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下凱恩斯主義獨撐大局
2010年11月17日
人民網海南視窗特約評論員：廖遜
昨天是11月16日，我國商業銀行上調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一個月之內的第二次。有朋友說，它是針對10月CPI4.4%的應對措施。似乎還不止于此，它也是對美國11月4日“定量寬松政策”的回應。倘若CPI再漲，銀行就只剩下加息一途，那么，我國的貨幣政策已經徹底轉向，只剩下積極的財政獨撐大局。
國內外媒體，普遍把目前世界各國推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概稱為“凱恩斯主義的應對政策”。嚴格地講并不準確。因為凱恩斯主義只有財政政策，并無貨幣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凱恩斯主義的對立面——貨幣學派的政策主張。
貨幣學派創始人米爾頓•弗里德曼研究發現，宏觀經濟學的創始人凱恩斯，忽略了貨幣供應政策的宏觀調控作用。他進而指出，其實無論是應對1929年美國經濟的大蕭條，還是二戰后數十年大大小小的經濟危機，都搞錯了方向，政府最重要的宏觀經濟職能，就是調節貨幣供應，除此之外的一切經濟干預都是多余。
這套觀點，最初被當笑談。后來隨著凱恩斯主義的正面效應越來越弱，負面效應越來越強，貨幣主義也逐漸被社會所重視，進而上升為主流。不僅弗里德曼本人1976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他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各流派經濟學家也紛紛獲獎。在長達二十多年里，諾貝爾獎甚至非新自由主義者莫屬，達到了他們的全盛時期。
隨著貨幣主義學派的崛起，弗里德曼在政治上也日趨活躍，他選擇了共和黨：1964年成為總統候選人戈德華特的經濟顧問，1968年又成為尼克松總統的經濟顧問，80年代再成為里根總統的經濟顧問。1979年至1990年他還擔任英國保守黨首相撒切爾夫人的經濟顧問。
此前還在70年代幫助智利總統皮諾切特，醫治了惡性通貨膨脹。所以，弗里德曼不愧為新自由主義和“小政府”的旗手。這位德高望重的老經濟學家，在全世界的一片贊譽聲中謝世。整個20-21世紀之交發生的一切，甚至在中國、越南發生的一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證著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正確性。
新自由主義旗的下“經濟神童”杰夫里•薩克斯，在1986年入幕玻利維亞，幫助政府擺脫惡性通脹；后來還在波蘭，成功地導演了“休克療法”；1992年俄羅斯再通過35歲的代總理蓋達爾，在更大在政治舞臺重演搞“休克療法”，卻惹來了一場劫貧濟富的社會浩劫。更加不幸的是，無論是薩克斯本人還是其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都沒從中得到教訓。人們把失敗的原因，統統歸咎于前蘇聯模式的慣性，歸結于東方民族的專制主義劣根性。誰也沒有想到，僅僅16年之后，新自由主義就在它的故鄉——美國，遭到了最慘重的失敗。
冷戰結束后，新自由主義來到了它的頂峰，信息時代和經濟全球化，為美國帶來了有史以來最漫長的繁榮。無論是美國的民主黨人、英國的工黨黨人、法國的社會黨人，還是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都紛紛修正自己的信條，向新自由主義看齊，移植嫁接成“第三條道路”。即使不同凱恩斯主義徹底劃清界限，也要極大地淡化國家干預主義的色彩，力圖增加市場機制的功能，減少政府統制的職能。而所有這些努力，都獲得了豐厚的回報。美國的經濟繁榮期一再突破人們的預設，在宏觀經濟的兩大杠桿中，財政杠桿越來越軟，貨幣杠桿越來越硬。到了21世紀初，人們最信任的就是超齡服役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以為他法力無邊，可以永遠保佑這個星球的繁榮。誰知就是在這個時候，新自由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悄悄地溜走。
即使2007年次級貸款危機爆發，人們也深信那是暫時的，市場機制和貨幣手段會輕而易舉地化解一切，使經濟生活回歸正常。人人都這樣看，公眾和總統都不例外，正像1928-1929年的情況一樣，直到2008年更大的災難降臨，美國次貸危機轉化成全球金融危機。
通觀世界各國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的對策，都沒有全盤否定貨幣學派的思想，都是財政杠桿與貨幣杠桿并用。因為單純依靠其中的哪一個，力度都嫌不夠。我國也是兩手并用，才有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但人人都明白，危機的起因，是由于墨守新自由主義的教條。所以人們才把兩手并用，稱為“凱恩斯主義的歸來”。
在中國我們很難說，到底是凱恩斯主義的40000億積極的財政政策作用大些，還是貨幣主義的50000億元（實際上是95900億元）寬松的貨幣政策作用更大些。然而從效果看，它們的協同作用不僅穩穩地托住了2008年的經濟增長，還使2009年的經濟增長達到9%，連續兩后的佳績，使人們根本感覺不到什么“全球金融危機”。
2010年前三個季度，我國繼續推行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一季度經濟增長11.9%，二季度10.6%，三季度9.6%，前三季度共10.6%。不要以GDP的增長不重要，它意味著就業的充分程度。
然而，CPI指數也開始增長，9月CPI增長3.6%，已經是23個月來的新高。而在10月，當我國的信貸規模已經高達7萬億元時，當CPI又上升到4.4%。
按照一般規律，通脹有如下界定：0通脹，叫做物價完全穩定，但現實經濟生活中幾乎不存在；CPI每年上升2%左右，叫做爬行式通脹；每年上升3-4%，叫做步行式通脹，我國本次的目標是3%左右；每年上升4-7%，叫做溫和通脹；每年上升7%以上，并有超過10%的趨勢，叫做急速通脹；每年上升超過10%以上，叫做小跑式通脹；每年通脹率達15%以上，叫做惡性通脹，在其飛速加快時，個別時期可能超過100%；再嚴重的，還有奔騰式通脹和極度通脹。例如21世紀以來的津巴布韋，就是如此。
現在按官方公布的數字，全國尚處在“步行通脹”的區域之內，海南10月CPI達到7.6%，就已經進入了“溫和通脹”的范圍。海南引起CPI增長的食品類價格，特別是蔬菜價格增長已經達到25%，就已經非常嚇人了。好在中央已經開始動用強力手段，開始收緊貨幣政策。這就意味著貨幣政策開始轉向，開始退出寬松政策。假如有必要，就會提高銀行利率，完全退出。那么，繼續維持經濟高速增長，就剩下積極財政政策這一臺發動機，就是純粹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了。貨幣主義的這一手已經轉向，變成了盾；凱恩斯主義那一手繼續苦撐，繼續作矛。到了那里，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才是正牌的凱恩斯主義。
矛盾反向發力，倘若矛力大于盾力，我國仍留在跑道上；如果盾力大于矛力，則說明我國也退出了馬拉松，跑道上只剩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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