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根良：保護主義--從殖民地經濟中拯救中國

保護主義：從殖民地經濟中拯救中國[①]

賈根良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北京 100872）

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偠灾杂少Q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

                               ——馬克思：《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1848年

我是自由貿易的堅定支持者，……自由貿易不僅會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而且會促進世界的和諧，還能改變和提高人們的生活。

                               ——溫家寶，2010年3月14日

自由貿易理論和自由貿易制度就如同美國有毒的金融產品一樣，是專門為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量身定做的毒藥，美國人從來就不相信自由貿易理論，他們從來也沒有實行過自由貿易。正如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發生后，那些對外開放程度高的國家遭受到沉重打擊一樣，我們有可能重新目睹這一幕在中國的重演。

                               ——作者論文題記，2010年7月

摘要：歷史經驗說明，保護主義和內向型經濟是發展中大國經濟崛起的必由之路。英國通過保護主義造就了產業革命的輝煌，美國通過典型的內向型經濟實現了對英國的趕超。那種把保護主義看作是落后的代名詞，認為保護主義無法解決技術進步問題并導致企業不能承受國際競爭的看法與歷史經驗大相徑庭。我國以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鏈和依賴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是目前我國經濟陷入諸多經濟困境的主要根源，它正在使我國在殖民地經濟中越陷越深，這使我們不得不重新認識保護主義和內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經濟學原理。為了從目前的經濟困局中突圍出來，為了從殖民地經濟中拯救我國，并重新開啟中國經濟崛起之路，我國亟需保護主義并轉向內向型經濟，這是我國實現自主創新、建設和諧社會、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環境友好和節約型社會并逃脫美元陷阱的根本性途徑。為此，本文提出了中國保護主義經濟崛起的十大戰略方針。

關鍵詞：保護主義；內向型經濟；出口導向型經濟；自由貿易；中國經濟崛起

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后，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遭遇空前的危機，低端產品出口的大量過剩遭到了許多國家保護主義措施的任意宰割，日益暴露出它對我國國際競爭力的嚴重損害和失去抵御外部風險能力的嚴重弊端。在歷史上，歷來都是發達國家捍衛自由貿易而欠發達國家吁求保護主義。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美國采取針對我國的保護主義政策之時，我國卻成了自由貿易的堅定捍衛者，自以為大力支持自由貿易符合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利益。但實際上，這種信念的形成是由于不了解歷史而被比較優勢理論所欺騙的結果。凱恩斯曾有言，錯誤的經濟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歸屬，自由貿易使我國越來越陷入日益嚴重的經濟困境之中，最需要保護主義的實際上是中國而非什么別的國家，中國亟需發展戰略的大變革。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本文首先從英美經濟崛起的歷史經驗討論保護主義作為發展中大國經濟崛起之路的必然性，然后從黨中央近年來有關建設創新型國家、城鄉統籌、和諧社會、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等戰略構想入手，深入探討為什么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是落實黨中央這些戰略部署的唯一選擇。最后，論文提出了中國保護主義經濟崛起的十大戰略方針。

一、保護主義：大國崛起的秘訣及其歷史經驗

在歷史上，落后的發展中大國如現在的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等無一不是通過保護主義而崛起的。例如，英國通過保護主義的重商主義經濟政策，不僅擊敗了荷蘭和西班牙而崛起，而且也造就了對世界近代史具有決定性影響的產業革命。據歷史記載，英國國王喬治一世1721年在英國議會開幕時經人授意的開幕詞就概括了英國重商主義的基本原則：“輸出制成品并輸入原料，對于公共福利的促進顯然是再有利也沒有的?！?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2" name=_ftnref2>[②]但是，在其早期歷史上，英國卻是輸出原材料和農產品，輸入制成品，這是一種在經濟上處于他國殖民地的地位。因此，英國為了扭轉這種不利的國際分工地位，從15世紀末開始，就孜孜不倦地展開了長達三百多年的保護主義探求：1485年，亨利七世推出了大力支持羊毛工業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1587年完全禁止羊毛出口；1651年通過航海法案；1672年通過谷物法；1699年通過“羊毛法案”禁止進口殖民地的羊毛制品；擠跨愛爾蘭具有競爭力的羊毛工業；1700年英國國會通過一項禁止銷售印度棉布的法令。1721年，英國首相沃波爾以提升制造業為目標，推行明確的重商主義政策改革。1760年至1830是英國產業革命時期，雖然亞當·斯密在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中提倡自由貿易，但是1815年英國仍通過了新的谷物法，提高了對農業的保護力度，一直到1846年，當英國產業革命已經完成相當一段時間后，英國才通過取消《谷物法》，開始了維護其工業絕對領先地位的貿易自由化進程：1849年廢除《航海法》，1860年取消所有貿易和關稅限制，并把自由貿易打造成自由、民主和和平的化身，勸說落后國家也實行自由貿易。

但是，美國人很容易地就識破了英國人的伎倆。美國早期保護主義代表人物雷蒙德在1820年就指出，英國并不是靠亞當·斯密的方案致富的，而他們卻為了自己的利益讓別的國家來遵循這一方案，“這就很好地揭示了他們的目的，即鼓吹亞當·斯密理論體系的作用好讓別的國家上當，而他們自己是絕不會被自己所欺騙的”。[③]針對英國人有關自由貿易的勸說，當時的美國人回答說，“……自由貿易是一個理想，美國會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公開宣揚真正的世界主義原則。這將是當美國人口上億而且海上到處都有美國船只的時候；此時美國的工業已經臻于完善，紐約和費城分別成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商業中心和制造業城市；此時地球上再沒有任何勢力可以與美國這顆巨星抗衡，然后我們的子孫后代會在包括陸地和海洋在內的整個世界上公開地宣揚自由貿易”。[④]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從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實行了世所罕見的高關稅保護主義政策，正如托馬斯·K·麥格勞寫到的，“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美國國會中那些旨在保護美國新興產業、成長期工業以及弱小工業的政治勢力常常獲得勝利。因此美國經濟是在30%進口關稅的銅墻鐵壁的保護中步入成年期的”。[⑤]

美國經濟在1894年就崛起了，但其高關稅保護主義卻又繼續實行了四、五十年，只是在其工農業帝國的穩固地位無法被其他國家所撼動的時候，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才開始大力推行自由貿易，乃至到最后，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在2001年5月7日的講演中把自由貿易神話成了“在道德上也是勢在必行的”，該總統虛偽地宣稱，“當我們為市場開放進行談判時，我們正在為世界上的窮人提供新的希望。當我們推動貿易開放的時候，我們正在推動政治自由。”[⑥]但是，就在美國向其他國家不遺余力地推銷自由貿易的同時，誰人不知美國一直仍在搞貿易保護主義？可這世界上偏偏有傻瓜相信美國人的花言巧語，一個發展中大國的總理在2010年曾真誠地說，我是自由貿易的堅定支持者，……自由貿易不僅會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而且會促進世界的和諧，還能改變和提高人們的生活。這不禁使筆者想起了19世紀初一個類似的故事，當時英國試圖向法國、美國和德國推行坎寧-赫斯啟森自由貿易制度，法國和德國的自由黨黨員們，尤其是主張博愛的世界主義者都表示熱烈歡迎，為此興奮到了極點，但美國時任高級法院院長的鮑爾文先生卻一眼就看穿了英國人的兩面派手法，他尖銳地指出，“這個制度同英國多數的產品一樣，是專供出口的，不是為國內消費而設的”。[⑦]歷史具有驚人的相似性，這也是當今美國的真實寫照！

那么，為什么落后的發展中大國需要保護主義，而不要被發達國家所欺騙呢？19世紀美國學派的保護主義經濟理論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以技術進步為基礎的資本替代勞動甚至替代土地是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國際競爭就是由資本和勞動的生產率所塑造的。如果使用機器的一國的資本生產率是另一國體力勞動生產率的幾十倍甚或上百倍，那么，即使是該國的工資水平比另一國高幾倍甚至幾十倍，那么它所生產的產品的單位成本以及產品價格仍然可以比另一國更低，因此，正是高生產率的資本使得該國的高工資勞動力在價格上可以比另一國的低工資勞動力更廉價。由于生產率收益超過工資收益，所以在該國，利潤和工資可以共同提高，而工資水平的提高不僅可以刺激資本的替代，從而將進一步提高資本生產率，而且由于高工資，勞動者可以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操縱和建造生產率更高的資本貨物，從而該國可以在高生產率與高工資率之間形成一種正反饋的良性循環。但是，當高生產率的領先國家的勞動和資本與低生產率的落后國家的勞動和資本在自由貿易狀況下進行競爭時，高效率的必將淘汰低效率的，落后國家的勞動及其資本在國際競爭中將日益變成無用的廢棄物，從而陷入一種低生產率與低工資率的惡性循環之中。因此，為了阻斷這種惡性循環，落后國家就必須對工業資本投資實施關稅保護。

歷史經驗說明，保護主義而非自由貿易不僅是落后的發展中大國經濟崛起的前提條件，而且也是其經濟崛起的必由之路。但在過去三十年中，由于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有預謀地推進控制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保護主義經濟學和保護主義發展政策遭到極大貶斥，被華盛頓共識宣布為非法。在這種欺騙性思潮的影響下，自由貿易、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導向型經濟被看成了發展中國家唯一正確的發展道路。在中國，自由貿易已經普遍地被看作是正義的化身，學術雜志上發表的經濟學論文都在討論中國如何推進自由貿易，即使中國大豆產業的生存岌岌可危，即使中國國內市場被外國產品大量占領，即使中國產品遭到以美國為首的世界上許多國家保護主義措施的圍追堵截，也沒有人敢說要拿起保護主義的武器，捍衛中國的民族產業和保護中國的國內市場。究其原因就是人們受到新自由主義的欺騙太深，已經把保護主義看作是落后的代名詞，認為在保護主義的壁壘之下建立的企業依賴國家的保護主義措施，不思進取和缺乏競爭，更遑論承受國際競爭；認為保護主義無法解決技術進步問題，只有通過自由貿易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才能達到“市場換技術”的目的。這些看法不僅存在著基本的邏輯混亂，而且也與歷史經驗大相徑庭。

我們這里僅以美國為例說明這個問題。[⑧]當美國在1815年之后開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時候，遭到了自由貿易主義者的激烈反對：保護起來的市場在工業產品上肯定是價高質次的，消費者要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更嚴重的是歐洲對美國工業高關稅將進行報復，使其農產品出口遭遇重大困難；而美國通過保護成長起來的工業將無法面對國際競爭，因此，當時許多人曾預言美國經濟必將崩潰。但事實上保護主義不僅沒有保護落后和破壞自由競爭，反而造成了過度競爭。在當時，與美國高關稅保護相映照的國內政策是自由放任，布萊恩就此曾有如下評論，“正是由于同時享受了自由貿易(作者的意思是指國內自由競爭)和關稅保護，才促成了美國史無前例的繁榮和驚人的發展”。[⑨]當時著名的美國學派經濟學家亨利·凱里堅信，只要通過保護排斥了國外的競爭，市場機制在國內就會帶來理想的結果，但他沒有想到國內的過度競爭有可能摧毀美國經濟[⑩]：19世紀70-90年代劇烈的競爭和快速的技術進步使許多企業來不及收回固定資本投資而陷入破產的境地，因此，高關稅保護下的自由競爭在當時遭到了因政策建議而得到美國政府多次嘉獎的威爾斯的堅決反對。[11]這種過度競爭的情況在當時同樣是保護主義的德國也出現了：德國在1879年開始提高關稅保護率，在經濟崛起時期依賴關稅和卡特爾實行“對外競爭、對內合作”[12]，“德國工業家和銀行家們大多視卡特爾為避免企業間‘毀滅性競爭’而創造出的‘必需品’”。[13]

美國實施高度保護主義的結果如何呢？到19世紀末，美國工業制成品的競爭力在國際上使許多國家難以招架，以至于1901-1902年在歐洲出現了大量的圖書，第一次向人們拉響了警惕“美國化”的警鐘。[14]我們知道，英國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技術革命的唯一領導者，但到了1875 年開始的第三次技術革命中，美國與英國和德國卻成了共同的領導者，而到了1908年開始的第四次技術革命時，美國卻成了唯一的領導者。這種成功的經驗以不可否認的事實證偽了中國新自由主義者的命題：保護主義阻礙了技術創新，否決了目前在中國仍有很大影響的“市場換技術”的論調和政策。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美國在科技落后和高度保護主義的閉關鎖國情況下，造就了自主創新的輝煌？這主要歸功于六個重要的因素：保護主義的基本國策、以收入均等為特征的廣闊國內市場規模、政府支持、土生土長的國家技術群體、組織創新和裝備工業的后來居上。[15]其中，廣闊的國內市場規模是美國實施高度保護主義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如果說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國家規模小，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將受到嚴重的制約，但這種制約對當時的美國是不存在的，對目前的中國更是不存在的。但是，中國需要保護主義并不是因為這個理由。

二、為什么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唯一選擇？

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爆發充分暴露出了我國以國際經濟大循環經濟戰略為基礎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所存在著的致命弊端：由于模塊化生產和美元霸權的支配性影響，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不僅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被鎖定于了“擔水劈柴”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國受到了美元霸權的殘酷掠奪，這是我國經濟雖然高速增長，但已經無法再像戰后日本和韓國那樣使全體國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與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初衷相反，“大進大出”不僅沒有解決沿海與內地的矛盾，反而導致了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畸形的外向與內需相分割的“二元經濟”，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并引發嚴重經濟泡沫的主要原因。這種戰略不僅沒有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系，反而卻造成了重工業的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局面，并成為高等教育沒有出路、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后、“三農問題”成為死結和就業問題日益嚴重的重要根源。[16]在已經發表的其他論文中，作者也已經指出，以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鏈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是美元霸權蓄意剝奪我國經濟的戰略安排。令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這一戰略無意間竟然與美元霸權的戰略意圖相吻合，美好的初衷竟然使該戰略成為一條中國通向貧困和依附型經濟的道路，這豈不令人悲嘆！

幸運的是，新世紀伊始，黨中央就已經意識到目前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所存在的嚴重問題，相繼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城鄉統籌、創新型國家、環境友好和節約型社會的戰略思想；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又正式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布局。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后，胡錦濤總書記又多次強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在這種思想指導下，2010年兩會召開前夕，人民日報發表政論文章，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中國 20世紀以來曾有過的兩次決定現代化命運的重要轉型——60年前新中國的成立及30年前的改革開放相提并論，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看作是我國第三次社會經濟大變革。[17]但是，目前的中國經濟學界由于受到傳統思維模式的嚴重限制，難以對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鏈、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導向型經濟進行深刻反思，更不用說認識到最需要保護主義的實際上是中國而非什么別的國家？筆者將從黨中央提出的建設創新型國家、和諧社會、城鄉統籌（包括解決“三農”問題）、環境友好和節約型社會等戰略構想以及應對美元霸權問題入手，對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為什么不僅是實現黨中央戰略構想而且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唯一選擇加論證。[18]

第一，自主創新和創新型國家建設離不開保護主義。我們知道，科技進步是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但許多人并不了解，高端產業和各產業的高端環節是科技進步的載體、是國際競爭力的基礎。落后國家之所以落后，其主要表現就在于這些高端產業和各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的落后，落后國家如果要自主創新，它就必須扶植和保護這些產業；而由于這些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它就只能在國內為其創造市場，否則，沒有市場，這些產業將如何發展？而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外有境外高端產品的出口對本國市場的巨大沖擊，內有本國政府大量引入的強大的外國直接投資的不公平競爭，如果高端產業和各產業高端環節的民族企業連自己本土的市場都無法保有，他們怎能還有技術進步的動力？因此，為了降低民族企業自主創新的系統性風險，為其創新收益提供可靠的預期，落后國家就必須對高端產業和各產業高端環節的民族企業和國內市場采取保護主義措施。

在歷史上，落后國家為了保護民族企業和國內市場，主要采取了關稅保護和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措施。人們已經了解到關稅保護的作用，但對英國和美國在經濟崛起過程中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史實并不了解。實際上，英國的商業以前完全掌握在外國人尤其是漢撒商人的手中，甚至使用的貨幣也是漢撒同盟的，當時的英國人把漢撒商人稱作“東方人”，英鎊（“sterling”或“pond sterling”）就是從“東方人”（Easterling）這個字眼而來的，這種情況比當今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國內流通美元的情況還要嚴重，英國崛起是在清除掉外國商人和金融家對本國經濟的這種支配后才開始的。美國的經濟崛起也是在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情況下實現的，正如利普西指出的，“美國在19世紀許多行業技術落后于歐洲國家，令人驚訝的是，這些行業中基本沒有直接投資，而直接投資是開發優勢技術的天然渠道”。[19]實際上，這是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因為如果容許發達國家的高端產業和各產業高端環節的企業在東道國沒有限制的生產，這與這些企業通過出口產品到東道國打敗東道國企業有何差別？這就是為什么同樣是保護主義，英國和美國崛起了，而拉丁美洲在戰后卻半途而廢的重要原因。

第二，保護主義是中國民族產業和工人階級共同的利益之所在，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資本家資本積累的擴大、工人工資的提高和政府稅收的提高能否同時發生？西方主流經濟學及其鼻祖之一李嘉圖認為，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在他們看來，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零和博弈，一方的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所失。李嘉圖認為，社會總產品是一個確定的量，由于工資和利潤是按相反方向變化的：工資上漲，利潤就下降，反之亦然。所以，如果在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進行分割，就必然表現為這兩個階級之間經濟利益的對立；而按照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人口密集的落后國家具有低工資的競爭力，如果落后國家提高工人工資，發達國家的貿易利得就會減少。因此，在美國學派代表人物亨利·凱里看來，李嘉圖的經濟理論是一個挑動階級斗爭和民族仇恨的經濟學體系。

西方主流經濟學和李嘉圖經濟學錯誤的根源就在于其理論是以報酬遞減為基礎的，他們的經濟學體系根本就無法處理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報酬遞增問題，也無法處理科技進步的收益在國家之間和社會各階級之間公平分配的問題。在美國學派和演化經濟學看來，正是由于科技進步所帶來的高創新率和高水平進入壁壘所產生的高附加值創造了可以由資本家、勞工和政府共同分享的生產率增益，資本家資本積累的擴大、工人工資的提高和政府稅收的提高才有可能同時發生，一方的增加沒有必要導致另一方的減少。一國能否抓住這些高質量的生產活動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礎，由于高端產業和各產業的高端環節是科技進步的載體，因此，如果一國把這些高質量生產活動及其創新收益拱手讓渡給發達國家，那么這個國家就必然會在利潤、工資和稅收之間相互傾軋，這就是目前的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正是按照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以所謂低工資競爭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才造成了今天社會不和諧的局面。因此，要建設和諧社會，中國就必須對高端產業和各產業的高端環節進行保護，只有把這些高質量生產活動的創新收益完全控制在自己國家的手中，國家才有基礎通過調節利潤、工資和稅收的關系實現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因此，保護主義是中國民族產業和工人階級共同的利益之所在。

第三，保護主義是城鄉統籌和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基礎。在歷史上，我們可以觀察到，成功的農業僅存在于工業也取得成功的地區。工業由于技術創新的機會窗口大，其創新活動所產生的“不斷涌來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農民通過收入分配的系統協同效應分享了工業技術創新的收益，這是為什么凡在工業發達的地方，農民也比工業不發達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的原因；同樣，發達國家理發師的實際工資為什么5倍于生產率相同的發展中國家同行也是基于同樣的原因：發達國家工業創新的收益為其理發師的高收入提供了基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產業分工的深化，產業創新的機會窗口都聚集在了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而低端環節基本上都成為“技術死胡同”，即使是信息高技術產業也不例外，正如富士康高科技血汗工廠在中國沒有產生技術擴散所證明的。由于我國通過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鏈，導致我國工業完全被擠壓到產業價值鏈的低端環節，雖然工業增長速度很高，但這是一種“無技術的工業化”?！盁o技術的工業化”使技術創新的成果幾乎全部被發達國家所攫取，我國城市部門（工業和服務業）的收入提高和政府稅收增加就成為無源之水[20]。如果城市部門收入停滯不前，對農產品（特別是對高附加值農產品）的需求就不會增加；如果政府無法通過稅收的形式分享技術創新的收益，它就無法像目前的發達國家那樣通過對農業的大幅度補貼和提高農產品價格使農民分享工業技術創新的收益。由此可見，中國“三農”問題的根子在于中國“無技術的工業化”，在于自由貿易的全球化，我國只有通過保護主義，從根本上解決了“無技術的工業化”問題，城鄉統籌和“三農”問題才能迎刃而解。

第四，只有在保護主義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建設環境友好和節約型社會。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環節是以消耗大量資源并造成環境污染為特征的，因此，我國通過利用所謂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和引進外資加入到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所造成的環境污染是有目共睹的。眾所周知，目前我國80%的江河湖泊斷流枯竭，絕大部分森林已經消失；世界銀行報告列舉的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國就占了16個。據報道，在我國引進外資最多和“世界工廠”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雖然在面積不大的區域內創造了我國30%的對外貿易額，但代價是深受污染之痛，且持續已久。相關調查結果顯示，廣東珠江三角洲近40%的農田菜地土壤遭受重金屬污染，且其中10%屬于嚴重超標，這直接導致當地葉菜類蔬菜的污染情況十分嚴重。[21]自由貿易還導致了我國大量自然資源被破壞性的開發并通過廉價出口流入發達國家，稀土只不過一個較突出的例子而已。因此，為了建設環境友好和節約型社會，我國就必須大幅度壓縮產業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大力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端產業和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顯而易見，如果不通過保護主義措施扶植這些高質量生產活動的民族企業并保護其國內市場，建設環境友好和節約型社會的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

第五，重走保護主義的內向型經濟是解決美元霸權問題的根本辦法。在美元霸權的支配下，美國政府可以通過沒有成本地印刷美元無償地占有其他國家生產的產品。因此，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美國政府就蓄意地通過新自由主義大肆詆毀內向型經濟，把出口導向型經濟推薦為我國經濟發展唯一正確的道路，因為按照美元霸權的邏輯，只有在我國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對美國貿易存在著持續貿易順差的情況下，美國才能不勞而獲地通過印刷美元紙幣換取我國的出口品。同時，美國政府又迫使我國把出口獲得的大量美元儲備購買美國國債，并通過濫發美元等使這些美元儲備不斷貶值，最終失去經濟價值，從而使我國深陷“美元陷阱”之中。我國深陷“美元陷阱”的主要根源在于出口導向型經濟，在于實體經濟，顯而易見，如果中國的進出口保持長期的動態平衡，我國就不會積累這么多的美元儲備，也不會陷入“美元陷阱”。因此，如果沒有終結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那么，在紙幣經濟的時代，無論是儲備貨幣多元化還是不切合實際的建立與主權脫鉤的世界貨幣都無法解決美元霸權問題。要解決美元霸權問題，就必須破除對出口導向型經濟或外向型經濟的迷信，就必須重走保護主義的內向型經濟。從歷史經驗角度來看，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完全不適合大國經濟，更不適合于發展中大國的經濟追趕。美國的經濟崛起就是通過保護主義和典型的內向型經濟實現的，這是一條值得我國效仿的發展道路。

三、中國保護主義經濟崛起的十大戰略方針

綜上所述，保護主義和內向型經濟是實現黨中央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和諧社會、城鄉統籌、建設環境友好和節約型社會的必然選擇，是應對美元霸權問題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最后將不得不面臨的抉擇。如果仍然繼續沿襲以自由貿易、利用廉價勞動力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鏈和依賴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中國不僅不可能崛起，而且將會在依附型經濟中越陷越深。目前的中國經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這是胡錦濤總書記多次強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的重要原因。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實質就是發展戰略的大轉型，越早一點重走保護主義的內向型經濟發展道路，中國經濟就多一點主動權；越是拖延，中國經濟所積累的內外部矛盾就越難以收拾。我國亟需盡早做出戰略規劃，經過若干年調整和準備，堅定不移地全面實施保護主義的內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有可能從殖民地經濟中解脫出來，并重新開啟經濟崛起之路。若干年的調整和準備至關重要，否則，就像對重癥病人施以猛藥一樣，很可能病人就會被治死。據此，本文提出中國保護主義經濟崛起的十大戰略方針。[22]

第一，抓住高端產業和各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特別是要把資本貨物工業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資料工業在國際經濟中的領先地位作為奮斗目標。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的，高端產業、各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特別是資本貨物工業是科技進步的載體，是報酬遞增的源泉，也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它創造了可以由企業家、勞工和政府共同分享的生產率增益，是社會各階級利益和諧賴以實現的基礎。一旦一個國家喪失了對這些高質量生產活動的控制權，那么，這個國家將不僅在自主創新上舉步維艱，而且它也將喪失高質量生產活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使其生產率增益普惠于報酬不變和報酬遞減的行業以及提高全體國民公共福利的機會。在歷史上，德國、美國和日本之所以沒有能夠淪為外國的殖民地，反而卻相繼崛起，其原因就在于通過幼稚工業保護大力發展他們當時的高質量生產活動。目前，我國民族企業在這些高質量生產活動上根本就不具備國際競爭力，因此，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國需要通過保護主義措施對這些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加以扶植和支持，具體地說需要采取以下第二和第三點論述的保護主義。

第二，大幅度提高關稅保護水平，堅決杜絕在中國推廣轉基因產品技術，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的談判，拒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保護我國高質量生產活動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提高關稅保護程度，但我國目前的關稅水平是9.9%，而全球的關稅總水平卻是39%，這樣的關稅水平太低，不僅無法保護我國高質量生產活動，而且也無法保護我國大豆生產等許多傳統產業。因此，我國應該與WTO重新談判，大幅度提高關稅保護水平，如果達不到目的，就退出WTO。但是，目前的當務之急則是要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的談判，拒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因為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雖然可以使我國低端產品的外銷得到擴大，但大量的外國高端產品將嚴重沖擊國內高端產業，使我國自主創新政策的實施受到嚴重限制。而如果不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我國還可以在WTO框架下有一定空間，使用產業政策支持民族產業的發展，特別是支持自主創新產品的發展。目前，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問題正在加緊研究，預計在2012年完成研究工作并付諸實施。筆者認為，由于我國在高端產業處于劣勢，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將進一步加重我國“出口低端產品并進口高端產品”的格局，特別是日本不懷好意地建議中國高科技產品進口應該實施零關稅政策，其目的就是徹底摧垮中國的高端產業，造成我國對日本經濟結構的徹底依附。如果日本能夠達到這種目的，這無異于現代版的“大東亞共榮圈”，日本通過戰爭沒有達到的目的將通過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而得以實現。我國具有巨大的市場規模，國內市場應該為民族產業保留市場，完全沒有必要與日本和韓國搞什么自由貿易區。

第三，停止引進外資和回購外資企業。筆者曾撰文討論了外資對中國經濟的十大危害：它是中國深陷美元陷阱、人民幣被迫升值和中國經濟“自我剝奪”的罪魁禍首，它嚴重地阻礙了中國內需產業和內地經濟的發展，最終將使中國創新型國家建設成為泡影；并成為尋租、滋生龐大買辦利益集團和干涉中國內政的強大力量。它加快了通過掌控產業價值鏈壟斷和支配中國經濟的進程，因而成為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破壞和諧社會的隱蔽性殺手，并通過擠占民族企業的投資機會成為催生中國泡沫經濟的重要因素。外資不僅加劇了我國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而且它還通過直接投資特別是金融自由化直接掠奪我國自然資源和金融財產，并最終將造成這樣一種可怕的前景：即使中國保護本國市場也主要保護的是外資企業，從而使外資支配中國經濟的格局永久化。所謂缺乏資金、轉移技術和“攪局”中國經濟等引進外資的所有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誤國誤民之論，引進外資對中國經濟已是百害而無一利。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國必須停止引進外資并回購外資企業；而對那些我國政府沒有回購的外資企業，也要通過各種政策措施，促使其服務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23]

第四，重新恢復國民經濟平衡發展的基本方針，其目的是為我國高端產業和各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創造國內市場。由于我國高端產業和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在今后相當一段時間不可能有較大的國外市場，我國只有抓住國內市場為其發展創造條件，而這種市場只能來自其他產業特別是低端產業的需求。但是，近十幾年來，由于我國放棄了國民經濟平衡發展的基本方針，片面地強調融入全球化，結果是造成了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致使我國深陷對外國低端產品市場依賴的陷阱，并造成我國對外貿易條件不斷惡化，而高端產業和各產業價值鏈高端環節的高端產品則大量地依賴進口，嚴重地沖擊了高端產業和各產業價值鏈高端環節的民族產業的發展，不僅使我國經濟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嚴重下降，而且形成了“進口高端產品、出口低端產品”這種在新的國際分工形勢下對發達國家經濟依賴的格局。因此，為了扭轉這種局面，為我國高端產業和各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創造市場，我國需要重新強調國民經濟平衡發展的基本原則，大力壓縮產業價值鏈低端環節和低端產業的產能規模，為高端產業和產業高端環節的發展騰出空間，這些產業的發展不僅可以為原先用于出口的低端制造業提供新的市場，而且他們也能與農業之間形成互為市場的良性循環，從而推動內需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

第五，大力發展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使之成為我國高端產品的銷售市場，以彌補國內市場對民族高端產業的需求不足，從而使之成為推動我國高端產業發展的補充推動力，并使之成為我國有保證的原材料來源地。美國在其經濟崛起過程中，為了避免當時發達的英國經濟對美國經濟的掠奪和壓迫，美國通過高關稅保護在一定程度上與英國經濟隔離開來，但卻大力發展與其經濟發展程度相當或比其發展程度低的國家之間的貿易，特別是把經濟發展程度低的國家作為其高端產品的市場，從而在國外創造了對本國高端產品的新的需求，為其弱小的高端產業發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場空間，美國的這種歷史經驗非常值得我們深思和仿效。對外貿易對一國的國民經濟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一國可以通過對外貿易，推動國民經濟在國際分工中的產業升級，這不僅可以加強本國經濟的獨立自主，而且還可以使外國經濟對本國的技術、高附加值的高端產品和產業產生依賴，從而對外國經濟產生支配性的影響，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就必須實現從“進口高端產品并出口低端產品”向“進口低端產品并出口高端產品”的轉變，從英國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這就是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實質。因此，把經濟發展程度低的國家作為我國高端產品的市場不僅為我國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了歷史契機，而且還為我國獲取國外資源提供了財力保障，因為對于我國來說，只有通過高端產品出口的不斷增長，才能有不斷增長的財力交換我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大量自然資源。

第六，嚴格限制乃至禁止原材料和不可再生資源出口，并把資源型外資企業全部收歸國有。為了打破我國深陷對外部資源嚴重依賴和深陷本國資源廉價出口的陷阱，我國需要盡快建立戰略性資源儲備制度，而且還應該當機立斷，逐步停止我國不可再生資源出口并將全部資源型外資企業收歸國有，主要理由如下。首先，為了避免我國外匯儲備的貶值，許多學者提出了運用外匯儲備購買境外礦物、燃料和農業資源作為我國經濟增長之投入所需的儲備，但與其這樣做，還不如停止我國不可再生資源的廉價出口。其次，目前我國已是自然資源進口大國，未來50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我國面臨著過去任何一個國家工業化過程中所沒有遭遇到的空前資源壓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是靠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發展起來的，我國不可能走這條道路，所以禁止不可再生資源出口就顯得尤為重要。再次，由于我國沒有核心技術和產業落后，在外資控制產業價值鏈的情況下，使用我國自然資源生產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實際上也是為他人做嫁衣，也是在將我國寶貴的自然資源財富拱手讓給外國消費者。最后，我國自然資源行業中的外資企業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只有把資源型外資企業全部收歸國有，我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外資企業掠奪性開發和出口我國自然資源的混亂局面。[24]

第七，中國最大的“比較優勢”在于豐富的人力資本和潛在的科技優勢而非廉價勞動力，這為中國開發這種最豐富的要素稟賦并崛起為世界科技創新第一大國創造了別國難以匹敵的優勢。我國人口眾多的優勢在哪里？是在于廉價勞動力（實際上也就是貧困勞動力）這種所謂低成本的比較優勢，還是在于人力資本和以人力資本為基礎的科技創新的潛力？林毅夫所提倡的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和李嘉圖理論一樣是一種極其靜態的理論，它假定所有國家的勞動力都具有相同的生產率，完全排除了美國學派有關科技進步對國家間工資成本變動的決定性影響：高工資國家的高資本生產率是使該國高工資勞動力比低工資國家在勞動力成本上還要低廉，因而成為其國際競爭力的基礎；[25]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說學還完全忘記了目前發達國家的這種高資本生產率在歷史上都是通過保護主義措施從無到有地創造出來的。目前的經濟學文獻已經對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理論提出了許多批判，但在筆者看來，這種理論最大的錯誤在于它只把勞動力看作是一種成本要素，并假定它與自然資源一樣是一種沒有能動性和沒有創造力的呆滯性的生產要素，這與人的知識、技術和創造力是世界經濟發展推動力的歷史完全不符。中國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在國際上申請的發明專利還趕不上韓國；英國只有6000萬人口，卻在航空等五六個領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難道中國拿出6000萬人口專門從事科技產業，還搞不過英國和韓國？！原因何在？發展戰略的錯誤是第一位的，我國之所以急需高度保護并大力發展以技術和知識密集為特征的高端產業、各產業的高端環節和資本貨物工業，其目的就是為了開發我國豐富的人力資本稟賦，把我國從廉價勞動力的出口型經濟中解救出來，否則，中國高等教育就沒有出路，中華民族就沒有出路。

第八，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特征的內向型經濟發展戰略要以工人農民的收入增長為引擎。按照演化經濟學的看法，國民財富的增進主要表現為本國普通國民實際工資的增長，也就是內需的增長，這不僅是衡量國富國窮的根本標準，也是經濟發展的基本推動力。正如楊格指出的，分工也就是經濟發展受市場規模的限制，而市場規?！安皇菃渭兊拿娣e或人口,而是購買力”，[26]也就是普羅大眾的實際工資。因此，一個國家的國民特別是占國民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以及中產階級實際工資的提高就意味著市場規模的擴大，它給企業提供了更大的投資和獲利機會，而實際工資的提高又迫使企業不得不通過技術進步應對工資成本的上升，因此，在實際工資提高和技術進步之間就形成了良性循環，這才是經濟發展的正確道路。但我國目前以廉價勞動力所謂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是與此背道而馳的，如果使用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來粗略地衡量國民收入作為經濟發展的引擎，美國是71%，世界平均值大約在55%左右，而中國只有35%。中國10億工人農民收入太低，這是我國內需長期無法啟動和外貿依存度高居不下的根本原因。不言而喻，按照演化經濟學的看法，工人農民的收入增長作為經濟發展的引擎是以本國占有全部或者絕大部分技術創新租金為基礎的。因為有人把拉丁美洲各國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看作是拉美陷阱的表現之一，因此，我們在這里有必要指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拉丁美洲之所以出現所謂的“福利趕超”，其成因也不在于樊綱等人所說的理由，[27]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外資通過控制拉丁美洲各國的高端產業和各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不僅占有了全部技術創新租金，而且也攫取了額外的利潤，因此斷絕了拉丁美洲各國提高國民收入的源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改善國民福利，其表面現象必然呈現為“福利趕超”。

第九，大力發展國內區際分工和區際貿易，以開發中西部為重點，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工業特別是高端產業集中在沿海地區的不合理狀況。如果說小國沒有外貿，就不能實現規模經濟，那么，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超過美國、歐盟、日本和俄羅斯的人口總和，從人口上來說，我國具有世界上任何國家或歐盟都無法企及的最大的內需市場，完全可以在任何產業上達到規模經濟，對外貿易并不重要。通過大力發展國內區際分工和區際貿易的國內經濟大循環，這樣無與倫比的大市場為我國實現高端產業、各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特別是資本貨物工業在國際上的領先地位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國內市場，這也是筆者為什么反對與日本和韓國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重要理由。而且，我國地域廣闊，任何一省的人口規模都比北歐國家大得多，但北歐諸國在某種制造業上都有自己在國際上領先的地位，瑞士還在金融業上具有國際競爭力地位，北歐諸國的專業化經驗值得我們在發展國內區際分工和區際貿易上加以借鑒。但是，由于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所產生的路徑依賴和鎖定，雖然10年前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但我國工業特別是高端產業集中在沿海地區的狀況根本就無法改觀。因此，我國只有拋棄出口導向型經濟，掉頭向內，西部大開發戰略才能取得成功，工業中心才能實現向中西部轉移，這對于解決我國東西部之間日益加劇的交通、收入分配、產業布局、社會問題（留守兒童和留守婦女等）和國家經濟安全等諸多矛盾具有重大意義。

第十，內部改善：以保護主義為特征的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需要我國在國內流通體制、基礎設施、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等內部環境上痛下苦功。到過發達國家的許多人都會發現，中國生產的產品在國外比國內不僅便宜許多，而且質量也好的多，相對于中國人的收入水平，這種現象是極其不正常的。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何在呢？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和美元霸權是其重要原因。[28]但是，為什么許多企業無視國內龐大的市場規模而偏愛出口呢？原因就在于國內市場的嚴重分割。

造成國內市場分割的因素很多，本文只舉兩個例子說明這個問題：（1）國內流通體制嚴重不暢的沉疴。據報道，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由于外銷困難，國內一些營銷商從外貿企業采購到一些產品，上市后被搶購一空。但是，“即使是金融危機到來的今日，出口轉內銷也是外貿工廠的下乘之選”，[29]原因就在于國內營銷商“沒有止境的貨款拖欠”和超市向供貨商收取的高額“合作費”等；（2）基礎設施如高速公路等部門作為暴力行業，大幅度提高了商品流通成本，嚴重地阻礙了國內分工和區際貿易的發展，以至于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作家魏城吃驚地發現：從中國大陸運貨到美國的運費竟然比從廣州運貨到北京還便宜！基礎設施之所以稱為公用事業，其作用是為了降低生產和經商的成本，因此許多國家嚴格限制收費高速公路的發展，但在我國，90%以上的高速公路都是收費公路，即便把全世界高速公路收費里程都加起來，也僅僅相當于中國高速公路收費里程的四分之一。據《山西日報》和《中國公路網》報道，山西省高速公路全程約2千公里，2008年收取通行費達到87.16億元，每公里一年收費超過400萬，堪稱是舉世罕見的暴利產業，地方官員的第二銀行。連審計署署長都驚呼，中國高速公路變成了高價公路，更為關鍵的是，中國的公路已不再是公路，而變成了名副其實的私路。[30]收費高速公路滋生了嚴重的揮霍和腐敗，“中國交通系統的腐敗是中國社會一個巨大毒瘤，其中高速公路的腐敗由于體制痼疾更為觸目。”[31]至于中央地方分權體制和GDP作為考核地方政府官員的指標所導致的國內市場分割已是有目共睹的現象。

我們搞了三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為什么國內市場的統一問題至今仍然困難重重？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在許多時候都是為了與全球化接軌并為出口導向型經濟服務的，而出口導向型經濟在許多方面卻助長了國內市場的分割。然而，一旦我們驚異地發現，我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竟然是一條通向貧困和殖民地經濟之路時，我們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上難道就不需要一種大變革嗎？從對外開放轉向啟動內需的國內經濟體制：內部改善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新的攻堅點。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