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英：2011中國經濟：通脹中前行

2010年轉瞬即逝，我們將“辭虎迎兔慶新年（農歷）”。對于中國經濟而言，“虎”、“兔”這兩個生肖，亦似有畫龍點睛之意。

回顧2010年，在諸多中國經濟的標簽中，“通脹如虎”也許是最具代表性的事件；預測2011年，在對國內外經濟形勢冷靜評估之后，“溫和如兔”也許是對中國經濟的增長作出的最合理的判斷。而2011年“溫和”的底部盤整，則會為未來中國經濟的轉型提供“動如脫兔”的能量。

也許，我們不應如此樂觀，一國經濟的增長總是伴隨著諸多的不確定性——2011年，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是否真正告別金融危機的沖擊，而不是假性恢復？金融體制改革是否跟得上金融開放的腳步，而不致陷入更大的風險？民生和社保的投入幅度，是否能夠拉開內需之閘？貨幣供應的收緊，會不會束縛產業的轉型和創新？

“信心比黃金更重要”，何況中國經濟已經告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亦經受住2010年經濟二次探底的考驗。雖然201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出口31.3%和GDP10.1%的增長，但這是以1.05萬億元的財政赤字（占GDP2.8%）和通脹3.3%為代價，亦為2011年的經濟帶來隱患。

就一國經濟體健康的三個指標——產出、失業率和通脹而言，與美歐（德國除外）日等發達經濟體需突破“低產出”和“高失業率”的瓶頸相比，中國顯然要幸運得多；在所有的新興經濟體中，與巴西、俄羅斯、印度、越南6%~12%區間的通脹水平相比，中國的通脹水平尚未失控。

如何控制尚未失控但仍呈上升之勢的通脹，已成為2011年中國經濟的首要任務。但控制通脹的前提是不致引發中國經濟過大的倒退（8%的GDP增長紅線），且控制通脹本身即是為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服務的。

由于“控通脹”、“保增長”之于調控政策的不可協調性，所以，如何平衡兩者非此即彼的關系，亦是考驗中國當局政策平衡力的關鍵。之于此，如無全球性的突發事件，2011年的中國經濟將在“通脹中前行”——通脹水平將處于5%~5.3%區間，超過2010年的通脹水平；而GDP增速將維持在8.6%~8.9%區間，低于2010年的經濟增速。

通脹與增長　　

　2011年1月14日　，央行再次宣布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的消息，這是2010年以來的第7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至此，中國大型、中小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分別高達19%和15.5%的歷史高位。央行之所以不選擇相對于“控通脹”殺傷力更大的加息，顯然有“好了通脹，傷了增長”的心理顧慮。

事實上，這樣的心理顧慮，我們從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布署亦可得知：“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是2011中國經濟工作的基調。雖然“穩定物價”也是2011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但對應的貨幣政策卻是“穩健”，而非“緊縮”；而作為“財政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赤字規模，2011年的預算為9,000億左右，雖然比2010年的1.05萬的赤字規模略微下降，但仍高出2009年7,400億財政赤字21%。財政政策的定位從“擴張”調整為“積極”，但中國政府保增長的決心仍然隱約可見。

    “控通脹”和“保增長”常為一對矛盾體。“控通脹”勢必需要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緊縮；而“保增長”則需與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擴張的財政政策相掛鉤（長期來說并非如此）。而中國政府正試圖跳出經濟學的規范用語，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貌似文字游戲的命名，竭力在“控通脹”和“保增長”之間實現某種平衡。

在努力“控通脹”之時，中國政府亦試圖通過“穩健的貨幣政策”倒逼商業銀行更加穩健。1月5日至6日召開的2011年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會議，即明確自2011年起，對商業銀行按月測算及實施差別存款準備金率的措施。此舉既可將信貸個體調節與總量控制結合起來，使實體經濟的“優等生”不因貨幣流動性的收緊而產生資金困難；又可通過各商業銀行的系統重要性、資本充足率和穩健經營等綜合指標的不同，執行差別準備金率（及準備金付息）政策，迫使商業銀行進入“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

而在配合“保增長”之時，中國政府亦將“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側重點，偏向于民生與社保。2011年財政支出預算超出2009年、2010年財政實際支出的27%、10%，總量高達97,910億，而這其中最大的亮點即為“農民和城鎮居民基本醫保補助標準由120元提高到200元”，以及“中央財政支出的25%左右用于三農。而與財政支出相對應，2011年財政收入預算為88,910億元，比2009年、2010年的財政實際收入，分別高出34%和10%，而為了控制財政赤字規模，2011年中國政府在不影響低收入群體的基礎上，加大了個稅、車船稅、房產稅（試點）的相對比例，但為了保持中國經濟的復蘇勢頭，對于實體經濟仍然延續了2008年以來的結構性減稅政策（增值稅出口退稅、小型微利企業實施所得稅優惠政策、農業稅減免等）。

實際上，對于2011年的中國經濟而言，“控通脹”是前提，“保增長”才是根本——不能為了對抗“通脹”的危機，而添了“增長”的危機。我們透過中國政府“控制物價過快上漲”、“穩定物價”的官方語言，可以理解為：物價可以在一定范圍內波動（小幅上漲亦可），但不可過快上漲或引發全面上漲。這就不難理解，中國央行為何屢次增加存款準備金率而慎用加息政策。而中國政府2011年近10萬億元的天量財政支出預算，更是告訴我們，“保增長”才是2011年經濟的根本任務。

盤整中上升　　

當下全球經濟已經告別了最困難的時期——美國經濟經過2008年GDP增幅1.3%和2009年GDP下降2.4%之后，終于呈現復蘇勢頭，雖然高達10%的失業率和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仍將是美國經濟未來的隱患，但其2010年2.5%左右的GDP增幅，確實為全球經濟的復蘇作出了貢獻。與美國一樣，2010年日本的GDP增速也罕見地達到3.0%左右。當然，為希臘、西班牙、愛爾蘭經濟所拖累的歐盟，2010年GDP增速僅為1.8%，但歐盟經濟持續惡化的趨勢明顯受到抑制——這其中，德國的GDP增速甚至達到3.7%，其經常項目盈余甚至已與中國并駕齊驅。而2010年全球資本市場的表現，更證明了大多數地區的人們，對未來經濟的發展已由悲觀轉向相對樂觀——2010年，美國股市上升了近10%，日本股市因日元升值也上升了10%左右，當然，歐盟下降了約10%（上升10%的德國股市除外）；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新興經濟體的股市上漲了13%，其中泰國和印尼竟高達50%以上。

資本市場普遍樂觀的情緒，說明全球經濟已經逐漸走出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甚至預測2011年美國經濟增長將達到3%~4%；而看起來形勢最為危險的歐盟，其經濟也逐漸探底回調，歐盟執委會給出了2011年、2012年分別達1.7%、2.0%增長的經濟預測。與發達經濟體憂心經濟增長和失業率不同，新興經濟體普遍陷入到高通脹的困擾之中，為避免經濟“過熱”紛紛收縮貨幣流動性——自2010年起，印度已連續6次加息，回購利率達6.25%；巴西累計加息200個基點，目前利率水平高達10.75%；俄羅斯未加息，但其一年期存款利率在7.2%以上；中國政府雖然加息力度較弱，但連續7次增加存款準備金率，其19%的高位（大型金融機構）亦是史無前例。

對于“十二五”的五年來說，2011年既是中國經濟起始之年，又是處于底部盤整之年。2011年中國經濟的底部盤整，直接兆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在經過2008~2009年的急速探底，2010年的探底回調之后，全球經濟環境逐漸向好，為2011年中國經濟的底部盤整提供了相對空間。在此環境下，中國政府采取相對從緊的貨幣政策，在抑制通脹過快增長的同時，也讓已經復蘇的經濟亦不易出現過大的跌幅。

相對于2011年是“十二五”的底部盤整期而言，2011年的一、二季度之于全年，亦可能是底部盤整階段，這一階段因翹尾及熱錢沖擊的延續，通脹壓力（可能在5%~6%區間）仍然存在，央行亦會繼續加大對貨幣流動性的收緊，全年的存款準備金率上調及加息政策亦會主要集中在此階段。而進入三、四季度，在通脹預期逐漸走低（可能會進入3%~4%區間）的同時，央行可能會釋放部分流動性，而經濟增長在這個階段亦會出現相對“升勢”。

從當前仍然泛濫的貨幣流動性，我們可以感知2011年控通脹的壓力——央行數據顯示，2010年12月新增人民幣貸款4,807億元（致使2010年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7.95萬億元，高出年初設定目標4,500億元）；而2011年第一周的信貸投放則更是來勢洶洶，商業銀行新增信貸近5,000億元，超過2010年12月的整月信貸量；與此同時，2010第四季度新增外匯儲備1,990.35億美元，創單季度之最，亦為本已泛濫的貨幣流動性推波助瀾（這其中，貿易順差為625億美元，FDI以300億美元預計，如此算來，短期套利的熱錢占到一半左右）。

鑒于此，為壓制通脹加速的預期，中國政府在不過分傷及實體經濟的前提下，正加大對貨幣流動性緊縮的力度——2010年12月底，銀監會一度叫停商業銀行對固定資產投資的貸款；2011年1月14日，央行自2010年起，第7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凍結商業銀行資金逾3,500億元；2011年第二周，央行進行600億額度的14天正回購，接著又增量3個月央票，以對沖當周公開市場1,110億元釋放資金的流動性；除此之外，央行還通過差別存款準備金的推行，在防范商業銀行經營風險的同時，收縮各商業銀行的信貸沖動。

“辭虎迎兔”之際，國際憂心經濟增長的發達經濟體與通脹壓力臨頭的新興經濟體相伴而行，國內裹挾著“熱錢”的信貸沖動與濃郁的貨幣緊縮政策交叉相搏，似乎均在暗示我們：2011年的中國經濟正步入一個盤整期，渡過這個盤整期，中國經濟的走勢將更為明朗；而之于2011年全年，其第一、二季度又將是一個盤整期，渡過這個盤整期，第三、第四季度的中國經濟走勢亦會“升勢”漸明。

潛在的隱憂　　

2011年之于十二五處于底部盤整的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的觸底復蘇之際，雖無大患，但隱患猶在——發達經濟體是否會二次觸底？金融開放的風險是否可控？從緊的貨幣政策會不會重創實體經濟？

這些事關2011年中國經濟隱患的變量，并非獨立存在，它們彼此反饋、互為促進。而且宏觀經濟本身并非絕緣體，它們更與難以預測的地緣政治、大國外交、文化思潮，甚至天氣變化相關聯。而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點，如果驟然裂變，都會沖擊中國政府之于2011年“底部盤整”的先行定位，將中國經濟帶入持續的衰退之中。

客觀地說，作為小概率事件，2011年發達經濟體出現二次探底亦有可能。這種情況的出現，可能由兩個因素導致：其一，美國為加大經濟刺激力度，或為降低失業率以迎合大選所需，再度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出5,000億美元以上的QE3；其二，歐債危機持續惡化，將歐盟最為健康的經濟體德國拖入其中，造成歐盟各國流動性過分緊縮，致使歐盟經濟長期停滯（甚至出現歐元解體）。無可置疑，這兩個因素中的任何一個，均會導致全球經濟陷入到持續的危機之中。

無論是自身發展所需，還是國際事關人民幣匯率開放的壓力，我們可以清楚看到，2011年人民幣國際化正在加速推進——1月，中行在美國開放人民幣交易，這是繼人民幣在東盟、非洲、日韓、歐盟展開結算試點之后，在全球范圍內完成了人民幣的結算布點；1月13日，央行發布“一號文件”，允許獲批境內企業采用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資，進一步推動了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開放；1月14日，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達到6.5891。雖然，央行采取了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倒逼國內金融機構的肌體健康，人民幣境外交易的數額亦有限制，外匯局亦將打擊“熱錢”列入2011年的首要工作，但是在國內要素價格相對扭曲的情況下人民幣如果升值過快，“熱錢”通過經常項目可兌換采取螞蟻搬家式的方式悄悄進入，均會對中國金融安全和經濟健康形成極大的挑戰。

如果2011年美國持續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并推出5,000億美元以上的QE3，同時中國的金融監管跟不上金融開放的速度，導致“熱錢”的大規模涌入、人民幣升值過快，均將使中國的通脹水平產生階段性失控。而通脹失控一旦產生，更為從緊的貨幣政策則必然出臺，從而使“控通脹”、“保增長”兩者之間失去平衡，對實體經濟形成嚴重的打擊。

誠然，2011年的中國必將與以上諸多隱患相伴而行，它們中的可測、不可測的風險均將給中國經濟產生直接影響。但是，我們更有理由相信，2011年的中國在更為審慎、系統的經濟政策的護航下，能夠化險為夷；在全球經濟逐漸向好的大環境下，2011年“中國熱”將在“通脹中前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