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羅斯曼的資本主義危機理論

格羅斯曼的資本主義危機理論：批判的再考察

（《國外理論動態》，張亮）

[摘要]亨里克�格羅斯曼對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展開的“資本主義崩潰”論戰給出了自己極有價值的回答，并在事實上為法蘭克福學派當時的理論建構提供了必需的政治經濟學基礎。然而，1929年的“大蕭條”以后，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變化、新發展。這使得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很快就落后于時代的發展，最終被法蘭克福學派所放棄。

　　在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亨里克�格羅斯曼（Henryk Grossmann，1881-1950）通常以一位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的身份而為人所知。不過，很少有人將他與法蘭克福學派聯系起來。可事實上，早在1925年他就進入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成為形成中的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政治經濟學家。1929年，他的代表作《資本主義制度的積累規律與崩潰：危機理論》（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 bruchsg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zugleich eine Krisenthorie）作為研究所叢書的第一卷出版。該書對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在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展開的“資本主義崩潰”論戰給出了自己極有價值的回答，并在事實上為法蘭克福學派當時的理論建構提供了必需的政治經濟學基礎。然而，1929年的“大蕭條”以后，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變化、新發展。這使得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很快就落后于時代的發展，最終被法蘭克福學派所放棄。
　　
　　一、格羅斯曼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的形成
　　
　　格羅斯曼生于1881年，比盧卡奇年長4歲。長時期以來，人們對他在1925年加盟社會研究所之前的那段經歷與思想發展所知甚少，甚至連他是否曾經是波蘭共產黨黨員都不是非常確定。有鑒于此，澳大利亞左翼經濟學家庫恩歷時多年，于格羅斯曼逝世五十周年之際，完成了一篇關于格羅斯曼早期政治活動與經濟學、政治思想的詳盡傳記，從而使人們對他的早期思想發展第一次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
　　根據庫恩的傳記，我們知道，格羅斯曼1881年生于當時屬于奧地利的波蘭西加利西亞省首府克拉科夫的一個非常富裕的猶太礦主家庭，他曾在克拉科夫和維也納學習哲學、經濟學、心理學等人文科學，并于1908年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在1925年被迫流亡德國之前，格羅斯曼的政治活動和思想經歷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08年以前是第一個階段。早在大學時代，格羅斯曼就積極投身加利西亞地區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并加入具有馬克思主義性質的波蘭社會民主黨。與其他知識分子黨員不同的是，格羅斯曼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去，成為工人運動的直接領導者。在領導當地工人運動的過程中，他堅決反對黨內修正主義傾向與民族主義傾向，最終與該黨決裂，并于1905年5月1日在當地大多數猶太工人的支持下成立了一個新的政黨：加利西亞猶太社會民主黨，同時出任黨的總書記直至1908年。1908年中東歐工人運動陷入低潮之后，格羅斯曼選擇退卻，到維也納從事經濟學研究，并成為一名頗有影響的統計學家。在維也納，他結識了希法亭、鮑威爾、格律恩堡等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并系統研究了他們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對于他來說，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在兩個方面具有極大的吸引力：第一，他們反對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力圖從馬克思那里為社會主義運動找到堅實的經濟學基礎和哲學基礎；第二，他們對民族主義問題進行了有價值的研究。很顯然，1908年之前的政治活動為他接近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接點。正因為他是基于自身的政治實踐來接近、理解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所以他從來沒有像后者那樣在對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探索中忽略無產階級的革命主體性。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格羅斯曼是奧地利的一名炮兵軍官，并幾次擔任奧地利某地的管理者，直至哈布斯堡王朝垮臺。1919年波蘭共和國成立之后，他選擇回到波蘭，任職于中央統計辦公室，先后負責波蘭第一次國家財政普查和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1921年，他到華沙的自由波蘭大學任教，并于次年被任命為經濟政策教授。與此同時，他重新參加政治活動，于1921年加入波蘭共產主義工人黨，并成為自由波蘭大學黨組織的負責人。此后幾年間，他多次因為政治原因被資產階級政府短期拘押，最終不得不于1925年流亡德國，應格律恩堡之邀加入剛剛成立不久的社會研究所。
　　作為與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密切聯系的一個積極成果，格羅斯曼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興趣日益濃厚。1919年6月16日，他在波蘭科學院發表了《經濟危機理論》的演講，第一次比較系統地闡發了他對資本主義危機問題以及馬克思的經濟學方法的理解。在當時歐洲出現了無產階級革命新高潮的時代背景下，他頗為深刻地強調，資本主義的當前危機并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其內在的經濟運行機制的必然趨勢。為此，他特別強調應當運用馬克思所創立的方法去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而這種方法的基礎就是《資本論》中的勞動價值論。就分析框架而言，他基本延續了鮑威爾和希法亭的思路，用不同生產部類所生產的商品價值的比例失調來解釋危機的形成，不同之處在于：第一，他比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更加強調價值二重性學說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的核心作用，并運用這一學說對為什么會出現比例失調的問題進行了解釋；第二，基于自己的革命實踐，以及在列寧的革命學說的影響下，他強調資本主義不會自動崩潰，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摧毀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社會主義才能取得勝利，無產階級才能獲得自我解放。
　　《經濟危機理論》演講之后，格羅斯曼日益關注資本主義的發展問題。為此，他對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進行了深入研究，其核心是如何將利潤率下降規律與他的經濟危機理論結合起來。1922年前后至1926年末，他一直在準備一部題為《“純粹的”和經驗的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手稿，即1929年最終定稿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積累規律與崩潰：危機理論》。期間，他分別于1923年、1924年發表了題為《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體系》的短文和題為《西斯蒙弟及其經濟學說：他的思想的新闡釋》的小冊子，對自己形成中的政治經濟學思想的個別方面進行了闡述。首先，他越發重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性，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學是惟一的科學理論，它預見、分析了正在展開的發展過程，并對它們的歷史發展即資本主義體系的崩潰過程的規律進行了簡要闡述。機會主義的研究頑固歪曲馬克思的理論，至今依舊在歪曲，但面對現實，這些企圖注定要失敗”。其次，他把“重建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和“批判地分析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特定部分尤其是他的再生產過程理論”作為自己研究的兩大任務，目的是據此建立自己關于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理論。最后，他明確地將自己的危機理論研究與無產階級革命實踐聯系在一起，力圖發現、論證后者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為此，1924年他專門分析了“經濟拜物教”問題，試圖找到重新恢復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就此而言，美國新左翼學者雅格比的評論很有道理：格羅斯曼20年代初期的理論立場與《歷史與階級意識》時期的盧卡奇具有一種平行性，或者說格羅斯曼力圖為《歷史與階級意識》提供一種潛在的政治經濟學基礎。
　　
　　二、資本主義的積累規律及其危機
　　
　　為了使格羅斯曼擺脫在波蘭受到的政治迫害，時任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所長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格律恩堡為他提供了一個研究職位。1925年初，格羅斯曼加入社會研究所，開始潛心致力于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4年后，他出版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積累規律與崩潰：危機理論》（以下簡稱《積累規律與崩潰》）一書，集中闡述了自己對資本主義發展規律問題的基本看法。
　　格羅斯曼關于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基本認識是建立在他對資本主義積累規律的分析基礎上的。如前所述，早在1919年的《經濟危機理論》演講中，他就把馬克思的價值二重性理論作為自己理論分析的出發點。在《積累規律與崩潰》中，他進一步闡發了自己的主張。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包含使用價值的生產和交換價值的生產兩個層面，就使用價值的生產而言，這一過程可以是無限的，但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以利潤為目的的，這就使得它不可能像純粹的使用價值生產那樣可以無限繼續下去。“從純粹的技術角度看，作為一種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過程，沒有什么力量能夠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可是在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本所要求的價格穩定的形成過程中，這種發展遭遇到了障礙。如果利潤沒有了，生產過程也就中斷了。”在解釋為什么生產過程會中斷時，他利用了鮑威爾所闡發過的再生產圖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與羅莎�盧森堡關于資本積累的爭論中，鮑威爾基于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的相關論述，推導出了一個再生產圖式。這一圖式在假定不變資本的積累率高于可變資本的積累率的前提下，通過4年一個周期的分析，得出了利潤率會不斷下降，但永遠不會消失的結論。很顯然，鮑威爾的這一圖式的政治結論是資本主義不存在內在的危機，因此國家可以采取措施消滅經濟危機。格羅斯曼當然是堅決反對鮑威爾等人的這種“新和諧論”主張的，不過，他肯定鮑威爾的這一圖式基本符合馬克思的基本精神，但需要進行修正以符合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實際。一是他取消了不同的生產部類，二是將分析周期擴大到36年，最終發現資本主義生產會在第34年后遇到困難，在第36年完全崩潰。
　　作為資本主義崩潰趨勢的一個自然結果，經濟危機隨之爆發，但這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注定就會主動地滅亡。“很顯然，正如列寧所正確地指出的那樣，并不存在絕對沒有希望的狀況。在相關描述中我已經提出崩潰不是必然地自我爆發出來的。它的完全實現可能被相反的趨勢所抵消。在那種情況下，絕對崩潰將轉變為一種臨時性的危機，隨后，積累過程會在一個新的基礎上重新開始。換言之，過度積累的資本可以通過向積累水平更低的國家輸出資本重新開始。危機時期對不變資本進行急劇貶值也可以增進價格穩定。在躲避災難的時候削減工資也可以起到同樣的作用。不過，這些與鮑威爾圖式所要求的假設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因為它們的解決都只具有暫時性的功效，而不是根本性的。因為重新恢復的積累會重新產生過度積累和不完全的價格穩定現象。”在《積累規律與崩潰》的第三部分中，格羅斯曼從抽象的圖式分析推進到具體的現實分析，對資本主義國家為維持利潤率所可能采取的自覺措施與不自覺措施進行了詳實的研究。“資本主義為恢復盈利而采取的持續不斷的努力可能以重新組織國內資本體制（例如削減生產成本，運用能源、原材料、勞動力影響經濟）的形式，或者以重建世界市場的貿易關系（國內企業聯合、更廉價的原材料供應來源等等）的形式出現。這包括不同的企圖，但目標都是使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達到完全合理化。”在對降低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價值、擴大投資、改變人口水平、帝國主義、世界市場等可能反作用于利潤率下降的各種措施進行逐一研究的過程中，他都證明，它們只能夠暫時緩解崩潰趨勢，而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一趨勢。
　　如果資本積累規律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趨勢，那么，這種崩潰如何才能從一種可能的趨勢轉換為一種現實呢？格羅斯曼最終回到了他真正關切的主題：無產階級革命。在《積累規律與崩潰》的序言部分，針對讀者可能的誤解，他專門強調指出，“因為在研究中，我謹慎地將自己的工作限定在僅僅描述資本主義崩潰的經濟前提這個范圍內，所以，千萬不要認為我是‘純粹的經濟決定論’者。我們無需在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上浪費多過筆墨，因為它們之間的聯系是顯而易見的。不過，以往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廣泛探討政治革命的同時，確實對這個問題的經濟方面有所忽視，因而未能恰當評價馬克思的崩潰理論的真實內容。我的惟一目的就是來填補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這個空白。”他在這里所說的“以往的馬克思主義者”指的主要是列寧和盧卡奇。在他看來，列寧和盧卡奇已經分別在政治和哲學層面上對無產階級革命進行了卓越的論證，而他自己的工作就是從政治經濟學的層面上對他們的工作進行補充。在《積累規律與崩潰》被英譯者刪節的結尾部分，格羅斯曼基于自己在波蘭的革命實踐，以類似列寧和盧卡奇的方式闡述了自己對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的認識，最終指出：如果工人階級在階級斗爭中取得成功，那么，“剩余價值率的降低，隨后資本主義制度的加速崩潰就會發生……在客觀基礎上的必然的崩潰觀念與階級斗爭當然是不矛盾的，這一點非常清楚。相反，除了它的客觀必然性，崩潰可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到進行斗爭的階級的活生生的力量的影響，并為積極的階級干預留下空間。……只是在目前，理解以下問題才是可能的：為什么在資本積累的發達水平上，工資的每一次明顯增加都會遇到越來越大的困難，為什么每一次重大的經濟斗爭都必然會演變成資本主義的生死問題、政治權力問題。……工人階級與日常需要相關的斗爭必定與其對最終目的的斗爭聯系在一起。工人階級斗爭的最終目的不是以思辨的方式從外部引進一個工人運動理想，由于這種理想的實現脫離當前斗爭，最終變得遙不可及。相反，資本主義崩潰規律已經顯現在這里，這種最終目的是直接的日常斗爭的一個結果，這些斗爭能夠加速它的實現”。
　　
　　三、格羅斯曼的危機理論與早期法蘭克福學派
　　
　　在最早從事法蘭克福學派史研究的美國學者馬丁�杰伊看來，盡管格羅斯曼直到1940年都在社會研究所，可他對法蘭克福學派的形成與發展的影響似乎可以忽略不計，因為無論在年齡上還是在思想氣質上他都和格律恩堡一樣，屬于第二國際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并且他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具有考茨基經濟決定論傾向的“寂靜主義意蘊”，而這恰恰是法蘭克福學派所要批判的。現在看來，馬丁�杰伊這個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如前所述，盡管格羅斯曼利用了鮑威爾等第二國際理論家的理論資源，但他的危機理論恰恰是反對第二國際的經濟決定論的。在對鮑威爾的再生產圖式進行改造利用的基礎上，他有力地證明資本積累規律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趨勢，但他得出這個結論的目的并不是像考茨基等人那樣，要取消無產階級的革命能動性，等待經濟規律的鐵的必然性將人類社會帶進社會主義社會。與此相反，他的目的是表明，無產階級只有發揚自己的主體能動性，從各個方面積極地批判資本主義，才能使自己從資產階級的物化意識中解放出來，利用崩潰趨勢所提供的客觀可能性，發動社會主義革命，使資本主義的崩潰變成一種現實。就此而言，他的危機理論不僅與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是完全一致，而且還為后者的資本主義文化批判補充了必要的政治經濟學基礎。從時間上，自1931年霍克海默接任社會研究所所長之后，法蘭克福學派就正式開始形成了。不過，在1937年霍克海默發表《傳統理論和批判理論》之前，法蘭克福學派并沒有真正確立自己的理論傳統，他們主要還是在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所提供的邏輯框架中進行思考。這也就是說，格羅斯曼的危機理論同樣為這一時期的法蘭克福學派的資本主義批判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經濟學基礎。事實也正是如此。按照格羅斯曼的危機理論，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危機時期。1929年“大蕭條”的爆發為他的危機理論提供了一個極為雄辯的基礎，牢固確立了他作為社會研究所主要經濟學家的地位。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霍克海默1932年主編的《社會研究雜志》第一輯在顯要位置上刊發了格羅斯曼的《馬克思的價格轉型理論與危機問題》，而該文不過是對《積累規律與崩潰》中既有觀點的一種濃縮表達而已。就年齡而言，格羅斯曼確實要比霍克海默等人年長一輩，不過，這并沒有成為雙方思想交流與整合的障礙。在1935年的《社會研究雜志》第二輯上，我們看到，霍克海默以頗為贊賞的口氣以編者按的形式推薦刊發了格羅斯曼的長文《機械哲學的社會基礎與手工業制造》，而該文的基本邏輯框架與學術結論與霍克海默等人同時期對資產階級哲學的批判研究是基本一致的。這從一個非常深刻的方面揭示了格羅斯曼與形成中的法蘭克福學派之間的真實關系。
　　不過，必須看到的是，在法蘭克福學派的發展過程中，格羅斯曼與霍克海默領導的學派主流的關系確實逐漸疏離，最終導致他于1940年退出社會研究所。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局面，根本問題還是在于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理解上。1933年以后，隨著納粹的上臺，以及美國“新政”的實施，當代資本主義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似乎又變得生機勃勃了。面對這種新發展，格羅斯曼與學派中年輕的政治經濟學家波洛克發生原則分歧：他依舊堅持自己既有的危機理論，未能對資本主義的這種新發展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而后者則在他所提供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地提出了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對這種新發展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預見，從而逐步取代他成為學派的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提供者。
 

亨里克•格羅斯曼論經濟危機中社會主義者的責任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10期

【內容提要】亨里克•格羅斯曼（Henryk Grossmann，1881-1950）以一位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的身份而為人所知。1925年他進入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成為形成中的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政治經濟學家。1929年，他的代表作《資本主義制度的積累規律與崩潰：危機理論》（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zugleich eine Krisenthorie）作為研究所叢書的第一卷出版。亨里克•格羅斯曼研究經濟危機，旨在發展他的列寧主義政治理論。格羅斯曼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根本矛盾是：生產產品無限擴大與生產利潤不斷受到局限之間的矛盾。與活勞動相比，死勞動在資本支出中的比重不斷增加，這種情況直接導致了經濟危機，因為只有活勞動才是新價值的唯一源泉。嚴重的金融危機只能在生產發展的情況下、特別是在利率不斷變動的情況下才能得以理解。格羅斯曼堅持馬克思主義傳統，強調社會主義者的主要責任在于：建立使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組織。
作者里克•庫恩（1955-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終身教授。
譯自英國《歷史唯物主義》雜志2009年第2期，有刪節。

    當今，討論亨里克•格羅斯曼尤其必要，這不僅僅是因為他深刻解剖了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的本質，而且探討了社會主義者在危機中的責任。在這里，我著重概述其思想。格羅斯曼的經濟思想形成于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及其如何被取代的經典分析，其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方面。把握格羅斯曼的政治見解，有利于理解為什么在他著名的研究著作一出版，就受到普遍的攻擊，如《積累法則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另一種危機理論》，等等，就是這樣。格羅斯曼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這不僅表現在他的著作中，而且充分體現在他的政治實踐活動過程中。當然，他的見解并不總是完美無瑕的。但是，他關于社會主義者責任的觀點超越了流行的關于知識分子責任的觀點。需要說明的是，格羅斯曼的政治實踐有時是連續的，有時是中斷的，甚至在某些時間呈現出與其理論的不一致性，但這些并不影響其理論的重要啟發意義。

一、經 濟 危 機
    亨里克•格羅斯曼研究經濟的一個目的是為了發展階級斗爭理論。他從 1920 年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話，就特別訂閱并掌握了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格羅斯曼的這些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在他的生活實踐中付諸了行動，例如，他在加利西亞幫助建立了一個猶太工人革命組織。
    如果說列寧發展了馬克思的政治觀，那么可以說格羅斯曼發展了馬克思政治觀的內容，并且發展了馬克思的經濟分析思想。與盧卡奇一樣，格羅斯曼也通過列寧發展了階級利益矛盾的思想，并且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觀點。他認為，資本主義危機四伏，并且探索了資本主義危機的本質。通過探討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源、商品拜物教的影響及其與資本主義危機和革命的關系，格羅斯曼也發展了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思想。因為，《歷史與階級意識》只側重于意識形態和革命，而沒有從經濟根源上進行挖掘。
    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壓迫與異化的種種批判，強有力地說明了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斗爭。作為一個年輕人，格羅斯曼自己積極參加猶太工人階級反對其壓迫和剝削的斗爭。但是，像羅莎•盧森堡一樣，格羅斯曼反對資本主義可以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觀點，并且堅持說，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無法持續維持工人們的生活。資本主義迫使一部分工人失業，并且降低在崗工人的生活水平，這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崩潰。今天，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這種趨勢尤為明顯。
    格羅斯曼對經濟危機的研究，主要有兩個重大貢獻。第一大貢獻是，他在 1919 年提出、1929年發展的《積累法則》，并在 1941 年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半公開）。格羅斯曼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明顯是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過程，也是通過剝削雇傭勞動創造新價值來擴張自身價值的過程。這種分析提供了揭露欺騙的一種方式，因為欺騙完全是在交換價值的掩蓋下產生的。因此，這就為他進一步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并且有可能準確把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相互關系，因為創造價值的面紗掩蓋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 在按比例擴張的再生產過程中，需求的滿足只能是偶然的。資本主義生產遠非以均衡為特征——因為，主流經濟學的假設是不準確的、靜態的——資本主義必然是動態的、不平衡的，危機四伏。
    格羅斯曼指出，在簡單再生產的情況下，這種情況更為明顯，因為簡單再生產的生產規模并不擴張。 此外，資本主義必然走向崩潰，這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核心矛盾決定的。人類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在技術上沒有限制，但是，生產利潤卻受到限制，這種情況必然迫使資本主義走向崩潰。
    格羅斯曼為馬克思的理論辯護說，資本主義限制了價值自我擴張的可能性，這是格羅斯曼對危機理論作出的第二個，也是最有名的貢獻。然而，這也是他最為基礎性的研究貢獻。
    資本積累意味著，在生產中所使用的各種特殊生產資料（原材料、建筑、機械等）的數量，與雇傭工人的數量相比，是不斷增加的。這是資本的技術構成。生產資料價值與消費資料價值（工人消費他們工資的價值）的比率——資本的價值構成——隨著技術的進步而不斷發生變化，必要勞動時間（價值的基礎）不平衡地下降。但是，從長遠來看，沒有任何理由相信，生產資料價值比消費資料價值下降的速度要快。因此，資本有機構成（表示資本技術構成對資本價值構成的影響）往往不斷上升：因為資本家會花更多的錢購買生產資料，而不是購買勞動力。這正如格羅斯曼在《積累法則》中所指出的一樣，但這些內容在英語翻譯的《積累法則》中并沒有。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采納的純價值的觀點，已經深深地滲透到了所有馬克思的追隨者（從改革者到共產黨人）的思想意識中。馬克思最基本的概念都被扭曲和誤解了，包括資本有機構成的概念。馬克思區別了資本技術構成和資本價值構成，最后還提出了第三組概念：資本有機構成，其目的是為了把握“他在以前提出的兩個概念（資本技術構成和資本價值構成）的相互關系”，并反映其中的變化。以這種方式確定的資本有機構成，是資本積累中“最重要的因素”。在馬克思的追隨者中，所有這些觀點都沒有繼承下來。” ①
    在對資本有機構成的錯誤評論者中，格羅斯曼列舉了：社會民主黨人卡爾•考茨基、魯道夫•希法亭和埃米爾•萊德勒，共產黨人歐根•耶諾瓦爾加和勒爾里•奧爾巴赫，及學人拉迪斯勞斯•馮•博特基威茨等人來說明，他們只是表面上解決了“轉型問題”。資本的有機構成很重要，因為只有活勞動才是新價值唯一的源泉。如果剝削率和雇傭工人的數量保持不變，那么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數量就會保持不變，但是資本家無疑會花更多的錢來進行生產，因此利潤率將不斷下降。
    馬克思和格羅斯曼都認為，利潤率不斷下降是價值自我擴展過程中的主要矛盾。他們還探討了有助于反擊利潤率下降的機制。相反的傾向是，商品的降價導致消費更便宜，這樣可以在不降低工人生活標準的情況下提高剝削率。危機也最終會使企業提高盈利能力，因為破產或失敗的企業只能以打折的方式，將他們的資產出售給生產成本降低的公司。此外，當生產設備閑置和銹壞時，危機破壞價值。戰爭也會帶來類似的后果。但是，資本家也有其他措施來維持利潤率或提高利潤率。在這些措施中，影響工人的生活水平尤為重要。格羅斯曼解釋說，資本主義走向崩潰的路徑是經常性的經濟危機，這是由利潤率不斷下降并且不斷采取反向措施所決定的。他認為，資本主義最后崩潰的路徑肯定不是單向的。
    資本主義危機與帝國主義之間存在著本質的聯系。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從理論上闡述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卡爾•考茨基把關于帝國主義的闡述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聯系起來，其基本出發點是消費不足，即揭示了資本家通過出售商品來實現剩余價值的種種問題。 　　
    托拉斯、卡特爾以及軍國主義體制不能保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會崩潰，資本輸出和由此產生的新殖民體系也不能拯救資本主義的厄運。但是，如同托拉斯、卡特爾以及軍國主義一樣，新的殖民體系已成為數十年來阻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崩潰的強大力量。正如軍國主義一樣，殖民政策也成為資產階級的必然選擇。
    1914 年，考茨基改變了想法。他堅持認為，跨國資本的融合，即超帝國主義的發展，減少了戰爭的可能性。這讓我們想起了那些全球化的盲目擁護者，他們直到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甚至在那以后，仍然幻想著全球化將會保障世界和平。
    1910 年，魯道夫•希法亭堅稱，帝國主義采取“金融資本的經濟政策”“必然導致戰爭”。他認為“純粹的經濟崩潰的想法是沒有意義的”，并認為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危機之間沒有聯系。而羅莎•盧森堡則把帝國主義在非資本主義地區的擴張解釋為繼續實現剩余價值的手段。 積累不可能僅僅存在于資本主義環境中。因此，我們發現，資本自一開始產生就被驅使向非資本主義階層和國家擴張，消滅了手工業階層和農民階級，使中間階層淪為無產者，形成殖民政治和為資本輸出服務的“開放”政治。
    奧托•鮑爾則認為，盧森堡關于資本主義的生存取決于其向非資本主義地區或生產領域擴張的論證是錯誤的。基于馬克思有關再生產的圖表的一種探討，即跟蹤記錄特定條件下連續幾年的積累模式，他認為資本主義可以在純粹的資本主義世界中生存。
在布爾什維克重要的領導人中，布哈林在研究中沒有認識到從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是其走向崩潰的原因之一。但是，列寧意識到了這一點，不過列寧只是指出：“資本輸出根源于這樣一個事實，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過于“成熟”，由于農業的落后和勞苦大眾的貧窮，資本已尋求不到一個有利可圖的投資環境。”②
    奇怪的是，鮑爾反駁盧森堡的正是格羅斯曼肯定盧森堡基本立場的出發點，那就是資本主義必然走向崩潰，這一趨勢導致了帝國主義。幾年后，格羅斯曼擴展了鮑爾的簡化版的再生產方案，將其對資本主義積累的考察再延長數年，發現由于利潤率必然下降的趨勢，鮑爾的體系無法成立。格羅斯曼從資本家和政府國家共同努力避免利潤率下降的角度，具體分析了資本積累、經濟危機、帝國主義和戰爭之間的相互關系。他特別指出，貿易中的不等價交換，以犧牲不發達國家的利益為代價提高了帝國主義列強獲取的利潤，而對原材料的壟斷則是為了提高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競爭者的生產成本。

二、金融資本與新和諧主義
    如同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一樣，正統的經濟學家和政府都認為，始于 2007 年的經濟危機，其原因在于國家有效監管的缺失和金融體系的不透明。的確，揭示當前危機的直接原因需要實證的研究，金融領域和國家監管不足等方面的問題無疑是一誘因。然而這里還涉及一個方法論的問題：是否存在一些潛在的、更根本的東西，最終決定或促成了我們所看到的危機的表象？這里需要的是抽象化。
    在 1919 年的一次演講中，亨里克•格羅斯曼就強調過超越“幼稚的實證主義”的重要性，通過從現實世界的種種非主要特征中抽象出潛在結構。在《積累法則》一書中，他明確地介紹并運用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運用的方法：先對具體現實的復雜因素進行抽象化的分析，然后再逐一重新分析這些因素。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補充講到的，馬克思調整了《資本論》的寫作計劃，就是為了能夠運用上述方法解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在過去幾十年里，金融投機的規模越來越龐大。2004 年的外匯交易值比當年的世界出口總額高60 多倍。2005 年，柜臺外匯交易衍生品的交易額幾乎比當年全球出口總額多出 2.5 倍，私人股本/杠桿收購的規模以及 2006 年對沖基金的管理超過 1.1 萬億美元的事實，也表明大量資金流入投機性投資而非生產性投資。1980 年，美國的金融部門僅僅實現了 10%的公司總利潤，但到了 2007 年，這一數據增長到了 40%。金融市場的（金融）交易大多是“零和”博弈，博弈者只有在對方讓利的情況下才能獲利。關鍵的問題是，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所謂的“金融化”的轉變？
格羅斯曼在 1929 年指出，隨著利潤率的下降，生產部門的資本家將日益轉向投機活動。但這一觀點要想解釋近年來的發展還遠遠不夠。低利潤率標志著 20世紀 50 年代到 60 年代長時期繁榮的結束。70 年代中期、80 年代初和 90 年代初依次經歷了三次經濟衰退，每一次都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這之后利潤率才得以恢復，但已達不到之前繁榮時期的水平。因此資本家越來越多地投入到投機性金融活動而不是生產活動上面。格羅斯曼認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根本規律決定了資本積累的循環方式，資本的這種循環流動又影響到流通領域（貨幣市場和股票交易所），在這個過程中，前者是因變量，后者是自變量。” ③
    基于此，格羅斯曼抨擊了于 20 世紀20 年代兩度擔任德國財政大臣的社會民主黨人、“新和諧主義者”魯道夫•希法亭的論調。希法亭認為，工人階級有可能通過議會手段獲得國家政權，并克服資本主義周期性漲落走向社會主義。他強調，由于越來越大的公司及卡特爾對生產的壟斷地位的加強，意味著政府可以通過控制資本主義經濟，尤其通過國家控制銀行系統來實現強有力的改革進程。來自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盟友們的抵抗及該黨自身的怯懦證明，希法亭從未將他的言論付諸實踐。但是基于實用主義的原因，宣傳越來越偏向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基于實用主義的原因，現在都在實踐希法亭的建議，在歐洲、亞洲以及北美也是如此。但我也能舉出一個反例。
    2007 年，陸克文當選澳大利亞總理前，他向企業保證說，他是一個“財政方面的保守者”。但是，在 2008 年 10 月，工黨政府大膽決定增加未來基金在公共基礎設施上的支出。同樣，這還是為了讓澳籍企業放心：工黨會盡一切努力確保增長，尤其是利潤的增長。面臨危機，一直在進行細致的針對怎樣將基金中數十億美元的資金用于有競爭力的項目上的評估被擱置了，這時需要資本流動，以彌補預料將迅速到來的投資、消費以及向中國出口礦產品收入的降勢。幾日后，澳洲儲備銀行董事會，其中包括財政部長和一大半企業界重量級人物，產生了和政府同樣的擔心。因此，在 2008 年10 月初，官方利率自 1992 年以來頭一次降低了整整一個百分點，隨之而來的是更大幅度的削減利率及刺激需求的政策。
    這些措施看起來像凱恩斯主義，政府介入維持增長，彌補市場短缺，但在更大范圍內，政策變化遠比凱恩斯主義為甚。世界上最繁榮的那些國家的政府，投入數千億美元先幫助私有及公有銀行，然后幫助戰略性制造企業脫離困境。美國、英國、比利時、盧森堡、愛爾蘭的銀行紛紛國有化。
    政府無償向一些銀行注資并接管了它們，還承諾會更嚴格監管其他銀行。美國共和黨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保守派表示，正在蔓延的社會主義令人擔憂。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必然會有更多的國家干預經濟的行為和更多的這種“社會主義”，也就是希法亭所認可的那種“社會主義”。然而，無論人們是否把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認為是“社會主義”，《積累法則》在重要的最后一章（未包括在英文版中）指出，他們都不可能解決根本性問題。
    隨著實體經濟中危機的加深，資本家和政府將更多地采取務實的、可以恢復利潤率的措施。他們以“國家利益”的名義號召大家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勒緊褲腰帶”。他們想的是用“限制工資”和“負責的管理”的辦法應付社會保障支出。換句話說，他們將自上而下地激化階級斗爭，試圖通過增加剝削的力度來增加利潤率。在短期內，隨著失業率的上升，這些措施將減少消費需求進而加劇經濟收縮。略為長遠地看，如果對工人的這種打擊成功，那么在大規模痛苦的代價之下，將有助于克服危機。在恢復過程中，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資本的貶值、破產，大幅降價出售生產部門經營失敗的業務，以及國家強制關閉缺乏效率的企業來實現產業合理化，這些都導致資本貶值。在此分析的基礎之上，格羅斯曼得出以下結論，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他的政治傾向：“如果資本現在成功地壓低工資，從而提高剩余價值率……那么靠犧牲工人階級可以延長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減緩資本主義體系崩潰趨勢的加劇，把資本主義制度的終結推遲到遙遠的未來。相反，如果工人階級的反抗頂住或戰勝來自資產階級的壓力，則工人階級的斗爭可以贏得工資的增長，并且因此導致剩余價值率的下降，資本主義制度加速崩潰……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客觀上必然崩潰的想法和階級斗爭絕不矛盾。相反的，資本主義的崩潰盡管具有客觀必然性，卻在很大程度上受階級斗爭力量的影響，這為積極的階級力量的介入提供了空間。 ” ④

三、影 響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領域，格羅斯曼的書很快成為一種參考書。但是，除了個別例外，評論者們對此書的態度極不友好。主要原因很簡單：在《積累法則》一書中，格羅斯曼毫無顧忌地攻擊了一系列突出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而被批評者則用同樣的方式回擊。更重要的是，格羅斯曼的分析不僅與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不合，而且也與斯大林主義和議會共產主義的政治觀點格格不入。
    格羅斯曼一再指出，資本主義內在特征導致它走向崩潰，但是這一論斷不會在現存秩序的擁護者當中引起共鳴。主張通過改革資本主義來實現社會主義的人們，其中甚至包括那些公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也不會同意他的觀點。格羅斯曼的書出版時正值蘇聯斯大林主義的革命運動時期，國家警察的建立，通過無限剝削工農迅速累積資本來同西方帝國主義進行軍事競賽，對思想界也產生了影響。斯大林的政權將不容置疑的正統強加于共產主義運動過程中關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討論，包括從文學和音樂到歷史的社會分析和政策，從軍事理論到生物學，等等。1930 年，斯大林把耶諾•瓦爾加奉為共產主義經濟學信條的保護者。關于瓦爾加其人，格羅斯曼曾經明確地把他列為馬克思的拙劣模仿者。瓦爾加認為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消費不足，這本是盧森堡的觀點，但是瓦爾加卻從來沒有承認過。格羅斯曼的分析強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這種矛盾源自生產組織而不是價值流通。格羅斯曼的觀點是馬克思的觀點，也正因為如此，這才在當時成為異端。深入資本主義邏輯的核心，以生產關系為中心的理論，如果用于分析蘇聯組織生產的方式，在當時很可能是令人尷尬的。
    正因為這個原因，當時工人運動的兩大主要思潮，一致認為格羅斯曼的分析是一種資本主義自動消亡的理論，是錯誤的、機械的，大多數議會共產主義者們都這樣認為。他們并不區分列寧對勞動人民自我解放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和斯大林主義，而格羅斯曼的經濟分析正是對前者的擁護。
    在某個時間或某個地點，當格羅斯曼的分析受到“左派”重視的時候，通常是工人運動即將到來的時候。其中，議會共產主義者保羅•麥蒂克，從 1931年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都是格羅斯曼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的一貫支持者。直到格羅斯曼移居到美國，二人一直保持通信。在美國，他們至少到 40年代初還有聯系。麥蒂克不同意他自己陣營中最著名的兩個人：安頓•潘涅科耶克和卡爾•科什對格羅斯曼的批評。他贊同二者對列寧主義政治的排斥，但他只是把這一點從格羅斯曼的最關鍵的分析中剝離出去，而僅僅針對格羅斯曼的主要經濟觀點進行辯護。看過兩個評論后，葛蘭西在獄中表達了他對格羅斯曼研究經濟危機方法的興趣。
    后來，20 世紀 40 年代曾加入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伯尼絲•紹爾，在 1947 年和 1967 年間，她在著作中借鑒了格羅斯曼的觀點，她的朋友海耶諾特曾經任托洛茨基的秘書，與馬克思主義分裂前不久也在巴黎出版的一篇文章里借鑒了格羅斯曼的觀點。老牌托派歷史學家羅曼•羅斯多斯基在1957 年表示，他對格羅斯曼的分析持保留意見，但是另一方面，面對馬丁•特羅特曼不斷炒冷飯的對任何資本主義崩潰的理論都要予以否定的思想，羅斯多斯基則堅持馬克思和格羅斯曼的觀點，特別是格羅斯曼的再生產理論。
    直到 20 世紀 60 年代末，隨著德國激進學生運動的發展，格羅斯曼的著作和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崩潰理論才有了新的、更加廣泛的、更善于接受新思想的讀者。兩個左翼出版社，其中之一是由激進的社會主義德國學生聯盟成員所創立的，在 1967 和 1971 年間出版了格羅斯曼的主要經濟著作。
    保羅•麥蒂克繼續在英語和德語國家內外，特別是針對那些反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推廣格羅斯曼的經濟理論。格羅斯曼的著作還被翻譯成了其他語言，《資本和階級》1977 年刊登了他的論文《馬克思、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動力學問題》。巴納吉對《積累法則》的簡譯本在 1992 年出版。然而，格羅斯曼的幾篇重要論文仍未見英文版本。
    從 20 世紀 70 年代早期開始，在德語和英語國家掀起了對格羅斯曼經濟危機分析的興趣，并持續到 20 世紀 80 年代初，而后，隨著階級斗爭減弱和馬克思主義左翼人數的下降，特別是在大學里面的減少，這一興趣大大降低了。
    絕大多數對格羅斯曼的引用集中在經濟理論方面。但是近來，越來越多的人，如克里斯•哈曼和帕特里克•邦德，開始按照格羅斯曼的分析將馬克思的方法用于實踐。但是，當時的主流觀點始終認為，格羅斯曼的理論是錯誤的。持有這種觀點的，包括東德的斯大林主義教科書，各式各樣的反斯大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到激進經濟學家所著的最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史都是如此。甚至尤爾根•舍勒為格羅斯曼所著的精彩的學術傳記，也重復了這一評價。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許多批評格羅斯曼或馬克思提出的利潤率下降的人，無論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激進者還是自稱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借用了置巖定理（Okishio Theorem），這一理論依賴的是與馬克思主義毫不相干的一種平衡方法論。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大規模群眾斗爭中重新興起的馬克思主義漸漸衰落時，資產階級經濟學又一次在經歷了短暫擴張的“馬克思的模仿者”中蔓延開來。對于這些用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的工具和理論前提來解釋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弗里曼給了他們一個非常恰如其分的稱呼：“瓦爾拉斯馬克思主義”。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絕大多數對格羅斯曼經濟理論的評價都忽視了他的政治傾向。對于堅持改良主義路線的人們，其崩潰理論的邏輯仍是不言而喻的詛咒，更別說穩定和人道的資本主義的支持者了。

四、社會主義者的責任
    格羅斯曼表示，他對于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的分析，意在補充革命政治的分析，含蓄但是又幾乎不加掩飾地指向列寧。
他的分析旨在幫助革命者識別可能產生激烈的階級斗爭和革命的客觀環境。當談及革命政治時，格羅斯曼明確地以列寧為專家。無論在他的理論著作還是政治活動中，除了那些和社會民主主義、斯大林主義或是二者的學術遺產有關的部分，格羅斯曼在革命政治（打碎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必要性）和革命組織（革命政黨的作用）方面的列寧主義傾向都很明顯。
    在資本主義必然滅亡這一總體趨勢之下審視格羅斯曼，我們會發現他在政治上的實際行動要比他的著作更雄辯地表達了他對于社會主義者的責任的看法。在追求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的過程中，格羅斯曼在行動上和各個時期的主導思潮相對抗，包括波蘭和猶太人的民族主義、社會民主思想以及一個時期內占統治地位的斯大林主義。他的理論的核心部分，是建立革命的政黨。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工人階級這股社會力量能夠用民主社會取代資本主義社會，這個民主社會的邏輯是為了滿足人的需求而不是為了利潤而進行生產活動。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他們親身參與了建立革命組織的活動，努力促使工人階級發展壯大并運用自身的力量實現社會變革。
    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在科隆的工人運動中，在 1848-1849 年的德國革命期間，在 1864-1872年的國際工人聯盟中，和在他們與不斷涌現的各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關系中，馬克思、恩格斯認識到工人階級的利益和工人階級介入社會斗爭以推動其發展的能力，他們極力促進有組織的工人力量的增長，這正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教育活動的主旨所在。從組織工人的角度出發，馬克思恩格斯撰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包括《共產黨宣言》和《新萊茵報》，并為后來深入細致的分析打下了基礎，如《法蘭西的階級斗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甚至《資本論》這樣的理論著作。所有這些著作的初衷都是為有組織的工人服務，使他們的斗爭更加有效。
    在這一原則的指引下，德國社會民主黨 1891 年的《愛爾福特綱領》明確指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引導工人階級進行有意識的團結統一的斗爭，并指明政黨各項任務的內在必然性。
    此處，恩格斯曾經建議加入一條關于“工人階級充分意識到自己的階級地位”的內容。
    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也面向知識分子階層，這個階層的社會功能，如哈爾•德萊珀所言，是為了資本的利益而培養適當程度的幻想。這個階層過去幾乎沒有加入工人政黨，到了 19 世紀末則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這時候，恩格斯認為他們應當：
    “對他們的“學術教育”從根本上進行批判性的反思，他們應當認識到他們的教育并沒有使他們自動獲得干部資格和黨內相應的職務，在我們黨內每個人都必須以一個普通成員的身份去工作，每一個負有一定責任的崗位都不是僅憑著文學上的才華和理論上的知識就可以獲得的，雖然這兩點毫無疑問是我們需要的，但除此之外，還必須完全熟悉黨的斗爭的條件及其變化的形式，必須可靠、經得起考驗、有健全的性格，最后，還要愿意加入各級的戰斗。簡而言之，這些“受過學術教育的人們”要向工人們學習很多東西，而不是工人們必須向他們學習。”
換句話說，黨的領導者們需要擅長寫作，理論成熟，經驗豐富，是經得起考驗的工人階級的政治代表，雖然某些領導出身于知識分子階層，但是恩格斯希望他們全都在黨的發展和黨所參與的階級斗爭中成熟起來 。 ⑤
    卡爾•考茨基在 1903 年的文章《弗蘭茨•梅林》中曾經發表過相似的觀點：無產階級需要的是有著科學依據的自我意識。無產階級所需要的科學，不可能是官方所組織教授的知識。
    “無產階級的理論家們必須實現自我發展，也正因為如此，無論是來自大學畢業生還是無產階級，他們全都是自學成才。學習的內容就是無產階級自己的行為，以及他們在生產過程和階級斗爭中的作用。只有從這些行為當中，無產階級的自我意識才能產生。
拯救這個世界的，是科學與勞動的結合。但是我們不能把這種結合理解為大學的畢業生將他們在資產階級的講堂中接受的知識傳給人民，而是我們這些并肩戰斗的人們，無論他是來自大學生還是無產階級，有能力、有機會參加到無產階級的行動中來，和他們一起戰斗，或者至少去研究他們的行動來獲得科學的知識，并用這些知識反過來影響無產階級的行動，使之更加有效。” ⑥
    列寧對此表示贊同，事實上，他在《進一步，退兩步》一文中引用了考茨基這段話。他也贊同考茨基強調馬克思主義政黨在號召資本主義制度下所有被壓迫者方面的作用。而考茨基最為關注的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問題，列寧則早已在《怎么辦？》中做出了總結：“理想的社會民主黨人不應當是工聯會的書記而應當是人民的代言人，他們要善于對所有一切專橫與壓迫的現象有所反應，不管這種現象發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個階層或哪一個階級；他們要善于把所有這些現象綜合成為一幅警察橫暴和資本主義剝削的圖畫；他們要善于利用一切瑣碎的小事來向大家說明自己的社會主義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義要求，向大家解釋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的世界歷史意義。”⑦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模范黨員的形象，他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自己，并能夠將這些理論應用到具體的實踐當中。不僅身居要職者如此，所有的黨員都是政治上的領導。
    1903 年大會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出現分裂，在導致這一分裂的沖突中，列寧的擔憂之一，就是知識分子在黨內的作用，這是與考茨基和馬克思、恩格斯一脈相承的。布爾什維克們認為，作為黨員，知識分子們恐怕需要克服他們的職業所帶來的個人主義，讓自己服從黨的紀律。在此之前，列寧曾經肯定地指出：“當前的任務是推動建立無產階級組織……因此，‘知識分子’的作用就是讓我們不再需要從知識分子中產生特殊領袖。” ⑧
    葛蘭西關于知識分子作用的論述，正如他關于建立工人階級專政的論述一樣，不僅僅只是引用那些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已，更重要的是，他還把它們應用到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的原則當中。這一點，那些挪用葛蘭西理論的改良主義者們以及薩義德和喬姆斯基等人，始終不愿承認。
    葛蘭西對于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組織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組織均有論述，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組織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在下面引文中，葛蘭西所談論的，則無疑是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組織：“對某些社會群體而言，他們的政黨就是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在政治和哲學領域，而不是僅僅限于生產技術方面，發展屬于自己的知識分子組織。他們自己的知識分子只能以這樣的方式產生，這是由這些群體的總的特征、形成的條件以及生活和發展方式所決定的。”⑨
或多或少的，工人政黨的所有成員都是知識分子，因為這一政黨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使它的成員“成為合格的政治上的知識分子、領導者和組織者。”不僅如此，這樣的政黨還可以同化加入它的知識分子組織行列的那些傳統知識分子。列寧的說法是：在黨內，“必須消除……所有工人和知識分子之間的區別。” ⑩
    對于一個革命的工人政黨而言（甚至對于那些宣傳社會主義但尚未形成政黨的團體或學派而言），關鍵的任務之一就是培養批判思想和有能力領導斗爭的成員，也就是知識分子組織。這樣的組織是培養此類領導的極為有效的途徑，因為它集中了政治上的教育、組織、和參與斗爭的行動，并使得三者相互支持。在組織上，我們可以視其為蓄電池一樣的工具，它吸收新的成員，在運動間歇期保留現有的活躍分子，將行動綜合、轉化為理論來進行新的分析。正如喬姆斯基指出的那樣，知識是集體的創造。在民主的、有條理的組織下，知識生產的過程將更富于效率。薩義德和喬姆斯基對于葛蘭西的解讀忽略了他關于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組織的論述，葛蘭西（準確地）斷言，只有革命的政黨才能不受數量限制地產生并保持此類知識分子。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借鑒格羅斯曼對于資本主義生產之根本矛盾的系統闡述及其政治和組織方面的重要主張，以努力實現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

①格羅斯曼：《積累法則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另一種危機理論》，法蘭克福：新批判出版社，1970年，第326-327頁。
②《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1 卷，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77 年，第679 頁。
③格羅斯曼：《積累法則》，倫敦：布魯圖出版社，1992年，第116-117頁。
④格羅斯曼：《積累法則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另一種危機理論》，法蘭克福：新批判出版社，1970 年，第601-602 頁
⑤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0 年對編輯Sachsische Arbeiter – Zeitung的答復，轉引自德雷珀：《卡爾•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第2 卷《社會階級的政治》，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1978 年，第515 頁。
⑥考茨基：《弗蘭茨•梅林》，《新時代》1903年，第100-101頁。
⑦列寧《怎么辦？》1902年，第三章。
⑧列寧：《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1894年。
⑨前面的討論概述了“資本主義企業家如何創造了自身，并創造了工業技術人員、政治經濟專家、新文化與新法律制度的組織者”。葛蘭西：《獄中札記》，倫敦：電子書出版社,1999年，第135、149-150頁。
⑩列寧：《怎么辦？》，1902年，第4章；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馬克思主義的目的是什么”《麥金泰爾論馬克思主義著作選集》（1953-1974）萊頓：布里爾出版社2008年，第100頁]提出了同樣的觀點：如果馬克思作為一個中產階級社會學家只是以旁觀者的態度探討工人階級運動，他就不可能獲得工人階級的有關理論。因為，單純好奇的投機是走不通的。只有通過理論幫助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才愿意生活在工人運動中并從中學到東西，且根據自己的經驗教訓不斷修正自己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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