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維系中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依然需要宏觀政策維持其擴張性；而通貨膨脹壓力與產能過剩，則表明需要擴張性政策的退出
從目前情況看，國內外主要機構均看好2011年中國宏觀經濟走勢，認為GDP增速可能維持在8%～10%之間；同時，受政策調整和今年趨勢等因素作用，2011年中國經濟可能呈現前低后高增長態勢。但人們更關心的是，2011年，中國經濟可能面臨哪些“內憂外患”？
正確判斷中國經濟增長在2011年的內部環境和外部條件中的不利因素，并提前予以防范，的確比單純關注經濟增長來得重要。以下是我綜合各方信息提供的個人見解，僅供參考。
從內部環境看，中國宏觀經濟在2011年面臨的“內憂”，主要來自于此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采取的擴張性政策留下的“后遺癥”——當然，這是中國經濟過去兩年歷經風浪在世界范圍內率先實現企穩回升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一是通貨膨脹。從終極意義上看，通貨膨脹始終是一種貨幣現象。我曾經反復以這樣一句話來預期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后果：“出來混，總是要還的。”也就是說，為應對危機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而釋放的海量流動性，最后終將沉淀在資產價格與商品價格上，所以我曾預期2010年3%的CPI目標一定會突破。又因為從擴張性貨幣政策傳導到較高的通脹率一般需要7到9個月時間，因此，我也預言CPI將可能在今年9到10月份達到新高。結果，10月份CPI達到4.4%。從理論與經驗看，即使央行采取收縮性貨幣政策，但要消化此前過度貨幣投放引發的通脹，至少還需要9個月左右時間；再考慮到國際范圍內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國內農副產品供給情況，預期2011年前三季度CPI仍可能在4%左右波動。
二是產能過剩。為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實施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刺激了經濟增長，但卻使金融危機前本已過剩的產能進一步擴張。有統計顯示，目前我國產能過剩狀況已經比較嚴重。鋼鐵、煤化工和水泥過剩產能分別達30%至40%；電解鋁產能已占全球42.9%，利用率僅為73.2%；造船能力占全球36%，70%以上產量依靠出口解決；平板玻璃產能占全球的70%，還有新的產能在形成；粗鋼產能也已占全球的70%；風電2010年裝備產能將超過2000萬千瓦，但每年裝機規模僅為1000萬千瓦左右；多晶硅2008年產能為2萬噸，而按需定產僅4000噸左右，目前還尚有在建產能約8萬噸。2011年，產能過剩矛盾有可能進一步突出。
從外部條件看，中國宏觀經濟在2011年面臨的“外患”，卻仍然來自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后續影響。從這個意義上看，即使到2011年，危機的影響也仍然是“進行時”，而不是“過去時”。
一是發達經濟體復蘇前景仍然不明朗。從當下狀況看，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個人消費仍舊疲軟，房地產市場仍處谷底，失業率居高不少；歐元區經濟受主權債務危機影響，各國發展情況很不平衡，增長基礎十分脆弱；受制于日元持續升值及美歐市場萎縮，日本經濟增長前景也很不明朗。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告訴我們，只要全球資本市場去杠桿化過程沒有完全結束，不定何時還會冒出一顆隨時能將世界經濟二次拖底的“炸彈”。在外部經濟仍然充滿不確定性環境中，中國經濟要想在2011年仍然保持“一枝獨秀”將非常吃力。實際上，外部需求再度相對萎縮，已經拖累了近期中國商品出口增長速度。
二是世界范圍內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不斷出臺。為提振本國經濟，更為刺激就業，包括發達經濟體在內的一些國家，紛紛重拾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中國在2009年首次超過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商品出口國，自然成為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最大受害國。英國全球貿易預警處發布的數據顯示，自2008年11月G20峰會召開至今年1月，共有61個貿易伙伴對中國實施了共計160項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另有111項貿易保護措施正計劃或準備對中國實施，兩項指標均列世界首位。而從近期發展勢頭看，各國發起的所謂“反傾銷”或“反補貼”調查起數仍然在不斷上升。2011年我國外貿將可能更受其害。
三是針對人民幣匯率的“貨幣戰爭”。借口全球經濟失衡聯合相關國家一起逼迫人民幣升值，一直是美國近期經濟外交的重點。今年9月29日，美國會眾議院更是以348比79的投票結果通過《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盡管由于美國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出臺時機很蠢（美國人評語）”，使得不久前G20峰會上中國人民幣升值問題未成為焦點，但這并不意味著人民幣的壓力得到緩解。預期2011年人民幣匯率問題可能會被反復“炒熱”。而當前中國外貿領域內眾多企業的實際利潤率在2%～5%之間。有關部門進行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測試結果顯示，出口全行業能夠承受的升值幅度不到2%。如果2011年人民幣持續升值，對于我國沿海部分外向型企業的打擊可能并不亞于國際金融危機。
我們更應該看到，2011年中國經濟“內憂”與“外患”交織，會進一步增加宏觀政策選擇的難度。經濟增長的外部不確定性與遭遇貿易保護主義表明，如果要維系中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依然需要宏觀政策維持其擴張性；而通貨膨脹壓力與產能過剩，則表明需要擴張性政策的退出。因此，在“二難”面前政府如何進行選擇，可能是即將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討論的重點。
（作者系中國國防大學教授，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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