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制造的謊言之一：美國制造“高—精—尖”

美國制造的謊言之一：美國制造“高—精—尖”

    
  
    謊言重復一千句，就會成為真理。美國有超群的經濟實力，有壓倒性的軍事實力，有強大的“軟實力”，如今克林頓“巧婦”在“無米”或“少米”的情形下有又玩起了“巧力”。因此，美國強權不可一世，他說話，世界都要認真傾聽，不需要重復，而強權就是真理，美國發聲當然句句是真理。
    “美國制造”是優質資產。美國制造的航天飛機、電子對撞機、超大計算機等高科技產品，復雜、精湛世界一流；F16、阿帕奇、集束炸彈等殺人武器，樣式、效率世界一流；美國石油、稀土等資源豐富，品位高、易開采世界一流；美國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世界一流；這些都是“美國制造”，但是美國人很少對外推銷，奇貨可居，想買還不一定賣給你。
    相反，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向國際社會兜售麥當勞和可口可樂、好萊塢電影與迪斯尼動畫、CDO與迷你債券、民主與人權以及自由資本主義等等，這些都是“美國制造”。麥當勞和可口可樂屬于“半垃圾”食品與飲料，在美國常常用來派發給流浪漢、無家可歸者充饑；好萊塢電影與迪斯尼動畫多半在宣揚美國的追求感官效果、內容淺薄、惟我獨尊的文化快餐；CDO與迷你債券就是“金融毒品”、“大規模金融殺傷武器”，直接制造出國際金融動蕩與世界經濟危機；民主與人權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是“奢侈品”與“興奮劑”，南亞、拉美與非洲國家因服用導致社會持久動蕩，有的甚至被美國貼上“失敗國家”的標簽。
    自由資本主義純粹屬于強買強賣。美國為推銷自由主義，通過各類NGO為發展中國家培養、輸送信奉自由主義的人才，乘發展中國家經濟之危通過國際組織或自己的援助，間接或直接要求受援國實施自由主義，更為甚者通過支持目標國發動顏色革命或軍事政變（如在智利、巴西、阿根廷與烏拉圭等國）直接輸送自由主義。過去，美國以其獨有建國方略與理想主義精神在更多的方面造福人類，如今濫觴于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將人類本性之自私自利的消極面推向了極端，從而在更多的方面破壞人類和諧與持續發展。美國經濟社會長期為大企業、大資本壟斷，自由市場、自由競爭、自由經營就無影無蹤，只是以“概念”形式存在于媒體與書本之中，官僚與學閥的口頭之上，但是美國硬是要將它推銷給世界，為美國資本于全球擴張鋪平道路。然而，此遭金融危機襲擊，在火燒眉毛的情勢下，美國完全拋棄了自由資本主義的概念與遮羞布。“己所不欲，硬施于人”的實質大白天下。
    美國是當今世界超一流國家，經濟、科技、軍事、政治與外交等多種力量使世界諸國難以望其向背，美國所能制造的遠遠超乎世人的想象，而美國所做的比他所說的要多得多。世人要認清美國這個龐然大物，不能聽他所說的，而應當更細致地觀察他所做的。
    美制造了諸多大規模恐怖事件。被公認的當代西方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之一、也是當代最著名的語言學家之一的喬姆茨基認為，美國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恐怖主義國家。在美國遭受911恐怖攻擊后，喬姆茨基在接受采訪時分析，在過去數百年中，美國滅絕了數百萬計的土著人，征服了半個墨西哥，武力干涉周邊地區（在90年代于中美洲發動侵略戰爭，四個國家遭受蹂躪，留下20萬肢體不全的居民），征服了夏威夷與菲律賓。更有甚者，它在過去數百年中將武力擴張到世界多數地區，犧牲者的數字不可勝計。薩達姆•侯賽因在伊拉克的殘暴統治長期得到美國的強力支持，包括1988年用毒氣殘殺庫爾德人。“如今，槍口第一次掉轉方向”。
    美國政策制造了“9．11事件”?！?．11事件”是美國政策的產物，這幾乎是無可爭議的。美國長期偏袒以色列濫用武力，肆意欺負巴勒斯坦人；覬覦中東石油財富，長期駐軍沙特阿拉伯，這個伊斯蘭中最神圣人物的故鄉；美國推行的全球化以及美國文化嚴重沖擊伊斯蘭社會與文化，造成伊斯蘭社會的嚴重分裂；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長期支持阿拉伯那些腐敗的、壓迫性政權；侵略伊拉克，濫殺那里的人民（至少有100萬平民與50萬兒童死亡），造成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1996年5月11日，美國時任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采訪時稱，美國的對外經濟制裁在相關國家共造成150萬人死亡，其中有50萬兒童，這是值得值得付出的代價。喬姆茨基認為，如果說美國是一個“無辜的犧牲品”，那就只有在無視這個國家及其盟國的歷史記錄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美國親手制造了本•拉登以及恐怖組織“魔鬼”。本•拉登這一“魔鬼”，實際上是由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培育出來的。美國當年“出于某種高尚的目的”，將蘇聯拖入“阿富汗陷阱”，也就是誘使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選擇在沙特阿拉伯招募、武裝和訓練最極端的伊斯蘭原旨主義分子，然后源源不斷地派送到阿富汗與蘇聯周旋。布熱津斯基一直將這個“陷阱”當作自己的得意之作而四處炫耀。當塞爾維亞與美國站在一邊時，美國曾經公開譴責科索沃解放軍為“恐怖組織”，但是當美國改變塞爾維亞政策后，美國則將科索沃解放軍稱為“自由戰士”。在此，美國的價值觀又是錯亂的，美國制造了這些“魔鬼”，只要為美國服務，就認為它們是正當的而給予支持，如今不為美國服務，與美國為敵，就施加“魔鬼”的惡名。
    美國不斷制造對立與沖突。這種對立與沖突可以是思想與意識形態上，也可以是經濟利益上，甚至可以直接軍事上。如此以便美國渾水摸魚，或從雙方對立與沖突中漁翁得利。在當今國際，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希望尋求真正的獨立，或者在美國和西方之外尋找新的發展路徑，那么美國就會自動給其貼上“共產主義”或“極端民族主義”的標簽。中國的右翼很好地繼承這個衣缽，在時下中國凡是伸張國家利益或甚至與新自由主義觀點相背的，都會被貼上“左派”與“保守”或“民族主義”的標簽。為動員徘徊猶豫的民眾，美國的一貫而成功的做法就是要明確樹立一個讓民眾害怕的“邪惡敵人”。“9．11事件”后，美國打出的赤裸裸的口號就是“或加入我們，或面臨毀滅”，在制造認同的同時，也在制造對立。
    長期以來，美國利用起強勢話語權，把美國的這些不人道、霸道的行徑粉飾為正義或正當的行為，或編制一套類似“文明沖突”的理論加以模糊。中國國內也有諸多美國的幫腔學者（中國民間喜歡稱他們為“美國鸚鵡”）努力替美國說話，強調美國的行為對于維護世界秩序是必須的，美國作為“世界警察”是必要的，一旦美國放棄“世界警察”，或甚至走向“孤立主義”，那么國際社會將無所適從，這個世界會更加混亂。這種邏輯推理其實并不陌生，現代醫學有個奇異的心理疾病叫“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2004年美國制作發行了一部電影叫《諜影迷魂》，影片的講述的是美國政客為竊取國家權力、謀取總統大位，與相關財團勾結，將一種芯片植入政治明星等相關人士的身體，通過遙控，一方面對被植入芯片的人士進行洗腦，使其喪失原有的記憶與獨立的思維；另一方面可以對被植入芯片的人士發出指令，使其在神志不清的情況下無條件地執行任何任務。自20世紀70年代初中美恢復接觸尤其是1979年實現外交關系正常化以來，美國幫助中國生產了一大批精英，這當中是否有“芯片精英”不敢斷然肯定，但是替美國人說話、幫美國人做事的不在少數，而且還越來越多，勢頭越來越大。
    世紀金融大危機是美國經濟精英的貪婪一手造成，美國金融機構沉淪與美國經濟受挫咎由自取，但是中國等諸多國家也遭受了態勢愈發嚴重的池魚之殃，經濟形勢嚴峻，社會矛盾突出。但是，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在中國竟然掀起一股強大聲浪：“救美國等于救中國！”、“我們不救美國，誰救美國？”如此，才有今日被深度套牢，經濟遭遇寒冬，外匯資產大幅縮水，而且還將持續被蒸發。如今，等到美國危機漸漸平息，經濟趨于穩定，美國糾集西方同盟對華發動一個接一個貿易戰，一招比一招狠毒，盡朝中國“要命的地方”踢，而且在發動貿易戰的同時，敲打“人民幣升值”的大棒又重新掄起。次貸危機爆發以來，中美之間活脫脫演繹了一個“農夫和蛇”、“東郭先生和狼”的童話之現代板，誰之過？！

                       謊言之一美國制造：高——精——尖

    2008年9月，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醞釀許久的暴風驟雨瞬間降臨。次級貸款證券化，一個地地道道的由美國本土研究制造，利用現營銷手段向世界推而廣之。危機爆發后，諸多持有這類“美國制造”的遍及世界的投資機構，一網打盡，紛紛被拖入金融泥沼。
    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無不是經過質量檢驗合格而投放市場的，根據美國證券業和金融市場協會（SIFMA）公布的資料，從2001年到2007年美國將大約27萬美元的金融產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而研制與檢驗這些產品的機構都是政府認可的，政府的監管機構對相關次級產品的參雜使假早就心知肚明，因此是美國政府在變相發放行騙執照，在縱容華爾街銀行家騙取世界各國錢財。
    但是，與實體經濟的“美國制造”不同的是，金融衍生品不只是普通商品，也不是一般的“雙刃劍”，而是一種金融怪物，一種“金融大規模殺傷武器”。所以，當這一“大規模殺傷武器”被引爆后，不僅殺傷了世界，殺傷了資本主義，也殺傷了美國，破滅了“美國制造”的“高精尖”的神化。可惜的是，舉世皆醒，惟我獨醉，中國依舊像一個巨大的海綿在無限吸取美國制造的“優質資產”——美國債券。
  “美國制造”了諸多“高精尖”的產品，不僅能制造電腦、互聯網與波音飛機，也能制造B52與集束炸彈；不僅制造好萊塢電影與迪斯尼動畫，制造“國際標準”與國際秩序，同時也制造貼上美國標簽的“民主”“自由”，制造“有毒債券”、“大規模金融殺傷武器”（沃倫•巴菲特語）與國際動蕩。過去，美國以其獨有建國方略與理想主義精神在更多方面造福人類，如今濫觴于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將人類本性之自私自利的消極面推向了極端，從而在更多的方面破壞人類和諧，以至毀滅人類。

                               美國創新已走火入魔

    美國之所以成為世界“領頭羊”，是因為美國強而有力的創新，長期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保持科技領先優勢?？萍碱I先是美國軍事實力獨步世界的關鍵，同時也是美國確保在國際分工中始終占據有利地位、獲得巨額壟斷利益的關鍵。美國每年在發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資一直在穩步增長，從1976年的1000億美元增長到了2000年的2650億美元，2002年美國在研發上的投資超過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總和。巨大的投入，使美國的科技一直保持領先優勢，使美國在世界高科技產品生產中居于領導地位。
    然而，在自由資本主義的旗幟下，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全球利潤壟斷化與集中化，使得美國越來越多的資源配置到金融領域。美國傳統的精英教育集中培養兩大類人才，早期的大多數都是教會學校，諸如哈佛等常青藤名校，以道德理念、宗教精神和價值觀打造為主導，成為牧師、政客或學者的搖籃；后來出現公立的贈地學院，在農業、工程技術的發展和人才培養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近幾十年來，伴隨著金融資本的發達，精英教育日趨世俗化、市場化，傳統名校集中培養商界和法學精英，不少非但沒有成為西方傳統社會良心的衛道士和制度設計者，反而成為資本社會世俗力量中的食利急先鋒，活躍在咨詢、會計、金融、公司買賣和媒體的最前線，成為資本尋租的得力干將，將資本對社會的侵奪推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從科技創新到金融創新，一方面是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美國霸權需要的必然。金融創新的一個重大使命，就是吸引國際資本持續流向美國，而且由廣大發展中國家逆向流動到美國。這實際就是“向不可能挑戰”，因為資本總是向能夠提供更高回報的地方流動。美國作為發達國家，資本充沛而且經濟增長率低，正常情況下資本回報率也低；發展中國家資本相對稀缺，經濟增長率高，資本回報率也相對較高。水向低處流，人向高處走，資本應當是從低回報的地方流向高回報的地方，也即從發達國家、從美國流向發展中國家。但是，為了維護美元地位、維護美國金融霸權，美國需要國際資本逆相流動。金融創新就是因應這一“向不可能挑戰”的需要。通過金融創新，創造出大量能提供高回報的金融產品，而承擔金融創新重任同時也是承擔美元霸權、美國金融霸權重任的就是華爾街。
    華爾街的金融創新與一般科技創新的重大區別在于，首先要打破道德底線，模糊創新與欺詐的界線。這也就是“金融大鱷”索羅斯所反復強調的“金融領域沒有道德”的真諦所在。因此，華爾街的職能演變（從提供金融服務到積極推動金融創新）一方面是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美國霸權需要的必然。其中，美國社會經濟向虛擬化發展應是推動華爾街金融創新的主要動因，金融創新與金融發展則又加速美國社會經濟向虛擬化方向發展。而美國金融當局放松對華爾街的監管，其實就是縱容華爾街的金融創新以因應美國霸權的需要。
    透過華爾街的演變即可推知美國經濟虛擬化的程度。在過去20年，華爾街起著經濟杠桿作用，扮演世界經濟的心臟，供給世界需要的大部分美元資金。但是，華爾街的金融家們遠遠不滿足中介服務、風險經營，而是努力發展金融工程制造業，設計和制造多種且數額巨大的金融衍生產品，其中多數產品流動性很低，沒有市場，無法依靠市場定價，只能按照模型或者管理層來設定價格，因此隱藏巨大金融風險。此外，各類金融衍生品都竟相通過借貸杠桿使金融市場風險成倍放大，并脫離實體經濟成為“風險制造業”。由于資源過多流向金融領域，導致美國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不斷下降，從戰后的約40%到現在只有15%左右，而金融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不斷上升，從戰后的約5%升到現在50%左右。國民經濟嚴重虛擬化，導致頭重腳輕，失去重心。
在自然科學中，任何一項重大發明創造，都要經過多次實驗或驗證，才能正式推廣使用。但是，美國的金融機構、華爾街，發明難以數計的金融產品，未經任何論證或驗證，就直接投入市場而且往往是高調、高價投入市場。這是美國金融監管的嚴重失職，是美國金融創新的嚴重偏離。美國的金融創新，最終創造出了一個金融怪物——“金融大規模殺傷武器”，不僅殺傷了美國，也殺傷了世界，殺傷了資本主義。

                         為中國量身定制的“經濟鴉片”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國申請加入WTO以來，美國（不是人民而且是壟斷資本及其寡頭）利用中“錢多，人傻”，不斷向中國推銷“經濟鴉片”，有的近乎就是專門為中國量身定制的。
    新自由主義與金融開放。新自由主義本是一類平常的經濟理論，但在被政治化與范式化后，逐漸成為美國對外擴張的重要工具。美發明新自由主義后，宣傳的多，使用的少，如美國金融市場對外資進入限制措施多達1000多條，外資金融機構進入美國金融市場很難，而取得很好業績的難上加難。但是，美國政府通過各種途徑在國際上大肆兜售新自由主義，并強調這是發展中國家通過改革而獲得經濟持續增長的“最低要求”、最低限度的“共識”即“華盛頓共識”。
    在美國長期努力下，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逐漸成為主流思想，金融自由化由此在全球蔚然成風。在中國，多年來新自由主義早就取代了馬克思主義而占據著高校的經濟學講堂，如此影響的不僅是幾代學生，還有很多官員與商人，因為中國各大高校也與美國高校一樣早就世俗化與市場化，招納社會“成功人士”（官員與企業主），舉辦各類進修班，兜售的盡是新自由主義。當然，官員與（國有）企業家不僅在本土進行自由主義“自我升造”，而且還被有組織輸送到美國自由主義大本營“集體鍛造”。
    某高級領導在一個縣市長學習班發表訓話，特意向學員“隆推薦”他所見過“最好的書”——《世界是平的》。這就是中國新自由主義泛濫、不顧一切努力“與國際接軌”，拼命引進外資而且給予“超國民待遇”的重要思想與組織根源。如此，在中國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媒界、部分政界紛紛以時髦的新自由主義教條代替過去的馬克思主義教條，中國在一些領域的不均衡開放（對外開放但不對內開放）、定向開放（只對一些發達國家開放）、不對等開放（中國對外國開放，而外國不對中國開放）由此盛行。
    國際責任與世界經濟失衡。此次美國金融危機與歷史上形形色色的經濟危機一樣，其爆發是由資本主義基矛盾決定的，只要資本主義存在，只要搞自由市場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這是世界經濟史所展現的、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所揭示的基本規律。但是，美國拋出了所謂“世界經濟失衡論”，包括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內的眾多人士認為，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不是美國經濟或政策導致的結果，而是全球儲蓄過剩使然。美國卡托研究所副所長詹姆斯多恩直截了當，“金融危機禍起中國”。
    其實，“失衡論”理論依據就是“兩缺口模型”：投資－儲蓄＝進口－出口（即I－S＝M－X）。而“兩缺口模型”是在一堆假設前提下，才能成立的理論，這是當代西方經濟學固有的邏輯推理，其合理性早就被人懷疑。以美國為例，是儲蓄缺口導致了貿易赤字，還是貿易赤字惡化了儲蓄缺口，這本身就是一個“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饒舌話題，永遠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但是，美國的“歪理邪說”得到了中國主流學者熱烈附和與追捧，“失衡論”在中國大興其道。美國及其代理人、代言人向中國潑臟水本不是目的，而是混淆是非。隱藏在“失衡論”背后的是“中國責任論”，即中國理當繼續增加持有美元債券，救美國就等于救自己，就等于救世界，就等于贖買因世界經濟失衡而引發金融大危機的“罪惡”。
    金融創新與衍生產品。美國金融創新，創造出了系列金融怪物，對中國諸多投資者而言很多都是陌生的，如CDO、CDS等，盡管也給我們一些爭搶著與國際接軌的機構造成了不小的損失，如某金融機構一次資產減記就高達90多億美元。但是，大多數企業與投資者都是以“隔岸觀火”的心態看待美國與西方的金融危機。然而，正如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所言，這場災難性的危機不會有一個贏家。
    自2008年10月份以來，媒體陸續披露眾多中資企業與大陸富豪，因為套期保值或委托理財，而陷入巨額虧損的困境。中信泰富虧損186億港元，東方航空損62億元，幾乎都是他們在2008年的全部利潤。國資委披露，至少有28家國企涉足衍生產品業務，損失慘重，境外專家估計在千億元以上。更為慘重的是各類富豪，由于怕被譏諷嘲笑，怕被質疑財產來路，怕被追究違規挪錢到境外投資，因此巨虧之后還不敢對外伸張，啞巴吃黃連。也有境外人士估計，富豪損失更為巨大，當在成千上萬億計。
    在各類金融衍生產品中，一種取其諧音稱做“I will kill you later”（我以后殺死你）的Accumulator（累計期權）的產品，被設計得異常復雜詭秘。依照西方的規則，結構性產品只能賣給專業投資者，不可以賣給非業投資者。Accumulator是一種結構性的金融衍生產品，就連很多專業投資者也不甚清楚其風險如何控制、價格如何確定。有專家分析，Accumulator近乎是“專門給亞洲尤其是中國人設計的金融鴉片”，鴉片當初就是由西方發明，但不允許在西方出售。如今，美國人設計出Accumulator之類的金融衍生品，嚴格限制在美國銷售，但是可以經由香港的分支機構銷售給中國人。購買Accumulator的不只是中信泰富，眾多中資企業、無數大陸富豪，都購買了與Accumulator相關的產品。由此使相關中資企業與大陸富豪陷入“對賭”陷阱，損失慘重，有的血本無歸。
    當然，美國為中國量身定制的東西還很多，如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一個典型的“芯片精英”移植、洗腦培訓班），有“中美經濟共生”與“同舟共濟”，有“戰略經濟對話”、G2以及Chimerica，有“人民幣匯率低估”和“負責任大國”，等等，而且針對中國錢多、人傻，美國還在不斷為中國人制造更新奇的產品。

                          美國吆喝什么，中國就買什么

    錢多人傻的中國人不斷被忽悠，美國人吆喝什么，我們就買什么。對“美國制造”的迷信緣于一個簡單的思路——“跟著美國的那些國家都富強了”，相關學者曾為之界定為低成本與高效率的“后發優勢”。
    對美元的迷信。在一些機構的負責人那里，認為美國國力強大，美元與美元資產無可替代。美國力量的確非常強大，以至于在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對美國構成有效制約、制衡的力量，這使得美國的經濟政策，更易于傾向以鄰為壑，轉移風險，轉嫁危機。
    其實，美元就是一種印有美國總統頭像的綠色的紙張，是一種電子符號。在金本位與布雷頓森林體制下，美國金融當局受到黃金的約束，或受到“克里芬難題”的約束，發行貨幣還是比較謹慎。布雷頓森林體制崩潰后，尤其是冷戰結束后，美國一家獨大，無拘無束，大肆印制與發行美元，令美元泛濫成災，國際流動性嚴重過剩，金融市場趨于動蕩。
    相對美國經濟規模，美國國債無論是總債務還是年度赤字，其比例都遠遠超出國際警戒線。美元的風險不僅在于美國的償債能力，而且還在于美國的償債意愿。雙赤字制約美國的還債能力，而美國霸權“制約”了美國的還債意愿。美元貶值是美國還債的最好方式。
    正是由于對美元的迷信，使我們喪失了理性思維，違背經濟常識，將大部分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即外儲的70%投資于美國債券，如今使中深陷“美元陷阱”，而且可悲的是相當一部分尚未覺悟，繼續像吸食鴉片一樣，不斷增持美國債券。
    對美元資產的迷信。國際金融危機的警報并未解除，世界經濟的衰退仍在持續。中國的相關高官與高管仍然認為，持有美元資產要比其他貨幣資產更加安全，更有收益。其實，美國當局急功近利，不斷陷入“格林斯潘困境”，即囿于眼前利益，當局往往為解決一個問題，而會為未來埋下一個更大的問題的隱患。目前，美國為解決信貸危機，拼命向金融體系注入資金，由此極有可能引爆美元危機與財政危機。尤其是美元“硬著陸”風險不僅存在，而且還越來越。
    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們的一些財金高官與高管總想有點作為，總想到美國那里“有所作為”，撈點什么。先是抄底，結果抄到半山腰，搭進去諸多銀子。后來，又萌發奇想，吸引那里的“人才”。要知道華爾街的人才主要是些什么貨色，這些不講道德、失去誠信的“人才”搞亂了美國，我們不拘一格引進，恰如引狼入室，未來要搞亂中國。
    也有“高明者”提出，不能買美國債券這樣的“有毒”資產，而應買美國的優質資產，如美國的土地、企業、科研機構等等，所有的視線都離不開美國。實際上，美國早已通過一系列的立法與安排，使得中國只買國債、機構債這些“有毒”資產，只能買美國IMB個人電腦業務以及“悍馬”這樣的“包袱”資產。這就是《超限戰》作者喬良將軍所提出的“聰明的請回答我，為什么會有‘中國美元’與‘美國美元’的區分？”其實，世界舞臺很廣闊，投資對象眾多，為何偏偏要在美國這棵歪脖子樹上吊死？無他，中毒太深了！
    對美國機構的迷信。世紀金融大危機，使美國金融機構貪婪、缺德的本性水落石出。由于金融創新可以分散風險，放貸機構因此肆意放貸，根本不在乎借款人是否能夠償還貸款。因此，有了“零文件”、“零首富”的放貸條件。華爾街銀行從放貸機構那里購入抵押貸款、或從“兩房”那里取得“抵押擔保證券”（MBS）后，精心包裝，以次充好，衍生成各種“有擔保的債務權證”（CDO），然后出售給各類投資者，轉移風險。信用評級機構“以價定級，價高級高”，眾多低質高險資產得了高等級標號，以光鮮靚麗的外表呈現在債券市場上。購買持有次貸債券的有各類銀行、基金尤其是對沖基金等投資機構，其經理們為了眼前業績，進行高風險高收益的投機賭博，從中賺取巨額傭金與分紅。
    根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道，2007年華爾街高管獎金總額高達400億美元，而金融風暴肆虐的2008年華爾高管的獎金仍高達184億美元，幾乎跟大牛市的2004年差不多。當國際投資者因華爾街的“缺德產品”而損失慘重、欲哭無淚的時候，華爾街的銀行家們依舊在享受著天堂般的生活。著名金融家喬治•索羅斯為此做了精辟的總結：“在金融運作方面，說不上有道德還是無道德，這只是一種操作。金融市場是不屬于道德范疇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這里，因為它有自己的游戲規則。我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我會按照已定的規則來玩這個游戲，我不會違反這些規則，所以我不覺得內疚或要負責任?！薄敖鹑谥恢v規則，不講道德”不只是索羅斯的一家之言，而是“華爾街共識”。世紀金融大危機清晰展示，美國金融機構只有利益的引擎，沒有道德的舵盤，大船航向何處，無人知曉。
    長期以來，中國財經界的一些人士對西方尤其是美國金融機構情有獨鐘，迷信的主要因素有：說英語的白種高端人才集中、管理先進、產品科技含量高、財源滾滾等等。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前，有高官、高管甚至直白，中國金融要是被美國機構接管了，象墨西哥那樣，就能實現金融穩定了。所以，一直以來，中國金融領域主要向西方尤其是美國金融機構開放，這些機構的高管與首席經濟學家等一直是中國某些高官、高管的座上客。對國際金融機構的狼、鱷、鯊的本性認識遠遠不足，不僅認識不足，而且還引狼入室。如此，境外戰略投資者、境外投融資顧問以及評級、審計等好賺錢、賺大錢的機會都給了這些機構。中國有關部門還規定，中資機構必須通過外資金融機構購買用于避險的金融產品。五礦、株冶、國儲銅與中航油都因監管機構的指引與自己的惡性投機而出現巨虧的慘痛教訓。
    對美國以及美國思想的迷信。對美元的迷信、美元資產的迷信、美國機構的迷信實際就是對美國的迷信、對美國思想的迷信、對自由資本主義的迷信。不知從何時起，中國的一些國際會議、會展、商貿洽談，以請到說英語的白人之比例高低作為成功標志，如此通常日本人、新加坡人等黑頭發、黃皮膚的也是不太受歡迎的。個別部門領導“習慣”用英文給屬下批示，尤其是他不喜歡的、英文不好的屬下，研討、會議不論規模大小，是否是國際會議，只要有美國人在場，往往都不約而同地使用英文。
    清華大學的學生質問來校演講的克林頓前總統義正辭嚴，但是過后去美國跑得比誰都快。某諾貝爾獎獲得者，2005年來中國在人民大會堂鼓吹他的“世界貨幣”，五年后來北京中國大飯店演講還是那套東西，連演示課件似乎都未多少改變，即便如此，臺上臺下的經濟學者都在洗耳恭聽。長期以來，新自由主義者不僅壟斷著中國高校的經濟講壇，還部分主導著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他們一直在照搬美國的發展模式，孜孜不倦地“以美為師”。
    新自由主義泛濫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與社會惡果：自然環境在不斷惡化，社會出現嚴重兩極分化，國民經濟日趨外資化，中資企業被不斷邊緣化。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長期講求禮儀、注重倫理與弘揚道德的中國人，越來越利欲熏心，見利忘義，“殘童現象”、“黑磚窯事件”、“毒奶粉風暴”等等挑戰中華乃人類文明道德底線的駭人聽聞事件層出不窮，這不僅嚴重損害的廣大民眾利益與中國的國際形象，而且嚴重挫傷民族產業，重創民族品牌，威脅國家經濟安全。
    美國輿論一度將“中國制造”有意刻畫為低值、廉價甚至是“假冒偽劣”的代名詞。“美國制造”則是金字招牌，是“高精尖”的代名詞，是“夢幻”的再現。金融危機顯示，美國不僅能制造世界頂級的“大規模核子殺傷武器”，也能制造“大規模金融殺傷武器”。透視美國金融危機，再聯系國際石油、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危機，不難結論，美國是道地的國際金融動蕩的制造者，“美國制造”的神話經破滅。
    （《環球視野》第332期，網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