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把“十二五”期間列為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五年，寄希望通過五年時間實現經濟結構的大調整，這是一種非常正確的思維轉變，也是中國未來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不管在這個過程中有多少困難需要克服，但是目標是既定的，決心必須是堅定的，只有狠下一條心勇敢向前走，中國經濟才能夠轉向以內需為主的內向型經濟，產業結構才能逐步改變重工業比重過大的局面，服務業才能迅速放大，從而減少經濟對出口的過度依賴，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刺激內需”是第一位戰略任務，不把人民群眾的內部需求激活，所有的口號都將淪為空話。怎么樣才能實現這個目標呢？我認為未來五年至少要做好以下幾個大的政策轉變。
一 鼓勵動態消費 抑制靜態消費
我們在談到消費的時候，往往都是按照書本上所講的消費概念或者是官方的消費定義，我想提出兩個新的概念：動態消費和靜態消費。什么是動態消費？簡單講，用于非投資性商品的貨幣在市場發生動態流動的消費即是動態消費，例如居民日常生活所購買的消耗性商品、一次性服務、娛樂、旅游等等。什么是靜態消費？用于投資性商品或者購買有價證券的消費為靜態消費。靜態消費是一種嚴重影響貨幣流動的消費，例如，購買商品房，表面上看，買一套房需要50萬元或者500萬元，但是，這些消費大部分發生在銀行帳面上，而不會在短期內引起商品的有效損耗，不會形成新的貨幣周轉。商品房的購買過程還伴隨著兩個約束動態消費的“冷約束項”：一是壓制了居民正常動態消費的消費空間和消費能力，一輩子的生活都要受房子的限制；另一方面，促使財富快速向少數人手上集中，包括商品房在內的所有投資性產品的開發都是資本與特殊商品相結合的資本運作過程，大部分老百姓需要一輩子為房子努力，必然就產生另外一種現象——少部分人可以一輩子花大部分人的錢，而擁有大部分財富的富貴階層無論怎么消費都無法帶動整個國家向內需型經濟轉向，只有絕大多數居民敢于和能夠消費，才會有真正的大消費，富人財富的增加引起的消費邊際效應很小，而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增加邊際效應很大。靜態消費與動態消費互為約束，有杠桿效應，而中國現在真正需要的是動態消費，只有動態消費才能把錢從銀行引向消費品市場。
“十二五”期間，政府要想真正實現轉型，政策就必須要抑制靜態消費，從某種意義上講，靜態消費不是真正的消費，它只能制造GDP，不能刺激消費欲望，不能讓消費品和服務商品找到足夠的市場，如何抑制？一看決心、二看政策指向。過去的二十年，中國經濟走入了一個不正常的唯GDP指標的二十年，在這二十年中，經濟結構、產業結構、需求結構都出現了嚴重的畸形變化，喊了多年的刺激內需始終沒有刺激出效果，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為了得到亮化的GDP，過分放任靜態消費的膨脹，而近十年又是一個造富的強化階段，絕大多數人民并沒有享受到這種GDP指標快速增長的好處，相反，中產階級現在都要計算著過日子，社會的整體消費量怎么能激發出來？下一步政策怎么走？我認為要果斷壓縮投資商品的活力，尤其是房地產要逐步從投資商品清單中劃掉，只有把這個影響居民消費的最大障礙物清理掉，消費之路才好走。政府的政策導向不是“投資”而是“消費”。近十多年，國家的有關宣傳一直在鼓勵投資，企圖讓所有中國人都成為投資家，正如當年誤導青年人個個都要成為比爾。蓋慈一樣。巴菲特只有一個，中國不需要巴菲特，就算中國人人都是巴菲特了，對中國又有什么好處呢？官方未來的宣傳重點應當放在引導消費上，要告訴中國人：我們不是光為世界人民生產廉價商品的，我們也要消費自己的勞動成果。政府一定要在消費環節上減稅，在投資環節上增稅。要讓投資品變得較難獲利，獲利了又較難為自己所得，只有這樣，他們才會不瘋狂地炒作投資品。
二 征“三稅”降“三公”減“所得稅” 發放全民福利
一個社會的財富總量是有限的，如果財富向少部分人集中的速度和方向不發生根本性轉變，任何刺激消費的理想都不可能實現，有些專家總是強調說：改革收入分配不是搞劫富濟貧。雖然用“劫富濟貧”這個詞不太妥當，但是，我想說的是，不把富人的財產進行二次分配，窮人就只會越來越多，那叫什么調節分配？調節分配不調富人的，那調誰的呢？調節貧富差距就是要從富人身上抽取財富，這不是中國的發明，是世界發達國家的通例。中國已經不是原來社會主義的平均分配方式了，中國的財富周轉方式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一種模式，西方國家雖然說是資本主義，但是，他們有一整套調節收入分配的合理機制，貧富分化比中國還小，而中國處在一種既非社會主義又非資本主義的“兩型制度社會”，窮人享受的是社會主義分配方式，富人享受的是資本主義掠奪方式，兩者之間的財富鴻溝越挖越寬，并且這種鴻溝在代際之間延續傳遞。公務員享受的也是類似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相對高薪及“三公消費”的特權（灰色收入也存在于部分人中間），這樣一來，不調富人的財富，收入分配怎么改革都無法改變兩極分化擴大的趨勢，怎么辦？有沒有辦法？我想有辦法，就看政府愿不愿意推動改革。
“征三稅”包括：遺產稅、投資所得稅和贈予稅。這“三稅”是最需要與國際社會接軌的稅種，中國喊“與國際接軌”已經喊了N年，但該接的不接，不該接的全接了，能不能征三項富人稅是考驗中國是否真正與國際接軌的試金石，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既得利益階層該得的也已經夠了，如果繼續讓他們洗劫財富已經違背了大多數中國人的意愿，完全有可能演變成階級對立，如果不及時調整主要矛盾，多年來積累的經濟成果將要被社會矛盾沖蝕掉，“征三稅”不是跟富人過不去，只是讓既得利益者回報社會、回報人民，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富人可以為富不仁的，也沒有富人群體可以回避這些稅種的，也許我們無法探究中國的富人到底有沒有原罪，但是，我們依法要求富人與國際接軌是合理的，富人任何環節的轉移財富和延續財富都應當被課以重稅，要讓財富代表一種符號和智慧，而不能讓財富代表一種權力和傲慢，更不能讓財富延續世代墮性，有人說中國人仇富，其實不，中國的富人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富人都更具有自由度，都更具有權力和尊嚴。
“降三公”就是要基本消除掉政府公務人員的“三公消費”，雖然說“三公消費”也是消費，但是，這只是少部分人的享樂，并不代表所有公務員主體，更不代表普通消費者，那些能夠取得“三公消費”權力的人一般都是富人，他本來就不是需要補帖消費的階層，把全國人民的公共財政用在他們身上，既影響了社會和諧，又降低多數人的消費能力，如果按2010年“三公消費”一萬億來推算，把這部分錢用到改善民生上（教育醫療等項目），每個公民都可以享受接近800元的福利，由此推動的二次消費估計可以達到三萬億以上，而用在少部分官員身上，可能真正促進市場消費的部分不足一萬億，因為有部分費用落到官員的口袋里去了，這些官員的消費能力與收入沒有多少直接關系，多一點少一點刺激能力極其有限。政府在未來五年，要下大力氣削減“三公消費”，真到最后取消。每年必須設立一個減少的額度標準，還要有一個五年削減計劃。
“減所得稅”是一項重要措施，尤其是要減工資所得稅，對于工新階層而言，不管白領、藍領還是黑領，錢就那么多，如果不考慮部分人有其它灰色收入的話，一般的人都不敢大膽消費，現在的所得稅顯然偏高，起收點設立過低，低得相當于只能讓人吃救濟。舉個例子講：一家三口，如果男主人每月2000元，女主人無業，還要養小孩讀書，男主人有400元的部分得交稅，雖然只交20元，但是，這個家人均消費只有660元/月，這對于一個物價高企的國家來說，跟非洲大部分國家的居民消費能力大同小異，跟美國吃救濟的家庭相比還相差甚遠。單職工家庭現在還不在少數，多得很。這樣的所得稅制顯然是不合理的，也是嚴重制約人民消費能力的，必須進行大的改革，尤其是要改“個人征收”為“家庭征收”，家庭單位的征收標準盡可能帶有前瞻性，起點要高，并且要動態調整，中國目前是GDP增速高和物價畸高的“雙高形態”，而居民平均收入在世界范圍內都呈現低水平狀態，《所得稅法》是“十二五”期間一部重點要調整的法律。
前面所講的三項措施，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實現經濟增長成果讓多數人享受到，都是為了更好地調節收入分配方式，都是為了讓財富在整個社會實現均衡流動，都是為了減小兩極分化，如果上述目標都能實現，那么國家的財力也會增強，向全民發放“國民性福利”的能力也大大加強，整個社會的消費熱情會普遍提高，“以內需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一定會慢慢成形，當然，要實現這樣一個過程也許會有很多阻力，但阻力不可怕，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十二五規劃”也應當考慮向阻力宣戰了，如果未來五年繼續沿用得過且過的思想運行，那么中國的問題可能會演變成危機。
三 新興產業要強力推動 要支持中西部先行
“新興產業”是近幾年來的一個流行詞，也可以算得上是一個新詞，但是，真正能夠弄懂這個詞的人并不多，包括政府某些主管部門也是一知半解的，在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過程中存在很多值得反得的地方。什么是新興產業？新興產業如何在中國進行布局？國家在新興產業振興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的新興產業目前的科技含量到底怎么樣？這些問題都需要在“十二五規劃”中重新厘清，否則，中國不但不能走在世界的前列，完全有可能又要變成未來世界新興產業的代工基地，我這樣說決不是危言聳聽，是真實的危機。
什么是新興產業？世界已經經歷了三次科技革命，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進行之中，單從科技的原始貢獻來看，中國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的貢獻仍然接近于零，仍然沒有擺脫前三次科技革命進程中的邊緣地位，中國的科學家們還沒有做出任何象樣的原始創新，那么，當中國提出要振興新興產業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要面對一個問題：新興產業的技術從哪里來？只有技術在自己手中，我們才能夠做出獨立于世界的新興產業，如果我們仍然依靠“引進來”的老路，根本就無法談振興的問題，電視機產量中國規模大不大？大得很。但是，有戰略意義嗎？沒有，賺的都是辛苦錢，做的都是代加工。汽車產業大不大？大得很。但是，到目前為止，小汽車的底盤90%都是依賴進口技術，我們自己能有多大利潤可得？別看公司還賺錢，賺的都是國家政策支持的錢，大頭都是跨國企業拿走了。這就是中國GDP增長快，人民生活水平增長不快的原因所在。
中國在“十二五規劃”中，我堅決反對把新興產業圈定太大的范圍，不要選取七大行業，在一個五年計劃中，能重點突破三個產業就非常偉大了，哪談得上七個產業，在本意見中，我無法對各個產業一一論述（如需要，可以另呈），我只想談幾個提示性看法：第一個看法是不要把新材料當作新興產業。人類近二百年以來，新的材料一直都是在層出不窮的涌現，鋁材曾經稀有，后來不稀有了，塑料曾經稀有，后也不稀奇了，目前的所謂新材料都沒有革命性的質變，都只是在傳統材料基礎上的改良，在若干看得見的時期以內，仍然看不到革命性的轉變，中國在這方面并不具備突破的可能，不要強行把這個行業放在“十二五規劃”的戰略重點行業，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科學研究是可以的，但決不可以把它當作戰略性產業。第二個看法是新能源產業。從現實科技核心知識產權來看，中國也是落后的，新能源產業的核心技術大多掌握在西方國家手上，但是，這方面中國落后相對較少，如果重點突破的話仍然有局部爭取到制高點的可能，尤其是風能、太陽能和電池技術，中國有廣闊的資源和產業環境，只有風能和太陽能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環保能源，鋰電池技術本身不環保，但電池技術的成熟為以后間接利用風能、太陽能具備了可能性，是減少傳統能源的技術瓶頸之一，國家政策在規范新能源產業的問題上核定技術起點要高，不需要過多地關注產能問題，既然是新能源，既然是戰略產業，五十年內都很難說是過剩產業，國內過剩了，國際上并不一定過剩，只要是技術前沿的項目要大膽地上，大量地上，最后通過產業來帶動科技進步。第三個看法是生物技術。生物技術的應用很廣泛，并不只是限制在制藥領域，與人類生活相關的各類必需品都有可能與生物技術有關，就看符合人類健康生存的生物技術到底發展到何種地步，理論上講，現在有的都可以造得出，現在沒有的，也能制造得出來，生物技術的發展幾乎是可以無限擴展其品種的，中國最緊迫的是盡快進行生物技術立法和生物制品安全立法，以確保新的生物技術能夠不加害于人類，生物制藥可以重點突破。第四個看法是新興科學技術的國家體制的建立。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曾經在很多領域采用“舉國體制”，象軍工產業、高科技產業和基礎理論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后來，這種體制慢慢解體了，隨著“舉國體制”的解體，中國獨立的核心技術掌握能力也越來越弱化了，目前，表面上看中國是充滿高科技產品，但實質上核心技術的自主化程度比以前還低了，當前的科技是用市場換來的人類科技進步的共享成果，不是自己的成就，這種狀況不能長此以往，必須在新興產業領域重新搞“舉國體制”，象“新能源、生物技術”必須由國家投入集中研究，以國家知識產權的方式投入到產業應用當中。
在“十二五規劃”中，新興產業的布局非常重要，國家必須用政策調節行業布局，過去三十幾年，長三角地區和珠三角地區享受了更多的政策照顧，獲得了很多的競爭優勢，當然也有地域、人才等方面自身的優勢，不管是什么原因，這種嚴重不平衡的狀態不能再繼續下去，中部崛起也好，西部大開發也好，都必須要有戰備支撐，光靠承接落后產業永遠是不可能振興的，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的差距只會越拉越遠。新興產業的大發展給了中西部地區一次戰略機遇期，國家必須站在全國平衡發展的戰略高度審視產業布局，雖然現在不是過去的計劃經濟，但是，適度地計劃和政策調節是完全有必要的，有些還必須是強制性的，如果新興產業再一次與中西部擦肩而過，那么，可以肯定地講：中國將在某個時期面臨空前的穩定危機。
四 “國家股份化”不是刺激消費的靈丹妙藥
由于多年以來，中國刺激消費的愿望一直未達到預期效果，不少專家開始打歪主意，包括茅于軾、謝國忠、厲以寧、陳志武、張維迎等經濟學家在內的眾多名人都把眼光盯到了國有資產上面，尤其是國有企業身上，他們給政府出了一個荒唐的主意：把國家資產股份化，把股權平分給國民。他們認為，把股份分給人民了，人民就可以消費了。這個觀點用心之險惡不是一般的可怕，一方面他們討好了眾多沒有股權的老百姓，另一方面又討好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方方面面，老百姓認為，既然現在得不好處，不如拿點股份也總算想得通，而資本家之類的人則更高興，他們也許是遇上了“千年不遇”的良機，能順順利利地從老百姓手上收買股份，進而控制國家。有人認為資本家哪有那么多錢啊？不可能把老百姓的股份又收回到資本家手中。我卻要說，一定是這樣，不是可能性，是必然結果。資本家收股份不要很多錢，中國銀行多的是錢，近幾十年來私企是如何私分國有資產的？大家沒看到過嗎？
如果國家真的把國企和其它資產全股份化分給老百姓了，不是說不能刺激消費，短期內可能會引起瘋狂消費的熱潮，甚至會讓中國的GDP達到20%的年增長率，但是，后果是什么呢？瘋了就死！不要以為我說這個話很武斷，一點也不武斷。國家把資產分給國民了，國家就沒有收入來源了，控制力就弱了，但是，國家不可能不運轉，怎么辦？拿了股份的所有人必須為此付出上繳紅利的義務，不可能只得到權力而不承擔義務的，當大部分老百姓把股權賣出以后，老百姓是否有能力繼續守住那點利益就很難說了。資本家就成了與政府討價還價的代理人，也是兩個博弈方，如果中國的資本家再與西方資本家搞所謂的合資合作，甚至是直接轉讓給外資，到那個時候，政府能做什么就值得深思？現在的政策都難出中南海，未來只怕連形成政策的基礎都不具備了。
我還得提醒政府有關方面，中國全面私有化還會有一個最壞的走向：私人資本的外流會空前高漲。隨著中國私有化進程的加劇，中國財富外流的速度也在加快，資產越向私人手上集中，中國的資本家外遷的動力也越大，至于為什么會形成這種趨勢，此處很難說清楚，但情況就是這樣的，很多資本家都沒有把自己的祖國當作自己的歸宿，這是很要命的問題，象中國這樣的一個人口大國，如果把國家的生命系在資本家的手上，其危險性讓人不寒而栗。
“十二五”期間，我認為不是加快私有化的問題，而是要鞏固國家的控制力，鞏固和提升國有企業的競爭力，真正能夠承擔社會責任和發展大任的還是國企，真正能夠尊重工人階級的還要靠國企，“私分國家”刺激的不是消費，而是吃毒品，興奮過后會變得骨瘦如材，最終會油干燈熄。
總結：
真正能刺激消費的是“國家福利化”，而不是財產私有化，只有把國家每年的新增財富相對均等地讓全體國民公平享受，國民才敢于主動消費，能夠對未來保持希望的消費才是持久的消費，沖動消費和恐懼性消費都不是正常消費。只有全國各地都保持均衡消費才是和諧消費，“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消費是殘忍的消費，“取之于全民、用之于全民”是最有效的刺激手段。
經濟轉型不能光依靠市場，政府力量是決定性的，有形之手比無形之手更有用，當中國不擁有科技主導權時，國家力量比任何市場法則都重要，市場絕不是萬能膏藥，不要迷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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