再重復了。
l 朱明熙：
我剛從美國訪問回來，談談金融經濟危機后的美國觀感。從美國西部舊金山向中東部走到丹佛，由于時間只有10天，比較緊，可以說是跑馬觀花，只是看到了一些美國表面的現象，談觀感難免有不當之處，供大家參考。
總的看，美國的經濟危機還在進行當中，這里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失業率，我這次看到和聽到比較多的是失業。我們知道，美國的消費需求在GDP中占了很大比例，達到72%，美國經濟增長的大頭靠消費。失業率高，消費需求受很大影響，那么，經濟危機靠什么來緩和？2001年的新經濟泡沫破裂后，美國近年來主要是通過實行寬松貨幣政策刺激住宅消費來拉動經濟，結果形成了次貸危機。為了對付這次危機，美國提出了新能源消費的概念。但是，正如趙老師剛才所說的，如果新能源短期內沒有重大突破性進展，美國經濟靠什么帶動？
最近有報道說美國準備通過減稅來刺激經濟增長，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兩黨就減窮人還是富人爭論得很激烈。目前的提案對窮人富人都減，但減稅的效果如何還要觀察。我在美國注意到，目前的商品打折很厲害，比去年打折還多，商品非常便宜。這說明消費者不敢消費，因為可能要用錢來還貸。
再說另一個現象。我們到達后，即刻通過GPS訂“假日酒店”，這個酒店是美國比較平常的連鎖店，可是到了指示的位置后，卻找不到這個酒店，酒店關門了或者破產了！這說明消費不足。
沃爾瑪是美國著名的超市，它的東西非常便宜，原因在于它的全球采購不少來自新興工業化國家，把價格壓得很低。美國人很想抵制，試圖通過自己生產，拉動工業增長，但如果自己生產，很可能面臨物價上漲的壓力。象在中國代工的鞋子、IPHONE，如果美國自己生產，首先將面臨勞工成本。中國的勞動成本只相當于美國的3%，菲律賓的相當于美國的6%，墨西哥相當于美國的12%。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實質上是跨國資本的全球化，歐美的工會力量強，資本就把生產轉移到其它發展中國家。如果轉回來自己生產，那么，生產成本必然增高，由此帶來市場銷售價格增高。IPNONE的售價可能就不再是400美元，而是500美元甚至更高。美國的消費者能忍受嗎？
問題的關鍵還不在于消費者，而在于資本的力量。面對如此低的生產成本，比較高的利潤，資本為什么不生產而要到高成本的地方生產呢？因此，美國的政策需要跨過資本的邏輯。不能跨過資本的邏輯，轉向就很困難。目前美國能采取的就是搞貿易保護，諸如在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上壓中國，對中國的產品征收高額的關稅等等。不過，這個措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因為世界經濟已經深深地卷入資本主義體系，特別是中國也已經深深卷入了。這一點從中國進出口的總額已經占到GDP的70%就可以看出，而美國、英國、日本等都沒有達到這么高的比例。我們的對外依附性太大了，所以才會美國一打噴嚏，中國就感冒。
美國的生態環境相當好。一個在成都多年教學的英國老師一下飛機就感嘆：終于見到陽光了。從舊金山到鹽湖城，一路上只要不下雪，都出太陽，天上有云彩，空氣潔凈，用一個不太好的相機也能拍出不錯的景。有大片大片的農田，很少見到煙囪，街道也很干凈。簡要回顧美國建國后的歷史可以看到，美國不斷地在擴張領土，以至今天國土面積很大，而人口相對較少，大量有污染的生產企業已經轉移到其它國家去了。美國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也出現過嚴重的污染，七十年代開始出現環保運動，卡森的《寂靜的春天》是這種思想的代表，政府開始通過立法等各種措施治理環境。西方并不完全象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那樣，認為市場可以調節一切、擺平一切。西方的發展歷史恰恰說明，市場并不能解決一切！市場帶來了某種進步，也帶來了災難。
中國發展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包括生態環境在內的問題，能不能也象美國一樣通過戰爭、擴張，把過剩的人口也轉移到別國？追隨美國這樣的一條自私的路徑顯然是不可能的。市場怎么反映生態、污染、資源被破壞的價格？這些所謂市場的“外部性”問題，還是要通過看得見的手來調節。所以，在這個背景下中國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它的實踐效果還需要觀察。
美國的物價很便宜，與較高的工資相比，與美國一般年收入4-5萬美元相比，美國人的消費水平高。同樣的一個耐克包，中國幾百元人民幣，美國10多美元。阿迪達斯包打折下來，也是19美元。而一看制造商，都是“MADE IN CHINA”。當然也有印尼制造的，越南制造的，但大部分是中國制造。舊金山機場的免稅店問茅臺價格，一瓶合人民幣600多元，而國內已經1200元。在鹽湖城一個朋友家作客，他的全裝修兩層樓300多平米帶花園的房子，價格是20萬美元。美國人一般5-6年的收入就可以買到一套房子。
那么，為什么中國生產的東西在國外價格這么低？中國人的收入為什么這么低？為什么中國的東西在國內比美國的價格還高？一句話，為什么形成了“中國生產美國消費”這樣一個奇特的格局？改革開放的目的難道就是為了犧牲中國人的利益？污染中國的環境、耗費中國人的血汗就是為了滿足美國人的享受？要那么多外匯是為了什么？還要忍受別人三天兩頭的敲打。何況中國的出口企業還要國家來補貼，一些簡單的加工企業基本不賺錢，需要國家的出口退稅支持。它們的毛利率非常低，只有3%，如果國家不退稅，很難維持。對此的一種辯護是：“出口解決了就業問題”。但是問題可以反過來問：中國的經濟一定要這么高的外向依存度才能解決就業問題嗎？不少大國的經驗表明并非如此。
日本在二戰后初期的工人工資相當于美國人的30%，日本實行了工資倍增計劃，后來達到了美國人的70%。而中國建國初期與現在對比，中國人的工資與美國人的工資相比，究竟是相對增加了，還是相對減少了。中國人的消費在GDP的比重不到30%，在全球都算是差的，一般情況這個比例應該達到50%至60%。消費低的原因就是收入低，只做低端的加工工業，當苦力。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誰敢花錢？解決內需問題，就要解決有錢可花，有錢敢花。中國的住房市場化程度是世界最高的，新加坡占人口80%的中低收入的住房靠政府解決，重慶準備解決30%。
美國人餐桌上食物的分量很足，浪費也多，胖子多。但是美國不吃轉基因食品，這一點我專門問過。美國地廣人稀，住在城外，要開車，這就要大量消耗石油。外面大雪，而房間里很暖和，達到20多度，一進屋就得穿襯衣。這么高的溫度就要耗更多的能量，是不是要這么高的溫度？我去過的日本就不是這樣，對于資源非常節約。例如，飛機上的餐具不用一次性的，而是不銹鋼，也就是要回收的。日本人很少有胖子，飲食達到一定的熱量標準就可以了。因此，如果世界上都按照美國模式生產和消費，地球資源能支持嗎？
中國以轎車進入家庭為目標的汽車工業就是一個重大失策。中國本來就缺石油，90年代還有出口，而現在進口已經達到一半以上。車子多了，就要修路，路多了就要占田。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業資源短缺，城市周圍都是好田。田被占，今后吃飯怎么辦？而且不少農民不種糧，只是種花種樹；即使種糧，大多也是為了自己吃。糧食將來可能成為大問題。汽車過度消費還帶來污染問題、城市交通堵塞問題。汽車生產需要鐵，需要大量進口鐵礦石，而鐵礦石價格不斷漲。原料上漲不可免地會影響宏觀經濟。
l 侯老：
我是搞工業的，原來在132廠，后來自己辦企業。我想講一個具體問題，中國的工業、特別是高端制造業，如果再不改變現在這個方針，將會在15~20年之內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我只講一個小的問題，就是稀土的問題。
稀土是所有高端工業，比如汽車工業、航空工業、航天工業、導彈等尖端行業都離不開它的。美國的導彈，如果沒有中國的稀土，就變成瞎子了。現在有稀土資源的國家，不是很多，日本、韓國沒有稀土，美國有，但美國用得最多，1997年就把他最大的稀土礦關閉了，全部從中國進口。中國的稀土資源約占全世界的30%，卻占全世界出口量的90%。今年四月份中央二臺報道說中國到目前為止有27萬噸稀土儲藏量，后來中央新聞臺糾正說是4500萬噸。日本現在全部從中國進口，除了自己用之外，還儲存在海底的，夠他用20年。
中國江西贛州有一個稀土礦，搞變相出口，我們出口的20萬一噸，日本將之簡單分解一下，再賣給中國變成20萬一公斤，價格差別整整一千倍。我們每出口一頓稀土再買回來，就損失1.62億元。我估算，到2009年4月份，中國非法出口的稀土有6390噸。這么多稀土，我們中國再買回來，要花上萬億。如果15到20年，中國稀土資源枯竭了，其他國家不斷儲存，中國的高端制造業就全部癱瘓。到時候人家都不賣給你，要買也是高價買。我們現在是蘿卜白菜的價格，到時候買回來就是黃金價格。
美國一直控制中國的軍工發展，美國高端的技術不賣給中國，歐洲也不賣。我希望中國立即關閉稀土礦，停止稀土開采。現在的出口才降了10%。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將嚴重影響中國的國防工業。
l 熊老：
我想講一下軍工企業的質量問題。我的單位是電子廠，搞無線電的。后來改制，轉了幾個老板，變成私人的了，原來七千多人的廠，現在不到三百人，大部分都是農民工。私人老板根本不是想搞發展，而是想賣工廠和宿舍的地皮。
原來搞軍工產品的，現在以民用產品為主。一個真空泵，原來要經過三班72小時的測試。先放置24小時，再開車測試，如此進行三班72小時。如果真空度沒降，沒變化，就是合格。現在根本不是，只搞一班，后面的就不管了。這只是我們廠里頭最小的一個例子。這么搞怎么提高產品質量？這種產品拿去怎么搞科研？
l 桃老師：
我在一家房地產公司工作，公司前年在溫江拿到一塊地，一畝100多萬元，后來因各種原因沒有開發，結果今年一畝漲到了500萬元，大大獲利。我覺得房地產還要漲，因為有剛性需求，地價貴，水漲船高，房價也貴。
l 胡全：
我補充一點，多數人可能不知道，熊老所在的這個廠是清朝洋務運動時期建的，國民黨統治時也是一個重要的軍工廠，建國后也很受重視。東郊很多電子廠的母機都來自他們這個廠。東郊這些廠一改制，不再需要他們的產品，這個廠也難以為繼。關鍵是企業很不容易培養起來的技術人才也流失了，這是無法彌補的損失。這正是不再堅持自主研發的后果。
趙老師對今年經濟形勢的解讀，朱老師結合美國觀感所談到的認識，解決了我們對過去一些問題思想上的困惑。盡管國家出臺了措施，總理表達了那么大的決心，可是房價依然居高不下，老百姓有被愚弄之感。我感到原因還是開發商、銀行等利益集團。讓我感到幸運的是，因為毛澤東時代廠里給我分配了住房，拆遷后的賠付加上自己節省下來的錢，在比較偏遠的地方還是買到了房子。可是現在的年輕人怎么辦？
l 朱明熙：
對于農村，現在國家的政策是搞城市化。第一個問題，城市化的過程中，會不會像第三世界國家，農村城市化以后，只是把農村的貧困搬到城市？第二個問題，搬過來以后，減少農民，擴大農戶規模，現在的農業如何搞規模化經營？是走合作化道路還是分田單干？現在全國有幾千戶走合作化道路，走合作化沒有出現產品過剩，反而是分田單干的，最后統統都垮了，最典型的就是小崗村。
最嚴峻的一個事情就是水利設施，現在一號文件就突出水利設施。水利設施，都是改革開放以前三十年搞的，現在全跨了。現在要重新搞水利設施，誰來修，來占誰的地？分田單干后產生了無窮的矛盾。其實，應該搞農業的工業化，反過來補農民。
第三個問題，全球的糧食貿易量只有2億噸，中國需要5億噸，假定都能買到，那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就沒有糧食吃。那很容易引起國際爭端，那就是大問題了。現在有土地，農民不愿意種，都是種花種水果，不種糧食，這也是農產品漲價的一個重要因素。
現在中國社會兩極分化、貧富差距等問題，到底怎么辦，有沒有解決的方法，有沒有扭轉的可能性？比如說，重慶模式，現在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才是生產力，這是兩個很響亮的口號，重慶模式有沒有可能在近期內有所扭轉？這是我提出的問題。
l 肖磊：
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具有激勵優勢、信息優勢和創新優勢，有利于克服計劃手段的不足，但是市場經濟也有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負面效應，市場力量的盲目性作用會加劇社會中的無政府狀態，造成資源浪費、加劇社會矛盾。所以，市場經濟不是中性的。解決中國改革發展問題的主要途徑，不是進一步強化市場、發展資本主義、進行資本原始積累，而是要加強社會主義對市場經濟的規范和引導，用社會主義的手段克服市場經濟的不足：
第一，壯大國有經濟，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政權和無產階級政黨存在的基礎，而社會主義的國體和政體決定了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壯大國有經濟，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不僅會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起到引導和示范效果，而且能夠鞏固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沒有國有經濟的保障機制，就無法實現包容性增長。當前，不少學者指責國有企業壟斷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在我們看來，國有企業職工工資高于民營企業，恰恰是縮小國民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主要不是因為國有企業的在戰略性領域的主導地位以及國有企業職工的高工資，而是勞資關系、腐敗問題以及二元經濟結構導致的
第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我國勞資矛盾的激化和勞資斗爭現象主要不是出現在國有企業中，而是出現在國有企業改制以及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中，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這種現象更加突出，這與我國國有資產管理制度和勞動立法不完善、民企外企有法不依，勞工利益被資方主導有關，也與我國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對民企外企侵犯勞工利益過度縱容有關。實現經濟增長的包容性，要求政府加強執法監管、約束企業行為，也要求我國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通過“工會”組織工人參與勞資談判，建立“農會”組織農民參與市場競爭，形成對等的談判勢力，使工人、農民的利益有合理合法的表達渠道，通過組織途徑切實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應當吸收“重慶模式”的成功經驗，從源頭上遏止官商勾結和貪污腐敗，增加工人、農民代表在人大和政協中的比例，給予弱勢群體更多的話語權，推進社會主義的網絡民主和網絡大討論這一新的民主表達機制，鞏固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第三，加大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建立覆蓋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差距過大及社會發展的兩極分化趨勢不能依靠市場力量和各種反作用機制來被動地進行矯正，應當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主動地進行干預和調節。要通過宏觀層面的計劃性導向加大再分配對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調節力度，增加教育、醫療、住房的政府投入和公共支出，建立覆蓋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創造機會平等的發展條件，使每一個公民都享有參與和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權利。增加親貧式支出，提高弱勢群體的人力資本含量，增強收入流動性和社會流動性，為底層社會民眾提供上升空間，使弱勢群體享有與社會發展相一致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減少社會排斥和社會矛盾。
第四，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人口數量多，增長問題依然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面臨的首要問題，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才能夠更多地吸收由于制度轉型和技術進步所排斥出來的大量剩余勞動力，才能夠維持社會穩定。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是我國現階段的具體國情決定的，是我國實現現代化轉型不得不經歷的過程，只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夠保證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對內必須盡快采取有效措施調整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對外應當逐步降低增長對外需的依賴性，應當遵循世界各國產業結構變遷的一般規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保護民族工業，提升我國產業結構的層次，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l 李節：
如果繼續實行目前穩健的貨幣政策，今年的居民消費品價格指數估計將高于4.5%，理由有兩點：一是人民幣增發：
——從中國目前的財政收支結構看人民幣增發。中國去年的財政收入8萬億元，土地財政收入2009年1.5萬億元，2010年2.7萬億元，是預算外收入。從支出看，三公消費就占了近1萬億元。政府的剛性支出一年內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加上保障性住房等需要地方政府開支，地方政府只能是用房養房，住房上的雙軌制對土地價格雙軌制提出了要求，也就是用一部分高價地收入來支出保障性用地或住房。賣地依然是政府2011年的選擇，只是政府賣地并不是直接賣，而是在土地上面造成房子，把土地價放進房子的成本里來賣。由于增加再多的土地供應，也有相應的貨幣支持，銀行貸款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由于所賣土地并沒有多少實物產出，相比較實物而言，人民幣是超發了，必然會體現為商品價格上漲。
——外匯占款。2010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28473億美元，同比增長18.7%。去年全年，我國外匯儲備增加4481億美元。這部分需要按1：6.8的比例發行人民幣來對沖，人民幣需要發行3萬億元。
二是原油價格上漲：首先是美元多發了。美元數量增加的速度快于實物生產的速度，美元就多發了，對內貶值。由于美元目前承擔著世界貨幣的功能，美元多發，導致世界原油價格上漲，近來已經達到了每桶92美元。原油上漲的另一個原因是剛性需求。中國2009年消費石油近4億噸，在美國之后排第二位，占世界石油消費比重10%。我國石油消費量增幅較大，與2009年、2010年汽車銷量大增有關，與經濟增長有關。前10個月我國成品油表觀消費量累計達到1.9億噸左右，同比增長10.6%；進口原油1.98億噸，同比增長20%。
人民幣和美元超發，使人民幣與美元同時對內貶值。也就是說，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可以較為穩定。貶值與通脹只不過是同一問題換了一種說法，物價必然上漲。
中國問題第一位的依然是三農問題，第二位的才是其他問題。道理很簡單：中國的農民和農民工人數最多，在人口結構上占的比例最大。農民家庭狀況如何，直接會對方方面面產生影響。但農民問題恰恰又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為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我對2011年的估計是農產品的投機行為會增強，經濟的無序性會增強。雖然國家有補貼，農民自己也在以工補農，石油價格上漲，直接導致化肥、地膜、種子、農用機械租賃等農業生產資料和服務價格上漲，農業生產和再生產很脆弱。如果國家繼續增加補貼，例如，16億畝每畝增加到150元，一年就是2400億元，對財政收入和支出是一個考驗。
l 宣老：
我的看法是，如果思想上出現了問題，基本方向就出現了偏差，很多問題就解決不了。2009年我做了三次農村調查，其中，一個村干部告訴我，大部分土地撂荒，連飼料地也不種了，不少農民出去打工。近年來，很多農民生活改善了，蓋了新房子，雖然如此，可思想上落后了，文化上落后了。一個村沒有一個大學生，沒有一份報紙，沒有一個圖書館，怎么掌握農業科技？土地集中耕種，上千上萬畝地一個人承包，結果沒有正確用化肥，全部把苗燒死了，不僅沒有掙到錢還賠了錢。
l 智東：
分析經濟形勢應該用系統的方法，應當分析經濟形勢的薄弱環節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就象2008年南方一場大雪也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較大的影響。經濟形勢也會發生突變，就是經濟某個具體領域里很多因素看起來很正常，可是這個領域整體卻發生了惡化。
l 肖斌：
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出，要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有所突破。這個“頂層設計”是什么含義？我的理解是改革要從根本上繼續加強。
l 趙磊：
據說這個“頂層設計”是建筑學的用語，好象是“屋頂”之類的意思，我看現在的學界也沒把它說明白，語焉不詳。按我的理解，“頂層設計”是不是應該指“上層建筑”？可能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認識。
l 葉老師：
今天中國的一切社會現象，都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我們不能局限于某個問題，解決了個別問題，但解決不了全局的問題。經濟基礎不改變，工會、階級談判等，都只能是一種改良。
西方資本主義打擊國有企業的原因比較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打擊工會。它的每一次國企的私有化，都有工會會員大量的流失。美國的三大汽車公司，民營企業剝削嚴重，工會、階級談判都只是一種改良主義，經濟基礎最重要。轉變為私有企業后，工會會員馬上減少。小布什和奧巴馬寧可拿幾千億美元就金融公司，卻不愿意拿幾百億美元去救三大汽車公司，他就想通過這一點打擊工會，逼著工會同意削減福利，削減醫保和工資。
所以，靠工會來保證工人的工資，保證工人的生活水平式行不通的。就如現在的西歐，不管是希臘、葡萄牙還是愛爾蘭，他們的工會也在組織游行，但降低工資的趨勢有沒有改變？沒有改變，而且現在通過的法律還提出要對工會協商工資、階級談判加以制約。以前是在社會主義陣營還存在的時候，社會主義陣營起模范作用的時候，工會可以起到遏制的作用。但現在社會主義陣營已經垮了，工會抗議遏制不了這個趨勢。這再次證明了一個道理，生產關系最重要，經濟基礎最重要。
要根本改變工人受剝削的地位，就要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在容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基礎上的所有手段都只能是改良，它只是工人進行經濟斗爭的手段，有必要性，但完全靠它來保證工人的利益是行不通的。不管是我們國家，還是西方國家的經濟現象，從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來談，都能解釋得清楚。
結構調整，無非也是一種國家干預，比新自由主義有進步，有一定的短期效益，但不能改變它的根本趨勢。美國也搞房產稅，但沒有把房價壓下來，還是發生了次貸危機，次貸危機本質上是生產過剩的表現。
l 魯保林：
30多年來，有個叫得最響亮的詞就是GDP，這個被薩繆爾森稱為“人類在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東西讓無數官員和學者競折腰。不少地方大搞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項目投資注重“短平快”，結果注水GDP，摻假GDP的不良現象屢屢發生。在唯GDP論英雄的時代，官員為了烏紗帽眼里只有GDP增長率和排位，資源、環護、教育、醫療、社保等指標皆處于次要地位。人們總以為只要GDP上去了，其他的都能得到妥善的解決。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盡管中國經濟總量已超越日本，排名第二，可是我們的幸福指數并不是第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普通群眾的幸福指數不上去，“維穩”的其他措施都是白搭。這里作一首小詩，權且表示我的看法，“增長誠可貴，發展價更高，若為民生故，二者皆可拋”。GDP就是一個大的指揮棒，不對其進行革命，其他的改革都無法順利推進。
華爾街依靠制造金融衍生品而點石成金的資本積累模式曾經讓不少人垂涎三尺，我國的學者也一度對其頂禮膜拜并振臂高呼大力發展虛擬經濟。金融危機讓我們認清了華爾街投機家的嘴臉，也認識到建立在虛擬經濟基礎之上的經濟大廈，其根基是異常脆弱的，虛擬經濟玩過了頭無異于玩火自焚。盡管有前車之鑒，可我們還是不知不覺得滑進了虛擬經濟的漩渦，這突出表現在地方政府把房地產業作為支柱產業來發展。中國經濟要保持平穩發展，還是把大量的資本投入到實體經濟為好，這里涉及到實體經濟利潤率低的一個問題。
我國的最終消費率只有50%左右，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提高居民消費水平的措施有兩種思路：一種思路是借錢給窮人花，趙磊教授形象地稱之為“透支消費”，透支不過是資本家緩解生產過剩的下策而已，短時期內讓窮人體會一下富人的生活，但是別忘了，借款總是要換的，一旦還不了，債務危機就降臨了。現在，好多人欠了一屁股房債，幸福指數也估計好不到哪里去。另一種思路是提高普通老百姓的真實收入水平，真實收入的增長有待于改革分配體制，分配體制的改革如果只是喊喊口號而不觸及所有制層面的話，那就等同于隔靴搔癢。資本占支配地位的市場經濟決定了改革的話語權掌握在資本家和其代理人手里，要想真正的解決令人觸目驚心的貧富差距問題，出路還是要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
l 易淼：
從去年的情況看，之所以發生通脹，我認為一個是國外的游資也就是熱錢涌入的結果，另一個是國家外匯儲備導致人民幣占款。由于中國出口依然是順差，中國的外匯儲備還要增加，未來一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可以說必然的，因此，不少游資賭人民幣升值，想投機套利，中國沒有向國外金融資本開放，但對香港開了一個小口子，據說在香港已經囤積了1萬億美元國外的游資，這可能意味著它們想通過香港進入中國。
國外的游資不僅在外匯市場套利，也體現在中國股市上。有報道說，高盛預計上海股市未來將上漲到3500點。這可能是高盛為在股市套利而放出的誘餌、風聲。游資進入的結果，中國今年很可能走向通脹。今年很可能是去年的克隆。
l 田豐：
關于生產關系和科技的問題，到底哪個是最重要的東西？我們可以想到60年前那場抗美援朝，那時候我們國家什么都沒有，但還是把美國從鴨綠江邊趕到了38度線。這意味著一個國家的戰爭能力，其實并不完全依靠當時的尖端科技，這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核心。反過來說，國防科技是最重要，也是對的。美國就是個典型，從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到現在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把全世界所有不順從的國家都打了一遍，唯有中國除外。國防科技最重要，也沒有錯，美國就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現在的經濟建設，是在發展，但這三十年的經濟建設跟大眾是什么關系？2009年，國家投入了4萬億，老百姓的腰包都鼓起來了嗎？我們發展經濟的目的是什么，為誰而發展？我們要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就算像美國一樣富裕，現有的模式能否自覺自愿的變成社會主義？
關于重慶模式，我認為它還是對現有發展模式的強化和固化，它想把現在的發展模式規范化和法律化，把非法的發展變成合法的發展，少一些灰色的發展，多一些合理合法的發展。我認為，重慶模式的象征意義遠大于實際意義。
l 肖斌：
據說，我國將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在更高層次、更大范圍、更廣領域擴大對外開放領域，鼓勵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作為一個經濟學專業的博士生，聽到這個消息我感覺到很揪心。先看看我們以前為之驕傲的民族品牌，樂百氏（廣東）食品飲料有限公司是中國飲料工業十強之一，現在已經是法國達能集團成員。我很佩服哇哈哈的宗慶后，他沒有把中國人的驕傲品牌賣給外國人。從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誕生的上海牙膏于1994年1月被荷蘭聯合利華取得上海牙膏廠控股權，中華品牌經營權租賃給聯合利華公司。我們的商場有多少日用護膚品是印上了寶潔跟聯合利華的商標？我們汽車行業除了極少幾家掌握整車生產技術的民營企業之外，大多數國有汽車公司都在“組裝生產”，掌握不到核心技術，永遠造不出自己的汽車。
近幾年，外資銀行已經大舉進軍中國領土，它們投資并控股了大量的中國實體企業經濟。我們用的打印機復印機幾乎都是日本或歐洲的，試問我們“抵制日貨”之后用什么去印“抵制日貨”宣傳紙？還有DVD、相機等大量的數碼電子產品日本佳能跟索尼的占據半壁江山。我們的生活中充斥著資本主義跨國品牌，它們以其優越的性能擠垮了或者兼并收購了中國的民族品牌。我們的先輩們創立的優秀名族品牌正在慢慢的消亡，另一方面轉基因食品在中國得到大范圍的推廣使用。西方資本主義利用中國引進外資的機會，通過資本、企業品牌、技術、轉基因控制著中國百姓的衣食住行。那些所謂的精英們居然還要把進一步的對外開放擴大到高端產業領域，還想要把未來新能源也控制在別人手中，他們把自己的碗讓別人端著，還想把子孫后代的碗也打碎了！
中國在工業化過程中深深的嵌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在毛澤東時代建立起的自力更生的完整工業體系慢慢的被消耗殆盡了，現在剩下的只是一個殘廢。引進外資在當年積貧落后的時候很見效，可到如今國家外匯儲備將達2.5萬億美元之多，放著這么大筆的資本不利用卻擺在那里等著貶值，一邊還拼命引進外資。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來，試問外資給了我們多少技術？由他們設的廠房，只要技術一撤走中國，剩下的就只是座空殼。
經濟殖民比武力下的政治殖民更恐怖，其殖民過程潛移默化，最終控制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也就控制了整個國家，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這是新時代殖民資本主義的新招數。國家應該慎重外資進入領域，對關系國計民生以及高端產業領域要嚴格控制外資進入數量，嚴格限定參與經營管理的比例限制其壟斷競爭。國家經濟安全了才稱得上國家安全了，老百姓才能安居樂業。
l 耿浩天：
我這個80后曾經與一位工人師傅討論轉基因糧食問題，我反復列舉了轉基因糧食的很多害處，可他最后說，你說的對不對我不知道，可我們不是還得吃轉基因糧食嗎？你講的這個問題與我沒有關系，也不是我關心的。從這件事情我感到，讓他們理解我們所說的并知道“怎么辦”，比搞清楚深奧的理論問題更重要。
l 鮮培：
我是80后的，與80后的看法有些共同感受。工資收入只夠糊口，買房子還要啃老，我們的未來是什么？我們應當怎樣走向我們的未來？對于我們80后來說，對現狀感到很迷茫。缺少話語權可能是一方面。是不是擁有力量就有話語權呢，有了話語權，你說的才有人聽，才有人重視。所以，如果我有一官半職，或者我有比較多的金錢，可能就有了話語權。我不知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太“世俗”了，請各位批評指正。
l 趙磊：
80后提出了“怎么辦”的問題，這讓我想起我年輕的時候。那時候我發表了很多文章，1990年破格提了副教授，1995年破格當了教授，于是乎覺得自己成了“登高一呼、應者云集”的人。我那時自我感覺良好，自己覺得把握了問題的本質所在，不僅知道“怎么辦”，而且自信能夠指引蕓蕓眾生“如何去做”，“該怎么做”——現在回過頭去看，這其實就是一種“精英”意識嘛。
有血性的青年人總是希望這世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變，也總是相信自己能夠做到這一點，可是事情的發展并不是以“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即便我已經認識到了“怎么辦”。比如90年代初期，我意識到，這種發展趨勢走下去必然會導致“兩極分化”的惡果。于是我就寫文章做分析、發警告。記得因為一篇文章，當時我還遭到一個“大牌教授”的當面質問：“我們的政策是共同富裕，怎么可能導致兩極分化？聳人聽聞！”接著一位領導又敦敦教導我：“你落后了，應該到深圳去看看，看了你就不會這么不與時懼進了”。鑒于我仍然固執己見，當年（1993年）我破格晉升正教授的事情，也就被延緩了兩年。
當時我很失落，很悲觀，我發現我“什么也改變不了”，于是找人寫了一個條幅：“百無一用是書生”。我終于認識到，在規律面前，在大勢面前，不論你是“精英”，還是“平頭百姓”，每個人其實都是劇中的演員而已，只有“客觀規律”才是真正的導演！這就就叫“形勢比人強”。既然我“什么也改變不了”，那么，我能干什么呢？后來我逐漸認識到，雖然我個人什么也改變不了，但是，如果我能夠看清楚這個世界會朝什么方向發展，能看清它的大勢，能夠把握它的內在規律，那就是在做有意義的事情了。
這不是“消極”，不是“宿命論”，不是要你“無所作為”。你當然不能“改變規律”，但你能認識規律，把握規律，從而知道如何去“利用和順應規律”！這就是讓你知道應該“怎么作為”——“怎么辦”。我們今天坐在這里討論經濟形勢，“搞清深奧的理論問題”，它的意義也就在這里。
有意思的是，2005年以后，那位指責我“聳人聽聞”的“大牌教授”，居然也開始寫文章，做分析、發警告，對我國“兩極分化”的現狀憂心忡忡、痛心疾首了——這再次證明，該來的一定會來，客觀規律是任何人都不能違背的。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有強大的說服力，并不是因為它的主張很“高尚”，而是因為它看清了社會發展有一個內在的客觀規律，這個規律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它一定會朝著一個方向發展，那就是“人的全面發展和解放”。這個結論不是靠激情來論證的，而是靠科學和實踐來支撐的。認識到這一點，你才會有堅定的信仰。否則的話，即便如鮮培所期望的那樣，你就是“當了官”，有了“億萬資產”，有了“話語權”，最終也只能是又多了一個“腐敗分子”、“大資本家”而已，指望后者去“拯救世界”，是不是有點搞笑？
回過頭來，我們今天坐在這里的意義是什么？說“怎么辦”，你首先要知道“應當怎么辦”，要知道“應當怎么辦”，你就必須正確把握形勢，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只有提高思想認識，“怎么辦”才不會是盲目的。這些問題可能比較虛，但有時候人需要務虛。當然，知識分子必須理論和實際相結合，而不能僅僅是空談。
（ 2011年1月27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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